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罗马之巅

    或许没有哪句军事格言能像拿破仑的这句一样被到处引用：“阅读、反复阅读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蒂雷纳（Turenne）、欧根（Eugène）和腓特烈的战役；以他们为榜样，这是成为伟大名将、掌握战争艺术之奥妙的唯一途径。”他还有另外一句箴言，是这样说的：“关于卓越作战行动的学问，只能通过经验和对所有伟大名将的应用研究来获得。古斯塔夫、蒂雷纳、腓特烈，以及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都是按照同样的原则行事的。”


    在这里，拿破仑似乎挑出了六位、也可能是七位在战争史上最优秀的指挥官。无论有意无意，研究战争的学者中总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将拿破仑的名单奉为实力分级的金科玉律——而不仅仅是随口一提——再加上他自己的名字，就算完事儿了。诚然，有些人觉得把欧根算进来却把马尔博罗排除在外简直不可理喻，还有一些人把蒂雷纳去掉了，因为一种或许是错误的思想，认为伟大是巨大破坏的同义词，或者是出于一个稍微好点儿的理由，认为他的履历中缺乏同辈人取得的决定性成果。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发现，有不少评论者已经得出了一份名单，上面的三位古代指挥官——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和三位现代指挥官——古斯塔夫、腓特烈和拿破仑——堪称军事史上的喜马拉雅山峰。腓特烈凭借他的严重失误和最缺乏独创性的“斜线阵”，优先级竟然能高过蒂雷纳和马尔博罗这样登峰造极的大师，这必将成为军事批评界的一大千古之谜。这里并不是探讨这一谬论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古代世界的伟大名将，至于我们所希望的现代名将之间的比较，拿破仑本人已经给出了答案，因为他的至尊地位几乎无人质疑。


    因此，我们通过三个方面的研究和检验——作为将军、作为人和作为政治家——将西庇阿与这三位伟大的古代名将进行一番比较。任何这样的比较都必须基于这些人需要应对的条件，以及他们将这些条件转化为优势的本领。


    亚历山大享有专制权力的巨大资产，能够完全控制可用的军力和资源，在这方面，恺撒与其相差无几。即使是汉尼拔，纵然没有得到太多支持，但他的作战行动也没有受到小人的干涉，而西庇阿则是和后来的马尔博罗一样，不得不与小人抗争。


    亚历山大战胜的是亚洲游牧民族，他们欠缺战术秩序与方法，纵有人数优势也枉然，正如拿破仑在他对马穆鲁克广为人知的评论中所表明的那样，亚洲军队的弱点与人数成正比。没有哪位评论家会把克莱武（Clive）(1)放到伟大名将的第一梯队，而亚历山大若不是因为才华横溢的机动和征服范围之广，他的地位也会像克莱武一样大打折扣。恺撒在伊莱尔达（Ilerda）和法萨卢斯之前，基本上也只不过是一个能干的“印度土兵将军”，而且据称他自己也说过，他要“去西班牙打一支没有将军的军队，然后再去东方打一个没有军队的将军”。即便如此，由于并不明智的分兵，恺撒也曾两次被迫在兵力处于劣势的不利条件下作战。第一次是在季拉基乌姆（Dyrrhacium），他战败了，虽然他在法萨卢斯弥补了这次败北，但仅凭这唯一的一场大胜就说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将才，未免有些站不住脚。


    但是，如果我们认可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在战争中，重要的不是军队，而是将领”，那么最重要的事实是，亚历山大和恺撒的道路都被敌军指挥官的软弱和无知铺平了。只有汉尼拔和西庇阿一样，始终都在与训练有素的将军作战，而即使是在这种作战环境之间，条件也是汉尼拔占优。因为他的三次决定性胜利——特雷比亚河、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战胜的将军们，不仅刚愎自用、莽撞冒进，而且还很愚蠢地瞧不起任何带有诡诈意味、并非正面硬碰硬的战术。汉尼拔深谙此道——他对特雷比亚河战役中要隐蔽起来以便从侧面攻击的部队说的话便是证明：“你们的敌人对这种战争艺术一无所知。”弗拉米尼乌斯和瓦罗都是精神上的御林卫士，在历史上，我们会本能地把他们的名字与塔拉尔（Tard）、道恩（Daun）、博利厄（Beaulieu）和麦克马洪（MacMahon）(2)归为一类。汉尼拔向罗马人传授了与战争机制截然不同的战争艺术，而一旦他们从他的指导中得到了教益，他的成功就会受到限制。马克卢斯（Marcellus）和尼禄（Nero）能够偷师汉尼拔的诡计，如果说他们占不到便宜，那么汉尼拔也占不到。但是在审视西庇阿的履历时，我们不仅发现他的战术成功贯穿始终，而且他的对手从一开始就是巴卡家族的修行场训练出来的将军，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和马戈绝非等闲之辈。而西庇阿职业生涯的顶点扎马战役，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唯有在这场战役中，一位公认的名将以一己之力，决定性地击败了另一位公认的名将。


    因此，如果我们以条件作为检验标准，不仅要看这些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还要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被转化成了优势，那么西庇阿的卓越就很明显了。


    如果以一个将军的用兵之道作为检验标准，那么普遍还是得承认，汉尼拔优于亚历山大和恺撒。亚历山大的胜利，确切地说是条理的胜利，直截了当的精确估计，但没有任何微妙的变化和诱敌的陷阱。亚历山大虽然伟大，但他身上仍有荷马式英雄的遗风，即以牺牲精神因素为代价来美化肉体因素。正是这种骑士精神导致他常常赌上性命冲在战斗的最前线，从而冒上自己计划崩盘、麾下将士丧命的不必要风险。提谟修斯（Timotheus）指责卡雷斯（Chares）(3)时，说：“围攻萨摩斯岛（Samos）时，一支弩箭就落在我身边，当时我多么惭愧啊；我觉得自己的表现更像是急性子的青年，而不是统帅如此重兵的将军！”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亚历山大身上。这种错误的巴亚尔主义(4)，也可以解释他的战斗中为何缺乏比较狡猾的技巧——在阿尔贝拉，他拒绝了帕曼纽（Parmenio）提出的夜袭大流士（Darius）的建议，理由是他不会“窃取胜利”，这件事情就很有代表性。恺撒的策略肯定更让人难以捉摸，但他根本达不到汉尼拔那种“使人大惑不解、具有误导性、出其不意”的程度。汉尼拔在战斗艺术方面的天才得到了普遍认可，以至于他通常被称为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战术家。然而在谋略方面，西庇阿的履历比他还要丰富。试回想卡塔赫纳那条未设防的前线、直接攻击的时机和潟湖一侧的机动；巴埃库拉的两面包围和对不利地势的逆转。还有在伊利帕时，作战时间和部署的变动、回撤的中军、两面的斜向机动和对侧翼的集中打击。正如丹尼森上校（Colonel Denison）(5)在他的《骑兵史》（History of Cavalry）中所指出的，伊利帕战役“普遍被认为是罗马战争史上战术技巧发展的巅峰”。我觉得，战争研究者但凡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从诉诸心理的开局动作，到物质意义上的、为这场战役画上句号的追击——都不得不视其为一场空前绝后的战役。我们接着往下看，看他在对付安多巴勒斯时，首先利用地形来抵消敌人的数量，然后迫使敌人分头作战，还有大范围的迂回。我们看西庇阿在萨拉艾卡引诱敌人踏入埋伏；研究他火烧巴格拉达斯河营地的杰作——对乌提卡的佯攻，晚间吹响的军号，两次进攻的时机和区别，以及他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取了主要障碍、即迦太基营地大门的巧计。后面我们还将注意到，他在大平原别出心裁地将第二列和第三列用作包围敌人的机动预备队，以及敌人攻击他的舰队时，他以变色龙般的迅捷将自己的巧计移植到海战中，挫败了敌人的进攻。最后是在扎马，如果是比较明显的计策，即便高出一筹，他面前的这位对手也根本不会上套，在这里，我们领略了他卓尔不凡的心理和战术判断，因为他施展了更加谨慎、却莫名有效的招数——他阵形中的“通道”，为了对抗大象而齐齐吹响的号角；故意“叫停”青年兵；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变阵，可以使他的阵线兜住汉尼拔的第三线，也就是主力阵线；为了给骑兵返回战场、在汉尼拔后方施加决定性打击争取时间而作出的停顿。


    纵观历史，哪里还有这样的军事艺术珍品集萃？即使是汉尼拔，难道还能展现出如此的创意和层出不穷的奇策吗？此外，如果说汉尼拔的“集萃”在正面作战上比起西庇阿略显单薄，那么在另外两个要件上，他简直是一无所有。甚至连他忠实的传记作者们也都承认，攻城术是他的弱项，这一点和腓特烈一样，而他也没有任何成就可以与西庇阿攻取卡塔赫纳的成就相提并论，后者从面对的诸多难点，经过精心策划的胆识和技巧，以及神乎其神的速度来看，从古至今举世无匹</a>。


    汉尼拔的履历中还有一处更严重的空缺，那就是他未能通过追击来完成和利用他的胜利。他没有在任何地方进行战略追击，在特雷比亚河和坎尼之后甚至都没有进行战术追击，几乎无法解释。相比之下，我们的西庇阿在伊利帕之后进行了迅速且毫不留情的追击，大平原之战后的追击也与之不相上下——这几次追击的范围和果断无人能出其右，如果非要说的话，也要等到拿破仑横空出世才行。在古代，西庇阿只有一个还算可以的对手，那就是亚历山大，然而在亚历山大这边，战术追击和战略追击之间屡屡出现中断，明显不利于战力节约。对于他在伊苏斯（Issus）之后转变方向，倒是可以提出一个战略上的论据，但对于他在格拉尼库斯河（Granicus）和阿尔贝拉之后的拖延，除了可能有距离因素外，似乎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至少事实依旧如此，在他的战役中，没有哪次追击像西庇阿沿着巴埃提斯河、也就是瓜达尔基维尔河的追击一样持久、一样彻底。可能有人会说，西庇阿也并不总是像上述两场战役之后那样会去追击。但研究过他的其他战役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追击往往要么欠考虑，要么没必要——巴埃库拉之后追击是很鲁莽的，因为有两支新的军队合兵向他，扎马之后则是没有必要，因为已经没有能构成危险的残敌了。


    我们再从战术转到战略，在战略方面，预先划分界限、下定义，可能会让作出判断这项任务得以简化。人们总是认为战略只包含军事因素，使得与之交织的政治和经济因素黯然失色。这套谬论对交战国的组织结构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这类批评者谈到战略时，几乎只想着后勤战略——战争棋盘上的军队棋子在时间、空间和兵力上的组合。后勤战略和国际象棋之间确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大战略所处的位面更高、范围也更广，它被定义为“为了维持政策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力量传送”。“战略更侧重武装人群的调动，大战略也包括这些调动，但它还包含这些调动背后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动力……因此，我们所理解的大战略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和外交家。”(6)


    作为一位后勤战略家，拿破仑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无可匹敌——或许要去掉蒙古人速不台（Subutai），就我们把为数不多的历史记</a>载拼凑起来、从中了解到的他的作战经历来看。古代人和拿破仑与现代的前辈们一样，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那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军队组织使得拿破仑实现的种种组合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困难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由德·布罗伊（De Broglie）(7)首创的师团制诞生。在这之前，我们也能看到分遣队，或者偶尔也有两军的组合，像尼禄对阵哈斯德鲁巴那次经典的向梅陶罗河进兵，但这种组合的范围和变化难免有限，直到军队开始以自足的独立战略部件——现代的师或军团——组织起来，而拿破仑这位天才正好赶上了，可以开发利用这些新的可能性。但是在拿破仑以前时代固有的限制内，我们可以很公平地说，西庇阿展开的一系列战略行动在古代世界是无与伦比的。对卡塔赫纳那次鹰一样的突袭，计划得如此周全，以至于迦太基人的三支军队都无法及时驰援他们的基地。还有在哈斯德鲁巴·吉斯戈或马戈能够与之会合之前，对哈斯德鲁巴·巴卡几乎同样大胆且计划缜密的打击——我们从波利比乌斯那里了解到时间有多么紧凑。对于这些战略行动是否有意为之，没有任何疑问，不像很多战略行动，是在通过现代人眼光看待古代战争艺术的军事评论家们作出的假设基础上，被归到了古代指挥官的账下。波利比乌斯和李维都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西庇阿在脑子里算计好的。再者，西庇阿自己监视哈斯德鲁巴·吉斯戈，而西拉努斯率领的分遣队在汉诺和马戈还没有得到他接近的消息之前就调动了起来，并向他们发起了进攻。这次行军有多迅速，敌军的败北就有多彻底。


    接下来是通往伊利帕的大师级调动，通过这种办法，他的前进方向切断了哈斯德鲁巴和马戈通往加的斯的交通线，这也意味着如果他们战败的话，撤退到他们那个坚固基地的路线会被巴埃提斯河（瓜达尔基维尔河）阻隔。最终结果既表明了他的算计是对的，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结果是迦太基军队被歼灭。这似乎是历史上第一个对战略侧翼实施打击的明确例证。拿破仑在他那句重要的箴言“战争的重要秘密是掌握交通”中加以明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人们有时会说它首创于伊苏斯之战，但亚历山大的策略充其量是在战场上，而不是在战略方法上</a>，解释起来也很简单，大海阻止了向另一侧翼的调动，而皮纳鲁斯河（Pinarus）的弯道则是决定了调动的方向。


    诚然，西庇阿在伊利帕的战略意图只是一种假设，李维和波利比乌斯也都没有明确交代；但这次推进的种种既成事实，以及后续更多的既成事实，组成了一个无比牢固的间接证据链。就连一贯贬低西庇阿的道奇也强调了这种对战略侧翼的威胁。


    往下讲他的非洲战役之前，我们可以先注意一下西庇阿在洛克里对汉尼拔的先手和给他设下的陷阱。然后我们还会注意到，登陆非洲后，他首先关心的是要获得一个安全的作战基地，在转入进攻之前便已履行了安全原则。看他用乌提卡附近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挫败敌人占据优势的兵力集中。注意他在大平原攻击哈斯德鲁巴和西法克斯时是多么迅速，他们新征募的兵员还没来得及组织和巩固，以及后续他又是如何监视的，这次的监视对象换成了迦太基，而他的分遣队则是在莱利乌斯和马西尼萨的率领下将西法克斯踢出了这场战争。最后是他向巴格拉达斯河谷的进兵，他的这一举动同时既能迫使汉尼拔跟进，又能加快他自己与马西尼萨从努米底亚带来的援军会合。他已经完全掌控了战略的棋盘，甚至能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战术工具发挥其特色的战场。然后，在扎马之战结局已定的时候，他趁迦太基市民还没有从士气打击中重新振作起来，直捣迦太基。


    非要说的话，他的战略中有哪些错误可以被认为是失策呢？对军事评论的研究表明，他的批评者们只提出了三点——哈斯德鲁巴·巴卡和马戈相继逃出了西班牙，再就是西庇阿登陆非洲后没有立刻围攻迦太基。要如何回击也很明显，试问从个人因素的角度看重要性远在那两个人之上的大流士有多少次从亚历山大手中逃出，恺撒在法萨卢斯之后为何放走庞培，抑或汉尼拔在特拉西梅诺湖或坎尼之后为何没有向罗马进兵——还有更不充分的理由。但是，除了要抓住一个没有军队的个人极端困难这一点之外，希望前面的章节已经可以驳倒这些言之无物的批评了。甚至在巴埃库拉之后，西庇阿的兵力也依旧明显弱于西班牙境内的迦太基部队，往远了说，哈斯德鲁巴也只能带着一支弱小的分队躲过西庇阿的监视，越过比利牛斯山，以至于被迫在高卢招兵买马，过了两年才得以向意大利进军。马戈的逃脱更多的还是个人主义的努力。至于立刻向迦太基进军的问题，如果西庇阿当真用他最初带到非洲的那么一点点兵力去围攻迦太基这样一座巨大的设防城市，那他就不是将军，而是一介莽夫了。他首先寻找安全的作战基地才是明智的，最明确的证据就是敌人压倒性的兵力集中，多亏他很有先见之明地组建了“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方才得以避敌锋芒。


    在亚历山大的履历中，甚至连他在现代的传记作者们都没有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后勤战略实例，除了某些迅速的行军，例如从培利亚（Pelium）向底比斯（Thebes）的那次行军。没有组合，也没有将住敌人的组合。他的长项是大战略，我们后面会讲到。


    汉尼拔也是一样，他的后勤战略主要就是直接行军，以及在确保交通安全上值得称道的小心谨慎，除了他在波河一线上的调动非常有争议的目的以外，那一次实际上是把老西庇阿和他的执政官同僚森普罗尼乌斯（Sempronius）分开了；其次是他对罗马的佯攻，试图减轻盟友在卡普阿（Capua）受到的压力，尽管他的意图很明确，却失败了。在这些事情上他也有诸多闪失，首先，他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冒险行军的优势，因老西庇阿走里维埃拉（Riviera）路线从罗纳河更快返回而受挫；其次，他未能阻止森普罗尼乌斯与老西庇阿在特雷比亚河会合。后来，除了其他不容置辩的失败以外，他还有一次疏忽，就是没能利用坎尼之战的结果，甚至没有夺取卡流苏门，更不用说猛攻罗马了；他的进兵被费边和马克卢斯一次次避开；还有尼禄那个绝妙的诡计，汉尼拔对此一无所知，按兵不动，同时他的弟弟却在梅陶罗河被击溃。最后，我们看到他在扎马战前的预备行动中也输了西庇阿一步。汉尼拔虽然是一位极其伟大的战术家，却并不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战略家；事实上，他在这方面甚至还不如西庇阿之前的一些罗马将军。


    相比之下，恺撒在后勤战略方面比在战术方面更加突出。尽管他在高卢的很多行动都堪称经典，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些行动针对的是蛮族，而不是西庇阿、汉尼拔、尼禄和马克卢斯需要对付的那种训练有素的将军。在西班牙对抗庞培的副将时，他凭借高超的本领脱离了也许本不该踏入的险境。然后是在希腊，他通过分兵，丢弃了兵力优势，在季拉基乌姆遭遇了一场近乎灾难性的惨败，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他说：“如果敌人中有人要取得胜利的话，今天的胜利就是他们的。”如果我们忽略对手素质的话，他的撤退确实是一项卓越的壮举，但是后来他试图阻止庞培和西庇阿·纳西卡（Scipio Nasica）会合未果，不得不在没有分遣队的情况下与一支集中的部队在法萨卢斯交战。他的战术扭转了局势，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反思他的战略。


    如果我们称西庇阿为古代人中的后勤战略第一人，那么他比之拿破仑又如何呢？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历史论，即评价一个人必须根据其所处时代的条件和工具，因此我们不仅要指出西庇阿必须与之配合的这个不可分割的组织结构，还要指出他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者，而拿破仑却可以依赖各个时代积攒下来的经验。但是我们宁愿放弃这种合理、正常的检验方法，因为这必然会使真正的比较无效化，我们就是要大大方方地承认拿破仑在这一领域的至高地位。西庇阿作为战术家的优势足够扳回这一局了。按照几乎是公认的看法，拿破仑的战术水准要低于他的战略水准，正是这个补偿因素导致军事批评界将汉尼拔和拿破仑一并归入伟大名将之列——我们认为这个因素更适合用来证明西庇阿胜过拿破仑。


    我们从后勤战略讲到大战略。这既属于战争范畴，也属于和平范畴，因此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最好还是讨论一下有助于赢得战争的大战略，把西庇阿的大战略中以后续的和平为目标的那部分留到我们研究他的政治家身份时再说。


    如果我们对公元前210年至前190年的考察已经达到了历史目的，那么有一点应该很清楚了，那就是西庇阿表现出了对战争的三个领域——心理、精神和物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当今最进步的政治军事思想中也才刚刚开始出现。此外，他还把这种理解转化成了实际行动，这种方式我们可能会在下一次大战中实现——更有可能的是，到公元2000年时，我们将会幸运地摆脱物质上的那套固定模式。


    想要证据的话，就去看看他从罗马至暗时刻的谷底开始，稳健、坚定地向上攀登，到达他目标的顶峰，并把罗马的旗帜插在阳光照耀下的世间权力之巅，在这一过程中迈出的渐进、协调的步子吧。西庇阿并非只是一名单纯的战争运动员，而是一位登山家。选择方针路线时的远见，和使他能够跨越障碍的外交才能，在他身上就好比攀岩技术之于攀登者。他意识到了为每一次新的推进确保基地安全的重要性，这是他的冰雪知识，而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则是他的冰镐。


    只见他一到西班牙，就多方打听迦太基军队的位置，以及卡塔赫纳的重要性和地形。他的天才告诉他，这里就是迦太基势力在西班牙的基地和中枢，并向他展示了这样一种打击——对士气和经济的打击，而不是对纯粹的军事目标的打击——的可行性、方式和效果。


    夺取卡塔赫纳之后，我们注意到了他安抚市民的明智举措，这样做确保了他夺得的城池不会被内奸出卖，此外还使他能够把市民转化为积极参与防卫事务的伙伴，以此节约驻军的军力。迅速释放和照顾西班牙人质，是何等重大的外交突破！如果说拿破仑的存在抵得上一个军团的话，那么西庇阿的外交手腕完全抵得上两个军团。它把敌人的盟友转变成了自己的盟友。


    他明智地克制住了进一步的推进，以便将夺取卡塔赫纳及其后续行动对士气和政治的影响发挥出来，这也是大战略。因此，哈斯德鲁巴·巴卡见西班牙人纷纷归降西庇阿，不禁出兵进攻，这使得西庇阿能够在另外几支迦太基军队赶来之前打败他。胜利再一次为外交铺平了道路，正如外交反过来也会为更多的胜利铺平道路一样。他把西班牙俘虏送回了家，没有索要赎金，而且更精明的是，他让马西尼萨的外甥带着厚礼返回——确实，在历史上，投入在礼物上的金钱从未带来过比这更丰厚的最终红利。


    接下来，我们注意到西庇阿迅速将汉诺刚有苗头的威胁扼杀在了萌芽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克制，避免将兵力浪费在一些小打小闹的、付出与收益不成比例的围城战上。西庇阿在西班牙的行动所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也同样值得注意，李维告诉我们，这一年，在意大利的汉尼拔破天荒地陷入了无所作为的窘境，因为迦太基更急于保住西班牙，所以汉尼拔没有从本土得到任何补给。


    从这时起，西庇阿的大战略就是要不断解除罗马受到的压力。他在西班牙的成功，迫使迦太基人将原本可能在意大利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兵力投入到西班牙，而在伊利帕，他将这些军队从军力对照表上一笔抹平了。


    西班牙胜局刚定，还没等转而进行单纯的清剿行动，他的大战略眼光就聚焦在了非洲。他勇敢地拜访了西法克斯，与马西尼萨会面并将其派往努米底亚——这是做了两手准备，很快就将一箭射中迦太基的心脏。在选择真正目标的示范课上，以及在面对所有艰难险阻时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一目标上，接下来的这几年是一盏永远的明灯。他谋划、筹备、向着目标不断努力。在他所面对的困难中，敌人的军事干涉几乎可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了。男女之情挫败了他最精明的一次外交行动，但他的计划实在太灵活、太周密</a>了，甚至连这次打击也只能产生一时的影响。嫉妒的对手、目光短浅的政客、军队里的“顽固派”，都在尽最大的或者说最糟糕的努力阻挠他的计划，在这件事上没能得逞，他们就给他制造障碍，削减他的兵力。他把投机者和被贬的部队打造并训练成了一支全新的军队。然而他从来不会作出欠考虑或者不明智的举动，始终不忘安全原则。他再次通过外交手腕，把西西里岛打造成了一个可靠的供应源。他派出一支负责侦察的远征军去理清非洲的局势，在了解到马西尼萨的重大缺陷时，他拒绝在自己的武器铸成之前匆匆投入行动。当他登陆后，最先的努力方向就是要获得一个安全的作战基地。他准确判断出迦太基和自身位置的优势与劣势，根据现有的手段尽善尽美地调整即时目标。后续的每一次行动都是为了扣除迦太基的军事和政治存款，将余额转移到自己的账户上。当这个最终目标在距离上如此接近时，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接近，但他所表现出来的克制，在一个如此年轻、如此少年得志的指挥官身上，几乎可以说是奇迹了。但他早已意识到，西法克斯和马西尼萨是迦太基势力在非洲的两大支柱，在他尝试打掉迦太基势力之前，他的首要目标是破坏它的稳定，采取的办法就是带走一方，端掉另一方。就在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时候，激情再度插手，对他的军事成就构成了威胁，正如之前妨碍他外交的那次一样，但他用大师级的心理攻势挫败了索芙妮丝芭的诡计，避免了危险。


    现在安全有了保障，他便瞄准了迦太基本身，并很有代表性地在迦太基的视线范围内停了下来，如果可能的话，想要不战而屈人之兵，避免实际围城的消耗，从而实现终极的战力节约。这一招成功了，迦太基屈服了，而此时的汉尼拔还远在海外，无力援助。当对方言而无信、严重违反条约时，西庇阿也并非毫无防备。他通过一系列新奇、迅速的行动，对军事、经济和心理棋子进行了完美组合，在短时间内挫败了对手。在历史上，说到政策的连续性、物质与精神力量的结合，以及成就的完满，还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吗？西庇阿就是大战略的化身，因为在历史上，他的战役是最能体现大战略意义的实例。


    作为首位大战略家，亚历山大当然是在西庇阿之前，但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他在精神和经济方面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像西庇阿那样，以神机妙算为特征，单单是他的任务本身就简单得多，而作为专制君主，他也没有西庇阿那样的内部障碍需要去克服。最重要的是，西庇阿所处的环境与现代的政治和组织条件极为相似，因此他的大战略对当今的我们来说是如此鲜活的研究对象。


    要论规模的话，亚历山大的成就可能胜过西庇阿——不过实际上也并没有超出太多，因为如果说亚历山大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从多瑙河到印度河、在他死后便分崩离析的帝国，那么西庇阿则是为罗马建立了一个从大西洋延伸至黑海和托罗斯山脉的帝国——一个经久不衰、不断壮大的帝国。亚历山大是在腓力打下的基础上建立的，而西庇阿却是在罗马势力位于意大利的基础被外敌动摇之时登场的。亚历山大的战略也有严</a>重缺陷——当他在小亚细亚巩固进攻基地时，面临着失去欧洲大本营的严重危险。他遣散了他的舰队，从而把欧洲的海岸暴露给了占据优势的波斯舰队，而大流士手下一位能干的指挥官门农（Memnon）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希腊煽动叛乱，在那里，不满的余烬在亚历山大的后方闷烧。只是门农之死让亚历山大逃过一劫，并为他实施通过对波斯海军基地的陆上攻击削弱波斯海上力量的计划赢得了时间。再者，由于战略侦察不到位，亚历山大不慎经过了埋伏在叙利亚北部的大流士军队，大流士军队南下切断了他的交通，多亏他在伊苏斯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方才免遭此劫。这与西庇阿每次行动前必有的彻底的战略侦察和情报搜集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说亚历山大的大战略在数量上以微弱优势取胜，那么西庇阿的大战略显然在质量上更胜一筹。


    将西庇阿与拿破仑进行比较时，如果我们承认后者在后勤战略上的优势，那么我们也必须把他在战术上和大战略上的劣势与之相抵。作为一位大战略家，拿破仑的资格不仅因为他未能实现大战略的目标——繁荣且安全的和平——而受损，还因为他在对手的心理上、在自身行动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上，以及后来在军力和资源的挥霍上犯下了一些错误。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虽然亚历山大有腓力打下的军事基础可以依靠，汉尼拔有哈米尔卡，恺撒有马略，拿破仑有卡诺（Carnot）——然而西庇阿却只能在灾难的基础上重建。


    我们将比较的内容从将才转到性格。在这方面，如果要一一列举西庇阿为人所具有的卓越品质，未免太无趣了。他的稳健、他的自制、他的人道、他的风度、他对部下的强大影响力——这一点所有最伟大的名将都有——他精神的激越，这些都闪耀在他的言行举止中。关于他的私生活，我们除了推断外，所知甚少。他娶了在坎尼阵亡的执政官埃米利乌斯·保卢斯（?milius Paullus）之女埃米利娅（?milia）为妻，这段婚姻显然是在他从西班牙返回后、前往非洲之前结成的。


    从流传下来的一两则轶事来看，这段婚姻似乎很幸福，西庇阿似乎比当时的一般男人更尊重妻子的意见。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爱好在加图眼里过于奢侈，她可能是遭到加图抱怨的罗马女性社会的领袖之一——她们在城里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或者乘坐马车”，这样会破坏社会结构，引发不满。西庇阿对妻子的纵容，以及他对待妻子比对待奴隶更好的反传统做法，无疑是加图耿耿于怀的因素之一。关于萃取自西庇阿家庭生活的道德影响，最好的证据是间接的。他们的女儿科尔内利娅（Cornelia）嫁给了提比略·格拉古，显然是在他如此大度地维护了西庇阿的名誉之后，她也是格拉古兄弟的母亲。她对两兄弟的教育方式，以及她用来激励这些未来改革家的道义，书写了史册中最崇高的一页。


    瑞士画家安吉莉卡·考夫曼（Angelika Kauffmann）的《格拉古兄弟之母科尔内利娅》（Cornelia，Mother of the Grhi，1785）。


    在家庭领域之外，西庇阿对社会史的影响在于他对希腊文学与哲学的热爱和引介。“他是一个很有知识文化的人”，他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能讲能写——据说他用希腊语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在他所有记录下来的言行中贯穿始终的人生哲学，显然要归功于他对希腊的研究。他似乎汲取了希腊和罗马的精华，并把它们混合在一起——褪去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粗糙与狭隘的同时，又不至于减弱其活力。他的影响如此显著，以至于我们可以颇为公允地称他为罗马文明的奠基者。“礼数的兴起，他们对礼节的爱好，以及对文学的热爱，都要归功于他。”关于他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有一个感人至深的实例，铭刻在他对诗人恩尼乌斯（Ennius）的友谊和钦佩中，这份敬意如此深刻，以至于他留下指示，在他死后，诗人的胸像要和他自己的胸像一起放置在西庇阿家族的墓园里。然而，正是作为文明与人文科学传道者的影响，为他招来了守旧派罗马人的深仇大恨，因为他激起了他们的恐惧。加图和他的同类可能会原谅他在军事上的成功和自信，但什么也弥补不了他在引入希腊习俗、哲学和文学一事上的罪行，除了让他身败名裂。相比于他对心胸狭隘之人的鄙夷和对被征服敌人的宽厚，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更大，对他的影响力造成的破坏更大，也不是没有可能。他的敌人能够对他的品格提出的指控就只有这么多了，这一事实或许正是他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最有力的证据。因为敌人的恶意会紧紧盯住任何可能的缺点，因此，强加给一位伟人的指控就构成了一个衡量道德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进行比较是最好的办法之一。


    以此来检验的话，古代的伟大名将中，只有西庇阿一个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明确道德污点的指控。诚然，我们可以忽视汉尼拔的大多数罪状——不敬、贪婪、背信弃义以及超出时代习俗的残忍。但亚历山大不一样，无论我们对其他的罪名如何宽容，他终究还是会被判定为缺乏自制力、脾气暴躁、怀有成见、残酷无情、不讲道义，比如对待帕曼纽，野心勃勃的自我中心近乎自大狂，还有醉酒时的流氓习气。亚历山大与阿喀琉斯有着同样的缺点。


    同样，恺撒的众多优秀品质也不能掩盖他的拈花惹草、政治腐败和阴谋诡计，以及激励他建功立业的、主要是出于一己之私的动机。可以将恺撒与西庇阿的职业生涯作一番很有意思的对比。试比较恺撒通过阴谋和威胁取得高卢行省，与西庇阿在逆境中响应国家的召唤、赴任西班牙。试比较恺撒为了征服罗马而组建和训练军队，与西庇阿为了从外敌手中拯救罗马而做同样的事情。试比较恺撒跨越卢比孔河与西庇阿跨越巴格拉达斯河——以及他们各自的目标。试比较恺撒因战胜罗马同胞而获得凯旋式的荣誉，与西庇阿因战胜西法克斯和汉尼拔而获此殊荣。最后，如果真的可以“观其友，知其人”，那么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喀提林（Catiline）与莱利乌斯和恩尼乌斯吧。拿破仑曾有言，“沾满了公民鲜血的桂冠不再是桂冠”，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倒也很奇怪。因为拿破仑的野心榨干了法兰西的鲜血，正如恺撒的野心让罗马血流成河一样。把桂冠从这两个人的额头上摘下来就足够了，还能使他们与西庇阿——这位为国家无私效力的、鲜血与战力的最高经济学家——的对比更加强烈。拿破仑为何要在他的军人典范名单中忽略西庇阿，还用得着猜吗！


    以任何道德标准来检验，西庇阿在伟大名将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灵魂的伟大与纯粹，我们可能会指望在哲学或宗教领袖身上找到，虽然并不一定找得到，但在世界上最优秀的实干家身上，几乎无处可寻。那位一个世纪前为西庇阿写下唯一一部英文传记的牧师，他的作品过于简短，不乏史实错误，也完全省略了对西庇阿军人身份的研究，这些都是它的短板，但当他说西庇阿“比最伟大的恶人更伟大，比被认为最优秀的善人更优秀”时，还是闪现出了难得一见的洞察力和创造金句的天才。


    最后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作为政治家的西庇阿——他的大战略中的这一部分明确存在于和平状态。1739年编写了西庇阿生平故事的塞朗·德·拉·图尔神父（Abbé Seran de Tour）把它献给了路易十五，并在献词中写道：“一位国王只需以整个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为榜样。似乎是上帝专门塑造了这位英雄，用来向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们示范秉公治理之道。”恐怕路易十五并没有学好这一课，他在议事桌上“张口，少言寡语，完全不思考”，他的一生充满了庸俗的恶习，却没有远大的志向。我们不禁怀疑这位神父是在含沙射影地讽刺。


    当西庇阿登上历史舞台时，罗马的势力甚至还没有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她所控制的狭小领土还受到汉尼拔的侵占，更有汉尼拔的存在本身的严重威胁。在西庇阿去世时，罗马已是整个地中海世界无可争议的女主人，放眼望去没有一个可能的对手。这段时期发生了整个罗马历史上范围最大的扩张，要么是直接归功于西庇阿的行动，要么是由他创造了可能性。如果从领土的角度讲，他是罗马帝国的奠基人，但是从政治的角度讲，他的目标并不是吸收地中海的其他民族，而是管辖他们。他沿用了罗马的旧政策，但作了扩充，他的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而是建立一个有唯一首领的邦联，在这个邦联中，罗马应当在政治和商业上占据优势地位，她的意志应当高于一切。这与现代的情况极其相似，因此研究他的政策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恺撒的做法为罗马势力的衰亡铺平了道路。西庇阿的做法使一个由强盛国家组成的世界共同体成为可能，它承认罗马的霸权，但保留独立的内部机构，这些机构都是滋养和延续这个政治体的生命所必需的。但凡西庇阿的继任者们有一丁点儿他的智慧和远见，罗马帝国都可能采取与现代的大英帝国相类似的方针，围绕罗马势力的中心构建一圈半独立的、强健的缓冲国，这样的话，也许可以挡住蛮族入侵，改变历史进程，文明的进步或许也可以免于千年的昏睡和几乎同样漫长的恢复期。


    仅仅是他的和平条件，就足以使西庇阿立于世界上的伟大征服者之巅——他完全没有报复心，他巧妙地将被征服者受到的苦难减至最低，却保障了军事安全，他严格避免吞并任何文明国家。这些和平条件并没有留下报复或侮辱的烂疮，因此为把敌人转变成真正的盟友、罗马势力的有力支柱铺平了道路。西庇阿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大战略，集中体现在他名字的含义上——“权杖”。


    他政策的品格一如</a>他的人品，不屑于吞并领土那种华而不实的荣耀，正如他对王权不屑一顾，仁慈的领导才是真金。西庇阿为罗马的利益和伟大而努力，但他并不是狭隘的爱国者，而是一位真正的世界政治家。西庇阿与恺撒的区别可以提炼为一句话：“扎马把世界交给了罗马，法萨卢斯把它交给了恺撒。”但即使是这句话，对西庇阿也不见得完全公平，因为他看得比罗马荣耀的伟大更长远，已经达到了她为人类所作贡献的伟大。他不是国际主义者，而是最广义、最褒义的超国家主义者。


    阿提拉被称为“上帝之鞭”，而从汉尼拔到拿破仑，大多数伟大名将对目标的概念都只停留在把敌人打服的层面上，或者充其量是把他们祖国的敌人打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种谬论就这样为一种同样目光短浅的反应铺平了道路，致使格林（Green）在他的《英格兰人民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中写道：“历史学家们把历史变成了区区同胞相残史，这简直是一种耻辱。”紧接着，他又荒谬地宣称“战争在欧洲各国的真实历史中只占一小部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现代历史学派，他们很不合理地试图在著史时不提战争，更不用说研究了。忽视战争作为一种世界性力量的影响，就是让历史脱离科学，把它变成一个童话故事。西庇阿的大战略是指明历史研究正途的路标。西庇阿至少可以像其他任何一位伟大名将一样有效、出色地实施军事打击，但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打击，还有打击的目的。他的天才让他明白，和平与战争是让这个世界运转的两个轮子，他提供了一个杆子，或者说是轮轴，把这两个轮子联系在一起并加以控制，确保它们步调一致向前进。西庇阿完全有资格万古流芳，因为他是罗马与世界之杖，而非罗马与世界之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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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英国军人、政治家、外交家，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霸权的关键人物。——译者注


    (2)分别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法国元帅、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的奥地利元帅、法国大革命战争中的奥地利军队指挥官和普法战争中的法军指挥官。——译者注


    (3)二者均为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将军。——译者注


    (4)巴亚尔即法国贵族巴亚尔领主皮埃尔·泰拉伊（Pierre Terrail, seigneur de Bayard），通称巴亚尔骑士（Chevalier de Bayard），被同时代人和后世视为骑士精神的典范。——译者注


    (5)即乔治·泰勒·丹尼森三世（George Taylor Denison III），加拿大律师、军人、作家。——译者注


    (6)“Reformation of War，”by J.F.C.Fuller.


    (7)即维克多·弗朗索瓦·德·布罗伊，第二代布罗伊公爵（Victor Franedil;ois de Broglie, 2nd duc de Broglie, 1718—1804），法国元帅。他将师团制从理念化为实践，在七年战争中取得了成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