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尔男爵[1]和他的传记作者

    费希尔男爵$


    Elliot & Fry，Ltd.$


    现如今，等待一位杰出人物的身后传记，十年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不止一位成名记者尝试过撰写费希尔男爵生平的工作。现在问世的两大卷本是他的老友及信任的代理人培根海军上将的作品。[2]我们将怀着对费希尔那奇特而富有活力的个性的浓厚兴趣阅读它们。可惜的是，培根海军上将完成这项任务时，蓄意再现了围绕在那个伟大的老水手身上的敌意和争论。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都乐于坦然面对不快的事件，让过去成为过去。在与费希尔男爵有关的难忘事件的讨论中采用一种仇恨和争议的方法，对于我们对他的缅怀没有真正的益处。他的朋友只能希望，这些匆匆拼凑的记录不是他自己的时代对“水手”费希尔的最终评价。


    因为与这些事件有牵涉，我首先来说说培根海军上将。培根是个精力充沛、野心勃勃和精明能干的舰长。在本世纪初完成的英国海军火炮技术的大复兴中，他与费希尔男爵紧密联系在一起。费希尔男爵任第一海务大臣时，培根舰长正在地中海舰队指挥一艘军舰。他从驻地给时任第一海务大臣的密友及支持者写了一系列书信，有力有利地描述了地中海舰队对费希尔新改革的感受。因为地中海舰队司令贝思福（Charles Beresford）男爵敌视这些改革，培根的描述虽然也许因其私人特征而不为人所知，但如果公开，它们将被看成与直接上司的分歧和与第一海务大臣的特殊关系。


    收到这些信，费希尔非常高兴，认为它们很有力地表明了他正在发展和实施的政策相当正确，于是让海军部印刷厂用他自己那醒目的印刷格式印出来。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让它们在专业和政治圈子里相当自由地四处传阅。一份副本传到现已不发行的报纸《环球》（Globe）编辑手里，培根立即因为对上级军官的不忠诚和不专业的举动受到谴责。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关心这次已经过去的争议的细节。海军部委员会认为培根没有写出任何不恰当的内容。他得到继续工作的机会，但考虑到事件造成的影响，他决定退役；不久后，费希尔男爵本人也辞去第一海务大臣职务。培根时值盛年，拥有大量宝贵的技术知识。大战前的皇家海军扩张要求数量大大增长的工厂来制造战列舰用的大炮和炮塔。培根出任刚刚转向海军生产的考文垂铁厂的经理。从1907年到大战爆发，他在那里起劲地阴燃着。


    现在，在他的文字中，他似乎受到一种个人不满和对我深恶痛绝的强烈感觉的驱使。这很冤枉，我将简单地谈一谈与他的关系。大战爆发时，我有机会就他正在制造的大炮和炮塔去见他。当时他声称，可以运到战场的重型榴弹炮能够摧毁欧洲所有现存要塞。这还是在列日和那慕尔陷落前。看到现实事件证明了他的判断和印象，我指示他制造10来门15英寸的榴弹炮。他答应在半年内完成。这些当然是当时曾设计出来的同类武器中最大的。为了激励他的行动，我答应他，如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合同，他可以自己在前线指挥他们。对一名在争议中退役的军官，这条回到作战前线的道路当然是为他设置的最高奖赏。


    1914年冬，在我的建议下，费希尔男爵被召回海军部任第一海务大臣。1915年3月，培根舰长实现了他的承诺。他的巨型榴弹炮中的两门已经由他亲自指挥，在法国开火。我们的海战前线最重要的关键职位之一多佛尔巡逻舰队司令一职碰巧空缺。我知道费希尔男爵想让他的老下级和替罪羊回到海军。我还知道他自己不好意思提出这事，我觉得拥有非凡的机械天才和个人动力的培根将是多佛尔警戒线的不二人选，因此我向费希尔男爵提议任命他。老人对我深表感谢，培根舰长则成为负责多佛尔海峡的海军上将。


    在他的《费希尔男爵生平》中，培根屡次抱怨让一个文官当上海军大臣，抱怨一介政客却拥有挑选最高级司令部海军军官的权力。他特别批判了我几年前对贝蒂（David Beatty）伯爵的战列巡洋舰中队司令的任命。一想到这些神圣事务由一个纯属政治身份的人物来处理，该多令人震惊啊！但我必须谦恭地指出，正是因为这同样的文官影响力，才有了他先重新进入作战现役，再获得他一生最大的机会。从严格的专业精神方面来判断，海军部委员会当时连一刻都不会考虑一个在海边慢慢腐朽的退役军官那点可怜的请求。在他们眼中，他对司令官的不忠已经玷污了他的记录。


    两年时间里，就我的估计，培根海军上将的工作极其出色，但1917年，重启的德国潜艇战的全部力量压向我们时，情况表明太多太多敌方潜艇正顺利通过多佛尔海峡，来猎杀我们在英吉利海峡的运输船和船队。在形势的急迫压力下，培根被剥夺了指挥权，罗杰·凯斯（Roger Keyes）被任命接替他。这一改变后几周内，英国恢复了对多佛尔海峡的控制，几个月内，不少于九艘试图通过海峡的德国潜艇被摧毁。此时，我早已不再负责海军部。经历了在法国服役或无官无职的近两年时间后，我成为军需大臣。我因而能够了解到事实情况，并且能够确定，不管培根在第一年发挥了多大作用，他都过深地陷入技术研究中，疏远了在他职责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军事方面。然而，我知道他的研发能力，很乐意地在我包罗万象的部门的技术机构为他找到工作。在此，他令我满意地履行了职责，直到战争结束。就这样，我连续三次向他提供了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刻积极为国服务的宝贵机会。


    既然我记下所有这些事，我意识到它们也许暗示了对我自己在选人用人上的某种批评。我认为这个批评并不公正，因为培根在他的每一份工作上都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服务。他是技术专家而非战术家，这一点使得解除他的多佛尔指挥权成为必要。那一点也没有减损他在其他领域和职责上发挥的作用。但不管对平时或战时海军任命方面的文官影响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指责，培根本人无疑是最不应该做出这些指责的人。我们可以让他就这样为一种引不起公众兴趣的委屈所毁灭，并且让他在忧郁中只能伤害到那些帮助过他的人。所幸他对此一无所知。


    要想让读者理解费希尔男爵所处的环境和身边聚集的能力出众但同时别有用心的一群人，这些关于培根海军上将的题外话是必要的。培根这面镜子映出从那个老人自己身上放出的一道光亮。费希尔身上总有一种对海军很陌生的东西。从没人评价他是纳尔逊传统所指那种“生死兄弟”的一分子。费希尔为人严厉，反复无常，报复心强，为愤怒带来的仇恨所折磨。当情况需要时，他会用为一般英国绅士或公学毕业生受到的教育所厌恶和避免的方法秘密或粗暴地行事，一直被看成海军部队里的“黑暗天使”。这位老水手不会害怕甚至不讨厌这个说法；相反，他引以为荣。他一直努力将自己与“无情、残酷、残忍”这些说法联系起来。“如果下级反对我，”他常常会说，“我会让他的妻子成为寡妇，让他的孩子失去父亲，让他的家成为粪堆。”他履行了这些残忍的宣言。“偏袒，”他在“弗农”号（Vernon）的日志簿上大言不惭地写道，“是效率的秘密。”在他第一次掌权期间，成为一名“费希尔派”——按海军的说法是在“鱼塘”[3]里——是获得晋升的必备条件。整体上，他的仇恨和手腕受到公众热情的驱使，我认为显著有助于公共利益。但在他和他的专业成果之后，侦探犬一路嗅着走过，时不时发出深沉的吠叫。


    1914年，让费希尔重回海军部是我在履行官方职责的过程中采取过的最冒险的步骤之一。当然，就我个人而言，那是最差的一步。然而，回首那悲惨的几年，我感觉如果需要凭我当时拥有的信息再次做出决定，我还会那样做。费希尔给海军部带来一大波对军舰建造的热情。他的天才主要在于建设、组织和激励。他很少关心陆军及其命运。那是陆军部的事。只要关系到资金，他会很高兴地凌驾于财政部之上。更多更快地建造各种军舰是他在1914年那个阴郁严峻的冬末带给海军部的信息，并且在我看来是唯一的信息。我关心的是战争整体及让英国海军的优势在这场战争中完全发挥的需要，很高兴地在主要海军同事身上发现了力量强劲但主要限于物质领域的势头。因此我尽可能给予他最大的自由，并且尽我所能地协助他。1917年，我和他离开海军部两年后，当德国重启大型潜艇战，我们海军力量的根基受到怀疑时，我们有理由高兴的是，所有这些军舰和大量小型舰艇正在涌向大海。这是费希尔的成就和贡献。这是决定性的重大成就，就我的估计，它值得付出一切代价。


    他的传记作者不遗余力地要证明他是个大胆的海军战略家和战争领导人。我们得知他有这样一份绝妙的计划：用英国舰队强行进入波罗的海，夺取该水域的制海权，切断德国的斯堪的纳维亚补给线，用一次向柏林的两栖进军解救俄国军队。确实，费希尔男爵频繁地谈到和写到这个计划，而且我们一起批准了大量平底船的建造。这种船有钢板保护，可供部队冒着炮火强行登陆。但我相信，他从没有形成过一份明确或连贯的作战计划。我更加相信，他在漫长和相对容易的准备阶段完成后，没有那份必然会需要的决心。他很老了。在与海军作战有关的所有事务上，他都不同寻常地谨慎。他忍受不了让军舰承担战役风险的想法。他形成了一个我们的高级海军军官普遍主张的教条，即英国海军的任务是维持我们自己的运输线畅通，封锁敌方运输线，并等待陆军完成他们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在口头和书面上，我用这样的问题来质问他，“进入波罗的海前，你首先要封锁易北河。你要如何做到这一点？你是否做好了封锁易北河所需的夺取岛屿和舰队作战的准备？在德军可以用全部力量从基尔运河两端自由出击的时候，你能不能分割舰队，用一部分进入波罗的海？”即使我们的关系很深，甚至非常密切，即使他的想法很勇敢，讨论时极其坦率，但他从不会面对这个相当明显的问题。我必须申明，我确信，他从未认真计划过要冒波罗的海行动的长期而可怕的危险，但他含糊而显眼地谈论这个无论怎么看都很遥远的计划，意在打消他明知我会向他提出的要求（事实上，这也是所有协约国政府，特别是威尔逊总统和美国政府向他们的海军将领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将海军力量更直接地用于这场战争的主战场。


    我曾在回忆录里详细描述过造成费希尔的短暂统治和1915年5月的辞职的事实。自我写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The World Crisis）后，几件重要的新事实曝光。例如，我不知道费希尔男爵在与我表面上亲密无间地共事的同时，还与议会反对党领导人暗通款曲。直到阿斯奎斯先生转给我时，我才读到费希尔离开海军部之后交给国王陛下政府的那篇惊人的最后通牒[4]。我一直满足于将他至此达到高潮的举动看成整体上属于精神崩溃的结果。我依然相信，这样的精神和斗志的崩溃是主要解释，并且是对他最为有利的理由。


    但培根海军上将迫使我们想起他的实际举动。他正与一位政治长官（丘吉尔）合作，双方建立了值得尊敬的互信和热烈宣称的友谊。按他屡次三番的说法，他对此人有重大的个人义务。得到战争委员会的全面批准，他与那位长官同意实施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三个多月时间里，他签署并且向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发送了每一道命令。他自作主张，为舰队增加了重要舰艇。在摧毁海峡外围堡垒，成功似乎有了可能，甚至大有希望时，他提出亲自出马，指挥强行通过海峡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行动。当形势开始转坏时，他开始缩减作战资源，在行动路线上设置障碍。他抵制了大部分必要补给、装备和增援的派遣。到此时，一支陆军已经登陆，两万人已经或死或伤。陆军正竭力坚守苦战赢得的阵地。他曾主张派出这支陆军，但推卸了与它的命运有关的一切责任。他的政治长官现在暴露在日益激烈的批评下，达达尼尔海峡行动遭到广泛指责。


    就在此刻，他不顾舰队和陆军的后果，否定自己对发动进攻这一路线的责任，以一个无关紧要的借口提出立即辞去指挥职务。他的传记作者向我们确认，提议中的对达达尼尔海峡舰队的增援中包括了超出他期望的几艘潜艇。他辞了职，拒绝履行最重要的职责，连指定一名继任的事都悬着。他回到家里，拉下窗帘，宣扬他已经在罢工这件事。他秘密与反对党领导人通信。首相以国王的名义指示他回去履职，他依然不为所动。他说不出任何理由，拒绝一切讨论。此时我们还在战争中，并且实际上处在它的转折点之一。在法国，我们的军队被打退。在达达尼尔海峡，他们处境危险。德国潜艇威胁着地中海的舰队；整个德国公海舰队驶出基地，进入北海。一场可能至关重要的海军战役的所有准备工作都由我在没有第一海务大臣的情况下完成。两支舰队正驶向对方，但负责的海军军官依然拒绝施予援手。几天后，当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发生时，他给首相寄去一份最后通牒，傲慢地详细列出他出任海军独裁官的条件，还说这些条件当然必须向舰队公布。


    这些不幸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培根海军上将将它们全部大白于天下，并且努力不去为它们辩护，而是不惜代价地给它们找借口。他承认辩护是不可能的。仅仅在他的字里行间引用它们就足以毁掉费希尔的名声。


    对于我，如我所言，我一直采用了精神崩溃的假设。战争这一刻的压力超过了他老迈的精神的承受力。他的举动的真正解释是歇斯底里而非阴谋。尽管他不遗余力地破坏一次很可能将战争时间缩短一半的行动，尽管他不经意地毁掉了我决定性地影响其进程的权力，我一直努力采用一个宽容的观点，给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我知道他的弱点和优点。我欣赏他的才华，也理解他的放纵。他以绝对的智力从海军同事中脱颖而出。我确信他没有那位笨拙的传记作者描绘的那般阴暗。常言说得好，人类事务中的无心之错永远多过刻意。在他逃避职责后遭到排斥的痛苦岁月里，我同情他。我甚至支持重新起用他。培根海军上将迫使我先于历史做出虽然是无意的严厉审判，对此我很遗憾。


    注释


    [1]费希尔男爵（1941—1920），英国海军将领。1854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曾参</a>加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1859—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882年入侵埃及的战争。1899—1902年任地中海舰队司令。1901年晋升为海军上将。1904—1910年、1914—1915年两度出任第一海务大臣，任内大力改革英国海军，使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海上优势。1909年被封为男爵。?


    [2]Life of Lord Fisher, by Admiral Sir Reginald Bacon.?


    [3]费希尔的名字“Fisher”意为“渔夫”。?


    [4]1915年5月19日，费希尔向首相阿斯奎斯送去了他“保证这场战争胜利终结”的六个条件：（1）丘吉尔必须离开内阁，他费希尔本人也不能在贝尔福之下任职；（2）海军元帅亚瑟·尼维特·威尔逊爵士（1842—1921），当时非正式地在海军部工作，必须离开；（3）应予任命一个全新的海军部委员会；（4）费希尔必须拥有对海上战争的完全控制权；（5）海军大臣的职责应被严格限制在政策和议会程序上；（6）费希尔必须对所有的新建设和造船厂工作及皇家海军的文职编制拥有完全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