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本书灵感来自一九四八年底，当时我住在纽约，刚完成《列车上的陌生人》，但《列车上的陌生人》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出版。那年的圣诞节前夕我有点沮丧，也很缺钱。为了赚钱，我到曼哈顿一家大百货公司担任售货小姐。那时正值所谓圣诞购物潮，前后大约持续一个月。我记得我只做了两个半星期而已。


    那家百货公司安排我到玩具部门的洋娃娃柜台。那里出售各式各样的娃娃，贵的和便宜的都有，有的娃娃有真人头发，有的是假发。娃娃的尺寸和衣服配件最为重要。有些小孩子身高还不及玻璃橱柜，猛拉着母亲或父亲往前看娃娃。最新款的娃娃会哭，眼睛会张会闭，有的还会用两只脚站着，当然也可以换衣服。这些娃娃陈列出来，令小孩子们目眩神迷。由于正值购物热潮，我和四五位年轻的售货小姐站在长柜台的后方，从早上八点半到午餐休息时间都没空坐下。然后呢？下午还是一样。


    有天早上，伴随着噪音与交易的混响，走进来一个身穿皮草大衣的金发女人。她走到玩具娃娃柜台，脸上带着不确定的表情（她该买娃娃还是别的东西？），心不在焉地把一副手套往一只手上拍。或许，我之所以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独自一人前来，也可能是因为貂皮大衣很稀少，也可能是因为她的一头金发散发出的光芒。我拿给她看了两三个娃娃，她若有所思地买下一个。我把她的名字和地址写在收据上，这个娃娃要送货到邻近的州。整个交易没什么特别的，那个女人付完账之后就离开了。但我脑中出现了奇怪、眩晕的感觉，几乎要晕厥，同时精神又格外振奋，仿佛看到某种异象。


    那天一如</a>往常，我下班后回到家，我一个人住。当晚我构思出一个点子、一个情节、一个故事，全都和那个穿皮草大衣的优雅金发女子有关。我在我那个日记本或者活页薄上写下八页文字，这便是小说《卡罗尔》的源起，后来标题改为《盐的代价》。[1]这个故事好像凭空从我笔下流泄而出：开头、中间、结尾。我大概只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或许更短。


    隔天早上的感觉更加奇怪，而且我发烧了。那天应该是礼拜天，原因是我记得早上搭地铁出门看朋友。那个年代的礼拜六早上大家都得上班，整个礼拜六都处于圣诞节购物热潮中。我记得我拉着地铁吊环时差点要晕倒，和我有约的朋友稍具医学常识，我说我有恶心的感觉，而且早上洗澡时注意到腹部的皮肤长了小水泡，我朋友看了水泡一眼就说是“水痘”。不幸的是，虽然我童年时期几乎所有该得的病都得过了，却唯独没得过水痘。那种病对成人来说并不好过，体温上升到华氏一百零四度好几天。更糟的是，我的脸、身体、上臂，甚至耳朵和鼻孔，都覆盖着、排列着水泡。不但会痒，还会破裂。我也不能在睡觉时尽情抓水泡，否则会形成疤痕和凹洞。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身上带着会流血的斑点，每个人都可以在我的脸上看见斑点，看起来像是被排球或空气手枪的子弹打到了。


    礼拜一，我通知百货公司说我不能回去上班了。我一定是在上班的时候，被某个流鼻涕的小孩子传染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遭遇也成了一本书的种子：发烧会刺激想像力。我并没有立刻着手写这本书，因为我喜欢把脑里的点子酝酿好几个礼拜才动手。还有，《列车上的陌生人》出版后不久，立刻就卖给了导演希区柯克，他要把小说拍成电影。我的出版商和经纪人都说：“再写一本同样类型的书，才可以进一步增进名声……”什么样的名声？《列车上的陌生人》是由当时还叫做哈泼的出版社推出的，归类于“哈泼悬疑小说”之下，所以一夜之间我成了“悬疑”作家。但在我心中，《列车上的陌生人》不应该归类，它只是一部单纯的小说，故事有趣。假设我写了一本女同性恋关系的小说，那我就会被贴上女同性恋小说作家的标签吗？有可能，即便我这辈子再也没有灵感写下一本类似的书，我还是可能被归类为同性恋小说作家。所以我决定替这本书另取一个书名。到了一九五一年，这部作品完成了。整整十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惦念着这本书，甚至不能动笔再写其他的作品了。不过基于商业理由的考量，似乎再写一本“悬疑”小说才是明智之举。


    哈泼公司不肯出版《卡罗尔》，所以我必须另找一家美国出版商。真是遗憾，因为我非常不愿意更换出版商。《卡罗尔》于一九五二年以精装本的面貌问世，获得了一些严肃且可敬的评论，但真正的成功来自一年后的平装本，销售了近一百万册，当然读者的人数更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书迷的信如雪片般涌来，寄来给作家克莱尔·摩根，由平装本出版社转交。我记得连续好几个月的时间，每个礼拜都会有好几次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十封或十五封的读者来信。很多信是我亲手回的，但是我又没有复写信纸，所以也无法全</a>部回答读者的来信。我也从未使用过复写信纸。


    书中年轻的主人翁特芮丝，看来像一朵萎缩的紫罗兰，但那个年代的同性恋酒吧还只是曼哈顿某处的暗门。想去这些酒吧的人会先在最接近该地点的地铁站前一站或后一站下车，以免有人怀疑他们是同性恋者。《卡罗尔》的吸引力在于，对书中的两个主角来说，结局是快乐的，或者说她们想要共组未来。这本书还没问世之前，美国小说中的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者必须为自己的离经叛道付出代价，不是割腕、跳水自杀，就是变成异性恋（书上是这么说的），或者坠入孤独、悲惨而且与世隔绝这种等同于地狱的沮丧境地。好多读者来信里都附有这样的讯息：“您的书是这种主题的作品里面，第一个有快乐结局的！我们这种人，并不是一定得自杀不可，我们有很多人都过得很好。”还有其他人说：“谢谢您写出这样的故事，有点像我自己的故事……”另外有人说：“我今年十八岁，住在一个小镇里，觉得很寂寞，因为我无法向任何人诉说……”有时我会回信建议来信的人搬到大一点的城市，才可以遇到比较多的人。就我印象所及，男人的来信和女人一样多，我认为对我的书来说这是个好现象。结果证明我的看法正确。多年以来，一直有读者就这本书来信，即使到现在，有个读者每年还是会寄一两封信过来。这本书是我极为独特的创作。我的下一本书叫做《闯祸者》，希望不要因此又被贴上标签了。喜欢贴标签的是美国的出版商。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卡罗尔


    The Price of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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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作者所言，本书原名为《卡罗尔》，后更名为《盐的代价》出版。本次简体中文版经权利人许可，重新以《卡罗尔》作为书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