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战场后方的北方人民

    第1节　北方的生活


    战争期间，北方人的生活与大多数欧洲文明社会相似：商业活动照常进行，各类院校学生满员，信徒按时参加礼拜，人们积极参加娱乐活动，机械工程和艺术不断发展。很多人为提高生活质量或获取知识而努力，名利的追逐并没有局限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然而，战争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并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尤其是战争爆发后的十八个月里。当时，爱国的志愿兵受到了同胞们的热情支持，备受鼓舞。1861年5月，菲利普斯·布鲁克斯感叹道：“这场战争怎么样？难道不伟大吗？”直到1862年夏天，人们才注意到了北方联邦军的优秀品质。1862年7月2日，阿萨·格雷写道：“我们的大部分士兵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完全有能力在军中度过一年。”1862年8月15日，阿加西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a>：“率先入伍的是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如果人们对优秀的北方联邦军有意见，那么可能是军队带走了当地最优秀的人……乡村地区所有强壮的年轻人都参军了。”[1]


    第2节　物资匮乏


    战争初期，人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直到1862年秋天。1861年6月29日，在费城，菲利普斯·布鲁克斯写道：“费城人越来越穷了”。1862年8月5日，《纽约论坛报》写道：“我们的工业已经陷入瘫痪，贸易停滞，财政状况堪忧，铁路运输混乱不堪。”但各类商铺仍在运营，咖啡和糖的价格大幅上涨。因此，一些人将咖啡和烘烤过的蒲公英根茎泡在一起喝，一些人用干玉米或黑麦当早餐，还有一些人用红糖代替了白糖。餐桌上的奢侈品逐渐消失，但几乎没有人因吃得不够丰盛感到羞耻。穿便服成了一种时尚和美德。大部分北方人过着清贫的日子。剧院很少开放，歌剧只能偶尔演出。娱乐活动逐渐平民化，如一场受欢迎的演讲或音乐会，用战役名猜词的教堂联谊活动等。有时，青年男女会聚在一起给伤员包扎伤口，或到附近营地参观志愿兵阅兵典礼。通过娱乐活动，人们暂时忘记了战争带来的痛苦。然而，个人的忧伤加剧了整个国家的焦虑。哈里特·比彻·斯托写道：“在许多房间里，生命之光已经熄灭。”


    菲利普斯·布鲁克斯（1835—1893）


    哈里特·比彻·斯托（1811—1896）


    第3节　邮资货币


    国家财政状况堪忧，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1862年1月，政府以高价出售黄金，黄金逐渐从流通中消失。此外，因为黄金并没有大量流通，各州的纸币和国家的法定货币储备充足，所以对大众来说，时世并不艰难。然而，随着黄金价格的上涨，银价也随之上涨。银币成为一种投机商品。投资者高价买入银币，将大部分银币运往加拿大。1862年7月1日，银币似乎也从流通中消失了。银币的突然消失催生了一些补救办法。与市政府或国家政府不同，个人采取行动的速度更快，促进了社会的资金流通。个人提供的资金都是面额为五美分到五十美分的小额纸币及用来支付给酒店、餐馆、商业公司和国家经销商的抵金券。不久，商人们发行了一种高额铜钱和镍币，取代了金属代币和小额银币。1862年7月14日，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在写给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说：“除非立即叫停纸币和金属代币的发行，让政府的小额银币继续流通或有其他替代品，否则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和困局。”他提出使面值一美元的银币贬值，或使邮票和其他税票成为合法货币。根据1862年7月17日通过的法案，国会禁止私人公司或个人发行纸币，宣布向公众发放邮票和其他税票，并规定在一定限制条件下，邮票和税票可以用来支付国家税捐，也可以兑现。与私人抵金券相比，公众更偏爱邮票。于是，很多人蜂拥到邮局领取邮票。但邮票很容易丢失，而且背面的黏性较强，质地易损，又小又轻，成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流通媒介。一方面，由于通用的三美分邮票[2]进入了实用的十进位面额体系，在小额交易过程中，找零成了一件麻烦事。当找零的数额较大的时候，两美分、三美分、五美分和十美分的邮票显得不太实用。因此，在出售各种票据的地方，根据不同的情况，小额邮票一般装在标有十美分、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的信封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麻烦。谨慎的人常常会打开信封，查看信封里的邮票数额是否与封面上写的数额一致。因此，时间一长，邮票会变得残缺不全，无法继续充当邮资。事实证明，邮票是纸币的不良替代品。然而，面对邮票和纸币引发的问题，财政部和市政府几乎同时提供了救济金。


    萨蒙·P.蔡斯提议用邮票和其他税票充当流通货币。根据他的提议及法规条款，政府没有预料到需要提供救济金。根据1862年7月17日通过的法案，萨蒙·P.蔡斯与邮政部长安排了供应邮票的相关事宜。萨蒙·P.蔡斯“很快发现，用作邮资的邮票并不适合流通”，但依然随意阐释法律，并发行了邮资货币。邮资货币票面较小，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面额的票面是一美元钞票的四分之一，五美分和十美分的票面更小。五美分的票面和五美分邮票相同，都印有托马斯·杰斐逊的头像。在二十五美分的票面上，托马斯·杰斐逊的头像被放大了五倍。十美分和五十美分的货币上也有类似的设计。十美分邮票上的图像是乔治·华盛顿的头像。五美分和二十五美分的邮票都是棕色的，十美分和五十美分的邮票都是绿色的。崭新的邮票看起来并不丑。对用惯了纸币、弄脏或弄破过邮票和税票的人来说，邮资货币似乎是一种解脱方式。1862年8月21日，邮资货币开始发行。在纽约和其他城市的助理财务主管办公室，人们焦急地排着队，等着领取新货币。


    第4节　辅币


    根据1863年3月3日通过的法案，国会决定发行辅币，从而代替邮资货币，并将两种货币的流通数量限制为五千万。虽然新货币的形状大小基本不变，背面的颜色起初是棕色、绿色、紫色和红色，后来，三美分、五美分、十美分、十五美分、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的货币背面都用了绿色。但发行新币时，萨蒙·P.蔡斯没有继续使用邮资货币的拓本。除了海关税，辅币可以用来上缴国家五美元以下的所有税款，也可以兑现，逐渐取代了邮资货币。在流通中，辅币和邮资货币被称为“临时辅币”。一开始，临时辅币就像人们的救命稻草一样，但在流通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破旧、肮脏，甚至引发了清洁和健康问题。人们开始反感临时辅币。临时辅币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流通，也可以用来支付采矿和制造企业中劳动者工资的零头，因此，装进信封的薪金成了分配临时辅币的最好方式。但1876年，当临时辅币逐渐被银币取代，最终从流通中消失时，大多数人显得很高兴。


    第5节　北方人的沮丧和绝望


    1862年7月到1863年7月，北方人承受了战败带来的巨大痛苦。乔治·B.麦克莱伦在弗吉尼亚半岛的战役中失利，约翰·波普在第二次布尔溪战役中战败，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惨遭失败，约瑟夫·胡克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挫败。一系列不幸事件让北方人倍感失望。虽然安蒂特姆和史东河的局部胜利稍微缓解了人们的沮丧，但累积下来，军队遭遇的惨败足以在精神上击垮任何民族，除非该民族坚强不屈，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1862年9月14日，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在日志中写道：“查尔斯·萨姆纳来吃饭的时候，愁眉不展，垂头丧气，不时地叹息道：‘可怜的国家啊！可怜啊，真是可怜！’”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北方联邦军不幸战败后，菲利普斯·布鲁克斯在街角握着朋友的手说：“难道不是很可怕吗？”然后继续沮丧地前行。被恐惧打败的人愿意付出一切获得和平。当时，联谊会停止了。听闻战败的消息时，人们取消了一切节日娱乐活动，不再在安静的夜晚打牌，也没有心思寻欢作乐，时刻关注着南方战场上的同胞们。他们静静地坐着，想着刚刚结束的败仗。“打开晨报时，有思想的美国人都不愿看到自己热爱和拥护的国家已经彻底失败。”[3]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807—1882）


    第6节　商业活动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1862年秋天，商业活动开始复苏。从1862年秋天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北方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工厂从未停止运转，人们很容易找到工作，失业人数极少。铁路股票大幅上涨。在纽约市场上，主要商品的价格以纸币计算稳步上涨。生铁通常被视为工业活动的晴雨表。1862年到1864年，生铁产量有规律地增加，价格上涨幅度很大。费城一号无烟煤铸造生铁在1862年、1863年和1864年的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吨23.87美元、35.25美元和59.25美元。1862年到1864年是一段赚钱和积累财富的时期。1863年5月7日，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描述道：“人们渴望金钱和财富。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所有阶层的人都将钱投入到了政府发行的证券中。北方呈现出一片团结、繁荣的景象。”哈里特·比彻·斯托说：“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哈特福德看起来更昌盛、繁荣、安逸。股票价格再创新高，各行各业生意兴隆，一切都显得非常祥和。”1863年11月，威廉·T.谢尔曼说：“所有阶级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尤其是劳动阶级。”


    农业是美国发展繁荣的基础。北方稳定增长的农业是美国内战的特征之一。虽然参军人数很多，但农作物的收成依然很好。战争期间，小麦和印度玉米的产量很高，但1863年的印度玉米歉收。爱默生·菲特写道：“农业的丰收得益于三点：第一，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广泛使用；第二，女性开始从事农业活动；第三，新人口不断涌入。”[4]割草机、收割机、脱粒机和马耙的广泛使用将农场工人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六倍。


    女性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很大。在艾奥瓦州，一位传教士写道：“我在路上遇到了很多赶着牲畜的女性，在田间看到许多耕耘劳作的妇女，人数比男性多。她们似乎借最喜欢的歌对丈夫说：‘拿起你的枪，出发吧！露丝我会赶牛，约翰，我还会耕地。’”[5]


    脱粒机


    很多人搬到了西部，因为西部的土地更廉价，容易获得[6]。《宅地法》促进了西部农业的发展，扩大了农作物种植面积。对军队和维持粮食生产的人来说，粮食非常重要。当时，各州的粮食都有剩余。1860年到1862年，英国歉收，粮食紧缺。因此，各州剩余的粮食都运到了英国，促进了欧美之间的交流[7]。


    第7节　肆意逮捕


    讲述北方在内战时期的故事时，违反《宪法》的行为不容忽视。北方各州的法庭都是开放的，日常的司法工作没有受到战乱的丝毫影响，逮捕违法人员的工作照常进行。大部分逮捕令是威廉·H.苏厄德下达的，其他逮捕令是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下达的。有时，官方文书只是一纸简单的电报，根本不是《宪法》规定的逮捕令[8]。被捕的人既没有接到任何指控，也没有经过地方法官的审查，直接被关押在了拉斐特堡或沃伦堡的监狱。参议院给出的逮捕理由是，以叛国罪逮捕违法人员有助于震慑南方邦联军。此外，为了联邦的安全，监押违法人员非常有必要。然而，肆意逮捕遭到了一些官员的质疑。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要求威廉·H.苏厄德提供逮捕信息，指出了相关逮捕程序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他问道：“如果某位内阁部长一时兴起或心血来潮抓人，我们该怎么办？”参议员约翰·P.黑尔问道：“难道逮捕行动没有违反《宪法》中规定的原则吗？”没有人反驳他们提出的事实。


    然而，联邦政府依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只有参议院和国会中的少数人持有异议。但少数人提出的异议很有说服力，无可辩驳。反对的矛头指向了威廉·H.苏厄德。一些人认为，威廉·H.苏厄德仅凭怀疑缅因州、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北部的士兵们叛敌，就逮捕了他们，丝毫没有理会各州的民意，他的做法与其说是对《宪法》治国的渴望，不如说是专制君主的喜怒无常。很快，逮捕政策的危害性显露了出来，为民主党反对派提供了可乘之机，很可能增强民主党反对派的实力，为海外评论者提供贬低联邦政府的机会。此外，令人担忧的是，人民可能会丧失一些自由，美国会走上从民主到专制的老路。幸运的是，预想的间接后果并没有出现。


    实际上，除非林肯否认，否则内阁大臣的行为就是林肯的行为。因此，林肯必须对肆意逮捕负责。然而，肆意逮捕不可能是林肯的意愿，因为他虽然存在不按《宪法》行事的行为，但在行事过程中十分尊重《宪法》。他赞成严格遵守国家基本法的规定和精神行事。每当他行使或允许他人行使专断权时，都会懊悔不已。毫无疑问，林肯不喜欢“美利坚合众国恺撒”的称号，或“比中国皇帝更专制的独裁者”的称号。听见参议员詹姆斯·格兰姆斯将面见总统称为“靠近白宫最高统治者的脚凳”后，林肯非常不快。1862年2月14日，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下令假释政治犯，因为政治犯不足以震慑南方邦联军，并规定只有得到军方命令，才能实施逮捕。


    约翰·P.黑尔（1806—1873）


    第8节　“铜头蛇”


    1862年秋天，出现了“铜头蛇”一词。很快，“铜头蛇”一词得到广泛使用。作为一个不雅的绰号，北方人用“铜头蛇”称呼坚决拥护民主组织、极力反对林肯和国会采取的所有战争措施、认为北方不可能征服南方、一心倡导和平的人。1863年，投票给民主党的人并不都是“铜头蛇”。但对真心希望南方获胜、组织并加入秘密组织金环骑士团[9]的人来说，“铜头蛇”一词比一个片面性词语更贴切。无论如何，1863年1月中旬过后，在西部诸州，“民主党人”和“铜头蛇”几乎是同义词。曾含有谴责之意的绰号成了一个表示骄傲的词。与支持和平的人不同，在选举时，“主战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一致投票支持联邦。大多数州开始使用“铜头蛇”一词。可以肯定的是，忠于并热爱民主党的人找到了代言人，即纽约的霍雷肖·西摩和俄亥俄州的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霍雷肖·西摩和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都具有领导才能。东部民主党人倾向支持霍雷肖·西摩，西部民主党人更青睐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的激进观点[10]。


    第9节　霍雷肖·西摩和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


    任何立宪政府统治下的言论和新闻都是自由的。内战时期，政府即使陷入困境，也必须允许民众发表反对意见。为民主党人制定正确的政策并不困难。当时，正如大家承认的那样，联邦政府岌岌可危。在国会中，民主党人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与共和党合作，筹集人力、财力支持战争。无论是否反对，民主党人都应该用建议批评的口吻，而不是党派间的反对口吻，为完善必要的议案努力。在1863年3月4日结束的国会会议上，民主党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也没有阻碍正常的议事，否则后果可能会很麻烦。因此，想要赢过萨迪厄斯·史蒂文斯代表的众议院中多数人组成的领导阶层，阻碍议事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但如果民主党人竭力阻挠，加上议事涉及的种种问题，就会使国家陷入恐慌状态。因此，国会必须承认民主党人是爱国的。在英国，正是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爱国精神，才保住了英联邦。


    霍雷肖·西摩（1810—1886）


    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1820—1871）


    第10节　民主党人


    在众议院或参议院，任何公开行动都会遭到严厉批评。譬如，民主党的领导人在立法厅内外发表了演讲。著名的民主党刊物试图引导民意，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但民主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除非南部邦联得到北方联邦政府承认，否则和平不可能实现。当时，北方联邦和南方邦联之间达成了一条分界线。民主党人认为，只要停战，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就能恢复联邦。他们的这种观点毫无根据。随后，民主党人开始反对林肯的解放政策，将解放政策视为阻碍南北和解的绊脚石。但显然，爱国胜过爱党的人意识到，南方各州不会同意任何条件，即使是对美国最有利的条件。迫于事态的发展，林肯颁布了反奴隶制法令。多年来，民主党人一直是奴隶制的拥护者，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必要的罪恶，因此，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支持解放政策。但民主党人如果能理智一些，看到奴隶制道德层面的错误，那么一定会坚定地认为：《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是军令，一经颁布，必须执行。他们如果不再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不再妨碍林肯和国会行使其特权，就可以作为合理的反对派继续行使权力，也不会使“铜头蛇民主党”带着谴责含义。实际上，民主党人似乎受到了历史的垂青。他们提出了以经济和诚信原则分配公共资金的议案，为社会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外，他们支持萨蒙·P.蔡斯和埃德温·斯坦顿的相关政策，对行政当局暂停人身保护令特权、肆意逮捕和剥夺言论与写作自由提出批评，对立法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民主党人如果只提出反对意见，其论点可能更具说服力，会引起受到民主党排挤或为侵犯他人自由行为感到困扰的人的关注。


    第11节　林肯对肆意逮捕的态度


    考虑到我们的做法、法院的裁定、政治家和法学家的意见及英国两个世纪以来的先例，可以肯定的是，暂停人身保护令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行政当局无权暂停人身保护令。林肯擅用手中的权力，暂停了没有任何敌对行为的州的人身保护令。他滥用权力，使其成为支持肆意逮捕政策必需的权力。随后，威廉·H.苏厄德开始效仿林肯，而后是埃德温·斯坦顿。因此，提出辩护十分必要。先例被搁置一旁，因为此时的美国面临着联邦《宪法》通过以来最大的困境。


    根据1863年3月3日通过的法案，威廉·H.苏厄德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必须向国家法院的法官提供“重犯或政治犯”的名单。但我没有找到类似的名单。事实上，独裁政府的发展速度非常快。1863年9月，萨蒙·P.蔡斯惊讶地发现，除了自己，林肯和内阁所有成员都不熟悉1863年3月3日通过的法案条款。


    经过认真思考，我毫不犹豫地谴责在没有参战的州进行肆意逮捕和干涉新闻自由[11]的做法，更何况这些州的法院一直开着。做出判断前，我研究了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在众议院发表的演讲，民主党刊物上的相关评论及“铜头蛇”在公共场所的谈话。在公共场所，民主党人似乎忘记了谨慎和克制。此外，我还注意到，人们的批评越来越尖锐，爱国人士一直在向当局申诉对“宣泄叛国情绪”的不满。然而，我坚信所有法外程序都是不合理、不必要、不正确的。因此，使逮捕的罪犯应该依法受到起诉，或他们的行为如果不构成犯罪，就应该无罪释放。詹姆斯·布莱斯写道：“从奥利弗·克伦威尔以来，林肯行使的权力比任何一位英国独裁者都多。但应该补充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独裁程度远超林肯，严重违反了英国《宪法》。”我从读过的英国历史资料和做过的英美比较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此外，林肯本性善良仁慈，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威廉·H.苏厄德和埃德温·斯坦顿粗暴的行事风格，对后人影响深远。历史和传言都证明，林肯尊重《宪法》和法律，品格高尚，功绩卓著。因此，从内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认为，威廉·H.苏厄德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下令实施的种种暴行并不是林肯授权的。我没有发现林肯亲自下达的逮捕令，但他默许了所有逮捕行为[12]。面对与路易十四的逮捕密令一样专断的命令，林肯对肆意逮捕行为负有责任[13]。


    詹姆斯·布莱斯（1838—1922）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


    战争部和北方联邦军的技术专家没有为步兵配备后膛装弹步枪，遭到了公众的批评。公众的批评是合理的。战争部一直拖延着，错过了时机。1859年12月1日，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在报告中说明了后膛装弹步枪的实验结果。他说：“新武器近乎完美……一个会用后膛装弹步枪的士兵相当于两个或三个使用前膛装弹步枪的士兵。相关政策要求我们采取措施，将新武器逐步运用到战场上。”但1864年10月22日，军械负责人向埃德温·斯坦顿报告说：“除了极个别人，军中的后膛装弹步枪仅限骑兵使用。”1864年12月5日，他重申道：“作战经验表明，对步兵和骑兵来说，后膛装弹步枪远胜滑膛枪。我们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将国家兵工厂和私人工厂生产的滑膛枪换成后膛装弹步枪。”1862年，本来应该有人意识到武器问题，向林肯、战争部和国会强调其重要性。1848年革命和1864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中，普鲁士人早已使用后膛装弹步枪。在罗伯特·E.李投降前一年，北方联邦军中的步兵早就应该用后膛装弹步枪作战。少数几个拥有连发式后膛装弹枪的北方联邦兵团作战迅猛。持后膛装弹枪的军队和持前膛装弹枪的军队进行了一场与克尼格雷茨战役[14]类似的激战，这戏剧性的一幕本来预计会在1864年的弗吉尼亚州战场或佐治亚州山区上演。在战术方面，北方联邦军不及普鲁士人，但美国人的创新才能并没有错。联邦政府已经拥有优良的武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联邦政府的技术部门与宾夕法尼亚铁路或部分大型制造公司的技术部门能力相当，北方联邦军一定会拥有更先进的武器。


    1864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


    克尼格雷茨战役


    第12节　卫生义卖会


    内战给人道主义精神注入了强大动力。美国人基本上都是宗教信徒，基督教义早已深入人心。平民不仅通过个人力量，还通过积极组织相关机构的方式，尽力满足北方联邦军的需求，安抚受伤的士兵们。女性很适合做援助工作。她们有精力，有奉献精神，听从指挥，配得上林肯在一次卫生义卖会[15]上的称赞。林肯说：“我们参与的这场战争非同寻常，影响着各个阶层，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士兵。人会为了生命倾其所有。虽然很多人贡献了财物，但士兵们以身涉险，甚至以身殉国。因此，士兵的功绩是最大的。这场战争呈现出与以往所有战争都不同的特征，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为士兵及其家人举行义卖会。参与义卖会的大多数人是女性。我一般不说赞扬的话，也从未研究过赞美女性的技巧，但自世界开始赞美女性起，演说家和诗人们一直讴歌女性。即使将所有赞美之词都用在美国女性身上，也无法完全表述她们对战争做出的贡献。因此，我只能说：上帝保佑美国女性！”


    卫生义卖会


    第13节　与南方通商


    虽然最高法院认为，“从战争本质来看，交战双方应该停止通商”，但南北方之间的贸易规模依然很大。南方通过棉花换取金钱或急需品，华盛顿政府也曾鼓励南北贸易。通商的意图是好的。如果从国会法案、总统公告、财政部长的指令及战争部长与海军部长的命令角度撰写南北通商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北方占领的南方邦联地区，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派专员去管理当地财产。财产应该属于忠于国家的人，为了国家利益拍卖。财政部派去的专员和其他官员向“忠诚人士”发放了许可证，允许他们与北方通商，但超出国民军战线以外的所有商业活动均被严禁。财政专员还受命与各军指挥官商议，在一定程度上，指挥官与授予许可证的“忠诚人士”对军事机关负责，但由财政部长直接管理。财政部长对“总统许可的商业往来”进行监督。其他形式的南北贸易皆属于违法行为，一经发现，没收全部商品。


    然而，1864年，由于贸易局势紧张，道德规范松弛，南北方的商业往来受到影响。1864年初，波士顿的棉花价格为每磅八十一美分，后来一直稳步上涨。1864年8月底，如果用国家流通纸币购买棉花，每磅棉花的价格为一点九美元。在南方邦联，用黄金购买棉花的价格是每磅十二至二十美分。两地的棉花价格差异悬殊，中间利润十分诱人。因此，很多人经不住诱惑，违反政府规定进行交易。相关数据表明，北方通过合法贸易获得的棉花比英国从美国走私商人那儿获得的棉花多。研究南北贸易的学者对此并不惊讶。美国的大部分棉花出自南方邦联管控的区域，南方军民用棉花换取急需物资。棉花贸易使南方受益颇多。新英格兰和中部各州得到棉花后，会立即投入生产。如果完全依赖进口商品，即使缩短工时，也不会给工人造成困扰。北方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人们在其他行业也很容易找到工作。在洛厄尔，1862年的纺织业罢工事件影响深远。当时，储蓄银行的存款大幅增加。印度棉可以用来生产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他棉纺织品可以用羊毛代替。然而，通过棉花贸易，南方得到了盐、奎宁、弹药武器和其他军需品[16]。


    第14节　财务状况堪忧


    1864年夏天，联邦政府的财政负担沉重。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弗吉尼亚州战败，人们担心林肯能否再次当选总统。局势动荡不安，很多人忧心忡忡，担心事态恶化。1864年3月14日，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布拉夫写信给埃德温·斯坦顿说：“我们的财务状况堪忧。应征入伍的士兵人均花销为三百多美元。我们已经负债累累，既无法偿还债务，也没有缩减用度。这样下去，我们很快会破产。”与此同时，有人问萨蒙·P.蔡斯：“我们现在负债多少？”萨蒙·P.蔡斯回答：“约二十五亿美元。”又问：“国家还能承受多少？”他回答：“如果我们无法平息叛乱，当负债达到三十亿美元时，政府就会破产。”威廉·P.费森登挑起财政部的重担[17]后不久，给友人詹姆斯·格兰姆斯写信说：“我发现局势极其糟糕。除了像我一样不顾一切的人，其他人都会被吓倒。因此，我只能扛下重担。”瑟洛·威德在一位英国朋友面前坦率地说道：“我们面临重重危机，首当其冲的是总统大选……士兵们衣衫褴褛，筋疲力尽，身心受创。到处都是躲躲闪闪、士气低落的士兵。”英国友人回复他说：“我亲爱的老朋友，你必须在末日到来前恪尽职守。你的政府也许会渡过难关，但在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它不会长久……如果能见到林肯，我真的想去美国。但林肯会不会很快流亡到拉斐特堡或这儿呢？”弗朗西斯·利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美国正在经历大规模内战，其间又逢总统选举。如果最终能安然渡过难关，无论有多少伤疤，我都会在战争史上写下这最不可思议的奇迹。”1863年，持续了四天的纽约征兵骚乱依然历历在目。此刻，人们担心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征兵会遭到大力抵制。各州政府请求联邦政府出兵维持秩序。但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军队由于战败，急需援兵。既要顾及军情紧急，又要满足各州长的请求，联邦政府左右为难。


    约翰·布拉夫（1811—1865）


    瑟洛·威德（1797—1882）


    第15节　北方的州长们


    林肯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必须重新审视联邦制。在作战方面，联邦制存在很多缺陷。大多数州长联系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联邦制的缺陷。除了极少数州长，北方的各州长和林肯属于同一党派。许多州长精明能干，了解自己州的需求和能力。有人从官方记录中收集了几位名声显赫的州长，如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P.莫顿、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安德鲁、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安德鲁·柯廷及俄亥俄州的两位州长戴维·托德和约翰·布拉夫[18]。与其他北方州长处事时，他们显得耐心谨慎，捍卫了自己的威严。此外，他们都忠诚爱国，希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协助联邦政府，并以自己的州为傲，竭力维护其利益。他们一直与战争部保持通信，密切关注征兵配额，总是能超额完成配额，并建议将超额征召的军队用于下一次征兵。各州的算术专家都非常精于计算，渴望将每个可以入伍的人计算在内。一次，正如林肯说的那样，“所有州完成配额的总量大大超过了要求人数”。但令人苦恼的是，在战争中，林肯获胜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得到各州长积极主动的支持。他告诉罗得岛州立法委员会：“征兵的目标是士兵，不是调整多余人数。”这句话回答了埃德温·斯坦顿和宪兵总司令提出的士兵再利用请求。尽管如此，林肯并不想在争辩中占上风，而是想说服委员会与政府官员，让官员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得有兵。然而，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林肯依然打算通过公平方式征兵。各州长提出了建议。大多数人认为，必须换一种方式解决征兵问题。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接连面临南方邦联军入侵的危险。来自加拿大和其他英属殖民地的袭击事件使纽约州、佛蒙特州和缅因州陷入了恐慌。面对重重困局，战争部要求为各州提供救助和保护。埃德温·斯坦顿耐心回复了州长们的请求和不满，一反易怒易燥的常态。他的耐心体现了他意志坚定的一面。在过去的战争岁月里，埃德温·斯坦顿有序管理着军需部门，妥善安排了军队和物资运输，磨炼了自己的意志。继林肯之后，与其他人相比，埃德温·斯坦顿为北方各州长铺平了道路，让各州协助战争部处理各种细节事务，以此大力支持联邦政府。


    第16节　埃德温·斯坦顿和林肯


    据说，埃德温·斯坦顿是一个严苛的人。他经常站在高高的桌子旁，显得忙碌而疲惫，时而抱怨，时而发火，时而咒骂。除了高层官员，每个下属都很怕接近他，靠近他时都会忐忑不安。失职者见他时总是畏畏缩缩。但官方记录中的埃德温·斯坦顿不仅耐心、睿智、谦逊，还身担重任，处事果断，深谙时局，灵活变通。了解相关情况的人如果读了埃德温·斯坦顿在1864年夏天的通信，都会赞叹他的执行力。他对一些人非常耐心体贴，但如果相信自己是对的，就会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行事英明，尤其是内战期间，他和林肯都没有被1864年5月到1864年9月的失望和沮丧打败[19]。


    从林肯身上，我们能明显感觉到战争的重担。约翰·海伊写道：“他的笑声逐年减少，总是忧心忡忡，眼睛黯然无光。面对周围事物，他越来越沉默，似乎老得很快。”制作于1860年和1865年春的两尊面部雕塑充分体现了林肯的变化。约翰·海伊还写道：“1860年制作的雕塑中，林肯看起来强壮健康，精力充沛，斗志昂扬。但1865年春制作的雕塑中，他看起来忧伤、平静，似乎睡着了。奥古斯都·圣戈登[20]第一次看见1865年春制作的雕塑时，坚持认为是一尊死人面部雕塑。雕塑的脸部线条显得生硬，仿佛活人的脸和雕塑一样，都是青铜色的。林肯消瘦的脸颊让鼻子看起来很长，嘴巴像古老的雕像一样死板，脸上的悲伤忧虑一览无余，似乎在诉说着无以言表的哀愁。整尊雕塑看上去毫无活力。”


    北方人认为，萨姆特堡受到攻击后，内战已然不可避免。但1864年夏天，人们意识到，联邦政府体制中，国家与各州的权力处在分离状态，唯一的联系是华盛顿。各州选举频繁，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显而易见，我们并未做好打仗的准备。[21]和平才是联邦精神所在。


    * * *


    [1]《美国史》，第5卷，第18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社会和工业》，第5页，爱默生·菲特著。——原注


    [2]即邮票中最常用的面值，也是供应量最大的邮票。——原注


    [3]《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的书信》。——原注


    [4]《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社会和工业》，第6页，爱默生·菲特著。——原注


    [5]《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社会和工业》，第8页，爱默生·菲特著。——原注


    [6]西进运动贯穿了整个内战。其间，最重要的一点是，骑兵和马车队都需要大量马匹。波托马克军曾经每天的马匹需求是五百匹。在中西部平原地区，饲养马匹的生意越来越兴旺。虽然战事仍频，但马匹生意一直在扩大。——编者注


    [7]《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社会和工业》，第17页等，爱默生·菲特著。——原注


    [8]战争期间，北方很多地区的人身保护令都暂停了。——编者注


    [9]金环骑士团是19世纪中期美国的一个秘密组织。美国内战期间，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艾奥瓦州等北方州同情南方邦联，被指控属于金环骑士团。——译者注


    [10]很难将民主党人的不同意见分门别类。主战的民主党人为了国家、为了打胜仗极力支持联邦政府，支持斯蒂芬·道格拉斯的人保留原则上反对政府的权力，“主和的民主党人”渴望为和平付出更大努力，甚至赞同认可南方邦联。真正的“铜头蛇”致力于南方邦联的胜利。西部的许多民主党人并不支持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的观点。——编者注


    [11]《美国史》，第4卷，第253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2]譬如，关于查尔斯·P.斯通将军的案件，林肯声明：“是我授权将其逮捕并监禁的。”1861年10月21日的布尔溪战役后，查尔斯·P.斯通未经正式指控就被监禁了。在布尔溪战役中，林肯的朋友爱德华·贝克牺牲。据说，查尔斯·P.斯通与叛军厮混，在布尔溪战役中协助南方邦联军打败了北方联邦军，但相关指控都没有充足的证据。历史学家们认为，监禁查尔斯·P.斯通是不公正的。——编者注


    [13]《美国史》，第4卷，第245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4]1866年7月3日，克尼格雷茨战役爆发，是普奥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也是普奥战争的转折点。——译者注


    [15]《美国史》，第5卷，第257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卫生义卖会是民间组织的义卖或展会，旨在以美国卫生委员会和其他慈善救济机构的名义募集资金。内战期间，卫生义卖会是为联邦大业筹款的常用途径之一。——译者注


    [16]无法确定北方与南方之间的非法贸易程度，但通过调查个案，发现南北方之间的贸易很普遍。财政部和军事当局对此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流域是棉花交易的主要地区。——编者注


    [17]1864年7月5日，威廉·P.费森登接替萨蒙·P.蔡斯，担任财政部长。——原注


    [18]此处应该加上伊利诺伊州州长理查德·耶茨。——编者注


    [19]毫无疑问，埃德温·斯坦顿是林肯政府中最受争议的人物。有人怀疑他实际上居心叵测，反对林肯，反对战争。他因战时的许多军事和政治事件遭到责备。据说，他甚至密谋刺杀林肯。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他为内战胜利和林肯政府付出颇多。——编者注


    [20]奥古斯都·圣戈登（Augustus Saint-Gaudens，1848—1907），美国雕塑家，完美阐释了“美国文艺复兴”思想。——译者注


    [21]应该尊重詹姆斯·福特·罗德斯的观点。联邦政府虽然作战方式独特，但最后还是成功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