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行为和行为场—心理学的任务

    出发点。心理学的界定。克分子行为和分子行为。克分子行为及其环境：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行为发生于哪种环境？界定的行为；行为环境的定位；行为环境是直接经验的一个部分；行为和环境的小结。场概念。心理学中的场：作为心理场的行为环境；作为心理场的行为环境的不适当性；资产负债表；行为场和生理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威特海默的解决办法——心物同型论。我们的心理学之任务。


    出发点


    我们已经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现在是必须执行的时候了。但是，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我们的起点是什么？每个人对他意欲了解的心理学都多少知道一些事实；然而，这样的事实太多了，难以选择哪一个事实作为出发点。例如，我们为什么热爱自己的家庭？为什么一个人喜欢某种音乐，而这种音乐却使另外一个人感到厌烦？为什么数学如此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会突然产生一个新观念？为什么有些人极端保守，而另外一些人则极端激进？儿童如何与成人不同，动物又如何与人类不同？等等。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预先假设了一个我们尚未发展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这样的问题无法作为心理学专题的出发点。那末，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一些基本的事实作为我们专题的出发点呢？这样做同样存在困难，因为，究竟哪些事实算是基本的，将这些所谓的基本事实呈现给学生以后，学生能不能知道它们是基本的呢？确实，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我自学生时代起就有过此类印象。在我学习心理学课程的第一批讲座中，教授们就谈到了颜色混合，颜色对比，以及颜色锥体（color pyramid）等问题，我开始对心理学感到深深的失望，因为对于我的生活</a>而言，我无法明了为什么这些东西属于基本的心理事实。


    在一个事实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fundamental fact）以前，必须准备好一种环境（setting），在该环境内，一切事实都或多或少地占有显著的位置，不管是在赛场外围能够看清比赛的地方，还是在票价最低的顶层楼座。


    心理学的界定


    这样一种环境通常是由心理学的界定来提供的，包括它的题材是什么，它的方法是什么。由于方法取决于题材，因此我们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界定上面，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首先对我们的科学进行描述上面。关于我们的题材，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不同的界定：作为意识科学的心理学，作为心理科学的心理学，作为行为科学的心理学。尽管心理学是作为意识科学或心理科学成长起来的，但我们仍将选择行为（behaviour）作为我们的基本要旨。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旧的界定是完全错误的——确实，如果一门科学是在完全错误的假设上发展起来的话，那便是奇怪的事了——而是意味着，如果我们从行为开始，便比较容易为意识和心理找到一个位置，如果从心理或意识开始，就没有那么容易为行为找到一个位置。


    从意识向行为的转化应主要归功于美国心理学的研究，尽管就我所知，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实际上是用行为界定心理学的第一人。然而，他对行为所作的解释与美国学派所作的解释稍有不同，前者包含的内容更多。美国学派是以“行为”这个术语而得名的。由于他们对该术语的使用予以限定，而且暗示着一种行为的理论，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麦独孤的使用上去，它纯粹是描述性的，从而并不偏爱任何理论。


    克分子行为和分子行为


    麦独孤关于行为的含义与行为主义者关于行为的含义有所不同，根据托尔曼（Tolman）的恰切描述，乃是把行为视作克分子现象和分子现象之间的差别。此时此刻，我毋须详细地描述，我只要提供几个例子便可以使这种差异恰当地表示出来。一种克分子的行为是：学生出席听课，教师的讲授，飞行员的领航，足球比赛中观众的兴奋状态，巴比特先生（Mr．Babbitt）的调情，伽里略（Galileo）使科学发生激剧变革的研究工作，猎犬追踪猎物，以及野兔的奔跑、鱼的厮咬和老虎的潜步追踪；总之，对发生在我们的日常世界中的无数事件，外行人均称之为行为。然而，另一方面，分子行为则有所不同：当这种过程开始时，动物的感觉器官会产生兴奋，兴奋由神经纤维传导到神经中枢，然后又传至新的传出神经，最终以一种肌肉收缩或腺体分泌的形式而告结束。然而，在地球上，大约有99％以上的人对后者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过，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前者的情况；另一方面，那些对生理学知识有所了解的人将不得不承认，克分子行为始终意味着由神经冲动所激活的肌肉收缩，这种肌肉收缩使我们的四肢产生运动。把这样的说法转化成另外一种说法是十分容易的：克分子行为是一种次级现象（secondary phenomenon）；它不过是大量生理过程在最后可供外部观察的结果而已；这些过程都是原始的事件；这些事件形成连续的因果序列（causal sepuences）；因此，单凭这些便足以形成一门科学的题材。对于行为主义（be- haviourism）来说，克分子行为并不比问题本身更为复杂，解决的办法始终必须由分子行为来提供，完成的心理学体系将仅仅包括分子数据，而克分子的数据则完全被消除了。我们并不关心行为评论试图实施其计划的特定方式，但我们可以强调该学说的两个方面：（1）它将现实归因于部分，不承认它属于这些部分构成的整体：克分子必须被分解成分子；（2）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心理学将会永远受到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的批判，这是我们在第一章结束时已经讨论过的。


    含义（meanins）和意义（significa）在这样一种分子系统里无法占有任何一种可能的位置；凯撒大帝渡过卢比孔河：只是某些刺激一反应的情境（stimulus－response situations）；路德（Luther）在沃姆斯（Worms）；莎士比亚（Shakespeare）写了《哈姆雷特》（Hamlet）；贝多芬（Beethoven）写了第九交响乐（Ninth Symphony）；一名埃及雕刻家雕刻了纳夫雷塔特（Nephrettete）的半身塑像，等等，都会被还原为刺激－反应的图式（schema）。那末，是什么东西使我们的兴趣保持在这些事件的发生上呢？如果它们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类事件的结合，也即刺激－反应的序列，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兴趣对待轮盘赌台上赢家显现的一系列数字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深入思考一系列桥牌选手呢？行为主义者会这样解释，他们说，在我们大多数人中，刺激－反应情境的序列就是这样的，对莎士比亚和贝多芬作出积极反应，而对红和黑的统计数字却作出消极反应。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将会绝望地举起双手，认为心理学不管是什么东西，对其目的而言是完全无用的，而行为主义者则会让历史学家继续写他的小说，同样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人。


    很清楚，这种情况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会是满意的，只要这个人本质上或职业上不是一名怀疑者便可。那末，他可以做些什么来满足这两个对立派别的主张，以便防止使知识瓦解成一些不一致的科学呢？如果心理学成为行为科学的话，难道它不应给凯撒、莎士比亚、贝多芬等一个真正的位置吗？为这些人的行为提供的位置是与他的体系中显著的和独特的位置一样的，他们也享有普通的受教育者和历史学家的评价。显然，如果心理学以分子行为开始并以分子行为结束的话，则这种目的是无法实现的，让我们用克分子行为来取而代之。也许在以克分子行为开始和结束的体系中，可以为分子行为找到位置。


    克分子行为及其环境


    关于克分子行为，我们能作的最一般陈述</a>是什么？克分子行为发生在环境中，而分子行为则发生在有机体内部，由称作刺激的环境因素来发动。我们为我们的例子选择的这种克分子行为发生在外部环境中：例如，学生的上课行为发生于教师讲课的教室中；反之亦然，教师的讲课行为发生于坐满学生的教室里，对学生来说，如果听不懂其他东西的话，至少能听懂他的语言；巴比特先生是在一种十分明确的社交环境中调情的，更不用说为了实现这种调情所不可或缺的那个搭档了；猎犬和野兔都在田野里奔跑，对两者中的每一者来说，对方都是环境中的显著目标。所有这些听起来好似陈词滥调。但是，它并非像乍一看那样微不足道。这是因为，在刚才提到的所有情况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环境是要彼此加以区别的，于是便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哪一种环境中发生了克分子行为？让我们用一个德国传说中的例子来表明我们的主张。


    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


    在一个冬日的傍晚，于风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骑马来到一家客栈。他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奔驰了数小时，大雪覆盖了一切道路和路标，由于找到这样一个安身之地而使他格外高兴。店主诧奇地到门口迎接这位陌生人，并问客从何来。男子直指客栈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种惊恐的语调说：“你是否知道你已经骑马穿过了康斯坦斯湖？”闻及此事，男子当即倒毙在店主脚下。


    那末，该陌生人的行为发生在哪种环境里呢？——显然是康斯坦斯湖。很清楚，他骑马过湖是一件真实的事件。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事实，事实是冰冻的湖面而非一般的坚实地面一点也没有对他的行为产生影响。这一行为发生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点，致使地理学家颇感兴趣，但是，对研究行为的心理学家来说并不有趣；这是因为，如果那个人骑马穿过荒芜的平原，他的行为不也是一样吗。此外，心理学家还知道另外一些事情：由于那个人在了解了他“实际”做过的事情以后纯粹死于后怕，所以，心理学家必须得出结论说，如果骑马者事先了解实情的话，他的骑马行为将会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不相同。由此，心理学家将不得不说：环境一词具有第二种意义，根据这一意义，骑马者宁可穿过被雪覆盖的平原也不会过湖了。他的行为是骑马过平原而不是骑马过湖。


    对于骑马过康斯坦斯湖的人来说正确的事情，对于其他各种行为来说也是正确的。难道老鼠不在实验者设置的迷津里奔跑吗？根据“在……内”这个词的含义，只能用是或否来回答。因此，让我们在地理环境（geographical environment）和行为环境（behavioural environment）之间作出区分。我们是否都住在同一个镇上？当我们意指地理时，回答“是”，当我们意指行为的“在……内”时，我们的回答便是“否”了。


    行为发生于哪种环境?


    在区分了两种环境以后，我们必须更为充分地讨论行为在哪种环境中发生的问题。如果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行为在一种环境中如何发生，行为和环境之间的一般特征关系是什么？便将有助于详细阐述后一种概念。就拿猎狗和野兔的例子来说：兔子开始在灌木丛里，然后以直线穿过开阔地；猎狗追它；当狗遇到一条沟渠时，它就将奔跑运动改变成跳跃运动，借此穿越沟渠。但是，现在兔子改变了方向；狗也立即改变方向。我毋须继续赘言了；我所陈述的内容将足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即行为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的。究竟是对哪一种环境作出调整，是地理环境还是行为环境？根据我们上述的例子，人们可以倾向于回答：是地理环境。但是，让我们现在假设一下，沟渠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这层积雪足以承受兔子的重量，但却承受不了猎犬的重量。那末，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狗会掉进水沟里，也就是说，当它来到沟渠旁边时，它不会跳跃而是仍然继续奔跑。在狗掉进沟里之前，它的行为表现得像在无沟渠的环境中那样。然而，由于地理环境包含了沟渠，因此狗的行为必须发生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也就是说，发生在行为环境中。在猎犬踏上潜伏着危险的那一层积雪的瞬间所发生的实际情况，对它的整个行为而言也一定是真实的；因为它一直处于那种行为环境之中。


    替代行为环境的刺激


    与此论点相悖，人们可能会提出下面的异议。凡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期望那条狗会跳过一条被积雪覆盖的沟渠，或者声称动物会按照地理环境本身的情况而行事。很清楚，两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如果它们对动物感觉器官的影响是相同的话，那末它们对动物的行为来说也是相等的。因此，如果人们用“刺激”这个术语来取代“地理环境”这个术语，整个困难便迎刃而解了，而且毋须再对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加以区别。


    尽管与我们上述例子有关的推理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推理很容易被证明是错误的。让我们来选择一种新的行为类型。两只黑猩猩被分别带入一个笼内，在笼子的天花板上挂着一根诱人的香蕉。笼子里空无一物，除了在诱饵下方约10英尺开外之处有一只箱子以外。其中一只黑猩猩在经过了或长或短的停顿以后，会跑到箱子跟前，将箱子搬到悬挂着的香蕉下面，箱子被当作一只凳子来使用，从而取得了香蕉。另外一只黑猩猩，看来智力稍差，在经过了各种不成功的跳跃以后，便放弃了这种努力，最终坐到箱子上面，在那里陷入苦闷之中。人们可以看到，两只黑猩猩均在涉及一只箱子的地理环境中采取行动；对两只黑猩猩来说，刺激的情境（stimulus situation）是一致的。然而，它们的行为表现却是不同的，每只黑猩猩的行为是由环境来调整的。地理环境，或者说刺激情境，不可能是不同行为的原因。但是，只要我们考虑一下这两只黑猩猩的行为环境，这种行为差异便是可以解释的了。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或描述两只黑猩猩中的任何一只黑猩猩的行为，只要我们假设，一只黑猩猩的行为环境包含了一只“凳子”，而另一只黑猩猩的行为环境包含着一只“座位”，或者，用更为一般的术语来说，其中一只黑猩猩的行为环境包含了一个物体，根据黑猩猩目前的活动倾向，这一物体在功能上是活的；而另一只黑猩猩的行为环境则包含了功能上是死的物体。


    个体差异


    有关上述例子的讨论将会与第一个例子一样遭到激烈的反对。批评者对于我的两只黑猩猩行为环境的推论之有效性根本不予承认，他们会说，我试图重新引进业已为心理学抛弃了的旧的人类学解释。此外，我还忽视了一种十分简单的解释。如果在相似的刺激条件下，两只黑猩猩的行为举止不同，那末，解释一定在黑猩猩本身；它们要么是由于大资的原因，要么是由于彼此不同的以往生活经验，以致于一只黑猩猩以一种方式表现自己，而另一只黑猩猩则以另一种方式表现自己。我在这里不会为自己辩解，以反对这种抨击的第一部分而接受另一部分。当然，如果两个动物的地理环境是相同的，而动物在这种环境里的行为举止却不同，那么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必须在（“地理环境的”）动物身上去寻找。但是，我想越出这种结论，因为这种结论无法解释任何一实际的例子，也因为它可以用于任何一种行为。很明显，当我观察这两只黑猩猩的克分子行为时，我发现一只黑猩猩将箱子当作凳子使用；另一只黑猩猩则把箱子当作座位使用。这种描述是尽可能合适的，因为那只较聪明的黑猩猩并未摸索着前进，直到经过许多变迁以后，才偶尔发现自己站在箱子上面，另一只黑猩猩的行为与前一只黑猩猩的行为相似，唯一的差别是到了最后箱子仍在原地，而黑猩猩则呆在箱子上面不动。不，它们的克分子行为是真正得到描述的，也即一只黑猩猩把箱子当作凳子，另一只黑猩猩则把箱子当作座位。当然，这两只黑猩猩肯定有所不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别在于地理的箱子成为两种不同的操作特征（manipnda），这是从托尔曼那里借用来的另一个术语。当我们把两只黑猩猩的行为环境称作两个操作特征时，我们还有其他的话好说吗？我们开始讨论整个克分子行为时说过，克分子行为发生在一种环境之中。由于地理环境或“提供刺激的地理环境”不可能是两种行为的直接原因，因此我们要么否认我们的观点，并在没有环境的情况下建立起行为——从而使我们的操作特征不会有任何位置，要么把这些操作特征作为现实来接受，坚持我们的主张，然后把行为环境作为包含操作特征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来加以保留。换言之，我们主张，行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必须保持一种朦胧状态，而毋须行为环境的介入。


    行为和地理环境


    让我们归纳一下迄今为止我们的收获是什么：行为发生于行为环境之中，行为由行为环境来调整。行为环境有赖于两组条件，一组是地理环境中所固有的，一组是有机体内所固有的。但是，行为也发生在地理环境之中，如此说法也颇有意义。那末，这个意义何在？（1）由于行为环境有赖于地理环境，我们主张把行为与远因（remote cause）而不是近因（immediate cause）联系起来。这就其本身而言也许有用，而且有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2）动物的行为结果不仅有赖于动物的行为环境，而且还有赖于动物的地理环境，与前者有赖于后者相距甚远。不仅仅是行为环境，地理环境在整个行为中也起变化：水果被吃掉了，从而就不再作为一种水果而存在；冰块断裂了，结果成了窟窿；当黑猩猩把箱子当作它的“凳子”时，实际上箱子被搬动过了。事实上，在我们的所有例子中，同时也在大量的其他例子中，行为结果有赖于地理结果。我们迄今为止唯一加以考虑的那类行为是不可能单单在行为世界中发生的，尽管还有其他一些行为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情况，例如，一个处于谵妄状态中的人在自己的浴缸里抓住一条实际上不存在的鱼，并自豪地将鱼拿给服侍他的人看。我们由此得出一种想法，即上述两种环境之间的关系将会在今后的理论中随基本问题而向我们提出。


    界定的行为


    （3）第二个论点的一个特定方面可以专门提及：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性将会引发有机体的运动，这是我们尚未考虑过的。设想一下，一名登山运动员在通过雪桥时雪桥突然塌陷，由于没有用绳子与同伴系住，他掉入数百英尺深的冰渊中。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机体的运动，该运动是唯一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在受难者丧失意识之前，他可能作疯狂的努力以制止自己的坠落。这些行为仍然属于行为环境中发生的行为，但是，与此同时，不论是否存在行为环境，不论这个人是保持意识还是失去意识，身体仍在坠落。这种说法虽然没有新意，但是，它却为我们提供了界定行为的手段：只有在行为环境中发生的有机体运动才可以称之为行为。仅仅在地理环境中发生的有机体运动不是行为。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定义并不声称一切行为都是运动。


    行为环境的定位


    让我们现在进一步深入下去。迄今为止，人们把行为环境视作地理环境和行为之间的一个中介环节，视作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一个中介环节。这两个术语所指的物体，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似乎具有十分明确的位置；它们都属于外部世界。那末，行为环境定位于何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个新的例子，这是由里夫斯（Revesz）所做的一系列实验。里夫斯训练小鸡从两个同时呈现的图形中去啄较小的图形。开始时呈现的是圆形，然后用矩形、正方形和三角形来取代，不过十分小心，使两个图形的相对位置不断地改变；当然，这样做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排除下述的可能性，即小鸡不是学会怎样去啄较小的图形，而是去学习选择“右边的”或者“左边的”，“上面的”或者“下面的”。当这个训练完成以后，他引进了一个圆的两个部分这种新图形，也即把不同位置上呈现的不同大小的一个圆一分为二，作为新的图形引入实验；然后，他实施了关键的实验：向被试呈现两个相同的扇形部分，以便使我们形成所谓的贾斯特罗错觉（Jastrow illusion）中著名的视错觉（见图1）。在许多情形里，母鸡啄取在我们看来是较小的图形。整个实验过程演示了行为环境，这是因为，根据地理环境说那些鸡学会了选择两个图形中的较小一个是没有意义的。“在正方形、平行四边形和三角形中，动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较小的图形，而毋须任何预备性的训练”（原书p．44）。然而，就我们目前的目的而言，关键实验是特别有趣的。为什么动物在接受训练以选择较小图形以后，它们还会选择两张相等图形中的一张呢？用地理术语来描述的动物的行为似乎不可理解，不论是刺激特性还是经验都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个不存偏见的门外汉那样回答问题的话，每件事情都会变得十分清楚和简单。他会说，这些动物在两个相等图形中选中一个，因为在它们看来该图形较小，正像在我们看来较小一样。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在那个关键的实验中，行为环境是与训练实验中的行为环境相似的，因为它也包含了一大一小两个图形，尽管关键的地理环境包含了两个大小相同的图形。如果不把母鸡的行为假设成它们的选择受到一种关系的指引，那么它们的行为便无法得到解释。由于这种关系无法在地理环境中获得，所以这种关系一定在其他某个地方存在着，而这个地方便是我们所谓的行为环境。现在，如果我们还记得门外汉对这个实验所说的话，那么我们便可看到，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差别正好与事物的“实际”状况和它们在我们看来的状况之间的差别相吻合，也即与现实（reality）和现象（appearance）之间的差别相吻合。我们还看到，现象具有欺骗性，充分适合于行为环境的行为可能不适合于地理环境。例如，如果按照贾斯特罗错觉，我们像里夫斯的母鸡一样天真，而且恰巧需要形状和大小相同的两个物体的话，那么我们便不会选择这两个图形了。我可以用一个实验来说明我的这一主张的正确性，这个实验是1932年夏季我在中亚细亚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 in Central Asia）的一个小村庄里做的。我使用一种“假镜片”（pseudoptics），向一名年轻的当地人说明贾斯特罗错觉，该年轻人是一家茶馆</a>的店主，该茶馆是村庄里男性平民的聚会之地。年轻人的行为与母鸡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他用手抬着两块纸板中的较大一块，而不是像母鸡那样将较大的一块啄出来。然后，我将一块纸板放在另一块上面，让他进行选择。我想看看他对纸板在以前大小不等现在看上去却相等的这种奇异变化如何解释。他讲了类似错觉的话，但是没有很大的信心；然后，当我问道：“当纸板分开时，你认为它们实际上没有变化吗？”他回答说：“噢，不对，我认为它们会稍稍变化。”


    行为环境的功能


    我们的论点以里夫斯的实验为基础，它证明地理环境或刺激模式（stimulus pattern）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把行为环境视为一种中间环节而被大大简化了。于是，这种关系便被分解为两种不同的关系，即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为环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至少在许多情形里，这第二种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从我们的例子看来也是这样；如果两个地理上相等的环形部分的上面一个在行为上是较小的话，那么事实是，训练去选择两个图形中较小图形的那些动物便会选择上面那个图形，这不是什么新问题。


    我们可能用相反的方式证明同一个事实。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不同的刺激产生同样的反应：如果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形的特定条件下，这些不同的刺激产生同样的行为目标，那么上述问题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当我们根据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来处理知觉恒常性（perceptual constan－cies）时，例如对大小和颜色的知觉恒常性，上述问题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些事例（见第六章）。此刻，我们仅仅指出，例如，两个表面可能都显示黑色，尽管其中一面的亮度可能是另一面的亮度的1000倍；或者，用行为来表示：正如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两种不同的刺激可能导致同样的行为，例如，如果任务是检出一块黑色物体的话。面对刺激的多样性，为使行为一致而用刺激来描述反应，这样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如果人们还记得在其他条件下只要2％的刺激差异便会导致不同的行为。


    根据行为环境，这种困难便会消失；当两种刺激产生两种一致的行为目标时，与这两种刺激有关的行为便是一致的；当两种相应的行为目标不同时，行为便也不同。剩下来的问题不再是刺激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系统地得到解答，但是，纯粹的刺激- 反应的关系问题不可能找到像恒常性事实（与不同刺激有关的一致性行为）和里夫斯实验（与同一刺激有关的不同行为）所证明的那种系统的解决办法。


    意识


    在本章开始时，我提议把行为用作心理学的原始题材。但是，在我对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的区分中，也即在对相当于现实和现象之间的区分中，难道我没有把意识（consciousness）从后门偷运进来吗？我必须否认这种指责。如果我被迫引进意识概念的话，我也必须接受它，不管我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意识这个词并不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环境这一术语的含义。如果有人想用谈论动物的意识以作替代，那么他必须将这个词用于那些目标，即我们称之为行为环境的那些目标。于是，狗在追逐兔子时的意识将是“兔子穿越田野”，黑猩猩在尝试取得悬挂着的香蕉时的意识将是“那角落里放着一只凳子”，等等。田野和兔子，凳子和香蕉，由于被称作意识，或者叫做意识的目标，因此不必视作是动物内部的什么东西，如果在动物内部有着行为或经验之含义的话。行为主义者对意识的反感在我看来主要建立在这种误解之上。他们声称可以写出一本没有意识的心理学著作，现在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观察的动物，他们在实验中使用迷津和辨别箱，他们的那些记录实验结果的书籍，所有这些首先都是他们的行为环境的组成部分。他们忘记了这个事实，认为他们仅仅在谈论地理环境，认为他们毋须行为的资料便能建立一种纯粹的“地理”理论。然而，每一种资料都是行为的资料；物质的现实并非资料，只是一种构成物（constructum）。这种混淆是含糊的，而且随着刺激一词的运用，这种含糊性还会有增无减，有关这方面的变化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里，我想指出的仅仅是，倘若一个人未能认识到个体的环境是行为的（意识的）环境而非地理的（物质的）环境，那么写一部没有意识的著作是轻而易举的。我还要补充的是，对于行为主义者在传统地处理意识时出现的错误也有某些借口，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研究。然而，考虑到可能的曲解，我将尽可能地少用意识这个术语。我们的术语即“行为环境”，尽管它仅仅包含意识含义的一部分，也应当避免曲解；至于完全与意识相当的一个词，也就是苛勒（Kohler）在1929年使用过的“直接经验”（direct experience）这个术语，我们也将采纳，以备不时之需。我们的术语具有这样一种优点，它意味着它在系统中的恰当位置，也就是说，处于地理环境和行为之间的中间位置。


    行为环境是直接经验的一个部分


    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它是不完整的；意识意味着比行为环境更多的东西。尽管长期来我们仅仅关注行为环境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指出意识的完整性问题是合适的。如果我们使自己的“行为”术语屈从于我们在论述“环境”这个术语时所进行的同样的分析，那么这种完整的方面将被看到。确实，我们可以参照两种环境中的任何一种环境来描述行为，这种描述可能经常处于彼此矛盾的状态。但是，不论它们是否一致，行为本身在这两种描述中肯定具有不同的含义：因为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属于两种不同的讨论范围，在这两种环境中发生的行为也必然属于两种不同的范围。骑马通过康斯坦斯湖的那个男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地理环境是这个大湖，他的行为环境则是一个普通的大雪覆盖的平原；相应地，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尽管按照地理环境来说，骑马者的行为是骑马过湖，但是，按照他的行为环境来说，他是骑马穿过一块平原。或者，根据门外汉的说法：他认为他正在骑马通过一片陆地；他丝毫没有觉察他正在湖面的薄冰上奔驰。


    因此，乍一看，我们对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分好像完全可与我们对两种环境之间的区分类比：这里是被看的事物和实际的事物，那里则是活动者认为的活动和实际的活动。但是，相似性并非像看来的那么大。让我们来举另一个例子：我们观察到有三只老鼠在同一迷津内，每只老鼠从迷津的一端出发，最终出现在另一端。然后，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说，这三只老鼠都穿过了迷津，这是一种地理的陈述。可是，我们的观察也使我们相信，在老鼠的行为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只老鼠是为食物而奔跑，另一只老鼠是为探索而奔跑，第三只老鼠则是为练习而奔跑，或者只是由于一般的不安定而奔跑。这些特征都涉及行为环境内的行为。那只为觅食而奔跑的老鼠并没有在看到食物或嗅到食物气味时才开始奔跑，而是一开始就奔跑。托尔曼的著作提供了大量的实验证据，支持了这一论点。但是，地理迷津的第一部分并不包括食物，也不包括由食物发出的任何刺激物。如果行为指向食物，那么在它的行为环境中也一定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探索性行为。我们可以直接探索我们的行为环境，而且通过行为环境去间接地探索地理环境。甚至在最后一个例子中，那只仅仅为了练习或者由于烦躁不安而在迷津中奔跑的老鼠，其行为仍是一种行为环境中的行为，因为它是通过行为环境而加以调节的。现在，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对这两种行为的描述不再是一种真正的描述，这是因为：地理环境中的行为是一种实际的活动，而行为环境中的行为则是动物认为的活动。一种兴奋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兴奋的行为，一种探索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探索的行为，甚至一种指向食物的活动实际上是指向食物的，即便实验者把食物从食物箱中移开，情形也是如此。确实，在这最后一个例子中，动物并非真正地奔向食物，因为从地理角度讲不存在食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区分与在康斯坦斯湖的例子中所作的区分是一样的。这不再是一种行为的描述。我试图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一点：一只球沿倾斜面滚下，最终掉入一个洞里。现在，洞里可能有水，也可能没有水，因此我可以说，这只球掉进了一个有水的洞里，或者掉进了一个没有水的洞里。但是，这种差别并不影响球的运动，直至球已经到达那个空间位置，即在一种情况下洞中有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洞中无水的空间位置。对于运动的其余部分而言，存在或不存在水是完全无关的；与此相似的是下面一种说法：当实验者移走食物以后，老鼠便不奔向食物；直到老鼠跑得十分接近食物箱觉察到不存在食物时，便停止奔跑，这两种说法是毫无关联的。


    行为和成绩


    如果按照地理环境描述行为不是一种真正的行为描述的话，那末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为了简化我们的术语，我们从现在开始将按照地理环境把行为称作“成绩”（aplishment），并按照行为环境把行为仍称作“行为”。“成绩”这个名称直接表明了按照地理环境而描述行为的原因，因为行为问题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处于地理环境的变化之中。我们通常对这些结果感兴趣，它们是一个动物的成绩。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研究过，对一个动物的成绩的了解并不等于对它的行为的了解。我将提供一个惊人的例子，在该例子中，“成绩”和“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彼此对立的。假设我见到一个人站在一块岩石上面，而我知道这块岩石此刻即将被炸开。由于那个人的位置离我太远，我无法向他说明他存在着迫在眉睫的危险，于是我尽力地向他呼叫“快到这边来！”那个人如果接到我发出的指令并充分地受此影响的话，那未从行为角度上说便会开始向我奔来，但是，从地理角度上说，当他向我奔来时，他实际上是离开了那个危险的地点；因此，从地理角度上说，这两种描述是绝对相等的。然而，如果我过后联系这一事件时，我将会说，他在爆炸发生之前脱离了危险。我是在描述他的成绩而不是他的行为；后者是朝向某物的运动，前者是离开某物的运动。如果行为和成绩之间的联结始终属于这种类型的话，那末，这个世界将确实成为一个奇异的场所，而且，它肯定不会是这样一个世界，即我们可在其中发展意义概念的世界。它可能是一个神话的世界；想象一下阿拉丁（ddin）去像那盏神灯，从而出现了那个具有人形并听人使唤的精灵吧！我们将看到，实验者经常把动物置于一种情境中，在这种情境里行为和成绩以一种与擦亮神灯而使精灵出现相类似的方式联结起来。但是，即便行为和成绩并不以这种神话般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成绩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在一个方面与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相类似：如果我们了解了任何一个对子的其中一个成员，我们还不了解另一个成员。不过，倘若第一种关系是心理学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话，则第二种关系便不那么简单了。作为一个一般的问题，正如从我们的上述例子中推论的那样，严格地讲，它根本不会进入心理学。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此外，由于成绩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井不属于神话类型，我们往往能从成绩推论行为及其环境。整个客观的方法利用了这种可能性；老鼠在迷津中奔跑的时间，它所犯错误的数目，它进入哪些死胡同而不进入哪些死胡同，所有这些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解释行为和行为环境的线索，不过，它们本身并非关于行为的陈述。


    我们已经看到，唯一涉及行为本身描述的体系是行为环境。迄今为止，我们未能解决在这一漫长的讨论中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说，补充我们的行为环境概念，以便使它像直接经验或意识等概念那样全面。我们现在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们的行为知识之源


    我们如何获得行为的知识？一个动物的行为是我们行为环境的一部分，我们对该行为的了解是与了解我们行为环境中一切其他物体和事件一起进行的。因此，关于我们如何了解真正行为的问题，原则上与我们如何了解任何一种非行为的现实这一问题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它将不会占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在了解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之间一般关系的一些情况之前，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此刻，只须提出两点评论：（1）我们必须假设真正的行为的存在，就像我们必须假设实际的台子、实际的书本、实际的屋子和实际的动物存在一样。（2）由于我们已经表明，行为始终是行为环境中的行为，不是我们在实施行为，而是动物在实施行为，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解答先前曾对我们的程序提出的一种反对意见，也就是拟人的（anthropomorphic）问题。我们在自己的行为环境中观察到一种动物的行为。如果我们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作出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的行为环境和动物的行为环境一致，那么，我们将肯定会接受“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批判了。另一方面，动物在一种行为环境中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它自己的行为，根本不是拟人的行为。这种环境在多大的程度上与我们的环境一致，它在哪些特征上有所不同，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我们必须谨慎从事，以避免拟人论。但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要论点上来：根据我们行为环境中一个动物的行为，借助更为间接的方法，我们可以推断出该动物真正的行为本质。不过，我们靠自己来行事。我们也了解这种行为。我们发现它发生在我们的行为环境中，但是，现在“在……中”这个词的含义与我们谈论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行为环境中的另一个动物的行为时所具有的含义木同。这个动物现在是我们行为环境的一个部分，我们自己则是我们环境的中心，尽管不是“该环境的”。环境始终是某种事物的环境，因此，我的行为环境是我和我的行为的环境。正如我了解自己的行为环境一样，我也了解这种环境中的我自己和我的行为。只有当我们包含了行为环境的这种知识时，我们才能获得与苛勒所谓的直接经验完全相等的东西，或者与所谓的意识完全相等的东西。只须列举一些项目，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知识包含了我的愿望和意图，我的成功和沮丧，我的快乐和悲伤，我的喜爱和憎恨，还包含了我做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的原因。关于最后的情形，有一个例子，一位友人曾问我：“你对之举帽致意的那位女士是谁？”我答道：“我并没有向任何一位女士举帽致意；我曾经举起过帽子，因为它套在头上太紧了。”


    实际的、现象的和表面的行为


    我们现在可以引进一个新的术语。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必须从实际的行为中区分两种行为类型，也就是把某人的其他行为环境中的我的行为与我自己行为环境中的我的行为相区别；或者，用互换主体的办法，就是将我自己行为环境中的某人的其他行为与某人自己行为环境中的他的行为相区别。我们将把每一对子的第一种行为称作表面行为（apparent behaviour），而把每一对子的第二种行为称作现象的或经验的行为（phenomenal orexperienced behaviour）。正如上述举帽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表面行为可能在涉及实际行为方面产生误导，但是，它也可能成为真正的向导，例如，如果我真地向一位女士鞠躬致意的话。另一方面，现象行为是一种真正的标志。毫无疑问，现象行为对于我们了解实际行为是一种极具价值的线索。当表面行为和实际行为的关系与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属于同一类型时，现象行为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便属于不同的性质了。实际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从现象行为中表现它自己。但是，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现象行为至多反映实际行为的一个部分，而且反映出来的这个部分不可能总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问题。现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了解实际行为而抛弃现象行为是错误的，同样，排他地和盲目地使用它也是错误的。


    行为和环境的小结


    作为小结，我们可以用一定的程式把我们关于行为和环境的发现表达出来（见图2）。G代表地理环境，它产生了BE，即行为环境；BE处于G之中并受G的调节，从而产生RB，也就是实际的行为，它的有些部分在PHB，也就是在现象行为中反映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BE、RB和PHB发生在实际的有机体RO之中，但是并不在现象的自我（phenomenal Ego）之内，应该归入PHB（现象行为）。实际的有机体（RO）直接受地理环境（G）的影响，并通过实际行为（RB）反作用于实际的有机体（RO）。我们的图解并不意指BE（行为环境）和PHB（现象行为）对有机体的依赖，也不包含行为的结果。但是，由于实际行为（RB）对G（地理环境）的作用，进一步发生了两种变化：行为环境（BE）发生变化，现象自我也发生变化。当黑猩猩吃掉水果以后，它的行为坏境便成为“无水果”的了，而动物自身也“获得了满足”。


    场概念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澄清了克分子行为的概念；我们已经看到，它发生在行为环境之中，我们用两种方式了解它，一种方式反映了表面的克分子行为，也就是属于其他人的行为，另一种方式是现象的克分子行为，也就是我们自身的行为。这两种类型的知识都用来对实际的克分子行为进行理解或解释。此外，我们也对实际的克分子行为的动力方面（dynamical aspect）获得了一定的顿悟（insight）。用此方式，我们便为心理学作为一门克分子行为的科学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们必须系统地阐述这一论点。哪一个是我们系统中最基本的概念呢？我们的心理学的假定之一是，它必须是“科学的”。因此，让我们尝试去发现一个基本的科学概念，它是我们可以用于我们的任务的。稍稍测览一下科学史，便会使我们导向自己的发现。牛顿（Newton）是如何解释物体运动的？按照他的说法，运动的每一种变化是由于一种力，根据牛顿的引力定律（该定律为这种力提供了一种量化公式），这种力或者通过撞击（impact）而产生（两只台球的撞击），或者通过物体的相互吸引（attraction）而产生。牛顿假设这种力的作用是没有时间性的；它在一定距离产生一定作用。那里是太阳，这里是地球，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东西，只有无限的空间，也没有任何东西去介入太阳对地球的引力，反之亦然。后来，过了很长时间，当人们发现磁和电的吸引和排斥定律，并证明它与牛顿的引力定律在数量上一致时，便给予它们以同样的解释；它们被解释成超距作用。这一与时间无关的作用概念已经与牛顿的概念不属同类；牛顿当时提出这一概念是因为他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可是，到了第一批电学定律被发现时，它已经成为基本的概念，而且在科学体系中具有既得的利益。这时，一位年轻人在电磁场中的辉煌实验开始被认识，但却遭到了很多的藐视。这位年轻人设法以不同的术语解释其实验结果，排除了一定距离内的一切活动，并通过发生在两个物体之间的中介过程来解释两个物体的电的吸引和排斥，而两个物体之间的这种中介也就是电介质，它及时地从一个地方传向另一个地方。迈克尔·法拉弟（Michael Faraday）的主张就此被提出，经过系统阐述，然后由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给出数学的形式，他引进了更为一般的术语：电磁场，以此作为力的载体；他推断出电磁力传导的速度，并证明这种传导速度在空间与光速相一致。信仰超距作用的人们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可是却被他们的“敌人”把他们从电磁场的位置上驱逐出去，于是抨击便暂告结束。但是，有一座堡垒仍留在“敌人”的手中，那就是牛顿的引力。直到本世纪初，这座堡垒才被迫投降。在爱因斯坦（Einstein）的引力理论中，超距作用消失了，就像它们以前从电磁学中消失一样，而引力场（gravitational field）就此问世。作为几何的虚无飘渺的空间从物理学中消失了，并为应变（strains）和应力（stresses）的分配体系所取代了，它们既是引力的，又是电磁的，决定了空间的几何特性。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应变和应力的分配将决定一个特定构造的物体将会在该环境中干什么。反之，当我们了解了物体，观察到它在某种环境中干什么时，我们可以推断该环境中场（field）的特性。于是，我们通过观察磁针在不同地点的行为（它们的磁偏角和磁倾角）而发现地球的磁场，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测量钟摆在不同地点的特定长度的周期而发现地球的引力场。由此可见，一个物体的场和行为是相互关联的。由于场决定着物体的行为，因此这种行为可以用作场的特性的指标。为了完善这一论点，我们说，物体的行为不仅意指与场有关的物体运动，它还同样涉及物体将经历的一些变化；例如，一块铁将在磁场中被磁化。


    心理学中的场


    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来。我们能否把场的概念引入心理学中去，意指它是一种决定实际行为的应变和应力的系统呢？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们便拥有了针对我们全部解释的一个一般的和科学的类别，而且我们也将面临与物理学家相似的两个问题：（1）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场是什么东西？（2）从一个特定的场里必须产生什么行为？


    作为心理场的行为环境


    但是，我们将到哪儿去寻找一种场，它在心理学中发挥的作用与在物理学中发挥的作用是否一样呢？根据我们前述的讨论，显而易见，它肯定是一种不同的场。物理场是地理环境的场，我们已经说过，行为必须由行为环境来解释。那末，这究竟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心理场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种假设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意味着我们的行为环境，作为决定因素和行为调节者，必须具有力量。因为我们仍然坚持这样的原则：没有力量便没有运动的任何变化。那末，这种决定的规则是否意味着行为环境不能作为我们需要的场呢？回答是决非如此。当我们恰当地描述我们的行为环境时，我们不仅意指行为环境中的物体，还要意指物体的动力特性。我们将讨论若干例子。想象一下你在山间草地上或在海滩上晒日光浴，神经完全放松，而且与世无争，你什么事情也不干，你的周围环境如同一块柔软的斗篷，将你罩住，从而使你得到休息和庇护。现在，你突然听到尖叫声：“救命啊！救命！”这时你的感觉变得多么的不同，你的环境变得多么的不同。让我们用场的术语来描述这两种情境。起先，你的场对于一切意向和目的来说是同质的（homogeneous），你与场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既没有任何行动，也没有任何紧张。实际上，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甚至自我（EgO）及其环境的分化也变得模糊不清；我是风景的一部分，风景也是我的一部分。因此，当尖叫声和意味深长的声音划破平静时，一切都变了。在此之前处于动力平衡中的一切方向，现在只有一个方向变得突出起来，这便是你正在被吸引的方向。这个方向充满着力，环境看来在收缩，好像平面上形成了一条沟，你正在被拉向这条沟。与此同时，在你的自我和那种尖叫声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整个场产生了高度的张力。


    如果我们从这个例子中主要提取有关场的同质或异质的描述，那末我们便可以看到，前者比后者更罕见，尤其对于西方文明中过分活跃的人类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活动预示了异质的场（inhomogeneous fields），它是具有一系列力的场，具有潜在变化的场。勒温（Lewin）在一篇论述战争景象的文章（1917年）中为一种具有十分简单的异质性的场提供了建设性的描述。这里有一个场，该场除了一切细节以外，在一个方向上具有一种极性结构（a pr structure）：一侧是敌方的阵地，另一侧为家庭和安全。这种矢量（vectorial）的特性是一种主要特征，它决定了整个场，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特征可以完全摆脱它。


    还有其他一些更具教育意义的例子包含在H·G·哈特根布奇（Hartgenbusch）关于体育心理学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描述了他经历过的几次不同的经验或行为场。我选择了几个英式足球的例子。“当他们（足球队员）向对方球门移动时，他们将看到球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线路的场，它们的主要方向指向球门”（1927年，p．50）。这些线路是行为场中力的真正线路，随着球员队形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并引导着球员的行动。“所有这些球员的运动（在场上的转换移动），是与视觉的转换相联系的。当然，这并非逻辑思维的一个例子，因为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思维是与足球队员风牛马不相及的，足球队员对思维可以说一无所知；在其张力的状态下，视觉情境直接产生了运动的操作。”


    我们必须以更为一般的观察来开始下一个例子。在我们的行为环境之中包含着各种事物和空洞（holes）。通常，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调节的力产生于前者而不是产生于后者。不管这是否由于经验，它都是一个可以留待讨论的问题，虽然一个肯定的答复看来不符合这种事实，即一个骑自行车的新手为各种物体所吸引，尽管经验一定会告诉他一旦撞车会产生伤害性结果。然而，在他的行为环境中，每一个显突的物体都会吸引他，无论是一名妇女推着一辆童车还是一辆重型卡车驶过。仅就我们所说的环境中的那些“显突”物体而言，便表明了一种异质：物体存在的地方要比空洞存在的地方更受注意。当然，空洞也可以成为十分显突的部分，从而空洞中的东西要比空洞周围的物体更受注意，也就是说，现在空洞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东西了。从哈特根布奇那里摘引的另一段言论也许可以解释这一点：“在攻击的一方看来，对方的球门显然被封锁起来了，只有左边有一个空洞。从我站在受到威胁的球门后面的位置望出去，我看到正在攻击的左中卫如何控制那个球，他的眼睛盯着空门，并竭尽全力将球踢过那个空档。当我嗣后问他，当时他的感觉如何时，那位幸运的球员答道：‘我只看到一个空洞’。”然而，足球也为我们提供证明，证明了我们的最初主张，即物体而非空洞乃是显突之点，也即力的中心。球员们必须学会将重点放在空洞上，并对守门员不加关心：“当一名专家……全神贯注地追踪一场足球赛时，他将经常注意到，守门员站在相对来说较大的球门跟前，要比参赛者仅仅偶然踢到的球更容易受到袭击”（p．49），甚至当人们考虑这一事实时，即守门员不论何时只要有可能便会设法截住那只球。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守门员在空间提供了一个显突点，它吸引了对方球员的眼睛。如果活动发生时，球员的眼光正凝视在守门员身上，那么球将一般地落在他的附近。但是，当踢球者学会重建他的‘场’，以便将现象的‘引力中心’从守门员转变到空间的另一点时，则新的‘引力中心’将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就像守门员以前具有吸引力一样。”


    除了对行为发生在行为环境中的事实提供了很好的说明以外，哈特根布奇的另一个例子还补充了一个新论</a>点。对此，需要简短介绍。如果我们借助肌肉的力来举重，我们便必须使身体保持平衡；这预示着我们的肌肉组织保持某种紧张状态，它既由我们的任务所决定，也由举重发生时的机械状态所决定。哈特根布奇提出的论点清楚地表明，使我们的身体固定在地面上的这种姿势，并不仅仅依靠地理环境，同时也依靠行为环境，甚至依靠行为环境的这样一些方面，也就是不具有直接的机械作用或引力作用的方面。哈特根布奇还谈到了“重量级运动员”的竞技，他们的成绩与一切预期相反，未能达到以前的记录。“其中一名参赛者找到了解谜的方法。那个举行比赛的场地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厅，大厅内没有任何显突的注视点可供举重运动员集中他们的目光……与注视的空间定向相伴随的稳定性，对于重量级举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种灯火通明的大厅内显然无法达到；因此，也就出现不了所期望的记录了”（p．49）。我们可以看到，行为的目标是动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不仅在各种方向上对行为进行推和拉，而且，它们还提供杠杆作用，也即稳定性和平衡性。


    我提供的一些例子已经表明了具有动力特征的行为场这个术语的含义，以及这一概念的有用之处。对许多心理学分支来说，有关的解释无需超出其范围，而对其他一些需要超出其范围的心理学分支来说，仅需极少的补充。于是，对那些与我们自己的心理不同的心理进行描述，不论是儿童的心理描述，还是原始人的心理描述，只要这些人的行为场，以及由这些行为场所要求的行为，是被恰当地描述的话，那末，这种描述便是完整的。诸如列维－布留尔（Levy一Bruhl）对原始人进行的研究，以及皮亚杰（Piaget）对儿童进行的研究，确实是这样的描述。可是，这里并未涉及列维-布留尔和皮亚杰的描述究竟是否正确的问题，因为即便它们是错的，一种真正的描述还是这种类型的描述；它将是对行为环境以及包含在其中的自我的一种场描述。勒温的行为理论、活动理论和情绪理论已把这种行为场作为核心而包括进去，即便他不得不超越它的范围。最后，当我们或小说家或历史学家描述行为时，我们是按照行为环境中的力来描述行为的，尽管我们和他们一样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术语。


    作为心理场的行为环境的不适当性


    然而，有绝对必要的理由表明，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行为环境作为我们的基本解释类别的心理场来接受。原因有三：（1）行为环境的本体论地位（ontological status）；（2）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3）行为场的不足。让我们对这几种情况——加以讨论。


    1．行为环境的本体论地位


    我确信，在阅读有关行为环境之动力特征的描述时，将会产生某种勉强的感觉，它涉及到把行为环境作为一种真正的解释概念来接受的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正在使用一个词，这个词在上下文中具有充分界定的含义，而在这个上下文中它是不可能具有这种含义的。我指的是“力”（force）这个词。人们也许会争辩说：“力在物理世界中具有明确的含义，但是在行为环境中它又意指什么呢？属于物理世界的力是一种结构，而不是一种数据；然而，它却被视作行为世界的一种特性。它从自己的论域被引入另一个论域，在那里，它原本是没有位置的。即使这些描述是合适的，即使它承认人们可以谈论由一种诱惑产生的吸引力，或由一种危险产生的排斥力，但是，这仍然只是一种描述；力在物理学中是一个解释性术语，是变化的原因。不过，这种解释性含义与描述性含义一起已经悄悄地进入了行为世界。一种行为的力甚至已经被用来解释实际的行为，也就是说解释物理运动，而物理运动显然只能通过物理的力而产生。此外，没有任何陈述表明行为世界存在于何处，它的本体论位置和地位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存在两种实体（substances），一种是物质的，另一种是精神的，行为世界是由后者组成的吗？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这种二元论（dualism）是否意味着心身之间的相互作用论（interac－tion－ism）；在这个系统中，一种精神的力是否对事件的物理顺序进行干扰？这种相互作用论不可能属于传统的类型，传统的类型认为，作为自我（Ego）的灵魂，也即作为精神实体的灵魂，控制着身体的活动，也即控制着物质实体的活动，这是很清楚的；因为在这个系统中，身体也受精神物体的控制，而后者并不是自我。但是，即便这种相互作用论是一种新类型，它仍然是一种二元论。在这种引入的系统中，包含着已遭否认的彼此独立存在的领域，例如，包含着已遭否认的生机论（vitalism）。”我承认上述论点的每一个词，尽管我必须提及有一种可以从它那里摆脱出来的方法，这是勒温已经指出过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像力、场等术语，以及其他许多术语，有着比它们在物理学中具有的含义更加广泛的含义，后者的含义仅仅是对前者的含义的例证而已。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使这一点清楚起来：如果在两个容器中分别注入水，达到不同的水平，然后将两个容器的底部连结起来，由于压力的不同产生了力，水便从一个容器流向另一个容器。这是一种纯粹的物理运动；但是，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下面这个例子：美国有大量剩余的黄金，欧洲则缺乏黄金；那末将会发生什么情况？黄金就会越过大洋而流动。这个例子在其形式上岂不是与流体力学的那个例子十分相似吗？由于在某种物体中产生了我们在物理情形中称之为压力的差异，从而发生了运动，这个术语也能相当恰切地应用于经济情况。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苏联，产生了对各种货物的大量的新需要；于是，工厂日夜开工，同时越来越多的工厂正在破土建造；可是，在世界的其余地方，供大于求，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工厂削减其产量，或者完全倒闭——这并不是对我们经济危机的描述，而是仅仅举个简单的例子而已。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生产了货物？是工厂中的机器；这当然不错，但是还有对货物的需要；也就是说，有一种与物理学中的含义不同的力，但是在应用上却是一致的。现在来归纳一下：正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行为场那样，我们可以介绍一种经济场，它与行为场一样，也具有其力的系统。由此可见，在行为环境中就不该提出对力的任何异议了，甚至不该提出对它们产生实际的身体运动的异议了。因为这种需求使车轮转动，并使轮船把黄金和货物运输到大洋彼岸去。由此可见，经济的力产生经</a>济的结果，它们通过作为中介的物理运动而达到这一点。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并没有假设一种特殊的实体，譬如说具有大写字母“T’的“贸易”（Trade）；因此，心理学家在处理行为场的时候，也不需要引进一种称为“心灵”（Mind）的实体。


    这是一个十分杰出的论据，它可能导致科学哲学的重大结果。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并不感到满足，因为它使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种是物理结果，另一种是行为结果或经济结果，完全处于朦胧状态。我需要的是同一个论域，在该论域中，一切事件都会发生，因为活动是在一个论域中被界定的，而不是从一个论域到另一个论域被界定的。我从勒温那里借用的论据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论域的定义，从而可能强烈地影响我们的现实概念。但是，在他的论点发展成为始终如一的认识论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之前，我更高兴见到这样的论点，即对我以不同方式使用行为力提出异议。


    正如我前面所说，我承认这一论点的中肯，也就是说，我承认在我们的最终解释中，只能有一个论域，而且一定是物理学曾教导过我们的这个论域。我们不仅应该把我们的行为所消耗的能量视作是物理化学的能量，而且，也应该把对每一种运动负责的力视作是物理化学的力。有机体本身是一个物理化学系统，尽管它的生存有赖于地理环境，而它的活动则必须按照这个系统内的过程来最终得到解释。如果一种活动可以还原为有机过程的因果序列的话，那末，它便成为可以理解的了，因为这样一来它便还原为一个论域，这个论域与它的实际运动发生的论域是一样的。


    如果有人认为该论点已经排斥了场概念使用的话，那么这将会误解这一论点的倾向。反之亦然；如果行为的地点在于物质世界，那么，在物理学中作为一种有力工具的场概念也必须适用于行为。我们的论点仅仅否认这种场概念能与行为环境概念相一致。


    2．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我们反对这种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的第二个理由是以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前者依靠后者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种依靠的方式决非简单或模棱两可。但是，鉴于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讨论，它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联结中有关的：我们假设这种联结是一种因果联结，也即地理环境成为行为环境的原因。不过，由于两者属于不同的论域，困难又出现了。这是因为，一个论域中的一种原因如何能在另外一个论域中产生一种结果呢？我们的所有因果定律在同一论域内涉及各种事件，因此，由于地理环境属于物理领域，我们要求它的结果也属于物理领域。于是，我们再一次被迫离开行为环境；我们被迫用实际的物质在机体中发生的事去取代它。当然，这个问题并非始终让我们感兴趣。我们可以认为它的答案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把它暂时搁置起来以便处理其他一些问题。科学始终在不同的水平上运作，在较高水平上的运作可能进行一个长时期而毋须涉及较低水平的运作。因此，化学在与物理结合以前成为一门十分先进的科学，即便到了今天，它也不可能将一切化学反应具体地还原为质子和电子的运动，尽管每一位科学家都认为原则上这样的变化是可能的。


    因此，我们目前的论点仅仅意味着，心理场作为最低水平上的基本概念，不可能与行为环境相一致，这是因为，作为基本概念，心理场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必须与地理环境在因果上联系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已经指出，心理学在不同水平上运作，而行为环境可能是这些水平中的某个水平，如果不是整个场的话，至少是它的一个部分。


    3．行为环境的不足


    我们的整个行为是不能根据行为环境来解释的。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对它们来说，无法找到任何合适的行为环境。对此，让我们——予以讨论。


    （a）所谓的反射


    在我们生命的每一时刻，我们肌肉组织的紧张度得到调节。如果得不到调节的话，我们便不能坐，不能站，也不能走路了。但是，所有这些调节都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于它们来说，不存在什么行为环境。对于紧张反射来说为真的东西，对于所谓的阶段性反射也为真。例如，我将一束强光射入一个人的眼中，他的瞳孔便会收缩；我把光线移去，瞳孔又重新放大。现在，可以这样说，这里存在着一种行为环境，因为那个人会看到光线的来去。但是．即便这样，他的行为对他自己来说也很难了解；他在知道有关瞳孔的活动之前，对他瞳孔的运动可以说完全无知，即便在瞳孔收缩或扩张之时，他仍意识不到它们的运动。因此，如果说在这些情形中可能存在一种行为环境的话，现象的行为还是会消失。此外，不论一个人是否有行为环境，并不构成任何差异。例如，一名拳击运动员被击倒并昏迷，但他的瞳孔仍有反应。


    显然，如果场概念被用于这类反射之中，它不可能像行为环境的概念一样。当然，人们都会被诱使将场概念排除在反射的解释之外；那是人们已经做过的事情。反射是纯粹的刺激-反应之联结的原型（prototypes）；它们仿佛是一种纯粹的地理环境中行为的清晰例子。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见第八章）为什么能接受这样一种解释。它将意味着有两种可以明显区分的行为类型，诸如形成场条件反射的行为（field－conditioned behaviours）和没有形成场条件反射的行为，就像存在依靠行为环境的行为和不依靠行为环境的行为那样。然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绝对的区分。一种活动可能或多或少地由一种行为环境所决定，而且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分界线。相应地说，若让我们以某种方式接受没有形成场条件反射的行为，我们一定会感到勉强。但是，它的场不可能是行为环境。


    （b）在行为环境外面决定行为的力


    决定我们行为的力不可能总是那些我们认为是决定因素的东西。例如，我们可以干某事，以便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去取悦于X，但是这样做实际上恰恰会使Y感到恼怒，这时的Y既不需要在场，又不需要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中。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已经使许多这样的事实更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且可以这样说，它的一般倾向证明，我们的一切活动均属于该类型，并可还原为一些隐蔽的力，这些力完全不存在于我们的行为场中。不论精神分析者是否言过其实，有一点很清楚，这种活动仍然存在，它不能根据行为环境来解释，它与行为的其余部分如此相似，以致于需要一种共同的解释性概念。由于场概念可以适用于一切行为，所以它再次表现出，心理场无法与行为环境相一致。


    （c）记忆


    还有记忆问题。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场，而且，无论怎么说，它不能充当反对其普遍性的一种论点。我与我昨天遇见的A谈了话，而不是与以前从未见过面的B谈话，这是由于事实上A在我的行为环境中是一个熟悉的人，而B则是一位陌生人。但是，也存在其他一些方式，通过这些方式，记忆毋需行为场的中介作用便能决定行为。例如，一名训练有素的打字员的快速而又正确的操作，是无法根据实际存在的行为环境来解释的，同样的情况如克莱斯勒（Kreisler）的演奏或者蒂尔顿（Tilden）或科歇（Cochet）的网球赛。他们的所有训练都反映在他们目前的操作中，但是这种训练并不属于目前的行为环境。可是，技能并非位于行为环境之外的唯一的记忆效应。我想起一个人，一座城市，一座山，但却记不起它的名称。我很想叫出其名称，但是任何努力均归失败。于是，我只得放弃，并干些别的事情，突然间名称出现了。这种现象再次说明在没有行为环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种行为，然而，它肯定是操作之力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一种场过程。


    “无意识”


    把上述（b）和（c）提出的事实称作无意识（unconscious）或下意识（subconscious）对我们并无帮助。这里，我们见到我们术语之优点了，因为“意识”一词可以通过加上前缀“无”和“下”而形成新词（例如“无意识”和“下意识”），可是，行为环境不能在尚未完全失却其含义的情况下变成“无行为环境”或“下行为环境”这样的新词。由于我们认为意识一词应当只用作直接经验的等同物，其中包含了自我的行为环境和现象行为，因此，我们必须放弃使用“无意识”和“下意识”这些术语。然而，这些词被创造出来并得到广泛的接受，一定存在某种原因；为什么所有的心理学家未在意识和单纯的生理过程之间作出简单的区分？我认为，答案在于下述的事实，即生理过程未被作为场过程来处理，而所谓“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过程都具有十分明确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我们的术语中称作场特征。因此，如果我们在生理过程中保留场特征的话，我们将不再被诱使去谈论无意识过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置于“行为场的不足”这一标题之下的那些事实，那末，看来我们不得不再次转向生理事实了。


    资产负债表


    使这场讨论得以平衡的天平是什么？我们有得也有失。我们的收获在于建立了单一的论域。地理环境的物理场作用于一个物质客体，也就是有机体，并对该有机体内的生理场产生影响；于是生理场的事件发生了，它们改变了地理场，从而改变了生理场。我们拥有一个纯粹的物理学问题，该问题由于物理场和生理场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场的关系而变得复杂，同时也由于后者的巨大复杂性而使该物理学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但是，问题尽管复杂，却也不再朦胧；我们理解它的条件，原则上，我们可以从头至尾地追踪每个事件，也就是说，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进行追踪，而不是从一个论域跳向另一个论域。


    以上谈的是收获。不过，损失也同样是明显的。如果我们就此打住的话，我们便放弃了把行为环境带入我们体系中来的全部利益。我们就会不再去处理心理事实而是去处理纯粹的生理学了。事实上，这种结果对于许多心理学家来说不能被视作损失，而是收获，现在他们也许会作出下列评论：“如果你想用生理学术语解释一切行为的话，那末你为什么还要引进行为环境呢？”我们已经对我们的行为环境寄予厚望。由于这个概念的帮助，我们认为可以建立起一种能为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所接受的心理学，因为它包含了动机、美和合理性。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并用单纯的生理学来回答问题。这样一来，难道不等于放弃克分子行为而用分子行为来取而代之吗？难道我们不是在使自己的目的变得荒谬可笑吗？最后，在我们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又如何能用纯粹的生理学术语来建立起一个心理系统呢？难道一种新型的思辨心理学不会去取代实验心理学吗？行为环境是我们有所了解的，但是，我们的生理场仍然是完全未知的量。


    于是，便产生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bnce sheet）。如果我们注视着资产和负债，也就是通过我们对生理场的信奉而在资产负债表上出现的内容，我们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各种心理学学派之间发生争论的原因。那些认为资产就是计数项目的人成为行为主义者，他们对自己的债务就像债务人准备去做的那样轻松地思考。另一方面，那些认真的债务人（债务的分量像无法承受的重负压在他们肩上），对资产毫不考虑，从而成为“理解的”心理学家（understanding psychologists）。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发现了各种折衷办法。不过，所有的折衷办法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它们没能找到一种方法，即用资产去抵冲债务。如果我们想成为诚实的人，并以一种长远的计划来经营我们的业务，从而使我们避免一种迫在眉睫的破产威胁，那末，我们必须这样干。或者，让我们选择另一种隐喻，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正在走向何处，并且相信我们踏上的路是通向目标的。我记得学生时代的一件事。当时，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同行的一位同学对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学习的心理学正在把我们引向何方？”我对那个问题未作答复。嗣后，我的那位同学，在取得他的博士学位后，却放弃了心理学的职业，现在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由于我不够诚实，也由于我能力不强，因此仍然坚持我的工作。但是，由于他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所以，我准备随时抓住机会去找到答案。


    行为场和生理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如果我还没有忘记那个颇为偶然的谈话的话，那么与另一位同事的谈话则作为我一生中的重要时刻而铭记于心中。这次谈话发生在1911年初，地点是法兰克福的一条大街。威特海默刚完成他的似动知觉实验，在该实验中，我和苛勒（Kohler）担任了主要的观察者。现在，威特海默打算告诉我实验的目的，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被试，我对该实验却毫无所知。当然，以前我也曾与这两个人作过多次讨论。一个人只要经常与威特海默接触，就会了解格式塔理论的一些方面，甚至在早期也是这样。但是，那天下午，他谈了一些问题，那些问题要比任何其他问题都使我印象深刻，他说的就是心理学中生理学理论的作用问题，也即意识和生理过程的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用我们新的术语来说，也就是行为场和生理场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用这些新术语来陈述这一问题是相当不公正的，因为这种陈述只有用威特海默的观点才有可能说清楚；在此以前，没有人想到过生理场的问题，或者为了那个问题，想到过行为场。


    行为和意识的传统生理学理论


    那时的生理学假设究竟是为什么的？神经过程被描述为仅仅是一类事件，在某处开始兴奋，沿着神经传递，传到另一根神经，从那里再传至第三根神经，直到最后，它们产生肌肉收缩或腺体分泌。行为的巨大复杂性并没有通过这些同样复杂的过程得到解释，而是仅仅通过许多彼此独立的过程的综合得到解释，这些过程全都属于同一种类，但却发生于不同的地方。一个兴奋的部位（locus）成为它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人们介绍过程的多样性，仅仅是为了说明不同的感觉方式和感觉质量，前者与部位差异相联系，而后者则不。声音刺激将引起听觉神经中神经纤维的兴奋，这种兴奋传递到皮层的颞叶，从而刺激那里的神经节细胞，以引起与音调感觉的特征相对应的特殊形式的反应；光刺激同样会引起兴奋，这些兴奋传入皮质的枕叶，在那里引起细胞的兴奋，由于这些细胞的不同性质，此类兴奋将与皮质颞叶中的过程有所不同。但是，同样是枕叶细胞，也能产生不同类型的兴奋。在这样一种生理假设系统中，由于皮质细胞和感官表面细胞之间存在一种固定的联结，例如，在视觉皮质细胞和视网膜锥体细胞之间存在一种固定的联结，因此当同一个锥体细胞兴奋时，同样的皮质细胞也将会始终受到激发。现在，同样的锥体细胞可以由不同波长的光波引起兴奋，从而使有机体看到不同的颜色。结果，从锥体到皮质，同样的神经纤维和神经节细胞必须能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


    然而，这是神经过程所具有的唯一的质的多样性；除此以外，一切复杂性都由不同部位的细胞兴奋的结合来进行解释。毫无疑问，大脑的定位问题在心理学领域显得十分重要。


    我曾说过，这种形式的生理学理论在1911年颇为盛行；我还必须补充的是，十年前，伟大的生理学家卜冯·克里斯（J·Von Kries）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形式的生理学理论是极端错误的。但是，他未能提出一种合适的理论以取代它的位置，所以，旧的理论继续存在下去，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确实这种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到了1929年，它仍然十分富有活力，致使拉什利（Lashley）在对美国心理学会发表的主席演说中（拉什利的论文是在耶鲁大学</a>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宣读的）试图给予它致命的一击。自从冯·克里斯发表他的著名演说以来，反对该理论的材料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拉什利的抨击看来是击中要害的；他的理论似乎具有迷人的活力，从而一直坚持到今日。


    生理过程是分子的，完全与行为过程不同


    看未，有必要对此问题筛选出一些突出的方面。首先，是托尔曼所谓的分子。在神经兴奋中找不到任何充分子的特征，神经兴奋的总和构成了神经活动。其次，这种生理过程的理论与它的行为环境一起构成了行为的基础，或者，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构成了意识现象的基础，它的构成几乎完全不受克分子行为或意识现象的控制。后者仅仅通过进入了我们在前面提过的质的感觉差异而对该理论产生影响。以特定方式解释过的解剖学事实看来揭示了若干彼此独立的结构，也就是神经元；确实，解剖学的事实是该理论的主要基础。但是，不仅这个理论不受行为观察或心理观察的支配，而且，它对这种观察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把行为描述为大量反射的结合（不论是原始的反射还是条件反射），根据感觉把行为环境描述成心理要素（elements），这两者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当现代实验心理学问世时，感觉理论并没有与其一起创立，而是从旧的思辨体系（Spective Systems）中接管过来的。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从未被人怀疑过，它之所以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毫无疑问是由于起源于解剖学发现的生理学理论。于是，我们看到了事实如何依靠理论，因此，如果声称一种理论只是对独立事实的简要阐述，那末，这种说法是何等的错误。


    它们的关系仅是事实的


    再次，在这一理论中，作为刚才表明的两种特征的结果，一方面是克分子行为和行为环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生理过程的基础，都是事实的。实际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冯特（Wundt）难道没有强调过以下的观点，即忧郁的感觉和相应的中性事件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吗？斯托特（Stout）在1913年断言：“按照任何一种观点，必须把思维和感觉看作与任何物质过程基本上不同的东西，而大脑的原子和分子运动基本上与思维和感觉不同”（1913，p．16），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上述这种断言更加肯定的呢？托尔曼难道没有在1932年刊布的著作中写过下面这样一段话吗？托尔曼是这样说的：“我们坚决主张……‘行为－活动’（behaviour-acts）尽管毫无疑问完全与物理学和生理学的基本分子事实——对应，但是，作为‘克分子’整体，它们具有某些自身的突出特征”（p．7）。如果我们认为这个陈述意指克分子行为基本上与作为基础的分子生理过程不同，那么我们就把第三点与第一点连起来了。


    鉴于上述三个论点，该理论必须受到谴责。分子生理过程的假设是以十分脆弱的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它导致了一种对行为和意识的分子解释（这种解释与事实发生冲突），或者完全将这两种系列的过程割裂开来，即将生理过程和行为过程或意识割裂开来，与此同时，通过把其中一个视作为另一个的相关物（这种关联的性质完全未知），而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最为密切的可能关系。


    威特海默的解决办法——心物同型论（isomorphism）


    现在，读者可以理解威特海默的贡献了；读者还会发现，为什么他的生理假设要比其他任何东西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他所说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两句话：我们不应把生理过程视作分子现象而应视作克分子现象。如果我们果真这样做的话，则旧理论的一切困难都会烟消云散了。这是因为，如果它们是克分子的话，那么它们的克分子特征将与意识过程的特征一样，它们被假设为意识过程的基础。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我们的两个领域非但不会被不可逾越的鸿沟所隔开，反而会尽可能地结合在一起，于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对行为环境的观察和对行为的观察作为具体阐述生理假设的资料。由此，我们不只处理这样一些过程中的一种过程，而且我们还必须处理尽可能多的不同的心理过程，这两种类型的变式肯定是一样的。


    克分子生理过程


    然而，只要人们还不知道克分子生理过程是什么东西，那末，这种理论看来仅仅是说说而已。我们难道没有把新的实体引入生理学中去，从而引入科学中去，致使与科学原理不相容吗？难道物理学不是一门超级的分子科学吗？威特海默看出物理学并非分子科学；但是，他知道这种异议的错误性。这项工作留给了苛勒，苛勒于1920年通过表明物理学是一门克分子科学从而证明这一论点的错误性。“原子论”（atomic theory）这一名称看来证明了这种对立，但是，仅仅对一名肤浅的观察者来说是这样。让我们来举一个我们能够找到的最简单的例子：通过原子论，水被解释成是两种元素即氢和氧的化合物，以此方式组成水的分子，每一个水分子由三个原子构成，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此外，在自然界中，氢是以分子形式出现，而不是以氢原子形式出现，每一个氢分子由两个氢原子构成。于是，我们便有了H、H2、H2O。这听起来像一种明白无误的分子理论，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因为，H、H2和H2O都具有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不能通过将H的特性和O的特性简单相加而得出。据此，物理学力图构建原子和分子模型，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如同实际地被观察的实体的差异。简单的氢原子是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以十分明确的动力关系构成，根据卢瑟福-玻尔（Rutherford－Bohr）理论所表达的这种关系，电子通过轨道围绕着质子而运动。在H2中，两个氢原子结合起来了。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具有两个质子和两个电子的一个全新的系统已经形成了。这个新系统中的运动（即每时每刻处于活动状态的力），完全不同于H系统中的运动。例如，在简单的水分子里面，与氢原子和氧原子相比，其结构的复杂性和结构的差别是多么显著啊！因此，如果说这一系统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这样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氢原子和氧原子在水分子这个新系统的何处能找到呢？让我们以此方式来看一下，化学分析将水分解为氢和氧，仅仅意味着一种系统已经转化为其他种类的系统，在这种转化中，某些特征，像整体物质的特征一样，仍保持不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水是氢加氧以一定比例结合而成的。


    分子理论和实体类别


    上面的陈述所包含的谬误有其深刻的根源。人类建筑师将砖头组装起来盖成房子。他知道，正如他把房子造起来那样，他也可以把房子毁掉；他知道，他在与砖头打交道，毕竟他的房子是一些砖头组装而成的。但是，他恰恰忘记了他已经把这些砖头堆砌在一个引力场中，如果没有这种引力场，他可以用极少的砖头建造一所房子。但是，比起引力来，砖头毕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盖房者仅仅想到了砖头，从而形成了他的现实概念。对于人类思维来说，实体具有体现现实的作用。分子理论只不过是这一思想的应用而已。基本上，它导源于一种选择性原理（selective principle），即应用于我们对现实理解的原理。但是，一所房子的现实是用什么东西构成的，或者克分子行为的现实是用什么东西构成的？如果我们试图根据实体去解决问题的话，问题便变得不可回答。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原子去描述一个分子的话，分子便将丧失其现实性。剩下来的便是我们与质子和电子在一起，正如在盖房子的情形中我们与砖头在一起一样，以及在克分子行为中与反射在一起一样。


    不过，这种困难仅在哲学家方面产生，建筑师或物理学家不会产生这种困难。物理学家与这种原始的现实主义则相距甚远。实际上，物理学家发现，要想找到“实体”是越来越难了。有组织的力的场（fields of force）为他假定了主要的现实。假设如下：世界由质子和电子组成，这种说法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正像声称欧洲由人类居住对历史学家或政治家来说毫无意义一样。后面一种陈述当然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它是否有助于解释欧洲的历史或目前的政治危机呢？居住在欧洲的人中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以及大量的其他民族。如果将一名法国人放到一座荒岛上去，将另一名英国人放到另外一座荒岛上去，将一名德国人放到第三座荒岛上去，如此等等，那么他们的行为举止将会或多或少地相似；至少他们都是人类，这一事实将是解释他们行为的主要因素。但是居住在法国的法国人、居住在英国的英国人和居住在德国的德国人都是不同的民族。为什么？这是因为，不仅人类是一种现实，而且人类社会具有其机构、政治形式、社会习俗和风俗、语言和文学、艺术和音乐、社会层次等等。如果我们否认这些东西的现实，那么我们便不可能成为历史学家，也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如果我们否认力的场分布的现实，那么我们便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家；如果我们否认生理过程的克分子特征的现实，那么我们便不可能成为生理学家。


    “生理学模式”


    也许人们会反对说，没有人会把“生理模式”（physiological pattern）这个词用于每一册书中和涉及该题目的每一篇专题论文中。这是十分正确的。“模式”一词使问题变得模糊起来。在哪种意义上说这种模式可被认为是真实的呢？只有在我所谓几何的或结合的意义上，在这意义上同样可以用于掷骰子游</a>戏。如果你摇动六只骰子，每一结果都可以称为一种模式：536224，151434，625251，等等。这里，“模式”的含义除了一些独立事件的结合以外，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这些模式可以产生十分真实的结果。我拿起电话，拨了号码234（模式），结果校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如果我拨479，那么心理系的电话铃也会响起，如此等等。这便是归因于生理模式的那种现实，与我声称的行为的克分子方面的那种现实颇为不同，也与我声称的生理事件或物理事件的克分子方面的那种现实颇为不同。我在先前讨论中曾用过的一个例子将会使这两种现实形成对照：“把同样容量的两个绝缘的电容器置于一个同质的电介质里，两个电容器之间保持很大的距离。然后，我将同样数量的电流E通向每一个电容器中，于是它们产生了同样的充电。不过，这种相等是一种纯粹的逻辑上的相等。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对这两种充电进行相互比较。从物理学角度讲，在这种情形里，不存在相等的动力现实。确实，我可以在两种电容器的任何一种电容器里面改变其充电量，而不致于影响另一只电容器的充电量。然而，当我用一根导线将两只电容器连结起来以后，它们的充电量的相等便成为一种物理的、动力的现实了。现在，这种相等性不再是一种我可以随意陈述或忽视的关系了，而是已经变成一种导体聚合的系统特性，它不再可以通过改变其中一只电容器的充电而被改变了。”（1927a，pp．178f）


    第二种情形里的相等性是一种真实的现实——而在第一种情形里则不。然而，“生理模式”已经在第一种意义上被使用，而不是在第二种意义上被使用，因此，这一术语与克分子特性的现实毫无关系。


    现在，我们了解克分子生理过程是怎么一回事了。它们并不是独立的、局部的神经过程之和，或者说不是独立的、局部的神经过程的结合，而是拓展的神经过程，以便使每一个局部过程都依赖于克分子分布范围内所有其他的局部过程。


    威特海默的解决办法，以及解剖学的事实和生理学的事实


    对威特海默理论的下一个批评将会在关于它坚持解剖学事实和生理学事实方面提出挑战。这些事实至少适当地保存在旧的生理学理论中；难道它们不是由于这一原因而使新的生理学理论失效吗？然而，甚至对这些事实所作的最为粗略的考查也会表明这种批评是不堪一击的。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使局部事件的结合得以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使拓展过程得以形成的条件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肯定是这样的：当这些过程（而且只有当这些过程）完全被彼此隔绝，从而使它们能以绝对的独立状态自行发展时，只有到了那时，第一种情形才得以实现。因此，在电话接线中所形成的不同联结纯粹是一种局部事件的模式。A与B一起谈话这个事实对C和D互致祝贺的第二个事实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同样，对E和F进行剧院约会的第三个事实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可是，另一方面，在局部过程并不完全隔绝的地方，它们也不再是完全独立的，因此，在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将有赖于在所有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隔绝的程度将决定相互依存的程度，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不是一种彼此对立的情形，而是无限多样化的情形。因此，任何一种有关神经过程的生理理论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解剖学所揭示的个别神经结构是不是彼此隔绝的？只有当回答是肯定时，一种附加模式的传统理论方才成为可能。一俟人们发现这种隔绝不是完整的，克分子分布理论便必须取而代之。所以，迄今为止引证的解剖学证据不足以支持这种旧理论。那末，什么是附加的证据呢？如果我们在旧理论的奠基者和支持者的著述中去寻找答案的话，这种寻找将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因为，旧理论的奠基者和支持者从未见过这种两难的境地；他们从不有意识地在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受解剖学事实的引诱，跳到一个马鞍上而不意识到另一个马鞍的存在。尽管这不是真正的科学过程，但可能是正确的猜测。但是，事实上，它又非如此。事实是，神经纤维彼此隔绝，相距很长距离，但也有无数交叉联结，这些交叉联结也许会使每个神经细胞与另一个神经细胞相联结，旧理论曾经充分利用这一事实，以便对各种可能的“结合”作出解释。但是，即便这样，神经组织这一网络中的事件不再可能形成一种几何模式；如果它们是相互联结的话，那末在它们中间发生的过程便不再是独立的，我们必须把它们视作具有某种相互依存程度的克分子分布，这种相互依存的程度随着实际运作的阻力而作相反变化。因此，拓展的生理过程还没有被创立起来，以便支持一种特定的理论。那些生理过程实际上受解剖事实本身所要求。来自堪萨斯大学心理实验室的两项新近的调查对这一观点提供了直接的实验支持。它们证明，由局部刺激产生的狗的大脑皮质的活动流（action currents）并不局限于皮质的小型区域，而是形成一种渗透到整个皮质的模式，随着这种刺激的变化，高级活动的区域也在变化。帕金斯（Perkins）于1933年使用了声音刺激；而巴特利（Bartley）则运用了疼痛、运动和视觉刺激。此外，“这些记录都导致这样的结论，即所谓被动动物表现出来的皮质活动模式与主动动物表现出来的皮质活动模式基本上是同样的顺序。换言之，在一切行为条件下，似乎有一种基本的模式在运作，而对动物在受控制条件下的任何一种实验刺激只不过是改变了这种模式而已”（巴特利，p．47）。巴特利还作出结论说：“根据已经提出的事实和建议，神经系统的场论是需要的，只要其活动是可以理解的”（p．54）。


    生理学假设的行为资料


    在威特海默的理论中，尚有一点也许会遭到怀疑论（scep- ticism）的攻击。我认为，这种理论的一个优点在于，它将运用心理观察，也即行为场的观察和现象行为的观察，以此作为一种生理理论的材料，从而大大扩展了其经验主义的资料。看来这是一种未经证实和高度思辨的假设。对于一种生理学理论来说，这种资料必须是生理性的。只有来自物质世界的资料方才可以为一种理论所用，这种理论探讨物质世界之一部分的本质，也就是说，探讨生理过程。不过，这种异议忽略了一个事实，这是苛勒于1929年加以强调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观察都是对直接经验的行为事实的观察。通过对这些事实予以仔细的选择，就有可能发展物理科学，尽管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间接的关系。在这两种世界之间的东西，以及介于这两种世界之间的媒体是有机体内部的生理过程。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操作行为世界，以便去获得对地理世界顿悟的话，那末，为什么不该有此可能从这类研究中产生对生理过程的顿悟呢？后者所走的路要比前者所走的路更短些；在前者的情形中，我们要穿越中介环节，而在后者的情形中，我们只走了一步。此外，行为世界和生理过程之间的联结，比起后者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结，要更加紧密得多；难道我们没有谈过“作为基础的”生理过程，或者意识现象的生理“相关物”吗？这里，让我们来引述苛勒的话：“根本不存在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建构直接构成经验之基础的生理过程是不可能的，如果经验允许我们在外部建构物质世界（该世界与经验的联系并不紧密）的话”（1929年pp．60f．）。此外，如果B代表行为世界，G代表地理世界，P代表生理过程，那么，BP－G就表明了这种关系。现在，P与G处于一种因果的联结之中，并且与B处于一种更为直接的联结之中；通常的假设（即我们将证明是错误的假设）是，P和G处于密切的几何对应之中，而B和P则完全不同。这样一种假设难道没有使下述现象（即B能为我们提供关于G的信息）变得完全不可理解吗？这是因为，如果B完全不像P，而P很像G，那末，B如何能导致G呢？然而，如果B和P基本相似，那么，只有当我们能够获得关于G来自P的知识，以及关于我们如何获得这一知识的过程时，我们才能依靠G－P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B的确切观察为我们展示了P的特性。这种理论最早由威特海默宣布，并由苛勒仔细地加以系统阐述。在苛勒的《物理格式塔》（Physische Gestalten）一书（1920年）中，他深入地探讨了物理学和生理学，以证明该理论可与物理事实和生理事实和谐地共存；在他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一书中，他用若干特定的原理系统阐述了“心物同型论”（isomorphism）。在他的著作（1920年）中，他将一般的原理阐述如下：“在每一种情形里，任何一种实际的意识不仅盲目地与它相应的心物过程相结合，而且在基本的构造特性上还与它相近”（p．193）。因此，心物同型论这个术语意指形式的同一，它作出了大胆的假设，即“大脑的原子和分子运动”并不“基本上与思维和情感不同”，就拓展的过程而言，在其克分子方面是一致的。此外，生理学家冯·弗赖（Vo Frey）从其关于触觉的著名研究中还得出以下结论：“根据最近的调查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在我看来，较少地在于改进概念的定义，而较多地在于这样的信念之中，即与心理格式塔（mentalgestalten）相协调的身体过程一定具有与它们相似的结构”（p．217）。


    心物同型论的旧形式


    自海林（Hering）和马赫（Mach）时代以来，大多数心理学家均认为某种心物同型论是必要的。海林严格按照直接的色彩经验建立起色觉理论。构成海林体系的那些原理已由G．E 缪勒（Muller）于1896年作为心理物理学原理而加以系统阐述了，但是这个心物同型论几乎是漫不经心的，尽管科学问题要求它作出回答；它关注感觉的几何顺序或系统顺序，而不是生活经验的实际动力顺序。鉴于这一原因，它仍然是一个孤立的部分，并不被认作是一种基本的心理学原理。马赫（1865年）指出了一种更为深远的心物同型论，这种心物同型论似乎与威特海默和苛勒的心物同型论相一致。不过，它在发展我们的科学方面并无任何作用，它如此地鲜为人知，以致于苛勒仅仅提到海林和缪勒，却在这个问题上未提到马赫。仅仅出于偶然的机会，我在马赫的著作中找到了这个段落，这使我十分惊讶。我们又一次毋须苦苦搜索便发现了这一历史的明显不公。马赫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看到了许多最为基本的心理学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后来的许多心理学家尚未理解；与此同时，他拥有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使得对这些问题提供富有成果的解决办法成</a>为不可能的事。所以，他的动力的心物同型论对心理学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是因为他对动力所作解释的缘故。


    心物同型论和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现在，当我们手中握有彻底的心物同型论这种工具时，我们便可在陈述了以下的理由之后，即为什么当我们研究基础的时候，我们必须选择生理场，而不是选择行为环境作为我们的基本范畴，回到我们草拟的资产负债表上来。我们发现，我们的资产一点没有损失，而是成功地将它们转化，用于抵冲我们的负债。我们不再失去由于引进行为环境而获得的利益，因为我们是根据观察到的行为环境的特性来建立生理场的，也是在观察到的行为环境的特性指导下建立生理场的。这样，我们便有充分理由来引进和保持行为环境，尽管我们最终需要寻求生理学的解释。由引进我们的行为环境而产生的一切希望存在于我们的新体系中。如果生理过程是拓展中的一些过程的话，如果它们是克分子的而不是分子的话，那么我们便避开了抛弃克分子行为而赞同分子行为的危险。最后，我们并不鼓吹纯粹的思辨。反之也是正确的；我们想为我们的生理理论提供更多的事实，而且比传统的理论提供的更多，而不是更少。毫无疑问，大脑过程是未知的领域。我们作为一门年轻科学中的工作人员，是否应该屈服于这一情境，或者恰恰相反，是否应该尽最大努力去改进它呢？生理学理论，正如我们正视它的那样，比起旧的电话线概念或铁路路轨概念，确实要更加困难得多，但是，它同样也将更加有趣。


    “大脑的神话”


    苛勒在他的一段十分令人吃惊的文字中，针对他人的异议，为他的假设进行了辩护。批评家指责苛勒的假设纯属思辨，纯属大脑的神话。我仅仅翻译了其中简短的但深刻的一段：“第三，必须这样说，该论点暴露了对经验科学实际过程的一种奇怪的误解。自然科学继续推进解释性的假设，这些假设无法由它们形成时期的直接观察所证实，也无法在此后的一个长时期里得到证实。属于这类假设的有安培（Ampere）的磁力理论，气体的动力理论，电子理论，放射理论中的原子蜕变假设，等等。在这些假设中，有些假设自那时起已由直接观察所证实，或者至少已经接近于这种直接的证实；其他一些假设仍远离这种证实。但是，如果物理学和化学避开假设的话，它们将会被斥责成处于永久的胚胎状态；它们的发展看来恰如一种连续的努力，稳步地缩短使那些存在于该过程中的假设得以证明的道路的余下部分”（1923年，pp．140f）。


    心物同型论的附加优点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逐点讨论了这些观点，它们出现在我们分类帐目的债务一边。但是我们还可以对我们的资产补充三个项目。（1）我们已经获得了对克分子事实和分子事实之关系的顿悟。当我们看到，以分子事实为基础的一门心理学无法解决最重要的心理学问题，以及历史学家或艺术家的问题时，我们建议，以克分子事实为基础的一门科学可以为分子事实找到一个位置。我们的期望已经实现；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分子事实从我们的体系中消失；分子事实仅仅停止成为独立的事件，也即一切事实的真正要素。相反，它们看来成为较大的场事件中的局部事件，成为由较大的场事件决定的局部事件。


    （2）就算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克分子理论，它也是纯粹的生理学理论，心理事实、直接经验的事实等，都在该理论的构建中被运用。这难道不反映一种唯物主义的偏见吗？它难道不意味着关于现实（在此现实中物理的地位高于心理）的一种评价吗？该理论难道不是唯物主义的遗腹子吗？让我从威特海默的著作中摘引一段十分感人的话吧：“当人们对自己厌恶的唯物主义和机械主义寻根究底时，他有没有找到使这些体系结合起来的要素的物质特性呢？坦率地说，有些心理学理论和许多心理学教科书坚持研究意识的要素，比起一棵并不拥有意识的活树来，它们在含义和意义方面是更加唯物主义的、枯躁乏味的，而且是贫乏的。它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宇宙的粒子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哪些物质是整体的，即具有整体的意义”（1925年，p．20）。


    于是，指称我们的理论具有唯物主义偏见的断言消失了。允许生理过程而非单单兴奋结合的一种生理学理论，比起那种只允许感觉和感觉之间盲目联结的心理学理论来是更少唯物主义的。不过，我们甚至可以再多说几句。我们的理论是否是纯粹生理性的呢？如果是纯生理性的难道不意味着对事实的抛弃吗？这是因为，作为意识的相关物而建立起来的生理过程首先是通过它们的意识方面而被我们了解的。如果我们在处理它们时完全把它们当作纯粹生理性的而没有这种意识方面的话，那就会忽视它们的一个显著特性。确实，这些过程的意识方面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因果解释中去，但是，它必须作为一个事实来认识。于是，就导致了这样的结论，作为自然界中某些事件的经和纬，它们“展示了自身”，它们由意识相陪伴。为什么它们会这样，一个过程必须具有哪些特定的特征才能使它们变成这样，这些都是现在无法作出回答的问题，也许永远不能作出回答。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自己的结论，意识就不再被视作一种附带现象，一种原本不该存在的奢侈。这是因为，在我们并不了解的一个方面，如果它们不是由意识相伴陪的话，这些过程将会不同。


    （3）这就把我们引向最后一点。动物的意识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动物的行为是克分子行为，而不是分子行为，这是事实。动物的行为和人类的行为本属一类；两者并不完全不同。然而，另一方面，我们无法观察它们的行为环境，它们的意识。但是，在涉及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的行为环境时，同样也是正确的。直接地说，我只能了解我自己的意识，你只能了解你自己的意识，但是没有人会想到为他自己要求在宇宙中取得一个独特的位置。因此，关于动物意识的假设基本上没有什么新东西。然而，如果我们确实作了这样的假设，我们仍然面临着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何时该将意识归之于动物，而何时则不归之于动物？例如，在意识得以出现的种系发生系列中有没有一个明确的阶段？如果确有这一阶段的话，那么这个阶段在何处？变形虫是否有意识？如果变形虫无意识，那么，蟹、蜘蛛、鱼、小鸡、猫、猴子和类人猿是否有意识？让我们坦率地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答案的。因为我们不了解究竟哪些特性使得一种生理过程成为意识过程的相关物，我们绝对没有能够肯定地确定哪种行为是有意识行为，哪种行为是无意识行为的标准。


    建立这样一些标准的一切企图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其方法是在某些行为类型和某些意识类型之间假设一种必要的关系。但是，在我们的体系中，这个问题是不具重要性的。难道我们没有从威特海默那里了解到，比起是意识还是生理过程这个问题来，存在着更多的行为的基本特征吗？克分子行为是一种场过程；通过对行为的研究，我们可以根据行为发生的场而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创立克分子生理理论。由于我们的心物同型论，我们甚至可以再跨前一步；我们可以用行为术语而不是生理术语来描述行为场。这样做十分有益，因为我们对这种场的描述具有行为术语，而不是生理术语。我曾说过，一只黑猩猩使用一只“凳子”，这里我用了行为的术语。那么，在目前的科学状态下，我如何才能使用生理术语呢？比起对生理场的描述来，把它完全留在科学范畴以外，不论行为场与其相应与否，通过这种行为术语，我无需表达更多的含义了。这样一来，比起我们上次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甚至更缺乏人类特征。我们认为，关于一种行为环境的假设并不是“拟人说”（anthropomor－Phism）；现在，我们甚至愿意放弃行为环境，用生理场取而代之，关于生理场的特征可以用行为术语给予最好的描述。由此可见，在动物心理学问题上，我们与行为主义者之间的问题并不是意识行为对纯粹生理行为的问题，而是场类型的生理行为对机械联结类型的生理行为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必须在纯科学的程度上予以决定，而且，这种决定不可能不影响更加广泛的问题，即区分格式塔理论和行为主义的那些问题。


    在这个联结中，最后的评论是：我们曾说，由意识相伴陪的生理过程肯定在某个未知的方面与没有意识相伴陪的生理过程不同。我们还必须补充说，在其他有关方面，它们一定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场过程。如果我们将场概念限于意识的生理过程的话，则我们关于心身问题的整个解决办法将对我毫无帮助。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把这些过程视作更为广泛的场事件中的部分事件，从而避免了反对把行为场作为基本类别的论点，我们把这个基本类别称作行为场之不足。为了今后的用途，让我们引进“心物场”（psychophysical field）这一术语，该术语既表示它的生理学性质，又表示它与直接经验的关系。


    我们的心理学之任务


    现在，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心理学之任务进行系统阐述了：心理学的任务是研究与心物场具有因果联结的行为。这一纲领还可以说得更加具体一些。从期望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心物场是有组织的（organized）。首先，它表明了自我（Ego）的极性（pority）和环境的极性，其次，这两极都具有其自身的结构。于是，环境既不是感觉的镶嵌，又不是“旺盛的、嗡嗡作响的混乱状态”，更不是模糊不清的整体单位；相反，它是由一些明确的彼此独立的物体和事件所组成的，这些彼此独立的物体和事件都是组织的产物。同样，自我既不是一个点，也不是内驱力（drives）或本能的总和或镶嵌。为了描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引进人格的概念，也即有着巨大复杂性的人格概念。因此，如果我们想把行为作为心物场中的一个事件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必须采取以下步骤：


    （1）我们必须研究环境场的组织，那就意味着：（a）我们必须找出将环境场组织成彼此独立的物体和事件的那些力；（b）找出存在于这些不同物体和事件之间的力；（c）这些力如何产生我们在自己行为环境中所了解的那个环境场。


    （2）我们必须调查这些力如何影响物体的运动。


    （3）我们必须把自我作为主要的一个场部分加以研究。


    （4）我们必须表明，把自我与其他场部分联系起来的力和环境场不同部分之间的力属于同一性质，同时还必须表明，它们如何以其所有的形式产生行为。


    （5）我们不该忘记，我们的心物场存在于一个实际的有机体之内，该有机体依次又存在于一个地理环境之中。鉴于此，真正的认知问题，以及迎合或适应行为的问题，也将进入到我们的纲领之中。


    （3）和（4）两点是行为理论的核心；（1）和（2）对于它们的问题解决很有必要。所以，人们无法怀疑（3）和（4）两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更少被研究；此外，在我们的第一点内已开始了实验，既包括一般问题的心理学也包括特定问题的格式塔心理学。因此，读者对于我们花更多篇幅于第一点上不必感到惊奇，考虑到它在整个计划中的重要性，这种比例还是合适的。理论概念的价值通过它们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而得到检验。就我们迄今为止发展的概念来说，倘若没有对具体的实验研究工作有着很好了解的话便不可能被理解。但是，还有一点必须记住。在第五点中我们触及了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我在前述评论中提到的那些知觉研究将为我们解决这个哲学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如果知觉不致丧失的话，这一点必须记住。还有许多实验，尽管显得灵巧和足智多谋，但仍然微不足道。这些实验是为什么的？它们对真正了解行为能够贡献些什么？答案是，它们充当了一般原理的演示；单凭其本身的资格，它们并无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