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共”与中国的国际关系

    一


    “防共”问题的现实性


    近期国际政治局势的一大特征，即成立“围剿”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已在具体层面及现实意义上提上日程。其实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或实践共产主义信仰的国家政权即苏维埃同盟的联合干涉，可追溯到1918年至1922年。这一时期，一方面，苏联在内部推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于外交政策上践行和平主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各国全盘卷入世界经济恐慌，同时各国之间相互对立抗争的关系进一步激化，因此资本主义诸国并未形成共同战线采取积极行动。基于这两个背景，表面上看国际局势并未出现以“防共”为共同目标的联合行动。


    随着意大利军事法西斯专制政权的稳固，以及1933年德国纳粹党夺得政权，激进的法西斯政策不断扩张，国际政坛痛感必须在欧洲联合抗击法西斯主义。其中法苏签署相互援助协议亦可视作共同对抗德国之举。


    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过程中，各国的举动有：以西班牙革命为舞台，德国、意大利对反动势力的积极支持，以苏联为首的人民阵线派对西班牙政府的声援等。通过这些事件，以德意为轴心包括欧洲其余小国在内的反共反苏共同战线的轮廓渐趋凸显。


    远东方面，日本数年来积极推进大陆政策，不断分割肢解中国，同时苏联也忙于国内建设及军备扩张，两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视“防共”问题等同于对苏问题的谬论已屡见不鲜，我以为严格区分两者过于机械化，皆因无法了解真实情况或由于听了政府发表的诡论。问题的本质仍然在于政治性质。从国际政治来看，最终势必将问题归结于：对苏=“防共战线”。“防共”绝非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具有现实及政治深层意义的问题。


    综合世界范围内的事件来看，我们往往把事件当作独立的个体来看，其中也有地域性差距的缘故。现今我们可以正确解读“日中防共协定”与“日德防共协定”之间的关系了，在此基础上我们会发现，表面上看日中“防共”问题因日中南京交涉几乎决裂、陷入停滞而归于零，但实际上问题却逐渐趋向极端，而极端化的具体情况及重要意义将在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渐渐趋于明了。


    一般而言，以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去剖析事件的本质，在此前提下就不难理解“防共”作为日中共同问题，在外交及政治层面上都是日中关系的核心。当然，日本势力入侵华北后引发了种种事件，譬如共产军迁往西北地区，以抗日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人士及共产主义者之间相互融合，即便如此日本的出发点本质上仍是出于对苏联的顾虑。不仅仅只是共产主义的问题，中国早在1920年代初就开始了共产运动，1925年至1927年共产主义势力是今日的数倍。显然，现今中国的共产主义所产生的威力或危险性并不足以威胁到自恃强大的军国主义日本。而军事实力远逊于日本的南京政府，则自称“共产党及共产军已解决殆尽，无后患之忧”。


    自去年秋天华北问题爆发以来，中国（国民党政权）逐渐意识到“防共”必须是日中之间共同的问题。“冀东政府”最早树起“防共”旗帜，尽管当时“防共”在冀东地区还尚未与任何具体事件产生直接关联，但“冀东政府”一开始便自封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另外，宋哲元的冀察政权也打着以“防共”为中心的旗号。


    日本政府将“共同防共”确立为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即著名的“广田三原则”：（一）取缔排日言行；（二）调整日满中关系；（三）（日满中）三者“共同防共”，且以此问题为重中之重。前外相即广田首相于本年1月21日召开的众议院会议上，就这一“防共”问题做了如下说明：


    中国今日面临的最大困难即共产主义运动。如此影响东亚和平的因素隐藏于“赤化”运动之中。防止中国陷入“赤化”的危险境地，不仅是基于邻邦中国的和平诉求，更应当视作各国共同的重大事件。


    关于“共同防共”，广田首相给出如此抽象的解释，我以为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并非单指中国国内的共产运动，实指以苏维埃同盟为核心的红色战线，而且如广田外相所言，“不仅是基于邻邦中国的和平诉求，更应当视作各国共同的重大事件”，实际上暗指各国有必要组成共同战线。（参见《围绕中国问题的日苏关系》）我认为，此文过度强调地理概念上的战线是错误的论述，政治层面上的苏维埃同盟才是真正的目标所在，这一根本性的内容如今已广为人知。关于日本这一主张，中国方面（国民党政权）最初并未理解“共同防共”所含意义并向日方询问具体内容，而后自9月召开日中南京会议以来，南京政权坚守“防共问题终究是各国的国内问题”这一原则绝不退让，以致交涉陷入僵局。


    综上所述，中国与日本未能在“防共”问题上达成共识，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现今中国直接拒绝与日本站在对苏共同战线上。不过，这也并非说南京政府会站在日本的反面即人民阵线一方。要剖析出这一层意义，需要比研究列强角逐中国更为严谨的探讨。


    二


    “日德防共协定”与中国


    “日德防共协定”在中国引起骚动始于11月17日，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的记者保罗·帕特森（Paul Patterson）于11月16日从日本赴上海，翌日便发表了“日德防共协定”已于10月下旬缔结的报道。盛传日德合作实质上是日德结成军事同盟，因而在中国屡掀波澜。此传言大抵出自苏联或其同盟国，加之每次传言皆为日德双方政府矢口否认，故而世人亦不置信。尽管如此，此事仍然引起轰动。国民政府一方面周旋于日中“共同防共”问题，另一方面对“日德防共协定”及相关事件视而不见。即便是“日德防共协定”业已发表，恐怕国民政府都未能理解两者之间存在的重要关联。概因德国的海外贸易里中国市场所占比重颇大，且近年来德国大有超越日英美之势，其又视航空及铁路借款为重要的投资市场，因此德国政府尽量保持与中方友好。由此可以推断，德国加入与日协定非可信之事。


    本文暂且先探究中国舆论是如何看待“日德协定”缔结一事的。


    吾等第一须讨论者，当为日德协定有无经济的及政治的基础之问题。在经济上，日有需于德者，第一为利用德国之费雪尔式煤炭液化之权利（据日本报纸记载，“满洲国”已以200万日元买得此权利，同时允许投德国1000万日元之资本于此种事业），以补充军事上所必需之汽油，第二为购买“制造机器”之机器及空战器械并坦克车，以谋军队机械化之迅速完成（此据上海《字林西报》19日之记载），第三为共同在远东商战上联合对英；德有需于日者，第一为获得重工业所需之油类，第二为推销德国军备重整约略完成后，德国所不需要之重工业产品，尤其军火，第三亦为共同在远东商战上联合对英。（《大公报》11月25日载《再论日德协定》）


    此文只字未提“日德协定”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日报》11月27日。此处引文未查到原文。——译者 昨日吾等论及日德同盟之不必要，且以德国之立场言之，日德同盟于德而言并无甚益处，因而吾人曾寄希望于德国当局再三考虑。然不久后德国便发表了日德同盟缔结之补充议定书全文。无疑日德协定将给予日本以实际之大益。谓日本无须牺牲军事之益处并可得盟国之利益，以日德协定之名为侵略掩护之外衣，以令中国为长期蹂躏之地。然日德协定缔结以来，利害攸关最大者实为我国。日本评论家末广重雄曾论及日苏关系，谓之“对苏开战之前先立盟国以防苏联之攻击”，观我国今日之势，日本既已得盟国，则我当局亦当深思熟虑以慎重计划建立盟友以制强敌。如不然，两国相争我国必为之所牺牲，所谓救亡存国皆为纸上谈兵，其未来之利害关系莫若如吾等所云之不忍惨状。


    此文中有一个观点值得注意，即因日本在大陆已有德国作为其盟友，那么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


    《申报》11月28日时评。——译者 就协定本文第二条看，日德两国对于他们认为“受共产国际威胁”的国家，都要联合给以相当的压迫，使其加入反共集团。而日本外务省的声明又特别注重中国，其中说</a>“赤化的进行在远东方面于中国为特甚，中国本部共产军跋扈尤甚”。日本自国为要防制共产国际的威胁而讲求对策，我们自无间言。但“赤祸”在中国早成强弩之末，绝不如日本外务省所言那样严重。即使共党在中国尚负隅反抗，而中国自身力量亦尽足应付而有余，何庸日人代为过虑。日本此种声明，不但漠视了中国的主权，简直是别有作用的。


    此观点认为中国须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因而中日交涉的主题无须涉及“共同防共”的内容。


    倘若吾等以第三者的身份来看，关于日德双方之间自由签订协定之事宜，自无反对之理由。但不可否认现今国际的关系乃是各国相互影响，从这点来看，日德两国以此种方式结合而带来的一切影响将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吾等都须加以重视。更何况如今我国被置于远东问题的核心，即便“日德协定”是以共产国际或苏联为目标，然而事实上我国受其影响甚大。恐怕最终所受之害远超乎想象。故而我国必须尤为重视。吾等深信，以吾等五年来所遭受之惨淡经历以及国际形势来看，这一结论具有必然性。


    现今日德两国内部的共产党并不具备充足实力以扰乱全社会治安或推翻当前政权，不过是少数分子潜伏而已，所谓反共只需各国以自身力量即可应对，无须共同为之。吾等认为日德双方所作“警察合作”之内容明显是一种外交辞令，同时该协定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内维护国内治安，对外谋求政治利益。甚至双方极有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种形势下采取军事合作以“防卫”为借口干涉第三国内政。


    吾等断言，日本以反共之名与德国缔结合作协定仍然是出于贯彻推进大陆政策之意图。究其本质，不过是日本为转移世人视线掩盖真实企图，假借反苏之名，实为沿袭或再次强调既有的侵华政策。日本为推进西进大陆政策而将势力集中于华，最不想的便是与苏联轻易开战。


    吾等最关切的还是自身所受之影响。如前面所言，实际上日本尚未决意攻击苏联，其目的仍然在于侵华，即便日本决意与苏一战，也是在日本率先完成侵华策略之后方有可能为之。吾等深信，今后德国将密切协助日本，即便德国在主观上并不想行危害中国之事，但不可否认在客观事实上必将给中国带来危害。（《中华日报》11月28日社论）


    此文深感中国目前的危机，但有忽略“防共”协定的世界性性质之嫌。


    日德两国缔结同盟，定会带来重大影响。（一）日德同盟可以促进日意两国的接近。因为不久之前德意两国曾订立协定，以两国合作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为目标，而日德同盟亦是以反抗第三国际为口号，其目的完全相同，此其一。日本深虑将来远东大战爆发以后，英国势力将威胁日本，因而日本希望有一个盟国能够牵制大不列颠的舰队，使其无力东顾；而意大利与英国，正在地中海上发生正面冲突，此其二。（二）日德同盟足以促进日本大陆政策的积极推进。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所顾忌的，便是英苏两国；日德同盟成立以后，日意同盟再加以完成，那么苏联在欧洲便会受德意两国的掣肘，无暇东顾。同时英国的海军，一方面受制于北海的德国，另一方面受阻于地中海的意大利，自然更难以过问东亚事件，日本便可为所欲为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日德反共协定”之中曾有“各国凡‘受共产国际之威胁’者，日德两国皆联合向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加入反共集团”。（《中央时事报》5卷47期论说）


    此乃过分夸大日德同盟的现实意义。日德同盟的作用目前只是潜在性的，并不会立刻发挥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的《日德协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的结论十分妥当：


    这种结合的总体意义，眼下无法全</a>部抑或准确地做出评价。然而，这一协定的缔结将给东洋及全世界的未来命运带来决定性影响。究其原因，在于世界强国将分裂成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终有一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要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中国做出何种选择都势必关系到其命运。（11月28日）


    三


    中国国际关系的新局面


    继“日德防共协定”之后，“日意协定”的发表对中国而言自然又是精神上的一记重锤。此协定通过确立日本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利益及意大利在“满洲国”设置“领事馆”之事宜，意在两国相互承认日本于“满洲国”与意大利于埃塞俄比亚之新形势。中国政权向来不承认“满洲国”的成立，自然对此协定颇为不悦。


    德国及意大利的举动即使未给中国带来直接压力，但随着当下中国与日本的对立关系加深，毋庸置疑德意之举将成为中国的间接威胁。自“满洲事变”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现阶段表现为抗日救国运动的热潮，日后这一民族运动或完全与抗日人民阵线运动融为一体。如此一来，中国的民族运动最终将完全转化为与日德意防共战线的对立抗争。不过，德意两国在中国的既有利益亦迫使两国并不想立刻陷入与中国的对立境地之中。


    当然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阵线力量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影响下未能形成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阵线。当前，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即国民政府，尚未形成迅速与苏联携手合作的意向，终究只是周旋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利用其相互对立制衡的关系谋求生存。如今，世界范围内人民阵线与国民战线的对立逐渐凸显，且不久之后将会出现一批国家选择中立，即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不过，所谓的立场中立，原本就没有完全中立一说，究其本质不过是尽力避免自身卷入对立抗争的旋涡之中罢了，英国、美国及法国等便是如此。就法国而言，在与德关系层面，法国选择与苏同</a>盟且得到内阁及人民阵线派的拥护。但以国际政局的角度来看，法国未必称得上是人民阵线派，随着国民战线派对苏联的进一步进攻，法国转向中立的倾向越发明显。


    当前南京政府所期待的，是进一步密切靠近这个第三国家群体，并获取其支持。


    在南京政府成功完成货币制度改革后，英国积极开展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美国亦通过所谓的“美中货币协定”以一种财政援助的方式向南京政府施以援手。自日德、日意协定缔结以来，明显可见法国在对华外交政策上积极自保、竭力中立。虽说英美步调一致，皆支持以南京政府财政为核心的政策，同时在华北共同对抗日本，但在华南地区英法却沆瀣一气。而且，法国在华南地区的频繁活动，亦是经英国许可后才有的行径。


    近期各国在华活动越发活跃，就其表现而言：


    （英国）（一）自中国政府决定着手开发海南岛之后，据闻宋子文与香港、广东地区的中方银行家及实业家多番交涉，同时亦向英系资本家寻求合作。传宋子文此次南下意在筹划以对英庚子赔款［的返还款］兴建广东全省的水利工程，以英国资本援助黄埔港湾建设为条件重启烂尾的粤汉、广九南铁路的联运建设，以及陈济棠时期的广东钢铁厂合并项目。（二）关于京赣铁路（南京、南昌之间）建设的3000万元借款于12月8日正式签署。（三）英国政府出口信用保障局驻中方代表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已从伦敦出发。（英国出口信用保障局与驻英中国代表于10月初签署了出口补偿协议）


    （法国）（一）法国前空军司令顿拿将军于12月2日秘密前往香港，会见以香港总督为首的中方军政要员，就海南岛开发及军事设施问题、梧桐岛航空设施问题、英美法荷航线问题进行各方协商，且关于英中、法中航线问题以及其他燃料问题，在军事上及商业上开展更为翔实的调查研究。以上皆与眼下宋子文视察西南各地以及菲律宾总统奎松的活动，有着某种重要的关联。（《读卖新闻》12月12日上海特电）（二）成都、重庆（523英里）的铁路借款于12月16日正式签署。（总经费5450万元中2000万元由川黔铁路公司承担，另外约3400万元的借款由法国银团筹得。）


    由东南亚向云南甚至四川延伸的铁路建设并非法国帝国主义者多年的企图，但过去法国帝国主义者曾计划在东南亚的西南阻挡英国从缅甸的进攻，也意图从此处将长江上游丰富的物资绕过受英国控制的上海直接运往法国属地。日俄战争之后，法国失去强大的同盟国即俄国的响应，受英国制约被迫放弃此番计划。［这期间的要闻可参考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的著作《东亚大国》（Die Grossm?chte in Ostasien），里面有详细的记载。尤其第二章有关直到1900年的“势力范围政策”部分。］


    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各国在中国的扩张再起风云。正如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的十年间，各国势力狂奔于全世界抢占地盘，当前它们则走上了重新瓜分中国版图之路。


    国民政权对外利用列强各国间激烈的对抗而获取援助，对内则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是真正的国内统一依然暗夜行路般道路漫长。遗憾的是，南京政府并不具备充分的实力以阻止中国的殖民地化。


    最近张学良发起的“西安事变”对于“建设途中的中国”而言，并非一次偶然事件。其本质是中国内部矛盾的爆发，是中国在殖民地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路标。（参见发表于《中央公论》1937年1月号的拙稿《张学良政变的意义》）虽然南京政权并不会因张学良此举而垮台，但恐怕免不了元气大伤。南京政权为了走出这一窘境更频频向英美求助，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对英美法等国的依附。


    对日关系方面，在内外因素影响下日本对大陆扩张已达到临界点。（关于这一点，参见拙稿《中国的国际关系新局面》，载《新评论》12月号。我在此文中列举了三点理由加以论证：第一，日本国内财政困难日趋扩大；第二，中国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英美两国的新攻势；第三，中国民族主义反抗情绪的高涨。）我并不认为“西安事变”会迫使元气大伤的南京政权再次软化对日态度。但在日本势力强大的华北，地方政权将会更加迎合日本。另一方面，我认为随着事态发展，中国的民族感情不断被刺激诱发，最终会将民族解放运动推向又一个新的高潮。


    正如《大公报》主编张季鸾指出的，张学良此番军阀式短视下之举动反而将中国人民阵线运动置于分裂的险境。（《朝日新闻》12月12日附晚报）国民党大概会掉头转向国民战线阵营。不过，随着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增大，最终人民阵线亦会随之扩大。如此一来，“防共协定”的意义就会凸显出来，中国范围内对抗人民阵线的“防共战线”即将形成。


    （1936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