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北京危机

    一八九八年九月


    前两章所谈到的会谈内容，中国提出诸多项改革的核心议题，但是，并没有任何一项被付诸实行。中国皇帝计划于一八九八年十月对天津进行视察，这座城市的中国要员九月起就开始如火如荼地筹办着，但是，后来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几乎可以确信，皇帝不会来视察天津了。因为，对一个住在小岛上的人而言，要来天津已经是很困难的了。如今，他能离开小岛的桥又在何处呢？是呀！事情是原来的事情，但是桥已经被撤走了！


    皇帝计划要付诸实行的改革，使得那些因改革而受到威胁的反动势力发起了宫廷政变。慈禧皇太后亲自接管了政府，皇帝被关进皇家花园的一座小岛上，时至今日，仍被拘留于该处[1]。这样北京也陷入了政治危机之中，迄今仍持续着，而且很可能变成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日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发生于1894年8月1日至1895年4月）以及该次战争引发的列强入侵行动，使得不具有防备能力的中国一下子暴露在世人面前，也因此引来了一场革命。这段时间以来，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内部权力的争斗，随着当下的政治危机终于在中国政体内爆发。新时代与旧时代、欧洲精神与中国传统，这一次都进入到这场争夺中国皇位的战争中来。在争斗中，诸国编织着他们各自的计划，每一个国家都想尝试着影响事件的发展，以便有朝一日能将中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那些野心勃勃想要在未来猎取战利品的列强们，外交谍报活动也在进行着。


    在内外多个条件的作用下，北京的危机可能会发展得相当缓慢。结果不外乎就是改革派的胜利或者代表中国旧体制者的胜利，满洲王朝的倒台或者是新王朝的成立，或是这一帝国的瓦解换来欧洲的异族统治。——无论如何，危机的终结都代表着中国将继续前进[2]。


    在1898年秋季的日子里，我在天津与北京体验到了关键时期的开启，并同时以手中的笔记下了发生的事。顾虑到整个过程的历史重要性，将事件及其解读依当时人们认为的顺序排列，也许在今日或未来仍会唤起人们的兴致。因此，以下记录着中国历史事件的诸多描述，将以日记的形式加以呈现。


    一、在天津，人们注意到北京出事了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天津


    天津四处流传谣言已经数日。在李鸿章</a>突如其来下台之后，人们对于北京发生的事态感到有点疑虑和不安。但是，这种感觉并不是很清晰，没有人能够清楚地对此加以说明。九月二十二日，一如</a>往常，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将有一班快速列车由天津驶往北京。许多欧洲旅客在天津火车站聚集着，在时刻表所预定的开车时间前不久，他们却被铁路官员临时告知：今天这班火车不会再开动了！到北京的铁路路线已经中断的消息，闪电般地传遍整座天津城。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怀疑，首都北京确实有了不同寻常的情况。


    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并无法获悉详情。可以确定的是，确实有某件事情正在发生着。要乘车前往北京的旅客中，有一位是德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他询问火车交通中断的理由，得到的答复是：铁轨被破坏了！但是，下午却有一班列车从北京驶来天津——为何同一条铁轨，北京来天津没有被破坏，而天津去北京就被破坏了呢？就在当天，人们说，直隶总督荣禄搭上了一班特殊列车去了北京。此外，还有一班满载高官的火车也被人目击驶往北京的方向。在天津本地，也可以从急骋在中国城区的骑手身上发现，一定有事件发生了。在中国海关处服务的欧洲官员似乎知道些什么，但是他们都隐藏在对外交事务的沉默之中。他们对想要运九十只装满高价商品的箱子到北京的商人说，可以的话最好等几天再送。


    天津唯一的欧洲报纸是《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3]，每周发刊一次。九月二十二日上午的中文报纸，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讯息。在得知官方消息的速度上，在中国地方往往是有所延迟的，特别是那些在皇宫高墙里面所发生的事。在缺乏明确消息的情况下，人民的想象力变得特别丰富。天津城里谣言四起，通过外国商务人士的口耳相传，谣言也传进了当地的欧洲企业里。九月二十二日当日的传言更是精彩无比，电报一封接着一封从天津发出。中国电报总局接收了所有电文，但是却没有实时转发出去。这又是一个一时无法解释的问题，没有电文从北京传来——电报传递似乎已经被中断了。


    天津所传播的谣言中，首先一条是关于外交上的可怕剧变。根据其中的一个版本，英国已经向俄国宣战；第二个版本是英国向法国宣战；第三个则是俄国向法国宣战。人们可以从这三种战役里头选一个。之后，有某个人确切知晓：法国向中国宣战了。这位法国派遣在北京的官员宣称他有通行的权利，但中国政府拒绝了他，阻止他离开当地，于是就把天津跟北京间的铁路交通中断了。这个流言在当天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中国城里反对外国人的不安情绪还因此而得到加强。一些务实的人已经在思考，一旦造反者砸烂了他们的房舍，他们应该向中国政府要求多少补偿金额。义勇兵们则开始磨起了军刀。


    此时，欧洲商人也派出公司里的中国人，让他们外出探听消息。而他们也带回了极具威胁性的情报：英国与日本的舰队，与俄国舰队在山海关附近遭遇；而位于海参崴（现为俄属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炮台则向一艘英国舰艇射击。一般而言，从这些消息里可以体会到中国人的感受。而造成整体不安的起始点，必然是一种内在的危机。皇帝的死讯最后也不断地出现在谣言里，且为人所确信。


    这个传闻在欧洲区域里同样有人相信，超出了长久以来他们所预期的可能。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出生于1871年8月14日。1875年在他的阿姨慈禧太后的训政下，继任父亲同治的皇位，并于1889年3月4日掌握实质政权。1898年慈禧太后罢黜光绪皇帝重新取回政权；在慈禧1908年过世的前一日，光绪因慈禧的命令被毒死。后继者为溥仪</a>。）的死期近了，他最近开始以开明的态度实行统治，但显然由于年轻奋发，在改革速度上冲过了头。皇帝即使是有无上的权力，也不足以让中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蜕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就算蜕变的过程变得比较慢，最终的宿命也不会改变。对于他改善统治局势的努力，有些人可能会心怀积怨。


    正因为如此，皇帝把将利益构筑在中国悲惨境地之上的人，变成了他的敌人。对于靠压榨人民而生存的那些人而言，民主的启蒙会对他的利益有妨碍，进而让他不快。而人民的剥削者，总是将其诉诸值得尊崇的老旧传统求得合理性。不管是宗教的、国族的或是两者并行，这些传统绝对不会阻挡意图对人民进行压榨的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这些传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有权威性。任何站在旧习之上的人，地位都比想打破旧习、继续向前的改革者要来得有利。而光绪皇帝自己就是这样一位改革者！


    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中国统治者开启了改革计划之后，一股潜藏的敌对势力于焉成形，并且队伍不断壮大。反对者有明确的抵抗计划，当皇帝首次下达追求改革的做法后，民间便有传言说他病了；当他在政治上表现得愈像是个自由派时，他的健康状况也就会变得更加糟糕。人们会从中得出这样的看法：中国现在所进行的改革，对皇帝来说似乎相当有碍他的健康。


    皇宫里有一个党派正在等候机会铲除恼人的君主制，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件。而已经进行过长期统治、不得不在皇帝成年后归还政权的慈禧太后，急切地想要再次夺回权力。她以一个女人的阴毒与狡诈，光明正大地利用皇帝改革的热情，找借口铲除年轻的光绪皇帝。她不露声色，波澜不惊，表面上以母亲般的慈祥鼓励着这件事。她在这匹年轻骏马的脖子上套上了缰绳，并且，安静地等待他跑错跑道。当最后一件愚不可及的政策开始进行时，她出场了，以一如往常的慈祥，宣布了皇帝退位的消息。


    “你看吧！你没有办法进行统治的。现在，让我再坐回皇座吧！”


    最后一项愚蠢的政策似乎是皇帝所下的一道诏令，要求一品至三品的所有高官剪去发辫，并且开始穿欧洲服饰。一个想要在中国取消发辫的皇帝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关于皇帝的这些计划，几天前，人们就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因为，几周前就有一些高官从政府机关中逃职。因此，人们在九月二十二日听到皇帝自杀的传闻时，完全不感到吃惊。若是中国皇帝眼下因为自杀而被剪除，而其他人也期待他被剪除的话，那么这个令人吃惊的善意将使人产生极大的怀疑。人们似乎愿意相信皇帝之死，但是，也迫切地想要知道，是谁让皇帝自杀的？


    就连中国人也对皇帝会出于本意而自杀感到怀疑。很快地，中国天津的城区就出现了皇帝被毒死的谣言。当然，中国人不是用“毒死”这种恶毒的字眼，而是说“皇上吞金了”。吞金是高雅的说辞。如果皇帝被谋害了，起码这样听起来还算符合他的地位。即使诏令已经下达，皇帝将跟太后一同执政——这个谣言版本至今仍未完全消散。不过有些中国人宣称，皇帝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是以他的名义在维持统治，直到下一位继任者被选出来。当然，那会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但如果皇帝实际上并没有吞金（被毒死），那么他可能在这几天的汤里找到不利于健康的金属。由于正好遇上这位获得黑鹰勋章[4]的皇帝（这真是一件得到极高荣誉的特殊例子），人们必然会加快给他授勋的速度，如果他们还想确定这位获奖的皇帝还存在的话。


    毒物究竟是什么，人们并不知道，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今天真正发生的事儿其实是皇帝退位了。载有九月二十一日这个日期的退位诏书，现在已经世人皆知。他并不是被迫下野，而是自愿离开皇位，其中，当然包括已被证实的健康疑虑。在现在的事件中，健康疑虑是因为工作超过能力负担了，而太后将会共同参与治理国家。她将会在“帘幕”里参与事务管理。对此人们可以合理猜想，太后在“帘幕”后方，会知道更多国土上发生的事，而且，将会施加更大的影响力，更胜于在“主殿”之上的皇帝。如果皇帝对自己的退位，选择最谦卑的形式一言而蔽之，那么这件事就不会招致怀疑。皇帝的退位诏书，在报道快速且颇受信赖的天津报纸《国闻报》[5]中，首先被逐字公开。


    对于这份备受瞩目的诏书，逐字翻译如下：


    “朝政如今相当沉重。从早到晚，我都竭尽全力地在处理不同的事务。每天都有着成千的新问题出现。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负担突然间变得过重。自同治皇帝开始统治之后，太后曾两次参与朝政，以杰出的方式引领国家的命运并克服所有难题。考虑到帝国的荣泰（字义上是说：为了国家与宗庙的荣泰），我已正式向太后请求，愿降尊求教治理工作。太后同意了我的请求，对于国家与民族之官吏们而言，实属大幸。今日起，太后将于帘幕内参与朝政。九月二十三日，我将于太后的勤政殿内，率领诸亲王及大臣，表达我的敬畏。此次仪式由权责单位负责相关事宜。”[6]


    这次北京的危机，当然对外交也造成了影响。中国的整体局势，仍受到英国与俄国间的折冲所主导。因此，人们能合理地把近日重要的（外交）影响联系到这次事件上。最近，英国人发现，李鸿章还是他们中国计划的主要敌手，于是将英国政策的主要力量用来反对这位致力于联俄抗英的官员身上。李鸿章下台了！英国报纸骄傲地大肆报道这次外交胜利。十四天后，皇帝也下台了。两起事件如此紧密地在接近的时间点发生，以至于人们无法忽视二者背后的关联性。这看起来就像是两个人在对弈：英国人先摆出了李鸿章，而后俄罗斯人则以皇帝来回应。“卢布赢了！”当消息从北京传来，天津的欧洲城区便是这么理解的。不过，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对皇帝的垮台，俄罗斯人确实是帮了一把，但实际上却有国内外诸多影响作用其中。要抽丝剥茧地找出根源并不容易，真相或许可以通过以下的文字得到说明：


    一位来自广东的、名字叫康有为</a>的年轻小官吏，试图谋取在皇帝之上的神秘权力，这个是故事的起点。一群广东人于是在北京宫廷内组成了一个强大的、令人生畏的党派。这个广东集团的首脑人物就是张荫桓[7]，要附带说明的是，他也是德国公使的好友。张荫桓与李鸿章之间相互忌妒、彼此斗争。结果在广东集团与李鸿章的党派之间，展开了一场彼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无声的、严肃的斗争。康有为作为皇帝的亲信，经常往来于张荫桓的宅邸，似乎在其计谋之中要利用这位广东集团首脑来对付李鸿章——康有为对李鸿章也抱着极大的私人恩怨。康有为极其努力地想要用自己对李鸿章的不满影响皇帝。为了让李鸿章远离总理衙门，他对他过大的年龄表示了抗议。他指出，这位过气的老头，不再能够对诸多国事进行清楚的判断；也无法凭借过去的名望，对其他大臣进行指挥，因而延误了行政事务的处理。这个流言以及其他种种类似的说法，最后都成功了，皇帝要求李鸿章卸下所有的职务。这命令似乎让外界大感意外。


    不过，并不能说张荫桓在北京宫廷内建立了一个亲英的党派。李鸿章在总理衙门的后继者，前福州将军、后来任职四川总督的裕禄，是个最有可能被视为英国同党的中国官员，而广东集团的首脑张荫桓，不曾热衷地代表过英方利益。如果他私底下替英国做事，那他也不会向别人陈述</a>此事。至于他是否拿了英国人的钱，不好判断，若是他拿了钱，在涉及资金来源的事情上，他会表现得更公正无私以遮掩。我们可以简单推测，英国在政策上会利用广东集团与李鸿章之间的对抗以达成目的，并且，在广东人动摇李鸿章地位的努力方面，已经趁机得到了一些好处。


    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爵士（Sir ude Macdonald）[8]与李鸿章之间的裂痕，已经扩大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李鸿章日益清晰地转向俄罗斯，他认为无须对此保密。最后，在对俄国表示友谊时，他甚至明显展现出对英国的敌对态度。英国公使也不示弱，连李鸿章工作时间不在总理衙门的工作岗位上这种事，他也发文谕知。由于李鸿章在诸大臣中最为年长，而且是总理衙门中最重要的一员，对英国公使申请事项的决议，会由于他的缺席延迟，甚至彻底失败。窦纳乐爵士不得不使尽全力要求李鸿章在总理衙门现身。而当李鸿章终于坐在他的位子上，窦纳乐爵士又没头没脑地对他说，你跟俄国达成协议了。李鸿章回了句粗话，让英国公使哑口无言。因为这些积怨英国公使坚持要李鸿章离开议堂。但是，如果没有广东人的计谋策应，他的努力是否会成功，也值得探问。


    无论如何，英国报纸对李鸿章的解职表示庆贺，甚至视之为英国外交上的一大成就。而英国报纸上不谨慎的胜利贺词，也成了一个对俄国的警告。由于全世界都把李鸿章的去职当作是英国在外交上对俄国的胜利，因此，俄国开始想方设法予以回击。


    当时俄罗斯在北京并没有公使，仅有一位代办（代理公使职务的工作人员）巴甫洛夫先生（Herr Pawlow）[9]。俄国政策的领导人打算巧妙地利用这次外交上的过渡时期。这段时期首先被尽可能地延长，俄国驻巴黎公使主任秘书格耳斯先生，已经启程在来中国首都的路上，然而一路上舟车劳顿，迟迟都没有到达。在此期间，巴甫洛夫先生总是被不计后果地被派在前方，当事态变得严重时，他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主张而无须对此负责（否认有所牵连或无须为某事负责）。当英国政府在圣彼得堡表达抱怨时，俄方政府则对此表示歉意，并表示，目前在北京只派任了一位代办人员，他有时对事务太过激进，你们可能需要耐心等待，直到新的大使到任。在此期间，巴甫洛夫先生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一处位于西伯利亚境内的金矿，并警告，若中国不满足俄国的希望，俄国将会派兵到中国领地。在这场李鸿章被解职之后的危险游戏中，巴甫洛夫先生必须顶住，如果他的警告不能兑现，那他就必须再把责任全部扛在自己肩上。


    巴甫洛夫先生在北京被视作一个低调的人，连在自己的大使馆内，他也几乎没有朋友。而他作为这次事件的当事人，也是背后计谋的策划者，在意图实现的过程中，有了意料外的有利收获：英国窦纳乐爵士完全放任他的行动。李鸿章下台之后，这位英国公使对眼前的成就心满意足，认为世界局势已然大定，安心去北戴河泡温泉了。如同往年一样，整个外国使团要在北戴河会面。巴甫洛夫先生为了让他的英国同僚放心，不时地发电报前来：“我明天就到。”但是不管是明天还是后天，他都没有出现在北戴河。就像英国在李鸿章垮台的事情上插上一脚一般，俄国的政治策略也涉入了皇帝的退位。


    就像英国，俄国的外交也只在针对宫廷党派的背景下运作。这就加速了事情的进展，使其朝俄国所希望的方向前进。巴甫洛夫先生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利用了李鸿章与太后相当久远且忠实的关系。通过太后的协助，李鸿章准备对广东人党派加以回击。由于光绪皇帝改革诏令过于急迫，加上他年轻缺乏经验，结果就是糟蹋了自己的皇位。光绪全然没有料到，正是因为他致力于解救民族与国家的热情，给他的敌人提供了梦寐以求的让他下台的借口。


    有人极力想要将广东人牵扯到皇帝的下野这件事情上来。广东党派的首脑张荫桓先生，宅邸被士兵包围并搜索；康有为试图用毒物谋害皇帝的传言，可能同样是由李鸿章的党羽所散播。事实上，康有为已经逃跑了，张荫桓只能对这些做法大表不满，南中国也不免陷入了动荡。


    关于北京危机的第一波新闻，是七艘英国战船已在一位海军上将指挥下离开白河一带，正停留于大沽炮台前方。


    （在第一版里还有以下报道：英国人似乎小心翼翼地不向炮台射击，因为，俄国的加农炮是无法对英舰的炮弹进行任何反击的！）


    二、北京的说法


    一八九八年九月三十日


    北京


    在北京，一个强大的改革派的出现已引人注目一段时间了，该党派的主要组成是广东人。南中国商业大城所孕育的务实精神，使得这群来自广东的人，能敏锐地感受到满洲帝国所受到的危害，他们热切地思考能够弥补这些危害的手段与进路。国家的发展才能带来贸易繁荣，因此，商人们就尤其需要自由与进步。在中国，改革运动从广东商人那里起步的原因，显然是因为他们能够率先从中获益。此外，广东人也能够与欧洲人持续地建立关系，蒸汽船只消几小时就可以到达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因为香港近在咫尺，作为香港与内地联结纽带的广东，逐渐出现了迈向欧洲化的自由主义趋势。对应于广州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在中国庙堂之上，广东人也成了一个有力的阶级或集团，在危机爆发之时，张荫桓便是这个集团的首脑人物。


    改革派的次要组成分子，乃是年轻的中国文人。这些年轻的中国精英、文人中最积极能干的一群，深刻体会到了国家的耻辱与悲惨，想要改善国家的混乱秩序。如同在土耳其的土耳其青年，试着将国家在崩解与异族统治的威胁之下救出来一样，中国的年轻志士在紧急状态下也聚集了起来。这群中国青年显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威胁到底何在。他们从未到过欧洲，脑袋里充塞着中国式的杂乱无章与无知，此时，他们仍徒劳地要追求进步。无论如何他们深信，将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存续建立在儒家传统之上，这个再也行不通了。即使他们不认识欧洲，他们也认为，自己为国家所做的努力是朝向欧洲方向的。中国年轻文人的改革运动是如此猛烈，以至于很难对之加以管控。在北京发生外交危机之际，人们甚至听到这样的想法，这场运动无疑会有结果，但是，这之前还有许多血要流，那是中国最杰出人物的血。


    既是广东人又是年轻文人的康有为，同时身处在两个改革阵营之中，他通过这两个阵营的改革运动，赢得了超越皇帝之上的权力。皇帝与和他年龄相近的康有为之间，有着诚挚的友谊。由于年龄相仿及性情相似，皇帝情感上认同了这批狂飙青年。加上德国海因里希亲王的造访，康有为及其同僚所想象的欧洲，在皇帝那里也已被认同，皇帝也因此成为这群年轻志士中最积极的一个。


    最终卷入这场混战的，还有反对君主专制的势力。中国人曾在汉族王朝下幸运地生存了近三百年的时间，那段时期就是明朝，其统治时期（1368—1644）。今日传统戏曲中仍被视作英雄般的伟大朝代为人赞赏。明朝之前，中国是由蒙古统治。明朝皇帝被满洲的军事将领驱逐后，他们取而代之，如今安然地坐在皇位上。汉满之间有着百年纠结，历史上的对立也由来已久，这一次汉族突然苏醒了。中国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者，在宫廷里的老满洲人身上，遇到了最激烈的反对。这群满洲老贵族对改革是极其厌恶的。他们甚至不想知道任何跟改革有关的事。在皇上尚未成年时就代为训政的慈禧太后，则是这群反动分子的灵魂。如今，满汉双方陷入了尖锐的对立之中。而在今日的争斗当中，如同数百年前一样，汉族代表着较高尚的文化，而满洲帝国则是带有区域性与残暴特质的军国主义。年轻的汉族知识分子于是就以这种方式，开启了反对满洲帝国统治的激烈言论，此种言论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散播到这个提出专制体制问题的民族当中。今日，还有一种思想也在悄悄地蔓延：在龙椅上重新建立一个汉族王朝，并使之适用于整个帝国。皇宫目前的根基已经开始晃动起来。在北京的外交官之间也出现了这种观点：这个王朝在未来如果要避免倾颓，只能诉诸外国的协助。


    中国的改革派所获得的建议与鼓励，或是任何形式的支持，都是从日本人那里来的。日本人一直站在中国改革运动的背后，而且，在当前的危机发生之时也插了一手。在改革派打算使出重要一击的那几日，前日本首相、日皇亲信伊藤侯爵也在北京，虽然传言他是因为欠了李鸿章对日访问的一次回访，但这个事情绝非巧合。在伊藤侯爵离开北京之前，拜访了一位欧洲大使，伊藤侯爵倾诉他内心的真实感受，说中国首都所看到的情形让他讶异，他甚至感觉中国的改革现在什么也没开始。


    中国改革派背后是日本，而日本之后还有英国。日本人改革中国的意图，外表看起来似乎相当诚恳。他们相信明治维新运动，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不少益处。若是中国决意踏上改革之路，日本觉得能够作为建议者与导师提供参考服务，就像是欧洲人当初在他们那里所做的一般。这样一来，日本也能将中国事务引导至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日本尤其希望中国将来能与之结盟，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伟大目标就是把欧洲人撵出东亚。日本希望能成为亚洲门罗主义[10]的先行者，实现一个属于亚洲人的亚洲。而一个与之结盟、以日本方式进行改革、顺从日本思想又同时有实质作战能力的中国，将是抵挡欧洲潮流的一道坚强水坝。


    有鉴于此，日本人全力支持中国进行改革，但他们并没有为改革提供良好的建议，甚至一开始就没有提出一个合时宜的进程。被改革冲昏了头的年轻志士影响了皇帝的政令，使之一个接着一个地进入到后果严重的躁进之中[11]。最近的一个命令是要提出整年的预算案，其中必须涵盖所有的收入与支出。最后，皇帝下达了一个正式命令：要求所有一品至三品的满洲人都剪掉辫子，并且穿上欧洲服饰。这对住在北京、爱好中国古玩的欧洲人而言，真是天大的喜讯，因为，那些高官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要卖掉或当掉原有的服饰。有好几天人们可以在北京的古董店里，用极低廉的价格买到这些值钱的中国丝绸长袍。据说皇帝自己也穿上了张荫桓送进宫里的欧洲服饰。


    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说是引发危机的借口。如果改革派够谨慎，让一些有力人士不至于反对自己的话，这次的危机未必会爆发。皇帝轻易听任了建言，首先将李鸿章解职。造成这位朝廷大员下台的种种内外原因，我在先前已经详加描述过了——一方面广东人意图除去他，另一方面，英国人加速了他的去职。


    北京的外国使团相信，英国在处理李鸿章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犯了个政治错误。过程是这样的：英国公使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没头没脑地对李鸿章说，他拿了俄国人的好处。这给了李鸿章在宫廷上的政敌们一次绝佳的机会，他们向皇帝告发李鸿章接受贿赂的事，并要求解除他的职位。不过，人们认为，英国应该可以处理得更好，以其他的方式来让李鸿章顺从。李鸿章本质上既不偏袒英国人也不偏袒俄国人，但由于他现在成了俄国人的朋友，俄国人便基于彼此的友谊给予他奖赏，英国人也应试着提供比俄国人更高的奖赏来让李鸿章成为他们的朋友。在这位无私的中国老官员面前，这样的尝试应当不会失败。如今，李鸿章却因为英国人的发难，而沦落成他们公开的敌人。如果李鸿章没有立即回到他的职位上，并赢回尊严的话，这样的对立便不能被低估。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太精明了，对李鸿章的垮台也帮了忙的广东人士，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激怒英国人。当然他们也因此在其所致力的改革事务上受到伤害。人们清楚，李鸿章在去职前不久就反对变法，曾说过一段话：在中国，显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善国政的做法，但是，也必须顾虑到过去的传统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保守精神，而不应该冲过头。李鸿章因为改革派而丢掉官职后，他马上公开地站在了太后那一边（之后不久，慈禧太后便立即赋予李鸿章职位，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而当义和团运动发生之际，他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他晓得，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靠向权力，并与中国朝廷保持联系。而当中国军队被击溃、朝廷希望和平时，他又得以扮演中国与欧洲中介者的角色，一如他先前所为）。


    改革派计划的重要一击是针对慈禧太后而来的，它后来出现了戏剧化的转折。对于宣告新时代的到来，太后表现得既被动又犹豫。不过她是一位精力过人的女性，一旦发现自己受到威胁，便会立即采取行动。皇帝已经承认，他与皇太后之间的对立局面将会是一场殊死战斗。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必须离开，或者太后或者是他。老太后在这场斗争中全力防卫着自己。最后，皇帝让步了，留下来的是皇太后。


    改革人士原来的计划是把皇太后流放到奉天（沈阳）。为了执行这个庞大的政变计谋，首先必须确保手中有充足的军事力量。中国最重要的将领荣禄，当时在指挥一个位于天津南方的军营，由于该军营里雇用了许多德国士官作为军事教导，因此被视为亲改革派而受到信任。他们于是决定，由他带领军队去首都支持皇帝。这位将领确实去了北京，不过他好像有点儿健忘，没带他的部队。此外，对于约定好的行动，他执行得并不精确。他其实并没有在皇帝的宫殿里面出现，而是出现在了皇太后那里。他告知皇太后皇帝要反对她的一切准备计划[12]。


    于是皇太后决定出击，没有一丁点儿时间犹豫。她让受她指挥的部队包围了皇帝的宫殿，并强行进入到他的住处，把他的欧洲服饰从身上扯下来，并强迫他在同意太后重新执政的文书上签名。现在，她又重新坐上了王位，新赢回的权力必然会帮助她满足复仇的渴望，这位强悍的女性要看到鲜血，于是刽子手们都忙碌了起来。对于那些在中国力求革新与完善的人来说，恐怖时期于焉开始。皇帝身旁的年轻团体，都被刽子手的刀给铲除了。这场血腥的猎杀是针对广东党派的成员而来的，首先是六位年轻的文人，他们正要从底层的官阶爬向高位时，都被逮进了牢狱，这当中包括皇帝的好友康有为的弟弟，以及某位总督[13]的儿子（谭嗣同</a>）。司法程序进行得相当快速，他们都被判处死刑。在宣读完罪状之后，他们被带到太后面前，太后愤怒地斥责他们。其中一位以辛辣的言辞回应太后，最后甚至喊道：她才是中国的残渣败类！隔天，他们六人都被行刑处死，五个人都勇敢赴死，只有一个在死前的片刻露出了恐惧。所有的人都在行刑前宣称，他们已为国家选择了最好的，几年之后，人们会怀念他们，并深刻体会到他们才是对的！


    康有为的逃亡让他得以躲过这次审判。他搭上一班从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在白河的河岸附近登上了一艘往来于天津与上海的英国蒸汽邮轮，在去上海吴淞前被一艘英国炮艇逮捕，之后，从这艘炮艇被带到另一艘前往香港的蒸汽邮轮，最后，他从该处前往日本[14]。当这六位年轻的文人成为第一批受害者时，张荫桓也被逮捕。为了认识这件事的重要性，必须考虑到张荫桓乃是总理衙门里最具声望的成员，也是各国外交使节里最受欢迎的宾客。而且，他去年还被派遣到欧洲，以全权特使的身份代表中国，参加英国女皇加冕六十周年庆典。即使是如此有影响力的张荫桓，也在简单的审判后被判处死刑。英国与日本的公使极力提出吁请，才使死刑没有被立即执行。就如同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方式，张荫桓被流放到新疆（听说张荫桓在前往新疆的路上被杀害；另一种说法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被处死）。


    之后宫廷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但外面的信息几乎每天都有惊奇，首先就是大量的人头落地。但是，流淌的鲜血从来就没有办法镇压进步运动，如果精神上已经开始迈向曙光，所有的暴力都将失去力量。中国的改革最后也验证了这样的经验。


    * * *


    [1] 指瀛台。之后的囚禁似乎变得比较不严实，而当1900年8月太后于联军面前逃离北京后，皇帝也一同离开，或者应该说被一并带走。


    [2] 这次的危机隐约地持续了两年，在1900年夏季突然变得严重起来。慈禧太后在1898年夏季以政变所开启的危机，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延续。该次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反对外国人与欧洲影响势力的运动。可预见的是，偏好中世纪的一些满洲人，其反对文明国家的尝试，最终会换来悲惨的后果。在这些文字被写下的时候，慈禧正带着她的整座宫殿逃亡；而联军，则在皇宫里那迄今仍未被踏入的“禁城”围墙内驻扎部队。后续会发生的事，目前难以预料。总之，危机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中国的新时代终将会击败旧时代。


    [3] 《京津泰晤士报》创刊于1894年3月，停刊于1941年12月，英国建筑师裴令汉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下创办。


    [4] 从英文翻译而来。黑鹰勋章是普鲁士王国骑士精神的最高勋章。该命令是由勃兰登堡州的选举人弗里德里希三世于1701年1月17日建立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亡荷兰，废黜皇帝威廉二世继续授予了他的家人。他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格赖茨的赫敏·雷斯（Hermine Reuss）公主，为黑鹰勋章中的一位夫人。


    [5] 《国闻报》是清朝维新派创办的一份报刊，1897年10月26日，由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报刊活动家和翻译家严复</a>创办于天津，初期为日报，创刊一个月之后增出旬刊《国闻汇编》，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华北的重要舆论阵地。1899年，由于慈禧太后的压制，报社被迫卖给日本外务省；之后报社被义和团战火所焚，印刷机被毁而自动停刊。


    [6] 原文为：上谕：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7] 张荫桓（1837—1900），字樵野，广东南海县人，清末大臣。清同治三年（1864），捐得山东知县之职，同治七年（1868）保荐至道员，赴湖北在总督李瀚章幕中总办营务七年。同治十三年（1874）调回山东，历官山东盐运使、芜湖关道员、安徽按察使。光绪十一年（1885）派为总理衙门大臣，赏三品卿衔。不久，派充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光绪十六年（1890），复充总理衙门大臣。光绪十八年（1892），升户部右侍郎，转户部左侍郎，兼署礼部侍郎。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出使英国，赏紫禁城骑马。翌年，主办铁路总矿务局。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赏尚书</a>衔，授为全权大臣出使日本。从此一身兼负外交、财政两大重任，成为清廷重要大臣之一。戊戌变法期间，与康有为来往甚密。变法失败后，被革职充军新疆。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起事，被诬通俄，斩于戍所。后有旨昭雪，开复原官。张荫桓是戊戌变法幕后重要的推手，他是康有为的举荐人，同时也是为变法牺牲的“第七君子”。


    [8] 窦纳乐，1852年出生于陆军军官家庭。1872年加入英国陆军，1888年入英国外交部工作，1896年任英国驻华公使。当时，香港总督罗便臣及英国军事联合委员会都提出拓展香港土地的要求。


    [9] 不该忘记的是，此时是1898年9月26日。格耳斯先生当然早已被派遣至北京，而巴甫洛夫则是作为俄国代表被派至韩国。


    [10] 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建议特别关注一下门罗主义。门罗主义可回溯到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于1823年12月2日在国会前所发表的言论。其口号“美洲人的美洲”在表达这个信条上，还不算充分。


    [11] 中国的年轻志士是有一套通过皇帝政令加以实现的完整改革计划的。这套计划是由伦敦教授道格拉斯（Robert H.Dous）所制定，其中的建议如下：一、取消五百年来所用的科举制度；二、在北京建立提供英式或西方科学学程的大学</a>；三、把寺庙转换成西式教育学堂；四、建立翻译机关，负责把西方科学书籍翻译成中文；五、设立专利局；六、支持基督教，不再驱逐教士；七、让改革派刊物《中国进步报》成为官报；八、让满洲青年学习外语并到外国游历。


    [12] 袁世凯</a>，这位在义和团运动中多次被提及的山东巡抚也介入了这次告密。


    [13] 谭继洵（1823—1901），晚清官员。字子实，号敬甫，又号剑芙，湖南浏阳县（今浏阳市）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十年进士。官至光禄大夫、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因其子谭嗣同参与戊戌变法受株连罢官，后卒于浏阳。


    [14] 日本人接纳了康有为及他的朋友们，因为日本人希望帮助他们在中国进行行动。但这个计划似乎让人感到失望。我在数周之后于东京曾与日本外相青木（周藏）伯爵对谈，对于中国年轻改革家，他并不感兴趣。“我让他们四处乱逛，”他说道，“我们并不会妨碍或约束他们，因为他们不过是政治难民。不过他们实在过于激进，以至于给我观念不够成熟的印象。跟这些人在一起，不会有所作为。”之后，这群中国青年在檀香山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并在中国，尤其是南方，继续宣扬其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