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战争爆发

    遗书草草写下又细细封好，然后化身鬼影，让人避之犹恐不及。


    ——歌德


    一位君主驾崩的消息总能在人群中引发骚动。然而，这种骚动往往和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并不相符。由于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巴伐利亚支系的最后一名子嗣，又留下了一笔不知道最终会由谁继承的遗产，在他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一片震惊。巴伐利亚公国陷入了难以形容的混乱，教堂里挤满了人。民众涌上慕尼黑的街道为他们的君主痛哭，也为国家的未来担忧。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驾崩几小时后，巴伐利亚公国的大臣们聚集到一起开始商量对策。流言已经开始疯传。然而，潜伏在这些大臣中间的奥地利大公国的间谍们此时并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一件超出所有人预料的事——塞恩斯海姆伯爵和维古拉斯·冯·赖特梅尔一同出示了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在1769年立下的遗嘱，而这份遗嘱之前几乎不为任何人所知。接着，刚从得知遗嘱的意外中恢复过来的议员们又被告知，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在遗嘱的附录中规定只有当查理·西奥多尔在场时人们才可以打开这份遗嘱。众人再次陷入震惊。场面变得尴尬起来。就在这时，前文提到的那位巴拉丁议员突然现身，并出示了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和查理·西奥多尔签订的一系列协议。眼看意外情况接连发生，大臣们当即要求查理·西奥多尔宣誓效忠巴伐利亚公国。这样一来，玩弄阴谋的奥地利大公国人目瞪口呆。查理·西奥多尔得意洋洋地宣称，他就是全部巴伐利亚公国遗产的继承人。短时间来看，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驾崩后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竟比生前还要有影响力。与他关系最近的亲属就这样正式并合法地继承了他的全部遗产。但不幸的是，在18世纪，法律上的权利或道德上的优势并非都是使人在争夺领土的事情上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奥地利大公国之前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一事对于巴伐利亚公国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约瑟夫二世迟早会将他的军队派到巴伐利亚公国的土地上去。巴伐利亚公国的人们只想知道约瑟夫二世究竟何时才会采取行动，以及具体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因此，自1778年1月1日起，慕尼黑就开始屏息盼望这一刻的到来。上自皇宫内廷，下至市井酒栈，人们议论纷纷，谣言四处流传。信使们每隔一个小时就带着新的消息骑马穿过街道。哨兵们则在布劳瑙和施特劳宾 [1] 的城墙上焦急地张望，等待着来自奥地利大公国的刺刀在边境线上划出第一抹寒光。


    第1节　约瑟夫二世


    复仇女神与他一同前行，倾听他渴望复仇的声音。


    ——克里斯托弗·马洛 [2] 《帖木儿大帝》


    整个慕尼黑笼罩在一片混合了焦虑、希望和疑惑的气氛中。维也纳的情况同样没有多好。“周四早上，客厅里的人们首先接到了消息。这一天正好是新年。”全体贵族都在场。“皇宫正处于欢庆之中”，一名侍者突然走向约瑟夫二世，并对他说了些什么。接着，约瑟夫二世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约瑟夫二世返回客厅，径直走向玛丽亚·特蕾莎正在玩牌的桌子，倾身对她耳语道，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驾崩了。“她瞬间扔下牌，神色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离开了房间。人人都看得到她脸上痛苦的表情。”欢笑声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紊乱”的状态。从那时起，“维也纳的政客们总算找到事做了。所有人在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 [3] 直到第二天早晨，大臣们才得知玛丽亚·特蕾莎如此心焦的缘由，于是都惊呆了。机敏的大不列颠王国大使罗伯特·默里·基斯立刻去向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公使打探情况，因为萨克森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对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小部分遗产拥有一定的继承权。罗伯特·默里·基斯不得不承认，他被四面八方的情形难住了。眼看信使们在街头骑马飞奔，大街小巷传起了各种流言，军队也开始加紧操练。然而，几乎三周时间过去了，他还没有从外交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对于此事——以及之前的若干件事”，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设下一面无形的屏障将所有好奇的大臣挡在了外面。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在没有收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他也绝不在公开场合提到‘巴伐利亚公国’一词。” [4] 然而，到了1778年1月20日，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终于给罗伯特·默里·基斯写信讲述了慕尼黑的事态进展。


    现实情况超乎人们的想象。虽然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驾崩事发突然，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意外，但实际上奥地利大公国的政治家们早做了准备。此前，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就下定决心无论通过什么办法，都一定要将部分巴伐利亚公国划进奥地利大公国。领教过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顽固不化后，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吸取了教训。二人立刻采取行动，与查理·西奥多尔展开了交涉。此人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未来的继任者。查理·西奥多尔是一个性格软弱又无精打采的人。他并不在意自己是否会多出一片领地，对这片领地上的人——他未来的子民——不感兴趣。查理·西奥多尔头脑里真正惦记的东西，虽然说出来并不难理解，但不光彩。他希望自己能有足够多的遗产留给数不清的私生子。奥地利大公国的政治家们抓住了查理·西奥多尔这个弱点。他们告诉查理·西奥多尔，奥地利大公国愿意提供大笔资金以供养查理·西奥多尔的众多私生子，条件是查理·西奥多尔要将部分巴伐利亚公国的土地割让给奥地利大公国。牺牲辽阔的领土与成千上万巴伐利亚人的利益来换取出生于巴拉丁伯爵领地上的私生子们的幸福，即使是18世纪的伦理道德规范，恐怕也很难为这笔交易进行开脱。同样是讨价还价，约瑟夫二世是为了领土，查理·西奥多尔则是为了私生子。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对18世纪人治原则的一个验证。于是，1777年冬天，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和查理·西奥多尔的全权大使里特尔在维也纳会面，并开始就瓜分巴伐利亚公国事宜进行协商。如今，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突然驾崩，打断了双方的谈判。难怪玛丽亚·特蕾莎在得知消息时那样忧心忡忡，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也不再在公共场合提起“巴伐利亚公国”这个词了。


    维也纳


    起初，约瑟夫二世以为耗时几个月辛辛苦苦取得的外交成果，可能就要付诸东流了。查理·西奥多尔好像一直在欺骗他。因为对于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遗嘱，约瑟夫二世并非完全不知情。但到最后，巴伐利亚公国竟然全部落入查理·西奥多尔手中。查理·西奥多尔发布了声明，正式接受了遗嘱里的规定，为他争取了道德上的优势。要想使瓜分土地的计划顺利进行下去，他就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就在这一切发生时，身处维也纳的全权大使们也起草了一份协议。于是，就在查理·西奥多尔到达慕尼黑的第二天，也就是1778年1月3日，查理·西奥多尔的全权大使里特尔在维也纳与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签订了一个瓜分条约。1778年1月14日，这一条约得到了查理·西奥多尔的确认。虽然根据条约内容，约瑟夫二世和玛丽亚·特蕾莎承认了查理·西奥多尔对巴伐利亚公国的继承权，但查理·西奥多尔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被迫承认1426年奥地利大公国授予阿尔伯特五世的土地现在复归奥地利大公国所有，这些地区几乎包括了整个下巴伐利亚公国和施特劳宾。至于所有权归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或是波希米亚王室的领土，譬如明德尔海姆及一些小的封地和地区，则一切服从约瑟夫二世的安排。这个让步对查理·西奥多尔非常不利，因为这相当于赋予了奥地利大公国随意挑选领地的权力。对下巴伐利亚公国和施特劳宾而言，奥地利大公国得到的好处更多，巴伐利亚公国远超三分之一的领土都为奥地利大公国所得。这些土地带来的优势远远超出土地自身的价值——新增添的土地不仅能够保护维也纳在未来不受外部攻击，而且为奥地利大公国增添了一道具有战略意义的防御性疆界。奥地利大公国得到的这片地区同样拥有巴伐利亚公国最富饶也最有价值的土地资源——赖兴哈尔 [5] 丰富的盐矿位于此地，巴伐利亚人吃的绝大部分粮食也产于此地。该条约签订后，无论是从战略意义或政治意义还是经济意义上来讲，巴伐利亚公国都成了奥地利大公国的附庸。


    早在1778年1月6日，整个维也纳就已经流言四起。1778年1月20日，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向罗伯特·默里·基斯证实了这些流言，但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没有细说，只是告诉罗伯特·默里·基斯，奥地利大公国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根据该条约内容，奥地利大公国将得到一些别国割让的领土。1778年1月15日，一支奥地利大公国军队的分队占领了施特劳宾，并从此控制了多瑙河及因河的边界线，从而直接对雷根斯堡和慕尼黑构成威胁。前者是帝国议会的所在地，后者则是巴伐利亚公国的首都。其他奥地利大公国分队则占领了上巴拉丁。巴伐利亚公国军队虽然持续撤退，并向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发出抗议，但就是不向对方开火。奥地利大公国发布了一个声明，大意是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只是暂时驻扎，等双方商讨出和平解决方案之后，奥地利大公国就会撤退回去。没人相信这个声明。人们知道，肆无忌惮的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已经准备就绪，并抢先得到了游戏开局后的第一分。查理·西奥多尔被迫参与到瓜分领土的阴谋中。这与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遗嘱内容背道而驰。从此，查理·西奥多尔不仅违背了他的信念，还帮助奥地利大公国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愿望。其实，奥地利大公国的军队之前就已经控制了巴伐利亚公国的战略要地。他们占有下巴伐利亚公国的部分领土。这部分区域是巴伐利亚公国的大谷仓。许多显要的贵族和大臣都在这部分土地上拥有他们的领地。只要对这些人施加威胁并封锁他们向外出口粮食的渠道，或恐吓这些人要毁坏这片土地，约瑟夫二世就可以同时向这里的百姓和慕尼黑宫廷施加压力。除了“人和”，“天时”“地利”均在约瑟夫二世的掌控之中。


    目前，约瑟夫二世扩张领土的欲望暂时得到了满足。约瑟夫二世得意至极，认为他抓住了一个百年一遇的机会。在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默许下，约瑟夫二世不顾玛丽亚·特蕾莎心中那深深的恐惧和查理·西奥多尔流露出的胆怯，完成了吞并领土的行动。实力强大的约瑟夫二世似乎占据了优势。一开始还对《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 [6] 表示反对的查理·西奥多尔屈服了。1778年1月14日，查理·西奥多尔无可奈何地批准了这个协议。听到消息后，就连玛丽亚·特蕾莎也将恐惧抛诸脑后。她写信告诉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这一成果应归功于他，并且现在人人都得承认“我拥有全欧洲最优秀的外交家”。1778年1月26日，约瑟夫二世写信告诉他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 [7] ：“我们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这个决定将会为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和牢固的荣誉，以及长久的声名。”这位一直在自己那片小小的公爵领地上用一双冷静而智慧的眼睛审视着外交界的托斯卡纳大公 [8] ，恐怕是笑着读完了约瑟夫二世这封有欠考虑的告捷信。


    利奥波德二世


    或许，通过奥地利大公国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对外交局面进行一番审视进而理解约瑟夫二世为何如此洋洋得意。对于约瑟夫二世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是与查理·西奥多尔、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法王路易十六及俄罗斯帝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结盟。即使暂时做不到，至少也要和他们交上朋友。虽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确实也对部分巴伐利亚公国遗产提出了继承主张，但约瑟夫二世仍然希望将萨克森选帝侯国拉拢到奥地利大公国的战线上来。面对两个列强，约瑟夫二世所处的位置很有利——作为腓特烈大帝的盟友，俄罗斯帝国刚刚收到奥斯曼帝国的最后通牒，因此俄罗斯帝国短时间内无暇对奥地利大公国进行干涉。而法兰西王国是奥地利大公国的盟友，这位盟友表现出的态度使约瑟夫二世确信他确实抓住了一个世纪性机遇。1778年1月29日，约瑟夫二世写信告诉弟弟利奥波德二世：“虽然法兰西王国仍旧没有表明立场，但我认为即使他们真的生气了，也奈何不了我们。要知道，他们现在正处在和大不列颠王国交战的前夕。腓特烈大帝也没有表态。这位国王非常苦恼，正在全欧洲范围内寻找愿意跟他合作的人。然而，一旦他发现所有人都将他拒之门外，他就只能独自留在原地品尝痛苦了。因为他是不敢只身一人冒险前进的。因此，除非我弄错了，否则这件事最终将会出乎所有人意料，得到和平解决。”然而，事情并未朝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向发展。后来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约瑟夫二世这回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法王路易十六


    在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安排下，法兰西王国已经与奥地利大公国结成盟友。与此同时，玛丽亚·特蕾莎的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 [9] 也加冕为法兰西王国王后。但此时的路易十六还没有沦为他这位奥地利大公国妻子的奴隶，而旧制度下最后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法兰西王国外交部长查尔斯·格拉维尔 [10] 的鼎力相助也更加坚定了路易十六要为法兰西王国谋取利益的决心。对于一个见识过约瑟夫二世的野心并为之感到深深恐惧的人，查尔斯·格拉维尔很久以前就提出了他的观点。查尔斯·格拉维尔认为，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之间应该保持权力平衡，如此便可确保神圣罗马帝国的稳定。这样一来，法兰西王国的利益也就能得到保障。近期发生的事，尤其是法兰西王国将向大不列颠王国宣战一事，更加坚定了查尔斯·格拉维尔的看法。此外，查尔斯·格拉维尔近来对奥地利大公国非常不满，因为关于1777年奥地利大公国和查理·西奥多尔的谈判，奥地利大公国几乎未向法兰西王国透露半点风声。关于巴拉丁未来的命运，法兰西王国当然非常关心，而奥地利大公国搞的小动作自然引起了法兰西王国的怀疑。法兰西王国方面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也在策划一些阴谋。并且，法兰西王国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那里得知的消息都对奥地利大公国非常不利。


    玛丽·安托瓦内特


    查尔斯·格拉维尔


    出于一时慷慨，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曾公开表示，在互为盟友的国家间，一方在扩大权力或扩张领土的同时应当给予盟友等价补偿。然而，1778年1月8日，在对远道而来的法兰西大使路易·德·布勒特伊宣布了《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的内容后，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对法兰西王国应得的利益只字未提。这些行为自然加深了查尔斯·格拉维尔对奥地利大公国早已存在的反感和怀疑。


    对一笔可疑的交易进行解释或为自己不够坦诚的行为做出弥补，以及劝服一个盟国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事情，这些任务确实足够棘手。结果，“欧洲最优秀的政治家” [11] 竟被难住了。约瑟夫二世没有多加考虑，自始至终都只是在催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赶快采取行动。这能不能算作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失手的原因之一呢？态度冷淡且头脑理智的查尔斯·格拉维尔面对他人的奉承无动于衷。他虽然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但拒绝进一步发表意见。1778年1月20日，奥地利大公国发表通告，公布了奥地利大公国在巴伐利亚公国问题上的计划。此外，奥地利大公国还做了一番口头解释，说这些计划是偏向法兰西王国的。查尔斯·格拉维尔这才采取了行动。1778年2月2日，查尔斯·格拉维尔面向欧洲各大强国起草了一份报告。报告直截了当地声明，在奥地利大公国对巴伐利亚公国的遗产继承主张上，法兰西王国不会向奥地利大公国提供任何支持。接着，约瑟夫二世亮出了王牌。他试图通过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影响力来改变法兰西王国的政策。一位美人的眼泪或许能够换来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苦苦追求也无法得到的东西。1778年2月14日，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凡尔赛宫找到丈夫并恳求他做点什么。她说：“算我求你了，为欧洲的这场动乱做个了结吧。”令她吃惊的是，路易十六冷淡而严厉地回答道，欧洲的这场动乱首先要归结于她的亲戚们。而在眼下这一非常时刻，他正准备告知欧洲各大宫廷，法兰西王国不同意其他国家瓜分巴伐利亚公国的计划。因为这一计划本来就违背了法兰西王国的意愿。1778年2月26日，就在瓜分巴伐利亚公国的凯歌奏响一个月后，约瑟夫二世再次给利奥波德二世写信。他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件事 [12] 的前景都非常不妙。和平的希望似乎彻底破灭了，他需要鼓起勇气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


    凡尔赛宫


    事实上，到1778年2月20日，查尔斯·格拉维尔已经说服路易十六在巴伐利亚公国问题上保持中立态度。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法兰西王国已经确定要和大不列颠王国开战，具体时间可能是不久之后的1778年3月13日。目前，重要的事情还有两件。一件是鼓动腓特烈大帝对抗奥地利大公国，另一件是平衡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局面。虽然法兰西王国与普鲁士王国的谈判已经启动，但查尔斯·格拉维尔既不想冒任何风险，也不希望腓特烈大帝介入去扭转局面。1778年3月10日，查尔斯·格拉维尔通知身在巴黎的普鲁士王国大使，法兰西王国打算在巴伐利亚公国问题上保持中立。然而，在对腓特烈大帝表现出友好态度的同时，法兰西王国也明确表示拒绝进一步与普鲁士王国发展任何单独的联盟关系。


    当时，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对法兰西王国方面的举动还毫不知情。然而，在和平的希望日益暗淡的同时，两人的野心实际上却在慢慢滋长。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准备向法兰西王国发出请求，希望对方在战争情况下给予奥地利大公国积极援助。雄心勃勃的两人还计划开展一项全新的交换计划，并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得到法兰西王国的同意——按照计划，查理·西奥多尔会将剩下的巴伐利亚公国全部让给约瑟夫二世。作为交换，查理·西奥多尔将获得奥属尼德兰 [13] 。但两人的行动迅即遭到阻碍，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图谋没怎么得到路易·德·布勒特伊的支持。于是，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又直接向路易十六提出交涉，他要求法兰西王国按照1756年的条约 [14] 为奥地利大公国提供两万四千支部队的援助，并要求法兰西王国正式批准奥属尼德兰和巴伐利亚公国其余部分的交换计划。法兰西王国的回复迟迟不来，维也纳方面还在苦苦等待。而玛丽亚·特蕾莎早就在一封又一封地给约瑟夫二世写劝告信了。这位皇帝正忙着调动后备军和操练军队，并且已经开始在他的行军床上睡觉了。他说：“我是损失不了什么的。即使我不幸遭遇失败，也无关紧要。对18世纪的英雄们来说，胜败本就是兵家常事。然而，我如果赢了就能得到更多的荣耀。”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自然愈发焦虑，他极力要求法兰西王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1778年3月22日，路易·德·布勒特伊在维也纳非常明确地暗示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法兰西王国仍将保持中立。这时，“欧洲最出色的政治家”变得激动起来，非要法兰西王国交出一份书面保证不可，并在盛怒中与路易·德·布勒特伊分道扬镳。法奥同盟是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一件外交杰作。眼见他一手造就的国家联盟就这样分崩离析，一向彬彬有礼的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变得激动而难以自持，或许也情有可原。1778年3月24日，弗洛里蒙·克劳德 [15] 终于在凡尔赛宫得到了查尔斯·格拉维尔的书面保证。这份书面保证声明，法兰西王国拒绝承认1756年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也拒绝在战争情况下为奥地利大公国提供积极的军事援助，并将坚定不移地秉持中立态度。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和约瑟夫二世受到了沉重打击。这样一来，这个不切实际的用比利时交换巴伐利亚公国的计划彻底落空。《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的条款不知还能维持多久。下巴伐利亚公国的未来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了。奥地利大公国失算了。玛丽亚·特蕾莎急得直搓双手。“欧洲最优秀的政治家”忧伤地坐在由他一手缔造而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废墟中。约瑟夫二世则每夜在他的行军床上辗转反侧，并寄托于最后一个绝望中的希望——但愿腓特烈大帝不会上战场。


    弗洛里蒙·克劳德


    第2节　腓特烈大帝


    是谁，将命运踩在脚下，拿起武器，成为武力的主人。


    ——克里斯托弗·马洛《帖木儿大帝》


    1777年的最后两周，整个欧洲的目光一直聚焦在慕尼黑。1778年的前两周，这些目光又密切关注着维也纳。1778年1月，人们终于将注意力转向柏林。只要腓特烈大帝不采取行动，且约瑟夫二世还没有得到巴伐利亚公国，人们的神经就一刻也不会放松。一个月以来，整个欧洲都屏住呼吸，等待冷酷的普鲁士王国国王腓特烈大帝做出决定。此时的休·艾利奥特是大不列颠王国驻柏林大使，正是他的信向我们详细展示了柏林方面的情况。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危险的局势简直令人窒息。人们紧张地留意着这位老国王的言行举止。流言一阵比一阵夸张。士兵们在波茨坦的阅兵场上来来回回地操练。1778年1月17日，休·艾利奥特汇报道，腓特烈大帝“情绪高涨到了一种反常的地步”。当时，奥地利大公国的军队刚刚抵达巴伐利亚公国。腓特烈大帝这么激动是不是因为这位年迈的英雄嗅到了战争的气息，而随着危险的靠近，他的精神也振奋起来了呢？休·艾利奥特的解释颇无新意：“不少人将他这种反常表现归结于掺了过量香料的葡萄酒！这是腓特烈大帝用来治疗痛风的药。” [16] 然而，这味药并未起到什么作用。也许正是因为这味药，腓特烈大帝的痛风发作了。病情变</a>得很严重，人们一度以为他的生命会面临危险。然而，这一次，巴伐利亚公国的命运并不掌握在医生手里——腓特烈大帝非常鄙视医生，经常将他们拒之门外——而是取决于这位年事已高的男人的身体状况。好在危险过去了，腓特烈大帝恢复了健康，开始指派大臣们研究奥地利大公国提出的种种主张。1778年2月3日，休·艾利奥特推测——鲜有外交秘密能瞒过这个人——此举是腓特烈大帝“打算在春天亲自上阵”的信号。但休·艾利奥特还不能确定腓特烈大帝是真的打算攻打奥地利大公国，还是仅仅“要拿一块邻边的土地作为补偿”。


    凭借老练的外交手腕，休·艾利奥特看穿了腓特烈大帝的计谋。而对于休·艾利奥特所代表的国家，腓特烈大帝一直怀恨在心，因为大不列颠王国曾在1762年抛弃了普鲁士王国。暗地里，腓特烈大帝一直在设法说服法兰西王国支持美洲殖民地的暴乱。来自美洲殖民地的外交代表威廉·李 [17] 已经为此来到柏林。新上任的大不列颠王国大使休·艾利奥特面临着空前不利的情况。然而，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驾崩后，休·艾利奥特再次将不利情况为己所用，使腓特烈大帝不得不依靠大不列颠王国才能实现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种种计划。遭到腓特烈大帝的冷遇后，休·艾利奥特申请休假。这个请求一提出，亨利亲王——腓特烈大帝的弟弟便立刻前来拜访休·艾利奥特。亨利亲王虽然对休·艾利奥特大加夸赞，但也说出了他这番恭维的原因，他担心休·艾利奥特要求休假这一举动带有一去不返的意思。休·艾利奥特提到了腓特烈大帝那副冷淡的样子。对此，亨利亲王向休·艾利奥特辩解道，“腓特烈大帝之前一直都很热情”。看到休·艾利奥特还是坚持要走，亨利亲王试图缓和局面。他向休·艾利奥特解释道，腓特烈大帝的冷淡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大不列颠王国1763年打破和平局面的行为。休·艾利奥特说，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只在历史课上听过这些事情。查尔斯·威廉·斐迪南 [18] 是最受腓特烈大帝赏识的人之一。休·艾利奥特对此人使用了更加激烈的言辞。他说，现在来了一个造反派的代表——威廉·李，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 [19] 休·艾利奥特将话说得很重，因为他了解腓特烈大帝身边的人。他知道，在腓特烈大帝面前妥协让步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腓特烈大帝生就一副臭脾气，决不会搭理那些委曲求全的人。反之，如果你勇敢地站出来并大声表达自己的主张，那他就会把你的意见放在心上。到了1778年2月12日，腓特烈大帝已经看明白了局势。法兰西王国不会出手干涉奥地利大公国了。但在整起巴伐利亚公国事件当中，大不列颠王国的友谊对于普鲁士王国而言是一笔重要财富，因此万万不能因小失大。意识到这一点，再看看休·艾利奥特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腓特烈大帝转而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发布了两个声明：首先，普鲁士王国将不再插手美洲殖民地的暴乱；其次，倘若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爆发战争，普鲁士王国会尊重汉诺威方面保持中立的意愿。此时，正在担心和奥斯曼帝国卷入战争的俄罗斯帝国显然准备置身事外。这样一来，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二世就完全站到了彼此对立的位置上。


    查尔斯·威廉·斐迪南


    腓特烈大帝肯定不会亲自翻阅布满尘土的羊皮纸文献来查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是大臣们干的事情。作为一名国王，他必须关注眼前的情况。做决策时，他心中考虑的也是普鲁士王国的利益。至于怎样使他的说法听起来合理，同时使他的行为显得正当，这就需要大臣们从历史中寻找先例，看看究竟怎样才能为他们的国王编造一个完美的借口了。在腓特烈大帝看来，奥地利大公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此满足于新购置的土地，然而这片土地与奥地利大公国之前夺取的领土相比实在无足轻重；要么通过分割领土的方式将战利品分给普鲁士王国一部分。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这一举动已经带来了一个不祥的预兆。当时，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只是一个备选计划，而提出这个计划的人正是休·艾利奥特。虽然我们无从得知腓特烈大帝究竟是否曾严肃地考虑过这一提议，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瓜分了巴伐利亚公国，普鲁士王国就只能得到一块孤立的领土，这块领土在日后能不能守住也是问题。目前的腓特烈大帝并没有办法再拿什么东西去和奥地利大公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抗衡。唯一的机会便是要求奥地利大公国放弃吞并巴伐利亚公国的土地。因为，一旦得到这些土地，奥地利大公国就会获得更多的优势，所掌握的权力也会扩大。如今，如果想要阻止奥地利大公国，那就意味着只剩下战争这一条路了，而腓特烈大帝自然要考虑战争的风险。腓特烈大帝已经步入高龄，而打仗就有战败的可能。并且一旦开战，战火有可能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此外，如果是一向在腓特烈大帝面前低人一等的奥地利大公国最终胜利，那么腓特烈大帝的威望就势必会降低。到那时，普鲁士王国就只好退居为继神圣罗马帝国之后的第二强国了。这些都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也解释了为何腓特烈大帝的弟弟亨利亲王强烈建议兄长要谨慎行事。


    无论腓特烈大帝是否将诉诸武力，目前都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要办。那就是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甚至全欧洲的道德舆论引到与约瑟夫二世对立的位置上来。此外，为以防万一，腓特烈大帝还需要切断约瑟夫二世与所有有可能和奥地利大公国结盟的国家之间的联系。通过诱使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回绝查理·西奥多尔的提议，并使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保证不去签署与《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有关的任何文件，第一个目标完美达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腓特烈大帝派出一位匿名使节火速前去向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保证，普鲁士王国会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提供必要的支持。我会在另一处提到这次极其有趣的谈判。在这里，我先描述一下谈判结果。1778年2月8日，这位普鲁士王国使节得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计划放弃签署《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于是写信向腓特烈大帝汇报这一消息。讽刺的是，送这封信的人正是巴伐利亚公国本土的一个“恶魔”——此人是一位僧侣。这件事为一些王室成员增添了不少笑料。


    腓特烈大帝仍然需要盟友。查理·西奥多尔是没指望了——他一心倒向约瑟夫二世。然而，对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实力第三强大的统治者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腓特烈大帝却可以做些工作。萨克森选帝侯国距巴伐利亚公国非常近。因此，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很有可能正在暗自担心萨克森选帝侯国也会像巴伐利亚公国一样落入约瑟夫二世的手里，而他也会面临之前的巴伐利亚公国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同样的命运。然而，对于腓特烈大帝，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同样心存敬畏和怀疑。德累斯顿一直是一个伟大文明的中心。这里流淌着壮美的河流，座落着辉煌的洛可可式宫殿 [20] 。这块土地上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的伟大前辈。此人曾经以东方人的慷慨和周到热情地接待了当时的普鲁士王国王储，也就是如今的腓特烈大帝。作为回报，在后来的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残暴无情地蹂躏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土地和人民。腓特烈大帝大量掠夺萨克森选帝侯国的物资，当地人民为此流血流汗并陷入赤贫。腓特烈大帝还强迫萨克森军队为他效劳，并将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妇女抢到他的西里西亚殖民地以填充人口，甚至绑架了迈森的制陶工，并逼迫他们将德雷斯顿的制陶技术传授给波茨坦的制陶厂。然而，此后的奥地利大公国又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严重冒犯了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因此，忙着和奥地利大公国进行交涉的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便暂时将腓特烈大帝先前干的坏事抛到脑后。1777年，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就施恩伯格 [21] 遗产问题和奥地利大公国发生了一场很不愉快的纠纷。这场纠纷的结果是奥地利大公国部队强制性地将萨克森选帝侯国军队从格劳豪 [22] 、瓦尔登堡 [23] 和利希滕斯坦 [24] 赶走，并用顶端饰有老鹰的界桩将有争议的领土围了起来。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感到不满也是合情合理，因为约瑟夫二世在这件事上确实太过专断自大了。鉴于此，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自然对查理·西奥多尔的《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心怀警惕，因为这个条约将巴伐利亚公国领土中存在争议的部分都划给了约瑟夫二世。施恩伯格事件发生后，就算换一个人站在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的角度，恐怕也要对约瑟夫二世办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表示怀疑。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就《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一事向维也纳方面求证，却收到对方极不友好的回复。这使他二话不说便投向了腓特烈大帝的阵营。


    迈森


    瓦尔登堡


    休·艾利奥特注意到，1778年1月的德累斯顿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愕与困惑的情绪。然而，即使是外交危机，也打断不了统治者狂欢作乐的脚步。1778年2月25日，由于在狂欢节上过度玩乐——非常热爱跳舞，“查理·西奥多尔染上了剧烈的风寒”。信中 [25] 还提到，事态已经开始朝严重的方向发展。“上周，从莱比锡 [26] 来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陌生人。人们猜测这位陌生人是普鲁士王国首相派来的。因为，从这位绅士踏上德累斯顿土地的那一刻起，普鲁士王国首相就以生病为由把自己关了起来，拒绝接待任何人。”还有人说这位神秘的陌生人是普鲁士王国的亨利亲王。但人们后来才知道，此人其实是普鲁士王国的一名将军。腓特烈大帝派他前来侦察德累斯顿与波希米亚之间的地区，以便和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就一些军事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通过这件事和其他线索，休·艾利奥特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为了防止关系破裂，萨克森选帝侯国与普鲁士王国缔结了一个同盟条约。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27] 休·艾利奥特没有猜错。到1778年3月14日，普鲁士王国和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关系似乎已经摇摇欲坠。就在这时，腓特烈大帝派了一个全权公使前往萨克森选帝侯国。结果没过四天，也就是1778年3月18日，普鲁士王国和萨克森选帝侯国就签署了一个协定，保证双方要互相支持，这就相当于两国缔结了一个攻守同盟条约。


    莱比锡


    1778年2月月底，腓特烈大帝估计自己应该可以相信萨克森选帝侯国军队了。因为，这时的腓特烈大帝如果开战，就会得到一支三万人的萨克森选帝侯国军队的援助。用腓特烈大帝的话说，他“不是堂吉诃德 [28] ”，不会为了一些小国的国王而断送他的利益。这些国王的部队基本由他们候见室里的客人们组成。然而，有了神圣罗马帝国最强大的军队的援助，腓特烈大帝的目标相对来说就很容易实现了。大不列颠王国与法兰西王国及俄罗斯帝国选择置身事外。萨克森选帝侯国则是他的。对于腓特烈大帝能否争取到神圣罗马帝国其他一些君主的支持，我们拭目以待。约瑟夫二世的行为已经对诸多贵族造成了惊吓。他以一副铁石心肠对待不幸的查理·西奥多尔。约瑟夫二世根本没想着要遵守《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里的规定，而是直接让他在巴伐利亚公国的部队占领了条约中没有提到的土地。与此同时，公开受到腓特烈大帝支持又在暗中受到法兰西王国秘密援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开始向帝国议会抱怨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腓特烈大帝早前曾就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占领巴伐利亚公国的行为向维也纳提出过抗议，后来又陆续写了几封抗议信，并在其中一封信里表示他拒绝承认《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因为条约中的条款存在宗谱关系方面的错误。这封信到达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手中的时间是1778年3月9日。最终，1778年3月16日，这封信的内容传到了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代表们及腓特烈·奥古斯特三世 [29] 都对腓特烈大帝的举动表示强烈支持。神圣罗马帝国诸多君主毫不掩饰他们的喜悦。他们开心地意识到，腓特烈大帝已经表明立场，要反对约瑟夫二世并保卫神圣罗马帝国内所有君主的权利及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利。作为回应，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决定暂时搁置巴伐利亚公国领土分配问题——这正是他的作风，他还表明奥地利大公国其实一直都希望拿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然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仍然表示普鲁士王国并没有权力“对奥地利大公国提出的主张进行仲裁”。


    人们都说，1787年3月16日是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这一天，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甚至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腓特烈大帝一个人身上。然而，在腓特烈大帝看来，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几乎被蔑视，神圣罗马帝国内一些小国国王的意愿也险些遭到忽视。此外，奥地利大公国差点儿就猖狂地威胁要使用武力以继续维护统治。于是，腓特烈大帝再次成为伸张正义的那个人。虽然他似乎又一次承担起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仲裁人的角色，但和之前不同的是，此时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也更受欢迎。萨克森选帝侯国和他站在一个阵营。法兰西王国虽然是中立方，但也对普鲁士王国的行为流露出赞同的意味。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大多数君主都敬称腓特烈大帝为“法律和正义的守护人”。对腓特烈大帝而言，他此时所扮演的角色大概是非常新奇又充满趣味的——早年的腓特烈大帝在践踏国家道德和分裂神圣罗马帝国这两件事上曾经做得比谁都过分。然而，一转眼，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姿态来调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矛盾则成了他最大的兴趣和利益获取点。以一位面慈心善的守护者的形象捍卫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和秩序，并借此来为奥地利大公国贴上侵略者的标签，以及使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其他邦国自然而然地将普鲁士王国当作领导者，这正是腓特烈大帝目前的第一要务。维也纳宫廷展开的“急匆匆的行动”，“拉响了第一个警钟”。“如果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领土争议问题都要二话不说通过武力来解决，那我们这个帝国及不幸与强国毗邻的弱国就将永无宁日，而帝国的宪法也将变成一纸空文”。


    此时，即使是在大不列颠王国统治者看来，腓特烈大帝也变得顺眼了不少。从1762年到1778年，大不列颠王国的大使们经常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信中没完没了地谴责腓特烈大帝。而现在，这些大使开始谈起腓特烈大帝的种种美德。虔诚的乔治三世 [30] 甚至和腓特烈大帝互相恭维起来。如果还有什么事情比来自大不列颠王国的认可更能说明腓特烈大帝新近赢得了道德优势，那就要数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势力——“那群恶魔”了。莫顿·伊登带有几分虚情假意地评论道：“新教力量一如</a>既往地有利于正义和自由事业的发展。”他还补充道：“在当前环境下，天主教徒确实更占优势。但这些人暂时还不太敢公开表露身份，因为他们背后依靠的是维也纳宫廷。”


    乔治三世


    腓特烈大帝也在考虑这件事。他正计划组建一个将由天主教邦国和新教邦国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君主联盟。奥地利大公国则将被排除在外。1778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腓特烈大帝命令大臣们对这一计划进行商议，并着手组建一个以普鲁士王国为主导的君主联盟。好像确实有那么令人欣喜若狂的一刻，我们仿佛隐隐约约从遥远的地平线上提前看见了奥托·冯·俾斯麦 [31] 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然而，这一计划还不够成熟。而腓特烈大帝又是一个无比注重实际的人，再加上天主教国家的君主们不愿意公开反对奥地利大公国，种种因素考虑在内，腓特烈大帝决定将这个计划延期，等时机更有利时再采取行动。导致计划推迟的人不是腓特烈大帝，而是其他君主。这些君主“害怕得不行，毫无干劲”，“是18世纪的耻辱”，令腓特烈大帝为神圣罗马帝国感到“脸红”。 [32]


    奥托·冯·俾斯麦


    其实，对于别人对他的种种颂扬之词，这位愤世嫉俗的老国王本人才是最不相信的那个。当然，对于一些小国的君主视他为行侠仗义的“堂吉诃德”，他并没有什么意见。在公众面前，腓特烈大帝也尽力维持这一形象，“神圣罗马帝国诸位君主的利益要高于我的个人利益”。 [33] 但在私下里，腓特烈大帝揭掉了这层面具，耿直地对弟弟坦白道，无论在哪件事上，他心心念念的都只有普鲁士王国的利益。


    腓特烈大帝虽然决定开战并坚定不移地贯彻了这一决定，但一开始其实非常纠结。后来，他还尽可能地将危机爆发的时间拖延到了最后一刻。有人说，腓特烈大帝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他想给世人留下一种被迫诉诸战争的印象。然而，对于战争，腓特烈大帝确实有一分发自心底的不情愿。再加上他年事已高，种种因素都削弱了他心中的那种好战的激情，不再像以往那样总是想着要奔赴战场杀敌制胜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召集了以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 [34] 为首的宣传人员，开始印刷公告及各种小册子。各种官方声明和宣传手册印好了。腓特烈大帝就靠着这么一场简短的书面战役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是一个狂热的普鲁士人。他性情冲动且做事果断，具备丰富的宗谱学和历史学知识，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有了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的帮助，普鲁士王国便拿出了论据丰富且分量十足的宣传文案对奥地利大公国进行了有力的声讨。约瑟夫二世却并未流露出求和的意思，也不准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维也纳方面也发行了宣传册，狠狠地抨击腓特烈大帝。然而，“在奥地利大公国的首都，有关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宜的每一句话都要先经过大法官法庭的仔细审查才能发表”。 [35]


    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


    1778年3月的风暴过去之后，1774年4月迎来了一段平静的间歇期。奥地利大公国与普鲁士王国都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目前都在忙着做战前准备工作。普鲁士王国的军队越过布雷斯劳直逼边境线；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军队正在德累斯顿集结；奥地利大公国的士兵们则开始向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选帝侯国的边境靠近。罗伯特·默里·基斯每天都能看到各个地方的军队——克罗地亚王国军队、轻骑兵 [36] 、意大利军队及匈牙利王国军队匆匆忙忙地从维也纳穿过。与这些军队同行的是一辆辆装载着大量肉类、谷物及弹药的马车。1778年4月11日，约瑟夫二世与弟弟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一同离开首都，前往奥洛穆茨 [37] 指导战前的准备工作。1778年4月13日，约瑟夫二世几乎是在马背上给腓特烈大帝写了一封亲笔信呼吁对方避免战争。他在信中提出，如果腓特烈大帝愿意承认1778年1月3日签订的《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那作为回报，奥地利大公国会尽力补偿其他对巴伐利亚公国遗产提出继承主张的人的损失，并且承认腓特烈大帝对安斯巴赫 [38] 公国和拜罗伊特 [39] 公国的继承权。1778年4月14日，约瑟夫二世的这封信到了腓特烈大帝的手里。此时的腓特烈大帝身处肖恩瓦尔德 [40] 的营地，而他前后左右的人已经从大臣变成军官。腓特烈大帝“以一名老兵”的身份对信的内容做了简短回复。腓特烈大帝在信中表示，虽然他并没有任何开战的意愿，但要他接受奥地利大公国的谈判条件则不可能。此外，他继承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一事与巴伐利亚公国和奥地利大公国都没有任何关系。腓特烈大帝还挖苦地补充道：“我们对这块土地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利，这一权利不容任何人挑战。”如果腓特烈大帝接受了《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那就相当于承认约瑟夫二世对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帝国拥有“施加绝对专制统治的权利”，但腓特烈大帝已经下定决心必须要捍卫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和自由。1778年4月18日，约瑟夫二世巧妙地回应腓特烈大帝，称《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背后的初衷是友好的。当初设计这份条约时，他并未将自己放在皇帝的位置上考虑问题，而是以波希米亚选帝侯和奥地利大公国大公的身份对事情做了这样一番安排。这种发生在皇室成员私人之间的争论实在有失体面。因此，在彼此交换了三封信之后，双方的全权代表代替他们的君主开始了谈判。我们没有必要纠结谈判的细节，因为约瑟夫二世与腓特烈大帝似乎都没对谈判成功抱有希望。代表们似乎也都心照不宣。这些谈判代表明白，在时机成熟之前，他们的任务就是欺骗对手和拖延时间。普鲁士王国的亨利亲王在尽可能地劝腓特烈大帝，而玛丽亚·特蕾莎痛苦不安的样子也对约瑟夫二世起了点儿作用，这才将眼前的局势拖延了两个月。开战前的这两个月确实出现过一线希望。当时，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盼望着，如果腓特烈大帝愿意承认奥地利大公国对下巴伐利亚的权利，那腓特烈大帝也就应该愿意用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换取卢萨蒂亚 [41] 。然而，腓特烈大帝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是一位足够老练的政治家，知道万万不能破坏不久前建立起来的个人形象——法律和道德的守护人。于是，腓特烈大帝开始就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提出的条件进行协商。他明确表示，只要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同意，他就愿意按照奥地利大公国的计划行事。但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很快告诉腓特烈大帝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计划落空了。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和解的希望也于1778年5月24日彻底破灭了。


    奥洛穆茨


    柏林


    1778年5月月底，身处柏林、维也纳、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的大不列颠王国观察员们得出结论，和平已经没有指望了。然而，人们为了避免战争已经做了这么久的努力。这些努力似乎也一直都颇有成效。这就使整个六月仍然残存着一丝希望。到了1778年6月22日，约瑟夫二世还写信给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告诉对方说他们或许还能再拖一段时间。然而，这时再进行谈判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从约瑟夫二世给腓特烈大帝写去第一封信开始，腓特烈大帝就一直坚持他在回信中所声明的立场，并且直到此刻都没有动摇过。1778年6月27日，腓特烈大帝在肖恩瓦尔德军营里接到了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信。读完这封信后，腓特烈大帝最终决定诉诸武力。同一天，博学多识却过分谨慎的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又给腓特烈大帝寄去一份方案，并建议他可以在某些文件及家族的宗谱关系上找一些漏洞。他恳求腓特烈大帝在“破釜沉舟”之前，一定要仔细看看这个方案。虽然骰子已经掷下，但这位年迈的国王对这位“胆怯又害羞的政治家”并未心存怜悯。腓特烈大帝这样回复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带着你们丢人的计划走开吧……你们眼里的巴伐利亚公国选帝侯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42] 于是，在发表了这么一番极具个人特色的声明之后，腓特烈大帝正式向奥地利大公国宣战。1778年7月5日，腓特烈大帝带兵越过了奥地利大公国的边境线。腓特烈大帝再次踏上波希米亚领土的消息使普鲁士人和奥地利大公国人都激动起来。但这两种激动却不太一样，前者是因为骄傲，后者则源于恐惧。这场战役最终取得的成果并不足以与它在历史上的名声相匹配。然而，关于这场战役，确实有两件事是值得纪念的。第一，这是伟大的腓特烈大帝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第二，这是约瑟夫二世指挥的第一场战役。约瑟夫二世也是最后一位亲自指挥军队作战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他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不再亲自指挥军队作战了。


    注解：


    [1] 　施特劳宾，位于巴伐利亚多瑙河畔的一个城市。


    [2] 　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剧作家、诗人和翻译家。


    [3] 　《政府文件——国外部分，欧洲》，第220卷，1778年1月3日，维也纳，罗伯特·默里·基斯致亨利·霍华德。拉克索尔：《柏林宫廷》，1799，第1卷，第306页至第307页。两部文献都很珍贵。我在此将其中的一些话混在了一起。F.冯·劳默尔也描述过这个场景。见《近代历史的贡献》，莱比锡，1839，第4卷，第301页至第306页。——原注


    [4] 　《政府文件——国外部分，神圣罗马帝国》，第220卷，维也纳，1779年1月19日，罗伯特·默里·基斯致亨利·霍华德。——原注


    [5] 　赖兴哈尔位于今德国上巴伐利亚州萨尔茨堡附近的一个盆地中的小镇，周围环绕着阿尔卑斯山脉和茨威塞尔山。


    [6] 　本书中提到的所有《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均指查理·西奥多尔和约瑟夫二世各自的代表们于1778年1月3日签订的《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


    [7] 　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II，1747—1792），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托斯卡纳大公。


    [8] 　托斯卡纳大公即约瑟夫二世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


    [9]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te，1774—1792），玛丽亚·特蕾莎之女，法兰西大革命前最后一位法兰西王后。


    [10] 　查尔斯·格拉维尔（Charles Gravier，1781—1787），法兰西王国政治家、外交家。


    [11] 　即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这是玛丽亚·特蕾莎用来夸赞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话。


    [12] 　指奥地利大公国与查理·西奥多尔签订协议并分割巴伐利亚公国领土一事。


    [13] 　奥属尼德兰指在1714年到1797年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荷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包括现在的比利时西部和卢森堡。


    [14] 　在七年战争中，法兰西王国、奥地利大公国和俄罗斯帝国签订条约组成军事同盟，对抗大不列颠王国和普鲁士王国组成的军事同盟。按照条约，法兰西王国在必要时应向奥地利大公国提供军事援助。


    [15] 　弗洛里蒙·克劳德（Florimond ude，1727—1794），奥地利大公国外交家。


    [16] 　《政府档案——国外部分，普鲁士王国》，第102页，休·艾利奥特致亨利·霍华德，1778年1月17日。——原注


    [17] 　威廉·李（William Lee，1739—1795），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外交家。


    [18] 　查尔斯·威廉·斐迪南（Charles William Ferdinand，1735—1806），不伦瑞克公爵，军事首领。


    [19] 　《政府文件——国外部分，普鲁士王国》，第102卷，柏林，1778年2月22日，休·艾利奥特致亨利·霍华德。事实上，休·艾利奥特在不久前就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是怎样“忍受”这件事的——他闯进所谓的“造反派代表”家里，偷走了家中的文件，命人拷贝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然后把文件还了回去。他还和腓特烈大帝有一句著名的机智对答，算是回敬了腓特烈大帝的“冷淡”。腓特烈大帝问道：“那个特别会处理印度事务的海德尔·阿里究竟是何方神圣？”休·艾利奥特答道：“回陛下，此人是一位年迈的专制君主，经常干的事情就是掠夺邻国的领土。”参见明托夫人：《休·艾利奥特回忆录》，第288页。——原注


    [20] 　洛可可是一种极具观赏性的艺术风格，广泛运用于各种艺术领域。洛可可式宫殿大量运用柔和的曲线及金色和白色等柔和的颜色，具有复杂、精致、典雅的视觉效果。


    [21] 　施恩伯格位于柏林。在七年战争中，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和俄罗斯帝国军队摧毁了这个地方。


    [22] 　格劳豪是萨克森选帝侯国的一个小镇，位于穆德河右岸，是施恩伯格家族的领土。


    [23] 　瓦尔登堡是萨克森选帝侯国的一个小镇，在1378年到1945年一直归施恩伯格家族所有。


    [24] 　利希滕斯坦是萨克森选帝侯国的一个小镇，位于兹威考东北方向十一千米处，在1286年到1945年一直归施恩伯格家族所有。


    [25] 　指大不列颠王国大使休·艾利奥特从萨克森选帝侯国寄给大不列颠王国的信。


    [26] 　莱比锡，位于柏林西南方向约一百六十千米处的一个城市。


    [27] 　《政府文件——国外部分，萨克森选帝侯国》，第115卷，德累斯顿，1778年2月25日、1778年3月8日、1778年6月21日，J.米利克特致莫顿·伊登。——原注


    [28] 　堂吉诃德（Don Quixote），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作品《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毕生愿望是成为一名打抱不平和行侠仗义的骑士。


    [29] 　腓特烈·奥古斯特三世（Frederick Augustus III），即萨克森王国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1763年到1806年任萨克森选帝侯国选帝侯。


    [30] 　乔治三世（George?III，1738—1820），大不列颠王国国王，汉诺威选帝侯。


    [31]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普鲁士王国保守派政治家，在1860年到1890年期间主导德国和欧洲事务。


    [32] 　这些话出自腓特烈大帝1778年3月3日写给亨利亲王的信，见舒宁：《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战争》，第20页。对比E.赖曼：《普鲁士近代史》，第2卷，第78页到第79页。——原注


    [33] 　见腓特烈大帝写给索姆宁的信，此信见E.赖曼：《普鲁士近代史》，第2卷，第43页。索姆宁是普鲁士王国派往彼得格勒的大使。见腓特烈大帝写给亨利亲王的信，此信见E.赖曼：《普鲁士近代史》，第2卷，第77页。——原注


    [34] 　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Ewald Friedrich von Hertzberg，1725—1795），普鲁士王国政治家。


    [35] 　《政府文件——国外部分，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大公国》，第220卷，维也纳，1778年5月23日，罗伯特·默里·基斯致亨利·霍华德。——原注


    [36] 　轻骑兵是骑兵的一种，起源于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中部。从历史上看，这个词起源于中世纪晚期匈牙利王国的骑兵。这些骑兵主要由塞尔维亚王国人组成。


    [37] 　奥洛穆茨是捷克东部城市，坐落在摩拉瓦河河畔，在17世纪之前一直是摩拉维亚的首都。


    [38] 　安斯巴赫，历史地名，神圣罗马帝国公国。


    [39] 　拜罗伊特，历史地名，神圣罗马帝国公国。


    [40] 　肖恩瓦尔德，位于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斯坦达尔地区的一个村庄。


    [41] 　卢萨蒂亚，欧洲中部的一个地区，位于今德国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及波兰西部。


    [42] 　A.安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的谈判，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部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141页。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才有了黑塞的查尔斯对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的评价：“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像一个学者，更适合搞研究而不是搞政治。”——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