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民族主义：是福是祸？

    1


    在那些追踪了前文论证的读者看来，本章的标题似乎多余；从已经讨论过的内容必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族主义对人类来说只是祸，没有福。另一方面，在某些有批评思维的人看来，那种被人骂为祸害的民族主义，不过是对真正的民族主义凭空臆造的漫画式讽刺，而真正的民族主义对目前发展阶段的人类来说，只有福，没有祸。


    关于后面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坦率地承认，很大程度依赖于术语的定义。我们完全知道，尽管我们认真努力说得准确，避免模棱两可，但我们自己也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来指称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曾用它来指称一个实际的历史过程，亦即确立民族群体作为政治单位的过程，从部落和帝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过程。我们还用同一个词来描述一种当代的大众信仰，也就是相信你自己的民族群体和民族国家有着固有价值和卓越之处，以至于需要你把超越其他一切事物之上的忠诚奉献给它，并特别给予它最高的宗教崇拜。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民族主义究竟是祸是福，我们不想发表意见。我们读过不少历史，足以让我们变得胆怯——即便不是谦卑的话——对巨大的和长期持续的历史过程，不敢作出道德判断，或者不敢以其为基础进行哲学思考。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民族主义，是巨大的和长期持续的，为它感到遗憾和对它加以责难，对我们来说纯粹是学术消遣；就算我们愿意，我们也不可能把它撤销；我们肯定不可能把所有那些五花八门的因素——个人的和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推倒重来，而如今这些因素在过去许多个世纪里已经无可挽回地把城邦、封建国家和帝国转变成了民族国家。这种民族主义不是赞扬或责怪的恰当主体；它只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不应该祝福或诅咒的事实，就像人有两条腿、地球围绕太阳转这样的事实一样。


    但作为一种信念的民族主义，则属于另外的类别。对于每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来说——只有彻头彻尾的宿命论者除外——批评这种民族主义就像批评其他任何流行信条一样合适，比方说基督教、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的后代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判断一切活着的、正在生长的树，都应当根据它们结出的果实；就算合我们的口味，任何一棵树，只要结出恶果，就应当设法把它砍倒，或者至少是要在这棵树上嫁接善果。正是针对作为一种当代流行信念的民族主义，我们才提出这个问题：它究竟是祸是福？回到本章的第一段话，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断言：根据它所结出的不宽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果实来判断，我们已经指出的那种作为一种信念的民族主义是邪恶的，应当予以诅咒的——并且要加以救治。


    当然，还是有这样的可能：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就像某些作者那样——来表示“健康有益的民族爱国主义”，来描述民族生活中并不激发战争、军国主义和不宽容的某些规诫和实践。但是我们不要通过言辞上的诡辩来回避这个问题。只要承认存在一种失控而无耻的民族主义，它会结出恶果，是一种祸，我们就会很高兴地承认，可能有一种温和友善的民族主义，它会大量结出善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慰藉和祝福。


    尽管对于认为我们“漫画式夸张”民族主义的指控，我们都应当坚持不懈地作“无罪”辩护，并始终带着清白的良心，但我们乐意承认，我们对民族主义信仰和工作的阐述，到目前为止几乎完全只涉及它恶的一面。公正而公平的做法是，在我们结束这项研究之前，我们应当问自己：民族主义是不是有——或者说是不是能获得——善的一面？即使迄今为止所讨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祸，是不是可以对它进行改革，使之成为一种福？


    2


    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很可能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今天的民族主义，正如我们已经劳心费力地解释的那样，是一种新奇的、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但它的根远远延伸到了过去。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分——民族群体的成分——与人的栖息地一同扩张，比任何成文历史还要古老。原始部落是民族群体，古代城邦在民族群体之内发展，古代帝国囊括民族群体，中世纪文化区包含民族群体，现代国家是用民族群体建造起来的。在人类经</a>验中，民族群体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民族意识无处不在，十分普遍，一直如此，而且十之八九还会继续如此。因为，民族群体和民族意识是群居性的两个方面，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十分自然的、而且连续不断地在人类身上产生效力的本能，或诸多本能的综合体。就像任何本能一样，群居性也可以加以控制和引导，但不可能被压制；尽管民族群体的群居性可以转变为阶级或种族的群居性，但这样的事件可能性甚小。


    千百年来，民族群体是人类群居性的一种恒久不变的表达，这使得我们对于在公元20世纪用其他形式的群居性取而代之的机会不可能感到乐观。它承载了人民大众太过珍贵的感情、愿望和情绪。正如范亨讷普教授所指出的：“事实依旧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某种观念、情绪和愿望的组合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民族群体；这一现象不可能通过任何论证或任何程序予以消除，哪怕是通过经济借口和经济成就也不能。直接的观察结论证明，只要自由选择得到确保，物质条件达到正常标准，经济利益便会屈从于情感。爱情是这样，民族主义亦复如是；情感排在第一位，只有在一次打击之后，你才会试着对它进行理性思考……只有对民族群体的赘生物，有意识的控制才可以发挥作用。”[1]


    据大多数研究这个课题的当代学者说，民族意识不仅是自然的和本能的，而且是有价值的和有用的，应当促进，而不是压制。即便我们能做到，我们也不要希望摆脱它。用约翰·奥克史密斯先生的话说，民族爱国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民族情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作为一种理性信仰也是有道理的”[2]。许许多多民族群体和民族意识的捍卫者提出两个主要论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首先，民族群体拥有巨大的精神价值，因为它抵御了物质主义的普世主义；其次，民族群体拥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第一个论点最雄辩、最令人信服的倡导者无疑是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先生，我们不妨用他自己的话恰当地展示他的论点：


    事实上，正确地看，民族主义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教育概念。它对自尊是一种保护，抵御着物质主义的普世主义的潜在进攻。它是欠发达的弱小民族手里的弹弓，抵抗着物质进步这个巨人歌利亚。……民族主义之恶是沙文主义，我们当中总是有一些善良的自由主义者准备好对沙文主义的彰显伸出警告的手指。国际主义之恶是个性的衰落和彻底消失，终结于一种类型的性格和社会生活——善良的保守主义者本能地痛恨它，但很少有足够的耐心来描述它。幸运的是，我们有马克·赛克斯先生。他是个政治写作者，有一种特殊的天赋：把他的憎恶裹在他生动活泼的描述性作品中；在他关于近东的著作中，英国读者可以找到一些精神堕落的最佳实例（可能与来自其他大陆——尤其是美洲大陆——的实例不相上下）——这种堕落发生在那些追求“进步”和普世主义的人的身上，他们失去了与自己的自然精神遗产的联系。……在落后和弱小民族当中，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明智地促进民族主义，维护民族传统和共同生活，作为一所培养品格和自尊的学校。[3]


    正是对于这个关于无根之人的问题，民族群体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对于这些人来说，民族群体是一种社会力量，能够维护他们与过去的联系，让更高生活的火花和无可替代的自尊在他们身上保持活跃——如果没有这些，一切宣称的美好理想都只是发出响声的铜管乐器或叮当作响的铙钹。它是一种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力量，因为它的吸引力是本能的和普遍的……民族群体不只是一种信条、学说或行为规则，它是一种本能的归属；它唤起一种氛围：一些珍贵的记忆，消失的父母和朋友，古老的习俗，敬畏，家园，以及一种生命短暂、转瞬即逝的感觉。这种氛围，作为古往今来代复一代的联系纽带，向后和向前延伸。“人们可以改换他们的衣服，他们的政见，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哲学，”一位犹太裔美国作家说，“他们不可能改换他们的祖先。犹太人、波兰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要想不再是犹太人、波兰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就只能不再存在。”[4]


    齐默恩先生的结论是：“通向国际主义之路经过民族主义，不是通过把人们降低到灰色模糊的普世主义，而是通过诉诸各民族集体遗产中最好的成分。”[5]


    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述民族主义是抵御精神堕落的一种保护这个论点，那就是简单地说：“博爱始于家门。”有的人爱一般意义上的人，而鄙视个体的人，我们有理由不信任这样的人——他们空谈太多自己对人类的责任，以至于没有时间帮隔壁邻居的忙。民族群体可能是一个足够明确、范围有限的领域；在这里，个人可以训练自己运用某些长处——这些长处可以直接服务于身边的同伴，而从长远来看也有助于种族的利益。同样也有可能，正如齐默恩先生所暗示的那样，民族群体是抵御物质侵犯的一种精神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多地鼓励所谓“落后”民族，并使之能够终结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剥削，最终会拯救整个世界，使之免于沦为资本与劳工冲突的战场。


    关于民族群体的文化价值，过去一百年里人们有过大量著述。这一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透支和夸大了。文学家，甚至还有学者，经常陷入这样一个错误：将一种独特文化的构成归因于民族群体——把它归因于国际性宗教的影响，或者世界性的工业技术革命，可能更恰当一些。但是，在酌情考虑错误和夸大之后，我们还是要承认，古往今来，民族群体一直是人类差异的伟大保存者；这些差异体现在建筑、文学、雕塑、绘画艺术、音乐、舞蹈以及人类文明的一切审美表现上，还体现在丰富着人类存在的思维方式上，以及美化着人类生活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对于这一世界文明的公共储藏，几个有自我意识的民族群体毫无疑问做出过、而且至今还在做出重要的特殊贡献；还有一点也毫无疑问，由于做出贡献的民族群体之间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竞争，这一世界文明的公共储藏变得更加巨大。


    此外，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差异和对比，而我——仅就我而言——由衷地赞同那些对单调乏味的一致性前景深感厌恶的人：从纽约到新加坡、从赫尔辛基到瓦尔帕莱索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千篇一律。我并不乐意希望看到，我在国内已经习以为常的每个文明的标志，都可以在法国、荷兰、俄罗斯、土耳其、印度、阿比西尼亚和日本，如同拍照一样复制出来。我一点也不喜欢绝对的统一，如果一边是一致性，另一边是当今这个时代某些普世主义商人所说的“无效率”，那么，我的赞成票可以计在“无效率”的那一边。尤其是今天，当工业革命到处摧毁地方色彩，与在欧洲和美洲一样，在亚洲、非洲堆起同样的砖块和钢筋水泥，当世界各地的酒店以同样的方式端上从开胃小菜到咖啡都一模一样的正餐，当人们普遍穿着同样丑陋的服饰行头，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民族主义依然在坚持，依然在履行它令人愉快、有益健康的职能——鼓励文明和文化上一些至少是次要的差别——这的确令人欣慰。


    鉴于民族主义的文化和精神价值，鉴于其本能的和普遍的特征，那么，宣扬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取代民族主义似乎就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乌托邦幻想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执迷不悟和判断错误。某种类型的国际主义或许是可欲的和可获得的，但是，如果我们同意民族群体之友们的意见，并用现有民族群体、甚至是现有民族主义的积木，来搭建我们未来的国际主义，那么，我们应该要理性、务实一些。


    民族群体的品质和特性，构成了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为什么很有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当代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活力。不像民族意识，这一制度既不是本能的，也不是永恒的。它主要是现代的发明创造，明显是当今时代的一种时尚。在整个错综复杂的人类历史上，它的出现是如此偶然，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像对待民族群体那样，以同样程度的信念，断言只要人性依然不变，它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当代民族国家在扎根历史、深入人性上所欠缺的，在其分枝广泛、花繁叶茂上得到了补偿。近来民族国家的生长是如此茁壮蓬勃，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在一天之内把这棵大树砍倒。我们如今完全生活在它的树荫下，以至于大概也没有一个人希望砍倒它。


    那些导致民族国家逐步发展的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政治统一给一个说共同语言的民族带来的方便和好处依然很明显。对各国政府来说，用单一的语言处理它的事务肯定是一种方便和好处，很难看出，在一个由很多五花八门的民族群体构成的国家，我们倾心以待的政治民主怎么能有利地施行。一直存活到1918年的老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雄辩的证据，证明了政治民主与民族分裂的不相容性。很难想象，全民正规教育——我们如今一视同仁地把我们的信任寄托于它和政治民主——在一个多语言的帝国如何迅速有效地确保。要实现全民识字和人民主权的当代理想，民族国家远比这个世界所知道的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更加合适。


    民族国家的另一个力量之源属于经济环境。正是新兴的民族国家，最充分地利用了16世纪的商业和金融革命，以及年代更近的工业革命；在今天，普通的制造商、商人、银行家、农场主和工人都指望民族国家对经济加以引导和控制。很有可能，到最后，工业主义的国际主义方面，甚至普世主义方面，将会压倒性地凌驾于其民族主义方面之上，而且，接下来，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将会超过和摆脱像民族国家这样一种约束和限制的政治制度，不过至少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发展似乎很遥远。当代劳工运动不是普世性的，而且，它只是在一个纯精神的意义上才是国际性的；在思想和行动上，它基本上是民族性的。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尽管有国际性的计划和普世性的口号，但它本质上是民族性的：它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传播它的学说；它与民族主义者合作，一起摧毁帝国；当它登上政治权力的宝座时——就像在俄国那样——它就会提升、而不是贬低民族国家。布尔什维克俄国只不过提供了国家主义的一个最近的和最极端的实例——它追随民族国家，光荣地扩大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服务，不只是对于今天的大众教育和政治民主，而且对于明天的社会化趋势和经济平等主义，也是如此。


    此外，在当今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所聚焦的，正是民族国家。某种性质或种类的爱国主义自史前时期以来就一直是人类的标志。它始终是一种有着巨大力量和强度的情感因素。事实上，它是忠诚的一个方面，是那种备受珍视的人类属性的一个方面；正是这一属性，使人类的群居性变得更加便利，并把人的生活和存在社会化了。正常人一直忠诚于、而且无疑还会一直忠诚于自身之外的某个东西或某个人。爱国主义就像性一样，很容易滥用，但它对种族的生命来说是必须的，它能够激发最美好的情感和最高贵的行为。


    在现代，爱国主义这一巨大的生命和情感的力量应当完全被民族国家占用——这既是赞颂民族国家当前的吸引力，也是颂扬它未来威力的预兆。民族爱国主义可能比地方爱国主义更具人为性；可能需要想象力的巨大延伸，才能让你爱一个距离你的出生地三千英里之遥的地区，就像爱你的故土家园一样。但是很明显，现代人的想象力可以极大地延伸，人为性不是对抗有效性的最终证据。事实把这样一个观点强加给了我们：爱国家如今意味着爱所有臣服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土地，爱国家体制如今表示爱这个民族国家的政府，爱你的同胞如今指的是爱这个民族国家的所有公民同胞。一言以蔽之，在我们这个时代，爱国主义已经成了忠诚于民族群体和民族国家的同义词。这种爱国主义的极致是一个终极证据，证明了民族主义不可能——即便它应该——马上废除；而且，正相反，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将来还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3


    在民族群体原始的流行原则中，在现代民族国家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中，民族主义已经牢固地确立，不可能被马上击退或彻底击溃。然而，除非我们沉着镇静地期望看到一个变得更加糟糕的世界，否则我们就应当热切地期望民族主义的某种缓和。因为在当今的民族主义中，存在着严重的滥用，除非予以消除或补救，否则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滥用会让各个民族群体和各个民族国家陷入疯狂和毁灭。


    民族主义中有一些恶，很多批评者都承认这一点。莱基和阿克顿勋爵都成长于自由主义的传统，都在19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里著述，都引人注目地为辽阔帝国有益的教化影响辩护，害怕一个分裂为碎片式民族国家的世界所导致的“狭隘思维”和不宽容；如果说，他们当中一个人主要是害怕大英帝国出现一次民族主义的解体，那么另一个人的主要动机则是出于民族主义对奥匈帝国的威胁；两个人都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一项危险的、破坏性的原则，将会让帝国变得不可能，把政府降低到荒唐的程度，最后以普遍的混乱而告终。然而，今天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另外一些恶，其中一些与莱基和阿克顿勋爵所发现的恶直接针锋相对。现如今，最让人担忧的，不是政府的削弱，而是政府不恰当的加强，不是帝国主义的终结，而是帝国主义的产生，不是普遍的混乱，而是一连串的国际战争，高度组织化，高度有效率，越来越具有毁灭性。


    然而，那些在我们称之为民族主义的整个复合体中觉察到这些恶的当代批评者并不同意把这些恶主要与复合体的确切部分联系在一起。西德尼·布鲁克斯先生认为，战争——民族主义最大的祸害——是民族群体与爱国主义联姻的结果。“爱国主义或民族群体，”他说，“从来都不曾比今天更加顽固和猜忌……对那些相信一个普遍和平的时代正在到来、并为此梦想、为此工作的人，我要说：‘民族主义，这里面有敌人。’……和平与爱国主义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通过不断侵蚀和消灭民族情感，并因此用博爱共存取代爱国主义，或借助道德价值、判断和人类本能的转变——舍此别无他途——普遍和平可能作为世界范围的专制主义的结果而出现。”[6]另一方面，约翰·奥克史密斯先生坚持认为：“说民族主义是战争的原因是对术语的公然滥用；那是有病的和堕落的民族主义。它是骄傲、野心、自私和过度的权力欲。和平与爱国主义之间的所谓矛盾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激情与自制之间、疯狂与理性之间、智慧与愚蠢之间的永恒矛盾。”[7]


    与奥克史密斯先生针锋相对、但与布鲁克斯也略有不同的是，J.M.罗伯逊先生和诺曼·安吉尔先生认为，民族情感的根源在于一切民族间的敌意。他们一个声称这种情感纯粹是一种幻觉，另一个认为它是一种缺乏控制的非理性本能。托斯丹·凡勃伦先生和J.A.霍布森先生把民族爱国主义与战争的经济原因联系在一起，认为它被用作一种理想主义的伪装，来掩盖经济帝国主义的发展，以及促进特定阶级和特定人员的私利。


    然而，齐默恩先生颂扬民族情感，赞美某种类型的民族爱国主义，然后主张：只有当它完全脱离国家并局限于社会和教育领域时，民族群体才是一项安全而明智的原则。J.L.斯托克斯指出，齐默恩先生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写作，心里装着犹太人的问题，随后补充道：“毕竟，爱尔兰人和印度人从穆勒和马志尼那里得到的慰藉比从马克思和齐默恩教授那里得到的更多。对于阻止欧洲战争，饶勒斯的理性民族主义比德国社会主义者理论上的反民族主义贡献更大。如果我们的国家太大，就让我们试着让它们变得更小一些；如果它们太过自豪，就让我们试着刺痛它们的傲慢。但任何人如果试图无视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真理，都将一无所获，这个真理就是：政治边界必须主要由相关居民的愿望和偏好来决定。”齐默恩先生对民族群体的赞扬我们或许会认可，但对我们来说，更难同意他所提议的民族群体与政治分离是切实可行的。在断言民族主义之恶源自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上，他可能是对的——G.洛斯·狄金森先生和伯特兰·罗素先生简明有力的著作倾向于证明他的观点——但民族国家是今天的一个事实，就像民族群体这个更古老的事实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不管我们多么渴望把民族群体局限于教育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民族群体在政治和经济中；总而言之，它如今和现代国家——民族国家——的存在理由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


    我们用不着进一步追踪这些批评者的观点了。更多地介绍他们的著作中提出的问题，只会让我们偏离我们的主要探索——民族主义的恶和滥用——而陷入一项令人困惑的、非常次要的研究：这些恶与滥用的确切来源。眼下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民族主义是民族群体、民族国家和民族爱国主义的复合体。对我们的思考方式来说，这些成分没有一项本身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是好的或坏的；每个成分都可以让它发挥好的作用，也都容易被滥用。从本质上说，今天赋予这项或那项成分——或许是所有三项——以邪恶外表的，是它们在民族主义的这个新三位一体中的密切关联。认识不到这个事实，大概是一个最貌似有理的解释——这解释了最近论述这个主题的批评者和学者之间的分歧。民族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影响的民族群体、民族国家和民族爱国主义的复合体——是严重的滥用和罪恶的不可分割的来源。


    概括起来，这些严重的罪恶和滥用是什么呢？首先是排外和狭隘的精神，民族国家通过国立中小学</a>、国家军队和国家新闻媒体的教育，通过民族爱国主义的社会压力，在其公民当中反复灌输这样一个幻想：他们自成一个世界，自给自足。民族国家还向他们宣扬：他们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一个特殊的民族；比起他们作为人类所拥有的东西，他们应当更加珍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所拥有的东西。这种排外和狭隘的精神，之所以茁壮成长，靠的是——反过来也养育了——一种荒唐可笑的自鸣得意，一种很危险的无知，以及一种毫无批判力的骄傲；只有——如果真有什么方法的话——痛揍一顿，才能减少这种骄傲。


    其次，民族主义鼓励千篇一律。它规定了民族的艺术模式、民族的思想规范和民族的行为准则，而且它预期每个民族国家的所有居民都会遵守这些。个体差异，阶级差异，宗教差异，都同样被认为是不幸的；有天才的个人是可疑的，尤其是如果他的天才表现在批评民族一致性上的话。如果说，民族群体对于阻止整个世界沦为单调乏味的千篇一律有所贡献，那么，民族主义在一个民族群体之内做了更多的工作，用它自己的单调灰色覆盖地方色彩。


    第三，民族主义增强了平民大众的顺从。作为接受国民培养和毕生民族主义教育的结果，他们往往很少质疑他们的民族、国家、政府或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经济环境的幸运特征。只要有一位领袖就民族爱国主义事业向他们发出呼吁，他们就准备毫不怀疑地、坚定不移地追随这位领袖，着手进行他决心要做的任何事情。打着民族权利、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名号，他们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个人权利，牺牲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抛弃他们自己的个人尊严。他们乐意以本民族自由的名义剥夺本国公民的自由，夺走其他民族群体的自由。他们有着最高程度的意愿去相信民族主义的宣传，而且这种相信的意愿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此类宣传的欺骗，从而支持帝国主义和战争。


    第四，当前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把民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战争和备战上。战争是一个民族群体的这样一项历史传统：在当前条件下，民族国家尽最大努力让它在其公民的头脑和心灵里依然保持活跃。在民族的先贤祠里，军事英雄高居于科学、艺术和学术英雄之上。棒球、板球或麻将可能是某个特定民族的全民游戏，但是，民族战斗则是全世界所有民族主义者最大、最好的运动。人民为了这场伟大的战斗运动受到的训练越多，他们就越是神化军人；越是珍视对祖先英武勇猛的记忆，他们也就越不愿意投入时间和思考，用于社会改革和持久和平的准备工作。众所周知，民众对某个教育或经济问题的兴趣，在遭遇民族主义军事“防御”的火热激情时，总是多么迅速地消失得无踪无影。


    从上文提到的民族主义总体上的恶与滥用，便得出了前面几章详细讨论过的那些具体的恶与滥用——不宽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推动力。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完全可以重新组织这几章的材料，从中推导出民族主义的第五、第六和第七宗恶，分别是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和不宽容。


    对同胞不宽容的态度和行为；深信本民族的帝国使命，而以牺牲其他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动辄挑衅并击倒其他民族的习惯；对过去的战争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热火朝天地为未来的战争作准备，无视当下的国内问题；乐意被自封的爱国者领导和指引；对于在思想或行动上不同于本国同胞感到缺乏自信甚或是恐慌；由于对别人的全然无知和对自己及本民族的过度自豪而导致的排外和狭隘的精神：这些全都是当代民族主义普遍盛行的方面。如果民族主义不在这些方面有所弱化，它对子孙后代将绝对是一个祸害。


    4


    民族主义的适当弱化是可欲的——也是可行的。事实上，为了这个目的，今日世界的某些力量正在发挥作用，或者可以让它们发挥作用——尽管对于这些力量可能多么容易或迅速地抵消那些构建和维持民族主义的力量，我们千万不要太过乐观。尤其是，我们千万不要如此不可救药地乐观，以至于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借助盲目的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毋需我们有意识的努力或引导，就可以实现最可欲的民族主义的弱化。


    有一种观念在某些地方一直很流行，这就是认为人类完全不必对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负责，并把功劳——尤其是责任——记在不同对象的名下：天意，上帝，大自然，命运，进步，或者（公元1926年的模式）婴儿情结。与这一普遍时尚相一致的是，一些饱学之士大量谈到自然进化和不可避免的进步：借助这个过程，一个部落自动进化成一个城邦；接下来，一个城邦自动进化成一个民族国家；也是借助这个过程，而且同样是不可避免地，民族国家必定会进化成一个世界国家；整个进化过程是一种稳定向前和向上的进步。例如，诺维科夫教授武断地宣称：“部落、国家和民族是三种主要的社会进化程度……当我们称之为知识精英或社会大脑的那个特殊器官完全被区分出来时，当它恰当地履行移交给它的职责时，我们便发现自己就在一个民族群体的面前。”[8]诺维科夫教授的形而上学被J.霍兰·罗斯教授带向了一个乐观的结论——即便不完全合乎逻辑；据他说，“民族本能”在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便开始衰老和萎缩，而那个民族主义已经耗空的“社会大脑”则由此重新装载“国际主义”[9]。所有这些，可能都是真的；所有这些，也可能都是废话。谁知道呢？就算有进步的“自然法”控制着人类社会的变化，我们怎么知道它所产生的就是诺维科夫和罗斯所指出的那种顺序呢？有没有同样充分的证据，证明弗朗茨·格里帕泽所提出的那种变化顺序：“从人性，到民族性，再到兽性”？关于人类不可避免的进步，我壮起胆子充其量只敢说：如果我们变成宿命论者并悠闲地袖手旁观的话，民族性或许会导致兽性；如果我们努力尝试，我们或许可以让民族主义成为通向国际主义的一块垫脚石。


    几乎不用怀疑，工业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力量，可以用来弱化民族主义——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最近，就在我们的学校、军队和媒体反复灌输这样一个观念——人类可以分解为一些由自给自足的民族所组成的小战斗群体——的历史时期，一场意义深远的经济变革让我们所有人都拥有了蒸汽船、蒸汽机车、电动机、汽油发动机、汽车、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收音机。伴随着大规模机器生产、庞大的世界贸易和国际金融，这些东西出现得如此普遍，如此迫近，以至于我们很少有人充分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这个问题的真相是，工业革命奠定了世界公民的经济基础。它如今要求我们——除非我们消亡，除非我们摧毁一切工业和贸易——把我们的政治上层建筑与它的经济基础协调起来，把我们的民族国家观念与世界公民的要求协调起来。


    诚然，工业革命一直被民族主义所利用；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它一直是民族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如今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可以越来越多地被国际主义所利用，应当被证明是弱化民族主义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没有哪个民族群体可以完全自给自足，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可以不依赖于世界的其余部分而真正独立自主。过去一百年里，地球已经被铁轨、铜线和电流所捆绑和收缩，正迅速缩小；到如今，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与欧洲、亚洲和非洲做生意，比18世纪一个新英格兰人与一个弗吉尼亚人交往起来更加容易，也更加必不可少。事实上，地球已经收缩得如此之小，以至于孩子们都可以对付它；而且，如果我们打算指导我们的子女，把在他们一生中对谋生来说可能最有用的东西教给他们，那我们就应该教会他们懂得：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和所有种族在经济上是互相依赖的。把这个教给20世纪的孩子们，比起教会18世纪的孩子们在他们各自不同的地区认识民族的统一和团结，算不上什么壮举。


    工业革命不仅为商品和资本、而且为观念创造了世界性的市场。从来不曾有哪个观念是一个民族群体的专有财产。观念始终有这样一个趋势：不管你走到哪里，它们都会伴随着你；不管你和谁接触，它们都会影响他。特别是现在，地球已经被电报和电话线所环绕，到处都撒满了书籍和报纸，观念的传播前所未有。


    这一事实意味着大多数观念——在民族主义的教育体系下，它们看来是某个特定民族所特有的——实际上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例如，美国人说起话来依旧仿佛他们是世界上惟一理解并践行政治民主的民族，尽管法国人、英国人、芬兰人、荷兰人及其他大多数民族群体都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这个说法就其一般应用而言是真的，但就其独家专有的方面而言是荒谬的。因为，一般而言，政治民主如今在全世界都被人们理解和赞美。它几乎和共和主义的观念、自由的观念以及平等的观念是一样的。


    宗教观念与此类似。工业革命在加速一般观念传播的同时，特别促进了宗教观念的传播，在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规模上刺激了传教事业。完全很有可能，世界几大宗教体系能够在下一代重新扮演它们的历史性角色：凝聚民族群体，强化人类精神上的兄弟友爱。


    科学也发挥了建设性的统一作用。在我们这个工业时代，把实验科学和应用科学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民族群体都是不可能的。第一艘成功的蒸汽船由一个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发明，第一部电话由一个苏格兰血统的美国人发明，第一架成功的飞机由两个英格兰血统的美国人发明，但如今飞机、电话和蒸汽船在所有文明国家发挥作用。汽油发动机在德国被发明，最早在法国用于马车，但如今美国制造的汽车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美国人知道，或者认为他们知道，生殖细胞是什么，而且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都很喜欢收音机；他们对前者的认识要感谢一个法国科学家，而对后者的享受要归功于一个意大利人。政治民族主义有过一次美好的、富有成果的中断：不久前，一些美国女人购买极其昂贵的镭，并为了科学的目的把它送给一位正在法国生活并为人类而努力工作的著名波兰女人。传授科学，这会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一剂解毒药；当科学被这样对待时，就它为几个民族国家的消亡和毁灭打造引擎而言，它可能被证明不是那么有用，但几乎可以肯定，它将被证明对整个人类更是一种赐福。


    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加速了商品的国际运输，而且还加速了世界范围的观念交流——科学、宗教、哲学、经济和政治的观念。它创造了民族之间和个人之间新的相互依赖。它同时提供了弱化民族主义的必要性和手段。必要性没有被完全无视，手段也没有被完全忽略。在过去一百年里，有大量已经活跃起来和正在变得活跃的国际合作——事实上太多了，多到没法在这里详细列举的程度。稍微提及几项就足够了。


    民族国家的联合行动正变得越来越盛行。三十个国家组成了国际电报联盟（1875年）；二十三个国家采纳了关于共同使用公制度量衡的协定（1875年）；六十个国家加入了1878年创立的万国邮政联盟，总部设在伯尔尼；五个国家组成了管理可互换货币的拉丁货币同盟（1865年）；十九个国家批准了使专利法标准化的1883年的《伯尔尼公约》；十五个国家签署了1887年的《伯尔尼公约》，规定了几乎统一的版权法。这些是19世纪下半叶为了经济目的而联合行动的实例。此前和之后，有一个由外交代表组成的团队持续不断地活动；其成就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许多多国际条约的谈判——这些条约控制着商业、入籍和引渡，偶尔规定了争端的仲裁。


    欧洲强国当中还发展出了一种“协同行动”。尽管一直是非正式的，而且有时候由于战争及国内民族主义的其他影响而无所作为，但它通过强调国家之间的利益，通过试图防止战争或减轻战争痛苦，而履行了很有价值的服务。因此，列强的代表和土耳其的代表为了结束克里米亚战争而开会，签署了所谓《巴黎宣言》——为的是保护战争时期中立国的贸易——还授权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多瑙河下游的航行。1864年，列强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份公约，依据这一协议组建了国际红十字会，在所有欧洲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有一面国际性的会旗。1882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克拉拉·巴顿的热情和干劲，美国批准了《日内瓦公约》；后来，土耳其和日本都成立了红十字会的本地分支机构，不过它们的会旗略有修改，以迎合其非基督教人口的宗教顾虑。


    为了停战，欧洲协同行动的原则被反复援引。1878年，为了防止俄土战争引发一场规模更加庞大的战争；1885～1886年，为了恢复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之间的和平；1897年，为了阻止土耳其侵略希腊。正是在协同行动的庇护下，巴尔干国家1913年在伦敦起草了它们与土耳其之间的条约，建立了自治的阿尔巴尼亚公国。东南欧并不是列强协同行动的惟一场地。在中非和中国，所有国家的贸易自由得到了国际协定的保护。中非被友好地分割了，其中部建立了共同担保的刚果自由邦。在中国，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列强，在一次镇压义和团叛乱的远征中联合了起来。


    与此同时，1881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邀请新世界几个独立国家参加华盛顿召开的一次会议，“目的是考量和讨论防止美洲各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方法”。这次会议由于各种不同的理由而被推迟到1889年秋天举行，会议起草了一份强制仲裁一切争端的计划，不管争端的缘由是什么。它不能应用的惟一例外是这样一种情况：在对任何当事国的裁决中危及它的独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尽管对受到这种裁决影响的国家是可选的，但对它的对手却是有约束力的。这项计划并没有得到普遍批准，但起草这项计划的会议被证明是一系列会议的先驱——1901年在墨西哥城，1906年在里约热内卢，191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等——它们所起到的作用是强调了美洲共和国渴望共同的和平发展，巩固了泛美团结的情感。阿根廷和智利在1902年缔结了一份解决它们之间一切争端的仲裁条约，共同在其安第斯山脉边境的高山顶上建造了一尊雄伟的基督雕像。


    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举行了两次更全面的国际会议：在前一次会议上，有二十六个国家派出代表；在后一次会议上，有四十四个国家参加——这一次几乎是整个世界了。海牙会议没能裁减军备，也没能“让普遍和平的伟大理念战胜麻烦和纷争的成分”[10]，但它们建立了国际法庭，国家之间的纷争可以提交到国际法庭，并起草了在未来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国际行为的准则。


    远比欧洲协同行动、泛美会议和海牙会议更进一步的，是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它的成立主要是通过伍德罗·威尔逊的手段。国际联盟如今囊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精密复杂的有机体，直接而持续地采取行动，在日内瓦有一个永久性的总部和秘书处，有一个很小的经常开会的理事会，有每年一次的年度大会，有一个永久性的国际法庭，有一个国际劳工署，有大量的国际委员会。国际联盟并没有实现其最乐观的支持者的所有希望；它没有裁减国家军备、确立共同安全，也没有终结战争或战争威胁。但它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协调许许多多的国际机构，培训官员团队从国际的立场、而不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看待问题，使各国代表习惯于定期聚在一起开会，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听取别人的意见，频繁地展开合作；一言以蔽之，国际联盟促进了国际合作的精神。一旦雷雨云和黑暗笼罩了地平线，制止战争的大洪水对国际联盟来说或许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但它通过增强国际意识和国际良心，通过为国际主义的大众教育提供明确的手段和机会，从而完成了一项更伟大、更实际——尽管不那么惹人注目——的工作。


    近来，在政府行动的直接领域之外，一系列群众性的国际运动提供了弱化极端民族主义的手段和机会。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问题和利益的国际特征得到了强调，不仅被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所强调，而且还被一些国际组织所强调：各合作协会、工会和互助会。类似地，一些热忱认真的民主鼓吹者成立了各国议会联盟，并安排了它的定期会议；妇女投票权和女性主义的煽动者举行了国际妇女大会。宗教感觉到了普遍的推动：上百个互有分歧的教派和抱持上千种个人观点的新教基督徒在世界大会上济济一堂，达成了在他们各个地方团体和全国性团体之间分割异教徒地区以利于传教的友好协议；天主教基督徒从未忘记其信仰的普世传统，在罗马及别的地方，为了五花八门的目的，举行了数不清的国际会议，而且，自1881年之后，他们举办了一连串的圣体大会，吸引了大量来自四面八方的神职人员和世俗信徒，一会儿到巴黎，一会儿到伦敦，一会儿到耶路撒冷，一会儿到蒙特利尔，一会儿到阿姆斯特丹，一会儿到芝加哥；甚至计划并实际召开了一次世界宗教会议。


    为了学术的进步，不顾语言、传统和政治主权的国界，人们计划和讨论并且做成了很多事情。有一些定期举行的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医生和法学家们的国际会议。有不同国家的大学</a>和中小学之间的教授和学者在交换。全球范围内有一个稳定发展的有意识的知识兴趣共同体，其产物被幸运地描述为“国际思维”[11]。


    随着人民大众有了一定的国际思维，有可能在政治上把各个民族群体联合起来——即使这样联合起来的民族群体有相当的民族意识，拥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这种事情在最近一百年的国际结盟中得到了证明——法国和意大利的同盟，意大利和德国的同盟，英国和日本的同盟；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最近法国与比利时和波兰的同盟，以及当代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小协约国”。不过，这些同盟和协约国终究在持续时间上很有限，并局限于非常具体的目标。它们建立在临时性的特殊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缔结条约的都是一些有可能废除条约的主权国家。现代联邦制提供了更紧密、更有效的政治国际主义的例证。


    美国根据1787年的宪法组成了一个紧密的联盟，根据1871年和1919年的宪法组成的德意志帝国同样也是如此。在这两个实例中，每个组成邦在保留了很多权力和相当威望的同时，在继续要求其居民特定的爱国主义的同时，也把很大的权力、主要的威望及其居民最高的爱国主义交给了联邦政府。有人可能反对：这两个实例未免离题万里，因为它们都是共同民族群体组成的国家，通过组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它们的人民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但对政治联邦主义的另外某些实例，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反对了。


    瑞士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由三个民族群体组成了一个成功的政治联邦；各州在民族上是同质的，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或意大利人；各州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传统和民族爱国主义；各州都有地方自治的自由法案；但是所有这些州都结合在瑞士宪法之下，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的联系纽带不仅有助于促进它们的共同利益，而且还有助于通过所有州的国际主义，弱化它们各自的民族主义；有一种瑞士爱国主义，它是日耳曼民族主义、法兰西民族主义和意大利民族主义的一剂镇静药。加拿大是同样性质的紧密国际联邦的另一个明显实例；加拿大大多数行省就民族性而言是英国人占绝大多数，不过有一个大省是法国人；但是，与魁北克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和——比方说——安大略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和谐并存的是共同的加拿大爱国主义。南非联邦也是由两个民族——英国人与荷兰人——组成的联邦，各有一部民族自治法案，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但有共同的南非爱国主义。事实上，整个大英帝国，就其相关的自治领而言，就是一个由不同的民族群体和民族国家组成的联邦；在这个联邦中，有分歧的地方差异和民族差异与统一的爱国主义要求并不完全相容。


    我们能不能从这里得到国际联盟未来发展的一个线索呢？我们能不能从这里得到把现有政治制度与世界的经济和精神需要协调起来的最切实可行的手段呢？我们能不能从这里得到用国际主义取代民族主义、并因此弱化民族主义最有希望的手段呢？


    5


    一定不要把上一代民众和政府的“国际主义”与“普世主义”混为一谈。古代哲学家和18世纪理性主义者所理解的普世主义，带有谴责地方和民族差别及爱国主义的意思；其理想的世界国家的组成单位是个人或社会阶层，而不是民族群体或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国际主义预设了下面这样的先决条件：个人主要忠诚于他的民族国家，珍视他的民族语言和民族传统，内心怀有热烈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者的目标是用民族的板块建造他的世界国家。而且，不管对于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各自的理想价值有着怎样的学术思考，作为民族主义的可能的和可欲的解毒药，吸引当前这一代务实的现实主义者的，正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从民族主义到普世主义，就是从一条熟路出发，沿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一条陌生的、布满荆棘的路。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不过是在现代世界正在走的那条路上转一个明显的弯而已。


    所以，让我们继续做我们各自民族国家的爱国公民。让我们珍视我们的民族语言、民族传统和民族理想。只是，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并坦率地承认，当代民族主义存在缺陷，让我们真诚地努力，通过结合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通过对所有其他民族真诚而理性的尊重让我们的民族忠诚变得温和，来补救这些缺陷。正如深受尊敬的约翰·华生教授引人注目地表述的那样：“忠诚的感情必须升华为这样一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它把对国家最强烈的爱与公正对待其他国家的渴望结合了起来。人们有足够多的事要做，而不必把感情浪费在对外国公民的敌意上；那些献身于人类并因此对本国切身问题漠不关心的人，不要指望他们过上真正有活力的生活。把对国家的热爱与对人类事业的奉献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理想；自私的爱国主义和不具体的博爱主义都只能导致对切身职责的疏忽。”[12]


    借助有益的国际主义弱化无知、自夸和不宽容的民族主义，不会受到我们的自我意识之外的力量的影响。国际思维不是从天而降的雨露，温柔而平等地落在公正者和不公正者的身上。只有通过各民族和民族国家内部的逐步教育才能获得它。正如19世纪的大众教育往往会服务于民族主义一样，只要我们愿意，也可以让20世纪的大众教育服务于国际主义的目的。我们在学校里、媒体上和讲坛上接受的教育当然是越多越好，但它的目标必须是旨在战胜排外，并且教导互相理解和共同合作——这样一种教育争取克服顺从，培养批评精神，鼓励独立判断。每个才智之士都应召集起来，成为这种更新的理想教育的旗手。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什么是民族主义，什么是国际主义。接下来，我们必须获取大量可靠的信息，不仅有关于我们自己国家的信息，而且还有关于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信息。在了解之后，我们必须学会理解、同情、尊重和宽容。尤其是，我们必须警惕，不要无意中促成削弱有利于国际主义的任何力量、因素或手段——不管它是世界性宗教，是国际劳工运动，还是人员、商品和观念的普遍交流。当我们自己获得了这样的知识素养和这样的思维习惯时，接下来，我希望，我们应当乐意并热情地向我们的同胞宣讲这些，尽个人和集体的一份责任，使之成为我们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归根到底，几乎一切都有赖于我们的国立学校，尤其是国立学校内的社会科学教育。因为在我们的民族性之上，在一切民族性之上，还有人性——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而人性正是社会科学的材料。地理学描述了人的栖息地。心理学处理的是人的精神过程和人的行为。经济学关注人的谋生方式。公民学处理人的政治制度，社会学处理人的社会制度。历史学讲述人类曾经思考、言说和做过什么。所有这些社会科学，与之密切相关的基本上都不是法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人，是人类的个体成员。科学、宗教、艺术和学问，以及一切观念，都是人类的共同遗产，而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他们的信息和他们的兴趣仅仅局限于只和狭隘民族主义相容的问题和解释，那么，他们就是最优秀人类遗产的不肖弟子。在民族主义与人类之间的任何斗争中，那些真正进步主义的教师，那些对民族主义大获全胜的可怕命运有所洞察的教师，必定会站在人类的一边，必定会得到而且应该得到那些有智慧、有见识和有善意的公民同胞的鼓励和积极帮助。


    我们应该敏锐地感觉到民族主义已经给人类造成的破坏，并清楚地预见到不受控制的民族主义最终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以至于如果我们想到，学校的课程，尤其是社会科学，将被用来进一步强化和促进民族主义的话，我们就该极力主张把一切社会科学从学校教育中驱逐出去。作为一个绝望的忠告，我们应该会希望更进一步：彻底关闭学校。一个民族，与其教会它仇恨和消灭其他民族，倒不如让它目不识丁为好。


    但是，我们尚未走到绝境——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悲哀的选择。希望依然存在；我要再说一遍，最大的希望在于教育。事实上，即便是现在，民族主义的力量与人性的力量之间就已经开始一场伟大的赛跑；这场赛跑将会持续接下来的一两代人，双方奔向各自的目标：毁灭与拯救。在这场赛跑中，学校扮演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角色，因为赛跑者们正是在学校里接受训练。有了经济国际主义和知识互相依赖的帮助，有了对工业革命在世界地理学、世界经济学、世界公民学和世界历史学等领域的影响的恰当关注，有了对在相同方向上发挥作用的一切宗教、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合理宽容，尤其是，有了明智正直的公民严肃认真、始终如一的支持，我相信，社会科学的教师们应当能够履行他们的英勇职责，为这场赛跑培养代表人类、奔向拯救的参赛者。这将是一场艰难的赛跑；鹿死谁手，胜负难料。但正是对其结果的怀疑，可能点燃我们的想象力——要想赢得这场赛跑，必须诉诸我们的理性。


    6


    敦促弱化民族主义、传播国际主义，并不是反对爱国主义。相反，它是净化和提升真正的爱国主义。因为我们应当永远记住，正是公共政策的批评者，而不是盲目的信徒，才可能被对故国家园真正的热爱所激励，被真正的爱国主义所激励。爱国主义是对一个人的国家的热爱；而且，正如我们早先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一个人的国家的热爱是人类原始忠诚感的一种特别自然而崇高的表达。


    民族主义部分程度上是对国家的热爱，但主要是别的东西。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本民族的自豪和自夸的思维习惯，伴随着对其他民族的傲慢或敌意；民族主义承认，一个国家的个体公民可能犯错，但它坚持认为，一个人的民族群体或民族国家始终是对的。民族主义要么无知而有偏见，要么残忍而猜忌；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都是某种形式的躁狂症，是一种延伸了的和夸大了的自我中心主义，很容易辨认出它自私自利、不宽容和沙文主义的症状，很容易看出它所患上的夸大妄想。民族主义是不自然的，远不是崇高的；一言以蔽之，它是势利的爱国主义。


    另一方面，真正的爱国主义涉及谦让。如果我们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就应当在国家面前俯首自谦，为国家效劳，以谦卑的方式尽心竭力，给国家带来人类所有的福祉和希望，促进本国一切公民的快乐和幸福。我们应当致力于在精神上、智性上和物质上改进我们的国家，致力于让它成为本国同胞适宜居住的家园，以至于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在思想、言辞或行为上去攻击其他国家。如果我们在足够程度上拥有谦虚的美德，我们就应当最终学会这样一个伟大而神圣的秘密：我们配不上我们的国家，没有人配得上他所热爱的东西。当那个时代到来时，我们将真正理解持久和平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将有真正的同情，不仅同情我们的本族同胞，而且一视同仁地同情远方的外国人和我们门内的陌生人。民族主义，当它成为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同义词时，它将被证明是独一无二的人类之福和世界之福。


    * * *


    [1] A.范亨讷普：《民族群体的比较研究》，第一卷（1922），第12～13章。此处并非逐字翻译，已根据我们目前的目的做了改编，但我们确信没有损害作者原意。


    [2] 《种族与民族》（Race and Nationality，1919），第116页。


    [3] A.E.齐默恩：《民族与政府》（1919），第53～54页。


    [4] A.E.齐默恩：“真假民族主义”，同上引书，第77～78页。他在文中给出的引文来自霍勒斯·M.卡伦的文章“民主对大熔炉”，载纽约《民族》（Nation）杂志，卷c，第220页（1915年2月25日）。后来，莫里斯·巴雷斯在他的作品中充分发展了相同的主题，而且是以法语散文特有的清晰和优美。特别可参看《无根之人》（Les Déracinés，1897）、《民族主义的现场与学说》（Scènes et Doctrines du Nationalisme，1902）、《法国人的友谊》（Les Amitiés Franedil;aises，1903）、《科莱特·博伊多施》（Colette Baudoche，1909）、《莱茵河的妖怪》（Le Génie du Rhin，1921）。


    [5] 齐默恩：同前引书，第85页。


    [6] “普世和平之梦”，载《哈珀月刊》（Harper''s Monthly Magazine），第133卷，第862～869页（1916年11月）。就这个问题而言，还可参看约翰·奥克史密斯：《种族与民族》（1999），第261～269页；J.M.罗伯逊：《爱国主义与帝国》（Patriotism and Empire，1899）和《国家的进化》（Evolution of States，1912）；诺曼·安吉尔：《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1914）；托斯丹·凡勃伦：《和平的性质及持久和平的条件研究》（1916）；J.A.霍布森：“敞开的门”，载C.R.巴克斯顿编《迈向持久的和解》（1916）；A.E.齐默恩：《民族与政府》（1919）；J.L.斯托克斯：《爱国主义与超级大国》（Patriotism and the Super-State，1920），第62～69页；GL狄金森：“持久和平的基础”，载C.R.巴克斯顿编《迈向持久的和解》（1916）。


    [7] 同上引书，第269页。


    [8] 《国际政治》（La Politique Interationale，1886），第25页。


    [9] 《现代史中的民族主义》（1916），第十篇讲稿，尤其是第200～202页。


    [10] 这句话出自沙皇尼古拉二世为召集第一次海牙会议而颁发的敕令。


    [11] N.M.巴特勒：《国际思维》（The International Mind，1912）。


    [12] 《和平与战争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Peace and War，1919），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