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3个月前 作者： 贺凯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的一百年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为创巨痛深的一次重大变革，也遭受了近代时期每一个国家都曾经历的痛苦转型。史家通常把这一百年划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对应着非常专深的研究，第一个阶段是1911年到1912年间清朝的覆灭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发起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第二阶段是风雨飘摇中诞生的中华民国，它在1928年东北易帜后由孙中山</a>（1866—1925）创立、蒋介石</a>（1887—1975）领导的“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三是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创立、毛泽东（1893—1976）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新的中国正在浮现，但由于如下的缘由，其进程极为缓慢：中国幅员辽阔、地形繁杂，拥有八亿的巨大人口（1969年），这是任何一个社会规划者都无法回避的困难。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以一个高等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的姿态昂首阔步地走入近代，而非一个急于改变现状的国度；中国是一个文明的输出者，而非对外界的指导感恩戴德</a>的接受者。与诸多当下的落后国家的人们相比，中国人在接受现代化的好处时显得迟滞，并喜欢像过去一样，强调它的种种弊端。
美国人等外国人常常倾向于将中国近代史</a>上的多灾多难错误地归咎于中国人自己，其实外国人难辞其咎：鸦片贸易、领土侵占、经济剥削等等。但真正改变近代中国的动力却来自中国人自己。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情形时，接连掌权的中国领导人对传统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制度、社会经济模式以及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新评估，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剧变。这些再评估或许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或三股思潮：一是1850—1928年的保守改良主义；二是受西方影响的渐进的革命主义，这一股思潮自19世纪90年代起，时至今日还是台湾地区的准则；最后一股是真正的革命激进主义，自1919年前后兴起，以毛泽东思想为体现，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
在19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和汉族统治者为了应对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入侵，开启了所谓的洋务运动，引入西方科技，同时又保证不会破坏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和传统的意识形态。洋务派建立了西式的军工厂、轮船公司等现代化机构，同时又保留了祖先的社会制度并提倡儒家学说。自19世纪70年代起至90年代，中国看似已然成功适应了新的国际环境，即使这种表象后来被证明具有误导性，这场运动也不合时宜，但洋务运动的思想内涵还是延续到了1912年帝国陨落之后。1928年前，雄踞中华民国各地的军阀就是这股保守思想的代表。最终，这股改良主义思潮还是失败了，因为它无益于改善国内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状况。
到了19世纪末，一部分中国领袖意识到，仅仅将西方技艺嫁接到传统政治和社会秩序上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在于清朝统治者的因循守旧，代议制的立宪政府是西方国家的力量源泉和日本崛起的动力。于是，改革派力主中国在吸取西方科技之外，还应采纳西式的政治制度，但他们面对的是不愿意动摇传统秩序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的保守派。这股思潮是孙中山及其学生蒋介石的主张，由二人创立、领导的国民党从1928年开始逐渐通过立法、教育以及一系列公私混合的资本主义改革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1949年后，在避难地台湾，国民党人遵循这些政策理念实现了政治稳固，其生活质量也仅次于日本，位列亚洲第二。然而在大陆地区，渐进主义之路在与地主、日本人和共产党的斗争中几乎了无希望。无论何时，渐进主义者都无法成</a>功，同之前的保守派一样，他们不愿意及时回应日益尖锐的农民问题。
与中国封建传统决裂的、更彻底的革命激进主义在1919年著名的五四运动后兴起。五四运动一开始只是抗议《凡尔赛和约》的爱国运动——和约中确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的合法性——但运动迅速扩大，人们开始力挺“德先生”“赛先生”，并反对各类传统。苏联将更多的激进分子引入这场思潮之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的态度即使不是敌对的，也是极度不耐烦的；同时，农民阶级的不满也在与日俱增。在二战和随后的内战期间，毛泽东机敏地将知识界的激进主义、农民的不满和爱国主义融为一场革命所需要的政治和军事武器。毛泽东通过农民阶级的大规模运动——这股势力正是先前的中国改革者和革命派嗤之以鼻的，发动了一场旋风式的社会革命。总而言之，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意识到了国民党很难自上而下地做出逐步的改变，于是发起了自下而上的迅猛革命。
中国的百年动荡造成了不计其数的伤亡和物质破坏，在其他方面的损失也同样巨大。传统的政治结构消失殆尽，传统上关于大家族的理念也彻底湮灭，核心家庭在社会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传统的民间信仰被公然否定，传统儒学不再受尊崇，反而被指责为在传统上制约人们的封建束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上的这些不足又被实际的发展所弥补。通过对乡村地区富有想象力的结构性和技术性调整，农民长期存在的积怨在很大程度上被缓解了。1949年后，百姓再也不会遭受之前司空见惯的大规模饥荒了。阶级差异被缩到最小，女人获得了与男人同等的地位，这一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法与中国相比较。农业的快速增长为快速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因此，中国现在能够制造汽车和卡车，也能生产自行车、电视机、收音机、飞机、铁路以及更加复杂的现代武器，如原子弹。此外，中国人流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其情感之强烈超越了最辉煌的帝国时代。教育更加普及，识字率上升，人们能够以史无前例的平等姿态参与到国家文化和政治大事中去。
除却上述变化，中国的历史如影随形地笼罩着近代中国。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传统上的某些特性还在很大程度上残存。尽管具体的制度性结构改变了，但国家依旧以一个选贤与能的官僚体系管理。它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依靠模范的身先士卒，不如说是倾向于通过法律来执行。商业和工业依旧受国家管控，以服务国家并满足国家的优先需求。毛泽东思想秉承了中国长久以来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的乐观精神。而这并不意味着事物的变化越大，它们就越发趋同。但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在共产主义道路中发现了能够解决近代难题的方法，而这套方法与传统的、截然不同的中国道路最为匹配。
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新秩序是什么形式的，在稳固社会之外，它是否能够给予中国一个与其伟大的文化遗产相匹配的地位，这些都是当代世界史中最引人注目的论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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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出版于1975年，时至21世纪的今天，历史与现实已有极大变动。——编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