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篡位者永乐帝

    血光肃清


    明太祖</a>洪武帝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谢别了其荣耀的一生，其孙建文帝（建文是年号，1644年追赠庙号“惠帝”）成了第二代继承人。但是第二年其叔父燕王朱棣</a>谋反，打了三年内战，推翻了这个侄子皇帝，自己登上了帝位。这便是明成祖</a>永乐帝。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明朝封建体制的实际情况吧，正是这一体制使永乐帝（最初称为“太宗”，嘉靖年间改称“成祖”，而永乐是年号）的篡夺成为可能。


    太祖的统治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到洪武十年左右为止是帝国的创业期；洪武十三年，由于胡惟庸的大逆事件而废除了丞相制，此后便是绝对帝制的建立期；而从洪武二十三年开始，太祖进行了一系列血腥的肃清，此后可以说是绝对帝制的完成期。太祖在去世前一年颁布了《大明律》（三十卷，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起初是以《唐律》为范本，但是后来还是继承了《元典章》的编目，对应六部设置了六律，再加上名例而成七律），标志着这一体制的完成。


    洪武二十三年的血洗被称为胡党之狱。在十年多的年月中，自开国元勋李善</a>长以下的众多人士都被戴上了勾结胡惟庸的罪名，据说胡党之中受刑而死的就达到了三万人。太祖原本标榜“不杀”，在这里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弄出了这个残虐程度空前绝后的事件。而肃清的狂风暴雨还在继续，三年后的洪武二十六年，轮到了蓝玉一家。蓝玉是勇将常遇春的妻弟，在征讨蒙古的战役中立下奇功伟业，受蓝玉一案牵连而被杀掉的多达一万五千人。在此之后还有零星的肃清。


    所谓的胡惟庸大逆事件是说胡惟庸试图勾结倭寇和北元以造反，但是此事的真相扑朔迷离，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太祖指示宦官唱的一出好戏。这个所谓的真相在十年之后才暴露，实在太可疑了。据说在胡惟庸案爆发之后，满街都有人指着平日关系不好的人称之为“胡党”，最后朝廷只能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统统抓起来。而蓝玉的罪名是征讨北元之战中偷盗了财宝并与元主的妃子私通。


    说到底，太祖恐怕别有目的吧！在刚才的胡蓝之狱中我们可以发现，成为靶子的多是那些拥有公侯伯等爵位，被赏赐了岁禄、准许世袭的人物，也就是那些本是帝室之藩屏，沐浴着封建荣光的人物。


    大家常说明太祖在各方面都在模仿汉高祖，但实际上他们有很大的不同。明朝的这些元勋也与过去的世侯不同，手里并没有对土地、人民、军队的支配权力。


    而且明太祖也绝不给臣子授王爵，只在五六名元勋死后给他们追赠过王号。比如说，徐达就是被追封为中山王的。他的女儿是永乐帝的皇后，但即使是他也未能安享天年。据说在他背疽病发的时候，太祖前去探望，并赐其蒸鹅——这正是疽病之人最忌的食物。徐达接过来，明白这是太祖在暗示他自杀，于是流着眼泪吃完了。那么，这一系列的肃清行动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考虑三个理由。


    第一个是为了确立独裁体制。将那些靠近权力宝座的人物以反叛国家的罪名处理掉，以大量的鲜血献祭，这样人民就会陷入恐怖的深渊，只能绝对服从。这在古今东西的历史上都不乏先例。


    徐达像（《明代名臣遗像》）


    第二是为了确保军队的指挥权传给太祖的诸子，这点我们此后也会提到。


    第三可能是财政上的理由。《明史</a>》上说国家经费中最大的支出就是给文武百官发的薪水。我们之前也讲过，明朝给官吏的俸禄是史上最低的，而这一额度是洪武二十五年定下来的，也就是胡党之狱爆发后不久。


    胡党的领袖李善长岁禄4000石，王威为2500石，此外还有众多收入上千石的人物。我们将他们的待遇和官吏的俸禄做一下比较吧。文官当中最高等级的官员是六部尚书</a>和左右都御史，都是正二品，他们的年俸是732石，八个人也就是5856石。这个数量还比不上李善长和王威两个人的份额。（王威是六安侯王志的儿子，他坐事被贬为指挥使，不久后死去。其父亲王志被追坐为胡党，但因为王志已死，所以没有问罪。）


    也就是说，仅仅两位元勋的份额就能把这些国家大臣都招纳下来，甚至还能有些结余。由此推之，不难想见胡党和蓝党的岁禄总额该是多么巨大。而且他们还是世袭的。这些经费的来源只有极为有限的官田，所以筹集资金也绝不轻松。而在这时候，政府又多出了一项新的财政负担——宗室费。洪武二十四年，太祖的十个儿子都被封为新王，这里就需要成倍的财源。焦头烂额的政府在洪武二十八年，不得已以文武官员薪俸不断增加为由削减了宗室诸王的岁额。


    这么一看，当中的小算盘就很明白了。为了不给人民造成负担，如果将那些空耗金钱而已无利用价值的元勋一网打尽，就能生出巨大的财源。


    因此也可以从财政的观点来看胡党和蓝党事件的经过。二十三年胡党被清洗，其财产被充作二十四年给予新王的费用。然后朝廷经过仔细计算，做出了二十五年官吏的工薪表。但是这样预算还是不平衡，所以二十六年又斩了蓝党。可是这样仍然不够，于是二十八年开始缩减宗室费。


    普遍认为，上述三点就是血腥清理的原因。不过我认为，对于出身佃农而节俭成性的明太祖而言，第三个财政上的理由没准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是说，开国的功臣当中也有许多人因命运不济而早早地就离开了人世，所以给元勋的待遇这些就足够了。


    宗室封建


    黄宗羲</a>曾说过：“将天下视为莫大的财产，企图让自己的子孙永远掌管，是从汉高祖开始的。”①明太祖以汉高祖为榜样，同样也给自己的儿子一个个都封了王。


    不过，理性派的明太祖比汉高祖思维缜密。清之赵翼</a>曾这样评价太祖，说他是“兼有圣贤、豪杰、盗贼之性的人物”②，这是何等洞见。


    太祖以重整世间为志向，他的这份理想主义还是必须予以好评。他推行宗室封建，一方面的确是视天下为私有的观念作祟，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他所建立的农本主义国家体制。


    首先呢，他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宋濂</a>等硕学鸿儒，让其进行极其严格的教育。其中皇太子朱标自然是特殊的，但是其余二十四名皇子也大多成了教养深厚之人。排名第十的皇子是一位才子，但是因喝了太多淫药，弄坏了眼睛乃至丢掉了性命。太祖非常讨厌他，给了他一个谥号“荒子”。从中可见他对孩子的教育是多么严格。在历代王朝创始人当中，再没有人像太祖那样严格地用儒学教育自己的儿子了。而且他真诚地相信这种教育的效果。


    先说结论吧！讽刺的是，他的这种儒学教育，反而使燕王的篡夺成为可能。这个我们之后再详说，还是先来看看太祖究竟给这些接受教育的皇子们指派了什么任务吧。


    首先，他让皇太子代行宰相之职。其实，最有效地发挥出此项制度威力的是永乐帝，他能够尽情地投身于热爱的战争之中，也是多亏了这个制度。


    其他的诸王就像我们此前说过的那样，替换下开国元勋，负责起守备边境的任务。


    其实，诸王的封建和开国功臣的封建是一个性质，他们都只享有岁禄，而不握有领土和人民。只是他们有一点和功臣不一样，功臣都留在京城，而诸王反而必须到地方居住，所以还要配备护卫兵。不过这些不是诸王的私兵，而是归中央管辖。兵员数量从三千至一万八千人不等，根据当地的情况而定。这些兵员数量很少，无法发动叛乱。


    在洪武二十六年之后，明朝常备军的数量在一百八十万以上，中央军有二十二万，其余则分散配置到各地。兵员数量和配置地方都属于军事机密，据说连兵部尚书都不了解实情。军队出动的时候，要从各地召集兵员，编成队伍后再任命指挥官。一旦还军就解散编队，并解除大将的指挥权。诸王也不例外，因此根本无法发动叛乱。


    明代武人，守护永乐帝长陵的石人


    但是在胡党之狱后，太祖从洪武二十四年开始命令诸王勤练军队以充边防。我们来看看诸王的配置方位：


    东边起自东北地区，沿着万里长城一直到西边的甘肃，沿线配置了十二位王，这是为了防备蒙古和女真。在此当中，实战经验丰富而享有赫赫军功的当属第三子晋王和第四子燕王。


    除此之外，湖北有三人，四川有一人，云南有一人，他们负责镇抚苗人和藏人，也确实大有成效。


    说到底，太祖对诸王大行封建，可以说是要复活唐代藩镇之精神。顾炎武</a>认为，唐朝被藩镇削弱，但却仍然延续了三百年，这是因为藩镇抵挡了异族入侵。太祖的目的也在于此。为此，他让诸王在边境定居，以了解其所守的土地和异族。换言之就是在培养方面军的司令官。


    他尽了最大努力消除藩镇体制中可能导致地方出现割据政权的因素，同时对诸王发出了最后的恳愿，希望他们对同一血脉的皇帝保持忠诚。如此一来便可抵挡异族的侵袭，保证王朝的安全。


    我以为，这是太祖一家对中华帝国所做的最大贡献。


    这项重要的任务当然不可能交给旁人。为此，太祖还将许多弃儿收为养子。其中，沐英负责镇守云南，便非常圆满地达成了此项任务。（太祖收养了许多异姓养子，有周舍、道舍、马儿、柴舍等。其中的周舍就是后来的沐英，其子孙世世代代镇守云南。）太祖的家族主义大概也是学了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人的兄弟之爱吧。


    历史教训


    皇太子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因病去世，继太祖之后，皇太孙建文帝即位了。当时他不过二十二岁。建文帝生来就有异状，脑袋形似半个月亮，因而太祖总是叫他“半月子”，暗暗为其考虑将来。建文帝爱好学问，文采斐然，孝顺无匹。但是他的气质偏向女性，同时就如其骨相所示，性格上带有几分偏执。总而言之，他不是帝国草创时期的帝王之材。


    （上）南京城墙，对面是玄武湖（下）南京城图


    开国的元勋功臣多已凋零，只剩下老皇帝。这已经是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世界，风气也完全变样了。


    太祖在世时与皇太子曾有过一次交谈，极富暗示性。太祖问皇太子：“你怎么看汉代的七国之乱？”皇太子回答道：“错在七国。”之后太祖说道：“这是教你的儒官的偏见。七国造反的原因在景帝一方，因为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用棋盘杀了吴王的儿子，登上帝位之后又听信晁错</a>之言废削诸侯。”③虽然有点结果论之嫌，但像明太祖那样的绝对君主本不该说出这种历史观。因为，其真意难免会被扭曲，造成平地起波澜的事态。太祖的缺点就在于他总是极力宣扬他那一知半解的学问。


    不知道到底是偶然呢，还是早有准备，某天，皇太孙向教授他学问的先生黄子澄提问道：“如今诸王拥重兵，多行不法，怎么办？”子澄回答：“诸王的护卫兵数量稀少，如有万一，以中央军攻之则无一可抵挡。汉之七国强大，但最终也灭亡了。如今大小强弱不是问题，而顺逆的道理也不同。”皇太孙对此非常欣赏。


    但是，黄子澄所言虽然正确，却有欠考虑。皇太孙有一种偏执癖，他刚刚即位便再次问黄子澄：“先生还记得以前的话吗？”黄先生恭敬地回答道：“不敢忘记。”④真是微妙的应答。这是在让黄子澄做二选一的抉择，或者做教育者，或者做政治家，而他退下之后马上和同僚齐泰商量如何征讨燕王。这就是事件的发端，不过此处说得实在太简略了。


    应该说，明朝廷一直就没有摆脱这个“七国之乱”的幽灵。据说，其实在皇太子病死之后，太祖曾考虑过让第四子燕王继位，但是由于儒官刘三吾</a>的劝谏而作罢。熟知历史的明太祖自然是想模仿宋太祖之后其弟继位的先例，但此时却不自觉地服从了儒家主张的长子继承理论。虽然不全是如此，但基本上继承人问题是很麻烦的。而从一开始，燕王的身影就笼罩在整个过程中。


    建文帝的首席顾问是其先生黄子澄。此人以进士第一名及第，入翰林院，曾任太常寺卿（太常寺是掌管宗庙礼仪的衙门，卿是其长官），是出身于中央文教系统的儒官，而对实际政治毫无经验。他在官僚谱系中又属于江西阀。此人有才气，但同时也有一种谄媚之气。


    接下来是兵部尚书齐泰，他在应天乡试（应天府举行的乡试）中以第一名成为秀才，是江苏出身的能吏。虽然他一直在军政领域奋斗，对政治也是门外汉，但是身为兵部尚书，掌管着军队的人事权，所以深知诸位将领的本事。征讨燕王的行动之所以失败了，一个原因是选错了大将。当时黄子澄想要推荐无能的贵公子李景隆，而站出来极力反对的就是齐泰。他还提议要首先制服燕王，但是黄子澄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皇帝的先生不过是一个不知世务的迂儒而已。


    方孝孺</a>之墓


    接下来是金华学派的方孝孺。他学于宋濂，是其门下数一数二的有才之士，也是声名远播的精神领袖。太祖曾两次召见他，对其十分中意，但以为此人之才只能用于非常之时，因而没有录用他。他获得建文帝的信任时，已经是建文帝即位的第二年了，得志太晚。


    建文帝的政治顾问就是这三个人。建文帝正当年少气锐，但对现实的政治一无所知，而且这三人从一开始就没能很好地统一行动。太祖此前尊崇儒教并进行血腥肃清的政策很快就暴露出了弊端。


    另外还有一位坚定不移的浙江俊才，那便是户部侍郎卓敬，永乐帝评价他是三十年一遇的人才。建文帝刚即位不久，他便上奏称：“燕王智虑无比，雄才大略酷似太祖。北平之地乃天下之形胜，兵强马壮，应趁现在将其移封至南昌。”⑤但是他的意见未被采用。


    燕王侧近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二十一岁的燕王奔赴其任地北平。十年之后的洪武二十三年，他第一次上阵就率领大军越过长城远达内蒙古的边境，收服蒙古强酋，立下了赫赫大功。太祖大喜，称：“燕王清沙漠，朕无北顾之忧矣。”封建之举早早地显出了成效。


    燕王是天生的武人，但是其资质的磨砺也有赖于其任地北平的环境。他的宅邸是元朝的故宫。这个元朝的故都一直就弥漫着不一样的风情，其中三分之一的居民是蒙古人。燕王日日夜夜接触的都是第一线的粗犷武人。总的说来，这里和应天府那个优雅的甚至是僵守礼仪的首都大不一样。


    燕王的侧近当中有一位高僧道衍</a>，他本出自苏州一个医师家庭，但因酷好佛学，在十四岁时出家做了僧人，住在当地的妙智庵。他从道士身上学会了阴阳术的奥秘，又熟读兵书。此外他还显露出诗文书画方面的天赋，与高启</a>等吴中四杰</a>关系亲密，与宋濂也有往来。要说这僧人的性格，那首先就是桀骜不驯。


    僧道衍像（故宫南薰殿旧藏）


    有一次他游览名山嵩山的时候，一位相面先生说“这位异僧眼睛成三角形，就像病虎一般，生性好杀，乃刘秉忠</a>（1216—1274年，元初的政治家。河北省邢州人，僧名子聪，作为忽必烈汗的政治顾问涉足政治）之类也”⑥，据说道衍对此非常高兴。可见他也十分勇猛。


    关于他还有一则逸话，说是他遇见燕王的时候，看见其英武的样貌，立马心悦诚服。于是他对燕王说，如果收其为臣，那么他将让大王多戴一顶白帽子。“王”字之上加上“白”，就是“皇”，也就是助其成为皇帝的意思。不过这个故事也未免过于巧合了。


    我们此前提到，马皇后去世后，太祖为其荐福，派道衍跟随燕王到北平，入住当地的寿庆寺。道衍在此夜夜梦见刘秉忠。刘秉忠本是隐居山林的高僧，因感念元世祖的知遇之恩而出仕为官。在蒙古征讨南方的过程中，他制止杀伐，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道衍有意仿效刘秉忠，他日日夜夜拜访燕王府，令他人退下独自与燕王密谈。他八成是想把燕王培育成元世祖，令其征讨应天府吧？普遍认为，燕王起兵实际上是由于他的劝诱。


    但是，他的反骨究竟从何而来呢？恐怕，这来自对太祖和金华学派的怒气。在他的家乡苏州，市民和文人被太祖敌视，受到残酷至极的打压，特别是与其关系亲密的诗人高启等吴中四杰都被太祖虐待至死。自命为朱子学正统的浙江学派也对苏州的文人白眼相视，尤其是朱子学还排斥佛教，所以道衍对朱子学一向持批评态度。他对浙江学派应该也没什么好感。永乐帝颇赏识建文帝身边的卓敬，而此人最后也被道衍整死了。永乐朝的官员中几乎没有浙江派的身影，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


    道衍还向燕王举荐了一位奇人金忠。这位金忠出身于宁波的一个军户家庭，年轻时曾学过《易经</a>》，精于占卜。他在北京当兵，副业给人占卜，因为结果总是准确无误，被市民敬若神明。燕王起兵前，在道衍的推荐下找金忠占卜，占出“铸印乘轩”一卦。金忠称此卦贵不可言。


    自此之后燕王深信金忠，作战感到迷茫时就让他占卜，每每应验。但是他却不仅仅是一个易者，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大元故都的燕王府里升起了自由奔放的叛乱妖云，与阴暗潮湿的应天府形成鲜明对比。


    有识者认为建文帝与燕王的对立同时也是道衍和方孝孺的对立。这真是一场世纪大战。


    靖难之变


    所谓的“靖难”就是“清君侧之恶，靖明室之难”，这是燕王起兵时的口号。所谓的奸人，自然指的就是齐泰和黄子澄等人。


    应天府一方呢，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没有统一步调，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青年皇帝的妇人之仁。黄子澄提议先从恶名昭著的诸王开始肃清，于是首先拿了燕王的亲弟弟周王开刀。而燕王马上呈书讨饶请求赦免，皇帝见其书恳切而心生怜悯，于是便不再追究了。


    但是皇帝的近臣们对之视而不见，一口气连废了五个王，其中湘王甚至放火烧掉宫殿自杀而死。这么一来，皇帝就想，自己刚即位就废掉了诸王，如今又要废掉燕王，却如何向天下交代呢？而且燕王虽有病在身，可是依然很难对付，就这样皇帝又软弱下去了。


    这之后皇帝改变了方针，令中央军坚守北平周边的要塞，又派得力的大臣和将军驻守北平，以监视燕王。刚好那时燕王的三个儿子都在应天府，齐泰打算将他们抓来做人质，黄子澄却担心引起燕王方面的怀疑会坏事，所以还是放他们回去了。


    而另一方面，燕王那边也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出手。他能依靠的只有八百名护卫兵，而其中还掺杂着间谍和反间谍。在地下室打造兵器会发出响声，所以他们养了大群鸡鸭，试图用鸣声来掩饰。燕王假装发疯，在监视大臣来访之际总要做些表演，比如盛夏之时烧起炉火，寒冬之际在他们面前不住地发抖，但是这些伪装很快就露馅了。


    最终，该来的还是来了。某天，监视大臣和将军准备入燕王府抓捕其官校，燕王趁机向两人发动突然袭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行动了起来。转眼之间，北平就成了燕王的囊中之物。


    燕王手下的亲兵是一支混有蒙古兵的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他们在征讨蒙古的过程中学会了蒙古式的骑马战术，而且燕王常常亲自在前头领队疾驰。这种军队在元末群雄当中绝无仅有，类型很奇特。


    收到战报，应天府方面马上派出残存的老将耿炳文，命其为大将，率领号称三十万的大军出征。在大军出发之际，建文帝对诸将指示道：“不要让我背上杀害叔父的恶名。”谋反的当事人反而一根毫毛也不能碰，于是大军提不起士气，战争仿佛成了一场过家家。也是由于这点，他们的前锋九千人在北平南边一百公里的雄县赏月饮酒之际便被燕军全歼了。燕军势如破竹，顺势攻破了大部队，燕王首战告捷。


    收到战败的消息，建文帝勃然大怒。黄子澄不顾齐泰的反对，恳请建文帝任命公爵李景隆为新任大将，率领五十万大军进攻北平。李景隆是元勋李文忠家的大少爷，仪表堂堂，但却无大将之器，只能装装样子。


    这个消息让燕王喜出望外，他把大军集聚在北平城，自己则经由间道赶往热河地方的大宁城。这里是明朝最北端的要塞，专为经营蒙古而设。而宁王镇守此地，收容北元的降兵，将精锐的蒙古铁骑兀良哈三卫（明代以兴安岭以东地区为据点的蒙古系部族，1389年明朝在这一地区设立了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收归麾下。


    燕王使诈骗住了宁王，控制了北平和大宁城的军队及大量军需物资。由此燕王军一跃而成了强大的势力，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了李景隆的大军。


    但是，蒙古化的燕王军却在攻城战上暴露了弱点，燕王试图进攻济南城，却险些丢了性命。


    在这之后两军互有胜负，而一旦变成长期战争，形势终将有利于皇帝一方。


    焦灼的燕王决定要速战速决，长驱直入进逼应天府。其间好几次起死回生，又得幸运眷顾，终于成功攻陷了应天府。这已是开战之后的第四年了。在落城前夕，齐泰为召集勤王兵力四处奔走，他将自己的坐骑白马用墨涂黑以避人耳目，但是在奔走途中马儿流汗而墨迹剥落，于是齐泰暴露了身份而被捕。黄子澄也因为他人告密而被抓，两人一起被处死了。


    成祖永乐帝像（故宫南薰殿旧藏）


    据说在应天府陷落的时候，建文帝化装成僧人模样逃走了。但是不知这个传说是真是假。


    殉节之士


    攻入应天府的燕王于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在奉天殿举行了即位仪式，这就是永乐大帝。但是这个御座满是殉节之士的鲜血，其篡夺帝位的污名也不可能永远从历史上抹去。


    这些殉节之士的抵抗在中国精神史上闪耀着永远不灭的光辉。


    就在燕王将要征讨应天府之际，道衍向燕王进言：“就算应天府陷落了，方孝孺也绝对不会投降。但是一定不能杀他。如果杀了孝孺，好不容易有点苗头的天下正统儒学就要绝种了。”永乐帝也点头答应了。即便是这个道衍，对金华学派之大才也是赞不绝口。


    其时方孝孺拒绝了燕王之召，被收入了监狱，仅仅保住了一命。永乐帝听从臣下的建议，命令方孝孺为他书写即位的诏敕。如果当时道衍在场，肯定不会让他这么做的吧。


    方孝孺身着丧服，大声悲泣。皇帝早有准备地向他抛出荒诞的说法，恳请他写诏书。即，举出周公辅佐侄子成王的例子，声称想要效仿。这是在将自己比作周公——那个孔子</a>奉为中国最高圣王的人物。这样一来，作为孔子信徒的孝孺就失去了论辩的依据。


    但是方孝孺立马回问：“成王安在？”皇帝回答：“他自己把自己烧死了。”下面双方便来来回回重复着这种浅薄幼稚的问答。之后皇帝从椅子上走下来，说现如今家丑也不可外扬了，恳请先生写诏书。而方孝孺手书“燕贼篡位”几个大字，将笔一扔，高声叫道：“纵诛十族，我志不折！”边骂边号啕大哭。⑦


    于是，一场世纪大悲剧开始了。怒气冲天的皇帝命人硬生生地豁开方孝孺的嘴，从嘴角一直割到耳边，又将他的血亲、友人、门生一个个叫过来，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处死。他的妻族和母族等九族被诛（九族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最后还加上门生凑够了十族，但是仍然不能使方孝孺屈服。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残酷杀戮，据说死者多达八百七十三人，被判流放者更是不计其数。


    最后，这份诏敕是由同是宋濂弟子的楼琏写的。楼琏回到家后说，如果他拒绝，家人就都没命了，说完他就上吊自杀了。


    兵部尚书铁铉是忠臣，差点就在济南城逮住了燕王。他被带到皇帝面前时背对皇帝，骂不绝口，耳朵和鼻子都被削去了也依然不停。皇帝将他的耳鼻煮熟，逼他吃下去，问他好不好吃，他回答道：“忠臣孝子的肉怎么会难吃呢？”然后继续骂。勃然大怒的皇帝找来大釜，装满滚油，把其尸体扔进去炸，想让他面向皇帝。但是他的尸体也依然背对皇帝。皇帝又命令宦官用铁棒将其翻过来，一定要让他面向皇帝，这才满足。但是翻到途中油突然炸开，宦官被烫到吃痛松手，于是尸体又背了过去。


    御史景清表面上装作顺从皇帝，却在怀中一直藏剑，时刻准备取皇帝的性命。某日朝仪结束后，他穿着绯衣扑向帝舆左劈右砍，但是未能成功。被捕后他的牙齿被生生挖出，而他含血向前喷，其鲜血溅上了帝衣。他的尸体被剥皮填草，戴上枷锁绑在长安门。当天晚上皇帝从此经过的时候，捆绑他的绳索突然断裂，戴着枷锁的人皮向前冲了好几步，仿佛就要侵犯皇帝的模样。受到惊吓的皇帝将其一把火烧掉，但是这次他又在梦中显形，挥剑绕御座追着皇帝跑。于是皇帝将其全族都杀掉了，余波甚至祸及乡党，整个村子都成了废墟。此事世人称之为“永乐的瓜蔓抄”。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礼部侍郎黄观为募兵奔走，此时应天府陷落，其妻子和两个女儿受罚被许配给象奴。其妻将发簪和手镯都交给象奴，令其出门买酒，趁机带着女儿和家人一起投河自尽了。黄观听闻后，也身着朝服随之而去。由于找不到尸体，只好用浮出水面的衣服作为黄观当街示众。


    这样的事情史</a>不绝书。这个时候的殉节之士，加上牵连被诛之族人，多达三千人。


    六部尚书当中除了工部，全部殉节。侍郎、御史、翰林院成员也大多殉死了。


    这些人中为首是四十六岁的方孝孺，他少壮气锐，以科举榜首及第，是俊才中的俊才。太祖和金华学派于此儒教帝国中倾注了全部理想，刚刚才出现一些成功的苗头，而肩负起下一代重任的人才就几乎全被永乐帝弄死了。道衍的担忧应验了。自此之后，明代士风为之一变。明朝的末代皇帝形单影只地自缢于景山，其时为之殉死的只有一个宦官而已。风气的滥觞，远始自永乐帝。


    江西派阀


    翰林院是文章之府，汇集了天下的英才。在崇尚文学的中国，进入翰林院一直以来就是文士梦寐以求的成就。


    应天府陷落的前夜，吴溥家中来了三位客人——解缙</a>、胡靖、王艮</a>，他们都在翰林院任职。解缙力陈大义，胡靖悲愤慷慨，唯有王艮在默默流泪。三人离去后，吴溥年幼的儿子与弼感叹道：“胡叔叔是不惜一死的人啊，真是了不起！”而父亲吴溥说：“不，恐怕只有王叔叔一个人会死吧。”话声未落，外头传来吵闹声，是胡靖在追赶逃走的猪。于是父亲又对儿子说：“连一头猪都舍不得的人，哪能舍得自己的生命呢？”此后不久，王艮家中传出了哭声，他已经服毒自杀了。⑧


    燕王入城后，解缙早早地就去拜见了，燕王对此大喜过望。第二天，在解缙的推荐下，胡靖也受到了提拔，另外还有李贯也出仕了。


    他们都是同乡，出身于江西省吉水，属于吉水文学一脉。其中，王艮、胡靖、李贯三人都在建文二年中举，同是第一甲进士出身，是了不起的人才。不过，当时的考试成绩虽是王艮排在第一位，但他容貌不美，于是建文帝钦定胡靖为状元（科举制中，由殿试产生一甲、二甲、三甲三等成绩，一甲有三人，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胡靖在答卷中历数亲藩的暴行恶状，甚得帝心，于是建文帝特别赐予其“靖”这一名字。他本来的名字叫胡广</a>。


    另外，此时年纪尚幼的吴与弼</a>后来发展出明代独特的儒学思想，成了王阳明</a>所学习的先驱，也就是崇仁学</a>派的始祖。


    此外还有这样的故事。江西泰和人周是修</a>常说：“忠臣不计得失，故言无不直。”是修曾与杨士奇</a>、解缙、胡广、金幼孜</a>、黄淮</a>、胡俨</a>同约，将为义而死。在应天府烧起来的时候，是修走入府学，礼拜孔子之后自杀了。而其他人全都为永乐帝出仕了。这些都是被称为“名臣”的人物。后来杨士奇为周是修作传，对是修儿子说道：“如果那时候我也死了，谁来给你父亲写传记呢？”据说听</a>者大笑。


    除了黄淮，这些人全都是江西出身。这些江西官员的领袖人物则是解缙。


    此人才高，很早就受到了太祖的赏识，还仿照同乡前辈王安石</a>递进了万言书。但是他也有因过分恃才傲物而走岔路的时候，胡党的李善长被逮时，解缙好巧不巧就为其代笔写了求情书。于是太祖把解缙的父亲叫来，说这孩子大器晚成，让他回乡，十年之后再求出仕。


    但是，到第八年的时候太祖去世了。解缙慌慌张张地跑到京城，却背上了违背遗命的罪名，被流放到了边境，最后好不容易才获准当上了翰林院待诏（最低位从九品的官员，不设定员）。对怀才不遇的解缙来说，投靠永乐帝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吧。


    杨士奇像（《明代名臣遗像》）


    解缙料事如神，尤其是善于识人，辅助皇帝良多。但是他也直言不讳，再加上遭到谗言陷害，后来不幸失宠于帝，被杀于诏狱（囚禁因天子之诏而受罚的罪人的狱舍）。不过，他作为江西派阀的领袖，足可与太祖之宋濂、建文帝之方孝孺同称为“国初三杰”吧。


    秘书政治


    政府首脑的誓死抵抗，让永乐帝对应天府的官僚阶层极不信任。如此一来，国初以来的浙江派就一时销声匿迹了。


    然而很现实的问题是，永乐帝虽从北平乡下入主了中央，却难以马上精通政情。


    于是永乐帝首先起用了解缙等江西官员，这些人早早地就向永乐帝表达了效忠之心。秘书政治开始了。秘书的成员有解缙以及此前提到过的杨士奇、胡广、金幼孜、胡俨、黄淮，还有福建出身的杨荣</a>七个人。他们都是出身于翰林院的年轻文士，完全没有政治经历。


    他们平常在宫廷中的文渊阁值夜，侍奉皇帝，参与天下政治中枢的运转。这就是内阁的由来。


    他们的官位在五品以下，比六部郎中还低。但是，皇帝赐予他们尚书的礼服加以优待，理由是“秘书之职事属机密，其重要不下尚书”。


    高炽（仁宗）被立为皇太子后，他们又被委任以教育太子之职。这个立太子的决定，其实也是历经了诸多波折。


    永乐帝的长子高炽宅心仁厚，有帝王资质，但是他过度肥胖，而且腿脚不好，甚至走路也要人搀扶。生性豪迈的永乐帝对其非常不满意，甚至曾怒气冲冲地命其减肥。但是高炽的儿子瞻基有英武之名，在孙辈中最得永乐帝喜爱。


    仁宗像（故宫南薰殿旧藏）


    而另一方面，永乐帝的次子高煦武勇无匹，却是个奸佞小人。但是在靖难之变中，他率领的蒙古骑兵立下了大功，救永乐帝于危急之中。永乐帝感激之下，当即承诺会将其立为皇太子。军队的老将们也推举高煦，但我们此前提过的占卜出身的金忠却极力反对。永乐帝思虑难定，于是召解缙商量，最后听从其意见，决定立高炽为皇太子。不久之后，高炽以皇太子的身份担任监国，也就是皇帝代理。而解缙等人又辅佐其理政，并承担起教育皇太孙朱瞻基</a>的重任。


    《永乐大典</a>》


    此外，这些人当中的胡俨后来出任了国子监的祭酒，国子监是国家文教的最高学府。胡俨在职二十年，其间负责了国家级的编纂事业，多达两万卷的《永乐大典》（类书，共22877卷，目录60卷。遍搜“经史子集”等天下之书，按照韵目进行分类）也是他总裁其事。


    就这样，这些江西出身的内阁官员一手掌控了国家政教。后世出现了称为“仁宣之治”的太平盛世，而他们才是实际上的推进者。


    江西派阀有自己的特色，虽然比不上苏州之文学，也不及浙江之思想，但是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他们是“识大体”之人。这真是一个妙评。这些人又有教养，又能做实务工作，万事无可挑剔。他们提拔了夏原吉</a>和周忱等经济方面的能吏，这些人也同样是江西出身。


    总之，他们成了明清士大夫的原型。明代的守成之业就是由他们推上轨道的。他们做了一件被后人批评的工作——编纂了儒教标准教科书。其中包括《五经</a>大全》（《易》《诗》《书》《礼》《春秋</a>》，这五经的解释都被朱子学统一了）、 《四书</a>大全》（《大学</a>》《中庸</a>》《论语</a>》《孟子</a>》，也遵从朱子学说）、 《性理大全</a>》（汇集了宋以后朱子学者的学说），这些书日本也曾大量翻刻。这些书都统一采用朱子学的</a>解释，成了科举考试的参考书，但是其内容极为粗糙，评价也非常差。


    然而崇仁派的吴与弼作为一个朱子学的批评者，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江西派阀已取代浙江派占据了永乐朝的朝廷，便不可能再热情对待金华之学。朱子学已经由太祖和金华学派付诸实践，而其使命已经完成，再没有议论种种的余地了。


    金华学派没落的同时时代也在前进。代之而起的是江西的崇仁派，其中诞生了天才王阳明，反过来影响了浙江学派。


    正是王阳明，将朱子学彻底击倒在地。


    皇帝与宦官


    关于宦官，太祖曾有如下议论：“据《周礼</a>》所载，以前的宦官不满百人，而后世人过数千，成了乱政之由。此辈本来只负责饮食、服装和清扫，不能委以更多重任，其数量也绝不能过多。而这些人当中，善人只占千百分之一二，恶人却总是多达数百数千。如果用他们为耳目，反而会闭目塞听。用其为心腹，反成心腹之患。驾驭之道，唯使其畏法，不可使其立功。其畏法，则老实可使。其立功，则骄纵难制。”⑨


    太祖对宦官本质的把握是如此准确。那么说来，干脆废除宦官不就好了吗？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这就是中国社会复杂的地方。而后来，正如太祖担心的那样，皇朝的继任者们增加了宦官的数目，让他们做了君王的耳目和心腹，允许其建功立业，并委以国政，最终导致了国家覆亡。这可以说是太祖的一个误算吧。


    但是，自信满满的太祖确实也曾动过取缔宦官的念头。虽然第一个察觉胡惟庸的阴谋并连忙通报太祖的人是宦官，但是太祖并没有纵容他们骄傲自得。即使是长年侍奉太祖的宦官，只要有一点点关心政治的迹象，太祖就会将其撤换下去。


    另外太祖设立了制度，禁止他们学习学问，因为太祖认为他们保持无知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也还是不够，所以洪武十七年太祖又铸造了三尺高的铁牌竖在宫门前面，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他还向外省下达了敕命，禁止他们与宦官有公文往来。


    简而言之，太祖就是要他们像猪一样无知，把他们关在内廷里，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以这些手段防止他们跋扈。


    但是太祖百密一疏，他忘了考虑内廷的主人。太祖的后继者建文帝对这些“无知的蠢猪”厌恶得不行。


    这个其实也是儒学教育造成的结果。青年皇帝一直以来都被教导以前亡国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蠢猪”，他又非常认真，所以对他们厌恶至极。


    可是这样一来，这些“无知的蠢猪”就招来了大祸。燕王之所以能够攻入应天府，据说就是因为应天府的宦官秘密地向燕王一侧泄露了内情。


    可能也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永乐帝很喜欢任用宦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对文武官员进行监视。此前说过，皇帝不信任应天府的官员，这可能导致了他采取此种办法。


    永乐帝设立了秘密警察机构东厂（位于北京东安门之北），任用宦官为其长官。这是直属于皇帝的情报机关，也是检察机关。他们要搜集京城乃至全天下的情报，甚至还要调查谷物等重要物资的日常价格。他们还与皇帝的宪兵队锦衣卫进行密切的合作。因此，在有明一代，他们权势熏天，让官民都慑服于其膝下。


    此外这些宦官还被委以监军的重任，每当军队被派驻到地方，都要他们随行监视。这是因为皇帝对将军们也不能相信。


    宦官们甚至还被大量派往海外。这与太祖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实有云泥之别，让永乐帝声名远播。总之，从永乐朝起，宦官开始涉足政治活动了。


    雄伟的长陵（成祖陵墓）之石坊


    远征蒙古


    永乐帝亲率大军越过长城，横跨戈壁沙漠，直攻蒙古老巢，这件事情被视为永远闪耀在史册上的辉煌武功。对于汉人皇帝而言，这种壮举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其远征多达五次。汉人自10世纪以来就被北方民族强力压制，其间受尽屈辱，这次却一举攻破了北方民族的老巢，因此他们歌颂皇帝的远征也并非不可理解。


    （上）长陵宝楼（下）内部


    但是，就内容而言，这些远征却并不怎么值得称赞。


    明帝国最重点的任务是北边的防御。明兴起之际的北方世界里，朝鲜、蒙古等地都处在元的统治之下，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带状地带，将汉地围在其中。太祖为明朝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首先击溃其核心蒙古势力，同时切断包围网。即在东边切断朝鲜等地与蒙古的联系，在西边则控制西域干道，隔绝蒙古和西藏。这一战略几乎就要成功了。


    但是在蒙古老巢的作战，有时成功，也有时失败（洪武五年，徐达为大将率领十五万精兵分东、中、西三路进军，中军大败，东军也损失惨重）。于是太祖停止了机动作战（太祖痛感远征军的失败，其后采取了寸土相争的策略，扎扎实实地推进在边境的开垦事业），在长城外侧设立了许多强大的军事据点，如热河地方的大宁卫、元上都的开平卫、其西的兴和卫、黄河东北角的东胜卫，形成了一种随时都可以出击的态势。此前提到过的封建诸王被任命为这些卫所的军队指挥官。


    另一方面，忽必烈汗的子孙从中原撤退了，虽然他们自称为蒙古大汗，但是其地位和势力都不复强大，也再无威势。他们在中原乐不思蜀之际，故园已经荒芜。那个游牧封建社会中出现了日本战国时代的光景，以下犯上成为世间常态，人们终日进行着战争和掠夺。


    这时候，在蒙古的西北方出现了新兴的瓦剌势力。他们是森林之民，刚从狩猎进入到畜牧生活。而与瓦剌相抗衡，北元正统所统治的部族则被称为鞑靼人。因而此时蒙古内部也就出现了鞑靼与瓦剌对立斗争的局面。


    但是由于靖难之变，这个防御体系彻底改变了。明朝放弃了前线基地，一部分封建诸王也转移到了内地。而大兴安岭以东，兀良哈三卫的蒙古人由于协助永乐帝之功而受到了皇帝的优待，甚至获得了进行朝贡贸易的特权。一切都变了。


    另一方面，鞑靼继任大汗的本雅失里和部将阿鲁台远游归来，他们发誓要向明朝报仇，接连两次斩杀了永乐帝派去的使者，态度非常强硬。


    负责北方防备的最高权力者永乐帝此时正在大力推进和平谈判，因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堪堪保住了平手战绩。


    这样一来，皇帝赌上大帝国的面子命令出兵，但是却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失败。这次的出兵以靖难之变的第一功臣丘福为总兵官，共派出了十余万大军。丘福是士卒出身，不过是一个冲锋队长，完全不是当大将的料。本雅失里和阿鲁台连瓦剌都打不过，却把丘福大军打得落花流水，致使其全军覆灭。这时候，明军开始想念被太祖除去的那些名将了。


    震怒的永乐帝在第二年，即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率领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他们从克鲁伦河绕向兴安岭，大破鞑靼部。但是削弱鞑靼之后，瓦剌势力又强大起来。于是永乐帝决定再度亲征，讨伐瓦剌，这次皇太孙宣宗和文臣们也听命随行。


    但是这次阵容豪华的亲征却让明朝原形毕露。进行一回战事，需要二三十万石米和三万辆以上的运输车辆。此外士卒逃亡，他们留在家中的妻妾通奸等各类事件亦频发，皇帝亲自裁决的案件就多达一百多件。


    更难堪的是，皇帝在永乐二十年（1422年）到二十二年（1424年）之间连年亲征，却不过是在大漠中闲晃了一圈，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战果。负责财政的阁僚对此表示异议，马上就被投入了监狱，当中甚至有人悬梁自尽，但是皇帝仍然一意孤行。这只能说是朱家遗传性的偏执了。最后，在二十二年远征的归途中，永乐帝在榆木川结束了六十五年的生涯。


    宣扬国威


    喜好远征的永乐帝向国外派遣了大量宦官，督促各国向其朝贡。这些使节团的规模也非常庞大，正符合皇帝的口味。


    郑和于天妃庙所立石碑，祈祷下西洋成功


    其中最著名的是郑和的南海远征。明朝第一回派出了六十二艘大船，搭载着二万七千八百余名将士，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出发。航海时间为两年零四个月，到达的港口从占婆、柬埔寨、暹罗，延至爪哇、巴邻旁、苏门答腊等印度尼西亚地方，甚至还从锡兰延伸到印度西海岸。


    郑和在二十七年间共尝试了七回远征，其间甚至从波斯湾航行到了东非。


    在航海途中，郑和镇压海盗，还逮捕了锡兰国王，其目的都是宣扬中华帝国的国威，并促使外邦朝贡。就像永乐帝的谋臣道衍自认像刘秉忠那样，永乐帝自己八成也梦想着胜过忽必烈汗吧。南洋诸国受到忽必烈的征讨，曾一度向其称臣。永乐帝的行动，可以说是试图恢复这一局面。


    暹罗王族至郑和船上行礼（小说《三保太监下西洋记》插图）


    在北方，明朝也在招抚关外的女真人。这方面明朝派出的是女真人宦官亦失哈，他带领一千多名兵士乘坐二十五艘船从吉林出发，沿松花江而下，最终到达黑龙江下游。这次出使的结果是在北部设立了奴儿干都司、在南部设立了建州卫，将女真人纳入了明朝的统治之下。这些部落各自都设置了明朝军制的卫所，并获准以此为单位进行朝贡，由此获得了贸易之利。


    永乐帝笼络这个精悍的狩猎民族，是为了让其从侧面牵制蒙古。同时他在讨伐蒙古的战役中也使用了女真人的兵力。


    日明复交


    在日本的应永八年，即明朝的建文帝三年（1401年），九州商人肥富某向足利义满力陈对明贸易之利，足利义满十分心动，于是向大明派去了使者僧人祖阿。


    祖阿带去了国书，形式上用了“日本准三后道义上书大明皇帝陛下”的字样，献上的礼物有一千两黄金、十匹马、铠甲、刀、扇子，此外还送还了漂流至日本的明人。


    在明太祖的时候，足利义满曾以“征夷将军源义满”的名义派出过使节，但是被回绝了。也不清楚明朝方面到底知不知道这其实是同一个人，总之这次是接受了。道义是义满的法名。建文帝与祖父相比，采取了宽大的政治方针，因此可能也不那么执着于祖训。之后，明朝一侧也派出了答礼使，通过返书正式册封义满为日本国王，并向其颁发了大统历。


    那时足利义满在北山的宅第引见了明使，礼拜之后接过了大明的国书。日本的公卿世家对这份国书所写的封王一事，以及义满当时过于卑躬屈膝的态度大加批评，此事也是众所周知了。


    不过总之，义满在这之后就以“日本国王道义”的名义开始与大明进行外交往来了。


    就在永乐帝通过靖难之变登基后不久，义满的使节恰巧来到了明朝。这或许只是个偶然，但却成了外交上的大热点。就在永乐帝为收拾内战残局苦恼的时候，向来难以应对的日本竟然派来了使节！永乐帝真是大喜过望。而且日本还抓获了壹岐和对马的倭寇大首领献给明朝，这简直让他高兴得手舞足蹈。那段时间明朝和日本每年都互派使节往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外交蜜月期。


    永乐三年（1405年）明朝的来日使者有鸿胪寺的少卿潘赐（福建浦城人，永乐进士，号容庵，秀于诗文。在永乐、宣德年间三度来日。鸿胪寺少卿为从五品官），永乐四年有侍郎俞士吉（浙江象山人，洪武举人。任佥都御史〔正五品〕之际于浙江西部有农政之功，终于南京刑部侍郎〔三品官〕）。这些都是名声显赫的文臣，是次官级别的大人物。另外，足利义满获得了九章冕服，这在太祖时期仅赐予朝鲜国王；他还获赠了御制的石碑，上面刻有“寿安镇国之山”（为明朝对日本山峰的赐名）。


    让我们来看看永乐五年日本获得的赠品，其中有一千两花银、一万五千贯铜钱，还有众多丝绸和奇珍异宝。此前义满献上的一千两黄金按照当时的比价，大约相当于五六千两白银或者五六千贯铜钱。很明显，日本方面实在是占了大便宜。


    总之，与苛刻的太祖比起来，永乐帝的恩宠实在是太大了。


    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明朝对日本的朝贡有所限制，要求十年一贡，人数不超过二百人，船只不超过两艘。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个限制可能是后来才颁布的。其实，这段时间两国间连年的使节往来就是一个证明。


    但是足利义满去世后，到了其子义持这一代，情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最初是明朝来使吊问，并带来了给义满的谥号“恭献王”，义持也表示了谢意。但是应永十八年，也就是明朝的永乐九年（1411年），义持突然表示要断绝国交。此后明使还是不时来访，但是义持一概不接见，每次都将人赶了回去。一般认为，其原因在于义持对父亲十分反感，以及他不得不回应日本公卿世家们对义满屈辱外交的批评。


    但是对明朝一侧来说，这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倭寇的入侵又开始了。此前义满将在对马等地抓住的倭寇献给明朝的时候，永乐帝把处置的权力交给了日本使节。据说，后来日本使节在宁波将这些倭寇塞入大缸里，全都烹杀了。会不会是倭寇们知道了这事，所以发怒了呢？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将领刘江等人在辽东半岛金州附近的望海埚发现了倭寇两千人。他们攻破此地，生擒数百，斩首数千，取得了大战绩。此战之后，倭寇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


    ① 《明夷待访录</a>》之《原君》：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 ——译注


    ② 《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译注


    ③ 《明太祖实录</a>》卷二十九：上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对曰：“昨讲《汉书</a>》七国叛汉事。”遂问：“此曲直孰在？”对曰：“曲在七国。”上曰：“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常投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怨。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译注


    ④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谓曰：“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顿首曰：“不敢忘。”——译注


    ⑤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译注


    ⑥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a>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译注


    ⑦ 《集义轩咏史</a>诗</a>钞》卷五十一：成祖发北平，姚广孝</a>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麻衣入见，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书“燕贼簒位”四字，投笔于地，骂曰：“死即死，诏不可草。”成祖怒曰：“汝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于是尽逮九族，并收其朋友门生为十族杀之，共八百七十三人。——译注


    ⑧ 《明史纪事本末</a>》卷十八：北师入城，胡靖、解缙、吴溥为（王）艮乡人，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愤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顷刻。若溥去就，固可从容也。”随别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仗义，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竟，隔墙闻靖呼曰：“外闹甚，可看猪。”溥顾与弼曰：“一猪不忍，宁自忍乎！”须臾，艮舍哭声动，已伏鸩死矣。——译注


    ⑨ 《明太祖宝训</a>》卷三：八月己巳，太祖令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谕之曰：“朕观《周礼》所记，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曰：“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当戒饬，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为非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