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的去世与他的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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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星期四早晨，八点钟不到，[1]俄国最奇怪的散文诗人，尼古拉·果戈理，在莫斯科逝世。他年近四十三岁——他那非凡的一代人中的其他俄国伟大作家一般寿命都非常短，鉴于这一情况，他这个年龄已经是相当高龄了。他暗中绝食抗议（他的疾病引起的抑郁情绪想借此抵制魔鬼）造成体力严重耗竭，最后大脑急性缺血（可能还伴随着因虚乏造成的胃肠疾病）——而他接受的治疗，即强有力的催泻和放血，加速了已经遭受疟疾和营养不良后遗症损伤的肌体的死亡。两个残忍而精力充沛的医生固执地要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疯子来医治，而且，让他们的虽然更加聪明、但是没那么积极的同事目瞪口呆的是，他们打算先彻底根治他们的病人的精神错乱，然后再来解决他余下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大约十五年前，腹腔内留有一颗子弹的普希金接受了适用于便秘儿童的医学援助。二流的德国和法国全科医生仍旧统治着医学界，因为伟大的俄国医生的杰出学派仍然处在成长阶段。


    既然莫里哀在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可以突然咳出鲜血来，那么，说着他们蹩脚的拉丁文，腆着大肚子，围着Mde Imaginaire[2]急得团团转的博学高明的医生也就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了。果戈理可怜虚弱的身体经受了荒诞的粗暴对待，尽管他要求的只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读到这里真令人毛骨悚然。奥凡尔（不是Auvers，就是Hovert）[3]医生对病人症状作出非常错误的判断，而脑子里出现的是异常清晰的夏尔科[4]治疗法，他把病人泡在热水里，头上浇着冷水，折腾了一番之后又把病人抬到床上，然后捉来六条胖大的水蛭放在他的鼻子上。在他可怜的躯体（摸胃能感受到脊柱）被抬到深深的木澡盆去的时候，他痛苦地呻吟过，叫喊过，无力地挣扎过；他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发抖，不停地乞求将水蛭捉走：水蛭在他鼻子上悬着，要钻进嘴巴里（捉住它们，把它们拿走——他乞求道），他要伸手把它们抹下来，因此胖大的奥凡尔（不是Auvert，就是Hauvers）的健壮的助手把他双手绑了起来。


    尽管这样的情景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而且还看到了令人气愤的人朝人恳求的场面，但是还是有必要再详细讲述一下，目的是要揭示果戈理天才的另一面，即奇特地在肉体上体现的那一面。肚皮是他故事的美女，鼻子是他故事的情郎。他的胃一直是他“最崇高的内脏器官”——而现在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魔鬼们则在他的鼻孔上悬挂着。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他拒绝进食，让自己完全处在饥饿状态，结果他把他的胃曾经享有的巨大能力摧毁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曾经像这个瘦小的人那样呼噜噜地吃过这么多的通心面，吃过这么多的樱桃馅饼（人们记得《钦差大臣》里他赋予其他方面很瘦弱的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胖鼓鼓可爱的肚子”）。他的大而尖的鼻子很长，而且能够活动自如，他年轻的时候甚至能（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业余柔体杂技演员）让鼻尖令人吃惊地碰到下唇；这个鼻子是他最敏锐、最根本的外部器官。它非常尖、非常长，它甚至“用不着手指头的协助就可以直接伸进最小的鼻烟盒里，当然假设盒子里没有发出驱赶入侵者的啪的chiquenaude[5]”（摘自果戈理写给一名年轻女子的信——因此才有这淘气的口吻）。我们在他的虚构作品里自始至终都会碰到这个鼻子主题，也很难找到另一个如此兴致勃勃地描绘过气味、喷嚏、鼾声的作者。这个主人公或者那个主人公，仿佛是用手推车推着他的鼻子在故事里亮相——或者是像斯特恩小说中斯罗肯伯吉斯的故事[6]里的陌生人那样进场。还有无节制地吸鼻烟。《死魂灵》里的乞乞科夫出场伴随着他用手帕擤鼻涕时发出的像喇叭一样响亮的送气声[7]。鼻子要流涕，鼻子要抽动，人们爱抚鼻子，人们也会狠揍鼻子；有一个醉汉企图把别人的鼻子割掉；月亮上的居民（是一个疯子发现的）就是鼻子。


    这一鼻子意识的最终结果是他写了一个故事，《鼻子》，这个故事真正是对这个器官的赞美。一个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或许会说，在果戈理的颠倒的世界里人类是上下颠倒的（一八四一年果戈理头脑冷静地宣布巴黎的医生会诊后发现他的胃是倒置的），因此鼻子的功能是由别的器官担当，别的功能由鼻子担当。至于是“想象产生鼻子还是鼻子产生想象”则无关宏旨。我认为更加合乎情理的态度是要忘掉果戈理夸张地关注鼻子是因为他自己的鼻子特别地长，并且把果戈理的嗅觉意识——甚至还有他自己的鼻子——看作是一种文学手法，笼统地说是与杂耍表演相关的一般幽默，具体地说则是与俄国式鼻子幽默相关的。我们因鼻子而喜，因鼻子而悲。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8]一个著名场景里展现的鼻子典故，与围绕鼻子的成百俄国谚语俗话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垂下鼻子，我们洋洋得意的时候翘起鼻子；记性不好就最好在鼻子上刻上一道口子，而战胜你的人会把你这道口子抹去。说到多少有一些危险的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时候，鼻子被用作时间度量单位。我们常说牵着人鼻子走，或者说丢下人家的鼻子不管，这样的说法比别的国家用得多。说昏昏欲睡的人我们不说打盹而是说鼻子“垂钓”。大鼻子可以在伏尔加河上架起一座桥，或者说大鼻子长了一百年。鼻子里痒是个好兆头，鼻尖上的小丘疹说明有酒可以畅饮。任何一个作家暗示说，例如，一只苍蝇停在一个人的鼻子尖上，过去在俄国常可以因此而赢得幽默家的美名。果戈理少年时期的作品里，他毫无意识地采用了这一不费力的方法，但是在他成熟的作品里，他在这一方法之上加进了他的怪才手法。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这个意义上的鼻子从一开始在他的心里就是一件滑稽的东西（要说滑稽，所有俄国人都觉得滑稽），一件凸出的东西，一件不大好算其主人的东西，而同时（这一发现我还是归还给弗洛伊德信奉者们吧）又是一件奇特古怪的男性化的东西。果戈理在描述一个漂亮少女的时候，像他这样仔细描绘她的光滑脸蛋的特点，几乎可以说是很痛苦的。


    然而事实依然如故，果戈理的长而敏感的鼻子发现了文学上的新气味（从而引发新的“frisson”[9]）。有一句俄国谚语说得好，“鼻子长看得深”；果戈理就是用他的鼻孔来观察的。这个器官在他少年时代的作品里只不过是从名为“民间传说”的廉价成衣店里借来的杂耍角色，而在他的天才达到顶峰的时候，倒成了他最重要的盟友。在他竭力要做一个说教者从而摧毁了他自己的天才的时候，他也丢失了他的鼻子，就像科瓦廖夫丢了鼻子一样（在果戈理的《鼻子》中）。


    垂死的人徒劳地要摆脱叮在他的鼻孔上吸血的一团黑乎乎的可恶水蛭，这就是为什么这可悲的一幕（如一位亲眼目睹的人所写的）会有可怕的象征性的意义。假如我们也记得他从小就尤其厌恶黏糊糊、在地上爬行、鬼鬼祟祟的东西，厌恶感堵在心里让他很不舒服，而且这种厌恶还有一种宗教的依据，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感受。关于魔鬼的地域性种族特征，现在还没有作出科学的说明；不过俄国亚种的主要特征这里可以作一扼要说明。在它尚在蠕动、未发育完全的阶段，果戈理遇到的主要是这一类，这种“chort”对于善良的俄国人来说是小虾一样的外来者，一种抽动的蓝血小魔鬼，长有德国、波兰、法国的腿，一种鬼鬼祟祟的卑鄙无赖（“podlenky”），给人以无法形容的恶心感觉（“gadenky”）。挤压一下会让人既恶心又兴奋；但是这种蠕动的黑乎乎的东西太恶心，任凭怎样强迫，人们也绝不会伸手去挤压它一下的；随便拿什么工具去挤压，突然间的毛骨悚然的感觉也会顺着手中的工具传上来，仿佛工具就是人身体的延伸。不管是一只瘦骨嶙峋的黑猫弓起的脊背，还是一条不伤人的爬虫喉咙不停地鼓动，或者一只讨厌的鬼东西（真是一只鬼东西因为它骨瘦如柴）细长的腿和贼溜溜的眼睛，它们类似“chort”的特征，都会异样地刺激果戈理。可是他的魔鬼是俄国醉汉所见的那一种，因此他强加在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宗教经验的意义就有可能大大减少。古怪而不伤人，身上又长有鳞片、爪子，或者甚至是偶蹄的小的神有许多——但是果戈理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小的时候曾掐死过一只饥饿、胆怯的猫，并把它埋葬，这并非因为他生性残忍，而是因为这只可怜动物贼溜溜的身体使他感到恶心。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普希金，他一生中看到的最好笑的事情是，一只雄猫在一间着火的房子火烫的屋顶上边跳边朝前跑——而实际上，就在恶魔惯常折磨人的灵魂的自然环境里，看到恶魔痛苦地奔跳，对惧怕地狱的果戈理来说似乎是非常有趣的怪事。他在阿克萨科夫[10]家的花园里摘玫瑰的时候，偶然间一条冷冰冰的黑色毛虫碰到了他的手背，他吓得尖声大叫逃回屋子里。在瑞士外出郊游时，他有了大显本领的好机会，在洒满阳光的山间小道上，一看见蜥蜴就结果了它们的性命。一八四五年在罗马采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照片上，可以见到他用来抽打蜥蜴的手杖。那是一根很精致的手杖。


    * * *


    [1] 此处为英文原</a>书对应页码，文中“原注”及“年谱”、“索引”中所指页码，均为此页码。


    [2] 法文，臆想的病人。这也是莫里哀创作并参加演出的最后一个喜剧的剧名，中译本作《没病找病》（1673）。1673年2月17日，该剧演出第四场之后，他回到家中咳血而死。


    [3] 两种拼法在法语里都念作“奥凡尔”，下同。


    [4] 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法国神经病学家、病理解剖学家。


    [5] 法文，弹指声。


    [6] 英国作家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的小说《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中主人公的叔父斯罗肯伯吉斯的托比的故事，小说第四卷有关于托比论述鼻子的拉丁文论文。


    [7] 《死魂灵》第一章，乞乞科夫坐在下榻的旅馆客厅里向侍者询问当地情况时不时发出响亮的擤鼻涕的声音，“其力度与喇叭相当”。


    [8] Cyrano de Bergerac，法国诗人、戏剧家罗斯丹（Edmond Rostand，1868—1918）的著名诗剧（1897），讲述法国戏剧家贝尔热拉克的生平。


    [9] 法文，因感情上的激动、喜悦或恐惧而引起的颤栗。


    [10] 文中两处提及阿克萨科夫（另见第131页）。俄国作家阿克萨科夫（Sergey Timofeyevich Aksakov，1791—1859）与果戈理于1832年7月初识，之后一家人都和果戈理关系亲密。其子康·谢·阿克萨科夫（Konstantin Sergeyevich Aksakov，1817-1860）是一位批评家兼作家，第一个发表对《死魂灵》的评论，把果戈理与荷马相提并论，遭别林斯基尖锐抨击。


    2


    相片照出了他大半身，那根象牙头细手杖夹在写字的那只手的纤细指头之间（仿佛手指头夹了一支笔）。长而梳得服帖的头发在左侧分出头路。薄薄的一抹修剪整齐的髭须凌驾在两片讨厌的嘴唇之上。鼻子大而尖，与脸上鲜明的五官特征非常融洽。眉毛下的阴影让人联想起旧电影里的传奇人物眼睛四周常见的眼影，在眉毛的遮掩下他的凝视便有了沮丧和焦虑不安的神色。他穿一件大翻领的外套，里面是一件花式的背心。假若过去的印花能够重放光彩，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件背心的深绿底色，8点缀了橘红和紫红色，其间还有悦目的细小眼状斑纹——总体来看颇像奇异的爬行动物的表皮。


    3


    他的童年吗？没什么有趣的。他得过常见的疾病：流行性腮腺炎、猩红热，还有pueritus scribendi[1]。他是一个瘦弱的孩子，一个哆嗦的老鼠似的孩子，肮脏的双手，油乎乎的头发，耳朵流着脓，大口吃着黏乎乎的蜜饯。他的同学绝不会去碰他读的书。在乌克兰的涅仁读完中学以后，他离开家乡到圣彼得堡找工作。他到达京城因重感冒而意兴阑珊，而且因为不能抚摸冻伤的鼻子，他更觉得扫兴。到了京城他立即就花了三百五十卢布去买新衣服——至少他在给母亲的孝顺的信中有一封写的是这个数目。然而，果戈理在后来的岁月里非常善于编造关于自己过去的故事，其中一则说，他一到京城就去拜访普希金，因为他对普希金早就非常崇拜，不过，与这位伟大的诗人当然并没有过一面之交。大诗人还在床上没有起身，不能见。“哎呀，”果戈理带着敬畏和同情说道，“他一定是忙了一个通宵吧？”“确实是忙，”普希金的男仆哼着鼻子说道，“不过，是打牌。”


    接着便是漫无边际地寻找工作，茫然地间或写信问母亲要钱。他来圣彼得堡的时候带来几首诗，其中一首是冗长晦涩的长诗，叫作“Hanz（原文如此！[2]）Kuechelgarten”，另有一首是写意大利的。


    啊，意大利，草木葱茏之乡，


    我呻吟的心灵为之叹息，


    到处充满欢乐，到处是天堂，


    爱情，茂盛的爱情，在发芽生长。


    诗绝对是一个作家未成熟时期的作品；不过诗中有时也确实可以见到几行惹人注意的诗句，例如“一名来自冰封大地、激情似火的旅行者”，或者“在太阳底下海浪在睡梦中低语”。


    《汉斯·古谢尔加顿》这首诗写的是多少有点像拜伦的德国学生，诗中有奇怪的比喻，显然是以德国月光下的墓地为背景的故事读得太多的缘故，例如：


    一个包着白色裹尸布的死人


    从坟墓里爬出来——


    非常认真地拍去


    尸骨上的尘土，好样的！


    人们总觉得年轻的果戈理的乌克兰情结远胜过德国浪漫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声刺耳的叫喊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这首诗别的没有多少可说的，除了可爱的死尸之外，是彻底、糟糕的失败。诗写于一八二七年，发表于一八二九年。果戈理的许多同时代人都指责他守口如瓶、神秘莫测，但是他这一回躲在笨拙的笔名（弗·阿洛夫）后面焦急地张望，是可以原谅的——他要看看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接着发生的是一片沉寂，然后《莫斯科电讯报》上登出一篇短而辛辣的批评。果戈理和他的忠实仆人急忙赶到书店，买下全部《汉斯》的单行本，拿回来烧了。果戈理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这个生涯在大约二十年后实施火刑[3]的时候结束，而且在这前后两次焚烧中，他都得到一个忠实但是非常迷惑不解的农奴的帮助。


    圣彼得堡的什么东西强烈地吸引了他？数不清的商店招牌。还有什么？路人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走在路上“喃喃自语，打着手势”。喜欢追究这种事情的人会有趣地发现，在他后期的作品里商店招牌的主线用得非常多，喃喃自语的路人叠加在一起，变成了《外套》里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样的联系有点过于牵强，因此可能是错误的。印象造就不了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家年轻的时候自己虚构这些印象，然后加以利用，仿佛这些印象本来就是真实的。二十年代后期的圣彼得堡的商店招牌是果戈理自己在信中描绘出来的，并且数目增多了，目的是为了要给母亲——也许也是要给自己的想象——传达“京城”的象征意义，与她所熟悉的“外省小城”作一对比（外省小城的商店招牌当然也一样引人注目——蓝色的靴子，交叉的布料筒，金黄色的面包，以及你在《死魂灵》开首可以见到的其他更加精致的标志）。在他那里象征主义表现出生理学面貌，在这例中即视觉的特点。路人的喃喃自语也是象征性的，不过这一回是具有听觉效果的，意在表现庞大人群中一个可怜人十分孤独的情绪。果戈理，也只有果戈理，才会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但是这独白碰到了他心头的影子，引起了共鸣，并且扩大了。仿佛是受到果戈理性格的影响，圣彼得堡获得了古怪这一美名，这个名望一直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待到它不再做帝国的京城才丢失了这个美名。俄国的这个主要城市是由一个天才的专制君主在一片沼泽地里建成的，是在这片沼泽地里腐烂的奴隶尸骨上建成的；这就是那古怪的根源——而且是最初的缺陷的根源。涅瓦河泛滥全城已经成了一种隐约的神话报复（如普希金所描述的），沼泽神要夺回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沼泽地；他们与青铜沙皇[4]的争斗，是一个把俄国文学中最早的“小官吏”之一，即普希金《青铜骑士》的主人公，逼疯的幻觉。普希金感觉到圣彼得堡有一些不对头；他注意到了城的天空有奇怪的淡绿色调，还注意到了青铜骑士的神秘力量，战马前蹄腾空，衬托他的是宽阔街道和</a>巨大广场构成的大片流动的背景。然而，城的真正古怪之处在像果戈理这样一个人走在涅瓦大街上的时候才有了考证和表现。用涅瓦大街来命名的小说[5]栩栩如生、令人难忘地突出了这个城的古怪，在这种情况下，勃洛克[6]的诗歌和别雷[7]的小说《彼得堡》——都是属于本世纪开初的作品——似乎只是在开拓果戈理的这个城，而不是创作关于这个城的神秘的新形象。圣彼得堡不太真实——然而话说回来果</a>戈理，盗尸者果戈理，口技艺人果戈理，也同样不太真实。在他还是一个小学</a>生的时候，他就常常固执地硬要在马路反向行走，常常左脚上穿着右脚的鞋，在半夜里发出院子清晨才有的声响，按照爱丽丝镜中世界的一种条理性摆放他房间的家具。毫不奇怪，俄国最古怪的俄国人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圣彼得堡显露出了它的古怪。因为圣彼得堡就是这个样子：是模糊的镜子里的影像，是一堆莫名其妙的杂乱物件，没有真正利用起来，东西朝前跑得快一点就会倒退，没有通常的黑夜，只有灰蒙蒙的夜，黑暗的白天——潦倒的小职员的“暗无天日”。私人住宅门会打开，门里会跑出一头猪来——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钻进一辆马车，但是他并非真的是一个肥胖、狡猾、大屁股的男人——而是你的鼻子——这是梦中特有的“感觉转移”。屋子里一个亮着灯的窗子原来是坍塌的墙上的一个窟窿。你的第一个和唯一的情人是一个娼妇，她的贞洁是一个编造的谎言，而这个谎言就是你的生活。“人行道在他脚下飞快移动，飞奔的马与拉着的马车似乎一动也没动，桥梁横跨江面但是桥拱中间断裂，一座房子上下颠倒，一个岗亭朝他倒下来，看守的长枪，连同一家商店招牌上的金字和上面画的一把剪刀似乎就在他的眼睫毛上闪烁发亮。”看见了吗，那就是商店的招牌（《涅瓦大街》）。


    作为一个二十岁的艺术家，果戈理确实是找对了发扬他的怪才的地方；作为一个工作没有着落的年轻人，在圣彼得堡的雾气里瑟瑟发抖，他一点都不可能感觉到幸福。这里与他的乌克兰（富饶丰腴之乡，在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映衬下，放眼望去一片果实累累）相比，是令人沮丧地寒冷和阴暗。然而，关于他在一八二九年七月初突然作出的决定，为他写传记的作家从来没有给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今后也不会有人能做到。他拿了母亲寄给他派完全不同用途的一些钱，突然去了国外。我能做到的是指出在经历了文学生涯中的每一个打击之后（他冗长乏味的长诗的彻底失败让他感到非常痛苦，而几年以后针对他的不朽名剧[8]的责难也使他非常痛心），不管当时是待在哪一个城市，他都会匆匆离开。这一焦躁逃离举动仅仅是隐约迫害躁狂的第一阶段，这是有精神病科嗜好的学者从他强烈的旅行癖好中解读出来的。我们所掌握的仅有的关于他这第一次出行的真实资料说明，果戈理正处于创作的最佳状态，即运用他的想象以期达到复杂与不必要的蒙骗目的。他在给母亲的信件中对她讲明了他的出行以及行程，这一点就是很好的注脚。


    * * *


    [1] 拉丁文，有人认为是作者造的字，儿童书写狂；也有的认为既然这里说的是通常的儿科疾病，因此，假如把pueritus 改成pueritis，就是一种炎症。


    [2] 果戈理描写德国田园生活的叙事长诗题名见过几种不同写法，如Hans Kuechelegarten，Ganz Kuechelegarten，Gants Kiukhelgarten。文学史家译成中文通常音译《汉斯·古谢尔加顿》。


    [3] 1847年，果戈理对《死魂灵》第二部非常不满意而将手稿烧毁。1848年发表《与友人书简选》，宣扬错误思想，为专制的俄国农奴制辩护，他的错误思想受到别林斯基的严肃批判。1852年病危时再次烧毁重写的《死魂灵》第二部。


    [4] 沙皇彼得大帝。


    [5] 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集《小品集》（1835）包括揭露彼得堡贵族官僚社会庸俗和空虚的《涅瓦大街》、批判金钱和权势主宰一切的《肖像》、深切同情被剥夺了一切的小人物、小官吏的悲惨命运的《狂人日记</a>》与后来发表的《鼻子》（1836）、《外套》（1842），合在一起称“彼得堡故事”。


    [6] Alexander A. Blok（1880-1921），俄国诗人。


    [7] Andrei Bely（1880-1934），俄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描写和讽刺了彼得堡官僚。


    [8] 1836年4月《钦差大臣》首次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德拉剧院公演，事后遭到尼古拉一世的俄国官僚贵族社会的攻击、诽谤。同年6月，果戈理离开俄国到了德国和瑞士。


    4


    写到这里，我不妨说上几句他的这位母亲的情况，尽管坦白说我很讨厌读那种传记，字里行间从儿子的文字里隐约读出母亲的形象，然后反过来又叫她们以种种方式来“影响”她们杰出的儿子。据说，由于古怪、可笑、迷信而又非常猜疑，但是依旧很可爱的玛丽娅·果戈理之故，尼古拉才产生了困扰他一辈子的对于地狱的恐惧心理；然而，假如我们只说她和她的儿子性格脾气非常相似，可能我们会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并且补充一点，也许，还有这位怪诞的外省老太太不怕她的朋友们惊讶，也不怕她们厌烦，老是说火车头、轮船等等都是她儿子尼古拉发明的（而且还把她的儿子惹得再也憋不住怒气，因为她一拿到一本无聊小说就含糊其辞地告诉别人这本书是她儿子写的），她似乎很奇怪地让果戈理的读者觉得，她是果戈理想象的产物。他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她的文学鉴赏力的可悲，对她爱夸大他的创造力又非常反感，因此他成了作家以后，在写给她的信中就从来不提他的文学计划或者他的创作，尽管在过去曾要求她就乌克兰风俗与姓氏给他写过一点说明。在名气越来越大的岁月里他就很少去看她。对于她的智力、她的轻信、她作为一个地主所表现出的无能，他在信件中很痛苦地流露了他的漠然蔑视态度；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一个自我陶醉、近乎宗教的传统的影响，他从来不忘强调他的孝道，不忘强调他的绝对孝顺——至少在他年纪还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读起来是非常深情的，而且辞藻浮华。果戈理的信札总的来说读起来沉闷乏味，但下面这封写给母亲的信是一个例外。


    （由于对他的突然出走他非得给母亲一个交待，他选择了一个她的爱空想的性格听得进的理由。我的译文努力保留这封信不雅的浮华。）


    “母亲！我不知道您读我这封信的时候情绪会怎么样；我只觉得这封信不会给你带来安宁……说老实话，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给您带来任何完全真切的快乐。出类拔萃的母亲，崇高的母亲，原谅您没有出息的儿子吧！


    现在，我鼓起勇气给您写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拿不稳这支笔；我思绪联翩，像飘动的云朵一样的思绪，一个紧跟着一个，一个个争先恐后，有一股未知的力量推动这些思绪一股脑儿一齐拥到您面前，阻碍这些思绪向您揭示我受摧残的灵魂的深处。我感到沉重的全能上帝之手压在我身上，给我以应得的惩罚。但是这个惩罚是多么可怕！我仿佛真是一个疯人！我曾试图对抗心灵永世明白如见的渴望，而这心灵就是上帝将我全身心转变为干渴的时候亲自嵌入在我身上的——那是世界上令人生厌的虚荣无法解除的干渴。上帝为我指引了到达国外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的道路，到了那里我就会安安静静隐居起来，培育我的激情，投入不停的劳作和活动，直到我一步一步登上最高峰，站在峰顶，为世人谋福利而辛劳行善。曾经，我只为了要在这座大城市里的徒劳无益地虚度一生的小职员和小官吏中奴颜婢膝，而大胆摒弃了这些神圣的打算。假如某处没有一寸光阴是虚度，每一寸光阴都是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那么一个人在那里卑躬屈膝又另当别论了；然而，把一个人的整个一生都浪费在一个放眼望去什么前途也看不见的地方，浪费在一个年复一年时光都消耗在渺小无意义的事情上的地方，一个人的灵魂里就会响起非常严厉的谴责声——这样做无异于死亡。人活到五十岁，就算爬上了比如一等文官的位子，领到的薪水还不能维持起像样的生活，还没有能力给人类带来一丁点的用处，那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圣彼得堡的年轻人在我看来似乎都非常荒唐可笑：他们不停地叫嚷他们不是为升等而工作，工作不是为了要得到上司的奖励——可是问他们那么究竟为什么而工作，他们也回答不上来；唯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要是不工作他们就只好待在家里发呆。更加愚蠢的是那些居住在偏远乡村的人，他们在家乡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完全可以成为成绩出色的农民——而要到城市来做一个像他们现在这样毫无用处的人。真是的，假如一个出身高贵的人要为国家服务，就让他在自家的庄园里为国家服务；可是现在他所做的是在京城里吊儿郎当，不仅他自己在京城找不到工作，而且把家里寄给他的钱也花了个精光。


    尽管如此，我已经决定（主要是为您着想）尽我所能在这里找一个工作；可是上帝不愿意这么想。我根本是尝试一次失败一次——说起来也很奇怪每一次都是眼看着要成功了，结果还是失败。那些什么能力也没有、也没有人提携的人却轻易就得到了工作，而我有保护人的帮助却得不到。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上帝旨意吗？难道上帝不是明明白白要拿这一次次失败来惩罚我，要我朝正确的方向走吗？而我又是怎么样对待的呢？我还是固执地连续几个月不停地找工作，希望有一份工作会冒出来。最后……啊多么可怕的惩罚！这真是再可恶不过、再残酷不过了！我无法告诉您，我没有力量来告诉您。母亲，最亲爱的母亲！只有您才是我的真正朋友。您相信我吗？即使是现在，在我的思绪已经在别处的时候，即使现在一回想起来，就有一种无名的压抑感重重地压在我心头。我只能对您一个人诉说。


    正如您所知道的，我是赋有精神上的坚定性的——那是年轻人身上很少见的品格。谁会在我身上找到什么弱点？但是后来我见到了她……不会，我不会说出她的名字……她太高尚了；不仅是我——谁都高攀不上她。我真想称她是天使，然而天使这个称呼对她也不合适。她完全是一个女神，但是她是一个身穿人之激情薄纱的女神。她那出众的惊艳容貌，让人一见就深深印在心中；她的双眸即刻就穿透人的灵魂；没有一个人能经受得住她炽热、穿透一切的光辉。


    啊，您当时能见到我就好了！是的，我一直在设法隐瞒我的感情，不让外人知道，但是我能隐瞒感情不让自己知道吗？无比的痛苦给人带来阵阵剧痛，灼伤了我的胸口。确实，这是非常痛苦的心情！在我看来即使有罪之人进入地狱，也没有我这样痛苦。不是，这不是爱……或者不管怎么说我从来不知道爱是会这样的。在无比的激动和精神痛苦的袭击下我疯狂地渴望那销魂的一瞥，是的，我要求的只是看上一眼。只要朝她看上一眼——这一直是我的唯一愿望，这个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并且伴随着极难受的焦躁不安，这种感觉的恶毒程度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带着恐惧的心情观察四周，看到了我的可怕命运。世上的一切我都觉得越来越陌生，不管是生还是死都一样叫人无法忍受，我的灵魂也解释不了它自己的表现。我发现我必须逃离我自身，假如我还想活着并且要让一点安宁进入我受摧残的灵魂。我怀着虔敬的心认出了伸过来帮助我的无形的手，我庆幸找到了如此神奇地为我指引的路。不对，上帝派来剥夺了我的心的安宁，粉碎了我创造的这靠不住的世界的人，并不是女人。假如这个人是一个女人，她的全部诱人的魅力不可能给人以这样深刻、这样难以形容的印象。她是上帝作为他的一部分而创造的女神。但是您千万别问我她叫什么名字。她太高贵了，实在是太高贵了……


    就这样我作出了决定。可是我又应该如何着手呢？出国有重重的困难，必须办的手续又有很多……然而，一旦我着手办了，我没有想到的是事情非常顺利。甚至我申请护照也没有什么麻烦。最后就剩下一个障碍要克服：筹集钱款。这是最后要办的事，而且就在我已经放弃全部希望的时候，突然之间，您寄来了要交付给赈济局的钱款，收到钱以后我立即到那里去询问，假如我支付利息他们愿意等候多久。我了解到，宽限期为四个月，每一千卢布每月须交五卢布罚金。


    换句话说，他们会等到十一月份。我的举动是固执、鲁莽的，可是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扣下了应该缴给赈济局的全部钱款，而且现在我可以非常坚定地说，我不会再向您要钱了。从今以后辛勤劳动和孜孜不倦将是我的唯一回报。至于要付清我拿走的这笔数目的钱的问题，您完全有权（我授予您权力，有随信附上的律师担保书为凭）变卖属于我的地产，部分或全部，或抵押，或馈赠等等，等等。您可以随便用什么办法处理，您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本来我是想采用土地立契转让或正式馈赠的办法，但是这样一来为办理必要的文书就要花去大约三百卢布。不管怎么说，一纸律师担保书足以让您成为土地合法且毋庸置疑的所有人。


    不要难过，善良、无可比拟的母亲！如此果断的决裂是必要的。这一惩处将使我受到教育：我的脾气很坏，性格固执又任性（我的确承认这一点）；我在这里过的无聊、没有生气的生活再继续下去毫无疑问会把我这些缺点永久地固定下来。我必须改变我的性格，必须获得新生，重新激发自己，必须在不断工作和活动中释放出我心灵的全部力量，而假如我不能幸福（是的，我将永远不会有个人的幸福：那个女神一般的人已经剥夺了我心灵的全部安宁，远离我的身旁），至少我将奉献我的毕生，为我的同胞们谋幸福、谋福利。


    别让我们的分隔两地把您吓倒，因为我不会走得很远：我现在要走的路是通向卢卑克，那是德国的沿海城市，因频繁的商业往来而为世人所知。从彼得堡出发四天即可到达。我乘汽船去，所以花的时间更少。您的来信要多花四天才能收到，就这么一回事。我这封信还在路上时，我就应该有时间在卢卑克给您写信，让您知道我的地址了。在那之前，您的信可以寄到圣彼得堡，伯尔沙亚·梅西昌斯卡亚大街，约阿希姆商行，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布洛克波维奇阁下转。至于我们的会面，我恐怕要两三年以后才可以到瓦西里耶夫卡来看您。别忘了给我的仆人寄一本证件（我不在的时候他没有证件就不能待在京城）；这东西与别的东西一样，都寄给布洛克波维奇转。


    现在我拥抱上帝的双脚，谦恭地祈求和祈祷，让您福寿绵长，因为您的生命对我们大家是如此宝贵和神圣；祈求扭转任何会给您带来痛苦和不愉快的事情；祈求给我力量来赢得一个母亲</a>的祝福。


    又及：我在此表示我最衷心、最难以形容的感谢，感谢您为我提供的关于小俄罗斯[1]的宝贵资料，并请您不要把给我寄的有关这方面的信件中断。在我独处的安宁中，我正在积累资料，等到所有详细材料都写成之后我才会将它们发表，因为我不喜欢仓促从事，不喜欢办事草率。我还想请求您一件事，亲爱的母亲，您在写人名和各种乌克兰称谓的时候，请尽可能把字写得清楚一点。倘若我的作品印刷出版，将是一部用外语写的作品，因此，这一基本的严谨态度尤其重要，因为否则一个重要的民族词语就有可能被严重曲解。请您原谅我到现在还在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这样无礼地提出要求是因为我知道注意这些问题会给您带来多么大的乐趣。在我这方面，我将为您介绍善良的德国人的风俗和消遣，富有新奇感的环境，第一次看到的事物的奇怪和诱人之处，以及可能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所有事情。我还要对萨瓦神甫表示感激。请告诉他我请求他把要写的话夹在您的信件里。


    您可以直接把钱汇给赈济局。您可以等到十一月份再汇款，不过假如能让他们在十月初或者十月中旬收到汇款则更好。千万别忘记，逾期则每一千卢布每月罚款五卢布。


    假如哪一天有多余的现金，请您寄一百卢布给丹尼列夫斯基：我拿了他的毛皮大衣以备路途之需，还有几件内衣裤，这样我到了国外就不必再买了。


    我在这里把许多个吻送给亲爱的妹妹安娜和伊丽莎白。您千万要尽全力让安娜接受良好的教育。要让她精通几种语言以及其他有用的东西。我能预见这个聪明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天才。”


    我把这封信全部照译，因为照我看来它似乎就像一团毛线，它的种种线头都被编织进了果戈理的各种说法里。首先，无论他的两性关系是怎样的情况（从他盛年以后提供的情况来看他对女人是非常冷淡的），事情非常明显，信中提到的“高贵的人”，一个基督教神所奇怪地创造的异教女神，是一个绚烂的无耻谎言。他最知心的朋友们都证实，任何与浪漫色彩的灾祸有一丁点相似的事都不曾在果戈理身上发生过，朋友们斩钉截铁的话暂且撇开不提，信件那一部分的风格与就事论事</a>的其余部分就截然不同（其中一段在括号内插入了透露真相的话，明明白白揭示了这封信的多种性质），因此人们可以想象信作者采用了试图模仿那个时代夸张的虚构手法写的一个中篇小说中的一个片段，以期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要成为一个抽象的城市里摇笔杆子的小官吏，而不是在上帝赐予俄国乡绅的“现实的”土地上耕耘，信中关于这一企图的徒劳或者甚至是过失的那一部分内容，预告了果戈理后来[2]在《与友人书简选》里阐述的思想；信中讲到他本人很急于要处理掉他的土地，不管以何种方式来处理，这也说明了他思想的矛盾。向上帝的祈求，更确切地说他采用奇怪的方式（他母亲也有这样的习性）即用上帝之手取代他自己的冲动或者取代只有他（和她）才能识别其中的圣洁色彩的偶然事件，也都是非常说明问题的；它表明果戈理的宗教信仰是多么富有想象力，富有人的想象力（因此在理论上是很有局限的），同时，在他那支过于流畅的笔又在不停地写着的时候，对于他所恐惧的魔鬼在悄悄接近，他又投入了多么少的注意力；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按照上帝的旨意讨论了俄国官场的邪恶现实之后，他又采用同一个上帝来支持他自己制造的幻想。他意识到说他对办公室工作非常反感似乎对他母亲来说是一个很勉强的理由，因为他的母亲像她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外省女人一样，认为“八等文官”[3]不如“六等文官”（按照中国官场等级制来划分她那个时代的俄国）那样被人看得起，因此他编造了更有浪漫魅力的说法。他还暗示（我们接着将发现，这是他母亲也忽略了的暗示）他热爱的对象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女人——也许是“四等文官”之女。信件中并不与虚构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内容又是与果戈理性格非常相符的。他心安理得地告诉母亲，他拿走了不属于他的钱，或者不管怎么说是拿走了不是让他个人使用的钱，并且提出拿财产作交换，而他知道这个财产她绝不会挪用，在说了这些话之后，他郑重保证他将来绝对不会再问她要一个戈比，然后他十分随意地又要了一百卢布。这“大型商业城市”里，除了庄严崇高之外，还有平庸可笑的成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真可谓是天悬地隔，这一现象他非常富有艺术性地在后来的作品中加以利用。也许这封信中最有意思的是果戈理在他文学生涯的每一个关键阶段死死抱住不放的观念，那就是他需要一个外国——任何一个外国——的环境，以期在“安安静静的隐居中”完成也许能给他在现实生活中竭力回避的那些“同仁”带来好处的事情。


    一八二九年七月十三日，他穿着他最好的铜纽扣蓝色外套，到了卢卑克，并且立即又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给了他母亲一个全新的、同样是编造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离开圣彼得堡。


    “我觉得我忘了告诉您我要到这里来的主要原因。在圣彼得堡度过的春夏两季的大部分日子里我一直生病；尽管我最终病已痊愈，但是我的整张脸和双手长满了皮疹。照医生的说法这是淋巴结结核引起的；我的血液感染严重；所以他们叫我到特拉沃明德服用清洗血液的煎药和做水疗，那是一个离卢卑克十几英里远的小镇。”


    很显然他已经完全忘记他的浪漫谎话，然而很不幸他的母亲没有忘记。根据现有的事实综合起来看——难以捉摸的激情和难以捉摸的皮疹——这位善良的太太立即断定，她的儿子是跟一个交际花在鬼混，得了性病。看到母亲对他的两封信作如此回应，他顿时惊呆了。他一生中有许多回要经历意想不到的震惊，那都是在他为了要针对自己的某一个计划或意愿给收信人传递错误印象，花费了很多耐心、想象和生动流畅的文字之后。不知怎么的，他制造的印象出了差错，他非但没有收到对方的谢意或者与他采用的思路一样、与他使用的感情基调相同的一点建设性的批评，得到的回音反而是一声刺耳的怒斥。他哀婉动人的语句越多，他的语气越是庄重，他的感情越是深厚——或者不管怎么说，是他常会非常虔诚、非常烦扰地表达的感情——遭受的冷遇也就越强烈、越出乎意料。他常会扯起鼓鼓的风帆出航，而突然会将船撞在被他看作是可怕的误会的礁石上。看到他的母亲对于他费尽心思编造的幻觉的态度（它的缺点是两个不同部分构成的事先没有预见到的结合，因为更有可能为魔鬼提供武器的莫过于双重的貌似有理），他回了信，他的回信预示了他今后岁月里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件时的态度，后来他的朋友们对他关于乡绅职责的看法的反应，或者对他愿用他的稿费收入不留姓名资助贫困学生，而没有偿还他欠下同样贫困的朋友的许多债务的反应，他听说之后都感到非常惊讶。他因母亲曲解了他两封信的意思而痛苦地辩解以后，又为离开彼得堡作了一个最后的解释，而他的传记作者们在这一解释里看到了一个线索，即《汉斯·古谢尔加顿》彻底失败之后他可能形成的心理状态。


    “我承认情况是这样的：年轻人的自豪的意向，不过就是这样的意向，然而这些又都来自纯洁的源泉的意向——要有益于人类的热情愿望——这些并没有被理性所调和的意向，太深刻地影响着我。”


    关于他在国外（卢卑克、特拉沃明德、汉堡）度过的两个月，人们很难清晰地想象。有一位传记作者甚至断言那年夏天果戈理根本就没有出国，而是待在彼得堡（就像几年以后的情形一样，他非常小心地骗了他母亲，让她以为他还在的里雅斯特[4]，而实际上他已经回到了莫斯科）。他信中描绘卢卑克景色的手法非常奇怪，像是在梦中所见的那样。很奇怪，他讲述的大教堂的钟（“十二点钟一到，钟上面一个大理石的人形把钟敲响十二下；钟上面的门打开，发出很大的声响；十二使徒的队伍隆重走出来，每个使徒的大小与真人一样；他们经过我主耶稣像面前时一边唱着一边磕头……”）构成了他母亲六年后看见的一个噩梦</a>的基本格调：她想象中降临尼古拉头上的灾祸与教堂大钟的人形混合在一起，这个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预示她儿子在对宗教痴狂的年月里[5]经受的痛苦，其实没那么愚蠢可笑。我很乐于追寻那些遥远的生命道路上投下的奇怪影子的轮廓；我也非常想查出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美国人（照果戈理的说法是“美利坚国的公民”）的真名和他从事的工作，因为他与一对瑞士夫妇、一个英国人、一个印度人（就为了要说给果戈理的母亲听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印度大人物）一起，在卢卑克的那家小酒店坐下来用餐，而店堂里一个长鼻子的年轻莫斯科人已经在那里抑郁沉闷地吃着。我们有时候会梦见一点都不重要的人们，一个偶然结伴的旅行者，或者许多年前遇到、后来再也没有碰面的这一类印象淡薄的人。我们因此也可以这样想象，一八七五年波士顿有一个退休的实业家，漫不经心地告诉他的太太，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一个他自己年轻时候曾经在德国遇见的年轻俄国人或者波兰人一起，在古董店里买一只钟和一个斗篷。


    * * *


    [1] Little Russia，历史地理概念，二十世纪之前用于指乌克兰的绝大部分地区。


    [2] 即1847年。


    [3] 沙皇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文官等级分十四等，十四等为最低，果戈理到圣彼得堡的时候就有文官十四等的证明文件。


    [4] Trieste，意大利东北港市。


    [5] 果戈理在写《死魂灵》第二部期间于1848年春到圣地耶路撒冷朝拜。


    5


    果戈理很突然地离开彼得堡，又很突然地回到彼得堡。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始终有点像蝙蝠或者像影子一样来来去去。正是果戈理的影子在过着他的真实生活——他书中的生活，而在他的书中他就是一个天才的演员。真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他也会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吗？由于他讨厌做一名小职员，他显然曾尝试过要当演员，但是他逃避了考试或者考试没有通过。这是他最后一回试图逃避公务员工作，因为到了一八二九年底他本人已经走上“俄国小官吏”的道路，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政府部门的分支机构之间转来转去。一八三〇年初他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并且后来与其他几篇合在一起，就成了他乌克兰故事（《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卷。大约也在那个时期一部《历史小说》（谢天谢地这部小说从来没有写完）的第一章发表在《北方之花》上，这是德尔维格[1]编的文学杂志，他是一个喜爱古典六韵步诗行之寒气的古希腊诗选型[2]诗人。这一章历史小说发表时署名“0000”。用上这四个零据说是因为“Niki Gogol-Yanovsky”[3]里有四个“o”的缘故。选择空白而且是重复的四个来隐瞒自己的身份对果戈理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在写给他母亲的许多书信里有一封描述了他平常一天的情况。


    “上午九点钟我到办公室上班，一直待到下午三点。三点半钟用餐。大约五点钟我到美术学院上课，我在那里学绘画——我绝对不能放弃的业余爱好”（接着他说与那些多少有些名气的画家一起相处他觉得既有乐趣也有益处）。“我不得不钦佩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举止风度。多么了不起的人！一旦认识了他们你就永远会坚持与他们在一起。多么谦逊，多么富有才能！课堂教学——一星期三次——一直进行到七点，然后我回家，晚上与我的许多朋友在一起。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在这里有二十五个［乌克兰］同学……晚上九点钟我照例要外出散步。一直散步到十一点钟回家，假如我没有用过茶点我就自己做一点……有时候我闲逛到十二点钟或者到凌晨一点钟才回家，然而在这个时候你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行人［不管是在涅瓦大街还是城里人拥有dacha（避暑别墅）的地方］。您知道，这里没有黑夜：天空明亮、清净，只是没有太阳而已。”


    德尔维格把年轻的果戈理推荐给了诗人朱科夫斯基[4]，朱科夫斯基又把他推荐给了文学批评家和大学</a>教授蒲列特尼约夫。主要是由于普希金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献给蒲列特尼约夫，人们才记得这个名字。蒲列特尼约夫，尤其是朱科夫斯基，后来成了果戈理的亲密朋友。在温和、尽职、音色悦耳的朱科夫斯基身上他发现了有点像他自己的气质——当然是去除了果戈理注入他的空头理论的激烈、几乎是原始的激情之后。朱科夫斯基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他翻译的赛德里茨和席勒的诗歌，译文比原文还要精彩，而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诗人之一，他生活在一个他自己的黄金时代里，在他这里上帝是非常和蔼、甚至是非常高雅的主宰，而他尽心尽职焚烧的香，他甜美悦耳的诗歌，以及他绝不会凝结的人情乳汁，与果戈理关于一个纯洁的俄国灵魂的思想是非常吻合的；毫无疑问，在朱科夫斯基提出最爱说的关于改进这个世界的某些时候，他一点都没有过任何疑虑，相反，他倒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令人高兴的神圣纽带。朱科夫斯基的主张可以举一个例子，如把极刑改成宗教的神秘事件，在一个封闭的教堂一样的地方执行绞刑，行刑时伴随着赞美诗的庄严歌声，而这一切进程，跪在地上的人群是看不见的，他们只能听见非常美丽、庄严、激励人心的声音——关于采用这种异乎寻常的宗教仪式，朱科夫斯基的一个理由是封闭的场所、遮掩的帘幕、牧师和合唱队的洪亮声音（把任何不相宜的声音淹没）将会“避免被判了罪的人让围观的人群看到面临死亡时的一场昂首阔步和勇气十足的罪恶表演”。


    通过蒲列特尼约夫的提携，果戈理才有机会用单调乏味的教育工作取代单调乏味的公务员工作，于是果戈理极为不幸的教学生涯（以女子学院历史讲师的身份）就此悄无声息地开始。又是同一个蒲列特尼约夫的关系，一八三一年的五月，就在大概是后者招待的宴会上，果戈理遇见了普希金。


    普希金当时才刚结婚，把年轻的太太从莫斯科带到了京城——而没有把她锁在遥远的乡间别墅最黑暗的小房间里，他本来是应该这么做的，倘若他早知道那些宫廷舞会以及与侍臣们密切交往（在一个态度和蔼、玩弄女性的沙皇的监督下，那是一个浑噩无知、语言污秽的人，他整个王权也不值得浪费普希金诗歌的一个音步）会造成什么后果。那正是他的天才充分表现的时期，但是俄国诗歌的复兴时期已经过去，一伙江湖骗子闯进了文学的庭院，另一方面平淡无奇的思想、德国的“唯心主义”和最终造成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愚蠢言行的平民意识文学批评出现的最初征兆，都一致把他的时代的最伟大诗人（也许是所有时代除莎士比亚以外的最伟大诗人）看作是过去一代的一件布满尘土的文物，或者看作是文学“贵族”的一个代表——不管那是什么。认真的读者当时正在渴望“事实”、“真正的浪漫文学”、“人性的关注”，就像他们现在还在渴望一样，可怜的人们。


    “我已经把《狄康卡近乡夜话》读完，”普希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一部令人震惊的书！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乐趣，毫不加掩饰的真正趣事，也没有一点的伤感和拘谨。除此之外——多么富有诗意，某些段落蕴含着多么细腻的感情！所有这些在我们的文学里是很不寻常的，所以书读完以后我还没有从中摆脱出来。我听说［是果戈理自己对普希金说的，而且很可能是编造出来的］，作者走进正在排印《夜话》的印刷厂的时候，印刷工人就开始哧哧地笑，欢笑声不断；工头对作者解释了欢乐的原因，他们排字的时候确实笑得直不起腰。莫里哀和菲尔丁要是能叫排字工人大笑，真会非常高兴。我祝贺读者有一本真正能带来欢乐的书。”


    我们现在听起来普希金的赞扬似乎有些夸大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当时出版发行的俄国小说中，几乎没有有一点真正价值的东西（除了普希金自己的散文之外）。出身高贵的读者由于缺乏真正的精神食粮，而如饥似渴地阅读模仿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小说而写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作品，与这种小说相比，果戈理的《夜话》无可否认看上去令人耳目一新。从那以后它们的魅力和趣味就奇怪地消逝了。说起来也很奇怪，果戈理幽默家的声望，就是建立在《夜话》（包括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基础之上的。假如一个人对我说果戈理是一个“幽默家”，我立即就知道这个人不很懂文学。假如普希金能活到读上《外套》和《死魂灵》，他无疑会明白果戈理不仅是传递“真正的乐趣”而已。实际上还有一个传说，似乎也是果戈理编造的，在普希金去世前不久，果戈理曾把《死魂灵》第一章的第一稿读给他听，普希金惊叹道：“上帝，俄国多惨哪！”


    许多草率表示的赞赏是由于书中洋溢的couleur locale[5]，但是地方色彩不是一种能够持久的色彩。因为书是用方言写的，或者情节安排在偏远地方奇异的氛围中，所以就喜欢读，我从来就不可能与这些人有一致的意见。一个小丑，穿着装饰了闪烁发亮的金片的衣服，出现在眼前，在我看来绝对还不如穿着殡仪员的条纹裤、戴着假领的人来得有趣。按照我的趣味来鉴别，要说无聊、要说令人厌恶，莫过于讲述关于伐木工啊，约克郡人哪，法国乡民啊，乌克兰好心同伴哪，这些人的有浪漫色彩的民间故事或嬉闹故事。就是因了这个缘故，对于两卷《夜话》和后来于一八三五年出版的两卷题为“米尔戈罗德”的小说集（包括《地鬼》、《塔拉斯·布尔巴》、《旧式地主》等），我的态度是非常冷漠的。然而，俄国学校里的老师硬填进学生嘴里的就是这一类东西，就是假幽默家果戈理年轻时候的作品集。真正的果戈理朦朦胧胧地出现在拼接而成的《小品集》（包括《涅瓦大街》、《狂人日记》和《肖像》）里；然后随着《钦差大臣》、《外套》和《死魂灵》的发表，真正的果戈理才迸发出生命活力。


    果戈理在他的《狄康卡》和《塔拉斯·布尔巴》阶段（到了壮年时期他已经抛开或者摒弃了这些年轻时代矫揉造作的作品，他这样做是多么正确），已经走在非常可怕的悬崖边缘。他差一点成了一个乌克兰民间故事和“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作家。我们必须感谢命运（以及作者对于名扬四海的渴望），他没有采用乌克兰方言作为表现手段，因为倘若他真那样做了，他就已经消失了。假如我想做一场十足的噩梦，我就想象果戈理用小俄罗斯方言一卷接一卷大写特写《狄康卡》和《米尔戈罗德》那一类东西，什么出没第聂伯河岸的妖魔鬼怪呀、滑稽的犹太人哪，什么敢作敢为的哥萨克人哪，尽是那样的东西。


    在过了也许是二十五年以后我硬着头皮重读《夜话》——我依旧是无动于衷，就像做学生的时候一样，我的老师不明白，为什么《可怕的报复》不会叫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为什么《斯邦卡和他的姑妈》[6]不会叫我笑得前仰后合。但是我现在明白了，通过那种歌剧似的离奇故事和没有新意的闹剧，一些预示真正的果戈理的东西，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读者、六十年代的批评家、我年轻时代的学校老师所不知道和难以理解的东西，书中各处可以隐约地、但是准确无误地预见到。


    比如说伊凡·斯邦卡的梦——斯邦卡是一个胆小无能的乌克兰乡绅，他令人畏惧、专横独断的姑妈要逼他娶邻居身材高大金发女儿为妻。“他梦见自己已经结婚；他这间小屋里的每一件东西都非常不正常，非常古怪可怕：他的单人床不见了，房间里铺了一张双人床；坐在椅子上的是他的妻子。他感到非常奇怪，心里不懂怎样走近［坐在椅子上的］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然后他突然之间注意到她长了一张鹅脸。就在他别过脸去的时候，他看到了又一个妻子［床的‘双人’含义通过梦中的特别逻辑现在开始引申开来］，她长的也是一张鹅脸。他朝另一面望去，噢，还有第三个妻子站在那里；他回过头来看，又看见第四个妻子。这一下他心里隐约一阵惊恐：他冲出门去，来到园子里；但是外面很热，于是他摘下帽子——然后见帽子上坐着他的一个妻子［那是梦中杂耍演员变的戏法］。他脸上流汗了，于是伸手去摸手帕——口袋里还有一个妻子；他从耳朵里取出棉花团——上面又坐着一个妻子。然后他梦见他自己开始单腿跳，他的姑妈在一旁看着，并且一本正经地说：‘对，你必须单腿跳，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了。’‘可是，姑妈，’他说道。太迟了：他的姑妈已经变成了一座钟楼。然后他觉得有人在用绳子把他拖上钟楼［弗洛伊德主义者这时候要竖起耳朵来了］，‘是谁在把我往上面拖？’——他带着悲哀的呻吟声问道。‘是我，你的妻子，是我在拖你，因为你是一口教堂大钟。’‘不是，我不是教堂的大钟，我是伊凡·斯邦卡，’他大声道。‘没错，你是教堂的大钟，’一个路人说道，他是某某步兵团的P上校。然后他梦见一个妻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种毛料织品，而他是在朝马吉列夫一家商店里面走。‘你喜欢什么料子的布？’商人问道，接着又说，‘你最好买一些妻子，这是最时髦的料子，而且很耐穿——现在男人们都流行穿这样的料子做的外套，’——然后商人就开始量起来，并且剪下一块妻子。伊凡·斯邦卡把剪下来的妻子夹在腋下，去找一个犹太人裁缝。‘不行，’犹太人说，‘这种料子没用，如今没人用这种料子做衣服。’第二天早晨，待他一起身，他立即就翻开一本算命书［他读的唯一一本书］，书的末尾一个非常正直的书商出于难得的善良和无私的心理，附加了一段节选的《梦的解析</a>》。然而，在解析里，一点也没有讲到哪怕是略微像斯邦卡的乱梦那样的内容。”


    这样，在一个其他方面都无关紧要的故事的结尾，我们读到了怪诞不经的韵律的第一个暗示，它后来演变成了《外套》的风格。读者将注意到，我希望，这里引述的片段里最怪异之处不是钟楼，不是钟，不是许多的妻子，甚至也不是P上校，而是关于那个善良和无私的书商那一句很随意的话。


    * * *


    [1] Anton Antonovich Delvig（1798—1831），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知己。


    [2] Anthological type，用古典希腊风格创作的轻松或者忧郁题材的抒情短诗。源自包括三千多位作者创作的六千多首短小挽歌（埃勒格体）的《古希腊诗选》（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十世纪）。


    [3] 果戈理的全名，音译为“尼古拉·果戈理扬诺夫斯基”。果戈理父亲的名字叫“瓦西里·果戈理扬诺夫斯基”。


    [4] Vasily Andreyevich Zhukovsky（1783—1852），俄国十九世纪初著名诗人，把浪漫主义引进了俄国文学。


    [5] 法文，地方色彩。


    [6] 《可怕的报复》与《斯邦卡和他的姑妈》见《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