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格洛斯特、伍斯特、沃威克和牛津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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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尔弗里德·勒贝克记录的瘟疫——威尔士发生瘟疫的证据——约翰·克莱因记录的爱尔兰疫情——伍斯特的空缺圣职任命情况——城中有了新墓地——瘟疫后国家的情形——沃威克的空缺圣职授予情况——牛津的疫情——瘟疫对牛津大学</a>的影响


    第五和第六章讲述了1349年英格兰南部的疫情。本章有必要讲述格洛斯特、牛津和英格兰中部瘟疫的情况。首先，本章应该留一些空间出来，说一下土生土长的加尔弗里德·勒贝克所著的编年史对该疫情的记录。


    当然，所有关于疫情的记录，重复之处甚多。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作者虽然互相之间没有联系，但对瘟疫的记录完全一致，甚至使用了相同的词汇。正是这种一致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记录的真实性。单个读这些记录时，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觉得它们简单粗糙，并且夸张得令人难以置信。加尔弗里德·勒贝克写道，瘟疫在布里斯托尔肆虐，所以格洛斯特人拒绝布里斯托尔人进入他们的镇子，因为格洛斯特人觉得垂死的布里斯托尔人的呼吸会让他们染病。但最终，格洛斯特、牛津、伦敦乃至英格兰都疫情无比严重，幸存者十无其一。墓地已不堪重负，只得辟新墓以埋葬死者。伦敦主教在伦敦买了一小块地，命名为“无人之地”。瓦尔特·德曼尼爵士买了一块地，命名为“新教堂墓地”（瓦尔特·德曼尼爵士在该地建了一所修道院）。“无人之地”和“新教堂墓地”都用来埋葬死者。王座法庭和民事高等法院的审理工作因瘟疫而停止。几名贵族染病而死，其中就有约翰·蒙哥马利爵士、加来上尉和加来的克里斯特尔勋爵[1]，他们都埋葬在伦敦的加尔默罗会圣玛丽修道院。数不清的平民百姓和大量教会人士在瘟疫中身亡。年轻力壮者最易染病，年老体弱者却能逃脱。几乎没人敢与生病的人接触。健康的人都跑了。死人的东西无人敢碰，好像一碰就会染病。病人身体各部分突然出现肿块，痛苦无比。肿块又硬又干，切开后几乎没有液体流出来。身上起肿块的病人切掉肿块后会恢复健康，尽管中间要痛苦一阵子。有的病人起黑色的小脓包，小脓包遍布全身，这样的病人劫后重生的非常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


    民事高等法院审理案件


    “1348年圣母蒙召升天节[2]那天，可怕的瘟疫出现在布里斯托尔。圣米迦勒节那天，瘟疫出现在伦敦。瘟疫肆虐英格兰一年有余，危害非常严重。许多村落为之一空，不见人烟。1349年，瘟疫使威尔士变得荒凉破败，整个英格兰一片荒芜。接着，瘟疫传到爱尔兰，住在爱尔兰的大量英格兰人染病而死，但纯正的爱尔兰人因住在高山高原之上，直到1357年，突如其来的瘟疫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无处躲藏。”[3]


    加尔弗里德·勒贝克提到了威尔士和爱尔兰，并简单叙述了这两个国家[4]瘟疫猖獗的情况。关于威尔士的疫情，几乎没有确切的信息，尽管我们所掌握的些许资料能让我们容忍加尔弗里德·勒贝克的说法，从而不把其瘟疫“摧毁”了威尔士的表述视为夸张。1350年4月，托马斯·德克洛普顿向爱德华三世请求从他应付给国王的三百四十英镑里面减去一百四十英镑。这件事情的背景是，托马斯·德克洛普顿在彭布罗克伯爵劳伦斯·德黑斯廷斯的继承人年纪尚幼期间租种了伯爵的田地。这些田地主要位于彭布罗克郡，但“因近期该地瘟疫流行，所租田地的价值不能维持”，因此托马斯·德克洛普顿向国王请求减少租金。国王派人调查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便免去了托马斯·德克洛普顿六十英镑的欠租，并将每年的租金减少四十英镑[5]。威尔士四个主教区任命空缺圣职的记录已无从寻觅，但据猜测，威尔士公国[6]享圣俸的圣职人员应该有一半死于瘟疫。威尔士享圣俸的圣职数量是七百八十八人左右，所以该地享圣俸的圣职人员应有近四百人死于瘟疫。


    一位身上起了黑色小脓包的瘟疫患者


    化身为骑士的瘟疫


    至于瘟疫对威尔士诸修道院的影响，我们知之甚少。阿伯加文尼修道院当时是隶属外国修道会的修道院。爱德华三世赦免了该修道院应该向财政署缴纳的租金，因为修道院院长发现从修道院的土地上获得收益已经不可能了[7]。人们怀疑，当地几所非常大的修道院和当时英格兰许多修道院一样，就算瘟疫结束二十七年后，也没有恢复到瘟疫前的景象。比如卡马森的西多会惠特兰修道院，1377年时，圣职人员只有一名院长和六名修士。卡马森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除院长外仅有五人。塔利的普雷蒙特雷修会修道院只有一名院长和五名教士。基德韦利小修道院是多塞特郡舍伯恩大修道院的附属修道院，该院院长连个同伴也没有[8]。


    爱尔兰的疫情可以从小兄弟会修士约翰·克莱因[9]的叙述中略知一二。约翰·克莱因是基尔肯尼的小兄弟会修士，他本人也在瘟疫中死去。约翰·克莱因写道：“今年（1349年）[10]，尤其是9月和10月，来自爱尔兰各地的大批主教、高级教士、神父、修士修女、贵族，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去萨莫里恩吉斯朝圣。人山人海，连续多日。有的出于虔诚，其他的——说实话，大部分人是这样——出于对当时流行的瘟疫的恐惧。瘟疫最早在都柏林附近的霍斯[11]和德罗赫达出现。都柏林和德罗赫达几乎毁灭，居民死亡殆尽。从1349年8月初到圣诞节，仅都柏林一城就有一万四千人死亡。”


    基德韦利小修道院遗址


    接着，约翰·克莱因提到了瘟疫的产生及其在阿维尼翁肆虐的情况，然后说：“死亡人数之多，从古至今，闻所未闻。在同样长的时间内，无论是因为瘟疫、饥荒，还是因为其他什么病，都没有死这么多人。如同一路袭来吞噬乡村、城市和城堡的地震一样，这场瘟疫也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乡村、城市和城堡，将这些地方的人几乎全部带走，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瘟疫的传染性极强，只要触碰尸体或病人一下，立刻就会染病而死，忏悔的人和听取忏悔的人会一起被带进坟墓。因为恐惧，几乎没人敢虔诚地做善事了，也就是说，没人敢去探视病人，没人敢去埋葬死者。许多人死于生在大腿或腋窝的脓包或肿块。有些人死于头部疾病，这些人犯起病来就像疯了一样。有些人死于吐血。”


    “今年真是怪事连连。尽管瘟疫流行，死人无数，但土地肥沃，五谷丰登。德罗赫达的小兄弟会修道院有二十五名修士在1348年圣诞节前去世。都柏林的小兄弟会修道院有二十三名修士在1348年圣诞节前去世。”


    “大斋节期间，瘟疫在基尔肯尼肆虐。从1348年圣诞节到1349年3月6日，有八名小兄弟会修士死去。一家之中，几乎没有只死一个人的，一般都是夫妻两个带着孩子，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也就是死亡之路。”


    “我，基尔肯尼修道院的小兄弟会修士约翰·克莱因，记下了这些值得注意的事情。这些事实不是发生在我身边，就是可信的人告诉我的。看着这么多病人，看着整个世界好像坠入了邪恶的深渊，为了不让高尚的行为随着时光消逝，为了不让高尚的行为在子孙后代的记忆中消失，我尽管在这个好像尸横遍野的地方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还是如实记下了我所听到并能证实的事情。文字不会因抄写员的死去而消失，作品亦不会因作者的死去而凋谢。我又取了一张羊皮纸，继续我的写作。如果有人能碰巧活到未来，如果有哪个亚当的子孙能躲过瘟疫，希望有人能接续我未完成的写作。”[12]


    爱尔兰疫区


    瘟疫化身为骷髅，危害各个阶层


    《公函卷轴》的一两份文件可以证实这位小兄弟会修士约翰·克莱因记录的真实性。比如，1350年7月，科克[13]郡守及同僚们请求国王减免税收时说，“一方面因为瘟疫袭击，另一方面因为爱尔兰的敌人蹂躏了土地、破坏了房屋、抢夺了财产”，所以无法支付八十马克的税金[14]。都柏林的市民除了祈求一千夸特的谷物救济之外，郡守的请愿书中还说：“城中的商人及其他居民因近来流行的瘟疫以及其他许多不幸事件而元气大伤。”[15]最后，爱尔兰皇家庄园的佃农们请求国王给予他们特殊保护。他们呼吁道：“因为爱尔兰近来瘟疫肆虐，官员对食品及其他东西索价过高，他们已经陷入赤贫。”[16]


    说完关于威尔士和爱尔兰的疫情，我们该回到英格兰了。1349年夏季几个月，伍斯特疫情严重。该郡的空缺圣职授予记录显示，在一百三十八个堂区中，六十七</a>个堂区享圣俸的圣职发生了变化，不少堂区的圣职有多次变化的记录。这就意味着，在瘟疫发生时，该郡大约一半享圣俸的圣职一度空缺。该郡空缺圣职授予数量最高的月份是7月。5月到11月每个月空缺圣职授予的数量显示，这几个月因为一些特殊缘故产生了圣职空缺。该年的前4个月及该年的12月，仅有六次空缺圣职授予的记录[17]。有的地方同一圣职多次发生空缺，比如7月10日和8月21日，大莫尔文多人被推荐担任神父。5月15日和7月10日，伍斯特附近的波伊克都有圣职空缺记录。


    早在1349年4月中旬，伍尔斯坦·德布劳恩斯福特主教就预见到，伍斯特要面临如何处理尸体的困难，并提前做了准备。伍尔斯坦·德布劳恩斯福特主教年老体弱，死于1349年8月6日。1349年4月18日，伍尔斯坦·德布劳恩斯福特主教正在哈特尔伯里，他写信给伍斯特大教堂的同事们道：“近期，伍斯特大教堂的教堂墓地数量大增（我们有生之年从没有见过如此多的死者），这着实令人心痛。我们异常焦虑，冥思苦想。我们知道，这种现象超乎寻常，非常危险。尸体的腐烂很可能带给人们种种危险。所以，为在该教堂主持葬礼、全心奉献于上帝及圣母玛丽亚的众位教友计，为伍斯特的公民及其他居住者计，为其他来到伍斯特的人们计，我们希望，在上帝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能有最好的解决方案。深思熟虑之后，我们祝圣了伍斯特的圣奥斯瓦尔德医护所墓地。伍斯特大教堂墓地因瘟疫造成的墓地不足，可由此墓地补充。”伍尔斯坦·德布劳恩斯福特主教最后命令，应该让教堂管理者知道，“在人口大量死亡之际，圣奥斯瓦尔德墓地的”一切埋葬事宜都由其斟酌处理[18]。


    约翰·利兰[19]在其游记中提到过这个墓地——“墓地北边的空地非常宽阔，没有大门”。他说，圣奥斯瓦尔德的附属教堂就在那里，后来变成了养老院；“又过了很久，养老院变成了独立的教堂，就叫圣奥斯瓦尔德教堂。大瘟疫期间，这里用来埋葬尸体，就像在伍斯特的公墓里埋葬一样。”[20]


    英格兰诗人约翰·利兰


    伍斯特郡农村地区的状况，可以通过土地收还官的账目来统计。土地收还官叫利奥·德佩尔顿，其任务之一是在主教去世的8月和新主教上任的11月底之间接收伍斯特主教的产业。利奥·德佩尔顿的汇报中描述的乡村景象实在令人心痛。他说，花多少钱也找不来佃农，磨坊无人使用，铁匠铺没有活计，鸽子棚破败不堪，鸽子都飞了。不管在哪里，劫后余生的人们都扔掉了自己租种的土地。丰收的庄稼无人收割，即便是有人收割，也不可能有人来买粮食了。


    我们再具体看看主教的不动产收益。主教声称其产业在平常年份能有一百四十英镑的收益，但今年八十四英镑永远无法到手了。因为1349年秋天，各种农活根本就没有进行。“因为掏租金的佃农缺乏，他们的活计一般由习惯佃农来做。但在结清租金前，习惯佃农在该主教区肆虐的瘟疫中都死去了。因此，该主教区大大小小的庄园没有拿到、也不可能拿到应得的收益。”


    在调查过程中，土地收还官拿出了爱德华三世的谕旨[21]。谕旨中说</a>，国王征收的数额竟高于官员所得的数额，这实非国王之本意。因此，国王派了两个委员会与一个陪审团来处理此事。土地收还官提交了一份佃农名单。他仅能从这些佃农手中收取一点东西。最终，陪审团认为，土地收还官的陈述</a>都是实情。这些细节显示了当时调查中的一些重要情况。比如，哈特尔伯里庄园曾经有三十八名佃农，因为每个佃农租种着一威尔格[22]土地，所以佃农就被称为“威尔格”。另外还有四名被称为“茅舍农”的佃农及三十四名其他佃农。这些人要服一定的劳役，每年的劳役收入折价一百零六先令十一点五便士，其中包括一种叫庄园金的租税。“因为在这次计算租税日之前，所有的佃农都在致命的瘟疫中死了”，所以这些劳役收入都没有了。陪审团的汇报中说，该庄园只有四名佃农，支付了两先令十便士的租税[23]。


    这种困难并不是暂时的，因为到了1354年，上述土地收还官要求减免五十七英镑十五先令五点二五便士的租税。这件事还是发生在上文提到的庄园里。因为主教调到另一个主教区上任，需要计算租税，但土地收还官收不上来这么多租税，所以要求减免。谈到收习惯佃农租税的工作时，土地收还官说：“我没能收上习惯佃农的租税，因为活下来的习惯佃农都去干其他活计去了。瘟疫过后，这些习惯佃农不像原来那样局限于原来的活计了。”[24]


    瘟疫袭击了一个庄园


    邻近的沃威克郡的结果也是如此。沃威克郡、格洛斯特郡和伍斯特郡组成了原来的伍斯特主教区。根据威廉·达格代尔[25]《沃威克郡志》[26]一书的记录，沃威克郡1349年4月前及10月后仅授予了七次空缺圣职。1349年夏，该郡瘟疫最严重，1349年6月和7月空缺圣职授予次数最多[27]。


    一些圣职授予频繁。比如，1349年7月19日迪奇福特男修道院来了一名神父，8月22日就来了继任者。1349年5月到8月，凯尼尔沃思出现三次圣职空缺。1349年5月10日，开凿了乔丹井[28]的考文垂市长乔丹·舍佩去世[29]。1349年7月，考文垂的执事长和圣三一教堂的神父去世。8月，考文垂大教堂附属小修道院院长约翰·德邓斯塔布尔被选出来填补该修道院的圣职空缺。不久，圣三一教堂产生了一个新圣职空缺。波尔斯沃思女修道院院长利蒂西娅·德赫克斯特尔去世，1349年10月13日新院长到任。


    威廉·达格代尔


    在瘟疫肆虐时，牛津郡是林肯主教区的一部分，该地圣职数量在二百二十左右，该数字不包括牛津各学院的圣职数量。据估计，牛津郡享圣俸的圣职人员的死亡数字应该是二百二十的一半。瘟疫在牛津郡流行的时间应该与其邻近地区差不多，也就是说，1349年的春天和夏天疫情格外严重。比如，哥斯托女修道院院长死于1349年5月20日之前的某天。1349年5月20日，爱德华三世恩准该院选举一人继任院长。牛津圣弗丽德丝维德小修道院院长的死亡日期几乎也在这几天。因为1359年6月1日，尼古拉·德亨格福德在被选为院长后接管了圣弗丽德丝维德小修道院的不动产。


    牛津市学生众多，死亡严重。安东尼·伍德[30]写道：“瘟疫如此严重，牛津郡闻所未闻。农村里有房子的人逃走了，尽管他们已经在农村染上瘟疫。那些留下来的人几乎全死了。院校大门紧闭，学院、学堂被废弃。几乎没人留下照管财物，埋葬死者的人手都不够。据说，每天有不少于十六具尸体被抬到教堂墓地，可见疫情有多么严重。”[31]著名的阿马大主教理查德·菲茨拉尔夫[32]在瘟疫爆发前曾任牛津大学校长。理查德·菲茨拉尔夫说，他做校长时牛津有三万学生[33]。托马斯·加斯科因[34]证实了理查德·菲茨拉尔夫的说法。其《神学词典》一书描写亨利六世[35]的统治时写道：“大瘟疫爆发前，英格兰人之间的争讼很少，案子也少，所以英格兰没有几个律师。牛津的律师也很少。当时牛津有三万学生，这个数字是我在牛津当校长时从历任校长的登记表那里看来的。”[36]许多学生死于瘟疫，因为1357年时托马斯·加斯科因说学校人数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


    牛津大学


    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


    瘟疫爆发的1347年，牛津市至少经历了三任市长。理查德·德塞尔伍德死于1347年4月21日，随后议员们选出理查德·德卡里担任市长。他去伦敦向国王宣誓效忠前便病了。爱德华三世命奥斯尼大修道院院长为专员，去牛津为理查德·德卡里主持就职宣誓。1347年5月19日，奥斯尼大修道院院长证实自己已经完成该任务。但1347年6月16日，伦敦收到了牛津的来信，信上的日期是两天前，信中带来了市长的死讯，并说已经选举约翰·德雷福特继任市长[37]。


    毫无疑问，牛津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有葬坑。已故的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写到这场瘟疫时说：“牛津埋葬死于瘟疫者的地方是新学院[38]花园的某处，我对此丝毫没有怀疑。因为怀克姆的威廉[39]买下该地时，该地看起来好像曾一度人烟稠密，但三十年前闹瘟疫后就变荒凉了，很明显，劫后余生的人们将该地当成了埋葬死者的地方。”


    怀克姆的威廉


    * * *


    [1]加尔弗里德·勒贝克所著的编年史的第九十二页描述了英格兰人占领加来后瘟疫在法兰西肆虐的情况。加尔弗里德·勒贝克认为英格兰和法兰西因瘟疫而停战。——原注


    [2]每年8月15日。——译者注


    [3]《加尔弗里德·勒贝克编年史》：爱德华·蒙德·汤普森爵士编，第98到99页。——原注


    [4]瘟疫爆发时，威尔士和爱尔兰还未与英格兰合并，所以作者称它们为“国家”。——译者注


    [5]档案局：《原始令状卷轴》，爱德华三世24年，文档8。——原注


    [6]威尔士公国成立于1216年。1536年，《联合法案》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通过，两国合并。——译者注


    [7]档案局：《密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5年，文档9。——原注


    [8]档案局：《圣职人员补助档案》，爱德华三世51年。——原注


    [9]约翰·克莱因（1286—1349），爱尔兰小兄弟会修士、编年史家。——译者注


    [10]看来作者好像暗示1348年瘟疫抵达了爱尔兰。但更可能的情况是，1349年瘟疫才抵达爱尔兰。因为1349年7月14日，都柏林大主教亚历山大·德比克纳逝世，米斯主教区主教也逝世于该月。参见皮乌斯·博尼费修斯·加姆斯：《天主教会主教名录》，第219页。——原注


    [11]霍斯距多基不远。——原注


    [12]约翰·克莱因：《爱尔兰编年史》，爱尔兰考古学会编，1849年版。——原注


    [13]科克郡位于爱尔兰南部。——译者注


    [14]《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5年，第2部分，文档19。——原注


    [15]《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6年，第1部分，文档2。——原注


    [16]档案局：《财政大臣债务征收官备忘录档案》，爱德华三世27年，希拉里节财季，文档7。——原注


    [17]


    上表显示了1349年几个月空缺圣职授予的数量。——原注


    [18]特雷德韦·罗素·纳什：《伍斯特郡郡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226页。——原注


    [19]约翰·利兰（1503—1552），英格兰诗人，古文物研究者。——译者注


    [20]格林所著《伍斯特郡》一书第144页谈到了主教保证公共安全、使伍斯特城从“惊人的罪恶”中解脱出来的措施。因为圣奥尔本、圣海伦、圣斯威森、圣马丁、圣尼古拉和万圣这几个堂区的教堂墓地空间有限，不足以埋葬堂区的死者，所以这几个堂区获准使用圣奥斯瓦尔德的墓地。于是，圣奥斯瓦尔德的墓地坟冢累累。此时，即便草草一看，也会思虑万千。——原注


    [21]谕旨日期是1352年10月26日。——原注


    [22]威尔格是土地丈量单位，为四分之一海得大小。一海得为赡养自由农民一家所必需的土地，各地大小不等，在60到120英亩之间。一威尔格在15到30英亩之间。——译者注


    [23]档案局：《财政大臣债务征收官备忘录档案》，爱德华三世26年。——原注


    [24]档案局：《财政大臣债务征收官备忘录档案》，爱德华三世28年，米伽勒节财季，文档19。——原注


    [25]威廉·达格代尔（1605—1686），英格兰学者，因其中世纪研究知名。——译者注


    [26]威廉·达格代尔关于沃威克历史方面的著作仅有《沃威克古迹》一书，估计此处的《沃威克郡志》即是《沃威克古迹》一书。——译者注


    [27]


    上表为1349年空缺圣职的授予数量。——原注


    [28]现在是考文垂一条大街的名字，邻近考文垂大学，叫“乔丹韦尔大街”。——译者注


    [29]威廉·达格代尔：《沃威克古迹》，威廉·托马斯编，第147页。——原注


    [30]安东尼·伍德（1632—1695），英格兰历史学家。——译者注


    [31]安东尼·伍德：《牛津大学史及古迹研究》，约翰·古奇编，第449页。——原注


    [32]理查德·菲茨拉尔夫（1300—1360），曾任阿马大主教。——译者注


    [33]大英博物馆：《哈利手稿》，第1900号，文档11b。理查德·菲茨拉尔夫的《向教皇陈情》由特里维萨的约翰翻译。译文是：“我担任牛津校长时，牛津一度有三万学生，现在不足六千。”——原注


    [34]托马斯·加斯科因（1404—1458），英格兰中世纪神学家，曾两度出任牛津大学校长。——译者注


    [35]亨利六世（1421—1471），英格兰国王，1422到1460年第一次在位、1470到1471年第二次在位。——译者注


    [36]托马斯·加斯科因：《加斯科因神学词典选》，詹姆斯·埃德温·索罗尔德·罗杰斯编，第202页。该书编者写道：“他们（学生们）来自欧洲各地。这个数字看起来大得不可思议，但从其纳税情况上来看，牛津郡仅次于当时处于各行业最繁荣时期的诺福克。牛津郡很大程度上是英格兰最富有的郡。一大群学生都被瘟疫带走了。我找不到理由去怀疑牛津14世纪上半叶时</a>人口特别多这种说法。”——原注


    [37]档案局：《财政大臣债务征收官备忘录档案》，爱德华三世23年，米伽勒节财季。——原注


    [38]新学院是牛津大学的一所学院。——译者注


    [39]怀克姆的威廉（1320—1404），曾任温彻斯特主教，创办了牛津大学新学院、温彻斯特学院。——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