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想要正确把握现代中国，实属难事。中国曾被称为世界之谜。我想现在还有很多人将中国看作不可理解的国度。这也确实是情有可原之事。试看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们迄今推行的对华政策是否建立在充分透视中国的基础上？这一点，至少在过去，让我们抱有疑问的时候不在少数。而至今对中国的种种描述是否绘出了中国的真实面貌？我觉得存疑之处也还很多。


    现在我国和中国之间进行着有史以来，至少是东洋史上未曾有过的非常凄惨、深刻的斗争。就其结果，我们现在从各种角度做着各种预想，然而一想到谁人能有切实的见解、预估，我便有一种感慨且不寒而栗的感觉。尽管我们正向着历史指明的方向默默挺进，但还是觉得绝对有必要首先努力去切实把握中国的真实面目。


    依照我们过去的经验来看，虽然日本与中国如此邻近，在经济和政治上有很多联系，且回顾历史的话，日中还曾有过长时间的接触交往，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日本人对现代中国所知甚少，甚至少到出乎意料的程度。原因何在？考察这一点，会发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举个简单、切近的例子就容易看得出来：现代中国，尽管是一个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的正确、科学的领域，但迄今日本还没有直接将之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不得不说此乃不可思议之事。“支那学”虽已存在，但该学问的根基源于欧洲学者将中国当作遥远世界中古老珍奇的社会来概括性把握，而且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中国仍是被置于遥远之处的古老中国。如今，东京帝国大学</a>开设将现代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新讲座，不外乎是日本经历日中事变而出现的需求。还有，现在渐渐被视为问题的——将汉语作为中学正规课程来教学的问题，虽然我们很早就开始强调其必要性，但被视为问题还是因事变的现实要求而促成的。中国的古典——汉文，我们自少年时代就有非常深入的接触，然而通过这些汉文我们所想象和描绘的中国社会却与现代中国社会非常隔膜，仿佛没有任何关系。无视其与现实中国有数千年的跨越、隔膜，带着错觉误将其作为理解现实中国的唯一尺度，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可以说，将古典的中国社会与现代中国社会连接起来的努力一向被忽视了。


    我认为，在现今正经历的大事件以及迄今的行进过程中，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不足或者说关注不够而造成的缺陷都全面地显现出来了。


    谈及于此，我还想起一件事。前年的7月7日是日中战争的发端，即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日军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当天晚上，日中文化协会举行了第一次会晤。成立该协会的人士以前就感觉到日中关系的紧张，想找出新的解决办法来走出这一状态。当晚中方出席的人士，有当时在东京的实力派人物陈博生（此人当时是《中央日报》驻东京特派员，现在中国内地活动，最近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首脑之一），时任驻横滨总领事的邵毓麟，以及当时管理留日学生的蒋某人等。会上提议，首先针对日本和中国的现状坦诚交换意见。参加当天会面的日方人士主要是活跃在日本本土政治领域第一线的年轻媒体人。我们在这个场合尤其深切感受到日中双方立场的巨大差距。


    如前所述，普通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程度之低令人吃惊，或者对中国的关心非常淡薄。中国亦是如此，中国对日本的认识程度更是低得令人惊叹。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近年急剧高涨，尽管如此，仍可断言他们对日本十分缺乏正确的认知。我们从那天晚上的会面，深切感受到两国知识分子之间存在多么深的鸿沟。我们进行着无益的讨论，都没有意识到夜已至深，而这正是历史性的瞬间逐渐逼近之时。交战快两年了，这期间中国对日本的考察游离于现实、缺乏认识以致影响到深入的理解，这些姑且不论。提出要在东亚建设“新秩序”的日本（当然“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仅凭日本一己之力无法实现），既然标榜实施这一大业并成为其中心，那么我认为就必须充分深入地认识大陆中国。


    鉴于此，我有志于尝试探索现代中国的社会本质，以加深理解。在我们看来，若不全面而综合地把握中国社会则无法达成目标。自不待言，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目标，非轻而易举所能实现。但同时，这又是需要一些人去努力尝试的，而且眼下这种需要尤为强烈。如果，我这本小书对有意于此的人能起到参考的作用，或者成为其批判对象，那我做此论的目的就已实现大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