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天津

    一八九八年九月中旬


    天津


    天津—北京的边城—在中国的德国商人—经贸关系—官方贸易—德国生意人—天津的哥特式建筑—戈登堂—运动场—法国租界—耶稣会教士—德国租界—停尸间—大学</a>—中国城—街道上的生活百态—万花筒—地毯与毛皮贸易—玩偶—奇货商人—瓷器—铜器与画作—猜拳—高级中式餐馆—唱歌的少男少女—在剧院里


    天津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上海，这里的发展速度相当快，当然，现在还在起步阶段。天津是一座不断变化中的城市，目前的规模还算是小的。这里的欧洲住民相当少，大型的建筑物几乎没有，租界的街道上冷冷清清而且生活单调，毫无上海那般的光辉耀眼与新奇有趣。


    天津其实是北京的外国人居住区。想要到北京或中国北方的欧洲人，都必须搭船先到天津，然后，再从这里搭四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天津作为中国首都的前哨站，有其政治上特殊重要的地位。欧洲借助外交官在北京对中国的朝廷施加影响力，然而，更具力量的外交影响，其实是这座颇具欧洲风味的城市。天津坐落在北京城的前门，所造成的影响力远比派出的使节或是被授予权柄的大官来得更直接、更活泼、更有个性。


    中国与欧洲在天津所协议的许多事项，都对未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1874年至1894年这二十年间，也就是李鸿章</a>作为清政府的第二把交椅行使职权的时候，这座城市是他掌管中国外交事务的机构所在地。现在，外交事务的重心又重新转移到了北京，如此一来，北京似乎可以变得不那么封闭和难以接近了。假如有一天这座古老的首都决定正式对外国人开放租界，这对天津这座城市而言，可能会是沉重的打击。而这样的开放是否会削弱天津的政治地位、影响天津的商业格局，显然值得我们今后再三探讨。


    天津如同山西、直隶以及河南等省份，是进出中国的大门，山东、蒙古和满洲的一部分区域也是如此。这个地方成了欧洲货物进口的集散地，并且，对中国货物的出口而言也一样。可别以为中国的贸易只包含出口，其实中国人从欧洲人那里买回来的东西，跟他们卖出去的一样多。这片土地愈是开放，就愈有更多的中国人去探寻欧洲商品。在天津、上海、广东等地，生意人的商店里提供中国买家各种进口商品的选项。就连四处旅行的德国商人也开始逐步出现在中国，并在提供餐点的旅馆里滔滔不绝地推销德国商品。中国人是优秀的买家，他们言而有信，堪称模范的付费方；中国商人从欧洲厂商那里获得了极高的信用额度。相比于欧洲人彼此的毫不信任，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商业往来就在这里顺利进行着。


    天津的崛起显然是出口胜于进口。来自中国北方，也就是蒙古的原物料是贸易的主要部分，该项贸易在近十五年来范围日益扩大。天津出口的货物除了毛织品（骆驼毛、山羊毛、绵羊毛）之外，也包含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毛皮及稻草制品。由于所谓的“官方贸易”在天津蓬勃发展起来，也影响了天津本身的政治格局。这里“官方贸易”所指的是由中国政府独占的军火交易。


    欧洲商人在天津卖给中国人弹药，却在1900年夏季的战事里被用来对付欧洲士兵。在包围天津的战役里，中国士兵带着充裕的弹药围攻列强军队，这些弹药就是从欧洲商人那里依着贸易契约买来的。这些契约一开始中国政府不愿意接受，因为对他们而言价格似乎是太高了。但是，不知道是哪位领事做出了裁决，中国政府接受了契约里的不利条件，才使得中国士兵得到了弹药，成功地把枪口指向为他们送来军火的商人，以及他们在中国欧洲租界地的宅邸。


    就在此时，先进国家祭出了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是，这项做法能有何成效实在是令人怀疑，毕竟军火贸易是军火商人的好买卖。这桩买卖里潜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能够搭上这千载难逢的商机于商人而言才是真理。相对于通过合法买卖所带来的缓慢稳当的获利，军火买卖简直就像是在中国淘金了。不过就像在实际淘金过程中发生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发现有价值的金矿，许多人穷其一生都徒劳无功。


    如同先前所言，唯有在军火贸易领域才能赚到数以百万计的钱财，中国的那些红顶商人们，大多便是通过军火贸易来积攒财富的。他们的秘诀可用以下一句话简单说明：欧洲商人将那些“没有价值”的商品尽可能以最高的价格兜售给中国政府，这在军火交易上达到了极致。因为中国政府对欧洲武器及其价值的理解，要远远逊于其他欧洲商品。谁想要在这种买卖中捞到好处，就必须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如之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对双方关系要有精确的理解、欧洲商人要尽可能开口说中文并与中国高层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或是你能拓展这样的官方关系、行事无所顾忌，具备了这些条件，你就能在这蜿蜒的道路上完成目标。（这些条件向来是必要的！）


    交易成本也是值得注目的一件事。商品的买进价格当然要是最低廉的，但是某些中国人的私人利益在推动交易上功不可没。这位中国人愈具影响力，他的影响力就愈有价值，而且，若是他相当诚实，那就必须付给他不少钱。因为没有任何事物会比一个诚实表达愿意被贿赂的人更能抬升贿赂的金额。在交易的最后阶段，价格会高得离谱。在兜售商品的商人之间，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中国人对于能拿到的好处也绝不手软。这种状况在刚开始还是比较和缓的，官员对于能有机会参与利益分配本身已感到满足，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们要求立即付现！


    这种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呢？比如有一位德国商人，通过某位潜伏在北京的间谍得知，清政府打算买进枪支。而他的仓库里正好有一万支老旧的废弃的普鲁士步枪，当初是用一支一个马克的价格买来的。于是，他就要向这位衔命负责枪支采购的官员引介自己，向官员游说。


    “要卖多少？”这位官员问道。


    “咱们是老朋友了，就算您一支二十马克吧。就算是亲兄弟，也得卖上三倍的价格呢。”


    “你来迟喽！”这位官员回应说，“我刚刚才买了一万支英国来的枪支，一支只需要十个马克，这批货两周内就会到了。”


    “其实我也不想卖价超过十马克的呀。”商人解释道，“多出来的十马克，那是咱们的友谊！”


    “您还记得吗？孔老夫子曾说，‘朋友有通财之义’，我想了想，价格上每支枪多出来的五马克归您！剩下来的五马克，您就给同僚里负责采买的那几位好了。我的枪确实只值十马克，但是我卖给中国政府的枪支优点在于，普鲁士人用它们打赢了每场战役。”


    这位中国官员是位“爱国志士”，认为有责任让中国赢得战争，于是这批普鲁士步枪被订购了，原本的英国枪支也并没有被取消交易，显然，他也参与了获利分配。不过这批枪支最终还是留在箱子里没有被打开，因为这位官员收到的谕令是购买一万支枪，而他以政府官员虚有其表的良知遵守了这道命令。他付了两万支枪的钱，却只买回来一万支枪。这则故事最精彩之处在于，它可绝非一般人所认为的是出于杜撰。


    在天津的贸易活动里，德国厂商的地位居首。他们的每一个表现，都令人愉悦地标示着崇高的、几乎具有领导性的地位。这样的地位是从事中国贸易的德国商人也想要赢得的。德国贸易在中国到处蓬勃发展，唯独一处例外是胶州——德国商人只有脱离官僚的封闭性，也就是德国统治方式所带来的威权，方能在胶州自由自在地生活。欧洲人在东亚的世界里享有极大的自由，可以发挥潜藏的力量。简单来说，一旦德国人不受德国政府管辖，他便能够在东方兴盛。这个事实需要德意志帝国内追求进步的重要人士充分深思。


    天津市里有一整排最高级的德国商业建筑，包括梅耶公司（Meyer u.copm.）（海尔先生是这间公司的老板，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来自法兰克福附近的奥芬巴赫）与阿诺·卡尔贝格、美最时公司等等。德意志亚洲银行（德华银行）在天津也有一间分行，由宏普先生（Herr Rump）带领。他是一位地道的汉堡人（地道的汉堡人意味着什么，人人皆知）。宏普先生同时也是德国租界的管理人，因为德意志亚洲银行乃是当地社群的主要成员。


    在天津的德国租界（与在汉口的类似）是由一个私人团体管理的，国家仅保留了最高的管辖权，该团体负担着维护整个租界区的费用支出（补给、街道、码头等等），并通过出售土地的收入平衡支出并达到其获利的目的。这块地去年十月（1897年10月）才由德国政府接收，德国在天津的住民有些住在英租界，他们打算继续在那儿安居下去，因为德租界离商业区相当远。如此造成的可能结果就是再也没有人愿意到领事馆，这是领事大人可以预见的无须大感惊慌的情况。


    领事艾斯瓦德博士出生于巴伐利亚。这块位在天津的小小租界，简直像是目录一般详列着全德国不同的系谱：北、中、南德等地的人欢乐地齐聚一堂。他们彼此间的同乡情谊都相当热络——在异国他乡能够跟思维自由清晰的本国人相互交流，实乃真正的快乐事。大多数德国的生意人在中国已定居多年，对这块土地有相当的了解。对于出门在外想学点东西的人来说，租界意味着无穷的知识泉源。


    古怪的是，能够理解中文的欧洲人，愈往北人数愈多。在香港，中文表现出来的那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艰深，单是词组都令人无法理解，更不会促使人有学习的愿望和想法。当一个中国男孩服务得太慢的时候，他会被一句“Tschop-tschop”所警告，以让他快一点。或者在打保龄球时，中国的保龄球童在球道上大喊一句“Kito”以便询问倒下来的球瓶数目。在上海，会说中文的人也算是少见的例外。在欧洲居家生活里，只有两个字会用来命令拉人力风扇的仆役。如果他该开始工作了，房子的女主人便会说：“La-fun！”意思是说：“拉点风来”；如果仆役应该停止，则会对他说：“Man-man！”意思就是“可以停了”。可在天津，几乎每个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都会说中文，仿佛这是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在中国北方，欧洲人与中国人在生活上要比在其他地方来得亲近。中国人仍然不太会去适应欧洲人，但是，欧洲人觉得有必要适应中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人，人们对他们的精明干练有这样的理解：只要生意上有需要，他们就会去学习这个难学的语言。比如在天津的大旅馆“利顺德大饭店”里，老板便是用中文命令他的员工，并且通过中文听取他们的报告。“利顺德大饭店”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中文作为商务服务用语的欧洲旅馆了。如同先前提过的，这间饭店算是在中国最棒的一间，老板狄德龄</a>先生是一位敬业的德国人。


    天津租界区沿着白河[1]延伸着，中间是英国租界，若是朝河流方向望去，左边是法国租界，右边则是德国租界。这块地从河流向陆地延伸，在法租界的边缘就会接触到中国的城区，人们简单地称呼该区为“City”。该城区是以半圆形包围着欧洲租界地带，德国租界的边缘也与城区相接。


    天津这座欧洲风格的城市，主要在广度上进行着延伸，人们会说这座都市是不断向外围生长的。街道沿着河流发展，串联出一个带状区域。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带状区域必然会转变成一个整体。河流、河岸与街道便是属于河滨街道的一切事物，唯独欠缺的是美丽的建筑。既存的房舍大多当作仓库使用，没有当作仓库的都不漂亮。唯独在法国的城区里，法语称为“Quai de France”（法兰西码头）的地方，有几栋美丽的建筑物。此外，街道本身也会当作货物储存之用，多数是用来摆放进口的商品，人们则沿着成捆的货物、箱子与袋子前进。从广东运来的草席商品，常常会搭建起稻草屋，就连看守的工人也居住在这样的小屋里。这个区域的某些地点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印象，仿佛某个充满野性的游牧民族在这里搭起了游牧的营帐。


    街道与白河水面高度相同，河道虽然非常狭窄，却被包裹铁条的中式帆船，以及透出低沉引擎声、发出吵闹汽笛声的小型蒸汽船赋予了生命活力。远洋型的中国帆船都可以在白河里航行直至天津，这里，总是聚集着大量正在卸货的船舶。在这条带状区域的另一岸，则是堆成山丘的、用草席加以遮掩的盐、煤炭以及稻米。这些大多是通过大运河从内地运来的。这条运河到天津为止，天津是运河的尽头。尤其是要送进京城的贡米，必须要在这里等候，而这块带状区域无异于一个巨型的转运站。


    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的住宅及商业区通常坐落在英国租界，在主要街道维多利亚大道上，几乎没有什么商铺。位居此处的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利顺德大饭店、德国与英国俱乐部、德国领事馆、柔美富有色调的印澳银行行宫以及名义上的天津市政厅。天津的大型建筑群几乎都被哥特式风格主导，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由同一位建筑师设计兴建。这位建筑师显然要逃离十九世纪欧洲的凄凉，带着浪漫的情怀来到了中国，为了实现他的中世纪美梦而移居于白河河畔。也因此，天津的某些地方看起来就像是中世纪的骑士王国。就日本租界来说，它是一座碉堡，市政厅则是一座坚固的城堡。那是一座灰色的、带有城垛的中世纪建筑，墙上有士兵防御的射击箭孔，并由多座厚实的塔楼所护卫[2]。主要的战场化身为公共花园，并修建起一座开放式平台。这座平台随时都让人感受到一种期待，仿佛克林姆希德（中世纪高地德语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主角之一）即将亲自登场，聆听那来自中国礼拜堂的钟声。


    第一眼望去，这座市政厅让人感到有一点奇怪。在天津竟能找到这么独具特色的哥特式建筑实属意外！但不能否认的是，这座建筑的功能性极强。它的正式名称是“戈登堂”。通过市政殿，英国人想要替在中国赢得辉煌战役的戈登将军[3]兴建一座纪念碑（他也被称为“中国人戈登”，生于1833年，死于1885年。参与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64年太平天国叛乱时，他协助清廷赢得重大胜利）。由于戈登是李鸿章的旧识，而李鸿章当时在天津任总督，因此，命名活动令人愉快。李鸿章选定了这座市政厅作为活动地点，并赠送戈登一件顶级的锦绣，在庆典时可悬挂于市政厅内。这幅锦绣上有个奇特的物件，上头是一个老翁，胡子像是从丝缎里长出一般，旁边则有一头吸引人目光的鹿。一楼有个房间是共济会的会所，沿着墙边是一排罕见的家具。一座老旧的照明灯立在地板上，被涂成蓝色的墙面让四周有如被装饰品环绕。二楼则有供市政团队开会的会议室，椅子看起来是不常坐的，角落里有只蜘蛛自由自在地织着自己的网。从任何角度上看天津在治理上都并没有获得太多咨议。


    天津的公共花园不大，但是都相当漂亮。这里没有上海那种可人的欧洲小姑娘，在天津，女人实在是太少了，能看到的都不漂亮。主导市政的诸公对一个外来者这样的感慨，大概会充耳不闻吧，但迅速彻底地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礼拜堂内聚集着中国人，演奏音乐的人站在演奏台上，戴着中式帽子、穿着长袍吹奏西式乐器。中国人看起来不具有音乐天分，这一点在演奏音乐时最能够证明，如果有人在听到糟糕的音乐时，发现演奏者是一个中国人，那他大概也不会期盼音乐会变得更动听。


    在英租界的漂亮房舍中，有一栋圆形穹顶的、摩尔—阿拉伯风格的大型住宅，据说为开平的矿业经营者所有。此地是去赛马场的必经之处，也算是天津唯一一条健身步道了。天津没有郊区，或者应该说它的周边范围实在是太大了，环抱着天津的是白河和广阔无垠的荒芜平原，水坑遍布、土地贫瘠，沼泽烂泥和散落的墓地随处可见。夏秋两季，即便有些微的绿意覆盖其上，依旧令人感到凄凉。有一条通往赛马场的道路穿过这片平地，黄昏时分，负责照顾马匹的马夫们会沿着这条路，骑着将要参加秋季赛的马匹轻快地奔过。这里也会有中国人推着推车经过，或许是一位喜爱马车之人，而且在欧洲公司里有不错的买办职位。幸运的话，还能看到一两位欧洲女士，她们穿着黑色连身骑马装策马经过。平地再过去有一栋灰色多窗的屋子，是中国海关里职位最高的德国官员德璀琳[4]先生的住所。他独自一人在此处居住，而且不跟城里的欧洲人打交道。不远处，则是一大片俄国茶商的土地，上头搭建着他租给贫穷中国人的小屋。这类租赁生意算是天津最好赚钱的生意了，靠穷人过活一直是赚取收入的古老方式之一。还有一座醒目的公园，环绕着一位广东有钱人的住宅。赛马场与其他地方无异，跑道的一部分还浸在水里。


    回程的路上可以看到天空中有浓烈的烟雾，似乎是因为某场大火而起。这道烟雾横越在中国的城区之上，但其实城市并没有失火，而是在燃烧臭气熏天的废弃物。另一处的欧洲城区被突来的夜色所遮蔽，英国教堂的楼塔耸立在楼房之上。黄昏时分，楼塔那细长尖锐的样子依稀可辨，某个瞬间会让人以为看到了法兰克福大教堂，仿佛自己正在这座遥远的城市里行走，但这可真是遥远，实在是太遥远了呀……


    天津的法国租界与上海的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真正的欧洲城区，没有太多的中式楼房混杂其中，街道宽敞、绿树成荫，维护完好。如同绝大多数法国省级城市一样，这里也有一条铁路大街。大街的另一侧是格罗男爵大道，这条路并不是以拿破仑的战役来命名的，而是一位在英法联军战斗时，身为外交官的“格罗”（Jean-Baptiste Louis Gros，让·巴蒂斯特·路易·格罗，生于1793年，死于1870年。在1856年至1860年期间，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指挥官）。法兰西大道是这里的主要街道。领事馆位于带状区域上一座花园的深处。那是一座优雅的建筑，体现了纯粹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直立的圆柱有一半在屋子里，狭长的阳台很有特色，从绿地中望去仿佛是巴黎郊区公园中的古老宫殿。另外一座在法国领地的漂亮花园，则是耶稣会教士的财产，他们在天津城规模还不大时便买进土地，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地主了，财产价值已经增长了五十倍，几年内还有机会涨到一百倍。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耶稣会教士很懂得如何搞土地投机。


    当耶稣会的教士们带着对宗教的敬意讨论如何在中国大有一番作为时，也从不忘赚取利益。大多数传教士将传教和诠释《圣经》当作是唯一的任务，并努力想让他们身处的这个民族放弃他们的信仰。由于传教的热忱，他们处处叨扰别人，变得不太讨喜。当传教士被群情激愤的民众杀害时，过错未必总是在民众身上。清朝政府时常对列强表示：“我们愿意让给外国人更多的权利，但是请把传教士带走！”事实上，改变信仰并不是那么迫切，这片土地有自己的信仰体系，例如佛教或是儒教的伦理学说，这两者都比基督教来得源远流长，并且后者还有意无意地向前两者借用一些理念。一位中国学者曾经向一位传教士说道：“你们的《圣经》里有不错的伦理教条，就像是孔夫子在《论语</a>》里头说的。比较糟的地方是，我们这个民族依赖伦理教条生活。你认为，如果中国人变成基督徒，这个状态会改变吗？”


    耶稣会教士不是只会祈祷，他们也通过对他人提供好处来传教。他们教导中国人学习欧洲文化，让他们学习有价值的知识的同时，也顺便把他们变成基督徒。这种事是时有所闻的，但是，不同于其他传教士的一点是，耶稣会教士都深具学识与修养。


    18世纪，德国耶稣会教士曾在北京的宫殿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的皇帝身处一群有学识修养且熟稔国事的人当中，似乎倾向于把整个中华民族都变成基督徒。但是，忌妒此事的道明会[5]（Dominikan Order）教士，成功地撼动了耶稣会教士在朝廷的地位——可以说，教士之间的内斗事件在一百年前阻止了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在上海的徐家汇总院，德国耶稣会既是一间大学堂，也是学者们的住宿之地。在天津，该教团目前只有两个代表处。法国大教堂原本在天津城区中央，1870年被烧毁，与此同时法国教团的修女也被害。大教堂而今在白河河畔的一处旧地上重建，法国教士已经把教堂的位置换到了法国租界里面……


    如同先前所指出的，德国租界地有极大的特殊性，以至于迄今仍无人移居。如果从去年十月我们便占有这块地，可能会比现在做得更好一些。这与胶州的情形如出一辙。那些在柏林施普雷河畔[6]的大人们，也想插手天津白河河畔的事务，因此，光是天津与柏林间的书信往返便耗费了一年。这里还不允许大兴土木，虽然行政单位完全可供调度，但是每个人都清楚，我国“优秀”的行政官员在提供服务时从来不会马上动手。


    当中国人请求欧洲的保护，或急着兜售土地时，英国人即使害怕相关规定触碰英国的红线，仍会勇敢地迈出步伐。但柏林的老爷们却会不急不忙地审核规章，确保一切管理建立在基本原则之上。


    现在这些事情进行得有意义多了，适用的建筑规章也变得比较好理解，符合柏林官员对德国租界的管理目的。德国租界现在是一片美丽土地状态良好。在天津，德国租界由一群务实的人管理，他们对德中关系有相当深入的理解，这里并没有派任何军事首长，所有有利于事情发展的条件都已经具备。


    摆在地上的黑白红三色木桩及水塘，标示出德国城区的边界。白河依旧在左侧流淌，街道上的行人经常在枝叶茂盛的榆树或白杨树下走过，穿过绿色的低地。这些树木已经持续生长了很长时间，现在已经变得足够强壮，但树干可能会随时被德国人砍下来。岸边带状的渗透已经成形，也就是与法国租界、英国租界相连的“德国带”。这条街被建在木桩上，木桩立在水中，缺乏进一步作业的空间。连维多利亚大道也穿过德国租界在延伸，在这里它被称为“威廉街”。同样的，大沽街这条与维多利亚大道平行的、里头只住着中国人的英国区第二大街，也计划要继续延伸。


    大沽街起于中国城区，就像是一条运河般串联起中国城区与欧洲城区的相互流通。在大沽街上。有一个中国富人盖起了一整区带店面的木屋，租给一般民众。这些房子像是不需要成本似的，只需要第一月的租金就可以支应建造费用，剩下的就都是收益了。有人也想要在德国租界盖类似的木屋，但德国当局还没有回复他们，而且对于德国租界是否能让中国人居住这个问题，德国当局还没有做出决断。如果可以把中国富人从德国租界根除，可能会获得竞争优势，但这做起来并不容易。柏林的官员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让一些事情变</a>得让人信服。


    与此同时，德国区的兴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德国租界地的水相当不错，这是天津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运货马车匆匆往返，以便运送残土，而后再把水运回建筑工地上。这些挖掘与填补的工程是由一家中国企业负责，背后当然是一位德籍工程师在指挥。中国人相当勤勉，铁道也是同一批人铺设的。有时候湿透了的土料就在街道上流淌。天津有能散发出某种香气的黑色泥土，人们很少把这种香气跟玫瑰的相混淆。其他的味道相互混合着，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但无论如何并不会让人感到舒适。德国租界盖了一些中国的肥料加工厂，他们从中国城区得到新鲜肥料，在这里脱水后与煤灰混合，便成了相当有效的粉状肥料。人们居然称呼这类建筑为“巧克力工厂”。


    这些工厂不会存在太久。有一次，有一整个中国村落被夷为平地，一个埋葬了两百六十人、属于宁波商会（这应该是遍布全中国商城，代表宁波商人的办事处）的墓地也被整个迁走。当上海的法国人正与宁波人因为墓地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时，同类事情在天津却可以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解决。我们可以知会他们，由于德国在营建上打算垫高地面，因此墓地可能会盖在水里。对中国人而言，对死者最大的不敬就是让他躺在水里，彻底保持干燥是前往更好来世的先决条件。白河对岸盖了一座碉堡，碉堡上加了一道防御土墙，类似的碉堡跟土墙稍早在德国租界这一岸也有，应该被保存下来，这是在协议中约定的，但是，现在却被新建设破坏了。一开始人们把碉堡给毁了。当地道台一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烦恼，人们等他心情平复下来之后才把墙给拆了。


    在德国租界，第一栋兴建起来的建筑物是警察局，附带着一间围着铁条的牢房。看守牢房的是几个精挑细选的魁梧的中国人，他们身着深蓝色工作服，袖长直到指关节，头上戴着中国官帽，手里拿着一根长棍子，衣袖上则缝着黑白红三色的小旗子。在天津和胶州警察都是用这种旗帜，这群德国法律的守护者，都不同寻常，他们总是诚挚地跟人道“Guten Morgen”（德语：早安），这句德语的确是指“美好的早晨”，然而它还有另一个意思：希望您还能有一个美好早晨。


    警察局正好坐落在租界入口的左侧，街道的右侧是几栋中国官方的建筑，还有政府的贮盐场以及一间殓房。中国人乐于回到故里安葬，若是有人在异地身故，尸首便会被带回出生地。当然这是指有足够钱财并能找到运送方式的情况下，在这之前棺木都会被保存在殓房内。


    属于德国租界的还有一处大型寺院。这是一间非常漂亮的寺院，被特别进行了修缮保护，维护得也很好。前厅摆着几张椅子，无论谁被带进来，中国看守者都会示意首先向他们的祖先祈祷，然后，坐在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内喝茶。寺院里的祭司正在进行祝祷活动。在大厅中间，他们围绕着一个高台跪坐，每个人都身着一条红色的布幔，礼敬古老的经书之后，祭司开始唱诵经文。主祭祭司用木棒敲击木鱼，速度很快，边敲边念颂。木鱼声音听起来非同一般。不消多说，这样的佛教祭典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主教。就连后方的祭坛也建造得像西方的教堂一样，神明的图像在幽深的暗影中不易辨识。教堂烛台（像是在大教堂里的照明用烛台）立于前方，上头燃着蜡烛，后面玻璃制的碗碟盛放着水果，作为祭品之用。不同的是，在西方祭坛上出现的不会是水果，而是鲜花。但这里水果是用来礼敬佛陀的，数量很多且缤纷夺目，它们散发出甜美的香气，与上供的燃香的味道合而为一，袅袅飘散于空气之中。


    庭院的后方有一条进入昏暗地下室的通道，通道一路向下，两侧有一些带玻璃窗户的小房间。在这些小房间里存放着棺木，就像是尸体仓库般，可以闻到一股尸臭味。某个房间的门打开了，一个巨大的黑棺木停放其间，棺木后方的墙上，靠着真人比例大小、服饰色彩缤纷的纸偶，从形态上看有男有女，这些纸偶即将被烧毁，作为仆役随着死者到另一个世界。有几个篮子里放满了金纸银纸，有些被做成了小鞋子的样子，就像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元宝”。这些纸也将立刻被焚烧，作为死者可以带走的现金，在更美好的未来世界里，生活似乎所费不赀，比我们活人的还要昂贵。这里的棺木彼此相邻，一间接着一间，在这样的漆黑空间里，躺着死人的密闭小房间真叫人感到不寒而栗。门上的窗户对已经永远阖上眼的死者来说已是无用，反而满布着惊悚……


    德国租界里的一所中国大学[7]，有被包围的孤立态势。那是一个灰色的欧式建筑，有许多隔间和楼层，有黑色的铁制斜面屋顶。这是李鸿章创立的大学，目的为了将西方的知识带进这片土地。大学最早是由一位美国传教士管理，他先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教导这位宰相的孩子，以证明自己有能力领导一所大学。除了他之外，还有三位英籍教授。每天下午，人们骑着马，沿着通往赛马场的街道来到学院。这些先生们看起来就像是高年级的学生，不过他们的马骑得相当好。这所高校教授英国法律、工程科学、数学和地理。一般而言，在这所大学里面能学到的东西，不会比德国在学龄前班级里更多。


    有两百到三百位中国学生来此听课，他们修习完足够的学期之后，并不是很清楚具备这样的知识能做些什么，大学在这里并不提供通往生计的道路。在中国，人们只能通过中式学识修养继续往上走。如果年轻人能够幸运地完成大学学业，他就可以在一家欧洲企业找到类似誊写员的工作。李鸿章曾把两百名学生送到美国的大学，有些人甚至拿了博士学位回来。但是，对这所大学的两百名学生来说，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在天津的欧洲租界，他们只能做店员的工作。若有机会销售煤油灯，也算是帮助他们实现了类似博士的知识价值。


    中国城区因脏乱差而声名狼藉，但这是过度夸大了天津的不干净，其实它跟其他中国城市没什么大区别。拜访该城区会是一件麻烦事，欧洲人在天津的影响力还不如在上海，因为天津保存了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就连中文也是，在北中国要比南中国来得根深蒂固。其实在世界上的每个地方，北方都要比南方来得有活力。天津是这个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估计约有一百多万的居民。天津是中国城市里能被确认的人口最多的城市，比北京都多。


    天津主要街道的宽度就跟法兰克福城区的小巷弄差不多，但是，这对中国的经济活动而言已经足够了。天津的次要街道多半更狭窄，两个行人擦肩而过都很难，而且里面总是充满着各种气味。这里也有排水沟渠，仿佛所有的排泄物都汇集到了这里。古老的历史建筑是明朝或某个朝代的著名文化遗迹。主要街道上都没有铺碎石，这是怎样的一条碎石街道呀！马路上有很深的坑洞，某个苦力所拉的人力车在撞到了另一个苦力后迅速通过，右边的轮子一下子掉进了洞里，然后左边的轮子也掉进了洞里，乘客一会儿感觉跌落到这一侧，一会儿又感觉跌落到那一侧，就这么一路摇晃，所有的神经都在混乱中紧绷着。


    白河也蜿蜒地流经天津的中国城区。穿过城区，会有几次来到河岸边，人们必须通过木桥。在法国大教堂附近有一座铁桥横跨河流，那是一座有三脚煤气灯饰的现代化桥梁。到了午后，主要街道上的人流会急剧增加到惊人的程度，数以千计的步行人群以及前后相连的人力车，形成了无法估计长度的队伍。两股人流与车流相互为邻、互为往返。人流时常陷入停顿，马车撞到了马车，仆役们嘶吼叫骂着。一旦状况解除、道路疏通，他们又会穿越这场混乱阵仗继续汇流前行。人力车也继续一路颠簸前行，直到下一次拥堵。中式的载人用的马车行经此地，前面心怀不满的驴子慢步行走着。中国仆役扛在肩上的座椅也在人群之上摇晃着；还有骑着马的人跌落下来。当中国骑士身穿宽松服饰，骑着鬃毛飞扬的蒙古马经过时，那真是一幅如诗如画的景象。


    商店鳞次栉比，中国城区内人人都是商贩，谁会真的不做生意呢？在天津，特别蓬勃发展的是毛毯产业。这些由骆驼毛制成的毛毯销往全中国，各种尺寸，从床单大小到大型室内地毯。最新的款式大约是每件五十至六十银圆（约相当于一百至一百二十马克）。织品多半被染成蓝色与白色，样式大多是具有艺术风味的直线装饰图案。人们开心地将目光停留在令人感到温暖的地毯上，感受简单清晰的线条的美感，只是那上头堆积着灰尘，而且闻起来有骆驼味。


    毯子是在简陋、狭窄的中国工厂内加工制成的，这就意味着它们并不是机器制品，而是地道的手工制品。一个立在墙边的竹制外框对应着毯子的大小，竹框内伸张着许多管子</a>，编织工人坐在狭窄的板凳上，板凳能够依织品作业的进度向上移动——这项工作由底部开始，随着毛毯编织工作的进行，板凳也会向上升高。每位工人的上方都有不同颜色的毛线球，他们把毛线编到竹框既有的管子里，并在上头打个结，再用左手控制剪刀，小心翼翼地把结上多余的线剪掉。一整张毯子便是在无数的联结与切割过程中完成的。在框架的后方，每位工人都有一张带有毛毯图案样式的草图，他们可以透过管子看见这张图。在编织过程中要如何完成草图上所指示的样式，还真是一个谜题。整个制作过程单调得令人吃惊，若不是中国人高超的工艺技巧和特别能将技艺落到实处的耐性，原物料不可能变成完美的成品。这实现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惊叹的事。为了完成这么一件地毯，他们身上的唯一工具只有那只老旧生锈的剪刀，就靠着这把剪刀，作品迅速地在手边呈现。若想要完成一张能覆盖整间房间的大地毯，需要四个编织工人全力以赴工作二十天左右。


    有位织工住在寺院里的一间偏房里，如果他想要去工厂上工，就必须穿过寺院的厅院。厅院里的石头基座上摆着一个神圣的万花筒，其铜制外观已因年代变得黯淡，旁边站着几位操作万花筒的男士，通过三个玻璃洞你可以看到万花筒的内部。说书人（意大利文，指经营剧院或音乐演奏厅之人）站在一旁摆弄着响铃，一边换图片，一边吟唱（中世纪到1830年左右，在全欧洲旅游的吟游诗人，其诗歌带有戏剧般的内容），说明图片上的故事[8]。中国名人的照片也可以找到，例如李鸿章与大学士们立于宫廷之上的合影。在一些色彩斑斓的图片上，画着什么战役，上头甚至有神祇出现于天空当中，挥舞着长剑加入战事。最后还有一件可通过文字隐约说明的事。一群男童聚集在万花筒旁窃笑着，这些青年想要教育自己（虽然他们似乎已经具备完整的预备知识了），在这开放的世界上，讲求的不外乎就是经验与教训。


    有条满是皮草商店的街道。大件毛皮会挂在墙上，而小一点的则存放在抽屉里。貂皮制成的袋子挂在屋檐的钩子上，像是一长串香肠。这些皮草商人都是体形发福的先生，乐于服务但带着点威严。他们像是其他并不真正需要这些东西的人一般，漫不经心地兜售着这些商品。这类事业充分滋养着中国土地上的男人。中国的每一件冬季服饰，只要你看得到的，都会缝上一件毛皮作为缀饰，中国人喜欢用高级的皮草来展现自身的价值，因此，价格不会比较低廉。不过还是比家中裁缝师定做的冬季大衣便宜。西伯利亚的毛皮都会被送到天津，邻近区域的自然也不例外。比如满洲或蒙古降雪冬季里的动物毛皮。满洲的雪貂、西伯利亚草原犬以及松鼠皮毛都会被保留。中国女人爱极了松鼠毛，把它置于衣物的外领，因为，柔软的西伯利亚灰适合她们的黄皮肤，同时，柔软轻抚颈项可让人很舒适。如果弄到一件棕色的皮草，很可能是被染过色的。雪貂皮纯白无瑕，挂在墙上等候路过的国王[9]。


    彩绘泥偶是天津的另一个特产。这是孩子的玩具，各种造型普通并不优美的泥偶，都陈列在街头商贩的篮子里，而要找质地较好的就只能去店家的商铺里。街道后方的穹顶前，有人在分送“烧酒”，这是一种米制的烈酒，在天津被大量地酿制，因为香气甜美浓郁，整个中国城区都能看得到它们的身影。穿过柜台之后，会经过一些用来装烧酒的陶罐，之后，会进入到里头的一个房间。这里有些架子被放在墙边，并用纸板包裹着，就像是放文件的纸箱一般，上头的盖子全部都被稍稍打开了，里头可是有着迷你的缤纷世界。


    把泥巴弄成人形，倒是格外地让人觉得舒适。根据《圣经》提到的，泥巴与人之间确实有着某种联系和相似性。这些泥塑的人形是如此精确，除了蜡之外应该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做得到。但即使是带着各种色彩的蜡像，也还是难掩蜡原本就有的沉沉死气。泥偶表面被涂上了色彩，虽然你可以通过色彩得到缤纷的生命气息，但只是极具真实性的表象而已。在我们的雕塑品里，也曾经试过彩绘泥偶的方式，甚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也没有轻视这种做法，但若想在艺术上精进，还是得用石头来赋予其形态，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伟大的艺术家之梦。


    对艺术的灵感而言，泥巴远远不够，只是在打发时间，这是一种与生命进行游玩的方式。中国的艺术并没有伟大的梦想，它还依附在泥土之上，从来不敢试着从生命中脱离，或者说，对我们而言，理想主义的旅程走得太远而消逝了，最后变成了中国式的，此时，唯有现实主义的领域才能为人们领悟。而今，中国艺术成为模仿真实之物的优异的手工艺品，手工艺品因其精确性、技巧、品位，以及在可见之物中能够获得再生的生命力而成为艺术。天津的泥偶乃是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展现[10]。


    泥塑的人形吐露着生命的气息，在丰富且令人愉悦的色彩中展现出艺术的光彩，许多泥塑因此被戏院收藏。这当中有身着明朝古老黑色服饰的皇帝与诸侯，姿态上带有一种艺术上的细致感，这意味着他们其实是身着皇帝与诸侯服饰的演员。这些来看戏的人，带着殉道般的热情支持着这些泥彩人物。许多泥塑把腿摆成跨着大步的跳跃姿态。有个场景是这么呈现的：三位妇女围坐着一张桌子，在一张纸面前低着头，像是在写一封信。幻想也会推动着这个场景，你也可以想象有个妇女正笑着逗弄一只蟾蜍。出于个人的偏好艺术家也雕了几位妓女。作为一位简朴的手工艺者，他在泥塑中忠实表达了他生命中不可能被满足的渴望，这些珠光宝气、裙裾摆摇、有着迷人风采的中国女子，就像是画中的人物一般。这位艺术家忠实地复制了她们，甚至精细到下唇的彩妆。有时候她们也会组成团体，有一个张着嘴唱歌，其他则用纤细的手抚弄着曼陀铃的琴弦。此外，也能够看到街道上的景象，一个跟孩子玩游戏的妇人；一副心满意足神情在地上爬行的婴孩；在门栅前徘徊的老妇人；坐在椅子上抽着烟斗的老人；一个男人清晨起床到门前凝视，向着天空伸出手臂，因肥胖胸前的衣物都撑了开来。得了麻风病浑身痛苦的乞丐，则被以直截了当的自然主义风格呈现，甚至连兔唇都没有被忘记，在唇的裂隙露出了牙齿的光泽。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泥雕塑几乎不可能运回欧洲，它们真的是太容易碎裂了。即使是极有技巧地放在棉布里，用丝绸布料包装好，还是免不了有一部分碎裂，而且一个全身泥人比半身泥人更贵却更不好带。个别的部位需要小心翼翼地编上号码，免得在打开时有人被换了头，张冠李戴。


    中国人民波涛汹涌的生活痕迹，年复一年地被打到岸上，然后保存在遍布一整条街的古玩店里，就像是在欧洲一样。中国人从前就很懂判断，哪些物件更与众不同、更美，更胜于那些迄今为止只是忧郁地承载往昔记忆的残余碎片。收集往日遗留之物——古董因此成为中国的传统，延续至今。


    中国人自己会在古董店里买东西，通常都非比寻常的昂贵，比如瓷器。中国的瓷器买家乃是深谙此道的行家和狂热的收藏家。真正好的古老瓷器很少被发现，如果没有特殊门道的话，最棒的旧瓷器几乎都不会示人。一旦出现在市场上，马上就会被有钱的美国人以令人咋舌的价格横扫掉。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是古董瓷器爱好者，唯独德国人对此兴趣不大。中国瓷器中一些重要的藏品，已经被前北京使节冯·布郎特先生（Herr V.Brandt）和上海领事史都培博士（Dr.Stuebel）收入囊中。约一百年前，中国的瓷器产业已趋于没落，旧瓷器上深沉又发亮的着色技术已经失传，只有所谓的“官窑”还能提供几件（事实上这全都是家庭加工厂烧制的）。官窑是为宫廷服务的，他们的产品之所以民间有买卖的，是因为这些商品在运往北京的途中遭窃，或者索性直接从宫廷里流出来。若有幸能遇到一件“官窑”碗，就可能会创出一个罪恶的天价，因为，这只碗上有只五个爪子的龙，显然这是皇帝个人的专属用品。有些中国人偏爱的铜器也不便宜，价格只能由买卖双方自己去谈。中国人家里都有香案，因此，香炉需求特别多，可选择性也大，这亦属合理。一般而言，香炉就是个带着精致尾巴的碗状物，底下有四只直立的脚，表面多半都是光滑的，而且带有龙或凤凰的图样（我们传说中的凤凰似乎是来自中国），或者整只香炉就是一只鸟的形状，它用一只脚站着，而炉烟从它的背上缓缓升起。


    交易双方通常由物件的老旧程度，以及制成的材质来评断价格。有价值的画作很抢手，画作多半是挂轴的形式。买卖双方很少去评断画作在艺术上是否完美无瑕。画在纸上的会比较便宜，画在丝绸上的则比较昂贵。艺术品价格并不会被明示出来，欧洲买家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确认。中国的挂轴足以跟日本举世知名的挂物相提并论。在动物的表现上，中国艺术家与日本艺术家相比，显然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不画马）。在中国的画作上，动物们并没有生命力，形态上也往往不正确：一只在树下端坐的猫，完全就是一只不雅致的动物。而日本人则画得比较细致，色彩上也更加耀眼。中国人小心翼翼地作画，绘色时的愉悦让画作呈现出沉静的色调，由此与日本绘画相区分。这当然不是艺术上的规则，一旦某个不老实的卖方拿出一件被大量复制且价格低廉的日本画作来冒充中国画作，这样的区分标准也难以确立。


    小型手工艺品的数量多到难以估计。中国人是鼻烟的爱好者，各种鼻烟壶艺术品占据着重要的比例。他们不是把烟草放在罐子里带在身上，而是放进一个小型的烟壶里。这类烟壶成百上千地在市面上流通，材质则包含石头、水晶、玻璃与陶瓷等，上面带有少量的绘图，甚至镶上各式各样的装饰品。还有些用来供小型花卉使用的迷你花瓶，在数量与花样上也不遑多让。各式工艺品都被杂乱地摆放在古玩店的玻璃箱内，如果你仔细往里瞧，可以发现最惊人的物品——陶瓷做的文房四宝。此外还有保存墨水的盒子、化妆盒、只有一个盘子的天平、鸦片灯、保存在丝绒盒子里的牛角大镜框、镀银的烟斗、用来标示中国人地位的蓝色或红色水晶纽扣、镶有银色宝石的耳环与手环、玻璃制的骰子用碗、上头印有龙的铜币或银币、金属烛台、锡制茶壶、丝绸剪、象牙制的骨牌、古老的玩具玩偶等等。还有手炉，冬天时，街头商人可以把手摆在上头取暖，盖子上带着小孔的铜制罐子，以化石雕琢的小尊神偶也会见到；甚至还会看到一把留有血迹、砍杀了著名鞑靼将领的军刀。


    天津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中国大城市。旅馆的餐厅和茶楼，最被绑着辫子的吃客所推崇。依照习俗，中国农历初六是人们欢庆的日子，在天津的吉秋章、“约瑟夫”或是“拜尔”饭馆——这些都是最棒的中国餐馆，没有任何一间包厢是空的。老老少少围坐在一起，尽情享用餐点。当烧酒的酒瓶被端上来时，食客们便开始划起拳来。中国这门手指上的技艺，与意大利人的如出一辙。人们可能会因此猜测，这种猜拳游戏是通过马可·波罗带到中国的，或是某位自中国返回意大利的水手带回去的。两位玩家同时把手指头伸出，两个人依照顺序把伸出的手指头数量讲出来。这时中国人并不赌钱，而是为了尽快营造气氛。一旦有人讲对了数字，另一个人就必须把杯子里的烧酒一饮而尽。谁要是玩上一个小时这种划酒拳的游戏，便会很开心地理解整个过程。


    为了助兴，也会有女歌手从隔壁的房子里过来——这让人联想到西洋古典时期的习惯。这些少女们坐在窄板凳上，拨弄着琴弦开始引吭高唱。休息时，她们会在桌子间穿行并替客人端酒。天津的美貌女子，有来自广东的福州的，也有来自北京的。在北京的中国女性（不是满洲的）会把自己的脚给弄残，广东的女子则多数不会这么做。中国的礼俗给这种被弄残的小脚高度评价，称此为“三寸金莲”。欧洲人对这种金莲无法理解，相反，只有忽略这双脚时，才能感受到中国女子的魅力，虽然这并不容易，但却带着我们的善意。


    高挑修长的北京少女，要比南方矮胖体态的广东女子来得更加美丽动人。广东少女的头发平贴在头上，绑着马尾辫；北京的发型则有许多变化：头发会被两分，然后优雅地包围着女性的头部，这个造型与20世纪初在欧洲流行的发型略有相似。当有庆典又适逢戏台唱戏时，这些北京少女们会戴着巨大的发髻，或者可以说是一座摇晃着的高耸发髻山。由于那巨大的头饰，少女们的小脸蛋也俏皮地笑开了花。先前提到过，从发型可以区分中国不同区域女子的主要特征。在比较大的城市里，女子会依年龄的差异而将头发梳出不同的样式。天津的女性偏爱那种不讨人喜欢的流行风潮：她们把头发梳成后方突起的样子，就像是船一样。


    这些女子所唱的歌，对我们而言实在是不太悦耳。但是，一些中国朋友却可以辨识出其中的差异。在吃饭时表演的，哪些是来自北京，哪些又是来自天津；北京的可以让人听出来自首都的艺术感，而天津只是个省——行家并不会忽略这些。在有些桌子旁，服务由年轻男性代劳，他们同样略施粉脂，也熟稔歌唱与演奏。这些替代女子表演，并与她们在同一屋檐下成长的男孩们，也构成了天津独特面貌的一部分，而且是能够区分出南北中国的另一个独特之处。


    戏台下面座无虚席。天津的演员可以说是这块土地上最优秀的。不久前，在德国租界有间剧院开张，那在天津可是个大事件。因为第一次在天津的戏院里可以看到女性角色不是由男性而是由女性扮演。一开始戏院并不想这么做，因为中国人对舞台上出现女性这事有着很深的成见。一日，剧院经理从英国马房那儿租来好几辆敞篷的四人座马车，并让他的剧院公主们坐上马车，沿着交通拥挤的大沽街游行。这样的宣传有了效果，反应非常热烈，甚至热烈得过头了，如今每晚在售票口都有观众大打出手。


    剧院大堂的位子销售一空，没有任何一张空椅。在包厢内则坐着身穿昂贵服饰、黑发上戴着珍珠链子的女士。在盖有白色桌巾的桌子上摆着各式小甜点：果子、小饼干、瓜子，以及吃起来味道像榛果的莲子。舞台亮着，两座煤气灯负责照明。舞台上先出现一位身穿明朝服饰的王侯，正与一名年老的皇帝对话。这皇帝垂涎王侯的女儿，想要娶她入宫，这位王侯确信，皇帝的愿望对他来说就是命令。但王侯女儿对这样的亲事毫不重视，而且非常不开心，显然，老皇帝对这位年轻少女而言毫无吸引力。


    王侯的女儿是由第一女伶饰演的。这位女演员完全不会让人感到厌恶。她身着一套盛装，化着浓浓的妆，手臂用颜料涂成了红色。说话时，她的声音令人感到舒畅，可惜她唱的比说的多，这是因为中国戏剧的风格需要吟唱。听众专注地聆听着，当女伶唱到特别高的音时，观众们便喝彩，就跟我们扮演英雄的男高音，在咏叹调里唱到高音C时一样。而随着音符的延续，观众们不断地喊出“好！好！”的喝彩声。“Hau”就是好的意思，而“Hau-hau”是说两遍，是中国式的喝彩方法。


    在进行完一段困难的表演之后，慵懒地坐在舞台上的服务人员走到女伶旁边，拿出一只铁壶替她倒上一杯温水。女伶转身背对观众，用宽大的衣袖遮住脸之后饮用，以免破坏了戏中的印象。之后她转身继续演出，服务生则把水壶拿回后方的桌子上，桌子旁边坐着负责音乐的乐手。负责伴奏的五个人中，有三个负责演奏曼陀铃，其余两个则负责刺耳的中国弦乐。拉弦的两人之中，有一个还一边抽着烟斗；演奏曼陀铃的一人则吃着葡萄，还把皮吐到舞台的另一边。此时，戏中的父亲不管女儿的苦苦哀求，执意进行他的联姻计划。年轻的女孩情绪变得益发黯淡，连发型都需要换一下配合她的心情，于是剧场的造型师上前来，帮她把头发解开，然后，弄上一个新的发髻，一个属于破碎之心的发髻。


    场景与场景接续着，但却没有关联性。人们几乎会有这样的印象，这里上演的只是不同戏剧中的片段。这位即将嫁给老皇帝、令人深感同情的小姐似乎已经没有戏了，现在出场的是一位带着笛子并宣称有意要杀掉某人的年轻男性。至于他是否为了这个目的而弄来这支笛子就不得而知了。之后，一张椅子被摆到了桌子上。如果再有张垫子被放到椅子上的话，就是皇帝即将出场了；如果只是在桌子上摆椅子的话，待会儿出现的就是神明。左右护法带着燃烧的灯笼出场，灯笼上画着波浪线。这样的神灯意味着这位神明是负责管理水的，能在河流与大海中展现神威。所有这些与神明和皇帝有关的场景，都属于英雄剧目的一种，也是中国戏剧里最乏味无聊的一种。当一位先生坐在椅子上开始喊叫时，并非意味着戏剧的结束，因为他无法决定自己是否要离开。他有时候会站起来，然后又坐下去，没有其他的动作。而中国人就是会这么做，就像是他们在一间欧洲公司里为了一次商谈而坐下时一样。这位水神在桌子上的椅子上登基为王，唱了一段快半个小时的独角戏。当他离场时，桌子也被移开了，为了腾出空间给之后表演的一对年轻陶瓷工人和女子。


    这位陶工肩上背着工具，踏着舞步出现，之后他在一件陶器旁边蹲下并开始敲打。另一位年轻女子则在他周围闲荡，说着魅惑的言语，并一而再地从水烟里喷出烟雾。这位陶工回应着她，因此有了一段很有趣的长对话。年轻男子把烟斗从女子那里拿过来放在嘴里，不过他并没有吸出烟来，而是拼命往里头吹。女子大声笑他笨拙，接着她也想做陶土，便抓起了工具。但是，她不知道要如何跟工具打交道。这次换陶工笑了，这位女子生起气来，想要离开。男子请求她留下，并用手臂抱住了她，不让她走。女子挣脱了，很快消失不见。这位陶工继续回到工作上。心中的怒火让他敲打得更加用力，于是把陶罐都给敲成了碎片。这幕短剧演得欢乐又优雅。


    在这出喜剧里没有吓人的演唱，演员的声音都是自然发出的，可以听得很清楚。彼此间的对话都很完整（像是索福克里斯[11]的悲剧里某些生动的段落一般）。音乐经常会穿插出现，并吹奏出诗歌的节韵。乐团用木笛强化效果，其喇叭般的声响清楚标示着相同韵脚的片段。这出戏剧在音乐各段落中被演出，并以符合音乐段落的方式被演员吟诵。而音乐会不断唤起主导整场戏的节奏和韵律。借由这样的方式，这场戏具有了某种漂浮感，也产生了特殊的细致优雅。


    表演最后以大型合舞告终，剧团的所有演员都参与。鼓声响起，锣声也急迫地接连而来。女孩子们穿插而入，挥舞着长矛剑戟。在这场美妙的群舞中，有两个人脱离开来，彼此对舞。每一个都拿着长矛对准对方，还兀自绕着自己旋转；之后，越来越多对舞者出现。舞蹈的节奏出奇的快，矛跟剑也热情地翻飞着。这些女孩真是技艺高超，没有一个人碰触到对方或对方的武器上。一组舞者跳完之后，便会停留在请求喝彩的姿势里，二人将右手举起，手臂向上弯曲，观赏厅内随即爆出“好！好！”的欢呼声。这场舞真是美丽又火热，连欧洲人也融入在这个“好！好！”的气氛中。


    当“矛与剑的打斗”在舞台上进行时，舞台后方剧务人员放置了一座折起来的高大屏风。演出结束时，这座屏风就会被展开，上头是表示剧终的图像，最上方又是坐在皇位上的水神，如今他已经成佛了。在他旁边跪着两个张开双手祈求帮助的孩子，就像是基督圣像画里头的天使。屏风左侧及右侧画着比真人还要大的神像。这件饰品被许多灯笼照亮，佛底下是一个神桌，吐着画上去的火焰。一个由纸板制成的动物祭品躺在上头，突然间动了起来，在死亡的抽搐下绕着圈。观众则呼喊着“好！好！”


    * * *


    [1] 白河又称北运河，是流经北京市东郊和天津的一条河流，为海河的支流。干流通州至天津，也即京杭大运河的北段。古称白河、沽水和潞河。


    [2] 义和团事件发生当时，中国人攻击天津，所有的欧洲人都携家带眷逃进这座市政厅。在那几天，它证明了自己是座坚固的城堡。


    [3] 查理·乔治·戈登，英国陆军少将，因在中国指挥雇佣“常胜军”协助李鸿章及刘铭传</a>淮军与太平军作战，获得两宫太后封为提督、赏穿黄马褂而得到“中国人戈登”之绰号。英国赐之“巴斯勋章”，后将其调至苏丹任总督，人称“戈登—帕夏”，最后于任内爆发的马赫迪战争中阵亡。


    [4] 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1842—1913），英籍德国人，一八六四年进中国海关为四等帮办，后升至税务司职。一八七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总署举荐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协助英国人罗伯特·赫尔特兴办华洋书信局（管理海关、各使馆邮件，兼收民信），并在天津、北京、上海、牛庄、登州等地试行，此为近代中国邮政事业的肇始。一八八〇年李鸿章为北洋水师修造大沽船坞，委派德璀琳为总办，负责船坞“鸠工庀材”诸事宜。随后，他又向旅顺工程局推荐了汉纳根、瑞乃尔等一批德国技术人才，任旅顺船坞工程师和炮台教练，帮助建设旅顺基地。一八八四年二月，德璀琳改任广</a>东海关税务司，得到了李鸿章的信任和更大范围的重用。


    [5] 道明会，又译为多米尼克修会，正式名称为“宣道兄弟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被称为“黑衣修士”，以区别于方济会的“灰衣修士”和圣衣会的“白衣修士”。道明会强调圣母马利亚亲授之《玫瑰经》，并加以推广，现今已是天主教徒最普遍传诵之经文。


    [6] 施普雷河是条流经德国萨克森自由州、勃兰登堡、柏林和捷克乌斯季州的河流，哈弗尔河的左支流，之后汇入易北河，注入北海。全长403公里，流域面积1万平方公里。发源于劳西茨山北麓，向北流经宽阔的沼泽，形成多个湖泊，在柏林施潘道区汇入哈韦尔河，春季为洪水期。


    [7] 国立北洋大学，简称北洋大学、北洋，初名北洋大学堂，是1895年10月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时任津海关道盛宣怀上奏光绪皇帝得到批准在天津建立的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校训为实事求是。1912年，更名为北洋大学校，次年更名国立北洋大学。1917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


    [8] 这里指中国的皮影戏。


    [9] 欧洲君主制国家的加冕礼服，是一种形似大斗篷的皮草类礼仪服饰，通常会用到雪貂皮。


    [10] 应指泥人张。


    [11] 索福克里斯，古希腊剧作家，古希腊悲剧的代表人物之一，和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并称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他的第一部作品比埃斯库罗斯要晚，但略早于欧里庇得斯。他大致生活于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全盛时期，在悲剧创作领域相当高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