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帝国岁月”

    刚到菲律宾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段动荡不安、一切都不确定的艰难时光，一切总是处于无法描述、悬而未决的状态。马尼拉时常发生游击战，本土其他地方的暴动此起彼伏。既有秩序、固有政府、政策对普通公民生活的安全保障很重要。但突然间，原有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人们陷入对未来，甚至对后一秒都完全无法预测的生存状态。


    政府必须面对的是做一切可能造福于人民的事，不仅要建造令人满意的房屋，还要使房屋的装饰让人叹为观止，让热带地区的常住居民能够自食其力。换句话，就是让百姓能够安定下来，专注于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幸福，这一切都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事情。显然，之前的政府并没有对永久感投入极大的热忱，也没有努力使这种热情成为当地的一种生活气氛。这种情形直到1900年威廉·麦金利先生当选总统后才有所改观。那时候已经确定美国国旗可能要长期飘扬在菲律宾上空，直到菲律宾的和平发展以及人民自治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有些人对未来看得很远，当然这样的人并不限于美国人。他们展望未来的方式很多——美国精神不仅开始出现在贸易中，民权进步计划和方案中也时有表达。总之，美国精神体现在菲律宾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去那里的目的是要搞清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因此，我们很高兴地去面对混乱，并开始工作。


    我们很遗憾地注意到，威廉·麦金利先生当选总统及奠定美国在菲律宾地位时，产生的影响并没有撼动军队，让军队有所改变。军队与政府打交道时依然态度傲慢。委员会明确保证他们将尽快调整有关民生事宜，使之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但军政府依然坚持认为军事统治有长期存在的必要。


    然而，国民委员会与军政府完全不同。他们继续谋求和平计划，并尽快付之行动。这一行动计划得到普遍关注，成为但凡人们相见必要谈论的话题。如果不是和我们休戚相关的问题依然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当时的社交生活真的难免让人觉得无聊透顶。


    如果我们能够早点意识到第一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流放似的生活会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情况就会好得多。可惜事与愿违，因为八十华氏度的高温，圣诞精神根本不可能在菲律宾得到升华。如果没有孩子们提醒我不管温度有多高，圣诞就是圣诞，我大概没有兴趣准备圣诞节。对孩子们来说，圣诞依然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看着他们仅仅靠自己的想象力就想打败高温，真是有点惨兮兮。“绿色圣诞节”温度极高，但过节的气氛却极冷。


    我们在美国的朋友没有忘记提前一个多月给我们寄来信件，提醒有礼物寄来马尼拉。从1900年11月开始，我们就陆陆续续地收到从辛辛那提寄来的信，自然就开始想象到底是什么礼物了。连续几周，孩子们最开心、最搞笑的事就是互相交流那些深爱的亲人们会给他们寄来什么样的礼物。不过，我和他们的玛利亚·赫伦姨妈几乎没有什么兴奋感。那时候，信件来往周期是每两周一次。1900年12月上旬的船唯独没有我们的礼物盒子，但我们根本不会失望。圣诞节还有邮船抵达马尼拉，我们想那时候拿到礼物可能会更好，所以从没有什么怀疑。我丈夫的信差时刻准备着去取礼物，礼物一靠岸立马就送回家来。


    总统任上的威廉·麦金利


    从我们家的阳台放眼望去，只见汽船驶向深海港。此时，只有距离万里之远的家中寄来的圣诞礼物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提醒我们这的确是圣诞节，让我们忘记室外高温。我们耐心等待信使，但他回来后对我们深表同情，礼物还没到。这实在让我们伤心失望，孩子们非常难过。不过，大家一想到晚餐时间就兴奋起来。我用红绸带和圣诞树，加上棉花、羊毛和钻石沙营造了恰如其分的节日气氛。我们还邀请了一些“无家可归”的年轻秘书们和其他一些人加入圣诞庆典。尽管冷藏的火鸡肉吃起来很硬，蔓越莓酱和葡萄干布丁是军需罐头，我们还是想方设法营造圣诞气氛。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十分幸福地伴着他的伊斯科塔玩具入睡，仿佛他就在自己美国的家中。我确信三个孩子的圣诞礼物会在下一次抵达，并承诺到时我们可以重新过一个圣诞节，不过我并没有仔细考虑邮船的相关知识。来来往往，我们的希望数度破灭，等我们收到精心准备的礼物，终于看到它们漂亮的包装时，都已经过了无数个星期。


    新年一早，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在马拉卡南宫举行了招待会。招待会几乎可以被看作这一季最盛大的事件，整个社交圈都在传播招待会的讯息。所有委员会成员和家属都很看重这次特殊的活动。之前我们还从未被人邀请到马拉卡南宫做客。


    于是，关于政府官员们的着装问题的讨论变得十分热烈，如果传闻靠得住的话，据说有几个家庭几乎为此闹得不可开交。男人们当然倾向于穿舒适的白色亚麻布衫，但最终他们还是屈服于命令，穿着长袍，戴着丝帽出席新年招待会。我这样写听起来很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这事反倒很滑稽，或许对大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菲律宾是个多雨的地方，放在盒子里的丝绸帽子也就变成了奇怪而又多余的东西。潮湿毁了丝绸原本鲜亮华贵的品质，帽檐卷曲，颜色发暗，根本修复不了，拿在手上还有点黏乎乎，气味完全不同。亨利·C.伊德法官的帽子显然有老鼠做过巢的痕迹，上面满是小洞，帽子上那曾经闪闪发亮的皇冠也被咬了一个小洞。这是他唯一的一顶帽子，由于菲律宾商店没有丝绸帽子出售，他不得不戴上它。我丈夫穿着厚长衫，衣服上有很多软的、硬的装饰，他自言自语地说，七个月来第一次感觉热带的早晨很热。我们终于准备好上路，坐在矮小的维多利亚马车里，性情不稳定的黑种马不停地跳跃。


    如我们所预料，到达马拉卡南宫的时候时间还早。等候在一长溜马车队伍里，我们只能缓慢地向前移动。有人在马卡南宫进出车辆的大门外逐一分流马车队伍。当时我们没想到头衔和优先问题，这显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找到了能干的军人助手，他们知道每个人应该往哪儿去，方法是让人群在一楼的一个房间排队，然后按恰当的先后顺序出去。因此，我们自然会得益于我丈夫在岛上的职级。然而，看起来这一天每个菲律宾人都应邀前来参加招待会，排队的过程显得漫长而痛苦。因为要推迟进入马拉卡南宫，所以没有职级的人群不断尖酸刻薄地发牢骚。


    这让人想起了白宫举行的类似招待会。不同的是，华盛顿每个人都熟悉外交界的优先规则，也认识到遵循这些规则的必要性，而马尼拉并不那么认可外交规则。


    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和他的幕僚在二楼豪华的楼梯顶上接见来宾。场面看起来尤其庄严，宽敞的房间挤满了身穿军装的军人，妇女们的服装颜色欢快艳丽，公务人员则身穿黑色外套，不由让人感到当地精英社会的形成已经是某种既定事实。谁也不会否认那天很热，可是看到高大可爱的军官，着实让身穿长礼服、满是樟脑丸气味、大汗淋漓的政府文职人员尴尬。


    经历过第一次马尼拉社交聚会，那些硬把自己套在只适合温带的服装里的人终于深刻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当地人普遍接受的服饰是白色亚麻衣，外穿一件短礼服或寻常款式的晚礼服。一早一晚的宴会上，男人也许会从家里洗衣工手里接过任何一件刚翻出来的衣物。事实上早些年，马尼拉的妇女和男子一样，很享受服饰解放带来的喜悦，这说明不必要的东西不可取。这里没有所谓时尚的服装，因此，简洁或多或少一度被看成体面和时尚。马尼拉没有帽子商店，因此，女人们也就不戴帽子了。一大早去伊斯科塔逛街购物不戴帽子，去参加午宴的时候不戴帽子，傍晚邀请朋友一起驾车前往卢内塔也不戴帽子。去掉帽子对于女人们来说是件多么开心的事。事实上也有许多令人伤感的反对声，但这其实是菲律宾环境带来的矛盾心理。另外，不戴帽子还可以减少花销。现在不同了，进口的帽子和华丽的服饰已经占领马尼拉，今天的女人穿衣打扮当然也包括帽子，都很精致。但我怀疑她们是否在西班牙帝国时期也能无忧无虑、轻松愉快。


    马尼拉街头


    阿瑟·麦克阿瑟总督期望马拉卡南宫举办的新年招待会起到开启一个和平友好新时代的作用，也就是他所说的热情欢快的时代，一如</a>他在新年招待会上所言。但这注定是个不安定的时代，因为各种原因，人们期待的热情欢快迟迟不来。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大英帝国沉浸在悲痛之中。按礼节，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必须停止一切社交活动。等我们重返马拉卡南宫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数个星期。


    因为威廉·麦金利总统选举获胜，和平解放运动取得了极大进展。这和军队以及委员会的立法和组织工作不无关系。不到一天时间，虽然其他省几乎没有捕获暴乱首领的消息，也没有武装力量投降的消息，但在马尼拉抓捕到上百人，并投进监狱。当然，美方也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宣誓与美方合作。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与美方合作的暴乱分子将被投进关塔那摩监狱。打压暴乱分子的强力政策效果明显，整个叛军在精神上和心理上迅速瓦解。


    被捕获的叛乱分子


    和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菲律宾联邦政党的大力支持。联邦政党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领导人和支持者大多是菲律宾精英，他们保证美国控制和美国原则会得到菲律宾人的接受。其中有首席法官卡耶塔诺·奥雷拉诺·朗松先生、本尼托·勒格达先生、帕尔多·德·塔维拉先生，以及曾经是叛军首领的布罗西奥·弗洛雷斯将军等人。


    1901年，华盛顿诞辰日这天，我们在马尼拉见到了声势最浩大的示威游行。委员会已经着手把建立省、市政府当作长期使命。委员会成员刚从马尼拉北部旅行回来，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欢迎。委员会实行的代议制和民主制使人们进一步明确委员会停止敌意和战争、致力于追求和平的强大决心。


    1901年1月20日，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在马拉卡南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交谈，处处显示美国作为菲律宾朋友的姿态，而不是专横的统治者。宾客大多为菲律宾人，他们很满意招待会的气氛。这里没有司空见惯的肤色和种族歧视，凸显了两国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承认彼此合作的愿望，并希望通过友好合作付诸实现。无论美国人还是菲律宾人，整个夜晚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心声。1901年1月21日晚，联邦政党在一家新开张的酒店里举办了一次享有盛名的晚宴，菜谱由法国大厨设计。


    之前我丈夫曾给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写信，开玩笑说当地人因为好客可能会提供某种可怕的菜肴，如果有将士倒在极具冲击力的餐桌上，应该给他们的遗孀和孩子发抚恤金。好在联邦政党举办的晚宴上并没有让委员们难以食用的稀奇古怪的菜肴，因此，双方都很享受轻松自然的气氛。菲律宾人不像日本人那么排斥外国菜，外国菜对他们来说好像司空见惯。其间的演讲充满了友善气氛，“和平鸽”似乎正在我们头顶上盘旋。


    1901年2月22日早上，上千联邦派人士的游行队伍穿过满是旗子的市区前往卢内塔。为欢庆华盛顿诞辰日，举办方专门建了一个发言席位。每支乐队都像往常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演奏自己的曲子，并不理会其他乐队。盛装打扮的人群聚集在游行队伍最后，欢乐的气氛到处蔓延，这一切才是最有趣的场景。


    成千上万人聚集在演讲台下，心怀敬意地聆听美菲两国演讲者的每一句发言。演讲者高昂地呼吁以和平、合作、深怀敬意的方式解决美国无法回避的问题，尽量少犯错，并将自己的欲望化简到最小。那天有幸代表美方的发言人是卢克·E.赖特将军，他的发言坦诚友好，阿瑟·弗格森先生逐段翻译。阿瑟·弗格森先生是委员会口译秘书长，他的西班牙语十分娴熟，不仅能够准确地翻译出字面意思，还能融合西班牙语诗意般的热忱。


    以往从未这样庆祝过华盛顿诞辰，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双方彼此包容，相互支持。偶尔有少数人扰乱秩序，他们的愤怒无处发泄，也无法与大多数人分享，更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谅解。


    为了建立地方政府，委员会采取的方法极其简单。根据指示，各镇代表在规定的时间来马尼拉与委员会见面。当这些骄傲的人聚集到最大的市政厅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委员会其他成员开始相继宣读和解释政府新制订的条例。条例涉及政府的每一项职能，还包括委员会任命的省长、财政部长和秘书长的待遇问题。委员会计划在每个省都提名菲律宾人担任省长，以便菲律宾人逐渐学会自治。但有几个省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例，人们一致请求应当由一位管理过辖区的美国军官来担任这项职务。委员会对他们要求保留敌对政权的想法感到震惊，因为菲律宾人民对军事统治的态度以及他们以公民政府替代军政府的强烈愿望与此完全不符。但事实上，菲律宾人很看重一个人的个性。在处理菲律宾人事务中彰显出机智、仁慈与正义的军官毫无疑问为自己赢得了独特的声誉。


    由美国人担任财政部长几乎成了不变的选择。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律宾人并没有学会如何使用公共资金。凡是无法抵制诱惑的美国财政部长都会受到惩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深刻、持久、令人羞愧的教训。


    菲律宾法律对滥用公共基金或伪造公共文件的处罚相当严厉，至今还有些白人因为腐败和失信被关押在马尼拉大监狱。我们前往菲律宾的使命具有很高的原则性，我们总是遵从政府公职人员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刚开始的时候，美国人常常犯事，让我们整个小圈子都处于痛苦之中。


    马尼拉大监狱


    因为很多人不会说西班牙语，委员会以鲜明简洁的方式推进民主政府建设。菲律宾人对此也无太多异议，只是专注于创造鲜有的机会享受盛大而充满仪式感的节日。


    华盛顿诞辰日盛大庆典的第二天，也就是1901年2月23日，委员会在许多当地知名人士和几位女士的陪同下，乘政府游艇，穿过海湾，前往巴郎牙[1]。巴郎牙小镇位于巴丹省[2]首府，与马尼拉隔岸相望。夕阳下，马里韦莱斯山的倒影壮观华丽。这次旅程完全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与菲律宾人民开始了长期友好的交往。


    巴丹海湾五彩缤纷，近看才发现原来是一群挂满装饰物的螃蟹船在迎接我们，估计有一百多船甚至更多渔船，大小不一。有些船能足足装下二十到三十个舵手。螃蟹船又长又窄，像是随时都会沉没，有些船有舷外浮木，有些没有，但每一艘船都载满货物，覆盖着最华丽的装饰品。


    各种颜色的彩旗、纸花、长长的棕榈叶、繁茂的竹子相互映衬，万事万物都可用作美丽的装饰，点燃我们的心情。无论哪个角度，哪个方向，满眼都飘扬着小小的美国国旗。有些因为只是家庭自制的，所以并不那么标准。我们还看见两个巨大的扁平的家什，甲板上被遮阳篷装饰得异常耀眼，等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为我们准备的木筏。小海港水位太浅，大型汽艇反而派不上用场。人们把绑在大螃蟹船顶的遮阳竹条平铺下来就成了两只竹筏，看起来非常不安全，但其实载很多人也不会倾覆。


    欢乐又不同寻常的船队足足绕着我们航行了十分钟。竹筏沿着一侧航行，招待委员会成员扶着围栏和我们站在一起。六个菲律宾人身穿厚重的黑衣服，头戴绸帽。这样的穿戴多少让人难以描绘，也难以归类，人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外衣到底属于哪种服饰。大多数人的帽子看起来像是祖传下来的宝物，虽然有点像我丈夫的丝帽，但我从未见过有丝帽保存得这么好，看来丝帽的主人有独特的保存方法。


    等我们上了汽艇，男人们都挺直了身子，仔细地整整衣服准备到船尾和我们见面。有几个人事先安排好了欢迎辞。从他们热情洋溢的话语中我们发现，似乎巴丹省从不曾享有过这样的荣耀，他们对委员会赐予的一切感激得难以言表。阿瑟·弗格森先生的译文处处都是溢美之词，从情感上的慷慨激昂飞升到字面表达，淋漓尽致。他的西班牙语流畅优美，最后，他以庄严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翻译了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就事论事</a>的热忱回应。


    繁琐正式的礼仪之后，招待委员会邀请我们登上一艘飘在海岸边的竹筏，竹筏看起来像个亭子。我这样写，你会觉得给我们的接待很优雅，其实不然。我们得爬过汽艇围栏，多多少少像是滑到一个令人好奇的手工艺品里面，得小心翼翼地在脆弱的底部寻找落脚点。与我私下的期待相反，我们并没有漂流多久，很快就到了一个坐落在沙滩上的小渔庄。美国军队救护车正等着，准备把我们运到大约一英里以外的巴朗牙镇。我们穿过巴朗牙镇外竹子建成的巨型拱门。菲律宾人建的拱门其实属于某种装饰物，得有很高的技巧和天分才能建成。拱门设计得非常复杂，装饰繁琐，我们居然看到以小小的美国国旗装饰而成的复杂边框。拱门最高处扯了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荣耀献给委员会。”


    车到了小镇后，我们发现巴朗牙镇的确让人觉得赏心悦目。我有生之年从没在某个地方看见过这么多美国国旗，其中有四千面国旗从马尼拉购得。四千面远道而来的旗子装扮着小镇，几乎没什么地方看不见国旗覆盖的痕迹。


    我们到了开会的市政大厅后才发现所有代表都来自不同的村子，大家不知不觉地笼罩在浓烈的期盼气氛中。巴丹省从来都不是个富裕的地方，很少有人懂西班牙语，大多只能说塔加路族语。他们世世代代处于修士的统治下，不相信也不鼓励当地人的学校开设西班牙语课。因此，那天所有的演讲都由英文翻译成西班牙语，再由西班牙语翻译成塔加路族语，反之亦然。马尼拉地方律师费利佩·德罗担任塔加路族语口译。作为圣何塞大学</a>一案的律师，他始终和菲律宾人民站在一起。我常常很疑惑到底有多少西班牙语的夸张修辞可以自由地翻译成原始的塔加路族语。翻译让发言和致辞环节变得特别漫长和乏味，我们都坐在那里受煎熬。好在结束的时候宣布新官员任命名单，令大家兴奋。


    菲律宾人看到委员会成员携妻女前来尤其高兴，这对他们来说很稀奇，但很快就体会到了其中的意义。因为军政府给当下造成了太多不良影响，而我们和每一个遇见的菲律宾人热情握手，以显示我们的友好态度。当然，那些军官并不赞成我们对菲律宾人太过友善，他们几乎无法理解。数个月以来，军官们一直处于伏击暗杀运动的危险之中，竭尽所能捕获了一百五十多名叛军，缴获了不少来福枪。面对躲藏在马里韦莱斯山大肆掠夺的叛军，美军自然认为是在藐视自己，苛刻地对待叛军是唯一适合不可靠和不老实的当地人的政策。然而，虽然同来的军官很不情愿，但还是在很短时间内就承认了我们处理民众关系的方式，因为整个巴丹半岛上两国人民的敌对关系得到巨大改变，很有成效。


    此后不久，威廉·麦金利总统通过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先生转达了华盛顿政府的意图。华盛顿政府意欲在以总统为三军统帅的前提下，取消对菲律宾的军事统治，创建国民政府，任命总督为行政长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接到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发来的电报和以上决定后，立即前去面见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共同商榷如何执行华盛顿政府的意见。询问将军打算何时、以何种方式实现权力交接。


    这时候将军已经开始从公正的角度回顾委员会的工作，并坦言地方政府的建立确实卓有成效。当然，他并不希望交出自己在菲律宾群岛作为军事政府长官的权力，保有相对次要的位置。因此，他认为最好的交接时间应该是在他的继任者来了之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快就收到了被委派为第一任美国驻菲律宾总督的电报，当时，委员会正决定继续从南方诸岛开始旅行调研。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1901年6月底以前不可能调整好各项事宜，总督的就职典礼只能定在1901年7月4日。


    注解：


    [1]　巴朗牙是巴丹半岛重要的城市之一，它北部的苏比克湾是美国海军和菲律宾海军基地。——译者注


    [2]　巴丹半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西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