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战略的理论

    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获得了自己的结论。现在，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建立一座战略思想的“新大厦”，看来是有益处的。


    首先要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战略”。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这本理论巨著中，曾经给战略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他认为：“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


    这个定义的第一个缺点，是它侵入了政治的范畴，或者说，它侵入了战争最高领导的范畴，而这些却是政府的职责，不是军事领导人所要过问的事情。军事领导人的任务在于执行政府交给的使命，即领导军事行动。第二个缺点，就是把“战略”的概念限制得太狭窄了，只以单纯地运用会战为限，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错误观念，使人们认为只有会战才是达到战略目的的唯一手段。因此，克劳塞维茨的某些并不高明的信徒，往往是轻率地把目的和手段混淆起来，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战争中，只有决定性会战才是最主要的目标，其他一切都不过是附属于这个主要目标而已。


    战略与政治的关系


    如果战略与政治这两个任务的执行权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象过去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世那样，那么，区分战略与政治之间的差别，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不过，时至今日，这种政府首脑兼军事统帅的独裁统治者，已经是很少见到的了，在整个十九世纪当中，这种现象可说是已经暂时绝迹。因此，若不把战略和政治之间的界线划分清楚，就不免产生许多潜伏的害处。因为那样就可能使军事领导人提出荒谬的要求，认为政治应该从属于他们的作战计划，而那些当权的政治家，特别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则可能力求扩大自己的职权，甚至当军事工作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使用其手中的工具时，也去加以干涉。


    毛奇给“战略”所下的定义则比较清楚和准确。他把战略看成是“一位统帅为了达到赋予他的预定目的而对自己手中掌握的工具所进行的实际运用”。


    这一定义明确指出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对于政府所应负的责任，因为他是受政府雇佣的。军事指挥官的职责，就是要在战场上使用那些委托给他控制的兵力，即为了最高军事政策的利益而最有效地使用这些兵力。如果军事指挥官认为，拨归他指挥的兵力不足以完成所受领的任务，那么他有权据理力争；如果政府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也可以拒绝承担指挥职责，或者退居闲位；但是，军事指挥官不可以强迫政府一定要把多少兵力拨归他指挥，如果那样，便是超出自己权力的合理限度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既然具有决定军事政策的全权，所以就必须使它的政策适应战争中经常变化着的条件。在战争过程中，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因此，军事政策决不可以僵化而丧失弹性。政府有权干预每个战役中的战略指导，不仅可以撤换丧失信任的指挥官，而且可以修正他们的目标，调整他们的任务，以适应军事政策的需要。当然，政府只应该明确地给军事指挥官提出任务，而对于他们如何指挥军队作战，如何运用自己的工具，却不宜加以干涉。所以，战略并不一定只有一个单纯的目标————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当政府看到敌人具有总的军事优势时，或在某一战区内具有军事优势时，它便可以采取有限规模的战略。


    对于政府来说，有时需要等待，一直等到同盟国参战，或者从别的战场调来生力军，才可以使局面发生新的变化。有时则不仅需要等待，而且需要限制陆上的军事行动，而改用其他办法，或者给敌人以经济压力，或者采取海上作战行动，来最后解决问题。有时，政府在战前即可估计到它根本无力消灭收人的军事力量，或者为此而耗费力量是得不偿失的，因此，这时的军事政策可把夺取敌人的某些领土作为目的。这样等到和平谈判时，它就可以把所占的领土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设法永久占有这些领土。


    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军事政策是有许多例证的。不过，正统的军界人物对此并不怎么赞赏。某些崇拜暴力的军人认为，这是一种表现“弱势”的政策。其实并不尽然，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历史上，这种政策正象一条红线那样贯穿始终，它曾多次拯救过英国的盟友，而且也经常是由于采取这种政策而挽救了大英帝国本身。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提出质问：难道这种“保守性”的军事政策，在战争指导的理论方面，没有资格占领一席之地吗？


    采取有限目的的战略，其一般性的理由都是等待兵力对比发生改化。而这种改变，常常可以采取小规模的“针刺”方法，即逐渐地消耗敌人的兵力，并不必冒险去进行威力强大的突击。当然，必须使敌人的兵力消耗大大超过自己的消耗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攻击敌人的补给基地；针对敌人的个别集团发起局部进攻，以便完全消灭这股敌人，或者给以重大杀伤；诱使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采取某些措施，迫使敌人在过于宽广的正面上分散兵力；设法消耗敌人的精力和体力。


    以前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军事指挥官在他的作战区域内执行战略时，是否具有绝对的自由？毛奇的上述那个比较清楚的定义，似乎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暗示性的答案。举例来说，如果政府已经决定追求一个有限的目的，或者换句话说，只是坚持采用“费边式”的大战略，那么，军事指挥官即使在其战略活动的范围之内，也只可能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实力，如果这时力图去毁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则对于本国政府的军事政策来说，其结果反而可能是害多利少。一般说来，一个追求有限目的的军事政策，只可能产生一种有限目的的战略；只有获得政府的批准以后，军事指挥官才可以去追求具有决定性的目的，而且只有政府才有权决定何种目的是值得追求的。


    现在，我们可以给“战略”拟定一个比较简明的定义：“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求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战略所研究的，不只限于兵力的调动————一般的定义都只是注意这一点，而且要考虑到兵力调动的效果。至于会战中军事力量的运用，即这些兵力的作战部署和直接行动的指挥，则已属于战术的范畴。对于这两个名词，尽管为了便于讲解而划了一条界线，但事实上却很难将它们加以分隔，因为它们之间不仅互相影响，而且根本上就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大战略或高级战略


    战术，是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同样，战略，也就是大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实际上，大战略和指导进行战争的军事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如此，它们之间又有一些区别，那就是大战略同基本政策有其不同之处。基本政策，或称为国家政策，决定着军事政策的目的；而“大战略”这一术语，则表示“政策在执行中”。所谓“大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以求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


    大战略必须搞清楚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且有效地动员这些资源，用以保障武装力量的作战行动。同时，它也要充分估计到国家的精神力量，因为教育人民使之具有高度的精神素质，经常都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物质的斗争手段。大战略也必须负责陆、海、空军之间的兵力兵器分配，负责整个武装力量与工业之间的调整工作。更进一步说，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大战略所掌握的各种手段中的一种而已。为了达到削弱敌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大战略更应该注意和利用的是其全部力量，即财政上的压力，外交上的压力，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从重要性来说并不算最后一项的思想道义上的压力。一个良好的理由，比如师出有名吧，就是一把利剑，同时也是一块防盾。所以，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可以算是一种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可以减弱敌人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己方的精神力量。


    如果说，军事战略只限于研究与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那么，大战略所研究的，不仅是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而且包括与战后和平有关的问题。所以，大战略不仅要结合使用战争的各种工具，而且要保障它们的运用，以避免对未来的和平有所损害，也就是要使和平得到保障，得以发展。在大多数战争以后，交战双方往往是两败俱伤，其原因可以用下述事实来加以解释：大战略与战略不同，其领域内还有一大部分是神秘的处女地，正等待人们去继续开拓和研究。


    纯粹的军事战略


    在扫清了场地以后，我们就可以在适当的平面上和原定的基础上把“战略”的观念建立起来————这就是比较具体地确定作为“统帅艺术”的战略的概念。


    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工具)能否作精确的计算，能否把它们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目的必须与现有的一切手段相适应，而用来达到每一个中间目的的手段，也必须与那个中间目的的重要性和需要相适应，而且不管所追求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是直接抢占某个目标，还是争取其他的成就。手段决不可以太过了，因为“过犹不及”。


    要把目的和手段正确地协调起来，就要最合理地“节约兵力”，而且要按照它的深刻含义来进行，因为这一军事术语虽然经常为人们使用，但是对它的意义的理解却有所不同。然而，由于战争具有自己的特点，具有“不确实性”，加上对战争问题又缺乏科学的研究，因而使这种“不确实性”，更加增添了色彩，所以，即使是一个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也很难完全正确地把目的和手段协调起来；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越完善一些，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些。


    这种相对性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军事科学知识不管多丰富，军事上的成功仍取决于在实践中运用它的“艺术”。艺术不仅可以使目的和手段更好地协调起来，而且也可以使手段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手段得到有效的使用，目的将会更加扩大。


    上述情况使得对各种因素的估计大大复杂化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准确地判明人类的智慧究竟有多大能力，也不可能正确估计出人类的意志究竟有多大力量。


    因素和条件


    战略与战术比较，其计算要简单一些，而且也比较容易接近真理。在战争中，最难计算的因素，是人们的意志。这在抵抗力方面表现得最清楚，不过那是属于战术范畴的事情。战略并不具体研究如何克服抵抗力的问题，当然，对待天然的障碍物则是例外。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抵抗的可能性；为此，它所利用的则是“运动”和“突然性”这类因素。


    “运动”是属于物理领域的问题，它所需要考虑的条件是时间、地形和运输能力。所谓运输能力，包括现时可以用来运送和保障部队行动的一切工具和方法。


    “突然性”是属于心理领域的问题，它需要考虑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是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能影响敌人意志的东西。因此，它面临的问题要比物质领域的问题复杂得多。


    战略可以偏重于利用运动，而较少依重突然性，也可以反过来，偏重于利用突然性，而较少依重运动。不过，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可以互为因果。运动可以产生突然性，而突然性也可以起到刺激运动的作用。如果运动的速度较快，超过了一般的速度，或者变换了方向，那么毫无疑问，即使这种运动没有采取隐蔽措施，它也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突然性。同时，突然性又可以促使运动不停地进行，从而迫使敌人无法进行反机动，不能采取其他反措施。


    至于说到战略和战术的相互关系，那么可以说，在执行的时候两者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因此，很难确定部队的战略行动究竟在何处结束，而战术行动又在何处开始。然而，这两个概念却又是彼此分明的：战术充塞着整个会战(战斗)领域；战略则不同，它并不仅仅停止在这一道界线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倒是需要把实际的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


    战略的目的


    这个题目可能引起许多争论。有些人认为，战争的唯一正确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另一些人认为，战略的唯一目的就是进行战斗；还有些人坚持维护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血液经常都是胜利的代价”。人们也许并不同意上述说法，但是不管他们各自的观点如何，上述说法总还是存在的，并且不会发生动摇，事实上，即使把决定性的会战(战斗)看成是战争的主要目的，而战略的目的仍然是要使这个会战(战斗)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不过，条件越是有利，则进行战斗的成分也就会相对地越少。


    所以，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证：由于条件不利，战略实际上得以保证获得上述良好的结果。恺撒进行的伊勒尔达战役，克伦威尔进行的普雷斯顿战役，拿破仑进行的乌尔姆战役，毛奇1870年在色当对麦克马洪军的围攻，艾伦贝1918年在萨玛利亚丘陵地区(在以色列中部)对土耳其军队的围攻，都是这样的例子。而近代最触目惊心和具有悲剧意味的例证，则是1940年德国人进行的那几次战役。当时，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在西线的中央，即在色当附近，突然突破了对方的防御，切断并合围了比利时境内的盟军左翼部队，从而使欧洲大陆上的盟军发生了全面崩溃。


    以上列举的战例说明，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一目的，可以在敌人投降后采取解除其武装的方法来达成。而这样的“消灭”，对于战争目的的达成来说，并不一定是必需的。有时，一个国家只是想维护本身的安全，并不想去侵占别的国家，那么，只要解除了对安全的威胁，也就是说，敌人已经被迫放弃了他的侵略目的，这个国家的目的就可以算是达到了。


    在波斯人早已放弃入侵叙利亚的企图以后，贝利撒留为了满足所属部队夺取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愿望，结果在苏尔城附近吃了一次大败仗。这是无益地耗费力量和进行冒险的一个鲜明例证。与此相反，后来波斯人重新大举进犯，贝利撒留把他们击退，并将其从叙利亚赶走，他的这一最后的行动却成了历史上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光辉范例。也就是说，在这一次，他纯粹是利用战略而达到了国家目的的。当时，心理因素发生了巨大的效果，没有施加多少物理上的压力就使敌人放弃了自己的意图。


    尽管这种不流血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现象，但是物以稀为贵，它的意义不是迅速减少，而是不断增大。这种胜利的价值，就在于它证明战略和大战略所具有的极大潜在能力。人类虽然有了几千年的战争经验，可是我们对于心理战能力的运用，现在还是刚刚进入探索阶段。


    克劳塞维茨在深入研究了战争经验之后，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机智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在一切军事行动中，都充满着机智和它的效果。”可是，在实际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常常为感情所驱使，因而忘记了理智的作用，不能深刻领会克劳塞维茨这个结论的深刻含义。他们往往不肯用脑，以致经常碰壁。


    按照一般的规律，国家政府既要负责决定大战略在战争中的目的，也要解决战略的作用问题————是用来获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呢？还是另有其他目的？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术箱里，可以装着许多不同的器械。为了达到大战略的目的，军事工具不过是许多种工具中的一种而已。同样，会战(战斗)也只是达成战略目的的许多种手段中的一种罢了。如果条件有利，使用军事手段往往能够很快收到效果。如果条件不利，那么，使用军事手段就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由政府授权某一位战略家，让他去作出一种军事决定。这样，他的任务就是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力求获得最好的效果。由此可见，他的真正的目的不仅在于寻找机会进行会战(战斗)，而且在于造成一种最有利的战略形势。这种形势本身当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战果，可是只要继之以会战，就一定可以获得这种结果。换句话说，战略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要使敌人自行陷入混乱。结果，敌人不是自动崩溃，就是在会战中轻易地被击溃。为了使敌人自动崩溃，也许还要采取一定的战斗行动，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与进行会战已经是两回事了。


    战略的行动


    战略怎样去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呢？在物理领域内，下述几种行动都可能产生这种结果：一、破坏敌人的部署，从而迫使他们突然地改变正面，使他们在兵力的组织和配置上发生混乱；二、分割(切断)他们的兵力；三、威胁和破坏敌人的补给系统；四、威胁他们的交通线，使其不能在必要的时候沿这些交通线撤退，不能在中间地区或战略后方重新设防进行固守。


    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可以采取上述四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达成，但比较经常的是综合使用几种方法来实现。实际上，要把这些方法分开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即使一个趋向敌人后方的行动，也都是把上述的方法综合在一起了。不过，几种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取决于军队数量的多少和军队组织的复杂程度。对于“就地取粮”的军队来说，交通线对他们实在没有多大的作用，因为他门可以用抢劫或征派的办法获得给养。即使在军事组织已经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军队的编制越小，他们在补给方面对交通线的依赖程度也越小。军队的规模越大，其组织编制越复杂，则威胁其交通线所能产生的作用也越大。


    如果军队对于交通线的依赖程度并不很大，那么，战略的运用当然会受到某些限制，因而使战术在战斗中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一些有才能的战略家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发挥作用。他们可以早在会战之前采取威胁敌人退路、隔断其补给基地和破坏兵力部署等办法，造成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利条件，而后用会战来毕其全功。


    为了获得应有的效果，进行这种威胁时，必须在时间上尽量提早，在空间上尽量靠近敌人战斗部队，而不是主要去威胁他们的交通线。所以，在古代战争中，究竟什么是战略性机动和战术性机动，人们是很难加以区分的。


    对敌人稳定性的破坏，从心理方面来说，是由于采用了上述各种方法对敌人指挥官产生作用而造成的结果。如果敌人突然感觉到自己处境不利，因而没有能力进行抵抗，那么，上述方法所产生的影响或作用就显得特别强烈，敌人在思想上感到自己已经落入陷阱，这是从心理上破坏敌人稳定性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对敌人的后方施以物理性压力，常常能产生心理上的效果。一支军队也和一个人一样，如果不把身子转过来，不把自己的武器用到新的方向上，也就不可能挡住来自背后的进攻。实行这个“转身”的时候，也就是往新的方向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军队的战斗力必然要暂时遭到削弱。这也和人在转身时失去防护力一样。而且，军队实行这个“转身”所花的时间，必然要比个人长得多，因而其战斗力暂时被削弱的时间也就长得多。所以，任何军队，特别是它的“头脑”(指挥官们)，对于来自后方的威胁总是非常敏感的。


    与此相反，对敌人实行当面直接的进攻，无论从物理方面还是从心理方面来说，不仅不会破坏敌人的抵抗力，反而有可能提高他们的稳定性，也就是提高他们的抵抗力。在正面攻击的压力下，敌人即使向后撤退，那也是逐渐靠近其预备队、补给基地和增援部队，他们可以借此恢复自己的力量。实行这种正面进攻，充其量也不过是弄得敌人非常紧张，但很难使其产生惊恐现象。


    所以，从翼侧对敌人实行迁回，或者前出到敌人后方，目的不仅在于避开敌人的抵抗，而且在于获得有利于已方的战役结局。换句话说，这样的机动就是选择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如果从心理方面来说，也就是敌人期待性最小的路线。这好象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战略的理解就更加进了一层。但是要知道，我们选择抵抗力最小的路线时，又不能简单从事，不能过于明显，因为我知敌亦知，敌人自然也会对此加以注意。如果那样的话，这条路线也就可能不再是抵抗力最小的路线了。


    我们研究物理性因素时，永远不要忘记精神性因素。一个战略，只有考虑到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间接路线战略，才能真有希望破坏敌人的稳定性。


    仅仅向敌人作间接的行军，并随后前出到敌人后方，还不能算是战略性的间接路线。战略的艺术并不那么简单。有时，就敌人的正面来说，开始进行的运动可能具有间接性的意义，但是随着情况的发展，敌人会猜出你要前出到他的后方，因而将抢先变更兵力部署。这样，尔后继续采取的行动对敌人新的正面就不再具有间接性意义，而转变成了纯粹的直接进攻。


    既然敌人有这种抢先变更部署以改变正面的可能性，那么，在采取直趋敌后的行动以前，通常都要在次要方向上实施一个或几个一般性的机动，以便“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牵制”他们的兵力。或者说，要想办法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权。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物理性方面和精神性方面都保证取得良好的效果。从物理方面来说，采取吸引敌人注意力的行动，就是要分散敌人的兵力，或者使他们把兵力用到次要方向上，从而迫使他们无法在决定性方向上进行有效的抵抗，不能顶住我方的进攻。从心理方面来说，要想获得成效，就要设法欺骗敌人的指挥官，麻痹他们的意志，使其感到困惑和恐惧。对于这种战略方法，“石墙”杰克逊有过这样的名言：“首先要使敌人感到神秘莫测，引诱他们走上错误途径，然后再把他们打个措手不及。”前两句正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的基本方法，而后一句，即突然袭击行动，则是破坏敌人稳定性的重要条件。必须先使敌方指挥官的注意力分散，然后才能使他们的兵力也随着分散。行动自由的丧失正是思想自由的丧失的后果。


    心理因素贯穿在物理性的领域之中，并且能够对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若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则此种认识就将具有间接性的价值。因为它可以促使我们避免进行错误的估计和表面的分析，即告诉我们不要用数学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战略理论。按照数学的方法来看，似乎只要在一个选定的地点集中优势的兵力，就足以决定战役的胜负。实际上，这种强调数量优势的战略思想，也和过去那种按线与角的几何学观点来对待战略一样，是不正确的。


    一般的军事教科书都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趋势，即把战争的主体看作是“集中优势兵力”。这种观点背离真理是很远的，按照这种观点向前发展，其结果往往都是走进了死胡同，对于“节约兵力”这个原理，福煦曾经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他说：“这是一种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巧妙地使用所有资源和全部力量的艺术。也就是说，必须尽可能对全部兵力的使用作出正确安排，要使各部之间保持经常固定的联系，而不要把他们分割开来，不要使各部兵力都固定在一个永久不变的任务上面。一旦获得结果，这个艺术又要在另一点上反映出来，即能很快变更部署，使所有兵力能够迅速集中起来，采取协调一致的联合行动去对付新的目标。”


    我们可以改用一种更准确和更清楚的说法：要使军队的部署达到这样的程度，各个分散的部队能够经常相互支援，并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限内向某一点上集中；为了保障在某一点上集中较多的兵力以求取胜利，分配到其他各处的兵力只要有最必要的数量也就可以了。


    要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一个地点，那实在是一种很不现实的想法，即使把它当作一个“口号”来喊，也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最必要的数量”总合起来，在全部总兵力中所占的比重，肯定还要超过所谓“最大可能集中的数量”。或者更准确些说，用在各处有效地牵制和分散敌人注意力的兵力越多，那么把其余的兵力集中到某一点上用来进攻敌人时，他们夺取胜利的机会也就越多。与此相反，对于敌人用重兵严密防守的目标，即使集中大量兵力实行攻击，也不见得会有更大的获胜机会。


    即使能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预想地点上集中优势兵力，如果不能阻止敌人及时向那里调集增援部队，那么，仍然难以获得胜利。如果敌人在这个地点只是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在精神上并没有受到震撼，那么，依靠兵力的优势也是不能保证必胜的。拿破仑曾经多次遭受惨败，其中有几次正是由于忽视了这种保证条件。自从兵器迟滞敌人的威力增大以后，这种“分开”使用兵力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


    战略的基础


    在战争中，每一个问题和每一条原则，都象硬币一样，有它的两面。对于这个颇为深奥的真理，福煦和克劳塞维茨的其他门徒，都是没有完全弄通的。所以，为了使两个方面相互适应，就必须很好地采取一种折衷办法。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战争是由敌对双方共同进行的，每一方都可能实施攻击，但同时也要采取防御措施。根据这个原理推论，你如果希望进行有效的攻击，那就要首先剥夺敌人的自卫能力，要出其不意地去进攻敌人。只有在敌人分散了兵力以后，才可以有效地集中自己的兵力。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攻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必须首先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开来。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多到一种表面上显得很矛盾的现象：真正的兵力集中原来正是首先分散兵力的结果。


    这种双方相互影响的情况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为了保证夺取某一个目标，必须同时威胁对方的几个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军事学说与十九世纪的福煦及其信徒的军事学说之间，是有重大差别的，因为他们只是追求一个目标。这也是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差异。如果敌人准确地判明了你的突击方向，那么他们就获得了最好的机会，可以采取防卫措施，来削弱你的突击力量。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你能同时威胁到几个目标，那么你就可能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迫使他们也分散自己的兵力。采取这种分散敌人注意力的方法，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因为它可以使你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自己的大部分兵力。这样，你就可以达到集中最大兵力的要求，同时又兼顾了分散兵力的必要性。


    没有作战方案，是与战争的本质相矛盾的。法国人包尔色特在十八世纪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论断，他说得非常透彻：“任何一个战争计划，都必须包含几个作战方案，人们需要经过周密</a>的思考，要使几个方案当中有一个能够保证夺取胜利。”年轻的拿破仑正是包尔色特的继承者，他后来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拿破仑也说过，“作战计划应该有两个方案”。70年以后，谢尔曼也从经验中接受了教训，重新作出了类似的结论，提出了他那句有名的格言：“要使敌人经常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存在敌人，就要设想几种行动方案。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处于和平时期，都要遵循一条原则：只有“适应”才能“生存”！战争，这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人类集中力量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反对周围环境的一种斗争。


    为使计划得以实现，在制订计划时，必须考虑敌人所具有的抵抗能力。克服敌人抵抗的最好办法，是使计划能适应条件的变化，能随时加以改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须使计划具有灵活性，同时保持主动权，因此，使作战方向能够随时威胁几个目标便是最主要的手段。如能做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迫使敌人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而使自己至少夺得一个防卫比较薄弱的目标，甚至还能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在战术领域内，敌人的部署往往是根据地形的性质而决定，所以，选择目标要比在战略领域内困难一些。因为在战略领域内，敌人不得不分出兵力去防卫一些重要的工业中心和铁路枢纽。当然，即使在战术领域内，如果能利用敌人的任何一个弱点，特别是根据敌人的抵抗程度来选择战线，那么仍有可能取得某种类似战略领域中所能获得的那种利益。计划也象果树一样，一棵果树如果不分枝丫，当然不可能指望它结出果子。计划如果只有一个方案，只有一个目标，那它就象一根不能结果的光杆木头。


    切断交通线


    打击敌人的交通线，可以有两种方法：或者从侧翼进行迂回，或者从正面实施突破。但在制订这种计划时，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还是选择最为有利的打击地点————是指向敌人的浅近后方呢？还是指向其深远后方？


    当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试验性的机械化部队还刚刚建立起来，他们的战略使用还在考虑当中，因此，我试图以过去战争中的骑兵袭击战法，特别是自从铁路出现以后的骑兵袭击战法，作为分析研究的根据。我想，尽管骑兵袭击的能力与机械化部队进行深远战略突破的能力相比较可能要小得多，但这种差别并不会减小，而且将提高袭击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经过一些必要的修正以后，就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一般说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时，离敌人的距离越近，其效果也越迅速；从另一角度来说，离敌人的基地越近，其效果也越巨大。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如果在敌人处于运动中，或正在执行任务，则破坏其交通线所产生的效果，总比在敌人停驻时的效果更加巨大而且迅速。


    在确定快速部队的突击方向时，最主要的根据是战略态势和敌人的补给状况。必须考虑到：他们现在有几条补给线，利用其他补给线的可能性，储备品的数量，这些补给品在前线附近前进仓库中的集中情况。考虑过所有这些因素以后，还应研究达成各个目标的可能性：即考虑距离、天然障碍物和敌人可能进行的抵抗等因素。一般说来，所要经过的距离越长，则途中遇到的天然障碍物也会越多，但来自敌人的抵抗力却可能相对地减少。


    所以，如果天然障碍物并不特别严重，而且敌人也不十分依赖其补给基地，则只有在敌人深远后方切断其交通线才能有希望获得较大的效果，并取得胜利。


    另外还有一种见解：当打击指向敌人的浅近后方时，对其部队的精神震撼作用比较大；当打击指向敌人的深远后方时，对其指挥官的心理影响比较大。


    在过去，骑兵的袭击由于不注意随后的破坏工作，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效果。因此，对于使用骑兵袭击敌人交通线的重要性问题，不免估计过低。必须指出，要破坏敌人的补给，不仅要对其前送道路进行破坏，而且要拦截或威胁其辎重队。机械化部队出现后，由于它具有高度的快速力和越野能力，破坏敌人交通线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上述这些结论，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特别值得一提的例证是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当时，他跑在德军主力的前头，在亚眠和阿布维尔等地越过松姆河防线，进入盟军的深远后方，切断了盟军的交通线，从而使盟军在物理上和心理上都陷入瘫痪状态。


    前进的方法


    直到十八世纪末叶，军队的移动，不论是战略性的(开向战场)，还是战术性的(在战场上)，照例都是以物理性的大量集中前进为原则。拿破仑崛起后，继承了包尔色特的思想，采用了新的“师”的编制，创造了在战略上分开前进的方法，这就是说，军队分成独立的单位向前运动。不过，他在战术方面仍然采用着集中开进的方法。


    到了十九世纪末叶，由于火器的发展，为了减少火力的杀伤，战术性的前进运动也开始采用分散的方法了。可是，这时的战略性前进运动，反而又回到了集中的方式。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铁路的发达和军队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拿破仑的方法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


    为了使战略的艺术和效力得以复活，首先要使分散性的战略前进方式复活起来。新的斗争工具如飞机坦克的出现，又促进了这种分散性战略前进方式的发展，空中袭击的危险性，麻痹欺骗敌人的必要性，充分利用机械化部队快速力的迫切性，都说明一个道理：向前运动的部队，不仅应该尽量分布在宽广的正面上(以不损害行动统一为原则)，而且应该尽量采取分开前进的方式(以不损害部队的整体为原则)。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这一点将是特别重要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的发展，更为这种分开前进的方式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不间断的指挥提供了保障。


    为了代替那种以集中兵力进行集中打击的单一思想，我们提出三种方案，可以根据情况任选一种：一、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都指向一个目标。二、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依次指向几个目标。(这时，在每一个行动之前都要采取预备性的措施，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如果我们有同时威胁几个目标的可能性，足以大大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因而使他感到困惑，这样就不必采取预备措施了。)三、使兵力分开前进，但是同时指向几个目标。(在新的战争条件下，在几个方向上夺得局部性的胜利，或者甚至只是同时威胁几个目标，其积累起来的效果，与在一个地点取得完全胜利的效果，可能要大得多。)


    军队行动的效果，取决于新方法的发展程度。这些方法的目的：一是要使部队越过敌人战线而渗透进去，控制敌人的一定地盘，但不是去夺占防御地区；二是在实际上促使敌人的行动瘫痪，而不是在理论上谈击毁敌人的兵力。所以，部队的流动有可能保障取胜，而把兵力集中起来，则可能带来严重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