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敌方法庭与中立法庭

    当协约国要将我和德意志帝国的军官押去协约国法庭审判的消息传出后，在德意志人民和德意志帝国政府提出的相同要求前，我立即问自己屈服对祖国是否有用。我很清楚，在协约国看来，我和军官们的屈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的威望，使德意志帝国永远无法拥有与同盟国平等的地位、权利以及尊严，让德意志民族消失在欧洲一等民族的名单中。


    我的责任是维护德意志帝国的尊严和荣誉。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牺牲我自己使国家受益，并且避免上面提到的那些不利影响。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条路可以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为德意志帝国再牺牲一次。


    我知道那些心地善良和真诚为祖国利益奋斗的人讨论的焦点是应不应该让我屈服。不管是因为心理压抑，还是在协约国面前没有意识到惩罚自我、贬低自我以及徒劳牺牲的后果，德意志政府目前要做的应该是考虑前文提到的协约国的真实目的，作出正确的决定。换句话说，政府应该坚决拒绝协约国的要求。


    如果基于这种假设考虑问题并作出决定，我可能会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在全世界面前承担责任，只要这一决定是德意志政府作出的事关这次战争的重大决定或采取的行动。这不是一种与政治无关的多愁善感的行为，而是一种值得褒奖的行为。众所周知，根据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宪法，首相应该独自承担所有责任，而不是我，因此这种想法自然不会使我徒增烦恼。


    我认为，如果向协约国屈服，哪怕只有一线希望能使德意志帝国的处境变好，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这么做。当我离开自己的国家、放弃祖先的皇位时，我已经表明愿意作出自我牺牲，因为我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样做可以帮助德意志人民达成和平协议，阻止内战的爆发。其间，虽然已经证明大家认为我的举措可以阻止内战爆发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我依然认为我应该竭尽全力帮助我的人民。


    第1节　回忆困境


    然而，我的选择并没有帮到德意志人民。我的屈服除了使德意志帝国服从协约国的要求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现在，德意志帝国像以前那样将所有参战国的档案对外开放，但在此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法庭能够作出公平的裁决。


    凡尔赛法庭作出了史无前例的判决后，没有人愿意乐观地相信协约国会将它们的秘密文件交由这样的法庭处理。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认为德意志皇帝和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与荣誉更重要，因此我拒绝再次作出牺牲。维钦托利[1]的角色不应由我来扮演。众所周知，维钦托利错信了敌人的宽宏大量举手投降，想要为他的人民争取更好的结局。考虑到德意志帝国的敌人在战争期间以及在和平谈判时的行为，德意志人民一定不要幻想协约国会比恺撒更宽宏大量。恺撒为高卢人套上了枷锁。虽然维钦托利牺牲了自己，但他的人民还是没有逃过被奴役的命运。


    凡尔赛法庭的庭审现场


    接受敌人的建议通常是一种错误的做法。那些建议我屈服的人虽然并没有恶意，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正好迎合了敌人的需求。因此我必须拒绝这些人的建议。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通过一个国际性的、无党派的法庭进行裁决。这个法庭不审判个人，它要做的是在包括德意志帝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档案公开后，审查所有引发世界大战的相关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裁决。德意志帝国支持这种审判模式。任何反对这个法庭的人就是在请求对他进行审判！


    在下面这封信中，我再次提到了我对这件事的态度。1921年4月5日，我将这封信寄给了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他收到后将信公布于众。为了描述清楚事情的经过，我将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之前写的信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2节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的信


    1921年3月30日


    写于汉诺威


    尊敬的陛下：


    我谨向陛下表示我最崇高的谢意，感谢您对我病重的妻子的挂念，她还没有脱离危险。


    关于我们国家的情况，我没有任何可以使您高兴的事向您汇报。德意志帝国中部的动乱比普鲁士政府描述的更严重。我希望不久后可以平息动乱。


    《凡尔赛和约》签订


    《凡尔赛和约》[2]对德意志人民的影响越来越大。这项和约的目的是实施敌人的歼灭政策，而且敌人的这一目的越来越明显。为了使自己的暴力政策看上去更公平，敌人必须继续散播德意志帝国战争罪的谣言。


    1920年12月20日，敌方同盟军的发言人大卫·劳埃德·乔治称没有政治家愿意在1914年夏季打仗，所有国家都是被迫参战，他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事实。1921年3月3日，大卫·劳埃德·乔治在伦敦会议的演讲中平静地说德意志帝国要为这次战争负主要责任，《凡尔赛和约》是以此为基础签订的，如果各国不承认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罪，这一和约也站不住脚。


    大卫·劳埃德·乔治


    和以前一样，战争罪问题是德意志民族未来面对的主要问题。承认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罪行”，迫使德意志帝国驻凡尔赛的代表们违背自己的意愿，其实是一种可怕的报复行为，与沃尔特·西蒙斯大臣在伦敦会议上对德意志帝国“共谋”的不实承认一样。


    我完全同意陛下的观点。在我长期服役期间，我很荣幸凭借自己的好运和陛下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我知道陛下在任期内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维护和平。我知道对陛下来讲，不能继续为祖国作出贡献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沃尔特·西蒙斯（左一）与德意志帝国代表


    陛下最近送给我一本自己编纂的《历史比较表》，这本书详细描述了战争的起源，也纠正了许多错误的概念。令我感到遗憾的是，陛下只在小范围内传阅这本书，并没有将其公之于众。虽然由于一时疏忽使这本书在国外出版，但幸好只是出版了其中摘录的部分内容。我认为在德意志帝国出版这本书的完整版会更明智。


    听到皇后的身体最近大有改善的消息后我非常高兴。愿上帝继续保佑皇后！


    我是帝国忠诚的陛下最谦卑的仆人，愿您接受我对您最深切的敬意以及我绝对的忠诚和无限的感激之情。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


    第3节　我的信


    1921年4月5日


    写于多伦庄园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你1921年3月30日的来信。你说的完全正确。对我来说，最难的事莫过于被迫生活在异国他乡，痛苦地关注着亲爱的祖国遭受的悲惨命运。我已经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祖国，现在却被禁止继续为祖国效力。


    在1918年11月那段黑暗、痛苦的日子里，你一直守在我身边。你明白我是强迫自己离开祖国的，作出这个艰难决定是因为我的顾问们和你都认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为我的人民谋取更有利的停战协议，使祖国免遭内战。


    威廉二世退位后的隐居地——多伦庄园


    但我的牺牲是徒劳的。敌人和以前一样，依然希望德意志人民为德意志帝国的“罪行”赎罪。


    我努力使我个人的利益服从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让自己完全退居幕后。在所有谎言和诽谤面前，我一直保持沉默。我认为和那些攻击、诽谤我的人斗争有损我的尊严。


    按照这一克制原则，我尽量客观地在历史表中呈现事实，只让熟悉的人阅读《历史比较表》。当这本书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我不相信只是一时大意。我编纂这本历史表的目的是系统地列举事实、汇编史料，让读者自己根据史实判断战前发生的事。我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资料，战后这些资料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敌国作家的作品中。因此，我很高兴你认可我对历史做出的微薄贡献。


    我非常感谢你建议我将已经编纂完成的历史表交由德意志新闻界出版，随后我会按你的建议做。


    事情的真相就像雪崩一样以排山倒海之势为我开辟了一条道路。任何听从自己内心理性判断的人都必须承认，我在战前的二十六年执政生涯中，制定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和平。我和我的政府唯一的目的是保护我们神圣的国土不受西边和东边的威胁，保护德意志帝国的商业和政治经济和平发展。


    如果德意志帝国曾经打算挑起战争，那我们早在1900年就会发起猛攻。当时英国被困在布尔战争中，俄国正在和日本交战，如果我们那时发动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不会选择在1914年开战，因为这一年德意志帝国恰好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另外，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都必须承认，德意志帝国从未期望通过战争攫取利益。但敌人希望通过战争实现目的——灭亡德意志帝国。


    1914年7月到8月这段时间，我和我的政府都在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在德意志帝国，尤其在敌国出现的文学作品和纪实出版物中，有很多描述可以证实这一点。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萨邹诺夫的声明，他说：“德意志帝国皇帝对和平的热爱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便利，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战争的时间。”清者自清，上述说明已经充分表明我们的敌国只是想蓄意攻击一个毫无戒备的国家。


    上帝见证了我为了避免战争、确保我亲爱的祖国的安全和神圣不可侵犯作出的所有努力。


    控告德意志帝国犯了战争罪无效。人们现在对此没有任何质疑，因为是敌军联盟精心策划并有预谋地挑起了这场战争，而不是德意志帝国。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敌军联盟逼迫德意志帝国承认了不公正的和平条约上的“战争罪”，要求我去一个对我充满敌意的法庭。我亲爱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你非常了解我，应该知道我会为了自己的祖国牺牲一切。然而，这个法庭上的原告是敌军联盟，法官也不是正义的化身，他们都是政治霸权者的工具。通过对我的判决，敌军联盟试图证明强加给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和平条件都是合理的。因此，我必须拒绝敌人的要求。


    然而，如果将我带到一个中立国的法庭上进行审判，不管这个法庭如何组成，我都会认真对待它。如果对我充满敌意的法官根据我作为皇帝和国王时采取过的措施对我进行裁决，不管这位法官的地位多么显赫，我都不会承认他的判决。换句话说，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宪法代表，而非责任代表，如果我选择这么做，我可能会牺牲掉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和荣誉。


    与罪责、惩罚有关的合法诉讼只起诉所有参战国中的一个国家领袖，剥夺这个国家享有的和别的国家平等的权利，最终夺走它在国际上的声誉，达到敌人希望的效果，即“罪责问题”只涉及一个国家的领袖和他代表的国家。如果合法的诉讼不包括敌方的主要领袖和政治领导人，没有对敌方的行为进行同样的调查，那么根本不可能对罪责问题作出公正的裁判。只有对双方都进行调查，才有可能做出真正公正的裁决。


    德意志帝国和它的敌人对澄清“罪责问题”都很感兴趣。因此，只有由一个国际的、不涉及任何党派的、不会判定个人罪行的法庭去判定所有导致世界大战的事件以及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才有可能真正澄清罪责，然后才能正确地判定每个民族中卷入战争的个人的罪行。


    德意志帝国在战后正式提出了这一诚恳建议，但据我所知，这个建议中的一部分内容被拒绝了，另一部分被认为根本不值得考虑。此外，德意志帝国战后立即毫无保留地公开了相关档案，但目前为止敌军联盟并没有效仿这种做法。俄国档案中的秘密文件现在在美国公之于众只是一个开始。


    从敌军联盟诉讼程序的方式和它手中的诽谤证据中可以找到真正的“战争罪”！德意志帝国应该义不容辞地竭力收集、筛选、公布和“战争罪”有关的所有材料，揭露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


    不幸的是，皇后的身体每况愈下，我非常担心她。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深表感激的威廉


    * * *


    [1]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公元前82—公元前46），阿维尔尼部落的国王和酋长，他在高卢战争的最后阶段率领高卢人反抗恺撒带领的罗马军队，并与其他高卢部落建立了联盟，率领各部落反抗罗马势力。——译者注


    [2]《凡尔赛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署的和平条约中最重要的一份和约。该和约结束了德意志帝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敌对状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