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和教廷的关系

    有关我和教廷关系的解释已经有很多文献资料，我也说过很多。我还是普鲁士王子并在波恩读书时，已经意识到文化斗争在其最后阶段的不利影响。宗教分歧会导致不同宗教间的敌对状态。譬如，我在一次狩猎探险中，被莱茵兰地区莱茵河-威斯特伐利亚家族最重要的贵族拒绝，这个家族属于教皇权力至上政党。当时，我决定为了民族利益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让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和平相处。不过这类文化斗争在我继承皇位前已经结束。


    我耐心、真诚地与主教相处，也与其他宗教人士保持友好关系，尤其是红衣主教格奥尔格·冯·科普、大主教胡贝特·特奥菲尔·西马、权威神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冯·舒尔特博士、采邑主教阿道夫·伯特伦、主教安德里亚斯·蒂尔、大主教米夏埃尔·冯·福尔哈伯以及红衣主教费利克斯·冯·哈特曼。这些人个个出类拔萃，为主教区无私奉献，在战争期间证明了自己对皇帝和德意志帝国的忠心。同时表明我成功拨开了文化斗争的迷雾，使我的天主教徒和其他人一起为帝国欢呼。


    我的一生都与红衣主教格奥尔格·冯·科普，即布雷斯劳的采邑主教紧密联系在一起。格奥尔格·冯·科普对我忠心耿耿，我非常信任他。更重要的是，虽然他绝对拥护德意志帝国的思想，但他在梵蒂冈很受尊敬，并积极对梵蒂冈的问题进行调解。


    神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冯·舒尔特博士


    红衣主教费利克斯·冯·哈特曼


    第1节　和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友谊


    公众可能不太了解我和教皇利奥十三世之间的关系。一位和利奥十三世关系亲密的高级教士后来告诉我，因为我对教皇利奥十三世十分坦诚，并告诉了他别人有意隐瞒的事，所以我第一次拜访他时就赢得了他的信任。


    教皇利奥十三世热情接待了我。场面盛大。穿着华丽制服的瑞士近卫队、大量侍者、宫廷大臣以及罗马教廷的重要人士都出席了接待会，我仿佛看到了罗马天主教廷的缩影。


    教皇利奥十三世


    我参观了天主教的宫廷、礼堂及画室，所有出席人员整齐地站在我旁边。随后，我去了教皇利奥十三世只有一扇窗的小书房，和他面对面交谈。这位尊贵的绅士有一张高贵的面庞，他静静凝视着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讨论了许多实时话题。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教皇利奥十三世很满意德意志帝国的天主教及其教徒们的生活现状，并保证他会努力使德意志的天主教徒们像其他德意志人民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忠于自己的祖国。


    教皇利奥十三世对我非常友好。譬如，有次我拜访罗马期间，他特地接见了我的随从和仆人；我在为梅斯大教堂新增的入口进行献祭仪式时，他派采邑主教格奥尔格·冯·科普代表他前来参加仪式，并非常友好地通知我任命科隆大主教安东·胡贝特·菲舍尔为红衣主教，庆祝当天的活动。


    红衣主教格奥尔格·冯·科普


    在1903年的大赦年[1]庆祝教皇的第二十五个任期周年纪念日时，我派一个特派团向教皇利奥十三世表达了我对他的祝贺。特使团团长费雷尔·冯·勒男爵和教皇利奥十三世是多年的朋友。


    科隆大主教安东·胡贝特·菲舍尔


    不久，在教皇利奥十三世去世前的几个月，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见了他。这位九十三岁高龄的老人虽然很虚弱，但还是伸开双手来到了我面前。我和教皇在这次访问中都很热诚。拜访结束后我立即做了记录，最近这份记录又回到了我手中。


    教皇利奥十三世说除了其他事，他完全赞同我的统治原则。他一直对我的统治方式非常感兴趣，也为我在坚实的基督教教义根基上建立秩序感到高兴。他还表示崇高的宗教原则使他认为有责任为我和德意志帝国祈求天国的祝福，他也给予了我他的使徒祝福。


    第2节　教廷的利剑


    有趣的是，教皇利奥十三世告诉我在这样一个时刻，德意志帝国必须成为天主教会的利剑。我回复说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2]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情况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教皇利奥十三世说他必须再次感谢我，因为我为争取天主教徒的福利做了很多努力。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听说了这件事，也很高兴能亲自告诉我他和德意志的天主教徒对我的感激之情，并保证不论什么时候，德意志帝国的天主教徒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他们要保持绝对的忠诚。”


    我非常感激至高无上的教皇能对我说出这些赞美之词，我告诉他一个基督徒君主有义务保护自己的臣民，不管他们信仰什么。我向他保证在我的任期内，任何人都可以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信奉自己的宗教，履行自己对教主的职责。这是我最基本的统治原则，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


    我一开始就向我的天主教同胞表示，我希望他们能自由从事宗教活动。于是，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种静谧的精神环境，文化斗争的影响逐渐消失。事实上，虽然天主教的教士对我都很礼貌友好，但除了红衣主教格奥尔格·冯·科普，高级教士们仍然将我视为皇帝，也许这种观念在南部和东部的天主教区永远不会改变。我执政期间，人们多次向我表达了感激之情，天主教徒们的生活都很富裕，这和他们期望的生活也许一样。但教会对异教徒婚姻越来越坚定的反对态度，以及政党中的中央党的态度表明这种平静外表下依然存在反异教倾向。


    这种现象坚定了我联合新教教会的想法，我希望先团结普鲁士新教教会，然后团结德意志帝国新教教会，最后遍及整个欧洲。我认真和基督教首席议员、总管以及其他人一起寻找促成团结的方法。我热情赞扬了艾森纳赫会议的召开，饶有兴致地关注会议进程，还召集了所有耶路撒冷教堂的总管商讨献祭事宜，并向来自瑞典、挪威等国的受邀代表团致敬。在柏林大教堂的献祭仪式上，来了许多代表团，我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敬意。其中，英国教会派出了里彭主教W.博伊德卡彭特，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牧师，作为一名牧师和作家享有很高的盛誉。


    我竭尽全力促进教会之间的关系，希望它们变得更亲密、团结，但结果并不理想。虽然普鲁士的教会联盟取得了成功，但其他地方的路德派和改革派仍然保持分裂状态。许多地方官员对新教在宗教方面的权力严密监视，并对自己土地上的不同宗教信仰联盟持敌对态度。因此，虽然我一直在努力，但德国新教教会还是没有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敌人。只有通过革命引起的突发事件才有可能使他们团结起来。令我感到欣慰的是，1922年的耶稣升天节[3]这天，德国福音教会联盟在威滕伯格施洛斯教堂庄严成立。


    里彭主教W.博伊德卡彭特


    第3节　恩斯特·德吕安德尔博士的影响力


    我在波茨坦服役的前几年深切体会到了当地布道存在的问题。波茨坦的布道只有单调的说教，很少关心基督教徒。我在波恩认识了恩斯特·德吕安德尔博士，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的布道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真切关注教徒们的生活，强调“实用基督教精神”。


    后来我邀请恩斯特·德吕安德尔博士来柏林，在大教堂和我的官邸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恩斯特·德吕安德尔博士一直陪伴着我，直到1922年11月9日。他一直给我精神上的鼓励，经常与我谈论宗教事务，深入研讨新教面临的挑战和未来。他的观点温和但坚定有力，而且清楚明确，带有一股福音会的力量，他因此成了福音教会的支柱，为教会事业不懈努力，并成了我忠实的合作人。我们两人关系一直很亲密，共同为教会的发展努力。


    柏林大教堂


    自从1922年11月9日以来，恩斯特·德吕安德尔博士也遭到了迫害，但他依然勇敢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的希望、信念、我对他的信任，以及福音教会都会永远伴随着他。根据“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这一信条，教会必须再次撑起内部分裂的德意志民族。


    我必须解释一下下面这些工作带来的影响。在我的鼓励下，学者们翻译了英国传教士伯纳德·卢卡斯的《与耶稣基督谈话》、耶路撒冷施内勒尔牧师关于耶稣的布道、红衣主教会议委员康拉德的《上帝还活着》和《摆脱困境》布道集。


    我之所以能够客观公正地处理宗教和教会事务是因为我的老师——枢密院顾问辛兹佩特博士对我的教诲。辛兹佩特博士是一位威斯特伐利亚加尔文教徒，他教我在《圣经》中成长、生活，同时让我摒弃了所有教条式的、存在争议的问题。在他的教导下，我不再关注宗教争议，独裁、“正统”等说法也令我厌恶。我一直坚持着我的宗教信念，这些信念在几年前我写给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的信中有所体现。这封信当时已经公开，我会在本章末尾提到。


    1898年，我访问耶路撒冷期间从苏丹手中买到了一块名为“安息”的土地，并将其送给了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帝国天主教徒，他们非常高兴。耶路撒冷天主教同学会的代表彼得·施米茨神父受人尊敬，忠实可靠。在土地的授权仪式上，他向我表达了德意志帝国天主教徒对我衷心的感谢。


    第4节　耶路撒冷的教会


    当我和彼得·施米茨神父商讨将来的建筑施工工作以及选择谁去管理这片土地时，这位老专家建议我不要选择当地的修士，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和“圣地”的阴谋有牵连。我返回柏林后，普拉施马伯爵统领的马耳他德意志帝国骑士的一名代表来向我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我拿到一份教堂的设计图，这座教堂由一名极有天赋的科隆建筑师设计，他巧妙地将教堂风格和当地的建筑风格融合。教堂建好后，我决定由博伊龙本笃会的修士接管“圣母安息堂”。1906年。博伊龙本笃会接管了该教堂，并接管了紧挨新建的玛丽亚教堂的修道院。


    威廉二世到访耶路撒冷


    多年来，我和博伊龙教会本笃会的修士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而且我和修道院院长莫鲁斯·沃尔特在锡格马林根时已经相识。中世纪时期，博伊龙教会本笃会和德意志皇帝一直相处融洽，去罗马旅行时，德意志皇帝会去蒙特卡西诺参观。当博伊龙的修士们要求在莱茵河边修建住所时，我将当时闲置的玛丽亚-拉赫修道院里的罗马式教堂送给他们使用。博伊龙教会本笃会里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包括神父德西迪里厄斯。这座衰败的罗马式教堂曾经几乎被人们遗忘，但经过内部修缮后又焕然一新。我经常访问玛丽亚-拉赫修道院，也很高兴它能再次换发光彩。我喜欢和修道院院长们谈话，修士们真诚、简单的接待方式使我很放松。


    在拜访蒙特卡西诺的修道院时，我认识了克鲁格院长。克鲁格院长曾周游世界，很有素养，领悟能力也很强。他的母语是德语，但他可以流利地使用意大利语、英语以及法语。在他给意大利国王维</a>克多·伊曼纽尔和我的致辞中，他说几乎所有的德意志皇帝和伦巴底国王都去过蒙特卡西诺。他从博伊龙教会的图书馆里拿出许多腓特烈二世[4]时期的文献资料赠送给我，作为回报，我也送给他许多腓特烈二世的相关资料。


    玛丽亚-拉赫修道院


    博伊龙教会负责的修道院周围的农业发展蓬勃，农事活动由修道院做杂役的修士承担，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当地落后的农民受益颇多。艺术程度较高的修士们在博伊龙教区热心培养唱诗班和风琴演奏者。金匠艺术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此外，博伊龙的修女们的刺绣工艺也越来越好。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


    我要求根据考古学家约瑟夫·维尔珀特先生的调查以及军旗实际尺寸重新设计君士坦丁大帝的军旗。我将新设计的一面军旗交给了教皇利奥十三世，另一面保存在柏林宫殿教堂里。柏林宫殿教堂里的这面军旗在革命期间被暴徒们窃走。军旗的金属装饰部分全部由博伊龙教会的修士们完成，刺绣部分由修女们负责，他们都做的非常好。博伊龙教会的修女们住在一个叫圣希尔德加德女修道院，位于吕德斯海姆北边，1917年我曾访问过这个地方。


    第5节　学术成就和宗教


    我之所以给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写信，是因为弗朗茨·德利奇教授在德意志东方学会发表的题为“巴别塔和《圣经》”的演讲令我感到很振奋。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是德意志东方学会理事会的成员。


    信的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弗朗茨·德利奇教授演讲的内容，但在印刷时被漏掉了。其余部分如下：


    1903年2月15日


    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


    关于教义和启示，我想再次说明我的立场，跟我以前阐述给你和其他人的一样。我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启示，一种是进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启示；另一种是纯宗教的启示，为弥赛亚[5]的到来铺平道路。


    对第一种启示来说，我丝毫不怀疑上帝不断通过祂创造的人类显明自己。上帝已经将自己的气息传入人类体内，换句话说，祂将自己的一部分灵魂给了人类。上帝用一个父亲的爱和好奇心密切关注人类的发展。为了让人类不断进步并从中受益，上帝在一些伟大的牧师、国王或学者身上显明自己，这些人有些是犹太教徒，有些是基督徒，还有些是异教徒。


    汉谟拉比属于这一类人，与摩西、亚伯拉罕、荷马、查理曼大帝、路德、莎士比亚、歌德、康德、威廉大帝等人一样，他们都是上帝选中来弘扬祂的荣耀的人。按照上帝的意愿，这些人在属灵的世界和物质领域为人类提供既美好又永恒的东西。我的祖父经常强调自己只是主手里的一个工具。


    伟人的成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以便人类按照这些榜样不断提升自己，在模仿伟人和探索未知世界中摸索着前进。上帝按照人类的身份和受教育程度用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显明自己，祂现在仍然在这么做。譬如，当我们认真思考时，我们会被天地万物的辉煌和神奇折服，会惊讶于其中显现出的上帝的伟大。同样，当我们思考一个人的工作多么富有成就时，我们也能感激地意识到上帝的启示的伟大。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为我们工作！


    第二个启示是宗教性的，是关于主的再次到来的。从亚伯拉罕时代开始，宗教已经开始逐步地、有预见性地被引进，它无所不知。如果没有宗教，人类将会毁灭。


    现在，上帝的启示的影响力令人震惊。亚伯拉罕的支派以及这个支派的后裔们认为最神圣的事就是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而且不容置疑。这是教徒们必须拥有、必须培养的信念。后来，这些教派的教徒被俘后分散在埃及各地，摩西再次将这些分散的教徒团结在一起，他们仍然坚持一神论。上帝一直在重新塑造这些人。


    许多个世纪后，先知和诗人们预言弥赛亚终将到来。这是上帝最伟大的启示，因为上帝以他的儿子的身形出现。基督就是上帝，上帝以人的形式出现。上帝来拯救人类，祂激励我们跟随祂，我们感觉到祂在我们体内燃烧起熊熊烈火，祂的怜悯给予我们力量，祂的不满毁掉我们，祂用不同的方式拯救我们。我们的胜利全部依靠上帝的话语，包括我们工作、说谎、悲伤、怜悯、死亡，而且上帝从来不会撒谎。


    这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由于路德，尤其对我们信仰福音教的人来说，上帝的话语成了我们的一切。弗朗茨·德利奇教授作为一名优秀的神学专家，不应该忘记伟大的路德教导我们要赞美、相信“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毫无疑问，《旧约》中的大量篇幅纯粹是描述人类历史的，并不是上帝的启示。其中描述了以色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的政治、宗教、道德以及精神生活。


    西奈山上颁布的律法[6]仅可以被视为上帝象征性的鼓励，因为当时那些人纪律松散，缺乏反抗能力。为了团结自己的子民，摩西被迫求助已知的古老法律[7]。历史学家可以从语义或字面上发现摩西律法和亚伯拉罕的朋友汉谟拉比的法律之间的联系，这一点从逻辑上讲也是正确的，但依然不能否认是上帝鼓励摩西这么做的。在一定程度上，上帝已经通过自己显现在了以色列人面前。


    因此，我认为德意志帝国优秀的教授们在社团演讲时应该避免介绍和探讨宗教，而应该描述巴比伦人的宗教形成、风俗习惯以及和《旧约》的关系等。


    因此，我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我相信只有一个上帝。


    二、为了教育人类，尤其是儿童，社会需要上帝或者一种形式。


    三、我们知道这种形式到现在为止指的就是《旧约》。这一形式可能会在调查、碑文以及古物中表现出不同，但这并不会对它造成任何损害，上帝选中的子民的光耀消失也不会对其造成任何影响。上帝和祂的影响的本质和核心内容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宗教从来不是科学的产物，而是人、人的内心和上帝的关系。


    我一直对宗教心存最真诚的感激！


    * * *


    [1]大赦年是一项活动的特定周年，通常包含二十五、四十、五十、六十和七十周年。这个词在《圣经》中经常被用来表示数年后与君主统治有关的庆祝活动。——译者注


    [2]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中世纪早期在中欧发展起来的多民族封建君主制帝国，1806年解体。——译者注


    [3]耶稣升天节，最早的基督教节日之一。升天节在复活节后的第四十天。基督徒在升天节参加特殊的教会仪式，庆祝耶稣升天。——译者注


    [4]腓特烈二世（Emperor Frederick II，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年到1786年在位，是统治时间最长的霍亨索伦国王。普鲁士在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下成为欧洲的主要军事强国，他后来被称为腓特烈大帝。——译者注


    [5]弥赛亚（Messiah）指救世主或解放者。弥赛亚的概念起源于犹太教和希伯来圣经，是传统上用圣膏油涂抹的国王或大祭司。但在基督教中，弥赛亚指的是基督。——译者注


    [6]即摩西十诫。摩西十诫是一套与伦理和敬拜有关的圣经原则，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戒律包括不可敬拜别神、孝敬自己的父母、谨守安息日、禁止偶像崇拜、不可亵渎、不可谋杀、不可通奸、不可偷窃、不可做伪证、不可有贪欲。——译者注


    [7]可能是《汉谟拉比法典》。——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