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北京
3个月前 作者： 保罗·戈德曼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初
北京
从天津到北京—海关车厢—临水区域—首见的群山—甜菜与放牧的骆驼—北京火车站—女侍的冒险—诸神与电气—城门前—有许多城墙的城市—天坛与社稷坛—崇高学养之门—要塞城门—中国城区及满洲城区—被迫强迫他人之人—有着太多空间的城市—农舍间的军用道路—北京的非洲风貌—木桩之城—商店—服饰叫卖—书店街—音乐声响—守夜人—婚礼队伍及丧礼—红轿—苍白的死神—戏院—说书人—黄色砖瓦—至高的荣光—钟楼与塔楼—皇城周围—煤山—柱状宝塔—一处黄色角落—皇城前的陵寝—北京特色—日与夜的街道—骡车—北京驴子与骆驼—使馆大街—城墙上
从天津到北京有了便利的铁路交通。两年前，人们还必须用中国的旅行马车，走这段路需要在并不舒适的传统交通工具上熬过痛苦的两天。如今搭乘速度正</a>常的列车，三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首都北京了。
最好的列车时间是十一点半从天津出发。在前方拖曳的是高大而有力的火车头，车头最前面还有一块铁制的斜板，用来赶跑那些在行驶中的火车前方观看的好奇的中国人。这班列车就跟这条路线上的其他列车一样，相当长。它仅由旅客车厢组成，要沿着车厢走上好几分钟才会到达直接连在火车头后方的海关车厢。海关是由少数欧洲机构建立起来的，因此，这节车厢还保留着“海关”这个英文名字，并限定只给欧洲人使用。在这辆中国海关的列车里面，欧洲旅客得以享受如同祖国头等舱般的舒适。
这节海关车厢被区分成数个小包厢，人们坐在含有填充物的舒适座椅上，在火车行进时望向窗外。窗户玻璃上透着蓝色微光。透过有色玻璃望向世界的孩子们，难得在火车里玩起了游戏。旅客在车厢所感到的不舒适（孩子吵闹），火车并不理会，它致力于美化其所行经的景致。一开始，会让人感到有些茫然，风景居然优美如画，之后才会注意到，因为窗户的玻璃是蓝色的。这微微的蓝光足以赋予世界一种幸福的外貌。这是多么奇特的事情！当景象被定格在有色玻璃上时，便让火车里的旅人遥想起了未来。
“我们正航向赫伦塔[1]。”服务生们大概会这么说，于是给包厢换上红色的玻璃。当行经到海边的一处车站时，他则带着蓝色玻璃出现，以便帮人稍微回忆起南方的湛蓝。
在海关车厢里，依照景象更替玻璃的细致服务当然不会太过分。一位欧洲的服务生请求我们出示比一般的车票贵一些的特级车券。在旅行途中，一位中国的火车官员会带着茶前来。旅客们还能吃到梨子。那是一种北京梨，苹果般的外貌，尝起来既甜美又有风味。
火车的其他车厢里都塞满了中国人，有些人穿着胸前绣有四方形图案的华丽长袍[2]。所有这些人头上都戴着前方有直立帽檐的黑色冬帽。因为几周前皇帝下了一道换穿冬季服饰的诏命，于是整个帝国，无论什么气候，由极北到热带南方，从皇帝喜欢的那一天起，都开始进入冬季。在北京的圣上一旦发现，洁净的北风吹抚过他高贵的鼻尖，那么他的四亿臣民也会同样感到寒冷，需要躲进温暖的长衣里。南方的住民，例如广东一带，即使仍在夏季，也必须换穿冬季服饰，因为皇上觉得冷了。夏天何时开始，也会以同样的方式，通过皇帝的诏命来认定。
从天津站出发，火车会行经长条形的天津中国城区。在低矮的房舍之间，到处都挂着旗帜。法国教堂是座不尖的塔楼，附近有一座古塔，最上方环绕着回廊。对居住在高塔上的神祇来说，能看到基督徒在附近盖塔楼，却找不到尖锐的顶，必然令它们感到极大的愉悦。
流经中国城区前方的白河，突然便横挡在铁路前方，因而需要越过桥梁继续前进。河川下游停着一艘黄色的、干净的战船，装配两门加农炮，炮口在后方穿出船身，指向河流。这艘战船显然是被派来向水中射击的，如果要打鱼群的话，应该会有不错的成效。几位穿着黑色制服的兵士守卫在桥梁两端，慵懒地把身体撑在枪支上。有些蓝色的军用营帐被搭建在一处河岸的低洼地。在轨道旁边有许多民众在等候着栅栏开启，所有要穿越铁轨的路人都挤在一起。即使在外面的空旷田野处，也是人来人往。在这个位于乡间，却有着城市般繁忙的地段，可以对中国的人口密度有点概念。
这里的景象与塘沽和天津的殊无二致，就如同先前所描述过的那样，这是一块土地少、水流多的田地。由于可供支配的土地过少，居民只能因地制宜，直接在水里种田耕作。池塘与湖泊中间拉起了许多低矮的竹制堤坝，像是路标般划分着田地。由于可以耕作的农地很少，人们又想种植可采收的水果，于是就让它们在潮湿的土地上生长。到处都有农工在水田里涉水而过，修剪高处的枝丫。有一个村庄就像是大湖中的小岛，如果农民不会游泳肯定无法进出。这片自然环境适合两栖类生活，假如农民因此身上长出了鱼鳍，也不必太过讶异。若是有一小片土地变得干燥，首先要求行使权利的是死人：坟墓上的小丘，有时候就堆得跟地面的塔一样高。
铁轨笔直地向前，有时候会迟疑着减缓下来，不知是要穿过田野还是水面。水中还立着电报缆线的支杆。此时此地，铁轨把一个钢铁火球送到了河里。有一处开始坍塌的路基被堆起的箱子给胡乱支撑着。火车从拱形桥墩上的铁桥越过白河的一个支流，这支流也是再次汇入白河，跨过田野继续向前奔流着，于是河流似乎又再一次地流经这块平原。车厢两旁的湖泊似乎无尽延伸，看不见湖岸，在接下来的旅程里，跟随在湖泊之后的土地界线则是明确多了。火车离开了水域之后，我们终于迎向了陆地。
这块区域似乎相当丰饶，到处都是新栽种的农地，有些刚播种的种子已经吐出绿色的新芽。高粱已经熟透了，沉重的高粱穗几乎要垂到地面。现在已是秋季，但是这里似乎也是春季，偶尔还会有一点夏季的感觉，因为在车站建筑后方的花园走道旁，有一排黄色向日葵盛开着。火车行经田野之后，来到了一块像是荒地的地方，地面上尽是各类灌木。在比较高的灌木丛里，也有零星的树向上生长。地平线展现出柔软的蓝色形貌，行经安亭车站之后，在远方的朦胧处，出现了巨大的高山。两座山脉前后绵延，顶峰处白云缭绕。列车快速地朝着群山进发，很快地，群山便从左边靠拢了过来，高耸直立，一排之后又是一排，充满着皱褶与线条，在洁净的秋季空气中显得极为清晰。这里没有树，色调是灰色的，但非但不会让人感到不适，还有视觉上的某种美感。尤其是因为它们是从四周都是水、不再延续的地面上突然坚实地升起来的。在旅途中，它们逐渐远去，但没有消失在目光可及的范围外。火车接近北京时，远处又出现了新的蓝色山峦。
现在火车以狂野的速度奔驰，窗外的土地似乎飞逝着。这里四处都被耕作与栽种占满了，找不到任何一小块闲置的土地，到处都是作物在生长。树木枝叶茂密，绿色的大莴苣排列在田地里，园子里的甜菜则开着火红般的鲜艳花朵。草地上覆盖着翠绿的青草，有几只鲜少被放牧的骆驼在上头走着，火车不用花太多时间，就会抵达最后一站——丰台。火车头的所有汽缸都喷着白烟，继续向前咆哮着。铁道旁有一块祠庙用地，想当初第一列火车到达时，祠庙神祇们在这个发出钢铁撞击声和蒸汽鸣声的可怕怪物面前，显然也会是心怀恐惧的。这块神圣的祠庙现在已经被废弃了，一扇大门都快要倒下了；另一扇则已经完全颓圮。不远处有火车头，停在一个半圆形的圆盘上。不想结束的汽笛一声接着一声，宣布旅程的终结。列车的速度逐渐减慢，缓缓开进位于北京丰台的火车站[3]。
北京丰台的火车站主体仍被施工的架子包围着，现在已经盖到第四层了。漂亮的灰砖建筑，看过去就让人想到首善之都四个字。今后，北京的火车都会从这里发出，北京火车站（旧址：北京丰台站）起初不外乎轨道的终结之处。有着铁皮屋顶、被长形木板所围出的候车室（我们先前有提到）是为贵宾保留的，就连售票窗口也有了立足之地。除此之外，就是月台上的空地。餐厅位于外面，或者应该说是在被架高的月台下方，由木桩撑起的垫布构成了简单的茶室。它们都排列在巷弄之内，形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帐篷营地，一座由一道栅栏标示界线的游牧民族的城镇（满族人原为山海关外游牧民族）。旁边则是大厅，人们从月台向下走，便会必经此处。这里是马车停靠站，数百台由骡子牵引、有着蓝色车顶的马车，在此处等候着旅客，提供摆渡到城市的服务。如果你想骑行，也可以单独租用骡子；轿子则要事先在车站处预订。
坐火车到一座城市的火车站，正常的人应该会认为他已经到达这座城市了。然而，在北京不是如此，北京火车站（现在的丰台站）在一处，城市则在另一处，两者仿佛毫不相干似的。它们忽略了彼此的存在，两者间也没有公共交通往来。一台列车若是坚持要到北京，就应该奔向它的目的地，但是北京根本对此充耳不闻，即便是同意，也没有办法让这些固执的火车继续前行。北京城中的神明们似乎也不愿意被铁路打扰，结果是北京火车站并不在北京城内，而是远在城门之外的马家堡[4]。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从北京火车站人们看不见一丝城市的印记。
有一天，火车载来了一位要服侍某位公使夫人的女侍者。这位大使大概是当时中国政府最尊重与惧怕的一位，名字我就按下不提了，反正接下来的描述便足以说明，这位大使所指何人。这辆火车误点了，天色已经黑暗了下来，当女侍最后终于到达城墙外时，城门已经关了。在中国，通常都是没有拿钱办不到的事，但有一件例外，有钱人也无法让日落后关闭的北京城门再次开启，这点我们已经提过多次。而守门人不可动摇的责任感，可能只是因为不曾有人试着拿出足够高的金额诱惑他。如果够有钱，甚至可以买下整座北京城，因此，实在看不出不能收买这座城门的理由。
女侍者偏偏遇到了不肯妥协的守门人，守门人甚至不接受被贿赂。这位可怜的小妇人既不哀求也不哭泣，只能在城门前露天度过了一个夜晚。大使当时正要去总理衙门，与中国政府官员谈论一件正确的事——位于柏林的德国西门子公司，获得了从火车站（马家堡）铺设电车轨道到城门里的特许状。现在这条电车的轨道已经被安置在街道上了，许多工人正在努力地进行后续的铺设工作。
就这样，由于女侍的不得安眠，北京的电车出现了！值得留意的是这个事件中神明的反应——它们不喜欢火车，但并不反对电车。为何喜欢电气胜过蒸汽，真是一大神秘之事。无论如何，占领凡人世界的电力设备在神祇的彼岸也被接受了，并已经在这次事件中得到了证明。
从马家铺出发，又是一段新的旅程。首先，会走在一条大道上，之后往侧边一转，便会进入到原野上，道路交错纵横在无穷无尽的“之”字线里。在这里，农地中间也有死者安息着，只是现在有了石制的墓碑，而不是像天津附近那些简陋的坟丘。看来死在首都北京也比死在行省来得倍受尊荣。这些坟墓像是石制的毛地黄，形态上会让人想起孩子在沙滩上堆起的蛋糕状沙丘。因此，这块被墓碑占据的田野像是召唤巨人小孩的游乐场，而他们刚把石头蛋糕给烘焙完成。有时有些死者躺在针叶林中的特别墓园里，林中的深色树木与白色光滑石头所制成的廊柱，在营造对比氛围上极具效果。此外，土地都被妥善地分配，农地一块接着一块紧密相邻。四处都有农舍，周围的高大树木向上生长着。
大约步行一个小时之后，出现了一道灰色的城墙，道路再次联结回大道上，笔直地向着城门前进。也有其他邻近城门的街道，皆是向上的缓坡。所有的道路上都在进行着不可预知的移动，数千个滚动的车轮都朝着北京城的入口涌进。任何一个方向都有马车，带着包装好的箱子与成捆的货物前来；每条街道都有两三路长长的车队，发着轰隆的声响前来。所有的这一切都汇集在城门前，并向回堵住了道路，慢慢地，马车一辆接着一辆从回堵中松开，进入城门下的回廊。堵在街道上的队伍缓缓地向前移动，有个小间隙会一下子出现，之后则是另一个。这座城市把她的城门咽喉给松开，让人潮车潮流入，一个接着一个。
需要留意的是，城门之后并不是城市，穿过城门之后又是一片宽广的原野。如果这里应该有一座城市的话，那肯定是没有房舍的城市。城门里外都是平地，北京城在这里不外乎就是平地，只是没有了农田。一片宽广的沙地延展着，外围有狭长的绿色草地，上头有羊群在吃草，中间则是一条被垫高的路基，大片石板铺成的直线街道构成了进城与出城的两条交通路线，车马队伍交错而过川流不息。
人们在这条路堤上缓缓前行，但依旧看不到房舍。过了好一阵子，再次看见了城墙，所以这段路程是从一座城墙到了另一座城墙。有时候城门关闭，望着城墙兴叹；有时候城门开启，带着期待穿过之后，却发现后方空无一物。但即便如此，人们每次都还是心怀期待。东方世界长久以来便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习惯把受人敬重的东西用墙包围起来。在东亚的城市中，北京无疑是被城墙重重包围最严实的一个。不管是神还是皇帝，任何一个看重权威之人，都会坐在其他人都不准跨过的独特石柜后方，这是因为他的权威就建立在没人知道墙壁后方藏着什么东西这件事情上。尤其是皇帝，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反之，一位君主不可能干任何蠢事，因为仿佛他是从墙壁中走出，早已洞悉一切，然后把喜好加在群众身上。因此，北京的城墙不仅是作为防卫之用，也能够提供墙外之人关于城市本身的重要观念。遗憾的是，现在有那么多开启的城门，如果不能够进入，北京将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城市呀——城市总是存在于不能穿越的栅栏与城墙之后，在其内部妥善保存着一种神秘美。把一座认识的城市，跟另一座不认识的融合在一起，这就是北京令人感到兴奋之处。人们所认识的部分并不美丽，而某个人们并不清楚的部分，在想象中就一定是美丽的。
我们前行的右手边，在平地的边缘处，出现了一道灰色的城墙，方向与我们行走的这条街道一致。另外一道灰墙也在左手边缓缓出现。在这些由砖块砌成的围栏上方，有树枝在顶端向上生长——围墙后面似乎有庄园，一个面积极大的庄园。因为即使骑马沿着城墙走，也要半个小时。巨大的红色城门坚实地关闭着，不允许进</a>入。不久前，右边的石头城墙有一处发生了坍塌，人们可以穿过缝隙进到里头，骑着马四处乱逛——如果马跑得比阻挡外来入侵者的卫士们快的话。现在那道坍塌的缝隙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墙上的某些地方还在进行着修补工程；在不够紧实的地方，苦力会用新的砖块补强。所有不请自来的人，尤其是最不请自来的欧洲人，很快便无法再进入了。
右边的城墙环绕着天坛，左边的则是农庙（社稷坛）。在天坛，皇帝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仪式进行冬季祭祀，为他的帝国祈福。他向至高无上的神祈求，这种做法据说起源于还信仰着单一神祇的上古中国，之后，在亚洲的大型宗教建筑中，出现了许多神明与圣者，这些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来源与习俗，而中国自己也参与了神祇的加工制造过程。在中国，无数的神偶盘踞着祭坛，它们在那里过得不错，而人民也会替它们焚烧在天界生活所需要的线香。佛陀，不管他算不算神，也受到尊崇。连孔夫子这位理性主义者，也会有他自己的祠庙。这群无产的神祇与一个民族变得彼此熟悉，也得到了一丝崇拜，皇帝却每年都在天坛下跪，只承认一位神明的存在。天坛里没有显示神明特征的神像，纯粹是精神性的，不太可能被掌握，也无法被赋予形象。它如同天空一般，穹顶覆盖着整个世界。
天坛寰丘[5]立于二十七级的大理石石阶上，在满布古老树木的园林深处，隐身在一切幽深的景象之中。寰丘一处相当空旷，附近有一座庙殿，上头有由蓝色砖瓦构成的圆弧顶盖。属于庙殿的还有一个九阶高、由绿色砖块组成的炉子。在皇帝进行祭祀的那一天，用来焚烧一整只牛。这让人想起古希伯来与古希腊的献祭习俗，证明中国的祭天仪式与之有多重的相似性。每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会用一台由大象牵引的货车将牲礼送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他会出现在他的黄色丝质大轿里，带着大量穿着官员服饰的随从。在一栋称为斋宫的建筑里，皇帝会度过一夜，不吃也不睡。一早太阳还未升起时，他便会穿上祭服爬上大理石石阶，在祭坛前跪下。皇帝的祭祀过程，伴随着音乐及祝贺的歌声。最后，他会从祭师手中拿到像是圣餐的东西：胙盘以及胙肉。
与天坛相望的是社稷坛，是献给传说中的农业创立者——“神农</a>氏</a>”。在这座漂亮的园地里，立着四座祭坛，里头被圈出一处田地。皇帝每年春天会在那里用犁耕出一条沟槽。当对天神的献祭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时，同样地，对土地施予营养也变成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因此，位于城市入口处的天坛与祭祀坛，共同作为祭祀地点并立。由于他们把中国人分为四类，即一士人（相当于十九世纪时与诗人、作家有所区分的所有知识分子）；二农夫；三手工艺者；四商贩。代表农业的农夫被排在第二位，因此，平时不参加农业生产的皇帝，每年都要在此进行一次犁田工作。
道路在两座包围祭坛的城墙间继续延伸，之后有座小桥跨过没有水的河床。小桥之后，原本只有沙地、园林与城墙的中国城区，直接换成了有房舍的城市，而这条街道则变成了中国城区的一条主干道。沿着这条主干道步行约半小时，便会来到一处广场。广场上有一排石制的栏杆，就像是一座干燥地面上的桥。广场上总是蹲着衣衫不整的乞丐。之后，大量群众拥向满洲城区的城门，那是北京所有城门中最巨大也最著名的一座，被称为哈德门（即崇文门）——崇高学养之门。
这座汉族受尽压迫的哀伤城市，是如何与高大城墙与满洲城区的城门相连的？显然这是中国具有最高权势的皇帝所为。当皇帝觉得有必要在一群悲惨的汉族群众中追求自己的伟大时，他所能做的不外乎就是建造巨大的城墙。但其实伟大皇帝的高墙和低矮城区间的不协调也因此突显出来。在低矮城区中居住的永远都是伏在地面上的黎民百姓。不过，城门与城墙倒是能够彰显北京建筑的崇高雄伟。
如同其他的城墙和城门一样，哈德门是一座完整的碉堡，一座旧时的要塞。我们在中世纪风格的城门入口处能见得到的塔楼，在北京城并不存在。在一些大型建筑中，中国人并不倾向盖高，而是盖得宽广、坚固；宝塔也没有意图追求高度，直到在成为塔形建筑前，都与一般只有一层的、彼此相连的房舍无异。北京的城门所考虑的还有军事上的用途，一座狭长的塔楼对防御一道宽的城门而言，并不实用。若要对整个城门进行防御，那就必须建造一座同样宽的城楼才行，于是人们依计而行，建造了这样的防御城楼。城门前按说不应该有城楼存在，因为一座碉堡若是与城门同宽，那可就不妙了，于是，人们干脆把城楼盖在城门上方。中国有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也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只要皇帝说他喜欢，城门上马上就会出现一幢楼房，而城墙本身也够厚，反正都已经在上头盖房子了，那就不妨多盖几栋吧。于是，这一栋便直接盖在城门走道上方，既宽大又魁梧，活像是一个巨人坐在城墙的马鞍上。这种宽广显然有种戏剧般的夸大姿态，因为人们走近一点便会发现，那上面的木头要比城墙砖瓦更多。假如一门大炮使足全力应付城墙，不消几发炮弹就足以将其摧毁。但无论如何，这栋建筑完全满足了显得强大的目的。而这座历经几百年的中国要塞，伴随着高大的城垛和灰白的沧桑色调，看起来如诗如画。（当联军于1900年8月进攻北京时，在某些城门处还必须用炸药炸毁城墙工事。）
在城垛上可观察到一个特别之处，这些四方形的洞眼构成了一整排的城墙前缘。守门人发现，一间墙壁上有大洞的房子，会有穿堂风。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或其他理由，这些垛眼被封住了。在和平时期，这些垛眼根本派不上用场。只有战争来临，守城者才会不安地发现，这些用来对敌军开火的城垛竟然没有洞口。在城楼上方是一道倾斜的中式屋顶。某些官方建筑，屋顶上都会有绿色瓷器制成的走兽。这里的屋檐，左右两侧都有类似的动物蹲着，那是一头怪兽，有着牛头、弯曲的角和恐龙的尾巴，但是没有身体。尾巴跟头连在一起，就像是博斯（文艺复兴时期荷兰画家，有许多谜一般的晦涩作品）在噩梦</a>画作里头的鬼物。
人们从城楼底下走过城门，早已经生了锈的铁制大门上头，嵌着像是拳头般大小的门钉，门倚靠在墙边。墙面前方伫立着有围栏的木桩（西班牙骑士结构风格），这是夜间被用来封锁通道用的。穿过这个阴暗的拱形通道后，街道还在继续向前延伸。通道的长度可让人领会到城墙的厚度，之后人们进入到一座宽大的中庭，那是一座城堡内的瓮城。城墙上仍有碉堡，与穿越主门时感觉相似。穿过瓮城之后，又是一个通往城市、有着铁门的拱形通道。
伴随着车轮与牲畜脚蹄发出的声音，一排排的人与车不间断地拥进城门。圆顶底下的无趣空间，从早到晚都不会安静下来。哈德门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内城里有个陶器市场，各式各样的陶制餐盘摆放在地上。有些商人就在这里搭建起了小屋子，小屋的柜台总是被紧紧围绕着，大概是喊出的价位总不及商品的价值吧。在这里人们可以小憩一下，当商人们坐在小屋门前时，总是会带着某种威严。他一半属于这座城市，一半属于外面的世界。他看着这座城市里的事儿一件件地发生，比里头的人了解更多的东西。在哈德门的内城里，人们可以很快吃上东西。即使在长途旅行中，也可以从内城角落处的一间小型黄顶寺院中，带走一些上天的祝福。（1900年8月联军到达的那一天，防守使馆的德国部队发动了进攻，占领了这座哈德门。）
城门之外，朝向满洲城区的方向，有一处北京最大的马车停靠站。车夫站在马车旁邀人上车，就跟维也纳的双马租赁马车一样。你若是为了摆脱这些车夫而躲开这一侧，马上就会在另一侧落到骡夫那边，他们牵着这些戴着辔具的动物，背上驮着已经磨损的天鹅绒制马鞍，在讨价还价中向顾客提供更低的价位。
在巨大的线条下，北京的城市样貌简单得令人咋舌。在南边，中国城区勾勒出由城墙环绕出的矩形。在这块矩形宽广侧面的北边，是同样由城墙环绕的正方形的满洲城区，高度上比前者还要高一些。在满洲城区里面还有一座由自身的城墙所围出来的孤立区域，就是皇帝的居城[6]。此外，在满洲城区也有中国的官府机构（总理衙门及其他府院）以及少量的欧洲建筑（外使馆、海关、银行、德国与法国的饭店等等）。
鉴于种族归化上的事实，已不再对应北京城将汉族城区与满洲城区的历史划分。当然，就历史而言，这也并非全然正确的。当满洲人进占北京时（1644），战胜者决定将城市的北部当作宫殿。战胜者共分为八个旗的军团，这些军团的军士是由多数满洲人、少数蒙古人以及在鞑靼旗帜下反汉族的汉人组成的，因此，一开始就有汉人住在满洲城区了。之后，他们又把两个城区彼此融合在一起。一如</a>往常，女性是同化城区最直接的方式。在被压迫的土地上定居的领主，希望生活能过得舒适些，而这样的舒适往往只能通过这片土地上的女性才能获得。于是，他们便因为女性，无意识地与被战胜的民族慢慢结合在一起。起初，为了避免这样的融合（通婚），满洲人兴建了一道与汉人隔绝的城墙，但是，这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似乎不成为阻碍。哪里有城墙是为了防御女人的呢？如果你在路上找不到比墙壁更大的阻碍，那会找到女人达不到的目的吗？
当老旧的城市区分标志消失后，过去的城墙依旧屹立着。长久以来这两个城区已经彼此联姻，成了一个大都市。但是，即使民族同化在现实中进行着，战胜的民族依旧优越于被战胜的，满洲人相较于汉人，完全占据优势。满洲话事实上已经绝迹了，只有皇宫里被当成宫廷语言被刻意维护着。这两个民族已经混在了一起，差别寥寥，除了北方人的高大有力胜过其他地方的人之外。
只是女性之间并没有彼此适应，她们争风吃醋，维护着自身血统的纯正，也许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每一个女人总以为另外一个不够漂亮。汉族女性以自己的方式打扮并吸引他人；而满洲女性则不跟汉人女子一样（裹小脚），她们一如以往地保持自然的娇媚（此用语并无贬义，而是意指“自然的少女”），就像她们越过草原来的时候一样，高大、修长与粗悍，如同我们国家农村里的少女一般。就这样，汉族人与其征服者，相安无事地过了两百年。有人可能会认为，定居在中国的欧洲人，有一天也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同化成中国人。事实上，从那些不住在此处的欧洲人身上，也能够观察到一些中国人的特征。在同化的过程中，较优秀的文明通常会战胜较差的，因此，野蛮血腥的满洲民族，必然会被汉族同化。因此，中国人将与之杂居的欧洲人同化，这样的危险应该不存在。但是反过来说，似乎我们也完全看不出，中国人有一天会变成欧洲人。
在汉族城区与满洲城区之间，街道景致也如出一辙。或许，在汉族城区里已经有比较多的漂亮商店，满洲城区里面也一样有。另一侧，则有较小的商业区，像是满洲城区商店那样的商店。有一间接着一间商店的街道，有没有商店只有住家的巷子，也有一间房子都没有的街道。北京给人的印象，像是要把骇人的城市平面空间徒劳地全部填满。空间在快速地消失，一整个城区被划分出来，用来兴建皇帝的别致行宫。在营造上，人们所考虑的依然不是高度，而是宽度。由于房子没有二楼，因此人们便住在许多间房子里。房屋被区分成许多庭院（四合院），像是在紧邻他人之处却只想独居一般。若想要赢得尊重，就要打造一座园林——不管是人间或是天界，想要在权力位阶上展现某种形式的人，都需要一座庭园以彰显自己的尊荣。
即便如此，这座城市几百年来还是没能成功越过城墙的限制。部分原因显然是因为北京是一座官员宅第与官府之城，大部分住在这里的人，都意图要展现某种象征。这种展现不会造就城市，它永远只突显被众人环绕的个体。城市所创造的、充实于城墙之内的，应当是人民和他们活泼的生命。像是北方的天津，或是南方的广东，被中国商店占满的生活在北京只在一部分城区里显现。在非商业的城区也有小型的商业孤岛，像是商业城市的碎屑，被信手撒在北京广大的范围内。商人是积极又忙碌的人，构成中国最活跃和最具生命力的群体。北京由于没有足够的商人进驻，时至今日还未臻完善。
相较于这座首善之都，天津才是中国北方的商业大都会。而北京的商业之所以不如天津发达，原因就在于它是首都。经常可以看到，人民离统治者愈远，生活就会过得愈好。当人民持续感受到被他人统治，便会丧失自主性、原创力和建设性的能力。在官宅地的城市北京也住着一些商人，但他们都是唯唯诺诺的臣属。这些无名的群众，法国人称其为，被统治者与纳贡之人。倘若一群市民的存在价值在于被他人治理，那这群市民便不具有打造城市的创造力。
这座城市并不是由上而下被决定的，但皇帝与官员们显然试着这么做。他们为北京做出了大型规划。他们圈出了一大块区域，并下令说：“这里就是京城。”然后开拓出作为街道的大型通道。这些大街道朝着各个方向笔直地贯穿北京，路面建造得极其宽阔。他们打造出这座城市最引人注目的形貌，在中国其他的地方，都不会有这样的街道。值得留意的是，北京并没有把这些交通要道完全吸纳成自己的一部分。经常有道路有一半的长度，没有任何房子在两侧——政府给出了城市用地，民众就应该在上面发展。政府给建设了街道，民众就应该在两侧盖木屋。但是一个不具有强烈反抗意识、情愿臣属于他者的民族，是无法办成大事的。有时候突然有了些发展，稍稍有了点城市的态势，但除此之外，聚集在京城里的只是中国式的村落，而不是闪耀的街道。除了打造村落之外，没法借由这块土地做出更杰出的成就。
在北京，你一旦离开了大街，就像是进到了田野。灰色的小屋与其他中国行省的村民所搭建的一样，坐落在狭窄的，有时又较为宽阔的巷弄里。这些屋子没有依规范配合街道兴建，而是毫无秩序地散落在地面上。因此，即便有简洁的基本路线，还是无法在北京找到定位。在城市的所有角落，这些相同的低矮房子一再重复。人们已经知道，城北的房子既小又灰暗，城南的房子也一样小一样灰暗，所以，人们并不知道即便努力前往城北也恰似巧合般地来到了城南。
还有许多或大或小的土地上面是没有建筑物的，它们是城市的广场。在北京，广场就是一块没有用途的地。它们是城市里的缺口，一块无人占领而应该在上面盖东西的土地。如果分配给居民，也许明天就应该立即兴建建筑物。有时上面也长着青草，甚至是杂草，一些黑色的猪在这里横冲直撞，在有着波纹的地面上拱出了小土丘。北京城里四处都是草皮，就连城区也遍布着乡村的风貌。主要的街道上也有长满青草的谷地，谷地里头还有绵羊与乳牛。牧羊人带着长鞭站在一群牲畜之后，背上背着一顶大帽子，就像是古希腊牧羊人小说里头描述的一样（描述田园生活的浪漫诗歌，可回溯到公元三世纪的爱情小说《达夫尼与克罗依》）。
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得够远，最终你会看不到房子。但街道还是继续朝田地延伸，上头有农夫正在犁田。这些都发生在城墙之内，耕田的农人也是城市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田野也被包含进城市之内了，以便在被围攻时还能种植谷物。在城西南，特别是这座城市尚未靠近城墙的地方，土地的边缘已经陷到广为蔓延的沙地路面上。此时，若有一队骆驼前来，北面来的旋风将沙尘吹起，城墙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烁着，近似白亮的东方之光照射进来，北京便具有了非洲的风貌。而人们会感觉到，自己在廷巴克图（一座西非城市）的附近，正要进入到沙漠中。换言之，这是一座兼具都会、草地、村庄、林园、农田、街道、花园以及沙漠的城市，这就是北京！
北京在主要街道及商业街道上，如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每间房屋就是一家商店，而每间商店就是一户房屋。这些房屋以一种在中国其他地方都不会见到的方式兴建。北京有独特的风格，木桩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及基本样式被广泛运用，这些木桩不单单是立在房屋前方，也会立在房屋内部，它们是房子的一部分。建筑过程是从下方开始建造房屋，而结束于上方的栏杆。或者应该说，北京就是一座木桩之城，而房子就在木桩底下，像是抽屉一样被移入。房屋立起的柱子约莫是房屋三分之二的高度，整体的外貌就像是有三分之二是由空气组成的，真是了不起的一座城市。居民在他们的房子里，就像是在空中楼阁里栖居着一样。他们尽可能地把空气也给盖进房子里。屋顶的栏杆很多是断裂的，屋脊最前方跃出的弯曲木梁，连接着龙头。一块帘布由上而下地悬挂在一间木雕商店的入口处。依着中国人的习惯，商店入口是没有门的，栏杆的顶端盖着锡制或镀了金的盖子，栏杆、木桩顶端以及木雕品，常常都被镀上金。一栋新盖的房舍，在阳光底下会闪亮得像是一件奇妙的金色玩具，但多数的民宅都被灰色脏污给覆盖了，不仅色泽上失去了东方的光泽，形式上也失掉了轻盈与优雅。
北京最高贵的人，就是宅邸里有最多柱子的人，中等阶级的人有两根便足够了。但在北京富有的商店区里，可能会有六或八根。如果有木棍立在某个商店前，底下有石头基座，顶端还挂着龙旗的话，那就意味着这是一间当铺。在一些商业街道上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旗帜。居家附近有一家当铺，可以典当自己的衣物，对中国人而言似乎是不可或缺的。街道上经常出现木棍，上头飘扬着代表商店的旗帜，或许在这里可以寻找这类建筑风格的起源。就像先前提过的，北京的主要干道都有军用道路的样貌。大街是如此宽敞，以至于商人们简直得用棍子才拦得到顾客；而原本用于商店经营的木头，在这群建筑师手中，最后都被用来装点房屋了。
从哈德门一直到北京火车站，笔直宽广的道路上充满着商业活动。最棒的商店都位于巷弄之中，尤其是从哈德门出发，向右转进汉族城区的那些小巷。一般而言，药材行有最昂贵的装饰，比起健康的人，他们更能从病人身上赚取利润。连肥皂行也以奢侈的行头吸引着众人目光，中国人似乎要买很多香皂，但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清洁用品表达出害羞之情，因此肥皂行的奢侈并不好理解。他们要这些肥皂做什么？也许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如果不乖，就拿这个洗澡！”也许是当作食材使用——这个说法可能是真的，因为肥皂行经常和糕饼店相连。由后者的精致装潢来看，这些北京的糕点师傅同样过得很不错。就跟我们德国一样，这些糕点上用糖写下有意义的文字，否则看起来就没有那么诱惑人了。中国的基本色调灰色也延伸到这些东西上。但是，如果从隔壁拿点儿肥皂一起做烘焙，显然又是不太可能的事。
水果商也挑动着人的胃口。此时篮子里通常放的是北京的秋季水果——柿子，像是扁平的柳橙。在这座城市的园林里，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树梢间看到这种金黄色的柿子在发亮。对中国人来说，这可是极为美味的食物，尤其是它在树上挂了那么久，直到被霜冻。欧洲人觉得这味道尝起来像是含水的发蜡，不过也许这正是中国人觉得美味的原因。其他的篮子里则是放着漂亮的深蓝色葡萄，连樱桃也是有的。在水果商前面的街道上，有由黑色石头组成的小烤炉，上面有圆锥状的突起，冬天人们在那上头烤栗子。不少房屋里的火炉都是用球状的泥炭加热，北京居民把这些燃料放在街上晾干，以便维持它完整良好的状态。在秋天骑马经过北京的街道时，便会穿越这些放在屋前屋后，为了接下来的冬天而储备的黑色泥炭球。
汉族城区里的服饰店，可以通过从屋顶垂放到街上的狭长布料辨识出。在这些服饰店里，从早到晚都有全套服饰打折，拍卖时还会伴随着叫卖声，一般由两名店员负责。其中一位从一堆衣物里拿出一件长袍交给另一位，并开始吟唱一段音阶向上的叫卖词；另一位在展开这件长袍时则唱另外一段音阶向下的叫卖词。服饰二重唱的旋律给人留下印象，无论喜不喜欢都会整日萦绕在耳朵里。若是能理解歌词的意义，我想一定会相当有趣。也许可以在我们这里办上一次这种音乐戏码，让拍卖人唱一段《晚星之歌》（歌剧《唐怀瑟》里的一首歌曲）中的旋律之后，接上一句“全新男用西装”，听起来一定相当美妙。
卖油店的前方往往挂着铜罐做标示。那会让人想起欧洲理发店里盛装毛发用的盘子。许多大型商店都卖茶叶。贩卖活鸡鸭的商人面前，羽毛上带着点粉红色泽的鸭子在编成圆形的篮子里呱呱叫着。鞋店里，地面上、墙上都放着鞋子，全部都精心地用纸包裹着，防止被北京空气中四处飘落的尘埃给弄脏。这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把一件东西拿出去，半个小时之后再拿回来，上面就会盖上一层薄薄的脏灰。即使关上门窗，灰尘还是会进到房子里，当然也会进到宽敞的商店里。商人们想尽办法与之周旋，从中可以得出某种对比：买家、卖家以及上头有着一丁点尘埃的商品。钟表商则有最彻底的做法，如果在孩提时期你曾经试着把钟表里的水甩掉让其继续运转，你便会知道钟表是不喜欢有异物跑进它里面的。时钟告诉人们时间，这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作，以至于只要有一点尘埃侵入，时间就可能被干扰，因此，北京的钟表商必然想尽办法防堵尘埃。于是，他们便在商店前面装上玻璃橱窗和店门。钟表商是唯一这么做的商家。
古董商人都是些优雅的男士，店铺里则塞满了美妙的物件。顾客不买的东西都很便宜，而吸引顾客的东西都昂贵到让人买不起。很难想象，古董商人在此状况下是如何获利的。一定在某个地方潜藏着利润，因为商品价格会高达上百或上千。所有的铜制香炉毫无疑问都应该来自明朝；而所有的花瓶都应该来自康熙</a>与乾隆</a></a>时期，因为这段时间生产的瓷器是最昂贵的。
会减损商品价值的缺损——花瓶上的某个烧制失误，玻璃上的裂痕等，在古董商人那里都被称为“毛病”。就在近日，某人跟李鸿章</a>先生提及太后所进行的政变，并问及可怜的年轻皇帝的作为与未来时，这位中国老官员露出了奸笑，并回答道：皇帝有“毛病”。
住在帝国首府，人们当然可以为自己的修养做点事情。有一条特别的街道，路上满是书商和旧书摊。在这条聚集如此多书籍的巷弄里，四处一片寂静，使用文字的人不发出一点声响，仿佛声音只在他们脑袋中。这条北京书街会让人想起（巴黎）拉丁区的某条街道，那里的大型图书馆不发一语地站在民房之间——那是一个不使用拉丁语的小规模拉丁城区。在北京的书店里，书本都被摆放在柜子上。书的标签向外，上头写着书名。在这里，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五经</a>，那是一组包含多本书籍的套书，被放在一个蓝色的匣子里，就像中国象棋一样，以相同的方式被锁在其中。若是对经典没有兴趣，也可以买一些不雅的画册，这当然会比孔子</a>与孟子</a>的至理名言要贵得多。与这些画册相比，孔孟智慧的确要逊色多了。这些画册有一个特殊作用——作为新娘礼品。在宫廷闹剧里有一幕离别戏为人们所知，一位要出嫁的女儿和哭得泪眼婆娑的母亲告别。中国年轻女子婚前看了一眼收到的图册礼物后，立刻会被这些实用知识给启蒙，再也不需要一位哭成泪人儿的妈妈了。
书店街也有印刷工作在进行，印刷作坊店门前放置着要晾干的印刷板。在这些用来印制长形图样的木板或石板上，还都留着墨水的痕迹。此外，在这条书店街上，人们可以买到成为一位有学养之人所需的一切东西。纸店、墨水店、毛笔店林立，当然还有眼镜行。若想成为一位饱读诗书之人，就得先弄一副眼镜挂在鼻子上。
几乎所有的街道上都有乐器行，这会让人猜想，北京是一座音乐之都吗？但是，我一个异乡客显然不会去听中国乐手演奏的东西，那仿佛完全没有接触过艺术一般。若说北京有音乐之都的含义，也许是建立在音乐是吵闹声响这个认知上。每一个要卖东西的中国人，特别是街头商贩，都会尽可能用更多的嘈杂声来推销。有许多中国人只通过制造声响吸引他人，而不是将自我的音乐修养呈现在他人面前。这种声响如果配上音律，听起来会好听一些。北京每一个四处游走的商人都有自己的乐器，最起码有自己的吆喝声，但却始终只有一个音调。在这里，音乐似乎在乐谱上是被分开的，并被分配到不同的民众身上，于是这些乐声脱离了和谐一致，独自在街道上流浪。
一位商贩带着一个铃铛挨家挨户地推销商品；另一个则带着一个中空的木头，用棒子在上头击打发出声音；第三个带着门环；第四个拿着音叉，在一块铁片上敲击；第五个则携带某种喇叭，就像是歌剧《阿依达》[7]里面的凯旋之舞所使用的。商人们通常伴随着乐器声前来，不同的声音意味着不同的商品或服务；有时候是以歌声提示某商品的售卖。来自街头的呼喊声整日不绝于耳，人们若是坐在房间里头工作，会对这些呼喊感到愤怒，他们在你耳中灌输一个念头：他们想让你买生活中并不需要的东西。
有时候，会有商人蹲坐在房屋大门前，一吆喝就是数个小时，即使大家都晓得，他人就在那里，无须如此喊叫。想要等他喊到声音沙哑吗？那只是徒劳，中国人的喉咙不会变得沙哑。如果他认为，吆喝就是他的职责，那他会坚持到生命结束，或是坚持到突然有巨石从他头上落下为止，假如这块落石不够坚硬，他甚至会在石头旁继续喊叫。这种叫卖商人唱的小调，听起来颇似痛苦的哀叹。当北京城上方的天空变得阴惨，人们向着隔绝外部的世界、也隔绝财富与美好的满洲城墙望去时，听到这样无可慰藉的痛苦激发出的哀鸣，穿越巷际一再出现，着实令人伤感。
随着太阳下山，街头叫卖的小生意人也回家了。夜里应该是寂静与平和的吧？因为没人会在夜半时刻离开家，谁会想跟鬼魂撞在一起呢？所有大门都被上了门闩，没有车行驶在被遗弃的街道上。但此时，守夜人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在北京，这群维护夜间秩序的人，主要职责就在于妨碍居民安眠。守夜人从早到晚都在休息，属于不在白天喊叫的一群人，仿佛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们便在夜里喊了起来，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呼唤着彼此。此外，他们还拎着一个铜锣，巡视时不断地向前传递着声响。在我的窗下，甚至站着一位带着小鼓的值夜官员，来回在巷弄里穿梭。守夜人的噪音在什么程度上对被守护的居民是必要的？给他们能带来怎么样的福祉？这完全让人摸不着头绪。但是，守夜人给小偷带来的好处却是相当清楚的：小偷永远知道警察现在在什么地方，并且能够在一片吵杂间隙的静谧之中，搜索入侵的房屋。因此，这群守夜人替小偷减轻了“工作”时的沉重负担。
北京在举行各类仪式时使用的工具是鼓，在街道上也时常可以听到。它们在旋转时被敲击，每转一圈就敲一下，因此有着奇特的旋律，人们可以在半路上就获得某种庆典般的感受。如果有一整个完整的乐队在场，那么鼓便不是伴随我们而是引领我们。庆典的氛围首先是跟随鼓声而来，之后才是弦乐上场。
人们在婚礼队伍的最前面敲鼓，你每天上街都可以遇见这样的队伍。在北京，人们对婚礼极其热衷，仿佛结婚、努力繁衍是最值得做的事情！婚礼通常是两户家长间的一场“交易”，婚礼当日，新娘入轿，并被带往新郎家中。只有这一天，她们才能够坐上最显贵人士才准使用的红色轿子。新人多半相互间都没有见过，在结为连理时才认识。对年轻的新娘而言，结婚就是前往一栋即将居住并一直住到生命结束的陌生房子里，这必然是人生中一段艰困的路途。天晓得，那些没有红色轿子的重要日子要怎么过！在这世界上，红轿的用途仿佛为的就是在这个时刻让人意识到，相比于中国新娘，我们有义务让自己感觉幸福。
鼓手们开始带领队伍出发，每个鼓手都带着两只鼓，鼓的周围用红色的布幔装饰着。红色不仅仅是属于婚礼的色彩，通常它也代表着最美好的事物。中国人在红色中看到了幸福，因此，新娘队伍里的所有乐手都穿着红色的长袍。整个队伍，包括乐队，被分成了两列，沿着大街移动，他们彼此隔着很小的间隔前进着。有些乐手还用鼻子吹奏木笛，其他的则吹着黑色的号角。这些号角几乎要碰到地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把街头的青年都逗乐了。后头跟着挂在木棍上的灯笼和镶着金边的图帜。在这些婚礼的象征物里头，也有值得一看的爱神之箭——假设这支由一只手握着的镶金之箭在中国意味着爱情的话——不然，婚礼时的这支箭又会是什么？迎亲队伍中的其他重要物品，在中国的所有公开场合都一样适用。服饰及展示的物品都有着戏剧般的夸张效果，但并不是想要引发更多的想象。镶金的图帜并没有试着想要掩饰它是由纸片构成的事实；队伍中的人员可以毫不费力地被人认出是仆役，他们被付钱请来充当随行人员，一副很开心的样子。即使拿旗子的时候他们穿得也不干净，但并不至于像搬运工人那种程度。红色的轿子一直走在最后；轿子的每个角落都被细心地遮上了，连窗口也被丝绸盖住了。
他们在新郎官家门前停下来，门上斜挂着一块板子当装饰，上头有红色与绿色的彩带。要容纳这一大群宾客，房子就显得窄小了，因此，便添上一些门板加以扩大。提灯笼的人站了出来，排出一个走道让给新娘。在门槛前，轿子被放下来，但新娘并不走出来。在今天这个日子，能够看到新娘子的只有新郎，其他人都不行。中国所有的门口都相当狭窄，因此，仆役们必须把木桩从轿子里抽掉，以便让轿子能进去。此时，鼓声又开始绕圈子响起，长管又低鸣了起来；上好妆的女人们从隔壁的房门中走出来。世界上只要有婚礼可看的地方，就会有女性聚集在一起，而这是一场极佳的戏码。
鼓乐手再次回到街上转着圈，这时，同样一群乐手及高举旗帜的人也出现了，这是另外一支乐队组成的队伍，但是他们带着不一样的欢乐，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满足的表情，唯一的不同点是，在人们期待能够看到新娘轿子的地方，拖来了一只沉重的棺木——同样的“化装舞会”被用在婚礼与丧礼之中。送葬时穿的长袍，婚礼时色彩变得更缤纷，形式更多样，数量也来得更多。当时流行的习俗是，当某个有钱人死掉出殡时，活着的人要尽量打扮得像穷人一般。走在棺木边的人，一样欢欣喜悦。在生活里，穿红色或绿色的长裙，是一件喜气洋洋的事。有些人头上戴着一种羽毛帽，是那种毛茸茸的棕色皮帽，上头插着朝向天空的红色羽毛。那些平日穿着一身破布的人，面孔显然不太适合这些鲜艳的全新服饰。有一位头戴红色高帽、身穿红衣之人，随着大家一起跑动。他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像是个开心果般，一下在左，一下在右，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厚重的丝绸覆盖在棺木上，棺材前方是死者的儿子们。他们身穿白色长袍，头上绕着白布，哀痛使得他们步行不稳，每一个都有两位仆人搀扶。棺木后方的三张轿子里，坐的是死者老婆、女儿和妹妹。轿子很严实，但光线还是可以从白色的帘幕穿透进去。在里头，似乎是三个披头散发、哭红了双眼的女人。中国人选择白色作为代表哀伤的颜色，与我们不同，对我们而言，死亡意味着黑色与哀伤，对中国人而言则意味着白色与幽魂。而当人们看见这三张鬼物般的白色轿子，突兀地出现在日常的街道上，便会立刻知道白色代表着穿透生命的死亡惊恐。
通过挂在门前、以黄色或红色纸糊成的长串灯笼，可以得知这是间餐馆。通过像是要跨过街道的长竿上的三角旗帜，则可以得知那是一间酒店。哪里挂着灯笼或这种旗帜，哪里就有得吃了。若是想喝点什么，你就到茶馆</a>。那里提供的山酒（尝起来有点像雪莉酒）比茶还多。茶馆经常开在街口，因为作为入口之故，往往有狭窄高耸的木制前厅（建筑物入口前方由柱子撑起的前厅），上头漆以缤纷的色彩，有各式漩涡状的装饰，有些甚至还有彩色砖瓦制成的华盖。
剧院也有类似的大门，在汉族城区的商业街道，有太多这种艺术剧场，整天都在上演戏剧。人们可以在任何他喜欢的时刻去，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剧院总是座无虚席。昏暗的、被烟熏黑的大厅里，全是挤在狭长板凳上、身穿蓝色麻布服饰的观众。当天棚开启，白色的日光照进来时，一阵锣声便会带着余音响起，一出明朝的悲剧在舞台上演，正进行着骇人的剧情转折。舞台下方挤着小贩，为想要恢复精神的人提供服务。烟斗是最常见的需求，只要付点钱，就能抽上一口。由于斗身极长，小贩能够把烟斗伸到坐在他后方、隔着好几张凳子的人嘴里。
一整排商店中从不缺饭馆，但往往在路堤处还会有一些流动餐馆。在宽敞的军用道路上似乎没有商店，但总是会有特卖店。蓝色布幔围成的小屋里，满是质量较差的商品，价格便宜。
在这些小屋中，也会有说书人，数量庞大的听众坐在板凳上，听他绘声绘色。他说得既轻松又流畅，用语肯定，仿佛是国会殿堂上的演说家，演讲时还带着生动的、有表达力的表情与姿势。板凳上的人们张着嘴，仿佛身陷于魔法之中。若说到精彩之处，则引来众人的连番大笑；若是说到卑鄙的作为或悲惨的命运，众人都皱起眉头，眼神也变得黯淡无光。
街上的房子之间，偶尔会有寺庙藏身其中。它们的屋顶是由黄漆瓦片构成的。在北京，黄色砖瓦是官方建筑的必备品。皇城内的所有建筑，包括环绕它的城墙，都是用这类瓦片加以覆盖，北京及周遭的寺院也是如此。黄色瓦片因此成为中国首都城貌的一个极为特殊之处，也是它不太具有建筑美感的一个证明。在这个世界上，黄色其实没有很好的评价，否则，黄色屋顶就会像流行饰品一样到处出现。但是，在木制建筑和灰色城墙之间的黄色屋顶，视觉感受相当舒适。黄色瓦片有瓷器般的平滑与光耀的质感，而中国寺庙和皇宫那种带有温暖、柔软、光亮以及内敛气质的色彩，也许是世界上最棒的黄色。
中国皇帝就住在这种黄色的陶瓷屋瓦底下，这也对应了人们对于中国皇帝与皇宫的想象。中国其他地方都无法让人有这样的想象，这也满足了在随处可见的脏污中人们对光泽与色彩的梦想，最起码这里能够赋予皇帝中国式的荣耀。在这一点上，诗人很可能是对的，人们会想起《白玉诗集》（Livre de Jade）[8]里头李太白</a>的诗词。其中，描述中国统治者的诗歌是一些温柔的词句和高昂的情感。人们尤其会想到安徒生童话：中国皇帝卧病将死，夜莺飞到了他的窗前，用歌声赶跑了带来痛苦的死神，皇帝于是起身，穿上黄袍，佩上宝剑，带着无上的荣光出现在相信他已死的大臣面前。
在无上的荣光之中！人们多么愿意相信它！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多么愿意维持这样的幻想！但是，一旦你环顾一下今天北京的真实面目，就必然会放弃这种信念。人们会看到，并没有皇帝的荣光。当他看到在皇城之外的悲惨世界</a>，皇帝会相信，这悲惨会延伸到皇权内部，黄色陶瓷屋瓦底下必然也有败德之事正在发生。若是仔细观察，你就会了解，皇帝其实只是所有苦力当中的苦力之王，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是。
若人们觉得在一片灰暗的北京城里，需要度过亮黄的一日，那就应该到皇城去走走。当然，那里不允许进出，只能在外头沿着城墙游荡。我们可以走上从使馆大街向北延伸的宽马路。马路上一间邮局的斜对面，就是罗伯特·赫尔特爵士的院落。大约半小时路程，会经过钟楼与塔楼。钟楼里挂着一只大钟，是洪武帝十五世纪初所铸造；鼓楼里则有着一张大鼓，危急时用来发出警告。这两座楼也都禁止进入，不过不去也没有多大损失。到北京游历，并不是为了绕着大钟与大鼓观赏。在《乞丐学生》（奥地利音乐家的一出轻歌剧）中就有这种大鼓出场。从外面观赏无论如何都比在里面来得有趣。鼓楼是两个中比较单纯的一座，就是一间塔楼，像是城门上的建筑，只不过被漆成了红色。钟楼则在一座稍远的山丘上，有一道宽广的阶梯通向它。这座塔楼是一栋白色的漂亮宫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的周围有漂亮的阳台，里面有展示艺术作品的走廊，优雅地环绕着直到顶端。
在鼓楼街道转向左侧，再经过半小时，就会到达皇城前面的一个城门。这里是开放的，直到又出现新城门的内墙时，人车才必须停止前行。城门是木制的，共有三道，就跟某些官府衙门的入口是一样的——皇宫的城门也没有差别多大。有些手工艺者和卖食物的小商贩在这里做生意。门后是一条笔直的大路，左右两边都有一样宽的小河流过，沿着小河的则是顶上贴着黄色瓦片的皇宫围墙。道路两旁有独特的木制三角饰物，顶端用纸片贴着，显然是照明用的，虽然让人有些费解——在没有灯源照明的情况下这些由木头和纸做成的灯饰如何发光。
视线会被一座街道前的青郁山丘挡住，这座山的中文名字读作“煤山”[9]。根据传说，这座山是由煤炭堆成的，以便在被围攻时不会缺燃料。也许这座山的主体真的是煤炭，虽然穿上了一件绿色树林做成的外衣。在这片常见赤裸山丘的土地上，一座绿意盎然的丘陵实属罕见。作为城市里最值得一看的惊奇之物，它被保存下来便不足为怪了。在北京一片乡村美景中，没有比这样一座山丘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了：它突然在街道中隆起，底部到山顶都长满了树木，在山顶侧面一座有着金黄屋顶的亭子在枝叶间闪闪发亮。
这里也是明朝的终结之处，随之而逝的还有汉族的荣耀与伟大。满洲人占领北京城时，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煤山上害怕之极；当他看见城市被焚烧、听见胜利者在呼喊时，再也无法忍受这么多的苦痛，于是在一处亭子里上吊自杀。上头的老树也许正是这幕悲剧的见证，身负悲惨命运的皇帝，临死前的哀叹一定传进了树枝之间，但这无损于那讨人喜欢的葱郁，大自然没有差别地环抱人类的宿命，若皇帝是死于宫殿之中，也不会有一片枝叶为此而落下。
“煤山”现在完全坐落在北京所谓的“禁城”之内。之前曾经允许攀爬，后来由于从山顶可以一览无遗地望见皇城的格局及皇城内诸多宫殿，便不再允许进入，外国人也难以一窥皇室的究竟，[10]所以我只能在外头兜圈子。在煤山所在的位置，街道随着皇宫的城墙以极大的角度向右侧弯曲。在皇城里面，似乎是建在基座上的亭子（角楼），以半高或全高的形态露出于城墙之上。这些建筑风格简洁，但全都有着黄色的顶盖。在街道的尽头，一座石头制成的瓶状建筑耸立在所有树木与城墙之间，这座独特的大型建筑被称为“白塔”[11]，是一座中国宝塔，但并不是北京城里唯一一座有瓶身外形的宝塔。“白塔”似乎也在皇宫范围之内，走近时你才可以发现，它在城墙的正对面。街道的另一侧是一道开</a>启的城门，后方则是这座盖在城墙基座上的瓶状宝塔，上头的灰色透露出这座宗教建筑年代已久远。
在老树底下，这条街道到了尽头，守卫的士兵阻挡了去路。这里是一处漂亮的角落，一处独树一格的黄色角落。这里又有几座黄顶的亭子，伸展于皇宫的城墙之上。这是一座有着许多建筑的寺院，人们叫太和殿，每一个建筑都顶着像是头盔的黄色小屋顶，高度比一般的房屋高上一倍。附近的城门黄漆上有绿色斜纹，这闪耀着黄色的光芒的伟大城门，阻挡了前往大理石桥的路。较早之前这里也是可以通行的，但是现在没有人可以享受这座桥的便利，它已是著名皇家花园的景致了。
现在我们在太和殿前的一个角落向外望去，这条街道有着不寻常的宽度。但是，在皇宫城墙之外坚贞守护的护城河，则是有着双倍的宽广。数百年来有水在这里淙淙流进，像是河流一般。也许是厌倦了一再的流淌，这些水现在已经沉寂下来，只有太阳还想唤醒在它底下昏昏欲睡的生命——它的光线触及的事物，无不跃出闪耀的银光，水面的莲叶则像是为此准备了盖子。如今正值秋日，莲花正在盛开，仿佛它也能感受到这片生长之地的古老岁月，宽阔的莲叶慵懒地伸展于水面之上，枝梗向上伸展，上头则是荷花的花朵。
每座著名的城市都有能够表达其特色的属性。例如威尼斯的月光，拿波里的歌声，巴黎嘈杂的活动噪音。而北京的标签，使它能够为人所认识的特色，大概是脏乱。这是遍布在这儿的一切事物的真实，是所有图画的远景、一切生命的基底。在这座城市的所有体验中，脏乱大概是最真实直接的感受。一位欧洲妇人曾向我提过，有一次她生病了，她先生的中国朋友的太太来拜访他们，对她的病表示了同情之意之后，这位中国女士热情建议说：“只要六个礼拜不洗澡，你的病就会好！”
这座城市的卫生就如同这里的个人卫生一样，给人相同的观感。北京是一座数百年来已不再成长的城市，街道的清扫留给风来负责，冲洗则留给雨水。这两者清除不掉的，就让它留着吧。以前，人们把垃圾都堆在街道上，新一代也还是继续堆着。在这片崇拜祖先的土地上，这大概也是一种与过往者保持联系的方式。这些统治者来了又离去，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唯一成果，就是愈堆愈高的垃圾山。相较于欧洲社会市民的重要义务是维持街道清洁，北京居民则合力把它弄脏。街道是家庭垃圾的排出孔，也是露天厕所。任何时刻都会有狭窄的木门被打开，走出一位化了妆的中国妇人，拿着桶倒出厨余或者什么，也可以看到有人蹲在小巷弄内。一开始根本不会想到是怎么回事，因为中国人只要想休息也会蹲在地上——一般而言，他蹲坐并不需要特殊的理由。之后便会逐渐注意到，若是有人蹲着，一定有特殊的理由。通常会有不少人聚在一起，就像是一起去用餐时一样，他们蹲坐成一个圆圈，闲话家常。有些小团体偏好在桥上，桥梁替所有想要抒发情感的人保留了最棒的舒展空间。上头是桥，下面是世界，这里会让人想到某些象征性的东西。如果有人天性不偏好象征之物，便不会上桥，而是在屋墙边处理一般的事情。
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些情况下，怎样的气味会在北京飘过。这味道并不好想象，而必须实际去闻一下，才能对此稍微有概念。有一天，持续的干燥气候把一整地的垃圾全变成了沙尘，这片沙尘就如同煤炭一般黑，给街道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脏污，也渗透到人身上的每一处。风将沙尘卷成云雾，每一口呼吸都会把它给吸进来，如果回想起这些是由什么东西所组成的，会让人倍感不舒适。一旦下起雨来，沙尘里便会出现一片粪泥之海，烂泥漫布在车道上，有些地方会流动，但大多已是凝固的。
车辆若是被陷进这股黑色泥泞之中，会直到轮轴的高度。尤其在那处令人吃惊的浅滩，情况更糟糕。这里的街道上要不没有铺石子，要不就是曾经铺过现在完全消失不见了。数百年来在上头滚动的沉重车轮，现在被路面弹了回来。铺石路面上的石头或高或低，还有着大大小小的坑洞；没有铺石的路面，则是完全失去了控制。路面裂隙四处都是，当粪泥盖在上头时，光是注意别让鞋子陷入的泥沼是不够的，同时还要注意，脚确实是踩在地面上，这需要技巧性的平衡。野狗的尸体能提供可信赖的行走方向，若是某处出现死狗、死猫或死耗子，便足以推测该处是块坚实的地面。实际上曾发生过，有人在北京街道上被淹死的事。
夜间的通行特别困难。关于城区夜间的照明，北京有一套系统，不妨称之为个人照明设备。夜幕降临时，北京的所有街道都是一片黑暗，而城市的照明，有赖于想要看见东西的人自己带一盏灯。使馆大街上有一条窄巷，通往欧洲人设立的漂亮的俱乐部，巷子的墙上有一盏煤气灯，这大概是北京城里唯一的官方照明设备。来访北京的旅客可不能错过这个景点！
如此一来，在夜间的街道上，四处都有灯在行走，就像白天的狗。沉静昏暗的街道，会突然跑出许多小亮点。夜晚的天穹分外明澈，星星在上头明亮地闪烁着。中国人无法触及天空，这座城市是真正留在地面上的。星星作为忠实的光源，高高俯视着在地面上移动的亮点——这些在街道上必须使用，并将中国人引领回家的星星之光。这是北京夜晚的气氛。
北京的马车必然是相当坚固耐用的，为了与强硬的街面对抗，必须建造牢固以保护好自己。在欧洲，一辆双马拉的马车，除了要有在马路上行走时不至于被损坏的功能外，还有很多舒适性方面的要求。但是，北京的马车就不会让人有如此想法。马车显然是源自遥远的古代，最早的马车大概就是用来载人的。若是坐在这种马车里，会让人对于干栏建筑[12]时代（约五千年前）的便利马车交通有所想象。人们必然会让马车成为坚固的工具，因为，它们要在所有的路况行驶，不畏惧任何障碍。无论高低起伏，甚至像那种在汹涌大海中载浮载沉的歪斜路面它都得要挺过去。今天，旅程中不断出现的危险并不是针对马车，而是针对旅途中的人。
全世界所有马车中，无疑只有北京的最令人痛苦。车厢置于两个大轮子之上，底下没有减震弹簧，车厢上面再盖上一座蓝色的圆弧顶，便是马车全部的构造了。上车用的踏板当然不会有，你得手脚并用爬进车厢。马夫坐在车马之间的拉杆上，两腿向两侧伸展开。车厢里头是没有加深的，旅客必须把双腿向前伸直，坐五分钟之后，你的两腿便会失去知觉。马车出发时很急促，旅客若是不够警觉，便会招致它的报复，像是被甩巴掌一样。马车一下用它左边的挡板打旅客的脸，一下再用右边的挡板打他的头。旅客在车里被推向一侧时，半途上可能又会被推到另一侧，而且，还会比他所预期的来得更早。如果没有替自己的胃找个牢靠的位置，大概它会被吐出来。为了减轻吓人的撞击，你所能做的不外乎就是用手撑在两侧的横条上，直到旅途结束为止，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基于这些状况，人们尽量避免搭乘马车。但是前往官府拜访时却又不可避免。不然人们宁可在哈德门旁的停靠站挑一头驴子或骡子更好些。这些动物强壮，行动也够快速，还相当机灵。令人吃惊的是：它们会努力让自己变得聪明，因为它们若是在身为驴子一事上得到体谅，便不会因愚笨而被斥责。于是，后面的事情只剩下人们的追问——严重低估它们的智力是不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对驴子的愚笨发出质疑，是北京少数会激发思想的事物。这些驴子已经发现，所有骑在马上的人都有影子，它们反复看这些影子，以便了解怎么做才能避免挨打。一旦影子活动，它便开始出发。当骑马的人把手巾拿到鼻子前，或是跟认识的人打招呼，驴子也会毫不迟疑地开步前进。此外，这些驴子也充分理解鞭笞，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或许它知道，被打就是驴子的生命内容，因而当驴子不发一语地被鞭打着走在路边时，它会稍微调整一下自己，以便让骑士的胫骨与石头产生剧烈的摩擦，然后它会竖起耳朵来，表示它第一个对此意外表示遗憾。
在北京的秋季，会出现成千只骆驼。它们将货物从亚洲内陆运来，然后再装上新的货物运往内陆。尤其是商队茶[13]，全靠骆驼进行运送。此外，骆驼也运送各种小型箱子或捆起来的货物，它们有耐心地驮着人们强加在身上的东西，组成漫长的队伍一只接着一只地穿过街道。长着绒毛的腿非常有劲儿，每一步行进都会撑开驼蹄，然后在微微的晃动中前进。而当它们像是城中的伟大人物，高高在上地穿越人群时，便是属于它们的尊荣时刻。蒙古来的驼夫有些骑马，有些徒步跟在它们身边。每只骆驼的鼻子都被穿上了套环，上头绑着与前一只相连的绳子。它们头上有时候会有一簇红色的装饰品，脖子上则挂着长形的铁制铃铛，行走时发出低沉的金属撞击声。特别罕见的是，当一队骆驼在夜间经过时，巨大的身影在黑暗中晃动，宁静之中似乎像有一只神秘的时钟在嘀嗒地走着。
使馆大街所在的位置，并不比其他地方好。外国势力的代表们，迄今还不曾得到允许在他们居住的街道上铺柏油。浓厚的沙尘与没来由的脏污也覆盖在车道上。法国使馆对面有一处水井，深长的泉洞没有任何保护用的栅栏，兀自敞开在马路中央。如同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野狗四处乱窜，浑身疥癣，对着路人咆哮。脏兮兮的乞丐挤在一起，口中永远喊着：“大老爷！”使节团的成员和他们的夫人，年复一年地住在使馆的围墙之内，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会走到街上去。
每一间使馆都有花园和庭院，起居室和工作室很多，占地够广阔。建筑形式大多属于中国式的官府建筑，房子只有地上一层，屋顶都是倾斜的。所有使馆建筑上的装饰，都来自一般的中国涂料与饰品。从不完全开启的红色衙门，阻隔着通往大街的路。法国使馆的大门前，有两个负责守卫的中国石狮子。这座建筑与英国使馆同属于中国早期的宫殿。英国与法国倾向于一同向中国发起战争。
法国达利旅馆及另一家为贝克先生所有、房间较小的德国饭店，都位于使馆大街上。都是中国式的房舍，所有的房子都在同一层，所有的门都可以当窗子使用，反之亦然。德国领事馆附近有一间欧洲杂货铺，那里可以买到居家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不远处有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建筑。邮政总局及电信总局并没有在使馆大街上，而是在附近一处德国领事馆对面的街上。
德国领事馆是逐步形成今日这个局面的。建造之功应归于巴兰德先生，这是这位杰出人士诸多功绩中的一项。他在北京做外交代表多年，时至今日，在中国生活的德国人还对他深怀思念，无限感激。现任的德国领事海靖男爵与其优秀的前任相比，毫不逊色。他在外交上的成就已经在其他地方提到过了。他作为外交官的个人形象，与其所做出的决策相当一致。为了向中国人说明何谓权力与力量，这位金发巨人来到了北京。在他的工作室里，海靖先生挂着一幅来自皮蒂宫[14]的儒略二世[15]精美复制肖像画。“他真是一位精力过人的教皇！”当有人问及他偏爱这幅画作的理由时，他这样回答。这种强大的且坚持目标的人格特质，包裹在他招人喜爱的外表之下。男爵夫人是贝蒂那·冯·阿宁（德国著名女作家）的侄女，因为这层亲戚关系而大可以对她有所期待，不会让人失望。若是到领事馆做客，便会听到这位聪明得令人吃惊的妇人，对国际政治问题的清楚理解如同对于魏尔伦[16]与莫泊桑[17]的理解一般。当看到墙上荷兰大师的画作，你会对重获文化教养的熏陶而深感幸福。这是在北京的访客接待中，最极致的成就——她让客人忘了他正置身于北京。
（海靖先生于1899年春天离开北京，其后继者为当时德国驻墨西哥公使克林德先生。这位公使的短暂在位及死亡，很快也成为过往。克林德先生如同一位英雄般，在执行勤务时身故。当他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的某日前往总理衙门，请求中国政府镇压仇外行动时，在路上被一位中国士兵射杀。德国立即将一支军队派往中国，要对大使被谋害一事兴师问罪。在获得补偿且德中外交关系再次建立之后，当时的卢森堡办事员穆莫先生作为大使被派往北京，代表德意志帝国。）
在北京散步是一件功业，而且不会没有丁点成果。如果想要找到一条不行经街道的路线的话，留在街道上反而是一件值得选择的享受。午后的散步时分，人们会出现在城墙上，通过一道由白胡子蒙古人守卫的狭窄城门后，会到达一处宽阔的山路，或者说某种相当陡峭，朝向高处的引道。由于城墙的惊人厚度，它上头有足够的空间为城市提供最宽广的路面。这还不是最神奇之处，最令人惊叹的，是人们会在城墙上发现，这条路是北京唯一一条洁净的道路。中国人并没有把脏污带到这上面来，因为他们根本上不来。这里可以呼吸到没有中国人的空气。站在宽广的街道上，唯有太阳与天空相伴。这是一座真正的城上之城——底下聚满了中国人，而这里，有的只是空阔的街道与广场。如果人们走到这上面，城门上的宽敞庭院会替城墙添加像是广场般的自由空间。因此，人们可以绕着哈德门上面的环形山道游荡，向下看着城门的路面、急急忙忙往来的人群以及一台接着一台、不见头尾、朝着相同方向行进的马车队。他们的上方扬起了烟尘，像是灰色雾气般充斥在整座城门里。
自哈德门向西，可以一路漫步而行，巨大的正方形石板构成了漂亮的路面，石板间大多长着浓密的灌木，有时候在这些会刺进衣物的荆棘丛中，会出现驴子踩出来的走道。人们可以想象，若是在这里唤醒睡美人，会是怎样的景象？没有睡美人的荆棘令人生厌。
在北京也有一列“西行列车”。西边的城区住着生活较优渥的人，有靠年金生活的小老百姓，也有住着简陋的灰色矮房却有着大型庭院的官员。从高度上这些矮房几乎很难被留意，再加上相同高度的树木遮掩，看过去像是一片有着绿色的茂盛田野——这座城市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大公园。右侧远方的绿地之上是皇城中高起的亭子，黄色的陶瓷顶盖在暮光中闪耀着红光。西边的山丘以蜿蜒的地貌串联出一条地平线，后方是炙烧着的巨大落日。山丘映射出紫罗兰般的色彩，清澄的蓝色包围着黄昏天空的穹顶，太阳发出充沛的光亮，一种大气的金黄。一群闪耀着白色羽翼的鸽子列着巨大的队形飞过城市上方。当它在北京的悲惨与灰暗中死去，心中仍强烈地生起对美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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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伦塔（H?llental），英语翻译为“地狱谷”，是德国一侧通往阿尔卑斯山北部德奥边境上的楚格峰的路线之一。它位于加尔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区。
[2] 指带补子的官服。
[3] 天津—卢沟桥铁路全长150公里，于1897年建成。天津—北京铁路的计划早在1888年就已经被提出，却因为当时保守的风气而未能落实。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意识到了铁路的重要性，转而支持铁路建设，其中就包括津卢铁路。现时该区间是京沪铁路北京—天津区间。
[4] 马家堡（音铺）位于北京西南方向，隶属丰台区，在历史上曾是京南著名的村庄，现为南苑乡村一个行政村。马家堡是北京城最早的火车总站，也是最早通有轨电车的地方。马家堡原名马家铺，“铺”通“堡”，本为驿站。马家堡大约明末清初成村，是个大村庄。地处京城南边，清代时紧临南苑皇家园林围墙，马家堡在围墙西北部，南苑共有13座角门，马家堡角门旧址在马家堡南街西口。南苑的角门都已无存，只留马家堡角门（今简化为角门）一地名。
[5] 圜丘是皇帝举行冬至祭天大典的场所，又称祭天坛，位于天坛南半部，坐北朝南，四周绕以红色宫墙，上饰绿色琉璃瓦，俗称“子墙”，始建于嘉靖九年（1530）。
[6] 指皇城。
[7] 《阿依达》是由朱塞佩·威尔第作曲的4幕歌剧。意大利文剧本由奇世蓝多尼编写，改编自马里埃特所写的故事。歌剧于1871年12月24日在埃及开罗的总督歌剧院首演。《阿依达》原定于1871年1月上演，但因普法战争爆发而延迟上演。《阿依达》是一部著名歌剧，当年一上演已获高度赞赏。《阿依达》经常被演出，并有多个录音版本。
[8] 作者朱迪思·戈蒂埃（Judith Gautier）（1845—1917），法国著名的女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她在中国人丁敦龄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部诗集。该书共选中国诗词110首，时间跨度从周到清朝。入选作品较多的作者为：李白</a>19首，杜甫</a>17首，苏东坡</a>8首，张若虚7首，李清照</a>6首。朱迪思·戈蒂埃的译诗风格简明、语言优雅。她大胆舍弃法国人无法理解的内容，按照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翻译中国古体诗，结果大受欢迎，成为历史上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作品。
[9] 指景山，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公园地处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占地32.3公顷，原为元、明、清三代的皇家御苑。景山高耸峻拔，树木蓊郁，风光壮丽，为北京城内登高远眺，观览全城景致的最佳之处。在六百多年前的元代，该处是个小山丘，名“青山”。据传明代兴建紫禁城时，曾在此堆放煤炭，故有“煤山”的俗称。
[10] 联军1900年8月进占北京时，煤山被法国人占领。
[11] 白塔位于北京北海公园琼华岛上，建于清初顺治</a>八年（1651），是一座藏式喇嘛塔，也是北海的标志性景点。北海白塔据建塔石碑记载，当时“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寺，寿国佑民”，得到皇帝的恩准，于是修建了永安寺和白塔。白塔塔高35.9米，上圆下方，富有变化，为须弥山座式，塔顶设有宝盖、宝顶，并装饰有日、月及火焰花纹，以表示“佛法”像日月那样光芒四射，永照大地。
[12] 干栏式建筑，又称干栏屋、高脚屋、吊脚楼、棚屋，是一种特色民居建筑，其特点是“编竹苫茅为两重，上以自处，下居鸡豕，谓之麻栏”，盛行于东南亚、马达加斯加、台湾、中国南部、海南等地区。其种类有高架式、高床式、桩上屋等类型，通常是木头、竹子架构屋梁，茅草盖顶，也有柱桩顶端设轭木、较牢固的干栏式建筑。
[13] 商队茶，由中国的乌龙茶、祁门和少许正山小种拼配而成，有一些则不加入正山小种。商队茶带有麦芽的甜香和淡淡的烟熏味，口感浓厚顺滑。它以从中俄边境运去茶叶的俄罗斯骆驼商队命名，也有一种说法是，商队茶最初是俄国人将运回的中国红茶进行再制而成的，以合乎俄国人的口味。
[14] 皮蒂宫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a>萨的宫殿。位于阿诺河的南岸，距离老桥只有一点距离。1458年建造时原是一位佛罗伦萨银行家卢卡·皮蒂的住所。1549年，这个宫殿由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一世买下，并作为托斯卡纳大公的主要住所。通过世代累积皮蒂宫逐渐储藏了大量的绘画、珠宝和贵重的财宝。
[15] 教宗儒略二世原名儒利安·德拉罗韦雷，1503年11月1日当选罗马主教，同年11月26日即位至1513年2月21日为止。他是教宗西斯笃四世的侄子，同样出身德拉罗韦雷家族。1506年1月22日，儒略二世组建了至今已五百多年历史的瑞士近卫队。儒略二世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知名的艺术赞助人，艺术家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皆为其好友。
[16] 法国诗人魏尔伦（Paul Veine，1844—1896）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一个“诗人之王”，在法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诗歌艺术上，魏尔伦是一位反叛既有传统的诗人。他也是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马拉美、兰波并称象征派诗人的“三驾马车”。与后两者晦涩的诗风相比，魏尔伦的诗更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所以也受到普通读者的喜爱。
[17] 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小说家，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也被认为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之一。名作有《项链》《羊脂球》《俊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