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别林斯基在自己的小组以外——军事历史学家——巴舒茨基举行的午宴及他的朗读——亚·谢·科马罗夫的午餐和晚会——拉热奇尼科夫及他谋求莫斯科各剧院经理职位失败——沃耶伊科夫和波列沃伊之死——当时文学家们对《祖国纪事》的态度——关于古别尔的几句话


    别林斯基很少而且很不情愿离开自己的小组，有时外出也是由于邀请的人再三请求。他偶尔去奥陀耶夫斯基家，出席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 1 家的晩会，去巴舒茨基家，有时也上斯特鲁戈夫希科夫家里去，再就是一年通常拜访格列比奥恩卡一次，应他的亲自邀请去品尝小俄罗斯的腌肥膘肉和果子露酒。他在这里见到了一些文学界的名人——库科尔尼克等人，但他不愿意接近他们。库科尔尼克看别林斯基时斜着眼睛，流露出一副好奇的神色，尽管他的声望已经动摇，但仍然十分傲慢。他说：“他们 那儿（库科尔尼克这里是指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听说来了一个什么 别林斯基，他给他们胡诌什么客观性 ，再加上几条具体性 ，可他们却以为这就是最高深的哲学，竖起耳朵听他讲话。”别林斯基在彼得堡跟自己的老朋友纳杰日金和波列沃伊没有恢复关系……总的来说，他很少留意彼得堡的文学家们，他知道他们无法容忍他，而且怕他。不过这倒使他的自尊心感到满足。“这个举止粗鲁的教会中学学生（其实别林斯基根本没在教会中学念过书）可刺激不得，”一位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 2 在谈到别林斯基时说，“相反，跟他打交道要委婉一些，要尽量软化他。”


    他找机会结识了别林斯基，刚认识他，马上就邀请他上自己家里去参加晚会。


    别林斯基对此感到苦恼，但他没有勇气拒绝。他应邀去历史学家家里时忐忑不安，勉强笑着对我说：


    “您该跟我说点笑话呀！老兄，我现在居然到将军们的府上参加晚会了！”


    下面就是别林斯基对我讲的这次晚会的情况。


    “不用说，登上通往他们家的楼梯时，我心里感到一阵胆怯，尽管我清楚地意识到，在他面前胆怯是可笑的，我在他本人面前是不会胆怯的，而且我想起了他有一个女儿，好像还是宫中女官，还有形形色色的女眷——都是些上流社会的太太……随后我进了穿堂，里面有一群仆人，一个个使劲盯着我……当一个仆人给我打开通向大厅的门时，我觉得我脸色变得苍白。我还没来得及向前跨进一步，将军阁下已经径直出现在我的面前，热烈地拥抱我……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他说，‘因为您赏脸光临寒舍。请相信我非常珍视您对我的垂青……’他说了又说，没完没了……


    “我窘住了，嘟嘟囔囔答了一句。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拖到客厅里，那里坐着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原来都是些什么小品文作家和评论家……他们中间坐着他的女儿，她长得非常漂亮，大约十七岁左右。


    “‘娜佳！娜佳！’他对她喊道，‘你能猜到我带来谁了？’


    “娜佳从椅子上跳起来，走到我们跟前，望了我一眼。


    “我的心一个劲地怦怦直跳。我满脸通红，浑身觉得极不自在，向她鞠了一躬。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将军说道，‘她对您所有的文章都崇拜得五体投地（而我确信她是头一次听见我的名字，我的文章她连一行也没有读过，因此我更加发窘了）……’


    “‘这位就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呀，’他转身对着他的女儿，继续说道，‘你给他鞠个躬，而且要深深地鞠躬，感谢他光临我们家。要让他看到我们会敬重像他这样的人。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是我们当代首屈一指的评论家 。’


    “娜佳似乎对我笑了，而且有礼貌地点点头，不过我没有看清。我的眼睛里一片模糊，我完全喘不过气来，血一个劲地朝我头上直涌。


    “我好不容易在椅子上坐下来，正想轻松地吁一口气，宅邸的主人又对他的女儿喊了起来：


    “‘瞧你这是怎么啦……给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拿个烟管来，你亲自填满，点燃……’


    “‘不不。您这是干吗呀……行了……别麻烦了。’我嘟囔着从椅子上跳起身来，几乎站都站不稳了……


    “但娜佳像只小鸟一样轻快地飞了出来，转瞬间已经站在我的面前，手里拿着长烟袋和点燃的纸。


    “我用颤抖的手抓起烟袋，拼命抽了起来；尽管我从来也不抽烟，但她把点燃的纸搁在烟斗上，不抽，我又觉得不礼貌。


    “我从来不吃晚餐——您知道，晚餐对我的身体有害，可是当时我不得不吃，因为他和娜佳把我的盘子装满了。酒对我来说是毒药，可我又不得不喝，因为他和娜佳都伸出手来跟我碰杯……”


    “而且那酒也糟透了！……唉！”


    别林斯基大声喘着气。


    “我到现在还不能从这个晚会中恢复过来……”他最后说道。


    别林斯基吃过晩餐走后（这是出席那次晚会的一个人后来告诉我的），宅邸的主人当着女儿的面叹着气，对正在继续喝酒的其他客人们说：


    “你们瞧，诸位，这就是我的处境（应当说明的是，入夜时将军总是带着醉意）。这个厚脸皮的吹牛家，这个举止粗鲁的教会中学学生在上流社会人家连站一站、坐一坐都不会，可我还得接待他，跟他亲热，这只为了一点，要他别当众骂我……你们都知道，以我的官阶，我是中将，以这样的名声和各种人情关系挨他的骂，那可是无法忍受……要不是这个原因，我连我家的门槛都不会让他跨进来……”


    将军有个习惯，每个客人一走他都会立即这样评论一番。别林斯基后来得知这一点，自然再也不上他那儿去了，尽管丹尼列夫斯基一再请求，甚至亲切地威胁说要派娜佳来接他。


    别林斯基不仅在这些将军中间，就是在自己的朋友家里见到一般跟他不太熟悉的人也会局促、胆怯，感到不自在，心情烦闷；但假如谈话涉及使他十分激动的问题，而当场又有人不适当地触犯了他的信仰的话，别林斯基就会满脸通红，情绪激动，控制不住自己，他那尖锐激烈的举动会使不熟悉他的人吓一大跳……


    他不喜欢各种文学晚会和朗读会。


    别林斯基在我家里认识了亚·巴·巴舒茨基。有一天巴舒茨基找他，恳请他听一听他的长篇小说《小市民》的几个片段，一再表明他最珍视他的意见，无条件信任他的审美感。其实这话未必是真的。巴舒茨基属于老一派文学家之列，他同他们所有人关系都很友好，连布尔加林也不例外，因此他对别林斯基的见解不可能怀有好感；但在自己的小说问世之前他必需软化一下这位铁石心肠的评论家，这只文学界的凶猛的猎犬 。


    巴舒茨基请别林斯基、我和雅泽科夫上他那儿去吃午饭。别林斯基借口没有工夫和身体不好，长时间地一再推辞，但巴舒茨基的殷勤态度和我们的请求还是使他松了口。


    午餐之前我去邀他，他一边很不情愿地穿衣服，一边对我发牢骚……


    “要是他突然异想天开，把整个小说读上一遍，那可怎么办？”当我们在他门口停下脚步准备按铃时，别林斯基对我说，“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不寒而栗。”


    我安慰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午餐十分精美。饭后我们到主人的书房去，他请我们坐在舒适的安乐椅上。他把别林斯基的椅子摆在自己面前，取出一大卷手稿，讲了几句开场白，然后从第一章开始读起。别林斯基心惊胆战地看了我和雅泽科夫一眼。


    饭后，在消化时朗读最出色的作品，这对作者来说特别不适宜。巴舒茨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第一章才读了一半，我和雅泽科夫便睡着了……当我醒过来看表时，已经九点了。


    “请原谅，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我打断了作者的朗读，“我得走了，我已答应……真遗憾，我不得不放弃这种愉快的享受——”如此等等。


    别林斯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可我还是溜了。


    第二天我上别林斯基那儿去，见他心情极为郁闷。


    “您那样对待我真是太可耻了，”他对我说，“您知道，我在巴舒茨基那儿坐着一动不动，一直坐到四点。他把他长篇小说的第一章从头到尾读给我听。您可以想象到我的感觉怎么样！今天我病了，胸口疼得厉害，脑子里乱糟糟的……您真不够朋友。不过下一次您再也无法跟我开这种玩笑了。我已经发誓，不再接受这种邀请，说什么也不听你们那一套了……”


    但别林斯基并未履行自己的誓言。我有一个寄宿学校的同学，叫亚·谢·科马罗夫，他是几乎成了我们小组成员的亚·亚·科马罗夫的亲戚，他通过我们认识了别林斯基以后，不停地邀请他，有时是请吃午饭，有时是请参加晚会，这使别林斯基十分厌烦。


    亚·谢·科马罗夫认为自己的专业是自然科学，但他却收到五花八门的外国书刊，包括文学、政治和学术性的。他背熟一些自由派的诗，并在车站月台上、在娱乐饮宴时朗诵这些诗；到处向熟人传播各种政治新闻，夸耀他能头一个了解到欧洲发生的一切；在俄国的刊物上报道各种学术新闻，但又常常把新闻搞错；向所有人喋喋不休地鼓吹自己的自由派观点，不合时宜地参与各种政治、学术和文学性的谈话；用很差劲的饭菜和糟糕透顶的酒招待客人，还赌咒发誓说那是最名贵的酒。这位先生的头脑一塌糊涂，他的空虚和轻率超越了一切界限。


    他死乞白赖地缠住别林斯基，巴结和奉承他，给他弄来需要的书籍，只是为了让别林斯基能够容忍他，并宽容地接受他的邀请。这使他后来能够夸耀，说他跟别林斯基是朋友，别林斯基离不开他。


    他每逢星期二在自己家里举行午宴。别林斯基尝过一次，就向科马罗夫斩钉截铁地宣布永远也不上他家吃午饭，因为他家里的食物不新鲜，酒也发酸。他说，他是个有病的人，他的胃受不了这种糟糕的食物。


    “您知道吗，雅泽科夫的胃能消化世上任何东西，”他说，“可是他在您家里吃过一次午饭以后，却不得不在肚皮上贴几条水蛭 3 。”


    科马罗夫每次都发誓说，下个星期二他会准备最精美的饭菜，从劳尔 4 那里买最名贵的酒，然而每一次都证明他是在吹牛。


    别林斯基断然拒绝了他家里的午餐，但当他知道我们无法摆脱科马罗夫不厌其烦的邀请和央求，去科马罗夫家里聚会时，他在晚上偶尔还是上他家去一去。


    有一个星期二，晚上九点左右，我来到科马罗夫家里，胡子拉碴的老仆睡眼惺忪地帮我脱下皮大衣。


    “有谁上你们家来？”我问仆人道。


    “谁也没来，就别林斯基一个人。”


    我走进主人的书房。堆满书刊的写字台上，灯光十分明亮。别林斯基躺在沙发上，脸朝沙发靠背，正在翻阅《独立月刊》 5 ；主人坐在窗口，阴郁地望着他。尽管窗外一片漆黑，房间里死一般地寂静。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科马罗夫来了劲儿，开口说起话来。


    别林斯基听见我的声音，便回过头来……


    “噢！总算来了！”他说，“你们这些老爷真叫人受不了：老是摆出贵族派头，九点多钟才来聚会，可我却傻瓜似的早就来了……您看见我们两人这种样子觉得奇怪吗？得了吧，他叫我腻烦透了（别林斯基指了指主人），我只好求他让我安静安静。我刚一进屋，还没等我歇一口气，他就发疯似的缠住我，给我念起《独立月刊》 6 。我对他说，不用你，我会念，我拿起书就躺在沙发上，可他却坐在我的身边，直盯着我的眼睛，真叫我受不了。所以我才请他别打扰我……”


    科马罗夫忙不迭地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又开始胡吹；这时我们的朋友已经到齐，于是晚会进行得非常活跃。别林斯基不让屋子的主人插嘴谈话，主人央求他留下来吃点东西他也不理会，晚餐以前就走了。


    “再见了，诸位，”别林斯基说，“我非常可怜你们，你们竟然自愿吃那种有毒的东西。”


    科马罗夫又献起殷勤，等别林斯基走后，他勉强笑着说：“别林斯基可真是个怪人！”说着开始给我们杯子里斟一种深蓝色的酒，还担保说这是上好的拉菲特酒……


    别林斯基越来越激起新一代文学青年和非文学青年对他的尊敬和热爱，而老一辈文学家对他却越来越深恶痛绝，用愤恨而又无可奈何的眼光看待他。所有老一辈文学权威中只有一个人，即伊·伊·拉热奇尼科夫 7 真诚地重视他的意见，每次来彼得堡时都要来看望他。


    伊·伊·拉热奇尼科夫属于那种很少见的，精神上从不衰老，总是倾向于年轻一代的充满活力的人。因此他的同龄人以及所有守旧的人都不很赏识他，那些人的理想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拉热奇尼科夫总是真心实意，毫无杂念，满怀同情地帮助文学界后辈中所有出色的活动家。除奥陀耶夫斯基以外，拉热奇尼科夫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家中几乎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他性格温顺，态度柔和，待人宽厚，使人第一眼就对他产生好感……他具有真正的诗人气质，易于钟情，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毫无待人处世的谋略，不善于应付现实生活，同现实问题打交道时十分笨拙。他曾经担负颇高的行政管理职务，但这样的人任职从来都不走运。拉热奇尼科夫没有办好事务，反而招来数不清的烦恼和麻烦，于是他退了职。为了增加退休金，他近年来又迫不得已担任书刊审查官，但他的职分和他自己的信仰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因此这个职务使他苦恼不堪。挨到领取退休金的那一天，他马上就辞掉了书刊审查的工作，还说这是他一生中幸福的一天……拉热奇尼科夫的温和宽厚往往达到幼稚地轻信别人的地步和令人感动的天真的程度。


    扎戈斯金去世时，拉热奇尼科夫正在谋求职位。他有一个熟人，是个很可敬、很正派的人，但是有时喜欢幽默，他让拉热奇尼科夫确信自己有资格得到莫斯科各剧院经理这一职位的空缺，他说，扎戈斯金被任命为经理正是因为他写了《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和《罗斯拉夫列夫》。


    “您是《最后一个新贵》和《冰屋》的作者，”那位幽默家补充说道，“他的职位自然非您莫属了。”


    “那么我该去找谁呢？”拉热奇尼科夫问他道。


    “您直接去找宫廷事务部办公厅主任……您不认识他本人，但这没关系：您名扬整个俄国，况且办公厅主任自己也曾是个文学家 8 ，他热爱文学，因此我相信他会热情接待您，并且欣然为您安排好一切……他只消对宫廷事务大臣说一句话就行了……”


    这个故事我是听拉热奇尼科夫亲口对我讲的。


    “我很幼稚地对这番话信以为真，”拉热奇尼科夫对我说，“于是我去找办公厅主任。”


    “我被带进一个房间，那里已有几个求见的人。人家对我说，要等一等，将军现在有事。我大约等了半个小时。最后，将军阁下走了进来，跟几个求见的人交谈了一番，最后才跟我谈话。


    “‘您贵姓？’他问我道。


    “‘拉热奇尼科夫。’


    “‘您是《冰屋》的作者？’


    “‘正是，阁下。’


    “‘请来我的办公室，好吗？’


    “我和他进了办公室。


    “‘请吧，’主任说，‘您坐下来好不好？’


    “说着他自己也在写字台前坐了下来。


    “‘您有什么事呢？’他问道。


    “干巴巴的语调显得彬彬有礼而又傲慢，这使我有些发窘。‘看来我是干了一件愚蠢透顶的事。’我想。然而溜走已经迟了，于是我吞吞吐吐地对他说，我想得到扎戈斯金的职位。


    “这句话一出口，我看见将军阁下的脸上露出讥讽的神色，于是我觉得更加难堪了，假如可能的话，我真想不等他做出任何回答，头也不回地溜掉……


    “‘什么……我没听清楚……怎么回事？什么职位呀？’主任的目光咄咄逼人，盯住我问道。


    “我一面暗自诅咒自己过于轻信，一面干巴巴地重复了一遍：‘莫斯科各剧院经理职位。’


    “将军阁下微微一笑，那副神态真叫我无地自容，我觉得这一刻叫我干什么都行，就是别见到这副笑容。


    “‘您有什么资格希望得到这个职位呢？’他问道，‘您是否知道这是将军的职位，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呢？’


    “我语无伦次地回答他说，扎戈斯金大概是由于自己的文学名声才得到这个职位的，因此我认为，我既然在文学界也小有名气，那么我也可以指望……


    “但主任带着明显的遗憾神情打断了我的话……


    “‘您以为扎戈斯金获得这个职位是由于他写了几本小说，这是没有根据的。已故的米哈伊洛·尼古拉伊奇本人同皇上认识——这就是他当上经理的原因。担任这个职务最重要的是要善于盘算 ，文学在这里完全用不上，它甚至可能有害，因为文学家先生一般都很不会盘算。这个职位大概会考虑派一个经验丰富、熟悉行政管理的人去担任，而且官阶也要相当……’


    “我如坐针毡。一听这话，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不好意思地表示道歉，说我打扰了将军阁下。


    “‘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我爱莫能助，为此深表遗憾，但我不得不坦率地告诉您，您根本无法希望得到这样一个职位……’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从主任那儿出来的……


    “‘唉，没说的，这个玩笑您跟我开得妙极了。’我对建议我去找办公厅主任的那个熟人说，并且告诉他我是怎样受到接待的。


    “‘您瞧瞧！’他温厚地说，‘可我真的以为，他既然是个文学家，一定会非常热情地接待您这位一流小说家，并且在一切方面欣然为您效劳。没想到有时竟会看错人！可是谁又能事先料到这一点呢？唉，真遗憾，真遗憾！可我根本无法想象，他们会派谁来担任这个职务呢？我仍然坚信，从各方面的资格来看，这个职务非您莫属。’”


    拉热奇尼科夫与其说是在抱怨办公厅主任和劝他去找主任的那位先生，倒不如说是抱怨他本人，他嘲笑自己太轻信、太幼稚了 9 ……


    即使在那些卓越的人物中，也只有少数人能够把年轻时鼓舞他们，并给他们以力量的那种活跃的本质、勇敢的精神和崇高的志向一直保持到老年。


    这样的老人给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是祝福而不是诅咒，看到这些老人令人感到欣慰。他们鼓舞青年们去建功立业，帮助青年们树立信心，没有这种信心事业就不能成功。


    然而最令人惋惜和伤心的是见到这样一种人：他们已被生活击垮，筋疲力尽，丧失名望，却要费尽心机，强行维持一度合法地属于他们的那种权力；他们的两腿已经发颤，每走一步都不听他使唤，却要怀着嫉恨之心去否定新的一代表现出来的实实在在的力量……遗憾的是有这样一个人，他过去曾是一个强有力的文学战士，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全是在他的影响下培养出来的，然而到了晚年他却出现了上述那种情况。我说的是波列沃伊。


    假如他在遭到那种无法避免的压制以后迫不得已驯顺下来，为供养自己一大家子人继续正直而温顺地进行工作，他在俄国文学史上就会留下白璧无瑕的名声。但波列沃伊却被吓慌了，赶紧运用他残剩的一点点才华去巴结逢迎，献媚讨好，尽管谁也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毫无必要地不断贬低自己的文学声誉和人格，向一些落后人物，一些鄙俗地维护那些他一度反对的原则的人，一些彻头彻尾的坏蛋摇尾乞怜，而且——这是最坏的一点——怀着嫉恨的心理同新的一代断绝了交往。我很少上波列沃伊那儿去，他了解我同别林斯基的友谊，因此在我面前十分小心，尽管如此，仍然掩饰不了他对别林斯基仇视的心理。他不能原谅别林斯基的是：别林斯基受到青年们爱戴和尊敬的程度如果不是更甚于他的话，至少也同他过去受到爱戴和尊敬的程度一样……他想向人们表明别林斯基没有资格获得这种地位，他不具备一个评论家必需的教养，而且不知分寸，“尽管他的笔头无疑很快”……


    “再说要迎合今天的青年人真的并不那么困难……”他补充说道，“他们的要求不高……不像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


    我没有同波列沃伊争论。那是徒劳无益的。波列沃伊似乎至死都在用这种幼稚的奇谈怪论抚慰他那受刺激的、病态的自尊心。


    尽管他在晚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学地位和名声，但他的死使所有人同他短暂地和解了。波列沃伊吹捧过警察段长施泰文的小说，写过《监狱里的西伯利亚清洁女工》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作品，这些都被人忘了。


    我们面前的一具漆成黄色的普通的木棺材里（他留有遗言，葬礼尽量从简）躺着昔日的波列沃伊，就是《莫斯科电讯》的那位精力充沛的编辑，他曾对我们的成长影响很大。


    波列沃伊的葬礼是在尼古拉·莫尔斯科伊教堂举行的。教堂被挤得水泄不通，几乎所有的文学家都参加了他的葬仪。他的棺材由大学</a>生们一直扛到墓地。


    不过，下葬以后，波列沃伊很快被人遗忘，就像那些活着的时候就已成为僵尸的人被人遗忘一样。


    在此之前，我在本书第一部里提到的昔日的文学活动家有许多人已经与世长辞……斯温因和沃耶伊科夫都已去世，这使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感到高兴。他们的死使他成为《祖国纪事》和《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的业主。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期刊出版界职务的空缺感到庆幸，就像斯卡洛茹勃一样…… 10


    据说沃耶伊科夫直至临死之前一刻钟仍然像他一生那样狡诈和虚伪。临终之前照料他的是一位年轻姑娘，他不停地要水喝，每当她端来饮料，他就使劲拧她，抓住她的头发。为了避开他，姑娘把杯子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再也不走到床前……沃耶伊科夫开始哼哼唧唧，又是呻吟又是叹气，抱怨自己孤苦无依，赌咒发誓地说他手脚都无法动弹，用微弱的声音哀求姑娘看在基督的面上把杯子送到他嘴边，但姑娘刚把水给他端过去，他就从床上欠起身来，再一次狠狠抓住她的头发，直到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


    一刻钟以后他又呻吟起来，而且哼得更加厉害，要姑娘走到他跟前，说他就要死了……


    她没有相信他的话。他用嘶哑的嗓子哼了一阵，再也不动了。这一次已经不是装模作样，而是真的死了，但姑娘好半天都不敢走到死人的床边，仍然以为沃耶伊科夫是在装死……


    波列沃伊曾经使《祖国之子》勉强维持下来，他死后，我们的期刊出版界只剩下两种著名的代表性刊物：先科夫斯基的《读书文库》已是奄奄一息，每年都在失去订户；别林斯基《祖国纪事》的声望则逐年增长……莫斯科和彼得堡涌现出来的新一代有才华的青年全都归附于《祖国纪事》。布尔加林在自己的星期六小品文专栏里徒然费尽心机，企图支持《读书文库》，扼杀《祖国纪事》，但他自己却没有发觉他的声望正在逐年下降，因为信仰过他的那一代人日渐衰老，正在失去分量，退出舞台。他的庇护和推荐已不起任何作用，卡缅斯基先生经</a>过奔走张罗，获准复办谢·尼·格林卡的《俄罗斯通报》杂志，布尔加林便把卡缅斯基先生和他未来的刊物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拼命叫嚷：“订阅吧，订阅《俄罗斯通报》吧……我担保杂志办得极好。”如此等等。但《俄罗斯通报》才出了一期，这份杂志就因没有订户而不得不停刊。 11


    只有那些一辈子靠陈规</a>陋习和空泛辞藻混日子的浅薄老朽的彼得堡文学家才憨厚地相信：先科夫斯基和布尔加林的王国将永世长存，别林斯基哪里是这些天才的对手！有名望的文学家中只有库科尔尼克一人公开站在先科夫斯基和布尔加林一边；一些渐趋衰颓的贵族文学家完全置身局外：他们既讨厌先科夫斯基，也瞧不起别林斯基，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刊物，偶尔又想在报刊上见到自己的诗作，便不得不把诗寄给《祖国纪事》，因为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他们中间不无名气，他的名字曾同他们的名字一起赫然并列在《现代人》的封套上，况且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本人从未伤过他们的自尊心。有些年轻的彼得堡文学家小有声望（不过这种声望令人十分怀疑），他们动摇于《读书文库》和《祖国纪事》之间，对这两种刊物中的任何一种都不特别倾心。属于这一类人的有爱·伊·古别尔，这是个很善良、很温和的人，有一定程度的作诗的才能，但可惜的是却以从他的老师 12 那儿承袭下来的某种哲学思想而自命不凡。


    这种哲学对启迪古别尔的生活观点和艺术观点毫无帮助，相反却使他头脑模糊，性格忧郁，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不过这倒很讨女士们喜欢。有几位属于上层圈子的女士把古别尔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在她们的影响下，我们的哲学家不知怎么产生了写小品文的念头。这些小品文发表在当时奥奇金出版的《圣彼得堡新闻》上，文章写得非常含糊，内容都是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这些小品文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受到欢迎，使他们十分激动，但完全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


    弗·亚·索洛古勃伯爵是四十年代小说家中的佼佼者，他根本不同意别林斯基的信仰，但却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自己的小说，这首先是由于跟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老交情，其次则是由于《祖国纪事》在公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众所周知，一般的年轻人，尤其是上流社会的青年，对名望总是心向神往，尽管他们有时并不赞同这种名望。


    1 亚·伊·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军事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2 即亚·伊·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


    3 一种治疗肠胃病痛的古法。


    4 彼得堡的一个酒商。


    5 原文是法语。


    6 原文是法语。


    7 伊·伊·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俄国作家，别林斯基的朋友，曾任特维尔省和维切布省副省长。


    8 当时的宫廷事务部办公厅主任是巴纳耶夫的叔父弗·伊·巴纳耶夫。


    9 扎戈斯金担任莫斯科各剧院经理不是直到去世（1852年），而是到一八四二年为止，因此巴纳耶夫讲的这件事发生在一八四二年。


    10 巴纳耶夫指的是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中的诗句（斯卡洛茹勃说的话）：


    我在同行中得天之宠，


    正好部队里有位子空：


    有的被开除，


    有的干脆送了终。


    11 不确。卡缅斯基于一八四三年底接手《俄罗斯通报》杂志，补齐了上一年缺刊的六期；一八四四年仅出了两期便停刊了。


    12 指德国作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兼神学家伊·阿·费斯勒（1756—1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