蕴含转机的国际形势与东亚
3个月前 作者： 尾崎秀实
一
从欧洲大战到世界大战的发展
1939年爆发的欧洲大战逐渐有了世界大战的规模和性质。东亚的战事——日中争端也卷入其中，战局从欧洲波及北非、近东，如今正逼使美国参战而进入决定性的阶段。现在大势已然十分明确，世界各国都不得不使自己归属到这对抗的两大阵营中的一方。始终标榜中立的苏联，其中立本身也不能不受到种种制约。
为了透视大战今后的发展方向，我们先来简单地归纳一下直到最近的经过。
继德军1940年5月10日入侵比利时和荷兰之后，5月28日比利时国王自行投降，到了6月22日法国也最终在德军面前臣服。
法国的彻底战败使英国传统的大陆封锁战术露出破绽，英德之间的势力均衡产生巨大变动。这促使作为英国后盾的美国迅速走上介入战争的方向。
而在苏联一方，观望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争斗，自己则坐山观虎斗的消极政策，其基础也发生了动摇，作为应对的手段苏联开始考虑加强国内政治、经济力量并在外交上提出积极的对策。
当初有观察认为，法国战败之后，德国的方向或许是一举攻占英国本土，但如今局势已经逐渐明朗，德国的基本战略在于针对英国本土实行反封锁。德军强化了对以伦敦为首的城市军港、军工基地等肆无忌惮的轰炸，同时通过飞机和潜艇对进出英国本土与海外的货物运输船实行攻击。
据悉，每月沉入海底的英国船只达40万吨以上（其政府公布的开战以来的数字为612万吨），众所周知，这是远远超过英国的造船能力的。如果再考虑到对工厂地区的轰炸，这个比率将进一步提高。根据评估，轰炸等所造成的破坏使生产减少了六成。甚至有观察认为，粮食储备也只能维持数月之久。
德英的战争态势呈现持久战的形态，德国倾力强化占领区的经营，准备向非洲及巴尔干、近东进击，并加强外交政策。在国际关系中强化自己的阵营和扩展其战线，这乃是发展到世界大战规模这个时期以来最大的战争课题。
连接柏林、罗马和东京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日德意三国条约，于去年在柏林签署。条约规定，日德意三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所有办法实行相互援助。
在日本承认德意两国于欧洲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德意两国则正式承认日本在“大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
之后，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各国也加入到三国同盟中来，使之形成了明确的三国同盟世界战线的态势。
与此同时，德国开始积极展开巴尔干工作。针对因中部和西北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割让问题而产生动摇的罗马尼亚，德国的尝试首先取得了进展。亲英法的国王卡罗尔二世遭到驱逐，安东内斯库将军走上政治舞台并确立了独裁政治体制，德意两国的政策兵不血刃地成功奏效。
接下来，意大利和希腊爆发战争。10月底意大利跨过阿尔巴尼亚侵入希腊境内，但意外地遭到了希腊军队的强烈抵抗，加之英国在海上的援助，致使战线呈现出胶着状态。
在北非，英意的对抗也突然激烈起来。
意大利对希腊及北非战线的进攻出现停顿状态，这导致巴尔干各国内部产生微妙的变化。如本年（1941）2月在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针对德国的巴尔干进驻，土耳其得到了补偿。
而英国在此期间坚持对巴尔干各国做说服工作。
3月2日，德国大军突如其来仿佛波涛般的开始进驻保加利亚。这是在保加利亚加入三国同盟后立刻发生的。
德国的巴尔干工作排除英国的干扰，正兵不血刃地进行着。3月25日，在柏林签署了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同盟的文件。当时没有想到，两天后在贝尔格莱德发生军人政变，新上台的内阁又撕毁了参加三国同盟的文件。结果，德国不得不同时对希腊和南斯拉夫实行武力进攻。这对德国虽然是很糟糕的，但其占绝对优势的武力致使南斯拉夫开战仅12天后就无条件投降，而希腊首都雅典则在三周内便沦陷了。
另一方面，投入利比亚的德军在意大利军的协助下开始转守为攻，目前正与英军在酷热的沙漠中角逐着。
5月20日，突如其来的德军以空中攻略克里特岛的新战术开始战斗，经过12天的苦战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
巴尔干地区已完全处在轴心国的控制之下，而攻打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已然提到日程上来，战事正在向阿拉伯方面发展。这样，不用说土耳其的取舍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土耳其的真实想法，当然是要避免卷入战争的旋涡。而且，身处紧张的国际局势之中，力量微弱的土耳其也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不难想象，围绕土耳其问题，在英德乃至苏美等国之间必将发生激烈的前哨站。
苏联对达达尼尔海峡抱有重大关切，加之巴库油田对苏联经济来说乃是生死存亡的重要地带，因此，其对高加索地区表示出极大关心。而德国势力试图从巴尔干再向东延伸，这种状况对苏联来说并非可以轻易容忍的。
针对上述的德军进驻保加利亚，苏联从巴尔干半岛和平的角度出发，发表了不希望事态如此恶化的声明。3月末，苏联突然与土耳其相互重新确认了1926年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
毫无疑问，苏联的所有行动都是针对德国激进的侵略行为而试图为将来的发展做出相应准备的步骤。
因此有消息称，《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突然得以签署，也是这些关系变化的微妙反映。然而，不仅英美两国，还包括更广泛的方面都认为，日苏关系在此次世界大战中呈现了最为复杂的状态。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总之它是造成目前国际形势进入一个重大转折期的重要原因。
问题的关键进而转移到阿拉伯方面。阿拉伯各国正被卷入台风的中心位置。
伊拉克已然拿起武器去迎击英国。长期以来处于英国统治下的伊拉克，其国内激进分子于4月4日强行政变，5月2日以来开始与英军发起战端。对英国来说，伊拉克不仅在石油资源上非常重要，事态的发展还可能波及阿富汗、印度，因此这是动摇英国对东方统治基础的重大问题。
战斗的结果以英军胜利告终，巴格达对英军打开城门，亲英政权开始重新掌握局势。然而，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
此次欧洲大战的根本课题在于世界新秩序的创建，这当然是英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能否得到清算的问题。
而作为世界新秩序一环的“东亚新秩序”的建设，则以东亚民族的自主和独立为条件。在此，印度能否摆脱英国的枷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般认为，印度至今还没有掀起自觉而强有力的民族运动。而且，如今似乎是从西方那边试图提出该问题，这实在是意义深远的事情。
世界性抗争在不断向东方扩展，其战线也渐次得以形成。
法国正不顾体面地逐渐抛弃自战败以来相当暧昧的态度而与德国达成合作关系，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情况。而英国在努力给法国带来一旦胜利结束大战则恢复其原状的期待，以维持法国的“中立性”。大多数法国人也暗中祈祷战争以此种方式终结。这在法国政治领袖对德国的机会主义态度上，也有所反映。而且可以认为，这是因为如今北非及叙利亚等地区重要性增强和法国国内经济需要维持，故有必要与德国保持进一步的紧密关系。5月6日，德法两国签署了协定。
最后，美国的地位正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在其国内孤立派的势力和主张不可小觑，但一般观测认为，对英援助将逐渐得到强化，不久军舰海上巡逻会得到实施而美德冲突难以避免。此前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也已充分表明了其决心。美国经济已经因急速进入军工生产扩大阶段而出现人为的景气，使军工企业家得到了充分的利益。对他们而言，除了参战没有更好的办法维持这种不自然的景气了。而且人们预测，如果德国获胜，美国在欧洲乃至南美等市场的地位将变得越发动摇。当然，美国的政治领袖当前正在探测局势，他们感到危机的到来而处在迷茫状态，这也是无须否定的。
二
东亚局势与事变处理的问题
如上所述，当我们观察国际关系现状时，就会清楚东亚的局势完全是其组成部分而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日中事变从昭和十二年（1937）爆发以来，如今已经过了整整4年时间。回顾其间发生的世界性局势变动乃至我们身边无数的变化，不能不有“遥远而隔世”的感慨。
日本身处目前国际局势之下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不用说正是4年来的中国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乃是赋予我国政治领导人的最大课题。
如今最为明确的事情，是日中事变不可能切割开来作为单独的问题来解决。但我感觉，一直以来我们的事变处理方式却始终把事变当作单独的问题。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提请注意的是，中国问题与世界性问题密切相关而需要作为世界问题来解决，这样的观察并不意味着在世界性局势下中国问题就可以立刻得到解决。正因为这是具有世界性规模的问题而最终与世界性的解决相一致，比起局部性的解决来这更是根本而长久的事情。
在事变经过了4年的今天，我们回顾其处理方式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将是有意义的。当然，对于相当具体的问题我们评论家并不知晓，很遗憾只能做些概括性的分析。
自世界危机以来，各国试图通过经济上的国家主义乃至确立区域经济的方法来谋求出路。区域化倾向成为世界性的风潮，当然不能不导致各区域之间的对立激化。与此相伴，军备急速扩张，也是事实。
可以想象，日本确立“日满”乃至“日中满”的区域也是必然的。
有关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主张，一种是主张贸易中心主义的松散方式，另一种强调更为紧密的结合。前者体现在各种“日中经济提携”论的方式中。而后者具有更为积极的推进方式，因为要触碰在中国的各国列强的利益关系和中国本身的民族情感与利益，当然产生了种种摩擦。实际上，因世界形势的紧迫与慌乱的气氛，日本采取了后者的方式，而摩擦首先出现在与满洲接壤的北方中国。（这方面的情况，参见拙文《最近日中关系史》，太平洋问题调查部资料七）
那么，日本的要求何在？这只要看看1936年10月在“支那派遣军”司令田代和宋哲元之间签署的协定内容，就会一目了然。［（一）津石铁路建设；（二）塘沽港口；（三）白河水利事业；（四）龙烟铁矿；（五）井陉煤矿；（六）棉花种植。］而这种思考方法，最明显地体现在1938年10月创立的“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及“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的使命上。
第一阶段。昭和十二年（1937）7月于卢沟桥发生的突发事件，在没有获得有关事态发展的充分而正确预测的情况下，其规模逐渐扩大开来。然而，不久便发现这乃涉及全中国的问题。问题甚至具有涉及全世界的性质，但这一点至少在1940年年初乃至该年秋三国同盟确立之际，还不甚明了。当初，人们的认识还局限在有关中国的局部性问题上，之后也只是意识到这是世界性的局部问题。可以断定，这种情况给至今为止的日本政策指导以巨大影响。也就是说，日本国内政策常常以暂定的“临时措施”性的方针为主，对外政策上也是缺乏独立自主的性质。
总之，事变具有涉及全中国的性质，这一点虽然逐渐明朗了，但日本依然没有明确意识到此乃长期化的问题。因此，产生速战速决的期待，也并不奇怪。
12月12日南京沦陷之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时提出的和平条件，后来被广田外相以及汪精卫</a>曝光，其中有：（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二）中国放弃排日排满运动；（三）设置华北、上海、蒙疆等非武装或特殊地带；（四）中国确定“防共”政策；（五）签署“日满中”之间的经济协定；（六）赔偿事变造成的日本侨民损失。
这样，日中事变处理的方针以南京沦陷为界得以明确下来。
第二阶段及最新发展。从徐州会战到《近卫声明》发表的这一阶段，一方面通过在中国建立地方政权和开发公司等，日本一直以来的对华要求得到充分展现，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期待东亚民族联合的理想主义式情绪。后者主要体现在参与满洲“建国”的一群人所主张的东亚民族协调的理想主义上，以及提出与日本高度国防国家建设新要求相结合的口号上。这也便是要求日本政治革新而以政经</a>新体制创建为不可或缺之条件的主张（当时，这种主张被称为“国民再编制”运动）。而作为民间的理论，则有媒体上频繁讨论的“东亚联盟”论或“东亚协同体”论。
《近卫声明》发表于昭和十三年（1938）末（12月22日）的广州、汉口沦陷之后，日本的基本要求有三点：（一）中国与“满洲国”建立友好关系；（二）缔结“防共协定”并以此为基准日本在特定地点驻军及内蒙特殊防共地区化；（三）日中经济合作。
与《近卫声明》相呼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开始表面化。昭和十三年（1938）12月汪及其数名同僚逃出重庆，发表了呼应《近卫声明》的《和平救国运动宣言》。
对于汪精卫运动的预测及其对策暂且不谈，这个运动得到多方支持，遂于昭和十五年（1940）3月组成了“新政府”。不管怎么说，该运动的展开给新秩序论者带来了具体的事实和希望。
而1939年7月爆发的欧洲大战促使日本改变观点，将日中事变放到更为广大的视野上来定位。日本方面对于汪精卫政权的看法，也不得不因此而有所改变。日本在11月底正式承认南京政府，但不容否定的是与此同时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为了事变的及时迅速处理，与重庆方面谈判还是有效果的。
但是，正如我经常指出的那样，日本如果要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便不可避免地会与深深渗透到其内部的英美势力发生冲突，这是无法回避的。因此，从“不以蒋介石</a>为谈判对手”的见地出发而采取欢迎建立新政权的立场，乃是理所当然的。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视支持培育汪精卫政权为正当的方向，也没有问题。而汪精卫政府“还都”南京一年、《日华基本关系条约》缔结半年后，其现状还没有展示出所期待的发展来，这也是一个事实。
这在先前本多大使回国述职时也有所体现，大使在京都发表的声明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大使列举的汪精卫政府发展受阻的原因很得要领，我们很有同感，但也必须指出这实际上正是日本的现状以及世界形势所导致的。
以上，可以说是有关最近阶段的决定中国问题解决方式的主要因素。
日中事变4年来，作为日本所蒙受的消耗和为应对重大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所作社会、经济动员的结果，在物资动员逐渐窘迫的同时，对大陆的现实要求也渐渐提高，这是很明显的客观事实。如后所述，因为重庆政权长期抗争的立场和态势越来越不容忽视，所以日本的事变处理方式也不得不采取更为现实的形态。大陆所有的物质资源对日本战时经济的重要性将增强，资源的获得与作战两者必将形成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
以上走马观花式的对事变处理方式重点变化的观察，说明了其与日本政治力量的主体性条件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关事变处理方式与日本政治的关联，请参照发表于《大陆》1941年7月号的拙文《现实政治的推移》。）
三
处于美国保护伞下的重庆与荷属东印度
毋庸置疑，决定日中事变处理结果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于对中国本身的现实是否有正确的认识。
处此急速变化的世界局势之中，中国当然也不能不蒙受重大影响。何止如此，中国还处在自身的社会变革过程之中，包括其半殖民地性质，都使其接受的来自世界局势变化的影响要深刻剧烈得多。
以脆弱的抗战能力而保持对日本的对抗态势，中国至少必须维持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把握住国内统一战线的态势；第二，维持战时经济使之不至于崩溃，而且还要忍受来自日本的经济战并与之斗争；第三，必须深化国际性依存关系。
随着国际战线明确划分为两大阵营，中国原本对英美的依存姿态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这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关于第三点，众所周知，自日德意三国同盟缔结以来，中国对英美的依存度有了决定性的增强，《日苏中立条约》签署后，其依存度又有进一步强化。
第一点完全属于继续维持国共合作的问题。
第二点是内地经济建设和经济战（对日本实行反封锁）的问题，此点最为重要。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通货膨胀的急剧发展，它非常严重地困扰着内地政权。毋庸置疑，这种使民众生活处于极度不安的状态，逐渐将抗战导向更为困难的方向。不用说，这种恶性通货膨胀源自重庆政权坚持在经济上不胜其力的抗战。仅从财政膨胀的状况来看，虽然昭和十一年（1936）的岁出岁入各10亿元保持着平衡，但次年岁出为21亿元，接下来每年分别为24亿元、28亿元、35亿元，呈逐年急速膨胀的态势，到了昭和十六年（1941），针对岁出的税收及其他收入则不过5亿元而已。正如孔祥熙所言，其余部分“以借款填充”。这些几乎都要依靠内债来应付。蒋介石政权自事变发生以来所发行的内债，至1940年上半年已经达到44亿元。公债最终都由银行来消化，致使政府银行的法币发行量增加而呈现出恶性通货膨胀的倾向。根据公开发表的数据，法币发行额在昭和十二年（1937）6月为14亿元，但到了昭和十四年（1939）6月则上升为27亿元，该年年底为30亿元，昭和十五年（1940）6月为39.62亿元。评论者的一致意见是，实际发行额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上海《财政金融报》的老板伊康认为，到年末将升至60亿元。这还不是最高的推测，实际上还有观察家认为年末将达80亿元，而到本年（1941）2月可达85亿元。再加上地方银行券、红军军票等估算有9亿多元，最终将达到九十四五亿元的巨额规模。
日本方面对重庆实行经济战，进一步使中国内地经济陷入苦境。日本经济战的要点是强行经济封锁、军票工作、驻军的经济自给政策。其结果，是内地物价的高涨愈演愈烈（内地平时原本就生产有限，如谷物和食盐有7%的缺口，棉花缺口为79%）。显示内地物价高涨的某资料统计如下（1937年上半年各月平均为100）：重庆1940年1月为279.2、7月为449.8、12月为1217.8，1941年3月第一周为1233.8。就是说，与1937年相比物价涨了12倍。重庆各商品的高涨分别为：大米12倍、食盐9倍、小麦8倍、棉花8倍、煤炭30倍、火柴20倍、铁板18倍、铁钉20倍、玻璃13倍。另有报道指出，到本年4月底米价上升了19倍。众所周知，这种现象与其说源自粮食的绝对不足，不如说是由于地主、商人的囤积投机活动导致的。蒋介石亲自挂帅苦心应对，甚至于去年12月枪毙了前成都市市长杨全宇，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陷入更加困难的状态。
有观点认为，内地经济陷入此境在政治上成为进一步激化国共两党矛盾的原因。要求地主、商人、军阀等积极合作，依靠内地经济建设和源自外国援助的对外贸易而继续抗战的重庆方式，和以独特的农村革命来实现民众动员的中国共产党的方式，两者到此阶段越来越难以相互认同合作。国共摩擦在作为重庆根基的浙江财阀之势力范围的江苏、安徽、浙江一带最为尖锐激烈，其原因盖出于此。自今年（1941）1月初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袭击新四军司令部并逮捕军长叶挺这一突发事件（皖南事变）以来，在政治层面上也持续展开了形式最激烈的内部斗争。
日军对重庆军队所施加的军事压力，在4年之后也仿佛取得了绝对效果。5月以来，针对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所施加的攻击是开战以来取得的最大战果。目前看，重庆全面军事反攻的可能性几乎丧失殆尽。重庆方面今后若有反攻，恐怕要采取别的形式或至少是与别的形式相结合的军事行动。
对重庆而言，唯一的出路是依靠英美。至今为止，为了战争，重庆最需要的是武器的输入和资金的筹措。为此，需要内地农村矿产的开发及强行输出。事变爆发以来，中国得以对贸易部门实行比较有力的统制，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要求。我们看到，通过贸易部门的国营化，英美资本的压力逐渐直接或间接地支配了中国的内地经济。
根据《财政评论》4月号的统计，开战以来各国对华借款总额达到如下巨额：英国货币为9000万英镑、美国货币为4.978亿美元、法国货币为10.3亿法郎。以国别而言，对英借款5810万英镑、对美借款1.978亿美元、对苏借款3亿卢布，对法国、德国、捷克各国借款分别为10.3亿法郎、3050万英镑和1.2亿克朗。
其中，苏联对华借款的性质略有不同，仿佛是占了苏中贸易协定的全额。总之，这些借款显示了重庆政权的对外关系结构，英国借款显示出交通、金融等商业的性质，美国的借款重点在于桐油、钨、锡等物资方面。
进而从借款的确立时间来看，可以知道在比重上美国比英国有提高。美国去年向中国借款三次，即3月第二次贸易协定（锡借款）的2000万美元、9月的第二次借款和12月的1亿美元大笔借款（购买军需物资及稳定法币借款）。在此，淋漓尽致地反映了美对华政策的积极性。到了这个阶段，美国对华借款的意义不应该像早先那样仅从经济角度考虑，而应该从世界政策的视野来加以理解。
三国同盟确立以来，对中国来说美国已然成了唯一的支柱，而美国方面也极为认可中国的利用价值。持续抗日的中国正成为英美国际战线的重要一翼，在法国曾经成为美国的前卫这一意义上来看，在东亚，中国的未被占领地区已经成了美国的前沿阵地。
抗战中国其内部如何蕴藏着重大的矛盾危机，怎样在日军的武力和经济封锁之下变得疲惫不堪，这里举出的几个重要指标已经做出了明确说明。但是，如果做出重庆的屈服“就在眼前”的观察，恐怕是有误的。因为，它越疲惫不堪而危机四伏就越会向美国倾斜。在此，我觉得需要进一步检讨这样的观点，即把中国与美国分离开来，中国问题将容易解决。对此我不得不做出结论：这样的思考方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单纯从东亚与美国的关系考虑是难以确定的。总之，美国的最终考虑出于其世界政策。美国和英国联手而与德国的殊死搏斗正向世界规模的大战扩展。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德国强有力的同盟国日本之与中国的抗争无论持续到怎样的程度都是对美国自身有利的。这期间，美国一定期望借助丰厚的财力而持续扩大其军备。
对于这样的事实，不容许认识的乐观浅薄。
以上情况，也可以用来说明荷属东印度的态度何以不可理解的强硬。与荷属东印度的交涉，由接任商工大臣小林的全权大使芳泽负责，芳泽以柔韧顽强的交涉博得名声而持续参与谈判。但6月初传来的最后结果，却是与期待相反而令人难以满足的。
强调向东南亚、南亚进军的观点。——译者 日本的南进论 虽曾喧嚣一时，但又常常声明其意图中并没有超越经济之外的考量。而这种针对经济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绝。
荷兰乃至荷属东印度当局不断声称，自己与“东亚共荣圈”没有任何关系。不用说，这是因为对作为其恨之入骨的德国的同盟者日本之反感情绪使然，而更为妥当的观察是荷兰与英美的势力在根本上完全一致。
1940年4月17日赫尔声明；赫尔为威尔逊总统时代的国务卿。——译者 去年4月，当荷兰被战祸殃及的时候，日本声明表示对荷属东印度的现状有进一步的重大关切。对此，美国立刻声明“若干涉荷属东印度的内政或以非和平手段改变其现状，这不仅是与荷属东印度，而且将成为与全太平洋安全相关的问题” ，明确表示出牵制日本的意图。
必须指出日本向南方的经济拓展存在着以下弱势：（一）华侨作为输出消费品的经营者占有重要的比率；（二）政治上已经处于欧美的支配之下；（三）日本的投资额占很小的比重（在南方地区的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群岛、法属印度支那、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各国的投资概算为：英国100亿元、荷兰53亿元、法国20亿元、美国17亿元、日本3亿元、华侨40亿元）。
而且，日本对南方区域所拥有的资源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切实必要。
最近，美国在贸易中的比重明显增大。例如，在荷属东印度的对外贸易中，美国的输出在1938年到1940年上半年从13.6%上升到29%，输入从12.6%增至20%，其对美国的依赖倾向在经济上变得越发明显。
现在的雅加达。——译者 问题更在于，这种依存关系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本国遭到攻击的荷兰，如今实质上只能据守这唯有的荷属东印度。而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荷属东印度已完全被组合到了英美圈之内。英美法荷四国的共同防御军事会议，以往就常常在新加坡、巴达维亚 或马尼拉举行。可以说，在太平洋上存在着英美荷组成的海上共同势力。
我们还要同时考虑到以下事实：南方大陆缅甸与重庆的连接，英美航空力量的进出中国内地，以兰贡（Rangoon，仰光的旧称）为后方基地，以中国未被占领地区为前沿基地，等等。
更明确地说，我们应该看到世界大战接下来更重要的阶段，即美国参战以后，在远东英美荷中军事上共同作战力量的存在，或者不如说现在已然存在了。
四
民族问题的显现
约旦旧称。——译者 开篇所述欧洲局势的进展，进而扩大到了叙利亚。在巴勒斯坦以及外约旦 的英军司令梅德兰德·威尔逊将军的指挥下，加上前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卡德尔将军麾下的士兵，总共两万的英法军队在6月9日开始向叙利亚进攻。而德国如何对叙利亚实施救援，则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英国的作战目的始终在于接受第三国的支援而歼灭德国的势力。波兰如此，挪威如此，荷兰、比利时、法国如此，南斯拉夫、希腊也是如此。而至今为止常常是以第三国的惨烈牺牲和英军的败北而告终。可是，英国依然固执地坚持此种方式。在殖民地各处拥有基地且有着压倒性优势的海军力量的英国，随着其逐渐远离欧洲的中心而处于有利的状态。在北非各地展开的抗争，如今已经波及近东和阿拉伯地区。据观察，英国的策略在于逐渐将德国的军事力量引向远离中心的地带，并使其优越的攻击力量发挥到极限。加之，近东和阿拉伯地区的问题牵扯到土耳其及苏联的实际利益。不用说，这亦是横亘在德国前进道路上的难关。
德国与此相对抗的方式，不能仅仅依靠武力。因为，压倒性优势的武力也由于远离本土而成反比率地减弱。加之上述作战基地和第三国介入的问题，很可能使之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我个人认为，决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对已占领地带的经营能力，而更为根本的是能否将其经营与战争有效结合起来。就是说，这与德国追求的创建世界秩序的可能性道路直接相连。直截了当地讲，可以说这是德国在武力战胜之后能否逐渐布下走向新秩序基石的问题。如果这些能够逐步落实，地区的扩大便是整体势力的增强，并可成为下一步的发展基地。
有关于此，我们还没有掌握能充分下判断的材料，暂且相信同盟国德国的能力吧。
但是，在此我们注意到一个不可轻视的新的重要问题。这就是上述形态下英德抗争的场面逐渐扩大而达到临界点时，在其彼岸所清晰浮现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问题也将发生在临界点之内），即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问题。这在目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下一个阶段确实将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
不用说，这与东亚的民族问题紧密关联。在此，隐含着建立世界新秩序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课题。
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英国军人，曾支援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叛乱，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译者 英国以其历来的老练，也准备了保证给印度、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叙利亚以民族高度自治及未来独立的一手。我们已经见证了“一战”时劳伦斯 式的活动在各地展开的情况。就连“自由法兰西”军也曾追随其后。卡德尔将军侵入叙利亚之际，就曾宣誓“始终以叙利亚及黎巴嫩托管国的身份谋求自由独立的国家”。
这种誓言与保证到底如何呢？对此若想追溯“一战”的结果而唤起人们的注意是没有意义的。被虐者追寻梦想，而实现了梦想的人则必须追寻更为美丽的梦想，或者通过明确的现实得到教训。
假如不推行德国式民族解放的现实方式和新的组织，说不定不久也会有自然生长式的民族自我解放问题的出现。
如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7、1928年间，很少有能与苏联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的吸引力相比的。可以说，这是因为苏联在其后完全采取了独特的国家主义所导致的，尽管如此，在英德方式相互纠缠而处于停顿的状态下，苏联的确有其自身的影响力。
五
现阶段出现的和平问题的意义
欧洲大战的发展局势，已如上述。而且，似乎已经进入美国一路迈进而直接参战的新阶段。然而这一时期同时也显示，有一个缓慢停滞的过程存在着。其各种原因和要素有以下几点：第一，德国的急速进军步伐大致转到了缓步前行的阶段；第二，德苏关系渐渐产生了极其微妙和深刻的变化；第三，美国在一路迈向支援英国的政策之后，如今遇到是否参战的具体问题而陷入踌躇与反思之中。进而如上所述，东亚局势也可以说大致进入了停顿状态。
虽然英国国内消耗严重，生产力衰退，粮食储备锐减，但英德之间围绕地中海区域的争夺还是进入了对峙的状态。德国也需要准备进行持久战，且为将来的发展重整工业生产力和粮食自给自足措施。而与粮食问题相关联，作为粮仓的乌克兰就具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传苏德之间的紧张，其中一个原因就与这一点有关。一般认为，苏德关系比起以往，得到大规模而根本的调停还是走向歧路，是目前的关键。
至此，人们会想到英国保守党的传统策略，即反苏“十字军”结成的可能性。但是，在德英激烈抗争的旋涡中且德国正考虑重大反击的现在，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可能性至少是不现实的。
因此，在现阶段的自然发展中和平问题被提到议程上来，其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德国在开战的初期于波兰战线稳定后，曾两次发表和平通电，列出如下条款：（一）德国不以称霸世界为目的；（二）坚信世界长久和平有待英德两国的和解；（三）德国不放弃殖民地返还的正当要求，但绝不为此而使用武力；（四）提议召开有关通商、通货、裁军、限制武器及其他问题的国际会议；等等。（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国会演说）
当然，英法方面并没有接受这一提议。
1940年2、3月份，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赴欧洲致力于和平斡旋，如今这依然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很明显，这时期与我上面所指出的现阶段的和平气氛有根本的不同。
现阶段的和平时期，日本处在非常有利于发表意见的地位，即虽为三国同盟的一员，但在地理上处于特殊地带。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立场受到人们的关注。
今年2月初，日本松冈外相通过大使重光葵向英国外相艾登转达了阐明帝国之和平方针的信息，我们可以从英国下议院巴德拉副官的公布得知。与此同时，日本情报局局长石井在外国记者会上宣布“日本有意调停世界战争”的声明，引起全世界的巨大反响。
4月29日《日本时报》的社论［Peace Terms（和平条款），无署名］出自外国投稿人之手，如当局声明的那样，这与日本政府的方案没有任何关系，但还是作为展示出了三国同盟一方和平条件的大致轮廓的文件，颇受海外的关注。
以下，试着概括其条款的内容。
导言部分，首先站在欧洲大战迎来一个转机这一印象上阐明其主旨，认为“和与战的重大决定其关键握在美国手里”。
而作为原则，“更为强大的国家将推动世界发展，并在势力范围、资源、统治形态等问题上，发挥最大的自由灵活的手腕。无以维持其实力，只靠操纵各国而推动其行动的那些支配性国家，则试图维持现状，其企图只能遭受挫折”。
社论认为“拥有决定和平路线权力的国家，是德国（及其同伴者意大利）、日本、英国、苏联、美国”，并举出以下条目。
“海军假日”指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签订后至1936年的时期，其间各国大型战列舰建造计划均被取消或终止。——编者 △太平洋上的各国在达到同等比例时，可以宣布为“海军假日” 。
△撤除直布罗陀、东地中海、马耳他、亚丁湾、新加坡、香港、阿留申群岛的各种军事设施。
△英国海军完全撤出地中海，共同管理苏伊士运河。
△北非全域交由轴心国一方统治，法国在与轴心国合作的条件下，可以继续保有其殖民地。
△英国及其他国家所拥有的非洲东西两岸殖民地的某些区域由德国、意大利统治。
△作为英帝国的心脏英国本土仍将保留，但其权力中枢有必要逐渐转移至加拿大。
△如果马尔马拉海不能置于苏联和土耳其的共同管理之下，那么德国或将要求其成为自己最前沿的国境。
△伊拉克、伊朗的油田由目前的资本、地缘政治势力和德国三方共同拥有，并坚持机会均等。
△美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加拿大、中南美、纽芬兰、格陵兰岛及周边诸岛屿，但上述各国应给予德国及同盟国以航行自由和均等机会。
△废除夏威夷以西美国所有的海军基地。
这篇社论原本只是要引起英美人的震惊和愤慨而已，但在评论家中间也有人认为“其中不乏建设性意见，至少可以成为战后有关世界结构形态的一个讨论方案”。
上述见解中，丝毫没有触及有关中国的问题。然而，必须指出中国问题毫无疑问乃是未来和平问题中的核心之一，而且现在已然完全融入世界问题之中。
到目前为止，交战的两个名角——英国和德国都对和平显示出漠不关心的态度，被称为“掌握着和平钥匙”的美国也保持着沉默。
尽管如此，依然可以断定，在世界形势所处的现阶段，实际上还是有提出和平问题的可能性的。
不过，我的意图是要尽快给出结论，而并非在此讨论和平成立的可能性。
此刻，人们有必要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于1916年一时出现的和平氛围。那时，在战线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德国提出了和平议案，美国亦表示出居间调停的意愿，但问题最终却不了了之。（参照李德·哈特《世界大战——及其战略》，富山房出版，1939年，第164页）
战争不可能以一方完全胜利而终结。新旧世界的转折时期，其矛盾极其深刻。
此刻，最为重要的是站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而于日本已然确立起的“东亚新秩序”建设的道路上，毫不犹豫地继续前进。
东亚已经完全成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事变处理的途径也只能通过努力于世界新秩序的创建而得以打开，舍此别无他途。
（1941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