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导师与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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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四二年五月，果戈理又离开俄国，重新开始他在国外的神秘漂泊。滚动的车轮为他编写了《死魂灵》第一部的故事；在第一次穿越一个模糊的欧洲的一系列旅程基础上，他给自己画的一个个圆圈，产生的结果是胖而圆的乞乞科夫成了一个转动的马车车篷、一条模糊不清的虹；实物的转动帮助作者催眠自己和他书中的主人公，进入变化多端的噩梦</a>，而在未来许多年里，头脑简单的人会把这样的噩梦看作是一幅“俄国全景图”（或者“俄国的家庭生活”）。现在该着手训练自己进入小说的第二部了。


    人们感到纳闷，在背负如此沉重烦恼的心灵的深处，果戈理是否认为，滚动的车轮，漫长的道路，曲折蜿蜒如意气相投的长蛇，隐约令人陶醉的马车的平稳运动，在写作第一部的时候这平稳的运动是如此令人满意，这些将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部续书，而这部续书将围绕第一部书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形成一个清晰明亮的光环。这一定是一个光亮的晕，对此他是信心十足的；否则，书的第一部就可能被认为是魔鬼的妖术。根据他在书发表以后再来为这部书打基础的做法，他设法让自己相信，实际上因为有了书的（目前还没有写成的）第二部，才诞生了书的第一部，并且相信倘若不把产生第一部的缘起呈现给智力迟钝的读者大众，第一部书不可避免地将只能成为没有图例的说明文字。实际上，他将很不幸地受到第一部书绝对形式的牵制。在他试图创作第二部的时候，他的做法必定完全跟切斯特顿的一篇小说[1]中的凶手一模一样，在小说里，凶手迫不得已将受害人屋子里的所有信纸以insolite[2]的形式布置起来，伪造一个传达自杀信息的现场。


    病态的谨慎也许可能添加了某些其他的考虑。尽管他迫切想详细了解人们如何看待他的作品——任何人或者批评家，从拿官府俸禄的流氓到对舆论巴结讨好的傻瓜——但是，他还是很艰难地竭力在信中对人解释，在批评文章中他所关心的只是他们所做的对于他本人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评价。让他感到非常困扰的是，他发现严肃认真的人们，称心或是憎恶地把《死魂灵》看作是对农奴制度的猛烈谴责，正如他们在《钦差大臣》里看到的是对于腐败的抨击。因为在平民读者的心目中，《死魂灵》正在慢慢地变成《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一情况尽管让他烦恼，但是人们怀疑那些批评家——一本正经的老派名人们、虔诚的老处女们以及希腊正教会的清教徒们——的态度或许更叫他烦恼，因为他们悲叹他创作的形象的“感官刺激性”。他同时还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他的艺术天才超人的力量，而且还有——他所憎恶的——与这样的力量相伴的责任。他的内心还有想要更大的（不承担责任的）影响的愿望，就像普希金故事里的渔夫的老伴想要一个更大的城堡。果戈理已经成了一个说教者，因为他需要一个布道坛来解释他书中的道德体系，因为直接与读者接触在他看来似乎是他自己的吸引力的自然发展方向。宗教给了他必要的圣歌吟唱起始短句和吟唱方法。宗教是否还给了他其他东西则尚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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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此处所说的小说是指他的四十八篇布朗神父探案小说。


    [2] 法文，不符合规律。


    2


    他仿佛就是一块滚动的罕见的卵石，上面长出了——或者说，心里想他会长出——一种罕见的苔藓，花了许多个夏季，从一个温泉胜地漂泊到另一个温泉胜地。他的毛病难以医治，因为他的毛病模糊而多变：抑郁症发作的时候，他的思想就会麻木，带着可怕的预感，只有环境的突然改变才能缓解病症；否则，就会出现肉体痛苦反复发作的状态，身体哆嗦，衣服穿得再多也无法温暖他的四肢，这时候唯一起作用的是，假如能坚持重复进行，快步走——时间越长越好。这是个矛盾的说法，一方面不停地运动才能激发灵感，一方面这个运动客观上又使他无法写作。然而，在意大利度过的冬天相对而言尽管是舒服了一点，却比坐在不安定的驿站马车上时更写不出东西。德累斯顿、巴德加斯泰因[1]、萨尔茨堡、慕尼黑、威尼斯、佛罗伦</a>萨、罗马、佛罗伦萨、曼图亚、维罗纳、因斯布鲁克[2]、萨尔茨堡、卡尔斯巴德[3]、布拉格、格雷芬堡[4]、柏林、巴德加斯泰因、布拉格、萨尔茨堡、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罗马、尼斯、巴黎、法兰克福、德累斯顿——然后又从头来一遍，著名旅游城市名字不断重现的这一连串地方，确实不是一个要寻求疗养的人该走的路线——或者不是寻求疗养，而是收集大饭店的标志到莫斯科炫耀，不管它是俄亥俄州的莫斯科[5]还是俄国的莫斯科——它只不过是一条恶性循环的虚线，并无地理学上的意义。果戈理的温泉疗养胜地并非真是空间意义上的。对他来说，中欧只不过是一个视觉现象——唯一真正关系重大的、唯一真正令人困惑的、唯一真正的悲剧是，他的创造力在不断地和令人绝望地衰退。托尔斯泰放弃小说创作，去追求伦理、神秘主义和教育上的强烈欲望的时候，他的天才已经成熟，是气色健康的，而且从他逝世后发表的生前未完成的虚构作品片断来看，在安娜·卡列尼娜死了以后，他的艺术依然在发展。但是果戈理是一个写书不多的人，而且他拟订的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一生的书的计划正好与他作为一个作家开始衰落的时间相吻合——即在他写了《钦差大臣》、《外套》和《死魂灵》第一部而达到创作顶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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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adgastein，奥地利矿泉疗养游览圣地。


    [2] Innsbruck，奥地利西部城市。


    [3] Karlsbad，即卡洛维发利（Karlovy Vary），捷克矿泉疗养城市，布拉格以西130公里。


    [4] Greifenberg，德国巴伐利亚一城市。


    [5] 美国俄亥俄州克雷尔蒙县（Clermont County）有一个叫“莫斯科”的村子。


    3


    说教时期开始于他给《死魂灵》作某些最后修饰——对于未来辉煌的登峰造极所作的那些奇怪的暗示——的时候。他自国外写给朋友的无数信件中有奇怪的《圣经》的意味，从而使句子看上去自命不凡。“谁若不留意我的话谁就必将遭受痛苦！把所有的事暂时放在一边，把你在无聊时刻想入非非的所有乐趣放在一边。听从我吧：用一年时间，仅仅一年，照料你庄园里的事务。”叫地主们回去面对乡间生活中的问题（包含与事务相关的一切当代含义——收成不好，监工不力，农奴难管，懒散，偷盗，贫困，缺乏经济和“精神”条理）成了他的主题和命令——用预言家的语气表达的命令，命令人们丢弃所有世俗财富。但是，尽管用了这样的语气，果戈理却嘱咐地主们去做截然相反的事（虽然这话听起来像他在荒凉的山顶上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作出巨大牺牲）：你在大城市里是在浪费你不稳定的收入，因此，离开大城市，回到你的土地上去，上帝赐予你土地，目的明确，你可以变得像黑土地一样富裕，因为强壮和欢乐的农民，怀着感恩之心，在你的慈父般的监督下，辛勤劳作。“地主的责任是神圣的。”——这就是果戈理布道的主旨。


    人们不免会注意到他是多么急切，过于急切，不仅要叫脸色阴沉的地主和不满的官吏回到他们地方上的事务里去，回到土地和作物上去，而且还要求他们详细向他报告观感。人们几乎会认为，果戈理的思想深处，那个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思想深处，还藏着别的东西，对他来说比俄国农村生活的伦理和经济状况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要为他的书获得“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的可悲企图；因为他正处于一个作家可能会有的最糟糕的境遇：他已经丧失了想象真实情况的才能，并且认为真实情况会孤立地存在。


    问题是，不加掩饰的真实情况并不以自然状态存在，因为真实情况绝对不会真正毫无掩饰的：一块手表留下的白色痕迹，一个乌青的脚后跟上贴的翘起的橡皮胶，即使是最热情的裸体主义者，也不会把这些抛弃。光是一串数字就能非常简明地泄漏写数字的人的身份，就像枯燥乏味的密码给爱伦·坡带来了财富一样。一份最粗略的履历表也以署名人特有的风格活生生地叫唤着，拍打着翅膀。甚至我还怀疑，是否能给人一个电话号码却不泄漏你的一些情况。但是，尽管果戈理说了所有这些希望了解人类因为他热爱人类的话，然而他实际上对提供情况的人的个性并不感兴趣。他只想要得到绝对不加修饰的真实情况——而同时他要求得到的不仅是简单的数字，而是完完整整的一套观察资料。他的一些比较宽容的朋友起先勉强答应他的要求，而随后他们对这样的做法也热心起来，把地方上和农村的情况写成材料寄给他，在这个时候——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却是失望的咆哮，而不是感谢；因为写信给他的人并不是果戈理式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得到他的命令叙述事情而已——就是叙述事情。他们都非常尽心地去做了。他拿到这些材料尽生闷气，因为他的朋友并非作家，而他又不能写信给当作家的朋友，因为那样一来所提供的材料绝对不会是毫不加掩饰的。整个事态其实就是对“不加掩饰的真实情况”和“现实主义”这类术语之愚蠢的一个最好注脚。果戈理——一个“现实主义者”！许多教科书都这样说。果戈理为了完成他的拼接书可悲而徒劳地从读者那里搜集材料的时候，他本人非常可能臆断，他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事情非常简单，他带着怒气不停地对一个个先生小姐重复说，每天花一个小时坐下来，把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都记下来。他尽可以告诉他们把月亮摘下来寄给他——不管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即使你匆忙包扎的蓝纸包裹里，还有一两颗星星和一丝雾气混在里面，那也没有关系。要是一弯月牙儿的尖钩碰断，我会换一个上去。


    对于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材料他非常恼火，他的传记作者对此都非常迷惑不解。他们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怪事，一个天才作家见别人无法写得像他那样好而感到非常意外。实际上，让果戈理大发脾气的是，为了搜集他自己已经无法创造的材料，他想出的诡秘办法不灵验。对于自己的无能感到的内疚不断加剧，这已经成了一个疾病，但是他瞒着自己，也瞒着别人。他欢迎阻碍和障碍（如他所说，“障碍是我们的翅膀”），因为阻碍和障碍可以为延宕担负责任。他晚年的全部哲学思想，包含着“天越黑，你明天的福就越灿烂”这样的基本观念，它就是这个明天永远不会再来这样的挥之不去的感觉造成的。


    另一方面，假如有人暗示明天的福的到来可以加快，他就会可怕地大发脾气——我不是一个雇用文人，我不是打短工的，我不是一个记者——他会这样写。他竭尽全力叫自己和别人相信他准备写一部于俄国（在他的非常俄国的思想里，“俄国”现在是与“人类”同义的）极为重要的书的时候，他拒绝容忍他自己的神秘暗指所招致的流言蜚语。在《死魂灵》第一部发表以后的那个人生阶段可以被冠以“Great Expectations”[1]之名——至少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来看。有的人甚至还期待他对腐败和社会不公作出更加明确和更加有力的谴责，有的还期待一个每一页都充满欢声笑语的快乐故事。正当果戈理在欧洲最南面才有的冰冷的房间里瑟瑟发抖，正当他向朋友们断言从今以后他的人生是值得崇敬的，他的肉身必须被小心服侍、爱护、照料，仿佛一个装满了智慧琼浆玉液（即，《死魂灵》第二部）的布满裂纹的泥坛子，正当这个时候，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在国内传开了，果戈理正在完成一部写一个俄国将军的罗马历险记的书——他所创作的最有趣的书。这个说法的可悲之处是，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第二部的残篇中，最精彩的部分碰巧是与那个滑稽的机械人贝特里肖夫将军相关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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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原是狄更斯一部小说的书名，中译本作“远大前程”，但英语还有“巨大期望”、“丰厚遗产”之意。


    4


    罗马与俄国，在果戈理的虚构世界里，构成了一个关系比较深刻的组合。罗马是他持续拥有健康的身体的地方，这是他在北方不曾有的。意大利的花儿（关于这些花儿他曾说：“我对于孤零零生长在坟墓上的花儿怀有敬意”）使他心中产生要变成一个鼻子的强烈愿望：别的什么都可以没有，比如眼睛、胳膊、腿，只要有一个很大的鼻子，“鼻孔有两个大铅桶那样的大小，这样我就可以尽可能吸进全部vernal[1]香气”。住在意大利的时候他特别有鼻子意识。那里还有别样的意大利天空，“一片银色，富有绸缎似的色泽，但是如果从古罗马圆形剧场的拱门望去，则是深蓝的色调”。他从自己的扭曲、骇人、邪恶的世界形象中挣脱出来，寻求一种放松，可悲地恪守二流画家心目中罗马本质上是“别致”的地方的常规看法：“我还喜欢驴子——两眼似睁非睁，从从容容或者摇摇摆摆地使劲走着，别致地驮着强壮威严的意大利妇人，她们人走远了，头上白色的帽子却依旧清晰可见；有时看见这些驴子艰难地行走，样子不很别致，非常吃力，脚下不停打滑，这时候有一个瘦长僵直的英国人，披着一件褐中带绿的防水马金托什雨衣［逐字对译］，伸直两腿以防碰到地面；有时看见一个穿短上衣的画家骑着驴子，蓄着凡·戴克式的胡须[2]，背着木画架”，如此等等。这样的风格他维持不长，他有一个时期曾考虑要写的一个意大利绅士历险的传统小说，很恰当地只限于若干过分渲染的笼统描述，“她身上的一切，从她的肩膀到她的古风逼真的腿，一直到她的最后一个脚趾，都是创造的顶峰”——行了，说够了，否则在果戈理小说中的俄国深渊里，一个愁眉苦脸、在沉思中排解痛苦的外省小职员，他的嗫嚅会与经典的生动流畅自动搅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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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文，春天的。


    [2] 佛兰德画家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画中特别的胡须——髭须加山羊胡子，而且两者不相连。


    5


    罗马还有俄国大画家伊凡诺夫。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创作他的油画《耶稣显圣》[1]。他的命运在许多方面都与果戈理相似，唯有一点不同，即他最终完成了他的杰作：据说画作最终展出的时候（一八五八年），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做几笔最后的润色——在二十年的创作之后的润色！——而展厅里的参观者对此不屑一顾。无论是伊凡诺夫还是果戈理，两人都永远生活在贫困中，因为两个人都不能放弃毕生的创作去谋生；两个人都不断受到等得不耐烦的人们的纠缠，指责他们拖拉疲沓；两个人都十分敏感、脾气暴躁、缺乏教养、处理世事都笨拙可笑。果戈理在他对伊凡诺夫的杰作所做的精辟描述中，强调了这一联系，因此人们会不自觉地感觉到当他提到画中主要人物的时候（“他在超凡的安详和出神中，用加快的坚定脚步走近”……），伊凡诺夫的画作，在他的思想上以某种方式，与他自己仍未完成的书的宗教成分融合在一起，而且他看见他的这部书从银色的意大利高地稳步朝他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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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he Appearance of the Messiah to the People，俄国画家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伊凡诺夫（Alexander Adreyevich Ivanov，1806-1858）花费1837年至1857年20年时间创作的作品。


    6


    他在写作《与友人书简选》期间寄给朋友的书信中并没有这些选段（假如书信包括了这些选段，果戈理就不是果戈理了），但是这些书信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很像这些书简选段。他认为其中有些书信是受到神灵启示的，因此他要求在“斋戒周内每天”阅读这些书信；然而，让人怀疑的是，收到他信的人中是否有人很顺从地这样做——把一家人都召集起来，很不自然地清一清喉咙——酷似《钦差大臣》第一幕里市长准备要读那封极为重要的信的场景。这些书信中使用的语言几乎是伪善语气的拙劣模仿，但是书信间或也有一些很漂亮的插入叙述，例如，在讲到一家欺骗了他的印刷厂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些非常激烈和世俗的语言。他为他的朋友拟定的虔诚行动多多少少恰好与那些交托他们去办的麻烦事重合。他有一套非常奇怪的惩罚“罪人”、叫他们听从他使唤的做法——替他跑腿、购买和包装他需要的书籍、抄写评论文章、与印刷厂打交道，等等。作为报偿他会寄一本书去，例如《师主篇》[1]，并且详细指导如何读这本书——有关水疗法和消化疾病段落中也有相类似的指导——“早餐前饮两杯冷水”就是他给予一个病友的指导意见。


    “抛开你自己的一切杂事，忙于我的事务”——这是一般的调子——假如收信人是坚信“帮助果戈理即帮助上帝”的信徒，这样的调子当然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但是，收到从罗马、德累斯顿和巴登巴登寄来的书信的现实的人认为，果戈理要不是发疯了就是在故意装傻。也许他在行使他的神授之权的时候也并不很一丝不苟。他把他上帝代表的自在地位用于个人目的，例如，他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当批评家波戈金[2]的妻子去世、做丈夫的痛不欲生的时候，果戈理在信中是这样写的：“耶稣基督会帮助你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尽管你受的教育和你的意向并非如此——她通过我这样说的。”——这是吊唁信中绝对独特的一封。阿克萨科夫是最终决定告诉果戈理他对某些劝告的看法的少数人之一。“亲爱的朋友，”他写道，“我从来不怀疑你的信仰的真诚或者你对待朋友的善意；但是我坦率承认你表现信仰所采用的形式让我觉得生气。甚至——让我觉得可怕。我已经五十三岁了[3]。你还没有出生我就读过托马斯的书了。我绝不会谴责别人的信仰，同样也绝不会接受别人的信仰——可是你却来劝告我，仿佛我是一个小学</a>生——而且对我自己的思想没有丝毫的了解——劝我读《师主篇》——而且要我早晨喝完咖啡之后某个固定时间里阅读，一天读一章，就像做功课一样……这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但是果戈理坚持采用他新近才发现的体裁。他认为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受到即将在《死魂灵》第二部和第三部中透露神秘精髓的同一种精神的启示。他还认为，他写《与友人书简选》这部书的意图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标准，让读者具备适合接受《死魂灵》续篇的情绪，看作是实现这一意图的一个手段。人们不得不认为，他根本没有明白如此心怀好意准备的跳板的真谛</a>。


    《与友人书简选》的主体包括了果戈理给予俄国地主、地方官吏以及广大的基督教徒的忠告。乡绅老爷被看作是上帝的代理人，勤勉的代理人，他们在天堂拥有股份，在人间或多或少拥有可观的佣金。“把你的所有mouzhiks集合起来，告诉他们，你要他们辛勤劳作是因为这是上帝要他们这样做的——并不是因为你们需要可供玩乐的金钱；并且在这个节骨眼上拿出一张钞票来，作为你们说的话看得见的证明，当着他们的面烧掉……”这一幕情景是令人欣喜的：乡绅老爷站在家门口，出示一张挺括、色彩柔和的纸币，表现出专业魔术师的从容手势；一张光桌子上放着一本《圣经》；一个男孩手捧一根点亮的蜡烛；满脸胡子的农民们张大嘴巴，毕恭毕敬地等待着；这张钞票化作燃烧的蝴蝶，人们惊叹低语；变戏法的人轻轻地、轻快地搓着手——只搓着手指头的内侧；然后又说了一番废话，打开《圣经》，哇，像一只凤凰一样，财宝就在那里面。


    审查官慷慨大方地忽略了第一版的这一段，尽管任意毁坏国家钱钞暗含着对政府的蔑视——就像《钦差大臣》里的知名人士谴责行为激烈的古代历史教授们砸坏国家财物（即椅子）。人们不禁会继续采用这个比喻，说在某一种意义上，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选》里似乎在扮演他自己创作的荒诞滑稽人物。没有学校，没有书本，只有你和乡村神甫——这就是他向乡绅老爷建议的教育制度。“农民们甚至不该知道除了《圣经》之外还有别的书籍。”“不管到哪里你都要带着乡村神甫……让他来做你的庄园管理人。”另外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选段里，收录了粗野的咒骂用语，在要痛骂一个懒惰的农奴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刺痛他的要害处。书中还有傲慢的不伦不类的浮夸语言——以及对倒霉的波戈金的恶毒攻击。我们还见到了这样的话，例如“人人都变成了破烂的货色”，或者“同胞们，我吓坏了”——&ldquopatriots”[4]（“索奥梯切斯特维尼基”[5]）的发声音调与&ldquorades”或“brethren”同——甚至更强调。


    这部书招来一片骂声。俄国的舆论基本上来说是民主的——而且，附带在这里提一提，非常赞赏美国。没有一个沙皇摧毁得了这个基础（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才被苏维埃政权摧毁）。上个世纪中叶俄国有好几个平民思想流派；尽管其中最激进的流派最终落到了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等等的极端沉闷的气氛中（然后再绕下去，随着国家农奴制和反动的国家主义的出现，最终画成了不可避免的圆），但是，毫无异议，在果戈理的时代，“主张西方文化的人”形成了一股势力，在眼界和社会地位方面都是那些反动的守旧派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仅仅把批评家别林斯基，举例来说，看作是六七十年代恶毒地强调平民价值高于艺术价值的那些作家的先行者是很不公正的（从系统发展史上来说他当然是的）；他们所谓的“艺术”是什么意思，那是另一回事：车尔尼雪夫斯基或者皮萨列夫[6]会严肃认真地搜集理由来证明，为人民编写教科书比画“大理石柱子和仙女”还重要——他们认为这些是“纯艺术”。附带提一提，在用民族、政治或一般的平庸观点批评“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把所有美学潜在价值放到自己在水彩画方面的渺小观念和能力的水平上，这在一些现代美国批评家的论争中是非常有趣的。作为艺术价值评估者的别林斯基，不管有着什么样的幼稚缺点，但他作为一个公民、一个思想者，有着追求真理和追求自由的惊人天赋，这种才能只有党派政治才能摧毁——而党派政治当时仍在摇篮中。当时他的杯子里还盛着一种纯净的液体；在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7]的帮助之下，这杯液体注定会转化为繁殖非常邪恶的细菌的液体。另一方面，果戈理显然已经陷入泥沼，错把污秽的泥潭表面油污当作令人惊叹的彩虹。别林斯基写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8]，实际上彻底批判了《与友人书简选》（“这片浮夸、邋遢词语的喧嚷声”），那是一篇卓越的文献。这封信同时还包含了对沙皇统治的猛烈攻击，因此散发《别林斯基的信》不久就构成了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之罪。果戈理似乎也感到苦恼，但主要是因为别林斯基暗示他是在向贵族摇尾乞怜，好得到经济支援。别林斯基当然是属于“穷且傲”派的；而果戈理作为一个基督教徒谴责“傲慢”。


    尽管有几乎从四面八方朝着他这本书涌来的潮水般的辱骂、抗议和讽刺挖苦，果戈理相当英勇地保持着镇静。虽然他承认这本书“是在病态和很不自在的心情下”写的，还说“对于这样的写作艺术的缺乏经验，在魔鬼的帮助下，把我实际上感觉到的谦恭转化为妄自尊大的傲慢表现”（或者如他在别处所说，“我自己的行为简直就像赫雷斯塔科夫”，但是他还是以一个坚贞的殉道者的庄严态度，坚持认为他写的这本书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有三个理由这样说：它让人们看到了他的真实一面；它让他和他们自己看到了他们的真实一面；它像暴风雨一样有效地净化了普遍的氛围。这无异于是在说他完成了他想做的事：让舆论做好准备，接受《死魂灵》的第二部。


    * * *


    [1] The Imitation of Jesus Christ，德意志天主教修士肯彭的托马斯（ Thomas à Kempis，1380-1471）的灵修著作。


    [2] Mikhail Pogodin（1800-1875），俄国历史学家、果戈理的朋友。


    [3] 即1844年，果戈理当时在国外旅行、疗养。


    [4] 英文，同胞，下文两英文单词与该词同义。该词重音在第二个音节，如强调，可与下面两个词同，移至第一个音节。


    [5] 俄文“同胞”一词复数形式的音译，如此发音是为了强调重音与后两个英语词语相类似，且更强调。


    [6] Dimitri Ivanovich Pissarev（1840-1868），俄国作家和社会批评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推动者之一。


    [7] Andrei Petrov Mikhailovsky（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8] 1847年7月3日。


    7


    果戈理长期旅居国外期间和频繁出入俄国时，不断在小纸片上写下（在他的马车里，在客栈里，在朋友的家里，不管到了哪里）与这部最优秀的杰作有关的零星文字。有时候他还会写下一系列的章节，写完之后又会非常神秘地读给他最亲密的朋友听；有时候他什么都不写；有时候他会叫一个朋友一页页地抄写，有时候果戈理硬说他一个字也没有写——一切都在他脑子里。就在他死之前他烧毁了大批手稿，而很显然在这之前他已经烧过几回了。


    在他可悲的艰难奋斗期间，他曾有过惊人之举，鉴于他身体的孱弱，这样的举动简直是英勇事迹：他千里迢迢去到耶路撒冷想要寻找他写这本书所需的东西——神授忠言、力量以及创造性的想象——那光景与一个不孕的妇人在中世纪教堂彩色玻璃的阴影中祈求圣母马利亚给她一个孩子一模一样。然而，好多年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朝圣：他说，他的精神还没有准备好；上帝不希望这么早：“注意他拦在我路上的障碍物”；某种心态（隐约像天主教的“谢恩祷告”）必须具备，以便确保他（绝对异教徒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有最大可能获得成功；而且，他需要一个不会让他感到无聊而又可靠的出行伴侣；这个伴侣缄默或是饶舌的时机都将会与朝圣者复杂多变的情绪完全合拍；倘有必要这个伴侣还会把手伸进旅行毯里安抚他一下。一八四八年一月他终于执行他的危险计划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他的计划不会转而化作从未有过的凄惨失败。


    一位可爱的老太太，果戈理最真诚、最愚笨的通信者之一，纳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谢雷梅捷夫娜，为了他的灵魂起见他们交流过许多回祷文，她送果戈理到了莫斯科城外的关卡。果戈理的身份证件可能非常完备，但是他讨厌出示证件让人检查，这个神圣的旅程就以一个他习惯用于捉弄警察的病态骗人把戏开始。倒霉的是，这一回把老太太也牵扯进去了。在关卡上她拥抱了朝圣者，掉下了眼泪，并在果戈理的胸前画十字，而果戈理也热情回应。这个时候警察要求出示证件：一名警官想知道到底是谁要出关。“是这位可爱的老太太，”果戈理大声道，说罢坐进马车辘辘地走了，弄得谢雷梅捷夫娜太太非常尴尬。


    他给他母亲寄去一份特别的祷文让当地的神甫在教堂里念。在这份祷文里他祈求上帝保佑他在东方免遭强盗抢劫，在渡海的时候不受晕船之苦。上帝忽略了第二个祈求：在那不勒斯和马耳他之间航行的变幻莫测的“卡普里号”船上，果戈理呕吐得非常厉害，“让旅客们都大惊失色”。后来剩下的朝圣旅程非常值得怀疑，假如不是因为有官方文件证明这趟旅行确实发生过，人们很容易认为像先前他编造的西班牙游一样，这整个行程也都是编造的。假如你连续几年告诉人家你打算要做某一件事，而你由于无法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而感到心力交瘁的时候，如果你在某一天能让他们相信这件事你已经完成了，那么你就可以省去好多的麻烦——能够丢下不再提起这件事，那真是让人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我梦幻般的印象给你传达了什么？我就是透过一个梦的迷雾看到了圣地。”（摘自他给朱科夫斯基的一封信）。我们隐约看到他在沙漠里与他的旅行伴侣巴西里争吵。他在撒马利亚采了一枝百合，在加利利采了一枝罂粟（像卢梭一样对植物学有一点隐约的偏好）。到了拿撒勒正逢天下雨，他寻找避雨的地方，并因此滞留了几个小时，“我坐在那里根本不觉得自己是在拿撒勒”（坐在一个长凳上，凳子下面躲着一只母鸡），“就好像我坐在俄国某个地方的一个马车驿站里”。他拜访过的圣所并不能与他心灵里神秘的实体融合。结果，圣地对于他的心灵（以及他的书）都没有起多少作用，正像德国的疗养院对他的身体没有起什么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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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戈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直执拗地想着《死魂灵》的续篇。他已经丧失了凭空创作生活的神秘能力；他的想象需要加工一些手头现成的材料来完成，因为他依旧还有精力重复一遍；尽管他已经不能像在第一部里那样创作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他认为他可以采用同样的神韵，把它的构思换一种方式重新组合，那就是：按照一个明确的意图来创作，这个意图虽然在第一部里不存在，但是现在应该不仅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推动力，而且还可以赋予第一部一个回顾性的意义。


    除了果戈理问题的特殊性之外，他陷入的一般性错觉当然也是危害极大的。一个作家倘若对“什么是艺术”和“艺术家的职责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产生了兴趣，那么他就会惘然不知所措。果戈理认为文学艺术的目的是在病人身上确立内心的平静与安宁感从而医治病人。治疗还应该包括一种道德说教药。他认为描绘国民缺陷和国民美德所采用的方式应该能帮助读者坚持后者，摆脱前者。在刚开始写续篇的时候他的意图明确，他的人物并非“完全道德高尚”，而是比第一部里的人物“更有名望”。套用出版商和书评人爱用的俗语，他是想赋予人物更多的“人性魅力”。倘若一个作者对一些人物的“同情态度”和对另一些人物的“批判态度”表达的不是十分明朗，那么写小说就不过是一场罪恶的游戏了。因此，事实上很清楚，即使是最谦逊的读者（他们喜欢读以对话形式呈现、极少“描写”的书——因为会话即“生活”）也知道要站在哪一边。果戈理答应给予读者的——确切地说是他想象的读者——是事实。他说，他描绘俄国人不会写个别怪人的“琐碎特征”，不会写“沾沾自喜的庸俗和古怪行为”，不会通过一个寂寞的艺术家个人想象的亵渎神圣的手段，而是采用这样的手段，即，“俄国人要充分表现出他的民族性，要充分表现他身上蕴涵的丰富多彩的内在力量”。换一句话说，“死魂灵”要变成“活魂灵”。


    显然，果戈理（或者有类似不幸意图的任何一个其他作家）说的意思可以用更加简单的话来表达：“我在第一部里想象了一种类型的世界，但是现在我打算想象另一种类型的世界，它将更符合我所想象的是非观念，即我想象的读者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同样具有的是非观念。”这种情况下的成功（畅销杂志作家等等）直接依赖作者对于“读者”的看法，与读者自己具有的传统的即想象的观念、相应的出版商源源不断提供的精神口香糖精心培育和供养的观念，联系有多紧密。但是果戈理的情况当然没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他打算要写的东西酷似宗教启示，其次是因为想象的读者不仅应该欣赏这一启示的种种细节，而且还应该接受这本书总的影响给予的道德救助、教化，甚至要脱胎换骨。主要的困难在于须与第一部的素材相结合，这些素材从庸人的观点来看是在说“怪人怪事”（但是果戈理却又必须采用这些，因为他已经不能再创作一个新的结构了），是种庄严的讲道，他在《与友人书简选》里已经给过这方面的令人吃惊的例子了。虽然他的最初意图是描绘的人物不是“完全道德高尚的”，而是“有名望的”，也就是说他们充分体现俄国感情、情绪和理想的丰富多彩的混合，但是他渐渐发现，他笔下出现的这些“有名望的”人物正在变质，因为他们从自然媒质、从与最初那一群可怕乡绅的内在相似性上转移过来了难以避免的怪癖。结果唯一的出路是要有一群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将非常明显、非常局限地“优秀”，因为在他们这种情况下，任何想将他们的性格充分加以刻画的企图，就必定会产生并非“完全道德高尚”的人物由于他们的倒霉出身而一直表现出来的同样古怪的形式。


    一八四七年，一个狂热的俄国教士马太神甫，施展约翰·克里索斯托[1]的滔滔不绝的辞令，又采用中世纪晦涩难懂的古怪念头，请求果戈理彻底放弃文学，投身虔诚的职责，例如，根据马太神甫和其他这样的神甫的计划净化灵魂，为来世作好准备——针对马太神甫的请求，果戈理在信中竭尽全力让收信人明白，假如教会允许他背着马太神甫屈从上帝灌输给他的写作冲动，那《死魂灵》的虔诚的人物会多么好啊：“难道一个作者不能在一个动人故事的框架里，描绘比别的作家写的人更虔诚的人的生动榜样吗？榜样比争论要有力得多；而在写出这样的榜样之前一个作家要做的就是自己成为一个虔诚的人，过一种让上帝欣喜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要写作，假如现在没有这样普遍阅读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风气的话，而大多数的小说道德败坏，罪恶地引诱人，但是人们还是在阅读，因为这些小说引人入胜，并且不乏才智。我也有才智——让自然和人活在我的故事里的本领；既然如此，难道我不可以也用同样引人入胜的方式，按照神圣的法则描绘正直和虔诚的人们吗？我想坦诚地告诉你，这，而非名和利，才是我写作的主要动机。”


    人们如果认为果戈理花了十年时间只是试图写一些能讨好教会的东西，那当然是滑稽可笑的。他真正努力要做的是写出既让艺术家果戈理高兴，又让僧侣果戈理高兴的东西。伟大的意大利画家在不停地这样做，他的心被这个想法困扰：一个阴冷的修道院，墙上爬满了玫瑰，一个面容憔悴的男人头上戴着无檐便帽，他正在创作的湿壁画色彩鲜艳、光彩照人——这些就是果戈理渴望得到的专业背景。倘若转化为文学，完成后的《死魂灵》将组成三个相连的形象：罪恶、惩罚和赎罪。要达到这个目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因为果戈理的独特天才如若任其表现，肯定会干扰任何传统的计划，而且他已经把一个主要的角色，即罪人的角色，强加在一个人身上——如果乞乞科夫可以被称作一个人的话——但是这个人非常滑稽可笑地不适合担当那个角色，而且这个人活动在一个拯救人们的灵魂这种事情简直不可能发生的世界。第一部书的果戈理式的人物中间完全不可能出现用同情的笔触描绘的教士，这就像帕斯卡尔[2]的著作里绝不会出现gauloiserie[3]，或者斯大林最近的演说里绝不会引用梭罗的话，道理是一样的。


    在第二部保存下来的仅有几章里，果戈理的魔杯模糊了。乞乞科夫这个人物虽然还留在（而且神气活现地）中心位置，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离开了焦点面。在这几章里确有几个精彩的片段，但是这些片段也不过是对第一部的仿效罢了。当那些“虔诚”人物出现的时候——勤俭的地主、圣人般的商人、上帝一样的王子，人们会觉得完全陌生的人蜂拥而入，占据了一座四面透风的空荡屋子，而屋子里本来熟悉的东西一片狼藉、满目凄凉。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乞乞科夫的欺骗行为只不过是罪恶的幻象和拙劣模仿，因此不可能有不歪曲整个思想的“真正的”惩罚。“虔诚的人们”是假的，因为他们不是果戈理世界的人，因此他们与乞乞科夫的每一次接触都是不和谐的，令人抑郁的。倘若果戈理真写了赎罪部分，一个“虔诚的教士”（略带天主教色彩的教士）在西伯利亚腹地（有一些零星的资料说明，为了要获得正确的背景，果戈理研读过帕拉斯[4]的《西伯利亚植物志》）拯救乞乞科夫的灵魂，假如乞乞科夫命中注定要在一个遥远的隐修院以一个憔悴的僧侣的身份结束他的日子，那么毫无疑问，这位艺术家在艺术真理最后耀眼的闪现中，把《死魂灵》的结尾烧毁了。马太神甫可以心满意足了，果戈理在临死前不久放弃了文学；但是可以看作是这种放弃的证明和象征的稍纵即逝的火光，恰恰成了事情的相反面：在他蹲在炉子面前啜泣的时候（“在何处？”我的出版商问道。在莫斯科。），是一个艺术家在销毁多年的劳动成果，因为最终他认识到已经完成的书并不忠于他的天才；因此，乞乞科夫非但没有在传奇湖畔肃穆的冷杉林中的木头小教堂里消亡，相反，他恢复了他的本色；一个简陋的地狱里的一小点蓝色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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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ohn Chrysostom（约347—407），希腊教父、君士坦丁堡牧首，擅长辞令，有“金口”之誉。


    [2] 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概率论创立者之一。


    [3] 法文，下流笑话。


    [4] Peter Simon Pas（1741-1811），德国博物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应卡特琳娜二世之邀来俄国工作，担任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