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黑死病与历史走向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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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英格兰1377年人口数的估计——对英格兰瘟疫前人口数的估计——社会革命——劳工技工缺乏——佃农大量死亡——物价上涨——国家努力不让工人要求涨工资——三分之一的土地无人耕种——租赁制经营农场——农奴制衰退——1381年大起义解放了劳工——大地主增多——英语日益流行与法语衰微——瘟疫对建筑的影响——对教士死亡数的统计——对教会的影响——旧传统的衰亡——公共礼拜仪式的衰微——温彻斯特、伊利、赫里福德圣职候选人人数急剧下降——大学</a>的衰微——有人错误地认为修士的数量占优势——黑死病过后修士数量相对变多——非修会圣职人员数量是修会圣职人员数量的几倍——修道院修士数量减少——修士数量减少的例证——卢克·沃丁对托钵修士数量减少的解释——黑死病影响深远


    只要读了前面几章关于1349年瘟疫历史的总结，读者就会发现，整个英格兰的疫情非常严重。那些亲自查看过当时记录的人最有权对此表达看法。实际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瘟疫导致英格兰和威尔士损失了整整一半人口。


    笼统地说，有很大比例的人可能死于瘟疫。但要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即便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几乎很难令人满意。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进行名副其实的估算。通过1377年——也就是瘟疫过去大约二十七年后——的补助金卷档，我们可以估算出，爱德华三世末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两百三十五万人。这二十七年中还发生过几次大小不等的瘟疫，其中包括1361年的瘟疫。如果不是1349年的那场瘟疫，1361年的瘟疫将是人们记忆中最大的一场瘟疫。同时，与法兰西的战争也消耗着人力，英格兰的人口因此丧失了十分之一。我们可以确信，1349年瘟疫后三十年内损失的人口足以抵消增长的人口。我们认为，瘟疫结束后，英格兰尚余两百五十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凿的话，那么瘟疫之前英格兰的人口数量很可能在四百万到五百万之间，其中大约一半人口在大瘟疫那一年死了[1]。


    尽管我们可以清楚地推定英格兰有一半人口死于瘟疫，但仍有非常著名的权威人士，比如已故的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认为英格兰1349年的人口数量不可能超过两百五十万，“很有可能不超过两百万”[2]。近来，著名学者威廉·坎宁安博士说：“对当时人口数研究的结果如下，尽管该结果与前人的结果有很大不同：一、从1377年到都铎王朝，人口数量几乎恒定在两百万以上。二、鉴于1350到1377年间的社会境况，人口不会快速增长。三、爱德华三世统治早期，国家不能维持亨利六世统治时期那么多的人口。”[3]因此，上面对黑死病之前人口数量的第一个估计与威廉·坎宁安博士的估计是大体相同的。但索罗尔德·罗杰斯先生没有研究人口数字的问题，仅从土地的角度来处理此事，他认为当时所耕种的土地只能养活他所提到的那么多人口，不会养活更多的人口。


    就整个国家而言，对英格兰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是，瘟疫导致的结果不亚于一场社会革命。无论何地，虽然富贵人家难免传染瘟疫，但穷人才是主要受害者。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写道：“众所周知，至少在英格兰，黑死病放过了富人，夺走了穷人的生命。这并不令人奇怪。穷人住在密不透风、肮脏污秽的棚屋里，空间狭小，没有窗户，采光靠点灯；喝汤为生，穿麻布衣服，不注意吃蔬菜，一年里有半年靠腌肉过活。因为生活艰苦，不注意清洁卫生，坏血病、麻风病及其他疾病在穷人中间非常流行。”[4]


    瘟疫给劳工阶层带来的最明显、最不容置疑的影响是，那些在瘟疫中幸存的劳工要做的活计更多了。英格兰到处缺少劳工，需要他们来收割庄稼、耕种土地、放牧牛群。多少年里，渴求劳工的呼声回荡着，直到领主们从经验中发现，过去的耕种方式、土地所有权方式已经因为横扫全国的瘟疫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对领主们来说，这段时期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只能各自面对自己的困境。各种租金已经降到原来的一半。数千英亩耕地无人租种，一文不值。农舍、磨坊、房子没有佃农租用。果园、菜园、田地废弃、荒芜。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商品价格上升。正如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所指出的，领主们不得不买的东西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五十、一百、甚至二百”。铁器、盐、布料价格翻了一番。鱼，尤其是那一代人喜食的鲱鱼，已经贵得大部分人买不起了。罗切斯特的修士威廉·迪恩说：“鱼类极其缺乏。周三时人们只能吃肉[5]。当时下了一道命令，四条鲱鱼只可以卖一便士。但大斋节时，鱼仍然缺乏。许多过去生活不错的人现在只能以面包和浓汤度日。”[6]


    这场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灾难的瘟疫，却让一些人因祸得福。领主们的需求正是劳工们要尽快抓住的机会。许多地方的工资都比原来翻了一倍多。虽然国王及枢密院想通过立法来禁止劳工索取、禁止领主支付较以往更多的工资，但却无济于事。爱德华三世的第一道谕令便形同虚设。接下来发往全国的谕令及对谕令得不到遵守的抱怨，都可以作为证据证明通过立法禁止工资增长是徒劳的。爱德华三世因考虑到“受瘟疫及其他原因的影响，许多乡村已经陷入赤贫，其他乡村则完全荒芜”而特别规定，如果劳工的报酬是近三个月支付的，那么因多索工钱让雇工与其他人所交的罚款，以及因多付工钱让雇主所交的罚款，都可以充作应缴的什一税或十五取一税[7]。奉命征税的官员向爱德华三世陈情道，他们“收不上来这种罚款”[8]。实情好像是，雇主们常说要支付超出往常的工资，这是他们因没钱向国王缴税而找理由。爱德华三世发布谕令限制工资增长是为了征税，而不是为了照顾这些富贵人家的收益。但事实很快就让爱德华三世意识到，“工人、仆人和劳工公然漠视谕令”对工资的规定，为自己的劳动索求同瘟疫时期及瘟疫过后一样高甚至更高的报酬。爱德华三世命令法官将那些不遵守限制工资谕令的人投入监狱，可是非但无济于事，反倒加剧了事态。那些执行谕令的地方很快陷入贫困，因为能劳动的人以及那些敢于以市场价向劳工支付报酬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9]。


    当时英格兰人喜食的鲱鱼


    亨利·奈顿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况的：“国王谕令诸郡，收割工人及其他工人不能索要高于以往的工资，否则依律论处。但工人们春风得意，斗志旺盛，对国王的谕令不闻不问。如果有人想雇劳工，则不得不按照劳工的要求付报酬。雇主要么不管自己的收成，让庄稼丢在地里，要么向劳工屈服，满足他们自傲而贪婪的要求。国王获悉后，就对大大小小的修道院院长、领主与庄园主罚以重金，因为他们违反国王的谕令，向工人们发了高工资。根据每人缴纳罚款的能力，有的被罚一百先令，有的被罚四十先令，还有的被罚二十先令。除了征收十五取一税外，每卡勒凯特土地国王还征收二十先令。”


    “许多工人被逮捕入狱。有些工人逃脱了，在森林里躲了一段时间。那些被捕的人被罚了重金。不少人被迫宣誓，称不会拿比高于惯例的日薪，然后被放了出来。国王还以同样的方式惩罚了城镇里的工匠。”[10]


    瘟疫缠上了几个正在娱乐的劳工


    上文记录了瘟疫后劳工缺乏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看罗切斯特郡威廉·迪恩的记录。当时，“各行各业的劳工都非常缺乏，全英格兰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无人耕种。劳工及熟练工人非常难以控制，即便是国王、法律、法官、执法者也无法惩罚他们。”[11]当时的公文中可以发现许多实例。劳工们联合起来拒绝接受瘟疫前的工资惯例，要求更高的工资。瘟疫使幸存下来的劳工愈加稀缺。用当时法令中的话说，劳工们联合起来要求提工资是“恶谋”。同样，瘟疫中劫后余生的佃农们拒绝按照原来的标准支付地租，并威胁领主说如果地租没有实质性下降，他们将离开。因此，如上面已经提到的例子那样，领主减免了佃农三分之一的地租，“因为如果不减少地租的话，佃农就走了，土地等便无人管理了”[12]。


    随着佃农及劳工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同时立法机关无法妥善处理幸存劳工的“罢工”威胁，领主们很快便对领主提供农具、管家进行管理的传统农业制度绝望了。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指出，“瘟疫过后，这种靠管家管理的农业制度很快便维持不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租赁制度”。起初，佃农们想在土地上干活，但资金上有困难，于是便产生了土地所有者为佃农提供牲口及种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14世纪末，然后一般意义上的土地租赁方式产生了。当时的土地所有权是固定的，这与我们今天的土地租赁形式有所不同。一些领主尝试着维持旧制度，并多多少少有点儿成功，但这只是例外。到15世纪初，英格兰土地所有权制度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是因为1349年大瘟疫，另一方面是因为幸存劳工中间出现的“工会”发挥了作用。反对工会的法令将“工会”描述为“同盟、同谋、集会者、会众、缔约者和盟誓者”。


    劳工与佃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并在与领主的较量中占了上风。尽管在之后的三十年中，领主竭力维持着中世纪的农奴制度，不让其覆灭，但自大瘟疫那一年开始，农奴制覆灭的命运便不可避免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13]后，劳工与佃农最终获得了实际意义上的解放。但即便到了最后关头，拥有土地的阶层看起来仍对这些火烧眉毛的事情茫然无知。他们坚持按照旧标准向在庄园里劳作的佃农索要地租，同时坚持过去的收租方式。他们希望延续原来佃农依附领主土地的农奴制度。即便是议会，在威胁旧制度的危险因素面前也是不知所措。但只要读一读当时的布道词，我们就会看到圣职人员完全站在决心保证当代及后代的自由的普通大众一边。理查二世[14]在位第一年时通过了一项法案，其前言中写道：“维兰们在某些势力的支持与教唆下，不再向领主交租税、服劳役。那些包揽词讼的人、教唆犯[15]得了维兰及佃农的好处，坚持《末日审判书》[16]中的先例，告诉维兰与佃农，说他们不用再承担赋税劳役，不用再忍受贫困。之后，维兰们聚集在一起，提出只要他们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就能抗衡领主。”这篇前言中提到的内容很可能便是圣职人员对劳工们的鼓励及建议。


    1381年农民起义


    我们应该注意土地所有权变化造成的一个结果。大瘟疫爆发前，土地都是划成小块出租的。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举了某堂区的一个例子。每人或多或少都持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是英格兰数千庄园的一个缩影。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说，这就是“当时土地划分的普遍状况”。现在，这种将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在法国仍然常见，其实五百年以前就已经风行英格兰了。尽管土地归不同的佃农耕种，但大部分土地都是敞着的，没有围垣。当时，因为耕地没有划分开来，只能靠大批的佃农进行耕种，所以人们纷纷抱怨。佃农们大都死于瘟疫。瘟疫过后，为了能让耕地产生利润，在新形成的出租方式条件下，大片土地被篱笆分割开来。现在，这成了英国耕地与他国显著不同的标志。


    《末日审判书》


    在瘟疫的影响下，人与土地分开了。农奴制瓦解之前，人们便不再受土地的禁锢。农奴制瓦解后，其他国家出现了由大量自耕农组成的阶层，但英格兰却出现了较小的大地主阶层。


    当然，“地主”这个概念并不能按照现代定义来理解，认为“地主”便是土地的“主人”。根据当时的习俗及土地所有权制度，这种拥有土地的形式是无法理解的。当时土地所有权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现在通行的土地所有方式。


    因为瘟疫实在太严重了，所以不可避免地影响英格兰的教育、艺术以及建筑等领域。首先，除了暂时影响了大学的教学外，《什鲁斯伯里史》的作者们写道：“在我们的语言发展史上，这场瘟疫也占有一席之地。自诺曼征服[17]到瘟疫爆发前，英格兰的贵族及绅士都习惯说法语，甚至小孩子都学法语。至少，雷纳夫·希格登[18]在《历代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但从‘第一次瘟疫’开始，正如《历代记》的译者约翰·特里维萨[19]所言，这种情况便‘有了些许改变’。一个叫康沃尔的校长是第一个用英语来教学生的。很快，人们纷纷学习康沃尔的做法。到了1385年，约翰·特里维萨记载，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普遍。当时，在所有基督教国家中，青少年主要由教会人士施教。因为我们所讨论的这场天灾夺去了许多教会人士的生命，所以康沃尔校长才有机会变革教学方式。要不是闹瘟疫，他永远不会有这种机会，他的变革引起了英国文学史上的巨大革命。”


    瘟疫给建筑留下的痕迹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有的建筑仅仅完成了一部分便停工了，之后再也没有开工。有的建筑竣工了，但风格上有了变化，是按照瘟疫席卷全国后的盛行式样建造的。约翰·查尔斯·考克斯[20]博士在《德比郡教堂札记》一书中提到过这一点，“瘟疫使英格兰和欧洲人惊慌失措，有那么一段时间，艺术及其他行业都陷入了瘫痪。当时，处在巅峰时期的教堂建筑艺术跌入了低谷，许多年后才从瘟疫的影响中恢复过来。一些在建的建筑停工了，再也没有继续。比如雅茅斯的圣尼古拉大教堂，当时教堂西楼正在建造两座宏伟的塔，但却因瘟疫停了下来，再没有继续。眼尖的人经常会发现14世纪建造的教堂会有停工再建的痕迹，这正是瘟疫所致，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建筑的工期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相信，泰兹韦尔的著名教堂的工期长达数年的秘密就在于这场瘟疫。我国许多建筑有的中间暂停了，有的停工后又突然复工了，这些现象都与瘟疫有关”[21]。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情况。瘟疫时期的彩色玻璃与以往有所不同，原来，瘟疫既导致彩色玻璃制造的连续性上出现了间断，也造成了彩色玻璃风格上的变化。


    上文在估计教会人士的死亡情况时已经指出，与估算普通人的死亡情况相比，我们有更确实的数据来估算教会人士的死亡情况。前几章已经提及瘟疫时期每个郡空缺圣职授予的数字，尽管有些地方不能从文献记录中找到空缺圣职授予的确切数字，但根据有文献记录的结果推测，有一半享圣俸的圣职在瘟疫这一年发生了空缺。据此推测，大约有五千名享圣俸的圣职人员在瘟疫中殉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数字仅仅是部分圣职人员在瘟疫中死亡的情况，如果要推测具体有多少圣职人员死亡，还要考虑专任神父、附属小教堂的神父、修道院修士和其他圣职人员的死亡情况。


    当然，可我们以根据享圣俸的圣职人员和不享圣俸的圣职人员的比例来进行推测，进而得出结论。比如，根据温切斯特的主教登记簿，我们发现在1349年之前的三年里，平均每年有一百一十一人领受神父圣秩[22]。而在同一时期，空缺圣职授予的年平均数量仅为二十一人。通过这两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享圣俸圣职人员与不享圣俸圣职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一比四。根据这个推断，并假设享圣俸的圣职人员的死亡数量在五千人左右，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出各类宗教机构的死亡总数是大约两万五千人。


    这个数字尽管很大，但并不能说夸张，因为我们要记住，这些人的职业性质使其更容易被感染。修道院的修士们都住在一起，非常有利于致命的瘟疫蔓延。但奇怪的是，主教们在瘟疫中大多幸存下来，尽管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没有逃避责任，并且有证据表明，他们坚守着岗位。18世纪时，马赛闹瘟疫，主教幸免于难，有诗人就此写了两句诗。这两句诗也可以用在此处：


    大自然已经生病，每次大风都是死亡，


    为什么马赛主教所吸的空气却纯净无恙？[23]


    基于有两万五千名圣职人士死于瘟疫这一估计，假设每一百名英格兰人便有一名圣职人士，并假设圣职人士与非圣职人士的死亡比例是相同的，那么在瘟疫中英格兰死亡总数应该在两百五十万人左右。奇怪的是，这个数字与上文估计的数字相同。上文的估计是基于爱德华三世统治末期人口恢复后的数字做出的。这就表明，瘟疫爆发之前，英格兰的人口总数在五百万左右[24]。


    毫无疑问，这场瘟疫深刻影响了教会。现在我们可以简略地谈一下该问题。很明显，这么高的比例的圣职人员突然死去，一定会造成教会习俗和教导等优秀传统的中断。另外，对圣职人员的现实需要迫使主教们将空缺圣职授予那些年轻没有经验的圣职人员，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对后面几代人产生影响。约克大主教向教皇请求随时授予圣职以及忽视以往对不同品秩间任职时间间隔的权力。教皇克雷芒六世批准了他的请求。他还同意诺威奇的贝特曼主教任命六十人为堂区主持，尽管他们才二十一岁，“仅仅是修士”[25]，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其堂区教堂及其他地方教堂的日课将无人主持。


    亨利·奈顿是莱斯特郡的修士，在瘟疫中幸免。他写道：“到处缺乏神父。许多教堂都没有日课、弥撒、晨祷、晚祷以及各种圣礼圣餐。如果薪俸少于十英镑或十马克，几乎找不到神父来执掌一座教堂，但瘟疫前神父非常多的时候，只要出四到五马克或出两马克外加包膳宿[26]，就能找到一名神父了。如果要找堂区的代理主持人，没有二十英镑或二十马克的薪俸，几乎没有人愿意干。瘟疫过后不久，许多在瘟疫中死了妻子的人来接受圣职。他们大都是文盲，而且是非圣职人员，只是知道怎么读怎么念而已，但并不理解所读的内容。”[27]


    瘟疫化身为音乐家，向人们演奏邪恶的曲子


    这里可以举一个为了不让圣职长时间空缺而快速提拔圣职人员的例子。温切斯特主教区主教登记簿登记了许多没有等级的圣职人员被授予享圣俸的圣职的例子。比如，1349年，温切斯特市至少有十九名已经被任命到各教堂担任圣职的人来领受圣秩圣事[28]，1350年有八名这样的圣职人员。这二十七人接连被授予副执事、执事和神父圣秩，各级圣秩中没有服侍上帝时间的间隔[29]，这显然违背了惯例。


    巴斯和韦尔斯主教区的主教登记簿记载了两个例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主教们因神父缺乏而陷入了困境。一个例子是，某人被允许领受最低级的圣秩，其妻子仅承诺会终身守贞，而不是像往常那样被迫去修道院度过余生，“因为她上了年纪，毫无瓜前李下之虞”[30]。第二个例子是，欣顿布鲁特堂区的代理主持人亚当获准礼拜日和诸宗教节日时在威廉·德·萨顿小教堂做弥撒，尽管他在自己的教堂已经主持过这些仪式[31]。


    再举一个奇怪的例子。这个事件可能也是因为神父缺乏而引起的。1352年12月，伊利举行了一次圣秩圣事。被按立[32]为神父的四个人中，有两个是修士。他们和另外两个都宣誓服从主教及其继任者，并保证“若被宣召，可主持堂区内任何教堂的工作”[33]。


    这种因无人履行神圣的使命而急匆匆授予平信徒空缺圣职的例子还很多。这里仅举温切斯特的两个例子。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既可以看出当时神父有多么缺乏，也可以看出中世纪主教们谨防邪恶的热忱有多么强烈。1385年6月24日，著名的温切斯特主教怀克姆的威廉让温切斯特朱瑞大街上圣米迦勒教堂的代理主持罗杰·迪恩爵士对圣福音宣誓——他能在十二个月内学会以下内容：关于信仰的教义、须主教处理之事、十诫、七善行、七宗罪、教堂诸圣事、主持圣事、施洗礼等。这些都是佩卡姆大主教的命令所涵盖的内容[34]。1385年7月2日，主教强迫约翰·科比特在圣米迦勒节前将前文所述内容学会。1385年6月2日，约翰·科比特被任命为汉普郡布拉德利的堂区主持人。上文所说的罗杰·迪恩曾是诺福克郡赖斯顿的堂区主持人，1358年6月21日便被诺威奇主教授予温切斯特的享圣俸的圣职，三天后，怀克姆的威廉主教便要求他完成上文所述的任务[35]。


    前文已经说过，瘟疫对教会造成明显的影响之一，便是圣职候选人的数量的明显下降。比如，温切斯特主教区在1349年之前的三年里，领受神父圣秩的平均数量是每年一百一十一人，而在1349年后的十五年里，直到伊登顿主教去世的1365年，每年领受神父圣秩的平均数量只有二十人。从1367年到1400年，即便是主教区由怀克姆的威廉这样极富宗教热忱的高级教士掌管，每年平均只有二十七人领受神父圣秩。到了15世纪，这个数字进一步下降[36]。


    瘟疫对其他地方的教会也产生了同样严重的影响。比如，伊利主教登记簿显示，1349年之前的七年里，领受神父圣秩人员的年平均数量是一百零一点五人，但1349年之后的七年中，只有四十点五人。很明显，1349年根本没有进行按立神父圣秩圣事。1374到1394年，每年平均只有十四人领受神父圣秩。事实上，二十年间总共只有两百八十二人领受神父圣秩，并且这些人大部分都来自其他主教区，另外有一半以上，也就是一百六十一人，来自各个修道会。因此，伊利主教区领受神父圣秩的人有限。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赫里福德主教区的例子。1349年前，该主教区领受神父圣秩的人非常多。1346年3月11日，四百三十八人领受不同的圣秩，其中八十九人领受神父圣秩。这八十九人中有四十九人被授予赫里福德主教区的职位。1346年6月10日，特里莱克主教发布命令，莱德伯里堂区教堂的四百五十一名候选人中，有一百四十八人领受神父圣秩，五十六人被授予主教区的职位。1346年，主教共为大约三百一十九人按立神父圣秩，其中一半属于自己主教区的圣职人员[37]。1349年，领受圣秩的人数与1346年大体相同。1350年，三百七十一人领受圣秩。事实上，直到1353年，领受圣秩的人数一直都比较多，但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其他主教区的。与温切斯特和伊利主教区一样，赫里福德主教区领受圣秩的人数也下降了。1345到1349年，主教平均每年为自己主教区七十二人按立圣秩，但其后五年的年平均数量只有三十四。特里莱克主教后面的任期中，领受圣秩的数量没有一年超过二十三人。


    上述三个例子足以说明，瘟疫严重影响了教会人员的补充。其中的原因很容易找到。瘟疫期间，人口大量死亡，于是幸存者需要承担更多的事务，而事务繁忙导致工资升高，尽管国王谕令禁止增加工资。事实上，劳工所拿的高工资不利于圣职人士的职业发展。大瘟疫已经造成人口非常不幸的损失，英格兰与法兰西的战争则使英格兰对人口的渴求更加迫切。其后的社会动荡以及玫瑰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短缺，这种短缺一直持续到都铎王朝时代。


    1349年瘟疫过后，在某种程度上，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出现了学生的短缺，此事上文业已提及。毫无疑问，牛津大学的学生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严重冲突，导致形势进一步恶化。教会教育的中心——牛津大学的境况每况愈下。瘟疫过后五年多，爱德华三世不得不谕令主教们关注牛津大学的情况。由此可见牛津大学的境况已经有多么糟糕。国王要求主教们协助牛津大学重生。国王谕令道：“朕知道，天主教的信仰要靠博学的教士来支撑，而政府治理也离不开谨慎的教士。朕由衷希望教会的人数增长，教士的德行进步，学识精进，英格兰尤其应该如此。牛津大学虽贵为教士教育之源泉”，现在却被学生抛弃，盛名不再，变成了“不结果的无花果树”[38]。上文已经提到，近半个世纪后，牛津大学也没有从瘟疫的重击中恢复过来[39]。


    人们好像确实对此时非修会圣职人员和修会圣职人员教士之间的关系，或二者之间人数的比例关系，存在着广泛的误解。有人认为，14世纪中叶以后加入修会的圣职人员减少，该现象可以作为这个时期修会圣职人员人数减少的证据。他们强调，14世纪中叶之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影响力上，修会圣职人员都是英格兰教会系统中的主体。但14世纪中叶之后，修会圣职人员的重要性、公共评价及人数骤降。他们不仅举出了修会圣职人员人数减少的证据，还指出14世纪中叶之后，新建的宗教机构都以学院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修道院的形式出现。上述观点是错误的。中世纪时，其他国家的圣职人员是教会的中坚力量，至少从人数上、为教众提供的属灵服务上看都是这样。但英格兰与他们不同。中世纪时，英格兰的圣职人员不是教会的中坚。持有这些错误观点的人或是因为修道院建筑的宏伟而影响了其判断力，或是因为一些修士们在教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影响了其判断力。他们忘记了，相对而言，这些大修道院的数量其实很少，修会圣职人员的数量相对于整个庞大的教会而言，所占比例也不大。


    对那些专门关注中世纪时期的人来说，或者对那些对中世纪有所关注但分不清理论与事实、摆脱不了自己头脑中先入为主的想法的人来说，列举一些数字更有助于将事情解释清楚。比如，1344到1345年，约克主教区两百七十一人领受神父圣秩，其中只有四十四人是修会圣职人员，此时托钵修会广泛成立并纷纷开展活动。同样，斯塔佩尔顿主教登记簿记载了埃克塞特教区1301到1321年领受神父圣秩的情况。其间，有七百零三名非修会圣职人员领受神父圣秩，而修会圣职人员只有一百一十四名领受神父圣秩。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非修会圣职人员领受神父圣秩的数量是修会圣职人员数量的六倍多。


    这个事实对评估上述宗教机构的方向变化非常重要。整个13世纪，理性思考暗流涌动。教会中负责任的管理者已经注意到，对在职的圣职人员进行教育，至少是对大部分圣职人员进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大大小小的修道院遍布英格兰。1349年大瘟疫过后，教士缺乏。尽管对圣职人员的需求迫切，但修道院伤痕累累，难以填补缺口。加之，瘟疫中神父数量是突然减少的，解决此事就更棘手了。从1350到1500年，一个半世纪中，许多学院式机构成立了。这些机构有的属于大学类型，有的是为培养非修会神父而建的乡村学院，比如斯托克克——莱尔乡村学院与阿伦德尔乡村学院。这些林林总总的学院的成立，正是瘟疫造成的结果。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据此推测修道院已经式微，怀疑修道院的工作已经终结，从而解释为什么修道院的数量减少，为什么没有新的修道院成立。如果我们用14世纪中叶之前和之后非修会圣职人员和修会圣职人员领受圣秩的数量来检测一下这种怀疑是否正确，那么现有的统计数字可以证明，这种怀疑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据巴斯和韦尔斯教区主教登记簿记载，1443年到1523年八十年间，有九百零一人领受神父圣秩，其中，六百七十九人是非修会圣职人员，两百二十二人是修会圣职人员，非修会圣职人员和修会圣职人员领受神父圣秩的比例为八点五比二点七，或者说是大于三比一[40]。


    与那些担任世俗职务的人一样，劫后余生的教士们也要求教会支付比往日更高的俸金。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因为教众大量死亡，教士们所得收益已然无多，我们不能苛责这些教士。要知道，教士们要求提高俸金，毫无疑问是教士数量锐减的结果。但当时，就像国王试图阻止劳工们要求提高工资那样，国王、议会、大主教和主教都试图制止教士们提出俸金方面的要求。伊斯利普大主教在致主教们的信中提到，这种“不加约束的贪婪”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除非“世间已无仁爱”。大主教写道，“人们向我抱怨，并且经验——世间最好的老师——告诉我，劫后余生的神父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才得以躲过大瘟疫幸存下来，并不觉得履行自己肩负的职责是为了上帝的子民，是为了公共福祉”，这些神父和劳工们一样，因为贪婪，完全不顾助理神父所肩负的重担，占据了更多有利可图的职位，并索要更多的俸金。此事若不马上制止，那么“主教区乃至整个教省的许多甚至大部分教堂、堂区教堂、小礼拜堂等将没有神父来执掌”。于是，大主教要求不能任用那些要求提升俸金的神父，并且教士们必须以原来的俸金来主持日常教务。此时，教俗两界都试图以法律来压制人们的自由，但最后却导致教士们更加接近人民，与人民同舟共济，争取自由。


    教士的缺乏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兼任圣职现象的泛滥。如果不考虑物色合适干练的人来担任教会重要职务、履行教会重要职责是如何困难重重，那么人们就很难理解此时为什么会有大量圣职是兼任的。比如，大瘟疫后的1361年怀特姆的威廉进入教会，身兼数职。该现象可以解释当时兼任圣职的现象如此普遍的原因。在当时的情况下，训练有素、胜任繁重教务的人因受瘟疫的影响而缺乏，于是圣职不得不由高级教士来兼任。


    瘟疫过后，尽管英格兰教会困难重重，但有足够证据表明，教会的管理者们孜孜不倦，尽量使教务回到正轨。当时，教会将圣职授予许多虔诚的宗教社团，将更多的自由慷慨地赋予诸教堂。


    瘟疫对修道院的影响，本书已经多次提到。瘟疫结束后，各级教士都很难招募到新人。修道院无法从瘟疫所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除此之外，主要因修道院佃农死亡而引起的土地所有权的突然变化，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削弱了修道院的经济地位。于是，修道院本身尚且左支右绌，根本无力他顾了。


    上文列举的种种事实，充分说明了在瘟疫期间修道院的人口大量减少，这里可再加一例。1235年，圣奥尔本斯修道院有大约一百名修士。1349年瘟疫中，修道院院长及大约四十七名修士同时死亡，随后又有一名修士死于坎特伯雷，当时该修士正在陪新当选的院长赴罗马教廷拜谒的路上。假定瘟疫爆发前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修士数量和1235年相同，那么此时该修道院最多有五十一名修士。1396年，六十名修士参加了一次选举，因为这次参加选举的修士中包括九名小修道院院长，由此可以看出，该修道院实际上仅余五十一名修士。1452年，该修道院仅有四十八名修士。近一个世纪后，该修道院解散，修士的数量减少到了三十九人。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情况与圣奥尔本斯修道院一般无二，因为瘟疫袭击而修士骤减。加之，瘟疫对全国人口的影响，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修士数量多年都不能回升到原来的水平。无论从哪方面讲，地处英格兰西部的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一直以来都被视为英格兰最重要的本笃会修道院。假设该修道院全盛时期有大约一百名修士，这种假设没有夸张。但根据补助金卷档记载，1377年该修道院仅有四十五名修士。1456年，修士的数量增加到四十八人，该修道院被解散时，修士的数量大约也是四十八人。瘟疫对巴斯修道院修士数量造成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


    毫无疑问，这场灾难让人们丧失了对教规的信心。人们不再相信传统，对信仰产生了怀疑。众所周知的是，人们并没有因为瘟疫这场天谴变得更好，这和往常是大不相同的。人们注意到，和历次瘟疫所造成的结果一样，或者正如凯撒里亚的普罗科皮乌斯[41]谈及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42]统治时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来自天意，在灾难中活下来的都是那些最邪恶的人”[43]。这次灾难亦然。从意大利到英格兰，在瘟疫中活下来的人都是心中的邪恶被唤醒的人，都是呆板迟钝的人，这是非常普遍的。《方济各会年鉴》作者卢克·沃丁[44]说，1348到1349年的瘟疫导致宗教热情明显下降。他写道：“邪恶的瘟疫给神圣的修会造成巨大破坏，带走了修会中持规守戒的人，带走了修会中经验老到的人。从此以后，诸修会，尤其是托钵修会，失去了修行的热情，不像往日那样虔诚了。在研修方面，修士们虽已经开始登堂入室，但却粗心大意起来。我们最杰出的修士因瘟疫而死，活下来的修士持规守戒的热情减弱。新入会的修士因缺少必要的训练，很难像从前那样严守教规。靠他们重振教会的雄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是使修道院不至于空无一人罢了。”[45]


    我们可以用一位可靠的研究者的话来为瘟疫造成的危害作结。威廉·坎宁安博士写道：“要注意下面这一点，它非常重要。12、13世纪稳步发展的社会，到14世纪突然停滞不前了。加上百年战争的重负，英格兰几乎被压垮了。然而，即使黑死病夺走了一半的人口，并重构了整个社会，英格兰也必须咬牙坚持。”[46]


    研究黑死病时，我们发现，很难彻底搞清楚它波及的范围及其所带来的断裂给当时的制度造成多么深刻的影响。1349年的瘟疫摧毁了当时的制度。只有不断地重申、反复地思考这一现象，我们才能慢慢理解这场社会和宗教灾难的特点。但与此同时，如果想深入了解社会和宗教重构的伟大过程——我们下一代人马上要不得不面临一场类似的重构了，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全面地认识黑死病。黑死病是一场悲剧，人们不能仅仅报以哀痛。这是因为，如果仅仅凭经验或感情进行社会重构，那么正如约翰·威克利夫一样，只能加重罪恶。社会重构实际上是一场重要机遇，离不开各行各业人们的艰苦努力和不懈追求。此处仅仅展现中世纪时期的一个特点，用已故爱德华·奥古斯图斯·弗里曼[47]教授的话说便是，中世纪时期的伟大之处。我们所处的时代，诸事易成，但中世纪的人们却苦于应付物质上的种种困难。当今的知识分子没有充满生机，变得包容，而是陷入了悲观。但中世纪时，困难只会让人愈挫愈勇。人们直面困难，克服困难。那句老生常谈</a>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正确的短语“信仰时代”，正可用在这里。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悲观更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心灵的基调了，没有什么能比希望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心灵的基调了。一位知名的现代作家在观研艺术作品时，发现中世纪的人们无法认清事物的真实面目，在羊皮纸或油画布上作画时，常画不出所画之物的真实形状。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画的意义所在。确实，这些画存在上述缺陷，但实际上它们对完全的写实风格却是一种必要的矫正或补充。放眼未来，对艺术的发展以及人类不懈的努力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场通常称之为“黑死病”的大瘟疫，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其势如溃堤之水，令“同类”难以望其项背。如果没有这场灾难，许多高贵的想法将得以实现；如果没有这场灾难，许多睿智的理念将得以发展。这些想法、理念原本能给人类带来丰硕的成果，但却因黑死病而受重创，一蹶不振。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悲痛上。逝者已矣！时间、努力奋进的力量属于在黑死病中幸存下来的人。


    意大利两座宏伟的教堂——锡耶纳大教堂和米兰大教堂，体现了黑死病的双重特征。锡耶纳大教堂坐落于托斯卡纳山顶。它尽管雄伟，但与原来的建筑方案相比，仅是未完成之作，实际上正处于建造之中，如若完工，其规模不亚于当今的圣彼得大教堂。大教堂的耳堂[48]已经拔地而起。黑死病突然爆发时，大教堂的中殿和高坛[49]宏大的地基已经打好，之后工程暂停了，从此再未开工。


    瘟疫结束后又过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意大利最宏伟的哥特式建筑——米兰大教堂——已经在伦巴第高高耸立，其寓意是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伟大。它的伟大远胜于已经被埋葬的过去的伟大。米兰大教堂并不是依靠王公贵族的力量完成的，实际上是米兰人民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是米兰人民自己的成就[50]。


    黑死病过后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欧洲才从几乎崩溃的边缘恢复，实现了经济振兴和宗教复兴，这个话题可能最有趣味了，但这里不宜讨论这一重要而有趣的话题，仅陈述</a>一下对黑死病结束后的历史的看法便可以了。黑死病结束后，尽管战事频仍，起义不断，但这个时期明显是进步的；黑死病结束后的历史，明涛暗浪汹涌，形势错综复杂，有时甚至让耐不住性子的研究者茫然无措，这是因为他们只想将世间万事简单地分为两类，要么是好，要么是坏。


    * * *


    [1]参见托马斯·阿米欧：《爱德华三世时期英格兰的城市人口》（《考古学报》，第20卷，第524到531页）。——原注


    [2]《黑死病前后的英格兰》：《双周评论》，第8卷，第191页。——原注


    [3]威廉·坎宁安：《英国工商业的发展》，第304页。——原注


    [4]《双周评论》，第8卷，第192页。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但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则会让读者对中世纪时英格兰农民的状况产生一种错误印象。索罗尔德·罗杰斯所述的大部分情况其实也适用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威廉·坎宁安博士（《英国工商业的发展》，第275页）所述则更切近实际：“生命不仅仅在于饮食，尽管普通村民们的居住条件糟糕，但他们的饮食娱乐更胜一筹。”——原注


    [5]当时的人逢周三、周五及一些宗教节日要斋戒，不能进食肉类、牛奶等，只可以吃鱼和蔬菜。——译者注


    [6]大英博物馆：《科顿手稿》，福斯蒂娜部分，B.v分部，文档99b。——原注


    [7]档案局：《原始令状卷轴》，爱德华三世26年，文档27。——原注


    [8]档案局：《原始令状卷轴》，爱德华三世27年，文档19。——原注


    [9]档案局：《原始令状卷轴》，爱德华三世26年，文档25。——原注


    [10]罗杰·特怀斯登：《十家著早期英国史》，第2699栏。——原注


    [11]大英博物馆：《科顿手稿》福斯蒂娜部分，B.v分部，文档98b。——原注


    [12]档案局：女王债务征收官司库账簿，第801捆，文档1。——原注


    [13]沃特·泰勒和约翰·保尔领导的农民起义，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译者注


    [14]理查二世（1367—1400），英格兰国王，1377到1399年在位。——译者注


    [15]即圣职人员。————译者注


    [16]1086年，征服者威廉下令调查全国土地状况，以便收取租税，加强财政管理。这些调查的汇编被称为《末日审判书》。——译者注


    [17]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史称“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官方用语是法语。——译者注


    [18]雷纳夫·希格登（1280—1364），英格兰编年史家，本笃会修士。——译者注


    [19]约翰·特里维萨（1342—1402），亦称“特里维萨的约翰”，他将《历代记》由拉丁文翻译为英文，并加上了评论及序言。——译者注


    [20]约翰·查尔斯·考克斯（1843—1919），英国教士、历史学家。——译者注


    [21]《德比郡教堂札记》引言，第9页。——原注


    [22]当然，这些领受神父圣秩的人有好些是其他主教区的。但同样，温彻斯特的神父也可以依照教令在其他地方领受神父圣秩。所以，从整个英格兰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这实际上是均衡的。如上文所言，伦敦主教区1362至1374年12年中，非修会圣职人员与修会圣职人员领受神父圣秩的人数比例大约在6比1。——原注


    [23]亚历山大·浦柏：《论人》，第107到108行。——原注


    [24]索罗尔德·罗杰斯估计1348年英格兰的人口数仅为250万左右，该估计是基于男人女人的人口数大致相同做出的，这可以推导出每25人便有1名神父，很明显这是自相矛盾的。——原注


    [25]根据天主教的传统，修士在修道院苦修几年后才能成为执事，再过几年才能成为神父。——译者注


    [26]托马斯·阿米欧提到，连士兵的工资都要比圣职人员高。一名步兵一天拿三便士或一年拿七马克，一名骑兵一天拿十或十二便士。乔叟提到的堂区负责神父，仅“富于圣洁的思想和工作”，收入可能并不乐观。——原注


    [27]罗杰·特怀斯登：《十家著早期英国史》，第2699栏。——原注


    [28]亦称圣职圣事、神品圣事或按立圣职圣礼。——译者注


    [29]贝金特先生手稿，主教登记簿摘要。需要注意的是，平常时期，被授予圣职后才成为神父的例子很少。因此，还以温切斯特市的诸教堂为例，除了这次瘟疫的时期及1361年那场圣职人员死亡较多的瘟疫时期外，1349到1361年期间，只有八或九人成为神父。如下表：


    [30]《哈利手稿》：第6965号，文档145（1349年7月7日）。——原注


    [31]《哈利手稿》：第6965号，文档146b。——原注


    [32]宗教名词，意为“授予神父”圣职。——译者注


    [33]大英博物馆：《科尔手稿》，第5824号，文档23b。——原注


    [34]关于学习主祷文等材料的真正意义，可以参考我的文章《14、15世纪英格兰的宗教教育》，见于1893年10月的《都柏林评论》第900页。——原注


    [35]见于贝金特先生手稿。——原注


    [36]1400到1418年，每年平均只有十七人领受神父圣秩；1447到1467年，每年平均只有十八人领受神父圣秩。——原注


    [37]特里莱克主教登记簿，文档180等。——原注


    [38]特里莱克主教登记簿，文档163。——原注


    [39]西蒙·伊斯利普大主教在牛津创建了坎特伯雷学院，用来提升教士层次，增加学习场所（大卫·威尔金斯：《大不列颠和爱帕尼亚宗教会议》，第3卷，第52页）。怀克姆的威廉也出于同样目的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和学院。——原注


    [40]从1362到1374年，伦敦主教区萨德伯里主教共为1046名非修会圣职人员及456名修会圣职人员按立神父圣秩，两者的比例大约为2.3比1。从1381到1401年，布雷布鲁克主教仅为584名非修会圣职人员按立神父圣秩，同时期修会圣职人员被按立神父圣秩的数量是425人。换句话说，从1362到1374年，伦敦主教区非修会圣职人员被按立神父圣秩的年平均数量超过了87人，而从1381到1401年，年平均数量仅为29.2人。相应地，修会圣职人员被按立神父圣秩的数量分别为35人和21.2人。约克教省诸主教区的登记簿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原注


    [41]凯撒里亚的普罗科皮乌斯（500—554），历史学家。——译者注


    [42]查士丁尼一世（约483—565），拜占庭帝国皇帝，527到565年在位。——译者注


    [43]1350年，伊斯利普大主教说道：“每当回忆起这场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瘟疫，我们就会发现，好人都死了，不该活的却活了下来。”——原注


    [44]卢克·沃丁（1588—1657），爱尔兰方济各会修士、历史学家。——译者注


    [45]《小兄弟会编年史》，第8卷，第22页。——原注


    [46]《英国工商业的发展》，第275页。——原注


    [47]爱德华·奥古斯图斯·弗里曼（1823—189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伟大的建筑艺术家。——译者注


    [48]亦称横厅，是十字形教堂的横向部分。——译者注


    [49]教堂内唱诗班或教士席所在的部位。——译者注


    [50]大教堂管理层出版的《建造年鉴》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如何筹集必要的款项。因此，我们知道这一高尚的公共事业是如何完成的。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乐意提供志愿服务的市民们每周挨家挨户去筹钱。教堂筹来的财物、教堂每月义卖的财物各式各样，有珠宝、衣服、亚麻布、瓶瓶罐罐……无论贫富，人人都想以某种方式参与，正如组织者所言，“出于神的启示，为了耶稣基督及圣母玛丽亚的荣誉”。可参考埃德蒙主教1893年7月发表在《唐赛德评论》上的文章。——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