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别林斯基及其小组一八三九年时的一些观点——别林斯基同大学</a>生卡韦林相遇——我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几封谈及别林斯基的信——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给我的一封信的片段——我离开莫斯科去乡下——返回莫斯科——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另一封信——博特金家里的晚会——别林斯基评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书的文章——别林斯基对闵采尔的愤懑——我同别林斯基一起离开莫斯科


    我每天上午都要去别林斯基的寓所……


    他的心情非常忧郁，经常诉说胸口疼痛……当时他的境况很不好。《莫斯科观察家》的出版人斯捷潘诺夫每月（而且还不是按时）付给他的编辑费少得可怜。别林斯基开始时对亲自主持杂志工作这一点十分神往，他设想撰稿人全部由他那批年轻而有才华的朋友担任，他坚信只要他们齐心协力，加上他紧张有</a>效地开展工作，办好刊物是没有疑问的。“我要让人们看看，当代的杂志应该办成什么样子。”他在给我的信中说</a>道。可是他的希望落了空。《莫斯科观察家》的订户很少，出到第五期时出版人的全部资金已经耗完。 1 其原因是：不可能宣布杂志由别林斯基接编；出版人和编辑都缺乏实际经验；改组刊物的广告出得很少，而且广告中只是含糊其词地提到《莫斯科观察家》的编辑工作由安德罗索夫先生（前任编辑）手中转到新的编辑手中，不过这一点也许既不取决于出版人，也不取决于编辑；最后一个原因是《莫斯科观察家》复办最初几期的那种调和倾向——公众对这种倾向绝不可能赞同。


    撰稿人看出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对刊物的态度也就冷淡下来。别林斯基对开头几期的内容很不满意，完全泄气了。他同他的某些朋友之间发生了争执；我已经提过，别林斯基同其中的一位，即同博特金，几个月来没有见过一面；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此时过分醉心于斯拉夫主义，内心已经开始同他产生分歧……


    在这种困窘境况之下，别林斯基开始向小铺赊欠，但人家又不愿赊账卖给他任何东西。他吃午饭时我曾不止一次在场，吃的东西本来就很简朴：一盆气味难闻的汤，别林斯基往里面撒上一大堆胡椒粉；还有一块用这种汤炖的牛肉……当然啰，别林斯基不会饿死——关系亲近的人不会让他饿死，但靠别人的恩赐生活也并不好受，更何况他意识到自己有力量、有才能，相信靠自己的劳动能够获取足够的东西。


    任何一个蹩脚的小品文作者只要讲求实际，稍知分寸，就能靠这一门行当生活，而且比别林斯基富裕得多……别林斯基虽然富有内在力量，并且精力充沛，但他也和属于他那一代的许多人（其实都是很聪明的人）一样，在生活中像个孩子似的束手无策。因此，为了微不足道的一点酬金，他就轻而易举地落入投机商的手中，生怕饿死或更糟糕，即靠别人的恩赐生活……


    我来到莫斯科后过了一些时间，别林斯基已经向我宣称，《莫斯科观察家》无法继续办下去。他把刊物的失败归咎于种种原因，但他当时尚未料到，正是他希望赋予杂志的那种倾向本身决定了杂志不可能办得成功。


    当时别林斯基醉心于巴枯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种种阐释，以及由这一哲学引申出来的一个著名公式，即“一切现实事物都是合理的”，因此他鼓吹在生活和艺术中实行调和，并且违背自己的本性，极力想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且拼命主张为</a>艺术而艺术 。他甚至走到极端（他的本性是易于走向极端），觉得对于旧制度的一切社会抗议都是犯罪和暴行，认为法国革命是几个神经错乱、居然图谋摧毁国家制度的狂热分子所干的事，对自上而下的专横行为则顶礼膜拜。他对法国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派，对不承认“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评论家和宣称必须进行社会改革、追求新的生活和社会革新的作家都采取鄙视态度。他对乔治·桑特别愤懑，把她鄙薄得一钱不值。在他看来，艺术是一片崇高的、独立的、自我封闭的天地，它涉及的只是一些永恒的真理，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跟我们熙来攘往于其间的这个下等世界毫无关系。他认为只有那些无意识地 进行创作的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属于这一类艺术家的有荷马、莎士比亚和歌德。他把歌德径直称为奥林匹斯之神。席勒不符合这种见解，因此别林斯基虽然一度对他十分赞赏，但随着新的理论在他思想上逐渐渗透，他对席勒的态度也冷淡下来。他觉得席勒缺少自由创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内心的平静，缺少奥林匹斯之神——歌德——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客观而冷静的观点；不过就歌德而言，别林斯基认为《浮士德》第二部是个例外，他一直觉得这一部不过是一种枯燥的、死气沉沉的象征……但是，令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极为惋惜的是，普希金也不完全符合他们的理论，因为普希金身上找不到调和的成分，而克柳什尼科夫（即Θ）的诗则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成分，因此别林斯基及其小组成员认为克柳什尼科夫的诗在推敲锤炼和形式方面虽然比普希金略逊一筹，但在思想方面却比普希金深刻得多。 2


    别林斯基清醒的见解变得愈来愈模糊了，他那天生的审美感日益受到一种僵死的理论的压抑，别林斯基不知不觉地陷入巴枯宁尚在编结的理论之网。巴枯宁本人对这些哲学范畴和公式尚且感到头绪紊乱，彷徨不安，而别林斯基却像奴隶一样屈从于这些范畴和公式，这使他那自由的、极富人性的本性感到拘束、压抑、窒闷难受。


    除此以外，他还面临着《莫斯科观察家》的失败、所欠的债务及同朋友之间的不和。我见到别林斯基时，他正处于一种紧张狂热的心境之中，这种心境我自然有所觉察，但以为这仅仅是他经济窘迫的缘故。


    我到达莫斯科一段时间后，巴枯宁好像是到乡下去了，别林斯基同博特金已不再见面（他同他重新交好已是在我从喀山返回莫斯科之后），前来看望他的只有克柳什尼科夫和库德里亚夫采夫，后者当时还是个大学生。我在《回忆别林斯基》一文中已经说过，别林斯基喜欢库德里亚夫采夫是因为他的美学趣味和他那（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含蓄而温柔的性格。他们经常谈</a>论当代的文学活动家，一遍又一遍地朗读他们认为最优秀的俄国诗人们的作品。在他们看来，属于这一类作品的有普希金的所谓爱国主义诗篇（《波罗金诺周年纪念》和《致诽谤俄罗斯的人》），以及《群氓》《致诗人》《预言者》，等等。别林斯基兴致勃勃地评论这些诗篇，经常朗诵它们，末了通常还要补上一句：


    “这就是普希金作为一个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之所在！”


    有一天晚上我同别林斯基一起从某个地方回</a>家，在阿尔巴特广场上，我们迎面碰上一个年轻人，个子不高，身体壮实，脸色红润，相貌很讨人喜欢，长着一头深色鬈发，戴着眼镜。他身穿一件大学生的常礼服。


    那个大学生一见别林斯基，便以一种抑制不住的青年人的热情向他奔来，热切地抓住他的手，气喘吁吁地喊道：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伊奇！见到您我多么高兴呀，维萨里昂·格里戈里伊奇！”


    “噢，您好！”别林斯基干巴巴地答了一句，这种突如其来的动作显然使他感到尴尬，他冷冷地、生硬地看了那个大学生一眼，仿佛问道：“您找我干吗呀？”


    那个大学生似乎对这种眼神感到很不痛快，他又说了几句话，就尴尬地走开了。


    我对他产生了怜悯之情……


    “这是谁呀，”我问，“您干吗对他这么冷淡呢？”


    “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别林斯基答道，“卡韦林 3 ，是个很聪明、很热情的孩子，很有才能，看来大有前途，可是这种小孩子跟我纠缠不休，那我可受不了——您想，我跟他们有什么好谈的？我和他们能有什么共同语言？”


    这个大学生就是几年后在莫斯科大学讲台上获得了辉煌声誉并参加别林斯基小组活动的那个卡韦林。他曾不止一次对别林斯基提起这次见面的情景，两个人都大笑不止……


    那天晚上别林斯基心绪十分不佳，表现得很烦躁，还抱怨胸口疼痛。


    当我走进他的寓所时，他一下子倒在安乐椅上，显得衰弱不堪，呼吸也很沉重。好几分钟他一言不发。最后他脸色苍白、面容痛苦地转身向着我。


    “不行，”他说道，“我无论如何得赶紧离开莫斯科。我对这种生活烦透了，莫斯科也令我感到厌恶。怎么样，照您看来，能想个办法说服克拉耶夫斯基那个犹太人吗？”


    应当说明的是，我同别林斯基相识之初，他在告诉我《莫斯科观察家》行将停刊时就已宣称，他不反对迁往彼得堡，接手《祖国纪事》的评论专栏。我没有隐瞒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他是如何评价的。


    “他完全指望梅热维奇的评论使他的杂志变得有生气，”我补充说，“我离开他们时，他们的关系极为友好，心情也十分愉快。”


    别林斯基苦笑了一下。


    “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您那位克拉耶夫斯基挺不错嘛！可是这位梅热维奇是个毫无才气的庸人，百分之百的笨蛋……梅热维奇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克拉耶夫斯基一定会另外找人，到时候您可以对他暗示一下，说我并不反对……当然啰，报酬要优厚一点；您写信告诉他，我有一篇论述闵采尔 4 的文章——您自然要多多美言几句，然后补上一句，说我打算把这篇文章给他的刊物……文章还没有写出来，不过，这没有关系。您要设法让我同他接近，而且要把这事儿办得巧妙一些……别告诉他我很穷，说不定他会利用这一点再压我一下。”


    我每次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写信都要谈谈别林斯基和他的小组。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同时还跟卡特科夫建立了通信关系，卡特科夫曾通过我答应给刊物写一篇文章。从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给我的最初几封信中便可以看出，梅热维奇的庸碌无能已经使他感到不安，我毫不怀疑，仅仅是出于个人的自尊心，他才不好直接给别林斯基写信。我便趁机写信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直接告诉他，别林斯基表示愿意跟他合作，他不妨在自己的刊物上转载一下别林斯基评波列沃伊《祖国之子》的那篇极为出色的文章；别林斯基还有一篇论述闵采尔的文章，在莫斯科引起一片喝彩，这篇文章别林斯基也不反对寄给《祖国纪事》……


    作为对这封信的答复，我收到了他（六月二十日）的一封信。除其他内容以外，他在给我的信中还写道：


    “《莫斯科观察家》上评论《祖国之子》的文章将由《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予以转载（假如文章十分辛辣的话），标题是这样的：《〈莫斯科观察家〉对〈祖国之子〉的公正意见——同〈北方蜜蜂〉转载的〈祖国之子〉对〈祖国纪事〉的公正意见配对 5 》……


    “请求别林斯基惠赐论述闵采尔的文章，并对他未来的合作感到由衷的高兴。请代我向他深切致意， 并请问一问他：‘这种合作应该如何安排？在哪些方面合作？’等等。”


    我当即带着这封信去找别林斯基。这封信使别林斯基产生了非常良好的印象，他顿时高兴起来。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已经感到有必要借助这个乳臭未干的吹牛家 来支撑自己的刊物。别林斯基有可能离开莫斯科，并清偿自己的债务。他的生活可望出现一个转折。


    顺便说说，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信中还有这样一段附言：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问一问卡特科夫：他是怎么回事呀？直到现在还未把他的文章的结尾部分寄来！我已经就此事给他写过信——可他老是磨磨蹭蹭。唉，莫斯科啊！莫斯科！”


    最后这个感叹句使别林斯基觉得十分开心。


    “这话很对，”他说，“我们莫斯科人都是些优秀和聪明的人，可不知怎么干什么事情都这么懒懒散散。我们需要从小事做起——这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工作……我们在口头上都是英雄，可是一干起实事来……”


    别林斯基只说了半句便挥了挥手，笑着重复道：“唉，莫斯科啊！莫斯科！”


    在我去喀山之前，即七月间，别林斯基迁往彼得堡的事已经决定下来。他接受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提出的条件：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须在入秋之前预先寄给他一笔小小的款子，供他清偿债务和搬迁之用，并答应每年付给他三千五百卢布纸币，而别林斯基则承担《祖国纪事》评论专栏和书讯专栏的全部工作。我们决定等我从喀山回到莫斯科以后一起去彼得堡。


    我于十月初回到莫斯科。


    十月十日，我收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一封信。下面是这封信的几段内容：


    “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亲自出马向巴甫洛夫和波戈金说说，让他们迫使果戈理给《祖国纪事》写一篇文章。顺便说一件事，我本想在《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发一条消息，说果戈理已经到了莫斯科，但普列特尼奥夫却对我说，他收到果戈理的一封信，请求他不要对任何人宣布他在莫斯科。茹科夫斯基曾经对我说过，果戈理一个月以后来彼得堡。他的文章我非要不可，要采取一切手段把它弄到手。我不给他亲自写信，因为这种事儿通过书信是办不了的，尤其是对他。务请竭尽全力向他说明支持《祖国纪事》的必要性。 假若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命运已经变得漠不关心（我料想不至如此）的话，那么请预先告诉他稿酬丰厚，想必他需要钱用。 要是一切方法都不奏效，那就等他到了这里以后，联合各方力量对他展开攻势…… 6


    “请向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深切致意，谢谢他的文章。评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 7 的那篇文章被尼基坚科 8 删了两处：有什么办法呢！他不喜欢欧洲，不愿意承认欧洲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其他则一切悉如原稿，仅对茹科夫斯基的评语由我改得稍稍缓和了一点。评介拉蒂埃医生 9 著作的文章也由我做了修改， 因为本地有一位很能干的医生给我弄来了一篇介绍这本书的文章，要知道我和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外行，应当相信更懂行的人……


    “请安慰一下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骂人可以旁敲侧击，他从《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菲塔布基的一篇文章 10 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为《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写的文章不论是我还是梅热维奇都未做任何补充，那都是刊物的灾星——审查官朗格尔—干的，而（卡特科夫）分析《列昂诺夫诗集》的文章则是尼基坚科修改的……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劝说卡特科夫务必找到那封早在九月份我就寄给他的长信，从他的来信看来，他并未收到那封信。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老天爷！时间这么紧，挤出工夫写封信——竟然弄丢了！我是按卡特科夫自己的请求，把信寄到博特金先生名下的：那么怎么会丢失呢？我很快还会给他写信，这一次要寄到加拉霍夫 11 名下。这样或许可靠一些！


    “请向博特金先生致谢，他评论朗格尔音乐的那篇文章写得极好……


    “请尽快把阿克萨科夫、巴甫洛娃、克柳什尼科夫等人的诗寄来，我手头没有诗歌作品。莱蒙托夫把他的《恶魔》交给一些女人去读，我本想发表这篇长诗的几个片段，可是鬼知道那些女人把诗放到哪儿去了，而他手上自然是没有原稿的，这个毛孩子生来就是这样！


    “……等候您和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快点来吧……”


    接下来信里讲了布尔加林告密的一件什么事。


    由这封信可以看出，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同别林斯基小组之间已经开始积极联系了……


    返回莫斯科以后，我极为高兴地看到，别林斯基、博特金，还有卡特科夫等人之间的一切误会已经消除，他们的关系极为和睦。


    我见到别林斯基时，他的心情十分畅快……离开莫斯科的日期已经临近，他的生活面临着转折，因此他变得生气勃勃。所有的朋友中只有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一人以忧郁、惋惜，有时甚至是懊丧的心情看待别林斯基。他不理解一个莫斯科人怎么能够冷漠无情地离开莫斯科……


    这批朋友每天晚上大都在博特金家里聚会，谈起话来通常兴奋又热烈。话题是根据黑格尔的观点谈论艺术，他们用这种观点严格分析普希金和其他当代诗人的作品。莱蒙托夫具有否认一切、拜伦式的倾向，因此怎么也无法适合这种新的观点。别林斯基为此感到极为苦恼，他看出这个初露头角的诗人显示出巨大的诗的力量，他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每一首新诗都使别林斯基如痴如醉，然而这些诗中却没有一丝一毫调和 的气味！不过他们对莱蒙托夫表示谅解，认为他还年轻，刚刚开始迈步；他们聊以自慰的是：他拥有一切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成为一个完美的、伟大的艺术家，登上创作的顶峰，即具有艺术上的恬静心情和客观态度……克柳什尼科夫本人也有一点否定一切的成分，他非常喜爱莱蒙托夫的才华，对有关诗人的某些闲言闲语相当尖刻地加以嘲笑。卡特科夫和康·阿克萨科夫则在聚会时朗诵自己翻译的海涅、弗莱里格拉特 12 及其他当代德国诗人的诗。卡特科夫朗诵时通常绘声绘色，他双手交叉，两眼向上翻着，姿势十分优美……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晚间聚会……


    为了探讨那些在今天，即过了二十多年以后看来是可笑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多少青春的时日、朝气蓬勃的精力和智力啊！有多少次他们热血沸腾、心向神往，又有多少次彷徨于迷途啊！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白费，对真理的探索从来不会一蹴而就。这个小组将在俄国发展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学术和文学领域里最热情、最高尚的活动家。


    我的整个心灵都被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吸引住了。我的思想受到他们的激励，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开始活跃起来……


    返回莫斯科以后过了几天，别林斯基带来他对费·格林卡 13 《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书写的一篇书评，要念给我听一听。这篇书评他已寄给《祖国纪事》，供其发表。


    “您听听吧，”他对我说，“迄今为止，我好像还从未写过这么热烈、这么坚定地表明我们信仰的文章。我把这篇东西读给米舍尔（巴枯宁）听，他听了以后非常兴奋——您知道，他的看法还是有些价值的！反正不必多说，我自己觉得这篇文章是搞成功了 ……”


    别林斯基随即开始给我读这篇文章。不论是在此以前还是以后，我从未见过他读得那么激动、那么热情。


    别林斯基朗读时的那种如痴如醉的情绪和这篇文章极为庄重、充满激情的语言使我的神经受到了震撼，别林斯基本人的神经显然也在强烈地颤动。


    “好极了！太好了！”在他朗读的一开始和结束以后我反复喊道，“不过，我要给你指出一点……”


    “我知道，我明白您的意思，您不必说下去，”别林斯基热烈地打断我的话，“有人会称我为谄媚者，骂我是下流坯，说我在当权者面前的态度反复无常……让他们说去！不管别人怎么想，我都不怕公开和坦率地表明我的信仰……”


    他开始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不错！这是我的信仰，”他继续说着，情绪越来越激动，“我对这种信仰并不感到羞愧，反而感到自豪……鬼知道是些什么人持这种看法、像这样议论，我干吗要重视它呢？我只珍视思想开明的人和我的朋友们的意见，他们绝不会认为我谄媚和下流。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我写出一行违背信仰的文字来……他们了解这一点……想收买我是办不到的……我向您发誓，巴纳耶夫——因为您对我还不太了解……”


    他朝我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苍白的脸变得通红，所有的血都涌向头部，一双眼睛炯炯发亮。


    “我向您发誓，任何东西都收买不了我！对我来说，与其践踏自己做人的尊严，在任何人面前降低自己的人格或出卖自己，倒不如饿死了更痛快——何况我本来就每天冒着饿死的危险（说到这里他讥讽地苦笑了一下）……”


    这次谈话的所有细节都生动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仿佛觉得别林斯基此刻正站在我的面前……


    他猛地坐到椅子上喘息起来，歇了一会儿，他又激烈地说道：


    “这篇文章很尖锐，这我知道，但我的脑子里还有一系列更加尖锐的文章……瞧瞧我会怎样抽打闵采尔这个恶棍，他对艺术一窍不通，居然也侈谈起艺术来了！”


    随着我们去彼得堡的日期逐渐临近，别林斯基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愉快。


    “现在我已经不是你们的人了！”他笑着对他的朋友们说，“我是彼得堡人，而你们却是莫斯科人，是外省人；是的，你们的莫斯科属于外省，不管你们怎么说，不管你们怎样为她感到骄傲……”


    别林斯基深深景仰彼得一世进行的改革，认为它的一切极端措施都是正确的。彼得堡也因此对他特别具有吸引力。


    凯切尔大声疾呼地反对彼得堡；康·阿克萨科夫则捶着胸脯大声说，莫斯科曾经为罗斯饱经忧患，它是俄罗斯的救主，是它的中心，罗斯一切最珍贵的遗迹都保存在莫斯科，而彼得堡则是宫殿和兵营的城市，是一块临时营地。


    “没关系，”别林斯基打断他的话说，“彼得堡也会时来运转——它还年轻呐……彼得堡已经有一个方面意义重大——它是彼得开辟的通向欧洲的窗口 。 14 ”


    康·阿克萨科夫一听这种话就会发火。尽管他尚未像后来那样对彼得一世怀着不可调和的憎恨，但此时他对别林斯基已经没有好感了……


    我们离开莫斯科去彼得堡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博特金、凯切尔和卡特科夫把我们一直送到黑泥潭。


    凯切尔前来给我们送行时穿着他那件红色斗篷，带着他必不可少的笑，还有一只更加必不可少的篮子，里面塞着麦秸……


    看样子我们会在驿站待很久，因为凯切尔照常走来走去，不住地叫嚷，挥着酒瓶，不时取笑别林斯基几句，教给他怎样才能把克拉耶夫斯基抓在手中——而且他的笑声一直不断。别林斯基很不喜欢这种喧闹而冗长的送行场面，急着要动身。他显得沉默而忧郁，看得出来，离开自己的小组使他心里很不好受……博特金显得很不耐烦……


    “最好快点动身吧，朋友们，”他摇着头一再说道，“这种送行总是叫人感到难受极了。”


    “急什么呀？真是废话！”凯切尔嚷道，“你们的酒还没有喝完呐。”但别林斯基断然站起身来，我们的轿式旅行马车早已在大门口等候我们了。


    “好吧，再见了，诸位，”他说道，“别把我忘了……”


    所有的人都奔上来拥抱别林斯基。博特金抚摸着他的后脑和头顶，温情脉脉地看着他，说道：“好吧，我为你感到高兴，维萨里昂……同你分别我感到难过，亲爱的，非常难过，这你是知道的，可是你留在莫斯科没事儿可干……”


    卡特科夫紧紧抱住别林斯基，一次又一次地使劲吻他。


    凯切尔递给他一杯香槟酒。


    “好吧，维萨里昂，咱们碰碰杯吧，”他说，“现在你应该喝一杯了。”


    别林斯基二话不说就干了杯。


    “好样儿的！”凯切尔一边吻他一边喊道，“好吧，那就再见吧，不过你可要当心，别受克拉耶夫斯基摆布……”


    马车开动了，我们从窗口探出头来，只见博特金温存而忧伤地望着我们，手里挥动着手帕；凯切尔挥舞着帽子，口里喊着什么；卡特科夫双手交叉，蹙着眉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用深邃、沉思的眼光目送我们……


    1 别林斯基于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继瓦·彼·安德罗索夫（1803—1841）之后接任《莫斯科观察家》杂志编辑，一八三九年该刊并未出到第五期，仅出版四期。


    2 巴纳耶夫对于别林斯基对普希金和克柳什尼科夫的态度的叙述不确。别林斯基一八三七至一八三九年间确曾称赞克柳什尼科夫的某些诗作，但从未认为他胜过普希金，他在一八三九年给巴纳耶夫的一封信中，还宣称荷马、莎士比亚和普希金是他的“三位艺术之神”。


    3 康·德·卡韦林（1818—1885），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政论</a>家、自由派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接近别林斯基小组，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撰稿，六十年代成为革命民主派的死敌。


    4 沃尔夫冈·闵采尔（1798—1873），德国政论家和所史学家。


    5 原文是法语。


    6 克拉耶夫斯基未能说动果戈理为《祖国纪事》撰稿。


    7 瓦·安·茹科夫斯基的一篇作品。


    8 亚·瓦·尼基坚科（1804—1877），俄国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书刊审查官。


    9 拉蒂埃（1797—1866），法国医生。


    10 这篇针对格列奇的文章似乎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本人写的，至少他为这篇文章感到非常自豪，经常把它作为唇枪舌剑的典范加以引述。——作者注


    11 亚·德·加拉霍夫（1807—1892），俄国文学史家和小说家，《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撰稿人。


    12 菲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为浪漫派，四十年代参与马克思《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晚年同马克思疏远。


    13 费·尼·格林卡（1786—1880），俄国诗人，俄国著名民歌《三套车》的词作者，谢·尼·格林卡（见本书第一百二十七页注1）的弟弟。青年时期为十二月党人，系幸福社领导人之一。


    14 套用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中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