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罗马时代的战争——汉尼拔、西庇阿和凯撒

    对于欧洲历史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下一个冲突，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斗争。其中最主要的阶段，是汉尼拔进行的各次战争，或者统称之为第二次布匿战争。这次战争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或几个战局，而每一个阶段对于整个战争的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阶段的序幕，是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从西班牙出发，经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的进军。而其最终结束点，看来应是第二年春天在特朗西梅诺湖畔所取得的歼灭敌人的胜利。这次胜利以后，汉尼拔如果能下决心立即向罗马进攻，那么可以说，罗马城除了它本身的城墙和守备部队以外，没有其他的抵抗力了。


    汉尼拔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这样一条漫长而艰险的陆上路线，不选择距离短得多的海上路线？通常的解释都是认为“罗马人掌握着制海权”。可是，在他那个时代，航船还是原始化的，它们在海上拦截敌人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用“制海权”的现代定义去套当时的情况，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而且罗马人在当时究竟有无制海权，也是一个疑问。曾直接记述过特朗西梅诺战役的波里比阿在一篇著作中就指出过：罗马元老院对于迦太基人会不会取得“制海权”，曾经感到焦虑。甚至到了战争的结束阶段，即在罗马人取得一系列海上胜利以后，他们尽管剥夺了迦太基舰队在西班牙的所有基地，并且在非洲巩固了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仍然没有能力预防马哥(汉尼拔的弟弟)的远征军在吉罗西-里费亚实行登陆，也没有可能阻止汉尼拔返回非洲。因此，汉尼拔之所以要采取间接的陆上进攻路线，更可能的理由是，他要纠集意大利北部的色尔特人起来反对罗马，认为这样对他更为有利。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就是这条陆上的行军路线，也不是一条直线。正因其如此，他才获得了颇大的利益。罗马方面曾经派遣他们的执政官普布里乌斯·西庇阿(即阿非利加·西庇阿的父亲)到了马赛，其目的是要阻止汉尼拔渡越罗讷河。可是，汉尼拔不仅出其不意地在该河上游渡过了这条难以逾越的大河，而且还继续向北走了很远。他选择了一条穿越伊塞里谷地的更为艰险的路线，而不是经过里费亚附近的直路，因为那条直路是很容易被敌人封锁的。波里比阿后来写道：当老西庇阿在三天之后赶到渡河地域时，他“大吃一惊，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一个敌人，而他先前却曾断定，认为汉尼拔无论如何也是不敢冒险经由这条道路(即北线道路)进入意大利的”。老西庇阿于是当机立断，留下部分兵力在现地，自己即匆匆忙忙地走海路返回意大利。他正好及时赶到，在伦巴第平原上碰上了汉尼拔。然而，这里的平原地形却使汉尼拔占了优势，使他的强大骑兵便于展开活动。结果，在蒂西纳河和特雷比亚河的两次战斗中，汉尼拔都夺取了胜利。这使他获得了大量的兵员补充和物资补给。


    汉尼拔变成了意大利北部的主人，停在那里度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天，罗马的新执政官预计到汉尼拔必将继续进攻，于是分兵把守两条线路：一条通向位于亚得里亚海岸边上的里米尼；另一条通向埃屠里亚的阿雷蒂昂(即现今的阿雷佐)。这些据点正好控制着通往罗马的东西两条大道，而汉尼拔是很有可能沿着这些道路进攻罗马城的。汉尼拔决定沿着通向埃屠里亚的线路行军，可是，他却不是选择大家通常所走的道路。行军之前，他通过周密</a>的侦察，“查清了通向埃屠里亚的所有各条道路，知道这些道路的里程和状况也是敌人所熟悉的，知道还有一条穿过沼泽地的捷径是有利于突然地向弗拉米尼(罗马执政官)发起攻击的。汉尼拔想到了采取突然袭击行动的问题，于是便选择了穿过沼泽地的那条捷径。可是，当部队知道自己的司令官正率领他们走向沼泽地时，士兵们曾经大为震惊……”(波里比阿语)。


    一般的统帅都是喜欢已知的东西，而害怕不知的东西。汉尼拔不是一个普通的统帅，因此，他和所有伟大统帅一样，宁肯在最危险的条件下从事活动，却不愿在敌人选择的阵地上去同敌人搏斗。


    在连续四天三夜的行军中，汉尼拔的军队一直是在沼泽地内的“泥水道路”上行进。由于极度疲劳和缺乏睡眠，部队遭到大量减员，马匹的损失更为严重。可是，一旦冲出了沼泽地带，汉尼拔立即发现，罗马的军队仍然毫无作为地呆在阿雷蒂昂的军营里。这时，汉尼拔也未打算直接实施攻击。关于这一点，波里比阿曾写道：“他认为，如果绕过罗马的军营，前进到其后方，那么，弗拉米尼由于害怕人民的谴责和不能忍受的挑战刺激，不可能消极地看着敌人蹂躏自己的国家，而必然立即跟随而来。这样作，汉尼拔可以反客为主，就有了展开攻击的有利条件。”


    汉尼拔采取这样一个迂回到敌后的机动，是仔细地研究过弗拉米尼的个性而考虑到其心理作用的。随后，就是如何实际执行计划了。他沿着通向罗马的大道前进，组织了有史以来一个最大的伏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第二天的早晨，正当晓雾迷茫的时候，罗马军队沿着特朗西梅诺湖岸的山地道路，跟在汉尼拔后面拚命追赶，可是，它却突然遭到来自前后两面的夹攻，并被全部歼灭。许多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次胜利的结局，但往往忽略了精神因素是造成这次胜利的基础。然而，波里比阿在自己关于这次战斗的评论中作出了下述结论：“好象一艘战船，如果失去了舵手，那它很快就会成为敌人的虏获物。在战争中的军队也是这样。如果您能在斗智当中胜过敌军的主将，使其在行动上处于被动地位，那么，达支敌军就有可能完全落在您的手中。”


    接着产生一个问题：在特朗西梅诺大捷之后，汉尼拔为什么不直接进攻罗马城？这是历史上一个神秘的疑案。后人所作的一切解释，都只不过是猜测罢了。缺乏攻城的重型技术装备，也许是较为明显的原因，但却并不是圆满的解释。有一点则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在以后的几年中，汉尼拔一直都在消除罗马对于其意大利各同盟国的影响，而力图另行组成一个反罗马的联盟。所以，取得几次胜利只能算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精神上的刺激。如果汉尼拔能使作战的条件有利于他使用优势的骑兵，那么，他在战术上的优势是完全可以得到保障的。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第二阶段，则是以罗马人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而开始的。这些间接路线行动，就形式上来说，似乎是希腊特点还要多于罗马特点。这种行动的方式，以及后世许多人对于它的模仿，其中有些是学得很坏的，在历史上统称之为“费边战略”。费边采取的这种战略，不仅在于避免进行会战，以争取时间，而且要达到影响敌人士气的目的，甚至进一步影响其可能盟国的精神状态。因此，“费边战略”主要还是属于军事政策的问题，或者说是大战略的问题。费边深刻认识到了汉尼拔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所以他决心不去冒险求战，不指望通过会战取胜。他在尽量避免会战的同时，却又到处发动小规模的挑衅，以此刺激侵略者的神经，并使汉尼拔的军队无法从意大利的各城市和他的基地即迦太基本土获得兵员补充。这一战略获胜的基本条件，也即如何利用它来实现大战略的条件，就是要使罗马的军队经常控制山区高地，从而使得汉尼拔在骑兵方面的绝对优势不起作用。因此，这一阶段成了汉尼拔和费边同时采取间接路线行动的搏斗。


    经常给敌人造成威胁，不断截击敌人的零星兵力和粮秣征集小队，迫使敌军无法建立任何永久性的补给基地，这一切使费边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阴影，到处遮蔽着汉尼拔凯旋式游行的胜利光辉。这样，费边本人不仅避免了失败，而且也消除了汉尼拔由于前几次胜利而给罗马的各意大利盟邦所造成的影响，因而阻止了他们对罗马的背叛。此外，这种游击式的战法，既提高了罗马部队的士气，又打击了迦太基人的士气，因为他们远离祖国，深深感到已经不可能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然而，消耗战却是一件双面开锋的武器，即令使用得再巧妙，使用的人也一样地会感到吃不消。这样的消耗战争，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必将带来特别难以忍受的苦难，因而他们渴望尽早结束战争，而且经常带着偏见，认为最好还是通过战斗取得对敌胜利。当汉尼拔大胜之初，罗马人是感到十分惊恐的。而现在，他们在慢慢恢复过来以后，就开始对费边的智慧和他的行动产生怀疑了，忘记了正是费边才使他们获得恢复的机会。这种怀疑情绪煽惑着军队中一些只有“匹夫之勇”的分子，他们也开始批评和反对费边的战略，指责费边是“懦夫”。这种情况使得执政当局作了一个史无先例的决定，即任命米拉修为副统帅，而他本来就是费边的第一助手，同时也是批评费边的主要人物。于是，汉尼拔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把米拉修诱入了陷阱，幸亏费边及时赶到予以援助，才使他勉强得救。


    这一事件发生以后，对于费边的批评暂时停息了。可是，当他六个月的任期届满时，他的人望和政策却未能保证他获得连任机会。在执政官的选举中，狂妄自大、性情乖僻，而且不学无术的特烈茨·瓦罗被选为两个执政官之一。原先就是这个瓦罗促成了对米拉修的任命。此外，罗马元老院也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要求执政官下决心同汉尼拔进行决战。当时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的许多地区正在遭受敌人的蹂躏，另一方面，元老院也采取了实际的措施。它为了准备公元前216年的会战，已经建立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军队，其编成已有八个军团。可是，由于选错了一个统帅，他的思维判断能力不能适应他的进攻精神，因而使罗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二个执政官是埃米里·帕卢斯。他曾希望等待一下，利用机动造成比较有利的条件。可是，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却不符合瓦罗的观点。瓦罗的思想和他的公开宣言是：“在哪里发现敌人，就在哪里对他进行攻击。”结果，瓦罗利用了第一执政这个有利的条件，给汉尼拔提供了一个在平原上，在坎讷附近进行会战的机会。帕卢斯曾经进行争辩，认为有必要把汉尼拔吸引到比较利于步兵作战的地形上来。可是，瓦罗听不进这个意见，他利用自己轮值指挥部队的日子，把军队开到了紧接敌人的位置。第二天，帕卢斯把部队关在设防的营地之中。他认为汉尼拔的补给品不足，很快就会被迫撤退。而瓦罗呢，正如波里比阿指出的，“他的胸中却愈来愈烈地燃烧着进行会战的烈火。”当时，部队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种求战感情，继续拖延下去将会激怒他们。“因为对于人们来说，没有比犹豫不决更为难以忍受的事情，只要决定已经作出，人们就没有其他选择，不管遭受什么艰难困苦，那怕不幸就要落在自己头上，也要勇往直前。”


    待到下一天的早晨，瓦罗命令罗马的军队开出营地，准备进行会战。而汉尼拔所期待的，正是进行这样一种会战。按照传统的习惯，双方的步兵应该配置在战场的中央，骑兵列在两翼。可是汉尼拔却采取了一种新的列阵方法。他把那些坚定性比较差的高卢兵和西班牙兵摆得突出一些，配置在步兵战斗队形的中央，而把自己的非洲步兵稍微挪后一点，配置在两翼。这样，高卢步兵和西班牙步兵就成了一个吸引罗马步兵的天然磁体，罗马人决不会放弃对他们进行攻击的。高卢人和西班牙人遭到罗马步兵的攻击以后，按照汉尼拔的意图，必须马上实行后退。于是，汉尼拔那个最初摆成为凸线向着敌方的半月形战斗队形马上起了变化，凸线变成了凹进去的弧线。罗马步兵为眼前的胜利气氛所迷惑，逐渐地向这个空间中涌来，大家挤成一闭，以至于最后连使用武器都很困难。他们满以为已经突破了迦太基人的战线。而实际上，却是自己愈来愈深地陷进了敌人的包围。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汉尼拔的非洲精兵即从两翼向中央夹击，把挤成一堆的罗马人从两面包围起来。


    这个机动是萨拉米海战时那个机动的重演，或者说得确切些，是那个机动思想的重复。从形式上看，它可以使人联想到日本人的所谓“柔道”斗争术，其基础就是采取出其不意的突然行动。


    而在那个时候，汉尼拔的重骑兵正好配置在左翼，它也突破敌人骑兵的队形，从后方向罗马人进行包围，并协助努米蒂亚骑兵队把敌人配置在右翼的骑兵也驱散了。迦太基的重骑兵，这时把追击罗马骑兵的任务交给了努米蒂亚人，而自己却不停地向敌后突进，要给罗马步兵以致命的打击。这时，罗马步兵已处在三面包围之中；他们由于紧挤一团，密度过大，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从这时开始，会战已经变成为一场屠杀。根据波里比阿记载，罗马军当时共有七万六干人，而死在战场之上的竟有七万之多。其中包括帕卢斯在内，但是那个引起惨剧的罪魁祸首瓦罗，却侥幸地逃脱了性命，这实在是对命运的一种讽刺。


    罗马人在坎讷遭到毁灭性的惨败以后，意大利联盟暂时地瓦解了。但罗马本身并没有崩溃。费边在那里组织和团结人民，继续进行了长时期的抵抗。后来，罗马终于又站立起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运用了费边的避战战略，而这一战略正好体现了顽强的坚定性和忍耐性。同时，也由于汉尼拔缺乏攻城的装备和兵员补充。他作为一个侵略者，置身于一个近乎原始组织的地区，使他的经济状况很不稳定，难于以战养战。(而在晚些时候，当西庇阿侵入到非洲时，他即发现，迦太基较为发达的经济条件，保证他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这场战争第二阶段的结束，是在公元前207年。当时，罗马执政官尼罗采用了另一种形式的间接路线战略。他秘密地把罗马军队从汉尼拔当面的阵地上撤下来，而后以强行军的速度开进，去集中对付汉尼拔的兄弟(哈司德鲁巴尔)，后者率领一支军队刚刚到达意大利北部。尼罗在梅塔弗尔河战斗中击毁了这支军队，于是，汉尼拔就要获得这支援兵以便赢得胜利的希望，也就随之破灭了。尼罗在作战以后，立即返回了营地。等到汉尼拔发现对方的营垒已空时，尼罗又早在营地上了。


    从此以后，意大利境内的战争陷入了僵持局面。这样也就开始了战争的第三阶段。在此以后的五年当中，汉尼拔始终都在南意大利进行顽强的防御。罗马的许多将军，每当采取直接打击法过分地靠近汉尼拔的狮穴时，总是受伤而还。


    公元前210年，阿非利加·西庇阿被选派到了西班牙。他面临着迦太基方面大大优势的兵力，承担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挽救那支曾由他父亲和叔父指挥的罗马军队，使其免遭覆灭，为他战死的父亲和叔父报仇，而如果可能的话，则在西班牙的东北部，为罗马保持住一个小小的立脚点。西庇阿采取了最快的前进速度，利用了战术上的优势和巧妙的外交手段，把原先的防御行动变成了进攻活动。实际上，这是一种间接的打击办法，既对付着迦太基，也对付着汉尼拔，因为西班牙是汉尼拔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他要在那里训练部队，也要从那里补充新兵。西庇阿把奇袭和时机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打垮迦太基军队以前，先把迦太基的一些同盟国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把他们在西班牙-迦太基(新迦太基)的主要基地剥夺掉了。


    公元前205年，西庇阿回到了意大利，并被选为执政官。此时，他已准备好，要执行自己早已考虑成熟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第二阶段计划，即进攻迦太基——汉尼拔的战略后方。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阶段。费边这时已经年老，思想逐渐僵化，只知道维护一般的行动方法，顽固地认为西庇阿首先要在意大利境内打击汉尼拔。他曾多次质问西庇阿：“你为什么不想直接打击汉尼拔，而一定要绕那么一个大圈子呢？你是否想到，当你渡海到了非洲之后，汉尼拔会跟着你后面走吗？”


    西庇阿从元老院方面只获得一个可以渡海去非洲的许可，但被拒绝进行兵员补充。所以，他在公元前204年春天出发远征时，只率领着七千名志愿兵，另外就是两个丧失了名誉的军团。这是两个在坎讷战中吃了败仗的军团，当时被罚在西西里岛担任守备勤务。西庇阿登上非洲大陆时，迦太基只派来一支不大的骑兵进行抵抗。他巧妙地实行了后撤，把这支骑兵诱入陷阱，然后将其全部歼灭。这样，西庇阿不仅赢得了时间，可以用来巩固他在非洲大陆的阵地，而且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声势，既鼓舞了罗马国内的当局，使他们乐于给他更积极的支援，也震撼了迦太基在非洲的各盟国，削弱了迦太基对它们的影响。不过，它们当中那个最强大的锡法克斯却是例外。


    尔后，西庇阿试图夺取乌蒂卡港，想以它作为自己的基地。可是，他没有成功。他本想袭用早年夺取迦太基拉的办法，不采取长期的攻城战而把它夺到手。但在六个星期以后，他被迫解除了对乌蒂卡港的围攻，因为锡法克斯巳经率领一支有着六万人的大军来对付他，也就是来支援哈斯德鲁巴·吉斯哥那支新近编组的迦太基军部队。敌人的联军—旦到达，其兵力将在数量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于是，西庇阿撤退到了一个不大的半岛上，并在那里构筑了一条有着坚固工事的防御线，其形式正象后来威灵顿在托里什-韦德拉什所设的防线一样。他在那里首先设法使封锁他的敌军麻痹松懈起来，而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在准备从海上攻击乌蒂卡港，以此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当这些诱敌行动完成之后，他便利用黑夜对敌人的两个军营发动了突然袭击。


    由于西庇阿的指挥巧妙，这次突然袭击在瓦解敌人的组织和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显著。起初，他向着组织纪律较差的锡法克斯营地发动进攻。在那里，大多数的营舍窝棚都是用易燃的芦苇和茅草覆盖的，有的还伸到了营地工事的边缘之外。于是，罗马人首先放火。当一些窝棚起火而引起混乱的时候，他们即突然地闯进了军营。哈斯德鲁巴的部队，以为这是偶然的火灾，因为在黑夜降临之时，他们还看到相距约十公里的罗马军营仍然寂静无哗，没有什么异样现象，于是打开了自己军营的大门，跑出去帮助锡法克斯部队救火。这时，西庇阿又立即抓住机会，马上挥兵进击，迅速从大门攻入哈斯德鲁巴的军营，避免了对其设防工事实行强攻。结果，迦太基的两支军队都被击毁了，各自损失了一半兵力。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次战役，那我们就会正式地从战略范畴转到战术范畴上来，而且事实上可以觉察到，战略不仅为胜利开辟了道路，同时还直接导致了胜利的取得。胜利，这只不过是战略机动的最后一幕，而没有顽强抵抗的一场屠杀，是不能算作一场会战的。


    西庇阿在取得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胜利以后，没有立即向迦太基进攻。为什么呢？尽管历史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是，比起汉尼拔在特朗西梅诺和坎讷取胜之后不立即进攻罗马城这一史实来，历史本身还是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来解释西庇阿的行动。历史教导人们，直到目前为止，只要有着迅速而突然地实施进攻和强击的可能性，而且可以预期较好的前景，那么，在所有各种作战行动当中，“攻城”是最为不利的一种战斗方式。如果敌人手里还掌握着野战部队，能够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那么，攻城战还有可能导致攻城部队的失败，因为他们在攻城当中所遭受的牺牲，总是要比守城部队大得多。


    西庇阿当时所要考虑的，不仅是迦太基城的防御能力，而且还有汉尼拔回军救援的问题。把汉尼拔吸引回来，本来就是他的一个目的。如能在汉尼拔返回之前迫使迦太基投降，对他来说当然是最为有利的。可是，西庇阿考虑到，与其遭受巨大的牺牲去强攻城市，还不如首先削弱敌人城市防御者的士气，借此摧毁其城防抵抗能力。如果强攻城池不下，而汉尼拔赶来从背后向他实施进攻，那他就很可能在城墙之下遭到覆没。


    所以，西庇阿没有强攻迦太基城，而是对它实行封锁。他遮断了该城的粮秣供应，使其同盟各国无法对它进行救援。此外，他还采取穷追猛打的方法，打垮了锡法克斯军队，从而使敌人方面的总兵力遭到大大削弱。他扶植起自己的同盟者马西尼沙，使他夺取了努米蒂亚的王位。这样就保证他自己有了必要的骑兵补充，得以对抗汉尼拔手中的最好武器。


    为了增强精神震撼作用的效力，西庇阿突进到达突尼斯。这里离迦太基城已经很近。他认为，这是“促使迦太基人产生恐怖和绝望的最好办法”。采取这样的行动，加上其他各种间接形式的压迫措施，终于使迦太基人的抵抗意志逐渐削弱，被迫向他提出了和平要求。可是，在等待罗马当局批准和平条件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汉尼拔已经返回非洲，并在勒普蒂斯登陆。和平谈判于是宣告破裂。(这时正是公元前202年)


    这样一来，西庇阿的处境就十分困难和危险了。尽管他由于没有对迦太基城实行强攻而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却得不到同盟者马西尼沙的支援，因为在和平谈判开始以后，他即同意马西尼沙返回努米蒂亚去巩固自己新王国的统治地位去了。一个统帅面临看这种形势，从正统的观点看来，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马上转入进攻，以阻止汉尼拔向迦太基开进，或者就在原地坚守，以等待援兵的到达。然而，西庇阿这时却实行了一个完全出人意外的机动。把这个机动的线路标在地图上，初看起来象是很不合理的。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把汉尼拔从勒普蒂斯到迦太基的行军路线标作一条直线，那么，西庇阿在留下一个支队于迦太基城下固守营地之后而外撤的路线，就是一条与汉尼拔这条直线成直角的路线，他是向下走的，也即是向着避开汉尼拔的方向走的。这才真是间接路线中一个最明显的范例！西庇阿选择的这条道路，穿过了巴格拉达河谷，一直深入到迦太基来自内地各区的基本补给来源的心脏地区。同时，他每前进一步，也就向马西尼沙给他派来的援兵靠近了一步。


    西庇阿的这个机动达到了它的战略目的。当时，迦太基元老院为那个关系到自己存亡的重要地区将被毁灭而大伤脑筋，接二连三地向汉尼拔派出信使，责成他采取必要的措施，命令他与西庇阿决战。尽管汉尼拔在答复元老院时强调，希望他们“不要干预”他的行动，可是，他仍然迫于形势，没能再往北走回到迦太基城，而是不得不转向西去，并采取强行军去迎击西庇阿。这样一来，西庇阿就把汉尼拔诱向了他所期望的作战地区。而在这个地区，汉尼拔不可能获得兵员补充，没有可靠的支撑点，一旦遭到失败，还不可能找到掩蔽的处所。如果在迦太基城附近进行会战，那汉尼拔是不会陷入这种危险境地的。


    西庇阿已经达到了迫使汉尼拔远离迦大基城而来寻求战斗的目的。现在，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精神上的优势。马西尼沙终于同西庇阿汇合起来了。几乎就在同一时候，汉尼拔也赶上了他们。可是，西庇阿还是不向前进，不去靠近汉尼拔，而是继续后退，以此把汉尼拔诱向一个更深远的地区，那里正好可使迦太基人陷入严重缺水的境地。现在，当汉尼拔前进到达平原以后，西庇阿有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在不久之前才刚刚获得的优势骑兵的作用，于是下决心同汉尼拔进行会战。接着便发生了撒玛之战(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纳拉加那”之战)。西庇阿在这一战役中终于把汉尼拔的骑兵给打败了。而在此之前，汉尼拔的骑兵曾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就在这一仗中，汉尼拔第一次遭到战术上的失败。然而，战略上的大败，紧接着很快落到他的身上，因为战场附近既没有居民点，也没有要塞，使他找不到借以掩蔽的处所。没有掩蔽所，被打败的军队当然逃脱不了彻底毁灭的命运。这一仗以后，迦太基也就不流血地投降了。


    撒玛之战的胜利使罗马成为地中海区域的霸主。从此以后，它的统治权力不断扩大，其宗主国地位不断加强。尽管它曾经多次地，几乎是定期地遭受到野蛮民族的入侵，但却并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障碍。因此可以说，公元前202年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条自然分界线。以此为据，我们可以较完整地对古代史中的一些转折点加以研究，并探讨那些引起转变的军事原因。当然，罗马帝国终究要从顶盛走向没落。到最后，一个巨大的帝国还是崩溃了，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也有野蛮民族的入侵问题，但主要却是内部逐渐崩溃的结果。


    在许多个世纪当中，欧洲又由一个旧的“统一”的局面，变成了新的“割据”的局面。分析一下这个“崩溃和没落”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统帅艺术，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教训。其中，有些还具有极大的意义。例如，拜占廷帝国的贝利撒留和他以后一些统帅的经验，就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就整体说来，最终的结果经常都很难确定，因为转折点几乎不可捉摸，战略有时极不明确，历史文献资料又很不可靠，所以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是不坚实的。


    不过，当罗马还没有达到其权势顶峰的时候，曾发生过一次值得认真研究的国内战争。其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第一，这场战争仍然还是一个伟大统帅的活动舞台；第二，它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如果说，第二次布匿战争使罗马成了世界的中心的话，那么，公元前五十年到四十五年的罗马内战，就使凯撒成了罗马世界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凯撒主义。


    公元前五十年的十二月，在凯撒越过卢比孔河的时候，他的势力范围只有高卢和依列里贡两个地区。当时，庞培还控制着整个意大利和罗马的各个省区。凯撒手里只有九个军团，而随他一起驻扎在拉文纳的，仅有一个，其余都在高卢，相距很远。庞培在意大利境内共有十个军团，在西班牙另有七个军团，此外还有许多的支队散布在帝国各地。不过，庞培在意大利的那些军团，只是一些仅有干部和骨干人员的架子军团。因此，凯撒的一个完全满员军团的战斗力，实际上要胜过庞培两个没有动员起来的军团。


    有人曾对凯撒提出批评，说他率领一支如此弱小的兵力向南进军是冒险。但是，时间和突然性却正是战争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凯撒不仅认识到了这两个因素的意义，而且在实现自己的战略企图时，也考虑到了庞培的人员素质。


    从拉文纳到罗马有两条道路。凯撒所选择的，是那条弯弯曲曲的距离最长的道路。因此，他是沿着亚得里亚海的海岸前进的，并且采取了强行军的速度。当他逐渐深入而穿越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时，许多正在集中并准备投向庞培的新兵，都纷纷投奔到了凯撒麾下。这和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军队的情况正是一样的。庞培的军队由于精神发生动摇，放弃了罗马城，撤退到了卡普亚。与此同时，凯撒已经突进到敌人在科尔费仑的前卫兵力和庞培亲自统率的在卢塞里亚地区的主力之间的位置，于是，又收编敌人的兵力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尔后，他沿着卢塞里亚方向继续向南进攻，象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实力。可是，到这时候，他的进攻开始变成直接路线的挺进，一直迫使敌人向着具有坚固工事的布林迪苏(即现今的布林迪西)港退却，那里正是意大利的靴后跟部位。由于遭到凯撒的穷追猛打，庞培被迫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军队撤过了亚得里亚海，逃到了希腊。这样，凯撒就因为在战争第二阶段的进攻行动过于直接化了，加上军事艺术知识的缺乏，终于丧失了以一个战局结束这场战争的机会。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在以后的四年中继续进行战斗，并使军事行动遍及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地区。


    现在开始了第二个战局。凯撒不是到希腊去追击庞培，而是把部队开进了西班牙，其目的是要粉碎庞培的同盟即西班牙的军队。为此，他曾遭到过很激烈的责难。但是后来的事件证明，这样作是对的，正好估计到了庞培的消极无为。这一次，战局的开始仍是极不合符作战艺术的。他又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直接攻击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后边依勒尔达城(现今的莱里达)的敌人主力，结果又使敌人得以避开战斗。对城市的强攻没有获得任何成效，而且仅仅因为他自己亲临前线督战，才使自己的部队免于失败。部队士气低落，在他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法以前，一直都在低落下去。


    凯撒终于放弃了攻城的打算。他改用全力建立一个人造徒涉场，以此控制着塞格雷河的两岸，而依勒尔达城也正位于该河岸边。这一行动使敌人的补给来源受到威胁，庞培的部下不敢久留，于是自动撤退了。对于撤退的敌人，凯撒没有直接追赶，任其自然遁去。但是他却同时派出了高卢骑兵，令其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进行活动，其目的是阻止他们继续远遁。尔后，他没有去进攻敌人后卫部队把守的桥头阵地，而是进行着一个冒险活动。他带领步兵渡过了一般认为只有骑兵才能过去的深水渡场，在一夜之间采取了广泛的迂回机动，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时，凯撒仍然不打算立即开始交战，而只是不断打破敌人寻找新退路的企图，并派出骑兵进行骚扰，以此消耗敌军的精力，而用步兵军团向着敌人的两翼进行迂回。他坚决控制着自己跃跃欲战的士兵，同时又鼓励他们对敌人的士兵表示同情友好。这样，使得敌军士兵精神沮丧，忍饥挨饿，以致士气日益低落。最后，凯撒迫使他们又掉转头来后退，不得不在一块没有水源的地方进行防御。敌人走投无路，终于不战而降。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胜利，而对胜败双方来说，都是没有流血的。双方士兵死伤愈少，则凯撒的潜在拥护者和志愿兵员也就愈多。由于用机动的方法来代替直接的进攻，这个战局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就胜利结束了。


    可是，到了公元前四十八年的个—个战局中，凯撒又改变了自己的战略，结果使战局延续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告结束，而且所取得的胜利还是不完全的。这一次，他进攻希腊所选择的道路，不是走陆上穿过依列里贡的迂回路，而是那条最短的海道。在开始的时候，他确曾以此赢得了某些时间，但是到头来还是把它丢掉了。首先，庞培有一支大型舰队，而凯撒却没有这样的舰队。他尽管早已下达命令，要紧急建造和搜集大量的船只，可是，待到出发之时，却还只有不大的一部分可供使用。凯撒不耐烦久等，于是在其兵力大约还只集中一半的时候，就带着部队从布林迪西港口出发了。他在巴勒斯特登陆以后，沿着海岸向北走，直抵都拉希(现为都拉斯)那个重要海港。而庞培正巧比凯撒早到一步。对凯撒说来，值得庆幸的是，庞培和往常一样，行动总是慢吞吞的，因而丧失了在安东尼率领凯撒的另外一半兵力来和凯撒汇合以前利用自己优势兵力的机会。当安东尼在都拉希以北地区登陆时，正好处在安东尼和凯撒部队之间的庞培，也未能阻止他们在地拉那地区的会合。此后，庞培又开始退却，敌人则紧紧跟他的后面追赶，力图同他进行战斗。后来，双方终于驻扎下来，在流经都拉希以南的格努斯河右岸相互对峙着。


    进攻曾经一度停顿，直到凯撤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才又打开局面。凯撒完成了一个迂回行动，沿着山地走了七十公里，前出到了都拉希和庞培军队之间的地区。庞培意识到自己所处境地的危险以后，实行了退却，以便保护那个远在四十公里以外的基地。可是，凯撒没能利用自己的有利形势，因为庞培还是那样一个性格，只要还能够从海上得到补充，他并不打算首先发起攻击。这样，凯撒劳而无功，只好下了一个对自己很不利的决心，即把敌军包围封锁起来。然而，他的敌人不仅在兵力上比自己强大，而且还有海路进行补给，并且随时都可以上船撤退。


    由于包围的兵力单薄，即令是庞培这样一个消极而无所作为的人，也不会不想到要对包围线上的薄弱地段进行突击。庞培的突击取得了一些胜利，迫使凯撒不得不集中兵力来进行反突击以恢复原来的态势。这次反突击又不幸以凯撒的惨败而告终。只是由于庞培这个人过于消极怠惰，才使得凯撒那支精神沮丧的军队免于彻底溃灭。


    凯撒的士兵仍然顽强地相信，凯撒会率领他们重新进攻敌人。可是凯撒却总结了过去的教训，他在实行后撤改善态势之后，又开始采用间接路线战略。在当时的条件下，庞培本来有采用间接路线战略的更大可能性。他可以带兵横渡亚得里亚海，到意大利去恢复自己的统治权，在凯撒失败以后，那里曾经形成一种对他有利的局势。凯撒清楚地知道，如果庞培向西实行这样一种机动，那对他是极端危险的。于是，他立即组织部队向东进军，去攻击庞培的一个老战友，即盘据在马其顿的西庇阿·纳吉卡。这样，就迫使庞培尾随凯撒而来。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行军线路，匆匆忙忙地赶去援救西庇阿。凯撒比庞培先到一步，可是，他没有立即把自己的部队用去强攻堡垒工事，而是给了庞培一个随即赶到的机会。凯撒为什么放弃了这样一个有利的强攻时机，也许是因为他考虑到都拉希的情况，不相信庞培会在开阔的地形上接受会战。如果凯撒真是这样设想，那他的想法是完全对头的，因为庞培尽管在兵力上还有着二对一的优势，但他仍然是在部将们的强烈劝说下才下了出战的决心。当凯撒刚好完成进行机动的准备工作，以为夺得胜利创造必要的条件时，庞培即把部队开上来了，给他提供了一个在法萨罗取胜的机会。从凯撒的利益来说，这次会战无疑是来得过早了，其证据就是，战斗的结局几乎是千钧一发。凯撒转而采取间接路线行动以后，终于在战略上恢复了平衡的局面，并且进而破坏了庞培地位的稳定性。


    凯撒在法萨罗取得胜利以后，一直尾追着庞培，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穿过小亚细亚，经由地中海，到达了亚历山大城。庞培到达亚历山大城以后，被托勒密杀害了。这样一来就给凯撒省了许多的麻烦。可是，凯撒本人却把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给葬送掉了。他留在那里干预托勒密和其姐妹克里奥帕特拉争夺埃及王位的斗争，白白地耽误了八个月的时间。凯撒这个人，几乎是定期地重复着，而且不断地加深着自己的错误，很明显，他老是只关注一些比较明显但意义却不那么重大的目标，而忽视了那些虽然不太明显但却是主要的目标。他在自己的行动中，几乎是轮流采取德热基尔战略和盖得战略。


    由于凯撒丧失了时间，庞培的拥护者得以重新收集兵力，并在非洲和西班牙巩固自己的地盘。


    在非洲，凯撒的部将古里阿采取了直接路线行动，结果使他在那里的处境很困难。古里阿登陆以后，曾很快取得一些胜利，可是，他却掉进了卢巴国王的陷阱，并且被歼灭了。而卢巴国王是庞培集团中的一个联盟者。凯撒在公元前四十六年的非洲战局，就是这样开场的。他采取着直接的路线，追求着疾速的行动，可是如同在希腊战局中一样，其兵力却又是那样地不足。因此，凯撒本人也很快地落入了敌人的圈套。只是由于他有着好的运气和巧妙的战术，才避免了失败。这次失利以后，他便缩到鲁斯庇纳附近，构筑军营，进行固守，以待其他军团的到达，无论敌人如何引诱，坚持避不出战。


    此后，凯撒重又运用德热基尔战略，其要害就是以较少的流血来争取胜利。在连续几个月的过程中，甚至在他的援兵到达以后，他一直坚持间接路线的战略，即使其行动极有限也罢。他不断进行机动，发起一连串的小战，用以打击敌人的士气。而从敌军逃亡数字日益增加的情况来看，他这样作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最后，由于对敌方的重要基地塔普苏使用了较为宽泛的间接行动法，造成了有利于会战结局的好形势。于是，他的部队疾速地转入了进攻，甚至没有依靠上头的多少指挥就赢得了会战的胜利。


    公元前四十五年的西班牙战局，是紧接着非洲战局之后开始的。它是这场内战的结束阶段。这一次，凯撒力求避免有生力量遭受大的牺牲，便不断地在敌人鼻子底下实施机动，迫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境地。由于采取这样的战术，凯撒又赢得了蒙达会战的胜利。然而，这次会战的顽强程度和战斗中的巨大伤亡证明，“节约兵力”的原则和通常的保护兵力是有区别的。


    凯撒的间接路线行动，其规模是比较狭窄的，而且缺乏奇袭的意味。他在每一次战局中，只是使敌人的士气有所削弱，而未能使其达到崩溃程度。其所以如此，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凯撒所重视的，主要是震撼敌军士兵的心理，其次才是其将领的心灵。如果说，凯撒的几次战局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用来说明两种间接路线方式的区别，即对付敌人军队和对付敌军指挥之间的区别，那么还不如说，除此之外，这些战局更加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战略上的直接路线行动和间接路线行动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每当凯撒采取直接路线的战略行动时，他总是遭到失败，而一旦转而采取间接路线的战略行动，他就经常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