二 中国社会复杂性的根据

    中国社会复杂性的根据


    现代中国的面貌极为复杂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有一系列复杂的生产关系。最有特点的是，从极端原始的生产模式到高度发达的生产模式，悉数包含在内。例如，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在蒙古草原上游牧的人和在上海等大都市经营现代产业或坐在银行这一浙江财阀之根据地的经理室的银行家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这不是保持均衡的社会中的职业区别问题，而是显示着生产关系的本质差别。中国内地农民的生活与现代都市的劳动者全然不同，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相互并存的关系在我们日本社会或者更为进步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中，是基本上看不到的。而从其他方面观察的话，例如说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时，常常提及的是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汉口等通过水路与外国直接接触的地区资本主义非常发达。但这也是概括性的、一般的或曰表面的情况，进一步深入其内部观察时，就会发现在这些地方同时也有最为落后的封建性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还存在封建性的生产关系，而且后者在广泛的程度、从业人的数量、生产的体量等方面，都占据着经济上的重要位置，拥有自己的势力。所以，中国现代都市的特点不能从城市里最先进的经济侧面来认识。一般情况下，中国沿海经济都市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域是农业地区。内地的农业地带实际上也存在着多个发展阶段，性质不同的事物彼此并存，关系极不均衡。觉得是非常发达的部分，其附近就存在着极其落后的部分。不论是一个个的农村部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分散孤立的倾向都比较强。


    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一点半封建性，更准确地说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各种性质，在农村和农业关系上体现得最多。在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占据最重要的比重，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为农业人口，国民收入的五分之四来自与农业相关的收入，这些自不待言。在农业领域，前资本主义的性质保留得最多，其中近似于农村共同体性质的组织几乎与世隔绝，常常与外界了无联系。这与从中国古代发展而来的氏族制度之后的大家族制有关联。在四川的部分地区、山东和中国南方都可以看到这种有农村共同体性质的村落。这些地方，父系、父权、父治的制度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它们以宗族系统为核心，掌握着以此约定的规矩、祭祀祖先的祠堂，从而形成由一大家族构成的村落，这种现象在中国内地屡见不鲜。中国南方，多有氏族共有的公地。例如，据说广东省耕地的三分之一为“族田”。而被视为原始共产制的东西也在内地多有残留，甚至还包括纯粹的奴隶制。农村内部的诸种关系，尤其在佃农的地位上可以看到。奴隶性的东西与日本等的情形不同，农业关系中的奴隶、半奴隶地位还残存于中国内地农村的下层农民中。其他如矿山劳动者、码头苦力、人力车夫等群体中，这种近似于奴隶制的制度也广泛存在。但这也只是表面如此，实质上毋宁说是以封建制为其内涵的。而佃农的地位最接近封建性的农奴。


    至于封建性的关系，在现今中国的农村诸关系中相当广泛地存在，特别是在比例极高的佃农地租和地租的缴纳方法上</a>可以看到这一点。农村以及城市中的高利贷等也是这样的性质。城市中也残存着封建性的各种关系。例如我们常见的在中国的大银楼、经营丝绢的店里，以及各种手工业场所的徒弟都是这样。这种封建性关系的残留中最明了的问题是，在政治上、社会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军阀的存在。作为封建性残存的代表，我们屡屡举出的就是中国军阀的例子。


    据说在中国，一代做军阀，其财富可以泽及数代。现在我们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外国租界或者属于外国直接势力范围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些军阀的子孙过着非常享乐的富裕生活。那位“东北王”张作霖父子生活的豪华程度人们记忆犹新。据说曾经的广东之主陈济棠的财富不下1亿元，据称他的财富现在安全地保管在香港。这也能说明之前的军阀压榨是多么苛刻残酷。不用说，这些利益都是从基于封建方式设置的渠道吸收上来的。这些军阀近年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变迁也在变化，亦是事实。我们今天见到的作为地方实力派的军阀与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清朝末期的军阀相比，性质多少有些不同。然而他们在地方上有割据的地盘，在其势力范围内脱离中央政府的直接支配，依然呈现出中世的封建君主的架势。当然，这样的半封建势力现在也被纳入中国的抗日政权内部了，代表就是辛亥革命以来保</a>持独立地位恰似“山西国王”的阎锡山</a>及其朋党，或组成大广西军阀的广西的李宗仁</a>、白崇禧，还有云南的本地军阀、省主席龙云。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看作封建势力的代表。此外，在四川有“卢沟桥事变”当年冬天死去的刘湘、支配西康的军阀刘文辉等，还有刘湘的旧部形成的杂小军阀等，势力不少。有的军阀，如国民政府的内政部部长何键的势力，原本是一种军阀势力，但其相应地盘已经大部分靠不住了，现在只不过是地方势力或者被说成在地方有实力的军人。曾割据山东的韩复榘，在战争的第一年年末因被问责山东败退之事在汉口被枪决。众所周知，他曾是永远观望、选择利己的中国政界的黑马。想来，我曾于“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在济南的省政府内他的房间里与其对谈，听他说了那套奇怪的“中日亲善”论，直到现在都还不能不时常想起那之后东亚所发生的激烈得让人目不暇接的变化。还有1935年12月以来曾担任过冀察政权首领的宋哲元，他同样是军阀势力，但稍稍带有现代军人的性质，是封建性要素薄弱一些的军阀，但封建势力也相当多地残留下来。那位孔子</a>的第七十七代后裔孔德成现在由于中国军队的原因被带去了内陆，很明显这位孔子的后裔完全具有宛如中世诸侯的地位。他有自己的庄园和很多农奴、护卫兵。在中国内陆有名的寺庙拥有很多寺领庄园的也不在少数。山西的五台山几乎拥有五台第六区的所有土地，江苏宿迁的极乐庵有五华顶以及其他四处共计20万亩田地，虽是和尚，却住着比县政府气派十倍的宅邸，拥有妻妾，从事收租、放债等活动。此外，江苏泰州的光孝寺、河南南阳的玄妙观、镇平的菩提寺、芜湖的广济寺、庐江的实际寺、四川的文殊院等各有数千亩寺庙土地（参照天野元之助的文章，1937年版《中国经济年报》）。


    上述是就中国的所谓半封建性的特征列举的几个例子，中国现在的特征之一半殖民地性的具体内容，在后文介绍外国势力时再说。若介绍一般的状况则如下。


    孙中山</a>在三民主义</a>的讲义（1924年2月3日）中说</a>，中国不是某一国的殖民地，而是与中国有利害关系的好几个国家的殖民地。他在《三民主义》的某处有如下论述：


    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觉得有痛痒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觉，象［像］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大家至今还不大觉得痛痒。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全国人至今还只知道是列强的半殖民地。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厉害。……故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依我定一个名词，应该叫做“次殖民地”（尾崎按：在中国也有将“次殖民地”用作半殖民地的意思的，但与孙中山用词的意思不同）。这个次字，是由于化学名词中得来的，如次亚磷便是。药品中有属磷质而低一等者名为亚磷，更低一等者名为次亚磷。……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叫做次殖民地。


    这种说法有几分夸张，而且证明中国比纯殖民地还要低下的理由并不明了。但是孙中山当时觉得中国的现状比殖民地更差。


    孙中山竭力想把中国从列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最初对日本最为信赖和</a>期待，想借同样立国东洋的新兴帝国之力拂去欧美的压迫，但与日本的关系没有像预期那样发展，而在欧洲大战中形成的日本与中国内部的激烈变化又促使两国的对立面迅速出现；同时，受世界性的民族独立风潮、苏联革命等情况的巨大影响，最终结果是中国奔向了苏联的方向。另外，对于中国的殖民地状态，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讲义中做了如下粗略的计算：


    ［由于沦为殖民地造成的损失］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利权的五万万元；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扣折、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或至一万万元；其三，出入口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元；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桩，夺我利权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元；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几千万元。这六项之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


    当然，造成中国的所谓半殖民地状况的列强的影响力，不单是产生了这些经济上的利益，如今还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里产生着影响。


    以上，我把现代中国社会的特征从其基本点上加以捕捉，将之描述为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然而，我觉得这些特征的根源是中国社会现状发展非常落后这一事实。而且，造成现代中国这一落后局面的是过去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停滞性。当然，正如某位学者所言，中国社会时至今日整体上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没有降低，还是向前发展的，但因为其间有几次发展—完成—烂熟—颓废的反复，整体上这个向前发展的速度极其缓慢，幅度也很低。因此，漫长的停滞性成为中国社会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