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皇帝们的世纪

    1 亚历山大的现实与梦想


    没有哪个国家像俄国那样，政治语汇和现实是如此不合拍。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


    亚历山大一世向丰盛的诱惑敞开心扉，逐渐迷上了含混不清的自由主义和专制神秘主义，他能感受到人民的苦恼，多年来梦想着治愈这一切。


    ——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


    同时代人异口同声：保罗一世的死讯一经宣布，民众欢腾。当时最著名的诗人加甫里尔·杰尔查文写道：


    嘶吼的北风使呼喊缄默，


    恐怖瘆人的眼睛终于闭上……


    这位大臣兼诗人心里很清楚，这“眼睛”不是自己闭上的，而是别人迫使它闭上的。而且，他也忘了1797年皇帝登基之时，他也曾写颂歌赞颂：


    没错，在保罗的领导下


    我们将光芒四射，繁花似锦。


    杰尔查文和所有人一样，都很确定：新的统治开始了，反正不可能比前任更糟糕。而且，声明宣告年轻的皇帝登基，指出他“依据法律和叶卡捷琳娜的心灵”来进行统治。有了保罗这一出，叶卡捷琳娜的统治犹如天堂。


    约瑟夫·德·迈斯特逃离法国革命军</a>占领的萨瓦，躲到了俄国，但他不是移民，而是撒丁国王的密使，他是自由主义和启蒙时代哲学的宿敌，他的话充满怨恨，但也不见得全都是错的：“如果俄国皇帝突发奇想，将圣彼得堡烧成灰烬，没人会对他说这样的行为多有不便，即便在极为糟糕的气候下，也没必要烧这么大一把火；但所有人都缄默不语，到了迫不得已之时，就会把他们的君王杀掉（要说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人不尊重他），而且没人会事先透露一个字。”1


    1：《Jozef de Mestr o Rossii》, édition et traduction de V. A. Mil’?ina, Rodina, 1992, nos 6—7, p. 160.


    毋庸置疑的是，保罗一世会出于只有自己知道的原因，做出放火焚毁都城的决定。但他又属于那种会很乐意去谴责放火焚城的人。人们会秘密地筹划刺杀行动，事情也确实如此。18世纪唯一一种可以限制专制政体的形式就是“扼杀”，照杰尔曼·德·斯戴尔的说法，“扼杀”会对君主的行为产生影响。


    诗人、哲学家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1804—1860)是亲斯拉夫运动的一个理论家，尼古拉一世驾崩时，他预言其继承人亚历山大二世将会成为改革派沙皇。因为，照霍米亚科夫的估计，“在俄国，好领导层和坏领导层都是交替出现的：彼得三世坏，叶卡捷琳娜二世好；保罗一世坏，亚历山大好；尼古拉一世坏，亚历山大二世好”。斯戴尔夫人认为一位出色的皇帝要好过一部宪章，亚历山大一世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说：“我只是运气好罢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他的看法，不过也得考虑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教育孙儿上面确实花了很大的力气。首先，必须强调其中存在某种规则：叶卡捷琳娜的儿子保罗从出生起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遵照他祖母，也就是女皇伊丽莎白的指示进行抚育；保罗的儿子亚历山大则被他祖母叶卡捷琳娜从他父亲身边带走，进行培养。在这两种情况下，继承人都有权利找到最优秀的老师。用在亚历山大身上的教学大纲是由叶卡捷琳娜亲自设计的：祖母并不满足于对孙儿的老师做出具体的指导，她还亲自制定教育的准则。当代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不得不承认，制定这些准则的人思维敏锐，思路开阔，而且思想自由。亚历山大的教育是建立在自然、理性、个体自由、健康规范的生活模式这些基础之上的。”


    向皇储以及小他两岁的弟弟康斯坦丁教授俄国历史和文学的人是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他是那个时代享有盛名的作家，地理和自然科学则由德意志著名的博物学家和探险家彼得·帕拉斯教授。由于担心那些人向皇储传授迷信思想，叶卡捷琳娜委托大司祭桑博尔斯基对他进行宗教指导，桑博尔斯基在英国生活了很长时间，还娶了个英国女子，胡须都剪了，穿一身英国式样的平民服装。简言之，从他身上丝毫看不出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样子。


    应叶卡捷琳娜的请求，在教导皇储这一方面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瑞士人弗里德里克—恺撒·拉阿尔普。女皇亲自挑选了拉阿尔普，因为之前他来俄国的时候两人就相识了，当时他正在给女皇一名宠臣的弟弟当老师。即便后来发现这个瑞士人是个坚定的共和派，女皇也仍然让他继续教育自己的孙辈。她觉得只有卢梭（她在编写识字课本时就以卢梭的思想为基础）的同胞瑞士人才能让自己的孙儿成为开明君主。


    拉阿尔普和学生一起阅读洛克、吉本、卢梭、马布利，给他们讲理想的力量、人性的善、社会契约、正义、平等、自由。他谴责专制政体和奴隶制。亚历山大的一位现代传记作者说得毫不含糊：“经由拉阿尔普，亚历山大吸收了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后来又转变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这些思想似乎落入了合适的土壤中，在未来皇帝的灵魂深处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印记。”


    19世纪的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激烈批评了大公所受的教育：他们在十四岁的时候阅读了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说读得太早了；并没有反复教导他们货真价实的知识，只是告诉他们那些伟大的思想，而孩子们就认为这些是美丽动听的“政治和道德故事”。这位历史学家指责这些教育者：“他们教孩子如何去感受，如何为人处世，却没教他们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行动。”


    对拉阿尔普所起作用的争论（依据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观点的不同，有正面，也有负面）也部分包括了对亚历山大一世性格及其意外转向的成因的讨论。所有人都承认的是：拉阿尔普对亚历山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者当上皇帝之后，立刻就让这位瑞士共和派待在自己身边，有一段时间他还曾担任过瑞士联邦的领导人。拉阿尔普现在在教育两位大公；可是，亚历山大的弟弟康士坦丁却对瑞士人试图向他灌输的思想滴水不进。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是俄国君主最优秀的肖像画家，他承认从个体品质的层面上来看，能与亚历山大相比的只有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他是“一朵漂亮的花，但是暖房里的花，他既没时间，也没能力适应俄国的土地；他长大后，只要天公作美，就能盛开，但自从北风呼啸，自从俄国恶劣的气候降临，他就枯萎了，凋谢了”。这个判断很残酷，显然也大有可辩之处。


    亚历山大的教育零零碎碎，时常要看运气。叶卡捷琳娜只抓要点。当负责跟进大公日常发展的普罗塔索夫将军发现，十四岁的亚历山大“由于时常和漂亮女人说话，所以无论是说话时，还是夜晚的梦境里，肉体的欲望都日益强烈”，这点变得很明显，女皇立刻就嘱咐宫中的一名女官负责让自己的孙儿了解“产生感官快乐的各种秘密”。十六岁的时候，亚历山大从老师那儿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叶卡捷琳娜便做主让他和巴登的路易丝公主成婚，后者便是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女大公。当时她十四岁。


    大公在祖母的宫中所受的耳提面命对他们今后的生活来说只能起到一半的作用。另一半则属于父亲在加特契纳的宫廷，孩提时代和青少年时代，他们都要学习遵守纪律，以及成为士兵的基本知识。他们大肆嘲笑叶卡捷琳娜身边的人，同样，女皇身边的人也会无情地嘲讽合法继承人保罗宫廷现行的习俗。保罗一世一旦坐上皇位，给苏沃洛夫下的命令就是和法国人开战，并且下令穿越瑞士，捉拿拉阿尔普，把他带回彼得堡。皇帝并不喜欢儿子的这个老师。


    亚历山大“只能分裂成两种性格，以两种态度示人，除了家庭日常的第三种性格之外，他还有两套行为方式、两种观念和情感。”结果，历史学家就能聚焦于“两种性格”之中的一种，要么强调拉阿尔普的重要性，要么强调亚历山大对军事幕僚的喜爱以及和阿拉克切耶夫的友谊。亚历山大·普希金先是对年轻的皇帝大为赞赏，后来又为他写了些特别难听的讽刺诗，特别是说他“听着战鼓长大……”，尽管他也知道加特契纳的战鼓只不过构成了亚历山大教育的一部分而已。在普希金看来，亚历山大一世是个“滑稽演员和丑角”，是个有两张面孔的阴险诡诈的统治者。


    一天早上，内阁大臣别兹博罗德科在收到保罗一世三封自相矛盾的敕令时，不禁大呼：“可怜的俄国啊！还得这样再过六十年。”当时负责国家事务的这位年老的外交官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六十年之后，农奴制将会被废除，改革之前的俄国将会属于过去。在这近六十年的时间里——确切地说是五十五年——保罗的两个儿子将会统治帝国：先是亚历山大一世，之后是他的弟弟尼古拉一世。


    亚历山大一世的统治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相当于他的半生：他登上皇位的时候二十三岁，是个年轻人；四十八岁的时候，他因厌倦生活和权力而死。


    19世纪的头二十五年里，俄国积极参与了欧洲事务：国家时刻都在筹备战争，发动战争，缔结和约，留出必要的喘息时间，整合必不可少的力量为下一次冲突做准备。政策发生剧烈变化，敌人变成盟友，盟友又变成敌人。这些转向、这些曲折标志着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期将是一个不同的局面。


    其中第一个时期(1801—1805)是充满希望的时代，打算改革的时代。第二个时期(1805—1807)里，俄国首次和拿破仑发生战斗。第三个时期(1808—1812)是和拿破仑联合，参与大陆体系，结果给俄国经济造成致命影响的时代。这时候，俄国掉转船头，进行了战争时期遭到废弃的改革。之后，又是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和拿破仑发生战争的时期(1812—1815)，标志着改革遭到放弃。这是一个社会出现反应，诞生革命运动的时代，1825年12月爆发了近卫军军官暴动的事件。


    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期各个阶段出现的政治上的急遽转向、观点上的激烈变化，使他得到了城府深、阴险狡诈、两面三刀的名声，同时人们又觉得他能力弱，容易受近臣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拿破仑的评语：“亚历山大挺聪明，也讨人喜欢，有教养，但就是不值得信任；他这人不真诚：是个货真价实的拜占庭人……为人精明，善于伪装，诡计多端。”瑞典使节朗格比尔克则给俄国皇帝绘制了一幅更为生动的肖像：“从政治上看，亚历山大好似针尖一般精明，似剃刀一般锋利，似海上的泡沫一般有欺骗性。”这样一来，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亚历山大为什么要对拿破仑显得真诚，为什么要给他留下好的声誉？这两人即便在结盟的时候也仍然是对手，法国皇帝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欺骗俄国皇帝。


    亚历山大作为人和君主的优点和缺点在我们回答以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真正地显露出来：“他生命当中无论哪个阶段都在追求什么样的国家目标，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在符合这些目标和这个大背景的情况下用的又是什么手段？”


    2 密友委员会


    亚历山大时期，美丽的开端。


    ——亚历山大·普希金


    俄国君主登上皇位之初都很轻松自在：只要废除、赦免、平反，总之，只要将前任做的事纠正一番即可。1822年，普希金充满怀旧之情地提到了亚历山大登基时的美好岁月。1801年，所有人都很幸福。


    3月15日，保罗一世遇刺之后第四天，新沙皇赦免了一百五十六个人，其中就有拉季舍夫。随后颁布的那些敕令宣布给已故皇帝治下的其他受害者免罪，总共有一万两千人。考虑到保罗的怒火首先殃及的领导层人士数目很少，所以这个数字特别触目惊心。3月，他重新在各省确立遴选贵族的制度；大赦躲到外国的俄国人；开放进出俄国的自由；他还准许私人印刷厂开业，进口任何外国书籍。4月2日，叶卡捷琳娜时代针对贵族阶层和城市所定的宪章得到重新确立。“机密处理”部门（皇帝手下的秘密警察）遭到撤销。9月27日，酷刑和“不公审讯”遭到禁止。“酷刑”一词本身也不得用在法律事务的处理中。


    亚历山大一世在其发布的声明、颁布的敕令、私下的谈话中都表露出很想确立法制，以取代专制。为了准备实施必不可少的改革，他把年轻的朋友召集到自己身边，1801年5月，这些人都成了“密友委员会”的一员。


    委员会一直到1804年9月都有秘密会议召开，其构成使支持改革的人满怀希望，使反对改革的人内心忐忑。亚历山大从年轻一代中任命了四个人担任委员，这些人受过18世纪最先进思想的教育，对西欧了如指掌。拉阿尔普受皇帝之邀前来彼得堡，虽未进入委员会，但亚历山大会时常与之商谈。


    19世纪下半叶，密友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均已公开出版，所有委员也都撰写了回忆录。亚历山大一世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第一次碰撞也就详细地记录在案了。


    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伯爵(1772—1817)是叶卡捷琳娜时代最有权有势者的独子，又是亚历山大的密友，他在一份记录中向沙皇指出有必要设立密友委员会，对俄国的转型规划进行讨论。1790年，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和他的老师正在巴黎，他的老师是法国数学家、共和派人士夏尔—吉尔贝·罗姆。他加入雅各宾俱乐部之后，成了狂热的革命者安妮·约瑟芬·泰洛瓦涅·德·梅里库尔的恋人。叶卡捷琳娜将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召回莫斯科，后者被流放至乡村，但很快又返回了宫中。通过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1770—1861)的牵线搭桥，他也认识了亚历山大大公。


    在叶卡捷琳娜的宫廷及其父亲在加特契纳的宫廷之间两头牵扯的亚历山大，和恰尔托雷斯基亲王结下了友谊，柯斯丘什科起义遭到镇压之后，恰尔托雷斯基就被押在彼得堡当人质。甚至在皇储登上皇位之后，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友谊。有传言说皇储的年轻妻子迷上了这位波兰亲王，但这也丝毫无碍于这份友情。据说在1799年5月，伊丽莎白女大公生下了一个女儿，把她带给保罗看。皇帝便问宫中一位名为列文的女官：“夫人，丈夫是金发，他的妻子也是金发，有没有可能生下黑发的孩子？”女官反驳得很在理：“陛下，上帝无所不能。”恰尔托雷斯基于是遭到“外派”，担任正在流放的撒丁国王的宫中使节，但他仍然是亚历山大的近臣，保罗遇刺之后，他又被召回彼得堡。


    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的表兄尼古拉·诺沃西尔采夫(1761—1836)是委员会的第三名委员。第四个人是维克托·科楚贝(1768—1834)，此人是内阁大臣别兹博罗德科的外甥，在英国受过教育，二十四岁的时候，被任命为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


    皇帝的这些朋友有才华，受过教育，他们从密友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起，就阐述了自己即将面对的那些任务，给出了如何完满完成这些任务的计划：了解俄国的真实现况；改革政府机制；最后，通过宪章来确保国家机构的独立性，宪章需经由专制权力的同意，符合俄国人民的精神。


    有两个始终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成为当日的议程：专制政权和农奴制。亚历山大很清楚需要对沙皇—专制君主的地位进行规定；他同意拉阿尔普的建议，后者的说法是“法律超越君主”。但如何去化圆为方还是令人进退两难：如何限制专制权力，却又不至于束缚君主的权力？杰尔查文说</a>，他在一次和亚历山大的谈话中表明，自己身为大臣，要斗胆为自己的一个提议进行辩护，沙皇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话头：“你总是想给我讲大道理。我是不是专制君主？那好，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要注意的是，这场谈话发生在亚历山大在位期间思想最自由的那段时期。


    农民问题也很棘手。在密友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恰尔托雷斯基反对农奴制，因为让人沦为奴隶不道德。诺沃希尔采夫和斯特罗加诺夫则指出，激怒贵族风险太高。可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只提出了两种方式：采纳海军司令莫尔德维诺夫的计划，他长期侨居英国，照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他深受英国科学精神的浸淫，尊重该国的教育”；第二个措施关于自由耕作者，由鲁缅采夫伯爵提出。


    莫尔德维诺夫看待农民问题时提供了一个出其不意的角度。他颇为仰慕亚当·斯密和边沁，他说有必要让经济体系确立起来，这样贵族阶层就会亲口承认农奴在受到约束的情况下进行劳作是无法盈利的，于是他们就会自愿放弃自己的这些权利。在这样的状况下，莫尔德维诺夫建议向商人、市民、小资产阶级和皇家农民赋予占有不动产的权利，不得让贵族阶层独占土地。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出现雇佣性质的农场，可以和农奴制进行竞争，并促使贵族地主同意解放农民。1801年，这个计划拥有了法律效力。


    1803年，委员会受鲁缅采夫计划的启发，针对自由耕作者进行了立法。贵族地主获准将自由出售给农民，再加一小块土地。农民成为“自由耕作者”，这样也就没必要登记为其他社会等级了。地主同意，农民有钱，这件事情就能得到解决。在亚历山大统治期间，以这道敕令为基础，47153户家庭都将获得自由，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又有67149户家庭获得解放。


    从关于自由耕作者的立法，以及对贵族阶层独占土地的打压来看，皇帝确实是想解决农民问题的，但他缺乏一个完整的计划，也不具备实现这个计划所需的真正意志力。摆出雅各宾派派头和民主派派头的拉阿尔普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推进这个计划。他认为俄国尤其需要教育，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否则什么都做不到；但他也承认，在农奴制的状态下，很难推广教育。这位瑞士共和派人士无力摆脱这个恶性怪圈。


    密友委员会后来只切实推进了一个任务：改革中央政府机关。1802年9月8日，创建各部以取代外事院、战争和海洋衙门；新设了内务、财政、公共教育、司法和商务衙门。元老院作为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及最高司法机构制定新规，规定了各部的职责。


    密友委员会的行为激发了恐惧、不满和抵制。被任命为司法大臣的杰尔查文猛烈批评了设立各部的想法，强调这个计划的始作俑者“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和科楚贝伯爵这些人并不真正了解国家和国内事务”。既是诗人，又是大臣的杰尔查文不仅不把新同事（亚当·恰尔托雷斯基是外事衙门副国务秘书，沃龙佐夫伯爵为外事衙门大臣，维克托·科楚贝是内政大臣）放在眼里，还指出法律的种种不足之处，而且认为各大臣的权利和义务都显得很不明确。


    加甫里尔·杰尔查文对皇帝身边那些人“满脑子法国和波兰的制宪精神”深恶痛绝。诗人在回忆录中提到了恰尔托雷斯基的全名，但对其他“雅各宾派”都只写了首字母：N（诺沃希尔采夫），K（科楚贝），S（斯特罗加诺夫）。亚历山大·沃龙佐夫大臣六十一岁，被认为已经老态龙钟，而在他手下当差的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才是事实上的俄国外交政策负责人，所以让杰尔查文特别不满，因为“围绕在君主身边的那些波兰男女”当中，就属他最有影响力。对当时的人来说，他所谓的“波兰女人”是谁可以说不言自明，他们都知道皇帝的情人玛利亚·纳雷什金娜原来是切特维尔津斯卡娅公主，她是波兰人，据说是个“爱卖弄风情的美人胚子”。


    加甫里尔·杰尔查文对密友委员会及其委员的看法在社会上层很普遍。


    这并不是委员会唯一的羁绊。还有一个障碍出自行政管理部门。尽管梦想制宪和建立法制，但委员会本身是一个没什么权力的机构，成立时就这样，而且这也是君主的意愿。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写道：“这段时期，真正的政府——元老院和各部大臣——继续用自己的方式管理国家，处理国家事务，因为在特定的小房间里开完会，皇帝就会走开，再次受到旧臣的影响，无法推行我们做出的任何决策，毕竟委员会不是什么正式的机构。”


    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在参与密友委员会之后过了许多年才写了回忆录，他说委员会觉得皇帝的犹豫迟疑及其对“旧臣”的让步只产生了微不足道的影响，但他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当代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亚历山大一世在改革领域内，并未一以贯之地做好祭出关键性步骤的准备，他“从心底里觉得变化的到来不可避免，但从思想上来看，他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代表的是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等级，他很清楚一旦变化来临，就意味着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地位首先会发生变化”。


    给亚历山大一世绘制心理肖像的亚历山大·基泽维特并不同意对保罗一世之子缺点多、优柔寡断的指责。他指出，皇帝性格果决，有能力捍卫自己的观点。同时，这位历史学家也承认，在密友委员会的委员当中，“亚历山大在政治创新的道路上，最不容易采取关键性的步骤”。他发现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他既对政治自由这一美丽的光谱心生痴迷，却又不愿让自己投身其中。“这并不是说他不真诚，也不是说他缺少意志力；这只是表明他对没有肉身的梦想比较冷感，再加上他也害怕自己一旦去加以落实，梦想就会消失无踪。”除了心理层面的恐惧之外，亚历山大内心还存在切切实实的恐惧：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被不满其政策的近臣所杀的。


    亚历山大的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内心恐惧并非无凭无据。拉阿尔普头脑很清醒，还曾是瑞士共和国的领导者之一，故而拥有从政经</a>验，他受皇帝之邀重返俄国，为昔日的学生工作，对社会各阶层的力量进行分析，看他们对改革会采取何种态度。


    照拉阿尔普的意见，整个贵族阶层或者说几乎整个贵族阶层都反对改革，官员和大部分商人（他们梦想成为“贵族”，占有农民）也是如此。最激烈的抵抗便来自这些人，他们惧怕“法国模式，也就是说惧怕几乎所有年富力强之人和几乎所有外国人”。拉阿尔普对企图呼吁人民参与改革的做法持提防心理。俄国人并不缺乏“意志、胆识，他们温良敦厚，天性快乐”，可是贵族使他们长期沦为奴隶，所以他们都没受过什么教育。结果，尽管“人民希望发生变化……但他们还是不会往自己想要的方向行进”。


    因此，改革派沙皇所能依靠的力量并不强大：少部分有教养的贵族（尤其是“年轻军官”），部分资产阶级，一些文人。所以，这位瑞士共和派人士并不建议限制专制（沙皇传统权威本身就拥有巨大的力量）。他建议在教育领域加大力度。


    以卡拉姆津为首的保守派历史学家（以及同时代人）指责亚历山大一世太倾向于改革，盲目追随有害的谋臣。而自由派历史学家则指责他在引领改革方面缺乏决断力，盲目偏向保守派臣子。卡拉姆津在写给君主的《笔记》中说</a>“智者犹如尺规”，他们知道“国家领域内的所有新潮事物均为恶”。我们知道，克柳切夫斯基在讲起亚历山大的时候，说他好似“一朵漂亮的花，但是暖房里的花”：“他相信自由和繁荣一下子就可以靠自己确立起来，无须努力，也不会有障碍，就像魔棒一挥，‘突然’就成了。”


    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和产生许多幻想的改革头几年，历史学家转向过去，寻找类似之处。纳坦·埃杰尔曼讲“上层革命”的理论讲得很清晰，这是俄国唯一可能做到的“不流血的”革命。在分析了亚历山大一世的行为之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在俄国，‘上层’看得更清楚”。专制政体政治生活的微弱发展和数世纪之久的实践使得“在最高层的大臣和沙皇中间，自然会出现那样一种人，他们能洞察其所在阶层、等级、整个国家的利益”。纳坦·埃杰尔曼使用国际象棋的术语，认为这些能“洞察”一切的人懂得计算，能走得更快，而拥护奴隶制的人和大多数官僚都只会一步一步走。


    密友委员会的行动所得甚少，他们无法为政治和社会的两个根本性问题找到答案，即如何限制专制权力却又不致束缚专制君主，以及如何解放农民却又不致冒犯地主，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处于故步自封的状态。结果恰恰相反！那个时代的社会动力，毋庸置疑都得归功于亚历山大的倡议和思想。


    叶卡捷琳娜的孙子</a>作为帝国的继承者，在其任上仍在继续扩张，他相当清楚俄罗斯帝国的性格。这从他对这个广袤帝国的政府所带来的问题很感兴趣就可以看出来。亚历山大年轻的时候对联邦制颇感好奇，可以认为这是受了拉阿尔普的影响。登基之后，他又设法和1801年当选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取得联系。各省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正反映了这种兴趣。自此以后，各省省长就得直接向君主汇报工作，而地方机构则听命于各部大臣而非元老院。“这样一来，行政机构某种程度的分权也就有了可能，地方自治机构拥有了更大的创制权和自由度；给机械上油，让行政机构有更大的柔韧性，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他这个君主看来，帝国往哪个方向走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能分辨出各个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差异。亚历山大遵循叶卡捷琳娜的政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向俄国南部殖民。在1803年到1805年间，超过5000名移民在新俄罗斯定居下来（德意志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新来者都获得了相当多的好处。敖德萨的省长就是法国移民黎塞留公爵（他的雕像至今仍装点着这座城市），该城取得了免税区的地位，免缴关税，从而成为重要的商贸港口。南部肥沃土壤的价值很快就体现了出来，新俄罗斯成为谷物的主要出口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小麦。


    1805年之后，南部大草原的殖民地化首先是通过附属于皇家的农民，人口密度相对高的外省（图拉、库尔斯克）人口，以及迁移至新俄罗斯的人发展起来的。于是，政府不再让大量外国人过来。可是，虽然往分权的路上走了几步，彼得堡却仍然不愿放弃控制。美洲的非凡经历倒是可以为这项政策再多提供一个例证。


    从18世纪起，俄国水手就在太平洋沿岸的一块相当有限的地区从事商贸活动，那地方靠近鄂霍次克海和堪察加半岛，一直通往阿留申群岛和北美沿岸地带。那时，彼得堡对从事商贸活动的水手请求支持的呼吁充耳不闻。要等到1799年，在格里高利·舍利霍夫(1747—1795)这个活动能力超强的俄国航海家及商人等了十五年之久、创始者本人都已离世的情况下，商贸活动才获得皇帝保罗一世的批准。于是，创建了由国家控制的俄美公司，垄断了太平洋商贸。18世纪，和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做生意的荷兰、英国、法国公司都有特许状，所以俄美公司也从中受到了启发，才有了这样的地位。亚历山大一世秉承其父的做法，将俄美公司的行政班子从伊尔库茨克迁到了彼得堡。


    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最初几年充满了梦想，时常在讲改革，这也是一段宗教宽容时期，将它和尼古拉一世的政策相比，其宽容的程度相当明显。可以认为皇帝对官方宗教无感，也可以认为后者只是教导人民的一种形式，也可以看出他对秘传和神秘学感兴趣。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密友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被认为是共济会会员。亚历山大·戈利岑亲王被亚历山大任命为至圣治理会议公会的高级检察官，所以也就成了东正教会的首领，有人怀疑他就是共济会会员，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1803年，年轻的皇帝接待了来访的I. 贝博，后者是那个时代最知名的共济会会员。亚历山大被他的对话者折服，想必会说：“你对我讲了社团的事情，所以我不仅会保护你，还会请求成为其中一员。”从我们掌握的现有的各种版本来看，亚历山大一世应当是1808年在埃尔福特、1812年在彼得堡或1813年在巴黎加入的共济会，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也是在这个时期加入的。


    1783至1785年间，叶卡捷琳娜二世终止了禁止“分裂派”的措施。亚历山大在位时期，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允许旧教徒建造自己的教堂和礼拜堂，举办自己的典礼，拥有自己的公墓。对历史学家而言，亚历山大时期是俄国宗派运动的“黄金时期”。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无数教派，反映了俄国人民具有强烈的精神需求以及全国普遍性的宗教氛围紧张的状况，这些教派受到的迫害远甚于旧教徒。刚刚加冕，亚历山大一世便停止了对各教派的迫害：所有坐牢的教徒都被释放出狱，流放者也得以返回自己的家园。鞭笞派、阉割派、反仪式派（字面意思是“经由圣灵的战斗者”）、饮奶派等许多教派的教徒们现在有权离开各省，不再受地方当局的欺侮和民众的敌视，继续跋涉前往塔夫利省、阿斯特拉罕省、萨马拉省。


    权力的宽容在首都的上层社会内部引发了对俄国“灵性基督教”以及各教派的兴趣。尤其是鞭笞派和阉割派这些神秘主义教派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阉割派教徒认为女人的美具有“吞噬性”，会“阻碍人接近上帝，由于任何药物对女人都无效，所以只能剥夺男人犯下罪孽的可能性”。阉割派的创建者孔德拉季·谢利瓦诺夫从西伯利亚流放(1775—1796)回来后，在彼得堡定居（1832年去世），他颇为享受上层社会和商人对他的浓厚兴趣。1805年，亚历山大一世在即将随军出战之前，还去拜访了他。据说孔德拉季·谢利瓦诺夫预言皇帝会在奥斯特里茨战败。


    宗教作为教育工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皇帝与路德宗和天主教的关系。亚历山大的传记作者写道：“正因如此，在亚历山大看来，路德宗牧师和天主教神父这些了解世俗文化的人要比我们的东正教神职人员更受尊敬。波兰的神父和路德宗的牧师于是很轻松就得到了特权，而俄国的高级神职人员对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从保罗一世遇刺以来，俄国皈依天主教的计划就遭到了搁置，如今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天主教最卖力的倡导者当属约瑟夫·德·迈斯特，他认为必须让十几个贵族女人改宗天主教。于是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皇帝的宠妃玛利亚·纳雷什金娜（切特维尔金斯卡），还有布杜林、戈利岑、托尔斯泰、罗斯托普钦、舒瓦洛夫、加加林、库拉金等大家族的女性代表人物，她们都是耶稣会的属灵女性。


    那个时代自由的氛围很适合做梦。波兰最后一任国王的侍从、住在彼得堡的阿列克谢·耶连斯基成了阉割派的一员，1804年，他还向诺沃希尔采夫提出了创建“国家先知团”的计划。所谓的先知都将是政府里的头面人物，他们会祈求上帝的恩典，说那就是神意。耶连斯基建议让阉割派的“神”孔德拉季·谢利瓦诺夫来担任皇帝身边的“圣灵首席代表”一职。这项计划一直停留在诺沃希尔采夫的纸面上，其始作俑者后来被派往了修道院。不过，一年之后，亚历山大就去拜访了谢利瓦诺夫。


    帝国在扩张过程中蚕食了波立联邦的领土，最终在第三次瓜分波兰之后解决了这个问题，18世纪末，一百万犹太人被纳入进来。由此诞生了“犹太人问题”，这个问题不停地困扰着政治家和国家官员、思想家和政论</a>家，而且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末。


    如其回忆录所述，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后必须解决同意犹太人进入俄国的问题（当时在元老院还对此进行了讨论）。得知伊丽莎白摒弃了这个想法，并宣称她不希望“从耶稣基督的敌人身上牟利”之后，年轻的女皇便下令推迟这个问题，“另定时间”。可是，随着帝国的领土不断扩大，犹太人人口不断增长，这个问题就有了另一种性质。犹太人进入俄国的问题就成了如何让他们生活在帝国内部的问题。


    1791年，设立了“居住区”，犹太人不准在这个范围以外定居。居住区包括了小俄罗斯、新俄罗斯、克里米亚和瓜分波兰之后所得的省份。但在这片领土的内部，犹太人只能住在城市里，乡村是不能住的。1794年，叶卡捷琳娜向他们征收人头税，数额高出基督徒一倍。


    1798年，元老加甫里尔·杰尔查文被派往白俄罗斯，目的是“研究犹太人的行为，核实他们是否并不会通过骗人的勾当来羞辱当地人，了解他们是否能自行谋生，不会给当地人造成负担”。杰尔查文如其在回忆录中所说，从“睿智的小资产阶级、（普沃茨克的）耶稣会、所有的行政机构、贵族阶层和商人，以及哥萨克那里搜集了犹太人生活模式方面的信息……”


    元老杰尔查文将自己“对犹太人的看法”呈递给了保罗一世，但后者根本就没看。杰尔查文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笔记只有到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才能发挥作用。于是后来就成立了一个特定的委员会。从委员会的构成可以看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里面有恰尔托雷斯基伯爵、波托茨基、瓦列里安·祖博夫，以及加甫里尔·杰尔查文。委员会所作的第一个决策就是邀请犹太人代表前来，以便看看他们对杰尔查文的那些结论有什么意见。


    1804年，他们制定了“犹太人规则”。居住区维持原状，但界限扩大，包含了阿斯特拉罕省和高加索省。在居住区内部，犹太人将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和俄国的其他臣民地位平等”。他们仍然禁止犹太人入住乡村，并严格禁止其从事葡萄酒生意。从1804年的规则可以看出，最重要的是鼓励犹太人受教育的那些条款。犹太人的孩子有权入读所有的民间教育机构、学院、大学</a>。同样，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创建（犹太人自己的）特殊学校”。


    1804年的规则是俄罗斯帝国内部第一个确立犹太人地位的官方法规。其自由宽容的特性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标志，和后来始终都很严厉的立法相比，差异颇为明显。


    3 欧洲地图


    如果我们想走在前方，我们就必须设立一个还没有达成的目标。但若想时刻保持进步的状态，我们就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永远无法达成的目标。


    ——亚当·恰尔托雷斯基


    1802年9月，亚历山大一世签署了一份创建各部衙门，以及任命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的敕令，恰尔托雷斯基是外交大臣的左膀右臂。我们知道，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沃龙佐夫伯爵年事已高，而且患病在身，所以相当倚赖副手。1804年1月，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获得了外交大臣一职。从这项任命可以看出，皇帝对自己小时候的朋友还是相当信任的，而且亚历山大心里很清楚自己的这个做法并没有顺应舆论，舆论会平静地接受德意志人担任俄国外交事务衙门的负责人，却不会同意一个波兰人担任这个职务。约瑟夫·德·迈斯特给撒丁国王写了一封信：“恰尔托雷斯基傲慢自负，话不多……我怀疑想要自己当国王的波兰人不会是个好俄国人。”拿破仑向伊丽莎白皇后担任巴登总督的父亲发出警告，说亚历山大“身边都是波兰人，他手下的大臣和情妇都属于这个民族……”


    拿破仑有太多的理由对恰尔托雷斯基不满，此人来到彼得堡就猛烈批评保罗批准同法国签订和约一事。对这位未来的外交大臣而言，和约剥夺了亚历山大积极染指欧洲未来道路的可能性。


    亚历山大在位的最初几年只有一个愿望：坚持不参与欧洲事务，只将全身心力放在帝国的内部事务上。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皇帝谈话的时候对叶卡捷琳娜发动战争和保罗倾心专制的做派同样都很厌恶。”这位既是波兰亲王，又是俄国臣民的恰尔托雷斯基认为，俄国的孤立使之完全无法取信于欧洲，这对俄国而言是莫大的羞辱，也不会受到舆论的赞赏。


    事实上，1803年，领导帝国外交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厚重的备忘录，名为《适合俄国采纳的政治体制》。备忘录其实是一份外交政策纲要，建议俄国积极投身欧洲事务，在当时就是指投身世界事务。这份文件从未出版过，一直保存在作者的档案中，是波兰历史学家M. 库基耶尔在那儿发现了它。


    备忘录对此表达了极大的兴趣，理由有好几个。作为“启蒙世纪”的忠实信徒，作者将在欧洲确立永久和平作为其目标。这样的话，就需要三个条件：落后民族文明的进步，考虑各国实情和自然屏障来重新划分边界，创设自由派的机构和代议权。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在圣皮埃尔修道院长、卢梭及康德之后，提到了“永久和平”和“国际联盟”。但他是第一个提到民族问题和政治上自由主义重要性的人。


    经过理论上的通盘考虑之后，备忘录对俄国在欧洲的地位、外交政策的大方针、19世纪初的国际局势、欧洲大陆各主要国家与俄罗斯帝国所持的立场都作了评估。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写道，俄国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侵略性的国家。它的未来必须以如何同化广袤的领土，而非攻城略地为基础。俄国的状况使之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这份纲要的作者并没有忽视俄国政治的传统倾向。所以，他虽然认为没有必要侵占别国领土，但仍然建议采取具体措施解放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众，必须将他们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


    他对俄国潜在的对手及盟友所作的判断清晰无误，颇具洞察力。恰尔托雷斯基只见到一个真实的威胁：英国。而同时，英国又是一个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贸易伙伴，由于英国希望欧洲保持和平与安全，所以它也有可能成为盟友；此外，自由主义已在欧洲大陆遭到肃清，所以英国还是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备忘录建议创建一支庞大的舰队，和各个实力不太强大的海上国家缔结盟约，以此来反制英国。恰尔托雷斯基还特别强调美国的重要性。


    备忘录说，如果俄国和英国最终达成谅解，则它们的政策将成为整个欧洲大陆的法则。因此，恰尔托雷斯基对如何与英国结盟又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纲要。


    他说，俄国和法国之间并没有利益上的冲突。18世纪，法国之所以采取政治上的敌视态度，是因为巴黎想要支持瑞典、土耳其、波兰这些国家，而这些国家传统上又对俄国构成了威胁。拿破仑将法国的边界拓张至其自然边界的极限，而欧洲各国只要联合起来就能阻止法国侵占别国领土。至于法国大革命的理念，恰尔托雷斯基认为可以通过推动自由主义对法国的舆论施加影响，来阻碍革命理念的传播，以期鼓动舆论来对抗拿破仑的暴政。


    我们怀疑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从未掩盖他的波兰爱国主义，“波兰问题”在备忘录里占据了优先地位。瓜分波兰使奥地利和普鲁士成了俄国的邻居。恰尔托雷斯基想让皇帝注意到这些邻国的潜在威胁，并指出今后德意志诸国有可能会进攻俄国。一个东山再起、获得统一的波兰就能确保俄国的安全，使之不受德意志在布格河畔的威胁。备忘录建议将波兰王位授予亚历山大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期望两个斯拉夫国家得以统一，这样就能确保俄国控制但泽，将边界一直拓展至喀尔巴阡山脉一带。


    对备忘录的作者而言，奥斯曼帝国只是一具垂死的躯体。因此，必须阻止任何欧洲国家夺取这个将死之国的遗产，尤其是海峡地带。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目标就是建立希腊国，保障巴尔干地区民众的安全。长远来看，他认为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终归会走向统一，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就是大克罗地亚。


    亚当·恰尔托雷斯基认为，亚平宁山脉有可能会成为意大利各公国的统一之地，北部则会出现一个独立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共和国、皮埃蒙特和威尼斯。


    最后，备忘录提议效仿瑞士或美国，让独立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意志诸国创建联盟或联邦，成立一个“西部德国”。


    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制定的外交政策纲要受到了密友委员会和皇帝的热情赞许。这可以从几件事上看出来，如任命亚当·恰尔托雷斯基领衔外交事务衙门，亚历山大签署“秘密指示”，再加上1804年9月派遣尼古拉·诺沃西尔采夫去伦敦执行特殊使命。


    当然，这份极其睿智的外交政策纲要不可能将所有状况都考虑进去，或者照信息时代的说法，不可能将所有利于实施还是不利于实施的数据都考虑进去。在19世纪初影响俄国外交政策的数不胜数的因素（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当中，还有一个德意志因素。


    即便不具决定性意义，德意志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应忘记，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公主，即后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亚历山大的祖母。皇帝的母亲是黑森—达姆城的公主，他的妻子是巴登的世袭公主。亚历山大有五个姐妹，分别嫁给了奥地利的大公、低地国的国王、梅克伦堡—什未林的公爵、萨克森—魏玛的公爵和奥尔登堡的公爵。当然，亲缘关系并不能阻止战争，但能大大扩展利益相关的区域。和德意志诸国及哈布斯堡家族的家庭关系使俄国和法国对莱茵河一线的利益冲突变得不可避免。拿破仑突破德意志防线，就能掌控整个欧洲大陆，而他这么做就等于在攻打俄罗斯帝国的家庭成员。


    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开战并不缺乏理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昂甘公爵手下的掷弹兵在巴登的领土上夺取了俄国皇后父亲的领地之后，才爆发了军事冲突的第一阶段。1812年战争的序曲是拿破仑攻占了奥尔登堡公爵的土地，而后者是亚历山大的又一个亲戚，被剥夺了爵位。


    1802年，在没有将计划告知密友委员会的情况下，亚历山大前往梅梅尔，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及其妻子路易丝见面，后者很快就被沙皇的魅力所折服。四年后，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写道：“陛下从这时候起（指梅梅尔会晤）便不再从政治上将普鲁士看作一个国家，而是将之视为一个爱人，对之负有某些义务。”


    登上皇位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将保罗一世的外交官拟定的同法国的和约也一同继承了下来。1801年3月，他在和约上签了字。内阁大臣尼古拉·鲁缅采夫、副内阁大臣亚历山大·库拉金，以及海军司令尼古拉·莫尔德维诺夫亲近法国，他们宣扬“自由”政策，不赞成同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分别结盟，支持扩大同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赞成同英国联盟的人都聚集在谢苗·沃龙佐夫伯爵的周围，他担任俄国驻伦敦的使节有很长一段时间，指出有必要和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来一场战争。享有亡夫遗产的玛利亚·费奥多萝芙娜太后则是赞成同普鲁士结盟的核心人物。


    拿破仑的侵略政策终结了欧洲稳定的政治格局，使重新划分欧洲大陆版图有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依照波拿巴的计划，接下来瓜分整个世界也都充满了可能性。19世纪初，俄国有很大的“自由度”，也就是说它拥有选择的自由。最初，两次结盟都是为了对付法国，但保罗一世本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和法国结盟。恰尔托雷斯基的备忘录中所设定的欧洲版图，认为以下三个国家会起关键性的作用：英国、法国、俄国。影响欧洲，乃至于世界的命运，更别提还有因此而来的物质上的好处（领土上的、经济上的），这种简单易懂的可能性自然会促使俄国采取积极的政策。


    1804年9月，诺沃希尔采夫前往伦敦时怀揣着的“秘密指示”说得很明确：俄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决定欧洲大陆的命运，确定边界，规定摆脱波拿巴暴政的国家的政府机构性质。


    在恰尔托雷斯基看来，“指示”让他想起了三十年战争之后，由日耳曼皇帝、法国和瑞典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决定了欧洲的边界，且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出现使再次划分欧洲版图成为必要。诺沃希尔采夫在伦敦说道，这是俄国和英国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


    从伊凡雷帝开始出现的俄英两国的紧密关系（也曾因暂时的冲突而中断）在宫中自有其支持者，但反对者更多。“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的政策始终让人对它的意图充满了怀疑，总是怀疑它想要施展诡计，为自己火中取栗。俄国出现了一条谚语：英国女人就是害人精。


    俄国首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指出，保罗一世遇刺之后，彼得堡充斥着焦虑不安的氛围：“那时候，彼得堡的社会上都在公开谈论宫廷有可能会发生革命，而国外报纸上也都会写这些事情。但在这个所谓阴谋的核心地带，总是能见到英国外交官平静自信的身影。”波克罗夫斯基丝毫不怀疑：既然“俄国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和英国结盟”，那俄国的资本主义者就会设法达成这个目标。英国则只想利用俄国来获取自己的利益。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说得还要绝对：“当彼得三世和保罗一世跨出这一步时，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导向战争，出口贸易中断，巨大的利益消失，两国的君主都会被推翻，他们的决策也会很快被废除。”


    经济利益当然会影响政策，但在那个时代，这种影响并不直接，而且程度不大。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概括罗曼诺夫王朝三个世纪的历史时，关于亚历山大一世，他问了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插手欧洲事务？”我们可以找到政治和经济上的答复，但我觉得心理上的因素极为重要。亚历山大一世很清楚自己拥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因此他能够，而且必须决定欧洲和世界的命运。


    尼古拉·诺沃西尔采夫在伦敦从两个层面展开了谈判：讨论创建一个特殊的机构来维持欧洲和平；同时，还要具体讨论各国以前和现在的边界问题（拿破仑胜利之后形成的边界问题）。此外，亚历山大一世的这位密使对其英国谈判者小威廉·皮特首相提出了政治上的建议。诺沃希尔采夫因此向这位辉格党（自由派）的首脑建议将托利党（保守派）也纳入政府。民主尚未来到俄国，但它们已经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具体事务（意大利各公国的边界，英国不同意让俄国来保</a>护马耳他，增加贷款）经过讨论之后，便于1805年7月被批准通过。十天之后，奥地利也加入进来。考虑到保罗一世曾向法国发动了两次战争，所以新的反拿破仑联盟便被认为是“第三次反法同盟”。


    亚历山大并没少冒犯“科西嘉暴君”，其中有些冒犯属于个人性质。我们知道，昂甘公爵被从巴登领土上赶了出去，亚历山大认为自己就是公爵的天然保护者。更让人觉得羞辱的是塔列朗对俄国的抗议照会所作的答复：如果亚历山大知道他父亲就是在距俄国边境几公里的地方遇刺的话，他难道不会像拿破仑那样对待昂甘公爵？亚历山大永远不会忘记说他参与谋杀保罗一世这样公然的指责。1804年5月，拿破仑的加冕典礼也同样很冒犯人。


    于是，战争就爆发了，1992年的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出奇的直白，正如他所说，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确立俄英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俄军向着多瑙河、维斯瓦河、奥得河进发。海军司令谢尼亚文被派往地中海保护伊奥尼亚群岛，科孚岛成为俄军的舰队基地。奥军将与俄军在德意志的领土上会合，“解放”意大利。英国和瑞典的远征军也会采取相似的军事行动。


    问题出在普鲁士身上。为了迎击拿破仑，就必须穿越普鲁士的领土。可是，它没参与结盟，因为它希望和法国缔约，从而占领汉诺威和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因此，普鲁士拒绝俄军穿越其领土；只是当法国的贝尔纳多特元帅未征得普鲁士的同意便率军前来时，普鲁士才改变了主意。亚历山大表示感激之后，便向曾和普鲁士签订协约的波茨坦扑去，并允许后者在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各国和法国之间充当斡旋者。在一篇私下写就的文章里，亚历山大同意支持普鲁士对汉诺威的诉求，而这就等于粗暴地违反了之前和英国签订的协定。


    皇帝在波茨坦赶上了自己的部队，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库图佐夫将军被排除出了指挥层。当亚历山大来到有俄国驻军的奥尔米茨时，由马阿克率领的奥军在巴伐利亚已被打得落花流水，投降了。拿破仑占领了维也纳。于是，奥地利失去了打仗的兴趣，因为他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亚历山大或拿破仑。皇帝出现在军中，担任最高指挥官，并不会带来胜利。我们知道，彼得大帝在普鲁特河沿岸打过败仗。亚历山大在奥斯特里茨也打了败仗。后来，到了1916年，尼古拉二世决定接过最高指挥权，这也将会对俄罗斯帝国产生致命一击。


    亚历山大不得不和奥地利盟军及其亲普鲁士的谋臣战斗，库图佐夫将军说服了他。支持战斗的人也都在盼着冲突快点结束。


    奥斯特里茨的失败标志着第三次反法同盟寿终正寝。但欧洲霸权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和法国缔结的和约只不过是一份临时性的协定。谢尼亚文的舰队最终的命运很好地表明了当时局势起伏得有多猛烈。俄军舰队驶抵科孚岛的时候，第三次反法同盟向拿破仑宣布的战争刚开始就结束了。奥斯特里茨之后，谢尼亚文接到命令驶返黑海。海军司令没去理睬上头下达的命令，而是接触了黑山亲王—主教彼得·涅戈什，占领了科托尔湾，那是达尔马提亚海岸重要的商贸港口。


    谢尼亚文断然拒绝了奥地利人的要求，后者已和彼得堡商定，要求俄国将这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让给他们，之后再把它们交还给法国人。谢尼亚文的传记作者问道：“谢尼亚文完成这些从正式、专业的层面来看风险很大的行为，究竟想得到什么？”他没找到答案，但这并未妨碍其得出结论：“他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也没要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但这并不是什么奇迹，而是1806年夏末，俄罗斯帝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新的、猛烈的转向。”


    第三次反法同盟被打败之后，普鲁士最终倒向了法国一边，从而得到了汉诺威。俄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以后就变得不再可能了：普鲁士的领土将两个对手分隔了开来。不过，在选择法国为其盟友的时候，普鲁士也选择了和英国开战。英国的舰船夺取了普鲁士的四百多艘舰船，他们所有的港口都被堵住了。柏林的宿敌瑞典则倒向了英国。普鲁士没了出海口，贸易便日渐凋零。宫中支持和法国开战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有路易丝皇后本人的支持，皇后对亚历山大一世影响极大。本来，1806年1月，沙皇还在督促普鲁士和俄国攻守同盟，可突然之间，普鲁士就加入了对抗拿破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第四次反法同盟开始形成，但没有英国，因为英国无法原谅普鲁士人夺取汉诺威，战败的奥地利和与英国结盟的瑞典也没有加入。俄国外交大臣恰尔托雷斯基反对再次和法国开战；1806年7月，他被免职。密友委员会的另外两名委员也都支持他的观点，他们是诺沃希尔采夫和斯特罗加诺夫。安德烈·（戈塔尔·）布德伯格男爵成为外交事务衙门的负责人，而俄国教会也开始诅咒“人类之敌”、“东正教信仰的迫害者”法国。


    1806年4月，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心里很清楚亚历山大对他的批评意见颇为恼火，便给皇帝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总结了自己过去三年负责俄国外交事务的情况。他特别分析了拿破仑胜利的原因。“欧洲只有一位君主清楚时间的代价：波拿巴会一直取得成功……波拿巴已经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因为他知道如何从眼下获益，而不用考虑未来的发展。这样就会让他的军队获得两倍、三倍的力量……”几个月不到，这个分析的正确性就彻底得到了验证。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打败了普鲁士军队。和法国的战争开始于9月底，从10月末起，法军的对手只剩下了俄军。普军的残兵对反法同盟而言只具有象征意义。


    1806至1807年冬，两军打了好几仗，可以说是拿破仑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役。俄军在埃劳损失了两万六千人，是博罗金诺之后阵亡者最多的战役。法军在这场战役中死亡人数更多，达到四万五千人。战斗虽然血腥，但双方阵营均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过，亚历山大相信打败法国还是可能的。1806年11月，俄军成立了民兵队，共有六十一万两千人，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配发了步枪。


    冬春两季，克服了东欧气候上的特点，也就是霜冻和烂泥之后，随着夏天的来临，法国人又掌握了机动性，这是法军的一个特点。俄国在弗里德兰战役中惨败。在冬季的战斗中，冷兵器又获得了主导地位。信奉苏沃洛夫战术的俄军（“子弹没有用，刺刀才是王道”）自从拼马刀和刺刀以来，和拿破仑军队相比并没有落下风。但在弗里德兰，法国的炮兵决定了战斗的结局。


    战斗前夕，亚历山大的弟弟康斯坦丁亲王就说有必要终止战争，与法国缔结和约。恰尔托雷斯基、诺沃希尔采夫与副内阁大臣库拉金也都持这个意见。可是，皇帝断然拒绝和拿破仑谈判。弗里德兰一役败北，损失惨重，军队溃散，溃军到蒂尔西特附近才停下脚步，普鲁士国王也逃到了梅梅尔，所有这一切再次让亚历山大明白不可能打赢拿破仑。这还不包括已经开始显现的财政上的极大困难。1807年初，亚历山大一世向伦敦请求借款六百万利弗尔（其实就是贷款），但遭后者拒绝。英国对俄国支持普鲁士觊觎汉诺威的诉求颇为怨愤，尤其是英国得出了结论，即在和法国的战斗中有必要改变战略。在欧洲大陆，屡战屡败的盟友再互相支持也不会带来胜利。“海上霸主”对拿破仑封锁岛屿的请求做出了回应，对拿破仑的欧洲实施了封锁。


    接下来的事情层出不穷：6月3日，亚历山大从统帅本尼格森将军的一份报告中获悉俄军已经战败。4日，皇帝向本尼格森派去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亲王，后者的任务是“将他派往波拿巴处”。10日，拿破仑认可了停战文本，向沙皇特使宣布想和亚历山大见面。13日，两位皇帝第一次见面，地点是涅曼河上一座系泊的小筏子。翌日，两人第二次会晤，之后几乎每天都在蒂尔西特见面，一直到25日。


    弗里德兰战役之后一个月还没过，俄国和法国不仅签订了和约，还结了盟。俄国的外交政策再次出现一百八十度转向。


    当时的人和之后的几代人对蒂尔西特和约的看法并不相同。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认为那是“拿破仑和塔列朗外交艺术的巅峰，给予俄国沉重一击，消灭了俄国在18世纪的政治成果……”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则认为，“亚历山大之所以快速向拿破仑示好”，是因为憎恨英国“没有信守承诺”，索尔仁尼琴写道：“不可否认这一步对那个时代的俄国而言收效颇丰……”他认为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人民而言不啻是场灾难，蒂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和法国维持“友好的中立关系”让俄国受益颇丰，因为这样可以让俄国“远离欧洲战端，巩固自身，在国内层面上重新拾取力量”。


    1807年6月25日，在蒂尔西特签署了两份文件：和约和保持友谊的条约，以及一份攻守同盟的协定。前者很快就公之于众（除了秘密条款）；而后者，签约双方对之采取了保密措施（法国发现文件系伪造之后，便很快违背了誓言）。和约的反对者并不缺论据。俄国正式承认了法国皇帝，但昨天还说他是“人类公敌”；它还认可了西欧所有领土和政治上的变化，而这也正是拿破仑发动战事所要的结果。


    不过，俄国不仅没有遭受领土上的损失，还扩张了领土，从旧日盟友普鲁士那里夺来比亚韦斯托克，将之占为己有。塔列朗向亚历山大解释，如果他不拿下比亚韦斯托克，该地区就会落入华沙大公手中，毕竟那是从波兰旧有的土地中分割出来的。波兰似乎已被从历史上抹去，而法国同意为波兰弄一个“后裔”出来，算是对俄国的让步。亚历山大则同意将伊奥尼亚群岛让予法国。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写道，这也就意味着“俄国在地中海的计划彻底破灭了”。


    同样，现下的各方同意将欧洲划分成各个势力范围区：从这个观点来看，西欧属于法国，东欧属于俄国。不过，亚历山大一世让普鲁士保持了独立。当代俄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从整个和约来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被打败的俄国不见得比胜利的法国少拿了多少好处。”这话自有可争议之处，但它说到了点子上：和约是在输了两场战争的俄国和打赢这两场战争的法国之间签订的。


    和约就是攻守同盟的协定。尽管许多表达法显</a>得模棱两可，也并没有将英国直接视为敌人，但这份结盟协定仍然表明了亚历山大同意在和英国人的战争中支持法国。英国若拒绝和法国签订和约——亚历山大被指定为斡旋者——则从1807年12月1日起，俄国将会支持对欧洲大陆进行封锁。


    亚历山大一世对协定很满意。1807年6月17日，他在蒂尔西特给妹妹叶卡捷琳娜，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上帝放过我们了！我们摆脱了战争，不再有牺牲，甚至可以说结果很不错。”18日，副内阁大臣库拉金在一封写给玛利亚·费奥多萝芙娜皇后的信中，将亚历山大对协定所说的话汇报给了皇后听：“俄国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了荣耀和意想不到的财富。与之战斗的那个国家虽然军力上完全占优，却仍寻求它的支持。”


    亚历山大一世在位初期主要的几个大臣都对和法国结盟持反对意见。皇帝的心腹好友纳雷什金娜夫人也是“反法派”的一员。不过，拿破仑倒是亲自给她挑选了衣服，从巴黎寄给了她。但亚历山大并没放弃。撇除蒂尔西特和约的优劣不谈，必须要补充的是，亚历山大所认为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和平必不可少，这样国家才能从不幸的战争中脱身而出。而且拿破仑为签订和约而定的协定承认了俄国的力量和它在欧洲的地位。


    我们知道，诺沃希尔采夫在伦敦遵从亚历山大的指示，着力于签订瓜分欧洲的协定：俄国和英国若能战胜拿破仑，就能随心所欲地重新划分欧陆版图。蒂尔西特确认了这个方程式的正确性，只是其中有一个条款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就是俄国和法国要战胜英国，随心所欲地瓜分欧洲了。拿破仑在极短的时间内击败了三个欧陆强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但他已经得出结论：若无俄国，最终的胜利也无从谈起。


    用回忆录作者的话来说，小筏子上的谈判是以拿破仑的一句问话开始的：“我们究竟为什么打仗？”传统的说法是，亚历山大回答道：“我对英国人的憎恨并不比你少……”


    蒂尔西特会晤之前五年，拿破仑在一次早餐期间，向尼古拉·沃尔康斯基亲王透露：“向您的君主转达我的说法，我是他的朋友……如果我们两相联手，和平就指日可待。宇宙就都汇集到我手中的这个苹果上。我们可以把它一分为二，彼此各拿一半。”当沃尔康斯基将“苹果”的故事说给亚历山大听的时候，后者笑着说：“能拿到一半他会很满意，但之后，出于忌妒，又会想要另一半。”


    五年后，亚历山大在蒂尔西特意识到必须严密监视自己的伙伴瓜分“苹果”，因为他很清楚眼下自己只得到了一小块。


    4 第二波改革


    ……米·斯佩兰斯基制订的计划与众不同，特别严格，由于使用了符合基本原则的逻辑，所以也很精确。但这项计划定调太高，无论是君主还是作者均无法使之回到俄国生活的需求和真实手段的层面上。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评论了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制订的改革计划，认为这只是空中楼阁，他说出这番话一百年之后，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拉耶夫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我们习惯于把改革计划和规划叫作‘立宪’，亚历山大的‘宪政’（被其同代人所借用）只不过是让行政管理有序化，使其结构更具逻辑性，提高其效率的一种尝试。亚历山大一世（及其继任者）在位时期，都远远没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那个时候，逻辑、稳定、相对高效的体系的基础已经打好，可以说还很稳固，毕竟它有能力毫无变化地一直存在下去，直到20世纪初革命来临为止。”


    19世纪末的俄国历史学家和20世纪末的美国同行对斯佩兰斯基改革的看法出现了颇具吊诡意味的分歧，说明他们对（俄国所需要的）变化的节奏有着不同的观点。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觉得刻不容缓，马克·拉耶夫则见证并分析了1917年革命，发现了渐进变化的好处。


    蒂尔西特让亚历山大喘了一口气，使他可以重新开始被拿破仑战争中断的改革进程。这次，他将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1772—1839)拔擢为内阁大臣。斯佩兰斯基的父亲是个普通的乡村神父，以前在神学院读书，从出身来看，他和密友委员会那些皇帝的朋友一个都不像，从受的教育和处理政务的能力上来看，他也没什么好羡慕那些人的。


    作为科楚贝伯爵领导的内务衙门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斯佩兰斯基在亚历山大在位初年制定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法律。他是在1808年和皇帝私下见面的。即将前往埃尔福特会晤拿破仑的亚历山大将斯佩兰斯基带在了身边。皇帝手下的这位新任大臣法语相当出色，他还仔细研究过法国现行的行政体系。皇帝问他对法国和俄国有什么看法，斯佩兰斯基的回答是：这儿有制度，我们那儿人更优秀。


    埃尔福特一行之后，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就被任命为司法大臣的左膀右臂，在皇帝的绝对支持下，着手制订国家改革的计划，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米利查·涅奇基娜的说法，这“是俄国国家政体的布尔乔亚式改造计划，着力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的计划和思想在20世纪最后十年具有惊人的现实性，当时，俄国再次意识到必须改革国家结构，解决那些老问题，这些问题一旦出现，就会永远找不到答案。


    19世纪末，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分析了斯佩兰斯基的计划，而且多次提出口头警告：“首先必须注意的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计划不仅完整，而且颇具独创性：我们只能通过当时人所作的摘录来进行评判。”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的文件要到1961年才会完整发布。纳坦·埃杰尔曼看了文件内容，他在20世纪末的改革最深入的时候写道：“斯佩兰斯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的计划不是乌托邦，而是关于‘上层革命’的一个计划，很有意思。”


    呈递给皇帝的这份改革计划由两大部分组成：对俄国国家体制的批判和弥补不足之处的方案。


    对改革第一阶段、蒂尔西特和约、打输两场战争之后的国家现状进行批判，是沙皇身边圈子的时兴话题。海军司令尼古拉·莫尔德维诺夫(1754—1845)写给皇帝的一封信以其敢言给宫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俄国自由主义最值得注意的代表”，赞赏英国的制度，欣赏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是斯佩兰斯基的同路人，向后者提出了一套新的经济体制。尼古拉·莫尔德维诺夫给亚历山大绘制了“一幅国家彻底衰败的可怕景象”。这样的景象确实毫无诱人之处：“……瘟疫抵近我们的边境……阿斯特拉罕人的暴动，内外贸易中断……乌拉尔人难以约束，彼尔姆的冶金厂工人根本不服管教；一有风吹草动，德意志农民就会起事；犹太人毫无来由地遭到迫害，没法正常生活，他们还受到外来影响，随时准备起来反抗政府，因为政府只对他们的宗教采取不宽容的态度，而对其他民族不会这样；波兰农民和他们的主人受到邻国同胞获得自由的影响；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陷入狂热，准备归附土耳其人；各个首府物价高企，边境省份饿殍遍野，缺少人力和牲口，人都被征兵处和民兵组织拉过去了，从北到南，所有的省份，各个阶层的臣民，无论贵族、神职人员还是商人和耕作者，都弥漫着绝望和反叛的情绪……”


    莫尔德维诺夫向皇帝描述了恶的具体表现形式，恶会侵蚀国家的机体：“军队缺乏经验丰富的指挥层，鲜血白流，已丧失往昔的精神……如今和约已经缔结，外交部门也就表明了他们能做些什么；不过，必须承认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我们被一个外国人领导，他至少向我们国家提供了安慰：永恒的饥馑不会落到俄国人的身上。政府要求神职人员憎恨和辱骂祖国的敌人，结果他们却又受到这个政府的谴责，所以神职人员遭到了民众的蔑视。”


    尼古拉·莫尔德维诺夫大胆抨击君主；军队缺乏经验丰富的统帅，因为沙皇决定亲自指挥；蒂尔西特和约由“外国人”布德伯格男爵签定，但和法国结盟的决策只能由皇帝做出。正是他在教会之后，以政府发文的形式，诅咒波拿巴，现在却与之签订充满了友爱互助的和约。这封信的作者向君王提出了“补救措施”：“大力依靠贵族阶层，这才是国家的中坚力量……”


    尼古拉·卡拉姆津在其《笔记》中也没少抨击，说俄国盛行的就是烧杀抢掠，目无法纪：“到处都有人在偷抢，但有谁受到惩罚？”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关注的是本质问题。他一开始是这么来定义的：“如果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如果国家武力完全听命于专制权力，致使臣民毫无权利，那这样的国家就是奴隶制国家，其政府就是独裁的。”往回看我们就会注意到，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期间，俄国在走向自由，斯佩兰斯基指出，从彼得大帝开始，国家的政策始终都摇摆不定。比如，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权力享有种种独裁的好处，还和哲学理想相结合，给自己贴金。改革计划的作者注意到，俄国的法律是在雅典或英国写就的，而行政管理体制却借用自土耳其。


    俄国拥有完整的民法，但谁也没法受到任何法律的保障，因为就像斯佩兰斯基所说的那样，这些法律条文任何时候都能被专制权力这块大石头给砸碎。而这才是关键：专制权力就是独裁，就是奴隶制。


    改革的目的是要在俄国创造一个君主制政府，在斯佩兰斯基看来，那应该是立宪君主制。但“在一个半数人口完全处于奴隶制，而且这奴隶制和几乎所有的政治和军事组织的构成者均有关联，同时这一体制因边界和政局方面的原因又十分必要”的国家，究竟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对于“半数人口完全处于奴隶制”，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说得很明确：俄国社会的主要阶层是地产贵族和耕种土地的农民；前者是皇室的奴隶，后者又是前者的奴隶。斯佩兰斯基提出了这样一个言简意赅的公式：在俄国，只有乞丐和哲人是自由的。随后的历史表明哲人会拥有各种各样的财富，而仍然保持自由的唯有乞丐。


    因此，斯佩兰斯基的改革就是要使国家发生改变，创建一个规则化的君主体制，一种受宪法限制的君主制。为此，就必须解放农奴。推行这个计划自然会遇到困难。解放农民是实施改革的条件。但问题很快就来了：必须解放有地农民还是无地农民？如果是前者，土地是卖给他们还是免费赠予？如果是卖给他们，又该如何给自由和土地定价？


    半个多世纪期间（直到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农民解放宣言为止），俄国一直都在讨论上面这些问题，大家都在寻找答案。但即便解决了，这些问题仍然在20世纪末出其不意地再次出现。集体农庄体系被解散，这和废除农奴制一样都很艰难。当时在农业领域出现的那些问题也可以使我们理解19世纪农民解放种种相异的困难之处。


    斯佩兰斯基的计划推迟了对农民的解放，放在第一位的是国家体制改革。他写道：“必须清理行政管理机构，必须确立宪法，也就是说政治自由，然后才能一步步实现公民自由，也就是解决农民自由这个问题。这必然是处理事情真正的顺序。”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斯佩兰斯基的思想太过体系化，他认为俄国历史上只有另一个人如此酷爱体系，此人是阿法纳西·奥尔金—纳肖金，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近臣。“伟大的体系论者”，亚历山大·基泽维特就是这么称呼斯佩兰斯基的，基泽维特认为其改革计划“具体的特质”惹怒了亚历山大：“这些计划将自由纯洁的梦想变成了干巴巴的逻辑公式、明确的司法规定和彻头彻尾的文章段落。”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的计划考虑的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发现该体系的基础是：掌权的立宪君主受基本法的限制；君主制的贵族阶层监督法律和权力的运行情况；自由的人民和贵族阶层因相同的利益而连结在一起。正如斯佩兰斯基所设想的，贵族阶层包括了等级制最上层的三到四个等级，人民向他们赋予了全部的权力。


    解放农民必须分两个时间段来实施：个体解放（农民仍然被绑缚在土地上），随后是在地主间自由迁徙（因此这里涉及的就是对无地者的解放）。


    斯佩兰斯基提出的国家体制，从基础上看，对权力作了严格的划分。立法权属于国家杜马，行政权属于向杜马负责的各衙门，司法权属于元老院，元老均由杜马选出。该计划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所有机构都具有选举的特征。


    乡（最小的行政单位）杜马由地主和皇室农民的代表构成。由他们来选举县杜马的代表，以此类推，后者再选举省杜马，省杜马选举国家杜马议员。地方杜马每次任期为三年，国家杜马每年选举。行政权由乡、县、省的行政部门掌握，听命于各部。其成员由相应的地方杜马选举产生，而各部大臣则由君主任命。每个行政区划均设法庭。县和省的法院由经选举产生的法官构成，与陪审员共同办案。元老院是司法的守护者，由国家杜马选举产生。这个结构的最后一环是国家参政院，参政院由贵族阶层的成员组成。


    1810年1月，斯佩兰斯基的计划得到了亚历山大的批准。这是在创建了一个新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是国家参政院之后没多久宣布的。但参政院的职能相较于计划而言还是受到了限制；新的机构只不过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个咨询机构。反对改革者施加的压力使该计划大为失色。


    反对者的批评基本上出现在两个层面。如果我们归纳一下主要议题，斯佩兰斯基的计划就是：宪法必须限制君权，不能让农奴制阻碍法制国家的确立。反对斯佩兰斯基最激烈，也最出色的人是尼古拉·卡拉姆津，他宣称：“专制原则就是俄国的保障，保护该原则的完整性就是在守护国家的幸福；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奴役人，而不是赋予其不合时宜的自由。”


    在反对改革的诸多论据之中，有一个始终都能观察到的事实：农奴制俄国是个强大的国家，在欧洲举足轻重。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在解放农民之后，鲍里斯·契切林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实：多亏了农奴制，俄国才成为文明大国。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只有农奴制俄国才能在欧洲大陆上战胜由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指挥的自由法兰西大军。”1882年，鲍里斯·契切林认为如果要取消农奴制，也是因为农奴制已经很好地为俄国做出了贡献。对尼古拉·卡拉姆津而言，1811年，农奴制的好处还远远没有穷尽。


    尼古拉·卡拉姆津并非那些脑满肠肥的农奴制支持者，一心想着如何填满自己的腰包。在其《俄国史》一书中，他也说过不受限制的专制主义独断专行所带来的种种恶果。他之所以和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起争论，还是因为一个原则问题。卡拉姆津写道：“该时期的立法者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太过尊重国家行为的种种形式：于是创建了各个衙门，建立了参政院等等。”《新旧俄罗斯记》一书的作者所下的结论是：“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人。”


    换言之，法律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其中首先就是君主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拉耶夫没去考虑俄国改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纷争；他的结论是，这些争论是“那些主事者发起的”，归根结底，这么做“有助于增加中央权力的行政效率，这影响了国家经济、社会和公共生活的无数领域”。不过，他也看出了改革的限度，特别指出：“如果要让具有逻辑性的帝国政策长期持续下去，各部的建议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围绕斯佩兰斯基改革所引发的争论到20世纪末尘嚣再起。我们会发现提上日程的是同样的问题：法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哪一个才更重要？如何限制最高权力？必须师法西方，还是发明自己的体制，寻求一条“俄国道路”？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对斯佩兰斯基计划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改革计划的种种优点，但也指出了这些计划不切实际。照他的观点来看，俄国对此根本就没做好准备。20世纪末，俄国突然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19世纪的这位历史学家的种种说法似乎就具备了极强的现实性。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如果村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交易，我们也就无从规定在哪个村做生意。他又说：“我们无法规定别人去爱自由。”


    俄国历史学家，无论是革命前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还是苏联历史学家，通常都并不看好斯佩兰斯基的改革以及改革的鼓动者亚历山大一世。理由是他想要创建一个稳固的司法结构，把它放在改革的第一位，而且改革失败也可以认为是沙皇优柔寡断、心有畏惧导致的，再加上斯佩兰斯基的理念过于乌托邦。


    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至少其中某些人）开始修正前人对亚历山大一世改革所持的看法。他们注意到亚历山大洞察到了必须解决摆在俄国面前的两个基本问题。亚历山大时代的一个研究者是这样写皇帝的：“相信农奴制是一种恶，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不应保存旧有的状态，但他最终还是没能靠自己弄明白如何对农奴乡村进行重组。”当代，亚历山大的传记作者发展了这个思想，指出这位君主内心里存在两股永远在彼此争锋的趋向：解放农民，成为俄国历史上大转折（也就是现代文明）的首倡者，又因为恐惧，想由贵族阶层来提出解放农民的倡议，但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在物质层面，贵族阶层都没做好这个准备。


    现当代历史学家的结论是，俄国没做好准备的是靠农奴劳作得利的贵族阶层；还因为皇帝优柔寡断，他并不具备力量，无法成</a>为“上层”革命者。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苏联出现了改革的尝试，19世纪末俄国的状况提供了颇具指导意义的类比，证明了在某种条件下“上层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改革仍然没有完成，压力实在太大。亚历山大并没有放弃这两个压在他身上的重大任务，但他相信必须首先对方法和结果进行测试。1816年，应当地贵族阶层的要求，他废除了埃斯特兰的农奴制。一年后，他又设法迫使小俄罗斯的地主走上这条道路，但后者断然拒绝解放农民。但库尔兰和利夫兰的贵族看到了其中的好处，便分别于1817年和1819年废除了农奴制。关于利夫兰的改革，亚历山大宣称：“我很高兴利夫兰的贵族阶层证实了我的期待。你们的榜样值得他人效仿。你们顺应时代的需要，明白只有自由的原则才能构建人民的幸福。”


    由于觉得有必要在整个帝国推动“自由原则”，亚历山大将这项解决农民问题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此人是个政治上的反动派，另外一个受到托付的是财政大臣古里耶夫，当然也不能认为他具有“投石党人的”理念。阿拉克切耶夫的计划规定农民用信用来购买自由和土地，而这就成了1861年改革的基础。古里耶夫伯爵则建议在俄国让“不同种类的田产”共存。后来，各路政治家对这个想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想要在20世纪末解决农民问题。


    这两个计划都受到了采纳，但始终没有公开。亚历山大害怕去实施这两个计划。


    对宪法的梦想也同样受到了考验。1809年攻占芬兰之后，皇帝在这个新得的省份停留了一段时间，开设了议事会，宣布“依照各国宪法，维持目前每个国家，特别是芬兰全体居民的信仰、基本法、权利和特权”。于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国境之内第一次出现了宪法。


    1818年3月，亚历山大在波兰议事会讲话：拿破仑胜利之后和部分并入俄罗斯帝国之后诞生的波兰王国拥有了宪法。皇帝宣布会立刻在波兰王国境内设立“符合法律的自由的机构”：“我时常在思考这些事情，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由神意赋予我在各个国家传布救赎者的影响力。”


    当代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波兰王国的宪法“在亚历山大一世看来是一种独创的体验。波兰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试炼皇帝和专制权力联手共生是否具有有效性的试验场”。


    在华沙，亚历山大让早已不存在的密友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主持会议，委托一群大臣拟定制宪计划。《俄罗斯帝国国家法规》这份文件很快就拟定好了。他建议将俄国转变成立宪君主制，并创设两院议会，设立地方代议机构，也就是“议事会”，将行政权和立法权在皇帝和选举机构之间分配。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个人财产不受侵犯。


    这份计划也被尘封在了秘密档案之中。两种彼此矛盾的倾向始终在起作用：亚历山大很想引领改革，却又担心别人阻止他，之所以有这个担心，正是因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贵族阶层对改变现存秩序的所有尝试均持敌视态度。领导层接受改革中央各机构，转变地方行政部门，后者日渐起到了官僚机构的作用，今后就会成为贵族阶层和皇帝之间的传送带。


    1815至1818年间的改革行动在帝国的西方各省造成了有形的结果，许许多多计划仍然停留在良好意图的阶段，第二波改革对此继续推进，只是因与拿破仑进行新的战争又被迫中断。斯佩兰斯基遭到解职，后被流放，首先被流放至下诺夫哥罗德，后至彼尔姆。所谓的“斯佩兰斯基时代”就此寿终正寝。不满改革者的情绪一滴一滴溢出了水杯，他们的不满所针对的是财政改革的提议。所有人都起而反对增加直接税和间接税，反对指券发行中断。俄国当时所经历的巨大的财政困难很大一部分是蒂尔西特和约的结果。和拿破仑结盟导致俄国参与欧陆封锁，结果就戏剧化地呈现在了俄国的经济上。摒弃财政改革也就意味着亚历山大选择了另一种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方式。抛弃斯佩兰斯基一事也表明了和法国的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


    5 “小型战争”


    我们知道，蒂尔西特和约是1805至1806年被法国打败所导致的结果，也让俄国有了喘息的机会。俄国很快就趁此时机发动了针对瑞典、土耳其和波斯的军事行动。所有这些冲突都属于进攻性质。攻打瑞典的借口是其国王古</a>斯塔夫四世对蒂尔西特和约迫使其终止和英国的关系感到不满。1808年3月宣战，一直打到1809年9月，双方最终签订了弗里德里克山条约。芬兰一直到托尔内奥河以及奥兰德群岛都划给了俄国。


    俄国历史学家正确地认为，是拿破仑怂恿亚历山大，使之向瑞典发动战争的。当然，法国皇帝没法迫使俄国发动战争来夺取芬兰。他只是表达自己的想法，指出这种可能性，甚至还承诺提供援助（无法兑现的承诺）。但开战的决定还是俄国皇帝自己做出的，而且是惯性使然：可能性是存在的，从中获益也不错；那儿有一个空腔，防守不力，所以必须来填满这个空腔。


    对土耳其和波斯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军力、精力，死伤惨重。1806年夏，俄国攻打土耳其，夺取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我们要记得这些多瑙河畔的省份都属于奥斯曼帝国。战争缓缓展开。蒂尔西特和约签订，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在埃尔福特会晤(1808)，法国支持俄国对多瑙河各公国的诉求，只是在这之后，战争才开始激烈起来。


    1811年，俄军最杰出的军事将领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被派往战场，担任摩尔达维亚军队统帅。库图佐夫在准备和土耳其人的战事之时，还和敌军进行了外交谈判。俄国要求吞并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沿多瑙河同土耳其确立边境线，让塞尔维亚自治，并要土耳其在外高加索作出一些让步。


    土耳其人只是到被打败的时候才同意了这些要求。1812年5月，也就是拿破仑进入俄国之前几个星期，俄国和土耳其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约。此时，国际局势突然发生变化，首先是俄法关系恶化，拿破仑对土耳其的支持越来越积极，法国和俄国的敌人英国对苏丹提供援助，这些对签订协定的条件肯定会产生影响。俄国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预计军事胜利后能得到的东西也没得到。


    但俄国所获得的利益也不可小觑。普鲁特河成了最高朴特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界河，比萨拉比亚也就成了俄国的领土，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归还给土耳其，但两地获得了自治。俄国在该地区保留了影响力。塞尔维亚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俄国则有权核实土耳其是否很好地遵守了为塞尔维亚人所采纳的那些准则。在外高加索地区达成了和解。俄国夺取的土地和要塞都归还给了奥斯曼帝国，那些愿意归附于俄国的地方仍旧属于俄国。土耳其同样承认伊梅列季和门戈列里归附于俄罗斯帝国，阿布哈兹和古利亚也都如此，也就是说黑海东岸地区两百多公里的长条形地带都成了俄国的领土。这也就意味着整个东格鲁吉亚和西格鲁吉亚的很大一片地方都成了俄国的。


    征服高加索是对土耳其，也是对该地区另一个大国波斯发动战争的成果。我们知道，出现在高加索山区的首批俄军士兵就是彼得大帝的龙骑兵。18世纪，俄军就已进入过那个地方。事实上，是波斯沙赫属国的格鲁吉亚沙皇请求成为俄国臣民的，“高加索问题”和这个请求有关。


    1801年1月，保罗一世在彼得堡说过，想要让格鲁吉亚沙皇国成为俄国的领土。同年9月，亚历山大一世建立了格鲁吉亚国内政府，任命当时的国务大臣P. 科瓦连斯基担任格鲁吉亚摄政。不久之后，俄国和波斯开战。战争幸好是在1803至1804年展开的：位于波斯属地阿拉斯河北岸的诸“汗国”均被征服。当时有两个汗国，其中一个的首府吉安加被更名为伊丽莎白城，以纪念亚历山大的妻子。驻扎在格鲁吉亚的军队统帅兹孜亚诺夫亲王成为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化身。他到处散播恐怖的种子，不遵守任何待客的法则，巴库汗邀请他共进早餐，却被他杀害。


    自西方各国介入进来，战争便开始越拖越长。1807年5月，法国和波斯签订和约，承诺对其进行援助，不仅要夺回被兹孜亚诺夫攻占的省份，还要夺回格鲁吉亚。尽管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法国军官却仍然在波斯军队服役，头衔是“顾问”。英国也没闲着：1810年起，它每年向沙赫提供补助，而且还给波斯军队配备了两万支步枪。


    在这场战争中，与波斯人的战斗，山民自然会介入。俄国始终都很惧怕山民会切断在阿拉斯河沿岸作战的部队与基地之间的联系。因此，从战略上来看，就必须征服山民。因此，“高加索战争”迅速发酵，其目的就是要征服这片地区，战争在19世纪打了数十年之久；结果到20世纪40年代，俄国仍然惧怕的那些山民都被驱逐到了哈萨克斯坦。20世纪90年代，俄国和车臣之间的冲突让人对“高加索战争”记忆犹新。


    和波斯的战争拖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为止：俄国和拿破仑闹掰，俄英再次结盟，遂导致俄国人于1812年和土耳其签订和约，之后又于1813年和孤立的波斯签订和约。波斯军队被击败之后，阿巴斯—米尔扎这次听取了英国外交官的和平建议（威胁不再援助），于1813年10月在古利斯坦签订了和约。波斯所有被夺取的省份都成了俄国的领土。


    6 卫国战争和对外战争


    谁来帮我们？冬天，巴克莱·德托利，还是俄罗斯的上帝？


    ——亚历山大·普希金


    当大家庆祝斯大林夺取柏林的时候，他回答道：亚历山大一世去了巴黎。


    ——斯大林逸事


    1815年，莫斯科出现了一本作者名为费奥多尔·格林卡的书，书名是《俄国军官书信中的波兰、奥地利领地、普鲁士和法国，且详细描述1805年和1806年的俄法战争，以及1812至1815年的卫国战争和对外战争》。这名年轻军官后来成为流行诗人，他这部著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爱国”战争和“对外”战争之间，也就是在拿破仑军队侵略俄国的战斗和俄军在外国（直捣巴黎）发动的战事之间进行了区分。


    蒂尔西特和约似乎宣告了和平时代的来临，使人可以专注于国内事务。和瑞典的短暂冲突，对土耳其以及波斯的军事行动，只不过是些“小型战争”，资源投入得并不多。拿破仑诱惑俄国，说要联合它在印度发动战事，打击英国人的大后方，彼得堡听得还挺仔细。不过，这个想法还是太新鲜了。我们要记得，保罗一世死前两个月，还命令顿河哥萨克的阿塔曼奥尔洛夫向印度进军，更给出了明确的指示：“从我国前往印度：从奥伦堡出发需行军三个月，从我们这儿出发去那儿需时一个月，所以总计四个月。”所以，最好“带炮兵”从奥伦堡出发，“穿越布哈拉和希瓦，沿印度河河岸径直行军，就能找到英国人的设施”。皇帝保罗向顿河哥萨克及其阿塔曼承诺：“这次远征，印度的所有财富都将用来犒劳你们。”


    不过，彼得堡并没把和印度的战事太当回事。和拿破仑结盟所出现的困难远超亚历山大的预想。我们说过，和法国联盟的代价就是要参与对欧洲大陆的封锁，这对俄国的经济造成了明显的影响。而拿破仑则向俄国承诺会援助它成为多瑙河诸公国的主人：事实上，他（秘密）援助的是土耳其。


    亚历山大对华沙大公国的创建以及法国在“波兰问题”上的打算备感不安。他决定和拿破仑见个面，澄清所有的误解。但法国皇帝并没有找到会晤的时间。1808年7月，法国的一个师在西班牙拜伦附近的山地遭到包围，投降了游击队。这只不过是拿破仑军队攻入西班牙的一小部分，但“由于道德上的影响，拿破仑的法国还从未经受过这样的打击”。


    拜伦受降的后果之一便是两位皇帝于1808年9月在埃尔福特见上了面。拿破仑终于找到了时间。


    启程前往埃尔福特的前夕，亚历山大收到了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的备忘录，这位前外交大臣在备忘录中猛烈抨击了和法国结盟的政策。他特别指出拿破仑“绝对会想方设法羞辱俄国。只要俄国顺服于他的欲望，支持他实施自己的计划，他就会让俄国保持和平，但他一旦察觉出俄国有反抗之心，就会设法用武力将之镇压下去……”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给自己的朋友绘制了一幅长时间惨淡的未来画卷：拿破仑进入俄国，向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挺进，援助土耳其人，重建波兰王国，解放俄国农民，蚕食帝国，在帝国的领土上创建好几个独立国家。在埃尔福特，亚历山大出其不意地认可了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所传达的那种担忧之情：塔列朗向俄国皇帝提出了担任其顾问、为其服务并秘密结盟的请求。他建议两者共同抵抗拿破仑，互相支持，以拯救欧洲。


    在埃尔福特的时候，拿破仑明确承诺会支持俄国对多瑙河诸公国的诉求，同意不会让普鲁士占领这些公国（亚历山大对普鲁士可是一刻都没忘），但作为交换，他要求一旦奥地利入侵，俄国能向法国提供协助。返回彼得堡之后，亚历山大一世便立刻着手和维也纳宫廷秘密谈判。奥地利驻俄国使节施瓦岑贝格亲王和皇帝会谈之后，便通知维也纳，说一旦发生战争，俄国并不会真正援助法国。秘密会谈的内容要到20世纪初才为人所知。


    亚历山大鼓励奥地利反对拿破仑并不仅仅是为了削弱法国，他还想找到一个盟友，反对波兰重建计划。收到彼得堡的信号之后，奥地利便发动了战争：奥军侵入了巴伐利亚和华沙大公国。奥军在瓦格拉姆战败（1809年7月），被迫签订维也纳和约（1809年10月），这次战役后，奥地利在波兰损失了相当大的地盘。拿破仑将占领的一些省份并入了华沙大公国，并将捷尔诺波尔给了亚历山大作为“酬金”。大公国的人口增加了近两百万，四分之三的波兰人都被整合到了一起。


    在俄国眼里，奥法战争终结得出其不意，华沙大公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波兰民族的军队也得以再生，虽然尚处于雏形，其统帅是波尼亚托夫斯基。尼古拉·卡拉姆津认为，蒂尔西特和约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得以让波兰的胚胎成型。对这位俄国历史学家和政治作家而言，波兰不应该“以任何形式、任何名号”存在。他还说：“哪怕让拿破仑夺取石勒苏益格，甚至柏林，都不应承认华沙大公国。”


    大公国的存在标志着波兰有可能重生，这就会激发政治上的摩擦，让法俄联盟危在旦夕。同样，由于削弱了蒂尔西特和约的基础，经济困难也日益加剧。封锁欧陆显然对俄国不利。事实上，英国买入廉价的原材料，如木材、亚麻、大麻、小麦，需用黄金或昂贵的制成品支付。法国则倾向于就近贸易（穿越整个欧洲大陆从俄国进口太贵），而将里昂的丝绸和必须用黄金支付的其他产品卖给俄国。


    拿破仑于1810年8月批准了特里亚农关税，允许从殖民地进口食品（之前都是通过走私运入），但关税定得极高。对那些工业渐成雏形的国家和地区（萨克森、德意志西部、比利时、意大利北部）来说这还能承受，而且这些地方都和法国联系紧密。但对依靠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和地区，如瑞典、德意志东北部或俄国来说，就不可接受了。


    为了应对特里亚农关税，亚历山大一世于1810年12月确立了俄国高昂的关税，甚至还对奢侈品（丝绸、花边等）实施禁令，对走私贩运这些货品处以严厉的刑罚。而这肯定违背了蒂尔西特和约。法国历史学家甚至认为那是“明目张胆的背叛行为”。拿破仑将汉萨同盟的所有城市及相邻领土，包括伊丽莎白皇后父亲的奥尔登堡公国均纳入法兰西帝国，亚历山大一世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冒犯。人们经常将“奥尔登堡事件”作为1812年战争的一个直接原因。1812年1月22日，拿破仑发布敕令，规定将该公国并入法国。但之前的1810年12月25日，亚历山大在一封写给恰尔托雷斯基亲王的信中则提到一个计划，就是让俄军突发干预华沙大公国和普鲁士。这是一项先发制人的战争计划，目的就是阻止拿破仑迫在眉睫的干预行为，比他抢先一步行动。


    亚历山大的这个计划基于重建波兰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与传统的观点相左。皇帝向亚当·恰尔托雷斯基解释说，复兴波兰王国的想法会在战争开始之前宣告。亚历山大将一项任务交给了这位曾经的密友委员会委员：让波兰全体人民和军队与俄国结盟。必须由波兰军方和政界的要人签署一份宣言，来保障这个决策。1811年1月6日，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写了封信作为回复，他在信中提出了几个条件：只有恢复1791年5月3日的宪法，将波兰所有土地集中于一根权杖之下，打通波兰通往大海的通路，才能战胜拿破仑吞并波兰的企图。


    2月12日，亚历山大一世全盘接受：将波兰的土地整合起来（除了白俄罗斯，以及位于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以东的领土），确保存在全国范围的政府和军队。重生的波兰同俄国结盟，这是皇帝提出的条件。亚历山大宣告：“只要我还不相信波兰人的合作意愿，我就不会和法国开战。”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的任务以失败告终：波兰领导人选择和拿破仑结盟。1812年4月1日，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亚历山大一世给恰尔托雷斯基去信，说他会推迟这项计划，知道的人太多了，还警告说不要对拿破仑报有太多的希望。皇帝的结论是：“您必须记住波兰人将要经受的悲惨命运，他们行进在法国的旗帜下，给俄国人提供了复仇的借口……”


    亚历山大的计划表明，他相信对法战争不可避免；他同样相信，若想发动战争，就必须付出和波兰重生同样高的代价。冲突的直接起因有很多：亚历山大内心憎恨拿破仑，宫中由于担心敌视俄国的波兰重生而生发的反拿破仑情绪，俄国由于封锁欧洲大陆而导致的经济困境，伦敦引领的反法行动，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还可以用各国都有称霸欧洲的企图这一点来解释。为了打败英国，拿破仑就必须使俄国保持中立或打败俄国。至于亚历山大，则想让欧洲免于暴君的统治。


    1812年6月24日（旧历），大军团跨过涅曼河，进入科夫诺和格罗德诺。法国发起了战争。自1612年起第一次，外国军队进入了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一百二十九年后，1941年6月22日，纳粹军队侵略苏联：战胜拿破仑的记忆将会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抚慰苏联人的心灵，那段时间里，战局对苏军非常不利。为了纪念反抗拿破仑的那场战争，反抗纳粹德国的战争也被命名为“卫国战争”。


    毕竟，这两场“卫国战争”并不缺乏类比性。拿破仑和希特勒都选择了6月入侵。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大家很久以来就认为会爆发战争，但俄军和苏军都仍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亚历山大的计划和斯大林的计划都是进攻型的：所有的食物储备和弹药储备都集中到了前线，但很快就落入了敌军之手。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是率领着多国部队，向东进发。人们习惯于说拿破仑带着“十乘两倍的语言”，也就是二十门语言：军队里有法国人，也有各被占公国的德意志人，还有旧日反拿破仑同盟的盟军，如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瑞士人、意大利人、荷兰人等。


    传统上大家都认为大军团有六十万人。在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说有四十万士兵，包括盟军在内。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认为入侵俄国的军队差不多是这个数目。无论如何，都可以表明，法国从未在战场上派出过如此强大的军队，而且其数量比俄军多出两倍。


    在欧洲，没人怀疑拿破仑会赢。他似乎拥有一张决定性的王牌：天才的军队统帅具有催眠般的魔力，打赢过无数场战斗。冲突的最初几个月也证实了这种普遍的看法：俄军向东撤退，将土地让给了法国人。不过，拿破仑没能迫使敌军与之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皇帝都会赢。历史学家时常谈</a>起“西徐亚人的战术”，这指的是将法军引入俄国纵深的做法，这是放弃了在波兰先发制人的干预措施之后，所精心谋划的一个计划。面对载誉而归的对德胜利，斯大林最喜欢谈论的就是“古老的帕提亚人”，他们“将罗马人克拉苏及其军队引入该国纵深地带，随后发动反攻，分而歼之”。用斯大林的说法：“我们天才的统帅库图佐夫（精通历史），运用酝酿已久的反击战打败了拿破仑和他的手下。”


    事实上，俄军就是在撤退，因为将军们彼此意见不一，他们没有计划，就算制订了计划，也没有将之付诸实施。担任西线主力军队指挥官的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1761—1818，1810年担任战争大臣）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他的德意志出身。有人解释说，俄军向本国纵深地带撤退，是因为不够爱国。拿破仑只认定一件事：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击溃俄国。帝国的身体上，西班牙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所以不能再承受另一次失败——败给俄国人。


    他的军事计划完全说得通：他没向首都彼得堡进军，而是向该国的经济中心莫斯科，那儿是极其重要的河流汇集地；河流几乎是唯一的交通轴线。彼得堡和向它提供小麦的外省隔了开来，亚历山大也被阻隔在都城，除了接受拿破仑的条件，别无他法。


    但后者对俄国并无任何政治上的计划。法国皇帝很清楚他是不可能占领这个国家的，他也没想将它肢解，这样反而会让奥地利和普鲁士得益，而这两个国家增强对法国是不利的。拿破仑提议重建波兰，因为那是阻隔俄国的一道屏障。他想在战胜俄国人之后，将欧洲转变成一个统一的空间，既无通行证，也没有边界：巴黎、莫斯科、华沙、柏林、罗马的居民都能到处安家。在大军团的队列中有废除农奴制的宣言，但拿破仑并没决定把对待德意志的方法用在俄国身上。


    在俄国境内的这场战争和法国人通常打的那些战斗截然不同。到处都会让人震惊。酷热的暴雨使道路成了烂泥的汪洋，骑兵的马匹难以行进；营养不良，再加上路途难行，士兵成百上千地死去。法国统帅在准备打这场仗的时候，就将俄国官方地图印好，分发给了各团。但地图很差劲，反而导致了更不利的后果。


    同样出其不意的还有撤退的俄军士兵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旧要塞斯摩棱斯克仍然保有反抗巴托里的战斗记忆，成功击退了法军的进攻。后者只是在俄军决定撤离后才夺取了这座城市。斯摩棱斯克投降的阴影之所以会略略消散了些，是因为当时任命了米哈伊尔·库图佐夫(1745—1813)担任俄军最高统帅，库图佐夫在之前一天还被提升至亲王级别。这位俄军旧帅从奥斯特里茨起就没时间讨亚历山大的欢心。首都舆论要求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让俄国人担任军队统帅，迫于压力，皇帝只能将他召来。


    德意志人（波罗的海人或德意志诸国居民）人数众多是俄罗斯帝国军队的一大特征。16名军长中有7名都是德裔。库图佐夫的军队共有69名将领、96名上校和上尉、近760名下级军官为德裔。通常，德裔指挥官军纪严明，这是军队所需要的。但不能忽视的是皇帝对他们都很好，而且德裔军官都颇为倾向于在军队建功立业。亚历山大一世和功勋卓著的叶尔莫洛夫将军有过一次谈话，这则故事在俄国流传甚广。皇帝说他夺取了高加索，该如何对他进行奖赏，将军的回答是：“让我成为德意志人。”


    新任的最高统帅库图佐夫亲王继续采取巴克莱·德托利的战术，将俄军引入该国腹地，避免和拿破仑来一场决定性战斗。


    在莫斯科城门旁的博罗金诺，俄法两军遭遇，几百部作品都描述过这场战役，最先起头的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尽管有许多亲历者参与了战斗，或身临其境，军事史学家也进行了相当认真的研究，但他们始终不知道拿破仑和库图佐夫究竟有多少兵力，伤亡又是如何。博罗金诺战役五十周年之际，参与者之一的利普兰季将军对这场“卫国战争”中外国人的贡献作了总结。28名作者认为法军兵力占优，13人意见相左，11人认为两军兵力持平。


    至于伤亡人数，我们发现也出现了同样的分歧。1812年卫国战争的官方史家亚·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俄军方面伤亡5.7万或5.8万人；一个世纪后，苏联的一位人口统计学者则说38506人阵亡、受伤或失踪。他采用法国的资料，认为法军在博罗金诺损失了58478人，但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则认为这个数字是2.8万人。


    至于究竟谁在这场血腥的战斗中获了胜，同样也是异见纷呈。唯一一个毋庸置疑的结果是：俄军指挥层决定不再守卫这座旧都之后，法军便夺取了莫斯科。拿破仑于9月2日进入莫斯科，在那儿待了五个星期。那时候，法军就察觉到他们对俄国一无所知。他们生平头一次占领了一座可以说没有“生产者”的城市。只要有消费者（地主及其家人）住在那儿，城市就什么都不会缺，因为农民会给城市带来丰富的食物。但当地主都离开了莫斯科，那占领者就什么都没得吃了。


    经省长罗斯托普钦将军的倡议，这座城市被付之一炬。更严重的是，亚历山大根本没有表现出想要进行拿破仑所需要的那种和平谈判的意思。法军离开莫斯科后，便开始向波兰边境撤退，他们越撤越快，军队也越来越失序。由于没有粮食，士兵便在所经之处大肆劫掠，而当地居民也就抵抗得越来越激烈。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对有关爱国主义的论述向来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想要为各种情感寻求物质基础，他写道：“士兵偷盗都是自动发生的，先是在莫斯科周边地带，之后越来越远，而政府再怎么发布宣言，发起呼吁，都没有成功引发人民战争。”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来说：“人民战争的狼牙棒挥舞起来了。”


    寒冬出其不意地降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拿破仑就要求了解俄国中部过去二十年的气温。所以他很清楚真正的寒冬要到12月才会开始，在最坏的情况下，11月的气温会降至零下十度。但1812年却是个例外：严寒在10月份就开始了。


    在渡过别列津纳河之前，俄军指挥层并不怀疑拿破仑会被困在那里。最好的亲历证词，也是法军惨败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指挥其中一支部队的海军司令奇恰戈夫给俄军士兵和民众下的那道命令。他描绘了法国皇帝的相貌：“他是个矮个子，矮胖，脸色苍白，脖子短壮，脑袋大，头发为褐色。安全起见，凡是矮个子，一律抓起来交给我。”


    对拿破仑而言，这场俄国战事持续了六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法国皇帝打到了涅曼和莫斯科，再原路返回，却一路损兵折将，那是他整个军事生涯当中输得最惨的一次。拿破仑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想迫使亚历山大签订和约，却输掉了这场称霸欧洲的战斗。俄国胜利了。


    第一个获胜者是亚历山大。法军进入莫斯科之后，彼得堡宫廷只想着一件事：和平。皇后和皇帝的弟弟君士坦丁都是这个意见。但亚历山大不想进行和谈。他想继续打下去，直至胜利，直至敌人被赶出俄国。当时的人对为何会胜利作了很多思考，意见很不统一。普希金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三个主要原因，战争的亲历者说这三个原因可以解释拿破仑为何会惨败：巴克莱·德托利的计划，寒冬使没做好准备的侵略者元气大伤，俄国的上帝是俄国的庇佑者。当时的人认为爱国主义情感的迸发是一个原因，使人民在面对外国军队时紧密团结在了一起。历史学家则同意列夫·托尔斯泰的说法，将最后一个因素放在了第一位，即俄国人民愿意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了自己，抵抗外国侵略者。同样，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军事天才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在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胜利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俄军的军事素养。弗里德里希·冯·舒伯特出生于彼得堡德意志天文学家的家庭，当时他们受科学院之邀前来俄国，舒伯特在和拿破仑作战的时候是名年轻军官，他是这样描写战友的：“那时候，俄军很神奇，他们仍然是叶卡捷琳娜和苏沃洛夫的士兵，各支部队都对自己古老的名号和曾经的荣耀倍感自豪。士兵认为敌人就是异端分子，是俄国教会的对手，是和俄国皇帝作对的骚乱者……许多将领都没教养，很愚蠢，军官大多都没受过教育，又是狂喝滥饮，又是玩牌。但从来没人会想过要去批评指挥层的行动和计划。所有人的看法都清一色：他们的职责就是，上面把他们放在哪里，他们就在那里直到战死。”


    卫国战争终结于别列津纳河两岸。亚历山大的许多战友，首先是库图佐夫亲王，从那时起都认为拿破仑已被赶出俄国：战争的目的达到了。库图佐夫再三说，我们和欧洲没什么关系，他们只要觉得行，那就让他们自己安排自己的事！但亚历山大却持不同的看法：俄国获得了解放，他还梦想解放欧洲。人们指责沙皇想要援助昨日和明日的敌人，也就是西欧各国，从而牺牲了俄国的利益。人们指责他虚荣心太强：拿破仑到了莫斯科，他就要去巴黎。他想要继续战争的想法，将他一直送到了俄罗斯帝国边界以外，不过其中部分原因，也是他的算计冷静而清晰。亚历山大认为拿破仑法国是俄国不共戴天的敌人：除了短暂的喘息时间，俄国和法国打了近二十年的仗。大军团被打败了，却并没有被消灭：死亡的基本上是年轻士兵和“盟军”，整个军官阶层还很完整，会再次成为新军的核心，可以让拿破仑再打两年仗。


    地缘政治的冰冷考量再结合普世幸福的美好愿景，亚历山大一世向来都是如此。“让各个民族都能全面拥有权利，享有教育，与我们联合在一起，受到庇护，保护我们不受侵略者野心的侵袭，这就是我们所希望达成的基础，在上帝的帮助下，竖立起这个崭新的体制。”而这就是亚历山大针对欧洲的计划。他的“体制”和拿破仑所宣扬的打通边界、确立普世福祉的计划没有任何区别。不过，欧洲并没有这两位施主的位置。


    俄军深入华沙大公国的领土，波兰人很不高兴，对他们态度冷淡，而犹太人则对他们热烈欢迎，表现出急切的亲俄情感，这也表达了他们对波兰人所怀的敌意。来到大公国边界的时候，俄国发布了一份胜利宣言，宣告拿破仑已被逐出俄国。一周前，指挥大军团内普鲁士军队的约克·冯·瓦滕堡将军和代表亚历山大的季比奇将军进行了秘密谈判。1812年12月30日，在陶拉格签订了协定：普鲁士军队宣布保持中立，不再同法军一起战斗。几个月之后，俄国和普鲁士便签订了结盟条约。“陶拉格”因此也就成了俄德关系出其不意转折的一个象征。1922年，苏联和德国签订拉帕洛条约，之后在1939年签订苏德条约期间，也都出现过这样的转折。


    俄国和普鲁士结盟便形成了新的反拿破仑同盟的核心，对已部分恢复的法军发起军事行动。普鲁士人和波兰人不同，他们把俄军士兵视为解放者。在普鲁士，之后又在日耳曼其他国家，都出现了反对法国侵略者的人民运动。1813年7月，奥地利向法国宣战，组建了反拿破仑同盟。继承人是法国人贝尔纳多特元帅的瑞典成了同盟的第四名成员。


    1813年1月，拿破仑在俄国惨败之后返回巴黎，他当时仍然是欧洲的主宰者。同年10月，他只剩下了法国。敌军打到了莱茵河沿岸。1814年3月，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率领得胜之军进入了巴黎。4月6日，拿破仑遭废黜，被流放至厄尔巴岛。拿破仑战争的时代自此成了过去时。从厄尔巴岛返回之后的百日王朝也只不过是徒劳的尝试：拿破仑的帝国分崩离析。打了三个月的仗之后，维也纳会议召开，会上想要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瓜分胜利成果，开完会又接着打。1815年6月9日，在维也纳签署了定稿文件。正如之后所显示的那样，欧洲版图遭到重新定义，时间达百年之久。但这份条约也蕴含着冲突、革命和战争。


    在最终消灭拿破仑帝国的进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亚历山大一世。自联军打到莱茵河之后，英国和奥地利便倾向于签订和约：英国想要避免俄国在欧洲大陆坐大；而奥地利则不想让普鲁士变强，认为只要削弱拿破仑就能做到这一点（让波旁王朝重新坐上法国的御座并没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算计之中）。亚历山大的观点占了上风。战争继续进行，直至最后胜利。


    联军之间的分歧使路易十八的代表塔列朗得以起到调停者的作用，并成功（考虑到当时的环境）捍卫了法国的利益。英国保留了其海上征服的土地：马耳他、锡兰、好望角。奥地利则获得了伊利里亚、蒂罗尔、伦巴底和威尼斯，在意大利半岛上重新开始发挥影响力。从领土上来看，主要的赢家是普鲁士，这是亚历山大始终都想见到的局面。俄国保留了芬兰（1809年从瑞典人手中夺走）、比萨拉比亚（1812年获得）和华沙大公国。


    亚历山大梦想将以前波兰王国的领土悉数纳入俄罗斯帝国之中，但在盟军施压之下，他同意将波兹南让给普鲁士，把加利西亚让给奥地利。不过，他仍然保留了波兰国王，或者说是波兰沙皇的头衔（这是官方头衔）。维也纳会议之后过了半个世纪才面世的《俄国和欧洲》一书的作者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1812年战争“给俄国在道德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果同拿破仑和解，让德意志和欧洲走向各自的宿命，它本来是能获得更多更具体的成果的”。


    亚历山大无论如何是不会这样去想的，他坚信自己有能力影响整个欧洲的命运，特别是德意志的命运。


    7 “欧洲的救世主”


    1815年之后，俄国显然在欧洲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


    亚历山大在维也纳会议取得了胜利。他是唯一一个直接参与“战胜者大会”的君主，大会的目的是瓜分战利品，也就是战败者的财产。他背后依靠的是整个俄国的力量和巴黎的俄国驻军。但他首先代表的还是自己。我们知道，彼得三世对自己只是俄国皇帝颇感遗憾，梦想着穿上普鲁士上尉的军服。而亚历山大觉得俄国的御座坐得有点挤，梦想获得欧洲救世主的荣耀。


    同时代的人特别指出，他对俄军在外国驻军的做法并没放在心上，对庆祝战胜法军，特别是博罗金诺战役的周年纪念日也缺乏热情。亚历山大对俄罗斯帝国的态度或许从他选择外交事务负责人这件事能看得更清楚。从1814年2月起，外交事务部门就由毫不突出的德裔外交官伊万（约翰）·安德烈耶维奇·魏德迈尔领衔。不过，在他身边工作的还有两个国务秘书，分别是卡尔（卡尔·罗伯特）·瓦西里耶维奇·涅塞尔罗捷和伊万·安东诺维奇（让·安托万）·卡波·伊斯特里亚（或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涅塞尔罗捷伯爵(1780—1862)的父亲是信奉天主教、为俄国服务的德裔外交官，母亲是改宗的犹太新教徒，他在俄国外交大臣这个职位上待了四十年之久(1816—1856)，比该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人时间都要长。卡波·伊斯特里亚伯爵（1766年出生于科孚岛，1831年在希腊的纳夫普利翁遇刺身亡）在伊奥尼亚群岛担任国务秘书一职，引起了彼得堡宫廷的注意，伊奥尼亚群岛共和国成立于1800年，是近代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希腊国家，受俄国的保护。1807年，根据蒂尔西特和约的条款，伊奥尼亚群岛被归还给了法国，仍然相信只有俄国才能帮助希腊人获得独立的卡波·伊斯特里亚就被派往俄国任职。


    俾斯麦认为能“两手同时做事”乃是政治家的重要素养。亚历山大一世的“两手”就是这两位国务秘书。涅塞尔罗捷是坚定的保守派；作为梅特涅的崇拜者，他宣扬的是亲奥政策。卡波·伊斯特里亚反对“奥地利体制”，支持立宪君主制。卡拉姆津认为卡波·伊斯特里亚是“当今宫廷内最智慧的人”。皇帝则一会儿拔高一人，一会儿又拔高另一人，随自己的意愿改变政策。


    拿破仑战败后，战胜者便决定在欧洲确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制。1815年9月14日，亚历山大、奥地利的弗朗茨一世以及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在巴黎签署了“神圣同盟公约”。英国正式拒绝加入，但愿意尊重他们的原则。11月，路易十八加入同盟。1815至1817年间，除了土耳其和梵蒂冈之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成了其成员。


    对那个时代的外交文书来说，神圣同盟公约的文本颇不寻常。两位皇帝和一位国王“以至圣且不可分割之三位一体之名”勠力捍卫“正义、基督之爱、和平”；他们宣告“用真正永存的兄弟之情彼此联合起来”，互相视为同胞，互帮互助，互相扶持。弗朗茨一世读到同盟书时说：“如果这是宗教文书，那这件事就归听告解的神父管；如果这是政治文书，那这就和梅特涅有关。”而后者则认为该文本“混合了自由派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理念”。


    这位奥地利首相说得没错：神圣同盟公约融合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奇思异想，他的政治规划是否能实现都取决于这些奇思异想。俄国政府想要清晰阐明神圣同盟的理念和目标，以吸引新的成员，他们在这方面大张旗鼓，彰显了其中的关键之处：俄国外交的目的就是捍卫欧洲的和平。作为这场运动的鼓吹者，卡波·伊斯特里亚宣称1815年签署的那些协定，尤其是9月14日的协定，代表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体制，能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


    1814至1820年间，俄国皇帝最操心的就是确保欧洲和平、拯救人类。更有甚者，神圣同盟甚至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会，也就是所谓的“峰会”。亚琛、特罗保、莱巴赫、维罗纳，亚历山大一次都没缺席，他到处都在捍卫这些至高的原则，到处宣讲以福音训诫为基础的政策。1818年在亚琛的时候，俄国皇帝大力支持禁止黑奴贸易。在那个时代的俄国，可以完全自由、合法地买卖人，有时甚至都可以没有土地。理论上，亚历山大反对奴隶制，支持自由、宪法、各民族之间的博爱。而且，他还开始觉得东正教会对他束缚太多。


    至圣治理会议的督察长亚历山大·戈利岑亲王曾</a>经是百科全书派的狂热崇拜者，如今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信仰。亚历山大·戈利岑平生头一遭读《圣经》，就深受基督生平和教诲的启发，并说服他的皇帝朋友阅读福音书。亚历山大就这么读了，他也是平生头一遭阅读，他的观点和督察长完全一致。对“敌基督”拿破仑、“人类之敌”开战也就转变成了精神使命：必须拯救人类。


    拿破仑一旦被逐出莫斯科，俄国皇帝及其军队在欧洲的推进便呈现出神秘的朝圣气息。在立窝尼亚，亚历山大拜访了摩拉维亚弟兄会，之后又去了弟兄会在萨克森的大修道院。1814年在伦敦，贵格会教徒前来寻找俄国沙皇。四年后，他们在彼得堡逗留的时候，受到了亚历山大的接见，后者建议他们在精神上与之一同祈祷，致力于冥想。1815年，巴伐利亚神秘主义者弗朗茨·冯·巴德尔亲自向皇帝递交了他一年前写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论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在政治和宗教之间建立新型内在联系的必要性》。论文题献给戈利岑亲王，指出必须以基督教原则为基础，进行训导，确立政策，并借助其他宗教和神话的要素来扩展基督教。


    波罗的海的男爵夫人芭芭拉·朱丽安娜·克鲁德纳(1764—1824)对皇帝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克鲁德纳是个作家，离异，狂热崇拜德意志的神秘主义，她预言基督即将登临亚拉拉特山，所以基督要去的地方就是俄国人占领的高加索那片土地，亚历山大在确立上帝在地上的王国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塔塔里诺娃（出生于布克舍登）——丈夫是一名上校，后战死沙场——对宫廷圈的影响日益明显，尤其是对戈利岑亲王。在她组建的圈子里，鞭笞派和阉割派的理念和东正教的原则糅合在了一起。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贝灵顿将这个“迷人女性”群体（其中也包括基娜伊达·沃尔康斯卡娅和奥尔洛娃—切斯缅斯卡娅伯爵夫人）对亚历山大周围的“反动派”所产生的影响，同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女性对保守派波雅尔所产生的影响做了比较。


    从神圣同盟的语汇可以看出神秘主义对亚历山大日益彰显的影响，他坚信同盟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而他这个俄国皇帝就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他在位初期所受天主教的影响（这是宫廷从保罗那儿继承下来的），此时已让位给新教的影响。对亚历山大而言，无论哪种宗教都能完善、扩大东正教，打开人类灵魂伟大的博爱通途，而他愿意让自己成为这博爱最好的化身。


    维也纳大会在意识形态—宗教基础上所确立起来的和平体系很快就出现了裂痕。1819年在曼海姆，耶拿大学神学系的学生卡尔·赞德用匕首刺杀了德意志三流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科策布长期为俄国服务，从1814年起，他就发行了《俄德大众报》，用德语宣扬神圣同盟的原则。赞德认为他是“祖国的叛徒”，所以将其刺杀，而他“匕首一击”，也就成了为自由而战的象征，成为初现端倪的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标志。


    科策布遇刺后，赞德被处以死刑，使人对俄国产生了很不好的印象，这在开明的年轻人的头脑中产生了激烈的回响。1820年2月，巴黎工人路易—皮埃尔·路维尔用匕首刺杀了法国王位的继承人贝里公爵。普希金在舞台上展现出了路维尔的形象，并配了图说“给沙皇上了一课”，而普希金也因此被从彼得堡流放了出去。


    1820年成为西班牙革命的开端。拉斐尔·德尔·里耶哥率领的起义军迫使斐迪南七世在国内重新实施1812年宪法，战胜拿破仑之后，国王曾废除宪法。三个月后，秘密社团烧炭党在两西西里王国发起革命，7月，那不勒斯守军迫使斐迪南一世在本国内施行宪法。新的名字，如里耶哥，新的概念，如烧炭党，就这样进入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语汇当中，尤其是俄国的语汇。


    欧洲南部的革命，其目的是建立立宪政体，使国家统一。宪法必须约束国王的独裁统治；至于国家统一，由于德意志和意大利都只不过是地理实体，所以看上去是有必要的。维也纳大会确立了德意志邦联，将三十九个国家整合到了一起。这是相当大的进步，因为1789年的时候共有三百六十个国家，1803年的时候就只剩下了八十二个国家。但民族主义者只想要一个德国。在亚平宁山脉，国家数目从十个变成了八个。


    特拉波会议（1820年秋）制定了干预原则：凡是革命成功的国家，均被排除出神圣同盟；若革命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定，盟国便有责任进行干预，首先是“友情告诫”，之后就是“武力镇压”，目的是重新建立秩序。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运动都直接威胁到了奥地利的利益。梅特涅需要亚历山大，于是他设法说服俄国皇帝，说他的国家现在表面上很平静，但革命接下来就会威胁到它。就像是对奥地利首相的话遥相呼应一般，谢苗诺夫斯基团的士兵哗变，反抗指挥官施瓦茨上校惨无人道的虐待行为。亚历山大就是在特拉波得知兵变一事的。


    1822年春，莱巴赫大会“明确了”干预原则的基础：神圣同盟并没有摒弃“有益或必须的改变”这一理念。但只有出自“自由意愿，以及上帝托付权力的那些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做的决定”，才可予以施行。同盟准许合法君主进行“上层革命”。


    神圣同盟所经手的重大考验就是希腊起义，希腊反抗土耳其的统治地位，欲求独立。亚历山大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经受了极其严峻的冲突。希腊人起而反抗合法的君主土耳其苏丹。另一方面，反叛的信号是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发出的，他的父亲是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总督，他自己是俄军军官、皇帝的副官。1821年2月，伊普斯兰提斯率领一支骑兵队离开了俄国边境地带，前往亚希，投入到解放希腊的斗争当中。


    俄国拒绝支持希腊的东正教徒。亚历山大在维罗纳大会上宣称：“我放弃希腊事务，因为我在这场战争中看见了时代革命的信号。”亚历山大选择了意识形态，也就是反对革命，不愿面对现实政治的种种可能性：土耳其已病入膏肓，塞尔维亚、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希腊的解放事业箭在弦上。那时候的人和许多历史学家都从中发现梅特涅在插手干预，他并不想削弱奥斯曼帝国，因为这么做就等于在强化俄国。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评估了亚历山大的政策，写道：“我不愿当十字架和受压迫人民自由的旗手，我们都是保守主义的勇士……”这位亲斯拉夫的理论家由此得出结论：“我们越是想要真诚、公平地让欧洲的观点成为我们自己的观点，欧洲就越是不愿相信我们的真诚，认定我们野心勃勃、用心险恶，我们也就越是憎恨欧洲，可我们对欧洲的正统主义和保守主义却忠心耿耿。”


    战胜拿破仑使俄国在欧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也毁了这个国家。除了胜利所带来的重负之外，还有外交政策的重负。和平时期，亚历山大就维持着一支近百万人的大军（1825年，兵员达到92.4万人，比他登基之时多出了三倍），以此来支撑神圣同盟体系。


    在亚历山大看来，为了向庞大的军队提供必需品，就会导致经济问题，军屯制似乎是对这些问题给出的激进答案。军屯制存在的四十多年时间（亚历山大在位最后十年和尼古拉一世的整个在位时期）是1917年之前俄国乌托邦理论得以实施的最佳范例。和所有的乌托邦一样，这个乌托邦也来自西方。但实践方式却是俄国式的。


    第一次实践要回溯到1812年的战争之前。蒂尔西特和约大幅减少了普鲁士军队的兵员，普鲁士战争大臣沙恩霍斯特绕过缔约时的条件，创建了战时后备军体系。士兵以战争为职业，不得离开自己的居住地。1809年，沙恩霍斯特的方法也在俄国进行了实验。俄国在莫吉廖夫省设立了一个团。为了让位给军屯制，村里的农民都被流放到了新俄罗斯；大多数人死在了路上。反拿破仑战争期间，亚历山大看到了1793年的战争大臣塞尔旺将军写的一篇文章，军屯制计划就是由他设想构思的。这篇文章被译成了俄语，因为皇帝委托其实施该计划的阿拉克切耶夫将军不怎么懂法语。


    在同时代的人和随后几代人看来，军屯制和阿拉克切耶夫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自1810年起，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就在国家参政院内部负责军事事务部门的工作（之前从1808年起担任战争大臣），现被任命为军屯制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他以极大的热情努力组建军垦农场（这种热情只有他那生性的残暴可与之匹敌）。我们说过，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是俄国历史上最遭人痛恨的人物之一。不过，他的组织能力还是不错的，1812年战争期间在军队筹备方面做了不少事，尤其是在炮兵部队中。阿拉克切耶夫自己出资，在诺夫哥罗德创建了军校学员队，开设了大约一百五十所小学</a>和专业机构，还创立了俄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可他同时也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粗野之辈。


    军事史学家安·凯尔斯诺夫斯基想要破除当时有关阿拉克切耶夫的传奇说法，说他一辈子就爱三样东西：服役、炮兵、君主。很久以来，历史学家都认为阿拉克切耶夫是亚历山大的“邪恶智囊</a>”，认为他是“反动十年”的主谋。不过从文献来看，阿拉克切耶夫所写的那些最重要的文本，都是他靠皇帝提纲挈领写出来的。许多人说阿拉克切耶夫是“军屯制之父”，但他其实是激烈反对创建军垦农场的。他和军中以巴克莱·德托利为首的其他负责人一道，想要说服亚历山大放弃这个计划，他甚至还跪地恳求：“陛下，您这是要建立射击军啊。”亚历山大一世不为所动，并说：“就算从彼得堡到丘多沃的路上布满了尸体，军垦农场也是要创建的。”


    阿拉克切耶夫是俄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宠臣。由库尔布斯基亲王或尊贵的波将金亲王为杰出代表的这一脉到他手里便寿终正寝了。阿拉克切耶夫之后，俄国皇帝也都有近臣，但皇帝已不用冷眼旁观或高高在上，将自己（相当）一部分的权力出让给这些人。在保罗一世看来，阿拉克切耶夫的一大优点是专心致志服侍君王，而在亚历山大一世看来，他是皇帝忠心耿耿的大臣。忠心使军屯制计划的负责人成了理想的仆人，而且他也是个出色的管理者，官僚的典范。归根结底，阿拉克切耶夫对别人命令他做的事都嗤之以鼻；重要的是君主下的命令。当亚历山大要他制订解放农民的计划时，即便他是个保守派，他也会提交一份自由主义的报告。当皇帝命令他创建军垦农场时，即便他觉得这想法很危险，他也仍然会去创建。


    塞尔旺将军建议效仿罗马人的先例，在帝国边境地带设立军垦农场。沙恩霍斯特成功创建了普鲁士新军，但后备军军人只不过是每年当两个月的士兵而已，其余时间他们都是农民。俄国体系则以服役二十五年为基础，效法西方既是士兵又是耕作者的理念。阿拉克切耶夫担心射击军哗变，当年彼得大帝耗费了多少力气，流了多少血才将射击军肃清，于是他就设立了一个绝对控制的体系来规避风险。


    1817年7月9日，颁布了与军垦农场相关的敕令。但从1815年起，军队就已开始被调动至各地。从莫吉廖夫军垦农场的经验来看，上头决定不再驱逐当地人口，而是让他们待在原地，使之与军队相融合。军垦农场的所有私人领地（贵族田产）都遭征用。所有人都得遵守巨细靡遗的规章制度，从服装的样式、住宅的外观和内饰、军事操练一直到儿童的营养以及菜品的配制莫不如是。儿童七岁就会加入工兵营，一直在那儿待到十二岁。之后他们就会重返家庭，帮助父母从事垦殖。到了十八岁，他们会再次入伍，服役二十五年。


    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一座城市的历史》中认为这些军垦农场就是城市最疯狂的总督乌格留姆—布切耶夫的“癫狂噩梦</a>”。让人震惊的是，作家并不是在杜撰。军垦农场的现状超过了铁面无情的讽刺作家的想象力。军垦农场的一个特征就是毫无实用性。军事纪律把农民从地头田间连根拔起，使土地荒芜；而士兵由于从事田间劳作，未受军事教育，只知道“行军”，就连枪也打不好。


    我们说过，“波将金村”已成为拿糊弄人的东西来装点门面、取代现实的同义词，而且该词并不仅仅在俄语中使用。军垦农场就是在靠表象和幻象当道。住宅造得不错，但屋里不准生火炉，以免损坏屋子；路修得平平整整，但不准车来人往；无懈可击的桥梁建在河上，但军垦人员只能涉水而过。


    军垦农场的榜样就是普鲁士军营，但营房只是为了展示用，是军营样板房。一位军事史学家认为俄军（和所有军队一样）以前就已经在使用“糊弄人”的奇技淫巧。不过，从创建军垦农场起，这种技巧就已体系化，这“必将对我们的整个军事生涯留下令人后悔不迭的特殊印记，一直到塞瓦斯托波尔为止”。换句话说，就是直到俄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北为止。


    当然，甚至在1856年之后，他们还仍然在“糊弄人”。幻象日益剥落，每次打败仗，现实就必然会显现出来；但打了胜仗之后，这种现象又会甚嚣尘上，有时达到惊人的程度。表象、幻象填满了乌托邦梦想之间的裂缝，反倒变成了“癫狂噩梦”和现实，甚至在甚嚣尘上之时，处处取代了现实。表象、装点、彻头彻尾的谎言让人感觉时间仿佛消失了，它们会让人以为现实即刻就会转变，毫不费力就能做到这一点。


    军屯制的理念并非“谵妄之语”，历史上的例子随处都可见到。在某些条件下，完全可以将农事和军训结合起来。俄国本身就有一个很不错的典范：哥萨克村。但哥萨克村并没有亚历山大想要的东西：他想控制臣民，带领他们走向幸福。


    军屯制的确立反映了神圣同盟之父想要在俄国恢复掌控权，拿破仑战争之后，尤其是俄军还在祖国之外逗留过，掌控权已经有所削弱。和西欧生活一做比较，对俄国肯定是不利的。


    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最后十年被历史学家称为“反动十年”，他们注意到皇帝的政策日益趋向反动。事实上，亚历山大向来都喜欢一石二鸟。军屯制就是反动的标志。但1816年、1817年和1819年他又同时下达命令，解放波罗的海各省的农民。1818年，俄国皇帝获得了波兰沙皇的称号，在华沙为议事会举行了开幕典礼。俄国的专制君主、皇帝，到了波兰就成了立宪君主。


    俄国的政策同时在走两条路，牵涉到文化和教育。依照兰卡斯特和贝尔的方法，创建学校，互助教学四处开花。文学的跃进（所谓的“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期刊举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1802年，创办了《欧洲信使》；1813年，《祖国之子》；1818年，《祖国纪事》；1818至1825年间，《西伯利亚信使》。尼古拉·卡拉姆津出版了他的《俄国史》；编年史和其他历史资料也都在编辑出版。同样，1818年，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宣布向“西方思想”开战，他认为西方思想敌视东正教。马格尼茨基的个性及其某些思想值得我们关注，因为颇具典型性：俄国历史上以前就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以后也还会存在。


    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出身资产不多的贵族家庭，他随着亚历山大时代的演进而演进。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服过役，在驻巴黎和维也纳的使馆中工作过，是共济会分会的会员。他是斯佩兰斯基身边的合作者，这位自由派立法者倒台后，他也受到牵连，1812年遭到流放。不过，他的职业生涯很快会东山再起（斯佩兰斯基也是如此）。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在担任辛比尔斯克总督一职时，抨击了俄国的教育体系。无论在他的“匿名”信还是公开信中，他都建议在俄国设立宗教裁判所，对印刷文字进行极其严厉的审查，要求取缔共济会，这些信件受到了时任教育大臣，也是皇帝亲信的亚历山大·戈利岑亲王的注意。他让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负责监察喀山大学，由此对这所大学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在喀山待了六年之后，马格尼茨基返回彼得堡，他在报告中不仅坚持要求关闭喀山大学，还要求彻底将之夷平，连建筑都不放过。亚历山大一世还算头脑清楚，他在报告页边写道：“为何摧毁之？纠正即可。”“纠正”这项任务就交到了报告作者的手中，他得到了如下指示：让喀山大学的教育取向符合神圣同盟的原则。


    于是，他取消了地理科目，因为和《圣经》史不符；相似的命令也用到了数学教学上；但马格尼茨基对哲学特别不满。他认为错就错在“自由主义”上面，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将俄国和欧洲完全隔绝起来，目的是“让那些可怕事件的传闻再也传不过来”。


    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反对欧洲污染的逻辑对卡拉姆津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后者认为鞑靼桎梏这场灾难得为俄国的落后负责。马格尼茨基（首批“欧亚主义者”）则认为鞑靼人将俄国从欧洲人的手里拯救了出来，对保护东正教信仰做出了贡献。马格尼茨基的理念得到了圣彼得堡大学的“管理者”鲁尼奇，尤其是苦修僧侣弗季的支持，后者在和皇帝见面的时候，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的这些理念也就得到了亚历山大一世的赞同。1824年5月，亚历山大收到弗季的一份笔记，其中写了该采取何种措施来“根除精神上的诱惑”，于是亚历山大就撤了自己的老朋友亚历山大·戈利岑教育大臣和精神事务大臣的职务，改由海军司令奇奇科夫担任，后者也是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作家。


    弗季呈递的第一份笔记叫作《秘密流布的革命计划，或俄国各地秘密社团所犯下的不法秘事》。完整的笔记叫作《俄国秘密社团透过〈圣经〉协会的所作所为》。弗季指的是共济会分会以及《圣经》协会俄国分会。但国内还有其他秘密社团。由于社团数目众多，再加上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及其同道的推波助澜，亚历山大于1823年不得不要求所有政府官员写下承诺书，承诺自己并未参加秘密社团。事实上，他还特地要求官员发誓自己不是“共济会员”。


    1825年12月14日之前，“秘密的”这个形容词似乎人畜无害。它的意思是：对未加入者来说是秘密的，但对当局来说不是秘密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其《俄国简史》一书中总结了19世纪80年代自己在大学的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他说：“当时成立秘密社团和现在成立股份公司一样方便。”


    俄军从欧洲返回后，秘密社团基本上就都是由文明社会的花朵近卫军军官成立的了。亚历山大·普希金在提到比自己年长的朋友彼得·恰达耶夫时写道：“在罗马，他就是布鲁图斯，在雅典，他就是伯里克利。在我们这儿，他就是个轻骑兵军官。”帕维尔·佩斯捷尔上校是“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遭到逮捕后，预审法官问他“最初是何时从何人那儿获得投石党人的自由主义理念的”，佩斯捷尔的回答是，自己受到了“农奴制和人民的苦难，俄国政府的不作为，其他国家的自由主义革命”启发。因此，佩斯捷尔认为有必要改变俄国人民的物质状况，改变政府体制，既然俄国政府承认西方的革命树立了典范。


    1821年，亚历山大获悉存在一个秘密社团——慈善联盟。他把该联盟重要成员的名单读了一遍后，就把它丢入了火中，他发现自己没法去惩罚这些密谋者，因为“我年轻时也赞同他们的观点”。费奥多尔·秋切夫在严厉判决“十二月党人”的时候，说他们是“非理性思想的”受害者，但他在一首题为“1825年12月14日”的诗中却这么写道：“你们受到了专制体制的毒害……”


    关于秘密社团的情报、社团的计划及构成被呈交给亚历山大，但他并不想对这些社团采取行动。1824年6月，某个在俄军乌克兰第三团担任士官的名叫舍伍德的英国人向亚历山大汇报了帕维尔·佩斯捷尔阴谋的详情，佩斯捷尔领导南方联盟这个社团，骨干人员都是第二军的军官。线报如雪片般飞来。但皇帝也只是下令：“继续调查。”


    亚历山大一世一辈子游</a>历甚广。在位的最后几年里他经常出游，最清醒的时候似乎都出现在交通工具上。尽管他以前都是去西方游历，但到了晚年，主要走的地方还是俄国。1823年8月16日，亚历山大离开皇村，打算于11月3日，也就是两个半月后返回。其间，他去了伊若尔斯克、科尔皮诺、什利谢利堡、拉多加、季赫温、莫洛加、雷宾斯克、雅罗斯拉夫尔、罗斯托夫、佩列亚斯拉夫尔、莫斯科、谢尔普霍夫、图拉、姆岑斯克、奥廖尔、卡拉切夫、布良斯克、罗斯拉夫尔、切尔尼戈夫、旧贝霍夫、博布鲁伊斯克、斯洛尼姆、科布林、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科韦利、卢茨克、杜布诺、奥斯特罗格、布拉茨拉夫、克拉皮夫纳、图利钦、乌曼、扎莫斯捷、苏拉日、大卢基。从地图上看，亚历山大的行程绕了一个大圈，沙皇在圈内迂回折转。1824年秋，亚历山大来到帝国的东部：他从皇村去了莫斯科、坦波夫、钱巴尔、奔萨、辛比尔斯克、斯塔夫罗波尔、萨马拉、奥伦堡、伊列茨卡亚—扎西塔、乌法、兹拉托乌斯特、米阿斯、叶卡捷琳堡、彼尔姆、维亚特卡。


    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在途中遇到了好些困难：行程没有经过特别准备，给养并不总是充足，经常长时间步行。亚历山大心理肖像的绘制者写道：“他这样倒是能对俄国的情况形成自己的想法。”这位历史学家又说，他“原本以为自己为了祖国的繁荣做了种种努力，可（这一路走来），就连这些残存的幻想”也都烟消云散了。


    1825年9月13日，沙皇来到塔甘罗格，十天后，在那儿和身体不适的皇后相聚。他们住在一栋小平房里。11月初，亚历山大患上了感冒，于当月19日驾崩，时年四十八岁。普希金对他充满敌意，于是就写了这句挖苦的话：“游历就是他的一生，但塔甘罗格要了他的命。”


    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导致出现了种种传闻。皇帝英年早逝，而且远离都城。从那时起，就有传言坚持认为他还活着，为了逃避世间的虚荣，成了行脚僧，云游俄国。有一则传闻说有个名叫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的长老很是神秘，从而激起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兴趣，这个传说到20世纪末仍未停止。某些历史学家认为亚历山大一世原则上安葬于彼得堡的圣彼得与圣保罗大教堂内，只要挖出他的尸体，就能一劳永逸地给出答案。


    亚历山大一世统治俄罗斯帝国达四分之一个世纪，被浪漫梦想和残酷现实撕扯着。死前三周，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总参谋长伊·季比奇交谈，亚历山大指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生前和死后都是共和派。”后任元帅的季比奇于1831年率领俄军镇压了波兰人的反叛，成为自由主义和共和国的敌人。皇帝觉得有必要让他了解自己的情感，但他毕竟是个专制君主，所以这么做还是有些奇怪的。


    19世纪末，为《百科全书词典》撰写俄国历史的亚历山大·基泽维特不厌其烦地指出，每一任君主驾崩之后，帝国的边界就会扩大。他认为帝国的面积已达数千万平方英里。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俄国的空间增加了34079平方英里。


    得知亚历山大驾崩后，一位元老院议员在日记中总结了他二十五年的功过：“如果我们审阅一遍他在位时期的所有事件，能看出什么？内政全面恶化，俄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丧失了影响力……圣以撒教堂如今已成废墟，而这正是政府的确切写照：他们拆除教堂，就是为了在旧址上用新的材料再建一座新的庙宇……由此导致了巨大的开支，但等到大家发现在没有完善计划的情况下建造一栋建筑会很危险的时候，工程肯定会被叫停。国家事务也采用同样的方法，一切都是在做实验，做测试，一切都是在盲目运行。”


    将俄国政府和在旧址上造新楼的做法相比较，确实可以体现出亚历山大时代以及之后时代的状况。不过，“盲目运行”的说法忠实体现了亚历山大一世驾崩之时俄国的形势。皇位继承形势错综复杂。已故的皇帝没有子嗣，但留有遗嘱，说由他最小的弟弟尼古拉一世接掌俄国，他应弟弟康斯坦丁的要求，将他排除出了继承人之列。但遗嘱秘而不宣。


    8 尼古拉一世：专制君主


    专制独裁存在于俄国，这是我所领导的政府的本质，但又和国家的精神相符。


    ——尼古拉一世和屈斯汀的对话


    继位问题是18世纪俄国的老问题，这次由于继承人康斯坦丁断然拒绝加冕，所以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他多次告知自己的兄长：他在波兰感觉良好，在那儿找到了爱情，故而拒绝离开波兰；而且，他打算迎娶约翰娜·格鲁津斯卡，这么做最终就会自动剥夺其登上俄国御座的机会。康斯坦丁时常想起父亲的命运，对彼得堡深感恐惧。1822年1月14日，他正式向亚历山大提出放弃皇位。1823年，沙皇委托都主教费拉列特拟定谕旨，让尼古拉成为皇位继承人。经沙皇批准之后，这份谕旨被秘密存放于莫斯科圣母升天大教堂的档案室中，数份副本则交由国家参政院、至圣治理会议和元老院，并保存至“我亲自下命令为止”（这是亚历山大亲手写在原本封皮上的话）。一旦皇帝驾崩，就必须“立刻”打开封皮。只有三个人知道亚历山大写有遗嘱：费拉列特、亚历山大·戈利岑亲王和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历史学家对亚历山大一世的这个举动有不同的解读。有些人认为沙皇想要放弃皇位，等时机成熟，公布遗嘱。另一些人则认为，在亚历山大看来，谕旨的意思就是指他所有的希望和计划都已失败。还有些人提出一种假设，认为皇帝并不想过早宣布让自己那个身强力壮、野心勃勃、残忍无情的弟弟来当自己的继承人，生怕争权夺利之事接踵而至。


    亚历山大一世在塔甘罗格猝死，让权力落到了尼古拉的手中，毕竟大家眼中的继承人康斯坦丁还在华沙。亚历山大的决策一经公布，尼古拉便全面掌控了国家。但18世纪还有个良好的传统，这次近卫军也加入了这场王朝游戏之中。彼得堡军事总长米哈伊尔·米罗拉多维奇伯爵和近卫军的一群高级军官并不买账：合法继承人是康斯坦丁。米罗拉多维奇宣布“帝国的法律并不承认用遗嘱来决定皇位”。压力之下，尼古拉向康斯坦丁宣誓，而康斯坦丁则也向尼古拉宣誓，并让波兰全国也这么做。康斯坦丁断然拒绝戴上皇冠的做法便不再存在其他的选择：12月13日，尼古拉决定宣布当皇帝。与各个兄弟和权贵们的谈判也在秘密进行。


    也就是在这时候，对一群密谋者而言，亚历山大一世之死和继位问题似乎成了采取行动的合适时机。


    9 1825年12月14日


    别讲述你的梦想，弗洛伊德主义者会来夺取权力。


    ——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莱茨


    每个国家的历史中，总有一些日子为所有人知道。对俄国来说，1825年12月14日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天，北方同盟的谋反者率领近卫军的几支部队来到元老院广场上，这些人都是自愿参与，认为自己是向康斯坦丁皇帝宣了誓的，所以这么做是在保护皇帝。


    行动并没有做好准备。由于亚历山大突然身故，而且有情报说密谋已泄，政府已经知道参与者的名字，所以就仓促决定了哪一天反叛。近卫军上校谢尔盖·特鲁别茨柯伊亲王被北方同盟选为叛军的“独裁官”，但他并不敢前往元老院广场。在近五个小时的时间里，排成方阵的士兵都在等待谋反的指挥官下达命令，但这些军官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天气越来越冷，气温降至零下八度。夜幕开始降临，尼古拉派人去找炮兵部队。18世纪，近卫军的阴谋有一个特点：被推翻的君主均无法与之抗衡。无论安娜·利奥波多芙娜、彼得三世还是保罗一世都没法捍卫自己。他们遭到出其不意的攻击，失去权力的同时，也经常会失去生命。


    尼古拉一世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由于经过两次宣誓，他坚信自己拥有皇帝的权力，在局势艰难、阴晴不定之际，他也颇为果决，而且精力充沛。在不懈地和叛军谈判（至少在尝试这么做）期间，他也在集合力量。皇帝的另一个态度是可以导致“十二月党人”获胜的，就算他们按兵不动也将如此。


    在冰动的广场上胡乱射击了几轮之后，士兵开始溃散，留下了阵亡者和伤员。叛乱就这样被扼杀了。1825年12月29日，南部地区的切尔尼戈夫团开始哗变。领头者是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他是南方同盟的成员。1826年1月3日，“切尔尼戈夫团”被击溃。开始在全境抓捕叛乱者。尼古拉一世密切关注着调查的进展，认为有近6000人牵涉进这场阴谋之中。许多人都遭到了逮捕，再从中挑出“主事者”，共有121人。主事者都遭到了判决，五人被判处绞刑，其余人等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羁押日期不等。南方同盟的领导人帕维尔·佩斯捷尔、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留明、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北方同盟的领袖孔德拉季·雷列耶夫，以及在元老院广场上重伤了米哈伊尔·米罗拉多维奇伯爵的彼得·卡霍夫斯基，皆被绞刑处死。


    处死叛军首领让俄国社会颇受震动。这么做极大地促进了“十二月党人传奇”的诞生。我们说过，伊丽莎白下令在俄国取消死刑。可是没人想要废除1649年由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颁布的《法令汇编》，所以该国仍旧在实行死刑。有63种罪行和不法行为会被判以死刑。彼得大帝的《法规》也没有废止死刑，共有112种罪行会被处以死刑。在1825年12月14日之前的七十五年间，只有米洛维奇和“普加乔夫分子”受过极刑。但有好几千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死在了鞭刑的笞打之下。1831年夏，旧鲁萨的军垦农场发生暴乱。2005人受到鞭刑，死亡150人。这种情况并未引起舆论的特别关注。


    如果说处死十二月党人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震动，那是因为这是在攻击“自己人”，攻击优秀的近卫军军官，他们都是大贵族家庭的代表人物，是反抗拿破仑的英雄。而且，密谋者都还年轻，平均年龄是二十七岁零四个月，而且都受过教育：其中一部分受审时都是用法语来作答的。


    主事者死得很屈辱，暴动的其他参与者也受了重刑：苦役，流放，关入要塞，被遣往高加索地区，当作普通士兵面对车臣人的子弹——这让十二月党人成为俄国革命的“圣徒和殉道者”，解放运动的先驱，首批自觉反抗专制政权的杰出人物。


    谋反者被处死之后，他们的名字被彻底禁止在俄国出现：一个字都不能说出口，关于那场运动及其参与者，连一行字都不准写。审查不遗余力地执行着这些禁令。第一个干预公开谈论为自由而战的十二月党人、“英雄方阵”的是身在国外的亚历山大·赫尔岑。他在伦敦自己办的“自由俄国印刷所”编辑《北极星》报纸，封面上画着被处死的十二月党人的侧面像。对传播十二月党人传奇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波兰移民，1831年起义遭到镇压之后，他们逃离了波兰，在国外找到了如亚历山大·赫尔岑、米哈伊尔·巴枯宁这些对他们满怀同情的俄国人，认为他们就是十二月党人思想的继承者。对波兰民主派的移民来说，十二月党人就这样成了俄国民主派的化身，成了“为了你我自由”而战的手足。毕竟，波兰民主派一直不懈地在俄国寻找思想的同道中人。


    列宁在构建他的革命谱系时，也把十二月党人包含了进来。他的说法简单明了：十二月党人生成了赫尔岑，赫尔岑生成了“人民意志”运动，就这样一直到列宁出现。


    十二月党人最后以失败告终。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如果密谋者成功夺取政权，他们会怎么做？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梦想，从计划的草案，从回忆录作者、调查委员会详尽的报告中所记录的对话，都能看出这一点。


    十二月党人的第一个社团创建于1816年，社团名称很长，叫作“祖国真诚的儿子和忠心耿耿者社团”，不过，“拯救同盟”这个称号更为人所知。其中最出名的成员有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帕维尔·佩斯捷尔，两人都是近卫军军官。组织者之间的不和导致了社团的瓦解。1817年，在其废墟上又成立了“公共之善联盟”。帕维尔·佩斯捷尔说：“联盟的第一个计划就是解放农民。”


    不过，政治问题很快就超越了激进的社会改革理念。佩斯捷尔在回答法官的提问时说道：“第一次联盟的真正目的是建立立宪君主制政府。”在公共之善联盟内部，目标都是受到限制的：在社团的章程中并没有提到解放农民，只是表达了“希望政府实行善政的愿望”。


    公共之善联盟的温和性吸引了年轻军官的心。但其中某些军官还是揭竿而起，佩斯捷尔是领头者，1820年初，他就提出了如何将俄国转变成共和国这一问题。1821年，公共之善联盟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终止社团。该社团解散之后，又出现了另外两个社团：佩斯捷尔领导的南方社团，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孔德拉季·雷列耶夫的北方社团。在一众十二月党人领导人中间，只有孔德拉季·雷列耶夫是一介平民；他既是诗人，也是俄美公司的经理。


    所有十二月党人都认为有必要在俄国实施改革。所有人都承认他们无法“清扫上面的楼梯”，必不可少的改革（或如某些人所说的革命）只能通过密谋和宫廷叛乱，靠顶层来实现。起义之前不久，佩斯捷尔便断然说：“大众什么都不是，个体才是一切，个体让大众干什么，大众就会干什么。”


    但关于“怎么办”这个问题，回答可谓众说纷纭，“干什么”引起了大量的争论。我们可以把那些观点分成三类。我们说过，北方同盟的理论家尼基塔·穆拉维约夫(1796—1843)是宪法计划的发起人，这项计划得到了大多数“北方派”的认可。他想要将俄国转变成立宪君主制。纳税额提得很高（三万卢布的不动产或六万资产），这样就大大地限制了进入议会——最高杜马——的选民数量。宪法宣布：“废除农奴和奴隶身份。”土地仍然为地主所有，农民只获得一小块土地（两俄亩）。


    第二类的代表是尼古拉·屠格涅夫(1789—1871)，他是公共之善联盟的创建者之一。由于害怕遭到逮捕，19世纪20年代初他就移居国外了。因此，他并未直接参与起义，被缺席判处永久劳役。这是死刑之外最严重的刑罚。


    十二月党人中间极具影响力的尼古拉·屠格涅夫和尼基塔·穆拉维约夫不同，他将解放农民放在了首位。他说，必须先行确立公民自由，然后再梦想政治自由。他还说：“数百万不幸的人在对简单的人的自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并不适合梦想政治自由。”


    解放农民构成了尼古拉·屠格涅夫计划的基石，他完全不同意尼基塔·穆拉维约夫想要扩大贵族阶层权利的计划。不过，在他看来，君主专制体制是一种可以限制地主过度扩张的手段，正如普希金所言，“沙皇一个动作”，农奴制就会垮台，所以他认为共和梦想有点言之过早。


    帕维尔·帕斯捷尔(1793—1826)的纲领可以被看作是将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尼古拉·屠格涅夫的思想进行了独创性的综合。帕维尔·帕斯捷尔的父亲是西伯利亚总督，即便在那些同行看来，他父亲也是一个腐败透顶的人，而佩斯捷尔的军队生涯却很出彩（1812年时军衔是上校），人也相当聪明，文化修养高，而且意志坚定。自拯救联盟以来，他办过许多秘密社团，可以说相当活跃。他制定了《俄罗斯法典》，这是一部未来共和的俄罗斯的法典，只是后来并未完成，他的纲领堪称十二月党人运动中最详尽也最激进的文件。


    帕维尔·佩斯捷尔主张让俄国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首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尼古拉一世驾崩、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之后，米哈伊尔·巴枯宁在移居国外时编写了一本名为《人民的事业：罗曼诺夫、普加乔夫或佩斯捷尔》的小册子。这位以前的革命者相信“上层革命”，“沙皇一个动作”就能改变国家，他呼吁亚历山大二世召集全俄缙绅会议，解决俄国大地上的所有问题，获得人民的祝福，来实施改革。对人民（和为人民利益斗争的革命者）来说，可以走三条道路：罗曼诺夫、普加乔夫或新人佩斯捷尔的道路。1862年，米哈伊尔·巴枯宁写道：“简言之，如果罗曼诺夫能够也愿意转变，从彼得堡的皇帝转变成全体人民的沙皇，那我们是愿意跟随罗曼诺夫的。”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他是想成为俄国人民的沙皇罗曼诺夫，还是彼得堡皇帝霍尔斯坦—戈托普？”在前者的情况下，由于“俄国人民还仍然承认他”，所以只有他能“很好地、和平地完成大革命，不让俄国人或斯拉夫人流一滴血”。但如果沙皇背叛俄国，革命就会变成血腥的灾难。米哈伊尔·巴枯宁提出了一个问题：运动究竟该采取何种形式，由谁来领导？“冒名顶替的沙皇普加乔夫，还是新人佩斯捷尔这样的独裁者？如果是普加乔夫这样的人，上帝会赋予他佩斯捷尔的政治才能，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会让俄国，甚至整个未来都淹没在血水之中。如果是佩斯捷尔，那就让他成为和普加乔夫一样属于人民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民会忍受不了他。”


    佩斯捷尔的激进革命论吸引了巴枯宁。对《人民的事业》一书的作者而言，北方同盟领导人的“政治才能”既表现在他密谋的本领上，也表现在他“拯救俄国”的纲领上。十二月党人伊万·戈尔巴切夫斯基在回忆录里写道，佩斯捷尔擅长密谋。他还说：“佩斯捷尔简直就是帕连伯爵的信徒。”


    1818年，近卫军年轻军官帕维尔·佩斯捷尔结识了彼得·帕连将军，后者是1801年3月11日宫廷革命的首领，成功刺杀了保罗一世，让亚历山大一世登基。帕连当时七十一岁，已不再过问政事，住在米陶郊外的领地里。帕连经常和佩斯捷尔交谈，一天天气晴好，他给了佩斯捷尔一个建议：“年轻人！如果你们想通过秘密社团来举事，就太蠢了。因为如果你们有十二个人，那可以肯定第十二个人就是叛徒！我有经验，我了解这世界和人。”


    帕维尔·佩斯捷尔的“政治才能”当然并没有体现在组织秘密社团上面，虽然南方同盟组织得要比北方同盟更好。况且，并不能排除如果1825年12月14日佩斯捷尔上校在彼得堡的话，密谋者是有可能可以夺取权力的。没有帕连伯爵，反对保罗一世的阴谋无疑成功不了。但帕维尔·佩斯捷尔是作为《俄罗斯法典》（彻底重组国家的计划）的作者留名于俄国历史上的。尼古拉·屠格涅夫比较了佩斯捷尔的纲领和傅立叶与欧文的“绝妙的乌托邦”。《俄国乌托邦史》的作者认为佩斯捷尔受到了马布利、摩莱里、巴贝夫的影响。


    佩斯捷尔对整个18世纪萦绕俄国社会的两个问题给出了清晰明确的答案：他提议抛弃君主制各种形式的限制，将俄国转变成共和国；“必须一劳永逸地消灭奴隶制，贵族阶层必须永远放弃占有其他人这种令人憎恶的特权”。同时，还要废除所有等级：“贵族阶层这个词必须消失，其成员都应成为俄国整个公民阶层的一员。”20世纪末，佩斯捷尔的纲领不仅作为历史文件受到了关注，让人得以了解19世纪初的精神状况，同时在南方联盟的领导人去世一百七十年之后，也以其现实性向俄罗斯社会仍在争论的问题提供了某些解决方案。


    帕维尔·帕斯捷尔始终坚持必须解放农民，他认为在与私产并行的同时，也必须让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村社所有）存在。因此，半数土地仍然在社会的手中。从不让全部土地落入地主手中可以看出，佩斯捷尔激烈反对“金钱贵族制”，也就是说反对以资本为取向。他觉得对人民而言，“金钱贵族制”比封建贵族制要坏得多。


    和所有的乌托邦主义者一样，《俄罗斯法典》的作者并不相信人民能靠自己理解自身的利益，这点也正是他所担忧的。因此，帕维尔·佩斯捷尔对设立警务部（“问礼衙门”）、间谍（“秘密调查”）、审查体系这件事就特别上心，他建议各省创建一万人的宪兵队（“内卫队”），认为“对整个国家来说，五万宪兵足矣”。


    行政组织问题在他的计划中占有很大的地位。他建议将乡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全国人口分配至各个乡，各乡自主管理，承担所有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任务。乡内的土地均属乡所有：半数为集体所有，另一半在乡民中间分配。乡民若无授权，不得离开乡界。


    绝对平等的原则是佩斯捷尔为帝国行政所提解决方案的基础。佩斯捷尔断然拒绝了联邦的想法，亚历山大一世一直到死前才摆脱了这个想法。帕维尔·佩斯捷尔设想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不可分割的俄国。《俄罗斯法典》提出要让摩尔达维亚、高加索、部分中亚地区和蒙古都并入帝国。他认为必须将抵御俄军的不驯服的高加索山民迁移至俄国中部地区。东正教被宣布为国教，俄语是帝国唯一的语言。


    对于犹太人，《俄罗斯法典》可以让他们同化，或使之迁移至近东地区，他们可以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国家。


    所有这些设想能让人了解南方同盟领导人对帝国问题的态度：他认为俄罗斯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庇护由帝国各民族组成的人民。事实上，自亚历山大一世赋予波兰和芬兰很多权利起，他就已经将俄国变成了联邦。帕维尔·佩斯捷尔合乎逻辑地驳斥了联邦制的原则，对“波兰问题”给出了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


    已做好政变准备的南方同盟还着手同波兰的革命者进行谈判。对参加过一次秘密会晤的佩斯捷尔而言，重要的是要获得波兰人的支持，他希望波兰人和俄国人一道组织起义，在华沙刺杀康斯坦丁大公。波兰革命社团的代表则要求俄国承认波兰独立。


    1825年，统一斯拉夫联盟的一小群激进的密谋者（其中既有俄国人也有波兰人）和南方同盟合并到了一起。他们想要创建斯拉夫共和国联邦，四海围绕着大地：黑海、白海、亚得里亚海、北冰洋。但后来他们很快就认为这些想法太过“亲俄”，对帕维尔·佩斯捷尔没有吸引力。他同意波兰独立，但有一堆条件。


    首先，不同意波兰人有权和俄国相分离：俄国确立共和国之后，俄国临时政府就会承认波兰独立，将各省出让给波兰，使之成为波兰的领土。在这之前，波兰的领土仍然属于俄国所有。而且，俄国对未来波兰边界的走向拥有决定权。波兰和俄国将签订合作协议，其主要条件就是战时将波兰军队并入俄军。政府体制、行政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原则均需符合《俄罗斯法典》。佩斯捷尔希望消除波兰“贵族制”对社会的影响，他担心的是波兰人会依恋君主制。


    北方同盟在“波兰问题”上并不接受佩斯捷尔的提议。尼基塔·穆拉维约夫认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将俄国获取的土地交出去，也无须和帝国的各族人民进行谈判，更没必要对外国作出让步，毕竟，今后这个国家很有可能会对俄国表现出敌意。


    “北方派”同样也驳斥了佩斯捷尔的其他观点。其基本的理由是，上校的野心让许多十二月党人备感不安。这些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认识佩斯捷尔的人都认为他性格专断。而且，他认为有必要延长独裁体制，这样做有利于构建俄罗斯帝国。有一位十二月党人认为可以将独裁体制延长数月，佩斯捷尔回答得很粗暴：“您认为靠几个月的时间该怎么来转变这整个国家机器，赋予它另一个基础，让人民学习新的习俗？这样起码得有十二年！”一想到《俄罗斯法典》的作者至少得实行十年独裁，就让北方同盟的成员感到不寒而栗。但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他们摒弃《俄罗斯法典》的主要动机——他们很担心佩斯捷尔纲领的极端主义色彩。南方同盟领导人彻头彻尾的激进主义从他们受到的质询中就能体现出来。


    十二月党人坦率地向预审法官（其中也包括皇帝）阐述了自己的理念。确实，他们所面对的都是同一个世界的人（贵族、军官），即便不是亲戚，也关系良好。不过，一个是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个是要他们检举自己的同谋。密谋者对参与起义的其他成员有哪些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帕维尔·佩斯捷尔将所有人都供了出来。十二月党人的孩子叶甫根尼·雅库什金经常会和父亲的许多从流放地回来的战友见面，帮助他们撰写回忆录，他说出了自己对佩斯捷尔的看法：“秘密社团中没有哪个成员有这样坚定的信念，对未来抱有这样的信心。至于采取何种手段，他并没有详说……当北方同盟表现得犹犹豫豫之时，他就宣布如果事情败露，他不会让任何人脱身，牺牲者越多，对事业就越有帮助。他没有食言。在调查委员会面前，他直接指出了所有属于同盟的人，尽管只有五个人被处以绞刑，而不是五百人，但这自然也不是佩斯捷尔的错：他自己为了事业也是不惜任何代价的。”


    1911年，一位俄国社会思想史学家写道：“我们在佩斯捷尔的计划中看见了社会主义的萌芽，从19世纪下半叶起，这萌芽就成了俄国知识分子内部的主导思想。”自佩斯捷尔被处死已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此时尚需等待六年，才会发生一场将他的某些理念付诸实践的革命。


    十二月党人受到最高刑事法庭的判决，斯佩兰斯基也参与了审判。他对政治罪的种类有过极其详细的分类，将那些参与起事的人分入不同的类别。这对量刑的等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历史学家指责这位著名的法学家将被控犯罪的人分入这个或那个类别，但他所提出的理由时常无法经受逻辑的考验。但尼古拉一世很满意，他给自己在华沙的兄弟康斯坦丁去信，说他的“这场审判几乎完全建立于代议制原则基础之上，从而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事业是如此的朴实、清晰、神圣”。康斯坦丁无疑已经受到华沙生活的败坏，他坚信彼得堡的审判是非法的，因为这是一场闭门审判，而且被告均没有辩护人。


    共判决了三项罪行：图谋弑君、叛乱、兵变。五名首犯被判磔刑，这种刑罚在19世纪的俄国已不存在。皇帝决定以绞刑替代之。一名亲历者说，由于绳索断了，受绞刑者从绞架上摔了下去。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高喊：“可怜的俄国，就连正确地把人绞死都做不到！”由于没有备用绳索，所以还得等商店开门。起义的25名成员被判处终身服苦役，另外62人被判处时间不等的强制劳役，29人或遭流放，或遭降级。


    参与起事的士兵和军官也都遭到了镇压：对他们判了两种刑罚，首先是鞭笞：身上绑上一把步枪，刺刀对着自己，犯人从两排握着柔韧的长枝条的士兵中间慢慢走过。每一个人会往前踏上一步，击打犯人的前胸或后背。我们知道，鞭笞刑是1701年由彼得大帝引入俄国的，他是从文明的德意志人那里借用过来的。抽打的次数介于一万至一万两千下之间。一般情况下，这个数字也就意味着犯人离死不远了。有6名士兵被处以这个刑罚，总共有188人经受过鞭笞刑。哗变士兵和军官经受的第二种刑罚就是被迁移至高加索地区，让他们和山民打仗。被派往那儿的有27400人。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得很谨慎，他说尽管十二月党人遭受的刑罚很残酷，但和他们所犯的过错相比，并无不对等之处。十二月党人确实遭受了全世界最严厉的刑罚。而且，被告并没有否认自己有罪。这位英国历史学家还举了一个例子以做比较：1820年，亚瑟·希泽伍德秘密杀害全体大臣。但密谋者并没有时间来实施这个计划。不过，法庭还是判决五名主事者绞刑，其余参与密谋的人都被流放至澳大利亚。英国舆论大为震动，并不是针对当局，而是对犯人的犯罪意图大感震惊。


    俄国舆论并不会原谅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的这种处理方式：随着他们意识形态观念中的某些理念在俄国越来越受欢迎，他们作为殉道者的名声也就水涨船高。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将沙皇时期的苦役犯监狱和苏联的惩戒营做了比较：“在阿卡图伊残酷的苦役犯监狱里，受的‘教训’都很简单，没人能逃得过。”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指出苏联的囚犯每天完成工作的标准要比十二月党人所完成的高得多。阿卡图伊的苦役犯监狱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但这些都是比较而来的。加之于十二月党人身上的刑罚在那个时代而言已算极其严酷。


    尽管犯人的相对数目特别高，可由于绝对数字相对低，所以判决造成的印象就愈发的强烈。人们虽然不曾见过叛军，但至少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他们出身的背景非常单一。米哈伊尔·巴枯宁在三十年之后说，十二月党人的叛乱“本质上就是俄国有教养的特权阶层的运动”。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说得更明白：“12月14日的事件在俄国的贵族阶层历史上有着极深远的意义：这是贵族和军人的最后一次运动。”这位历史学家观察道：“12月14日使贵族阶层的政治作用寿终正寝。”


    可以这么说，随后的事件证实了克柳切夫斯基观点的正确性，他认为这场运动的缺点就在于密谋者缺乏真正的纲领，而且内部意见不一。“他们的父亲都是俄国人，教育使之成了法国人；孩子因为所受的教育成了法国人，却心心念念地想要成为俄国人。”


    10 体制的构建


    我寻求财富和荣耀，


    无畏地看向未来：


    他们是彼得美丽的开端，


    反叛和刑罚却阴云密布。


    ——亚历山大·普希金


    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友谊已经有许多人说过、写过，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属私交，但也掺杂着对十二月党人理念的同情。这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诗人在朋友上绞刑架的那一年所说的那样，他“无畏地看向未来”。他还说彼得大帝刚开始统治的时候就对叛军进行了惩处。1931年，农村因大饥荒哀鸿遍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对普希金上面那首诗做出了回应：“很久以前，大约一个世纪/只是欲念依旧/寻求财富和荣耀/无畏地看向现实。”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有理由认为“欲念”就是渴望“无畏地看向现实”。俄国每一个皇帝当政，总会以希望开场，以苦涩的失望收场。普希金是1826年写下这些诗行的，但到1828年才将之付梓。到那个时候，他仍然这么认为。1836年，博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诗人弗拉基米尔·佩切林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他决定不再回国：“我逃离了俄国，就像逃离鼠疫肆虐的城市”，后来他写下文字，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理由。普希金认为彼得大帝就是尼古拉一世的榜样。1839年，屈斯汀侯爵在俄国游历，他说得斩钉截铁：“彼得大帝没死！(……)自彼得大帝建造这座都城以来，尼古拉这个君主在俄国堪称独一无二。”


    彼得大帝的性格、他行为的本质、他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早已有过激烈的争论，且一直延续至今。尼古拉一世的行为及其性格并没引起任何争论：时人和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皆持负面看法。以亚历山大·赫尔岑为首专与专制体制为敌的革命派虽处草创时期，却毫不留情地谴责皇帝及其所作所为。1855年，颇为了解俄国的睿智的行政官员彼·瓦卢耶夫大臣对尼古拉在位的三十年作了总结：“上层光芒四射，下层腐坏朽烂。”与此同时，诗人、政论作家、坚定的保皇党人费奥多尔·秋切夫也严厉谴责了尼古拉一世：“你既不侍奉上帝，也不侍奉俄国/却只顾自己的虚荣。你的一言一行/皆为谎言，自己也只不过是空洞的奇美拉/你不是什么沙皇，只是个小丑罢了。”


    君主制的对手抱持敌意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三十年间，尼古拉一世一直在打击欧洲的革命。失望的君主主义者抱持敌意则表明，皇帝将命不久矣。1855年，瓦卢耶夫和秋切夫对尼古拉作了评判，而和西方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突然显露出俄国极端落后的状况。无条件赞同皇帝的人也认为他是冲突惨败的罪魁祸首。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果金在写给沙皇的一封信中恳求后者理解“苦涩的现实”，不要去听“不怀好意的奉承话”。米哈伊尔·波果金恳求皇帝：“解除无用的报禁，现在报纸就连‘共同利益’这样的表达法都不能使用……下令打开全体大学、学院、教育机构的大门……”这位历史学家解释说，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都必不可少：“让我们有办法学习如何熔铸火炮、马枪、子弹，毕竟敌人如今就是用这些武器来打击我们心爱的孩子的……无论在任何知识领域，我们都很落后：军事、物理、机械、化学、财政，莫不如是。那我们如今是否还能像他们那样，从这些指导中获益呢？”


    俄国的力量、它在欧洲所处的主导地位越是为大家所公认，战败所造成的冲击就越是明显。但君主制支持者对尼古拉的不满还有另一个由来。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普列斯尼亚科夫将他写给皇帝的著作起名为《专制体制的巅峰》，极其明确地规定了该书的主人公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专制体制所需要的是专制者。1917年革命前夕，君主主义者瓦·舒尔金预言王朝即将崩溃，认为俄国是“没有专制者的专制政体”。尼古拉一世是理想的专制者，是俄国沙皇的典范：独断专行，身体强壮，刚愎自用，对自己担任俄国首脑的使命颇为自信。他认为自己是国家和臣民“模范的主人”。而大家也都是这么看的。宫廷女官安·秋切娃仔细观察了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时期的生活，她关于后者是这么写的：“没人能比他更好地扮演专制者这个角色。他不仅相貌堂堂，而且拥有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质……对他而言，他所拥有的神圣的专制权力是一种信条，是万民尊崇的对象，他坚信自己既是偶像，又是宗教的大祭司，自己能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人突然发现统治失灵了，这也就摧毁了大家对专制君主的信仰。唯一的安慰就是，大家都一致想要将所有的责任推到皇帝身上。这次，费奥多尔·秋切夫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写道：“要想创造出这样一种找不到出路的局面，这个祸害得要多蠢才行。”诗人对自己内心中的君主制寄予厚望的想法感到不悦，所以他的这个看法并不公平。尼古拉一世并不见得有“多蠢”。他受的教育虽然没亚历山大一世那么多，教他的朗斯多夫伯爵还是个粗鄙之徒，经常会揍他，但他天生聪明，对数学、炮兵都很感兴趣，还在工兵中服过役，他是这么说自己的：“我们都是工程师。”而且，他对各国的军队进行曲和军需都很了解。最后，他敲鼓敲得很棒。


    尼古拉一世的绰号是“恶棍尼古拉”，在19世纪的自由派历史学家，甚至20世纪的苏联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名声着实不好听，可以说极其负面。现在有人做出尝试，想要为尼古拉“平反”，说他曾力挽狂澜，堪称俄国的中流砥柱。


    美国历史学家马克·赖耶夫是研究那个时代的专家，他既不想给这位君主平反，也不像其他人那样谴责他，他只是提出了他在位时期的一些悖论：尤其看重严酷的审查制度和对作家的打压，但同时，俄国的文化和文学却飞速发展，堪称真正的“黄金时代”。俄国在这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涌现出这么多文学天才。另一方面，沙皇却在批评普希金的作品，把莱蒙托夫贬谪至高加索直至死亡，流放赫尔岑，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登上断头台，却又在最后一刻予以赦免。他任内设立的“第三处”是首个现代政治警察部门，“第三处”这个词一直保留在俄语中，意思是“时刻警惕的眼睛”，当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知道，一丁点罪行都会受到当局的惩罚。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在出发前往高加索前线的时候写道：“你们，天蓝色的制服，人民对你俯首帖耳。”尼古拉一世削减了大学生数量，下令关闭哲学系。随随便便就能把“反革命行为”的清单拉长。俄国的大作家，还有那些同时代人在回忆录中为后人展现了一幅沙皇独断专行的可怕嘴脸，以及他所领导的国家充斥着的可怕景象，恐怖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


    尼古拉当政时期，各种事实、各类事件、亲历者的证词都完全有理由将俄国的生活描绘得一片漆黑。马克·赖耶夫写道：“对其在位时期采取否定的态度，这种做法不仅不能解释，也使我们无法理解尼古拉一世死后便立刻实施的那些大改革（从解放农民开始），还有改革前期精心的准备工作，改革又是如何完成的，以及之后在19世纪60和70年代国家又为何会发展得热火朝天。”马克·赖耶夫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尼古拉当政时期，有某样东西蛰伏于深处，越变越大，同时代的人要么没有注意到它，要么经过的时候无视了它，而‘传统史书’也莫不如此。”


    现代历史学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俄国，现在都有机会自由地研究过去，他们所强调的是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前期暗中的铺垫过程。尼古拉一世死于1855年2月，就在六年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解放农奴宣言，解决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俄国的主要问题。亚历山大二世迅如闪电的改革就诞生于他父亲在位时期。


    普希金的诗歌所展现的那些希望，许多人也都拥有。亚历山大一世在其在位的最后十年期间的所作所为（或不作为）令人倍感失望，从而使年轻的沙皇内心诞生了一个梦想，那就是摆脱这个由阿拉克切耶夫掌控的国家，对之实施必不可少的改革。我们知道，尼古拉一世命人给他备好一份十二月党人审问的汇编本，他时常将之置于案上，想要对这些犯上作乱者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有所了解。


    尼古拉皇帝坚信自己拥有对俄国进行专制统治的权力，认为专制权力必不可少，所以他要做一个首倡者，使俄国发生转变，并以之为目标，创建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内，独揽大权能解决所有问题。为了启发尼古拉，普希金提到了他的先祖彼得大帝。这样的对比有一层意思：尼古拉应追随彼得的功业，确立一个规则化的国家。但他并不想要激烈的改变，或者说是改革，他希望的是改善体制的运行状况，完善种种细节，为此就必须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其意志的执行者队伍，那是一支官员的队伍，官僚的队伍，而这些人就是专制体制的力量。克柳切夫斯基说，尼古拉一世行为的基础是“修正，不是改革，是编纂法典，不是立法”。


    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为12月14日叛乱打开了大门，哗变的部队只等一声令下，就向冬宫开拔，这让他心生恐惧。随后就是五年的平静期，但到了1830年，先是爆发了波兰起义，随后又是对波兰的战争和法国的革命，后者动摇了神圣同盟的基础。1848年的“人民之春”在彼得堡又引发了一场新的大地震，经历这一切的沙皇坚信这样的危险不仅威胁到了欧洲，也让俄国危如累卵。擅长工程学的尼古拉曾对萨克森大使说：“我脚下的地面和你们脚下的地面一样，都已经受到了侵蚀。”


    不过，危险吓不倒皇帝，尤其是他很清楚：只有他能使欧洲免于革命。亚历山大·缅什科夫亲王回忆道：“从匈牙利战事开始，已故的君主就已经醉了（用‘陶醉’更好）。他不接受任何理由，只相信自己至高的权力。”国外爆发革命对俄国的许多政治规划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由此可划分成三个阶段(1825—1830；1831—1848；1849—1855)。尼古拉一世相信：俄罗斯帝国获得安宁的一大条件就是他亲自领导所有事务。


    他忠于一个原则：不要改革，要的是纠正。尼古拉完全没动政府机构。参政院新设立了一个部门，是处理波兰王国事务的部门。元老院边上设立了两个和华沙有关的部门。设立的第十一个衙门主要负责处理国家、土地、农民事务。为了能直接进行统治，皇帝还创立了“陛下私人事务办公室”，分成四个处：第一处准备各类文件，呈递给尼古拉，并执行最高指令；第二处的任务是编定法律；第三处负责国家安全；第四处负责救济事务。


    “陛下私人事务办公室”的“第三处”也负责“宪兵队”，很出名，后来正如我们所说，该处成了尼古拉统治的象征。1826年1月，尼古拉在了解十二月党人事件的时候，收到了“副官本肯多夫寄来的一份笔记手稿，让他设立最高警察部门，由某个特定的大臣，也就是宪兵队督察来领导”。不过，皇帝不愿重设警察衙门，哪怕冠之以“最高”也不行，因为他不喜欢警察这个词的“法式”余味，这会让人想起拿破仑战争。但他还是保留了本肯多夫的核心观点，亲自给这栋大厦添加了一块极其重要的石头：警察成为他“私人事务办公室”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他亲自创立这样一个机构，并亲自领导，以此来确保国家安全。


    与第一处和第二处不同的是，第三处拥有很大的执行权。1826年7月3日签署的设立第三处的敕令列举了这个新的权力机构所“关注的领域”：所有警方事务；收集不同教派和异议人士活动的情报；搜集所有受警方监控的人的情报；调查与制假币和假文件相关的案件；调查与居住在俄国的外国人相关的所有问题，以及其他许多事务。列举完之后，敕令的第八段概括道：“搜集任何事件的情况并汇报之，概无例外。”


    副官亚历山大·本肯多夫(1783—1844)被任命为第三处和宪兵队负责人。本肯多夫相当活跃，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曾短暂加入共济会分会（同道联盟），佩斯捷尔、恰达耶夫、格里博耶多夫也都是该会会员，12月14日，本肯多夫向尼古拉展现了自己忠心不贰的品质。科尔夫男爵在回忆录里写道，宪兵队负责人“只受过粗浅的教育，不学无术，也不读书，甚至连正确的读写都成问题”。本肯多夫都是用他那糟糕的法语写呈递给沙皇的报告的，不过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他对俄语一窍不通。作为第三处的首要负责人，却完全没文化，但他还是会给普希金提建议，这可以解释同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为什么会对他这么敌视。


    亚历山大·赫尔岑对他有过详尽的描述，他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国家的二号人物：“宪兵队负责人的长相丝毫没有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波罗的海的贵族普遍都是这种长相，德意志的贵族阶层也大多如是。他面相疲惫、憔悴，眼神颇有欺骗性，目光躲闪或麻木不仁之辈通常都会这样。也许，本肯多夫还算不上十恶不赦，作为恶贯满盈的警察头子，置身法律之外，超越法律之上，他本来是有能力坏事做绝的；我准备相信他，尤其是当我回想起他那张脸上黯淡无光的神色……”


    当他拥有无限权力之时，本可以坏事做绝，现在倒成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美德。相较于20世纪那些“安全机关”的负责人将恶的界限推至无穷远，这样的品质更是难能可贵。在尼古拉一世的心目中，新设立的第三处乃是“保障安全的警察机构”。本肯多夫对自己的副官说，他曾问过皇帝，担任宪兵队负责人这个职位应该做什么，尼古拉就将自己的手帕递给他，说了下面这句话：“擦干不幸者的眼泪，严禁滥用权力，你就照这么去做。”某些历史学家将这段历史当作了传奇故事来读，还有些人则认为皇帝的话句句确实，很好地反映了皇帝的性格。


    国家监控体系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成了第三处的一大特点。确实，俄国历史上的一些秘密情报部门比这要厉害得多。但只有在尼古拉当政时期，才有了监控体系。俄国被划分成各个宪兵区，由各位将军领导。每个区再分成各个分区，由上校领导。俄国一开始设立了五个区，包含二十六个分区。领导班子都在大城市里。不知是何种原因，俄国把波兰王国给忘了，1827年，波兰并未被纳入监控体系之中，也没被纳入任何一个区。1830年，波兰爆发起义，警方的专家认为就是宪兵队管控不力所致。


    1835至1837年，该体系日益完善。五个区增至七个区。当然，波兰也被纳入了这个网络之中（但这么做也没能阻止波兰三十年后再度爆发叛乱）；第六区监控高加索地区新占领的土地，第七区负责西伯利亚西部直至伊尔库茨克以及太平洋方向更远地带的事务。


    如当时的人所述，如果考虑到土地面积（在外国的俄国人同样也会受到监控），加上皇帝想要了解全世界的事情，那“观察团”的编制人数并不是特别多。1836年，宪兵队共有4324人（军官和士兵）。1861年12月，历史学家P. 耶夫列莫夫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了第三处的在编人数：“星期四，第三处全体开会，在兹纳缅斯卡娅大饭店用早餐。我不知道他们在庆祝什么，但他们都在喊‘乌拉’，三十二个人喝空了三十五瓶酒。”


    从行政管理工作的体量来看，可以让人了解尼古拉时期政治警察活动的规模。1838年之前，第三处每年都会处理一万到一万两千份提交给他们的文件、多达四千份外发的文件，还会收到皇帝发来的多达两百条指令。1839至1861年间，每年该处都会向皇帝汇报三百至六百项事务；至于皇帝下发的指令，数量每年都会变化，两百五十到四百五十条不等。


    当然，国家办事并不仅靠第三处和宪兵队的热情。但有一点清楚的是，宪兵队可以特别让人感受到专制权力的冲击力，因为它使人有种幻觉，认为他们可以完美地掌控国内发生的任何事情。在帝国境内外监控政治上可疑的个人只不过是“观察团”的一部分工作。上层对这个国家机关颇为关注。1847年，官员数量达到了61543人。其中一半都在两个衙门供职，即内务部和司法部，也就是32395人。1857年，全体官员的数量已经达到80139人。


    官僚机构扩容（半个世纪扩张了四倍）导致国库遭劫掠，而且腐败横行。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用越来越多的官员来打击滥用权力的现象，滥用权力的现象反而会日益增多。国库遭劫掠和贪污受贿都是官僚体制的固有本质，分析个中原因就会发现，在任何国家，差不多都是同样的结果。获取贿赂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动机，在索贿者看来，这么做可以对行政机器的齿轮进行润滑，加速其运行。各种不同的状况都能解释俄国腐败日增的情况：各部职员和小公务员生活环境悲惨；在一个专制体制当道的国家，滥用权力乃是顺理成章之事；立法事务令人不可置信地复杂。


    我们说过，皇帝想要知道一切，监控一切。军队是严密监控机制的完美例证，因此，军队要俯首帖耳，严格行事。民事部门官员的工作也被纳入这个体系之中，他们只能听话，这样他们才会依照等级拥有少部分权力，使自己成为专制君主的代表。精神和道德生活受到审查机制和第三处的规训和监管。其行为举止也会受到规则的固化，甚至就连外表也会受到波及。尼古拉对制服颜色和廓形予以了极大关注，对“穿礼服的人”完全不屑一顾。他密切关注对专制规则的遵守情况如何：军人要留胡须，文职人员无权蓄须。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1817—1860)是首批“亲斯拉夫主义者”之一，他斗争多年，就是为了获得蓄须的权利，但没有成功。胡须是农民的标志，而阿克萨科夫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族。


    “文书”（司法部下发的文件）是管控的主要工具。人们坚持不懈地参与构建官僚机构：对“文书”的需求（这是“上层”的要求）使得官员数量大增，结果也就导致“文书”数量激增。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举了一个例子，颇具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特征：在元老院莫斯科分院，有十五名秘书负责档案事务，一份简单的文件摘要就有一万五千页之多。要将这些文书运往彼得堡，就需要好几辆马车。在两座都城之间的途中，档案竟然神奇地和马车一同消失不见了，后来也再没找到。


    构建官僚机构，使之成为规则化国家的基础，始于彼得大帝时期。在尼古拉一世治下，官僚机构已在全力运行，方向已经定好，结果就造成现实不彰，全被林林总总的文书压在底下，没发挥丝毫影响力。不过，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说及那则档案消失的故事时，还补充道：“如今（近四十年之后），这显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历史学家想通过这件事指出，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俄罗斯帝国的官僚机构就开始变成另一种模样，可以说它已变成一台标准的官僚机器。


    对尼古拉一世统治最恶毒的诽谤者也都承认承皇帝之命完成编订法典一事的重要性。为达此目的，还在陛下私人事务办公室底下设立了第二处。1826年1月，从1821年起即任参政院议员的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为尼古拉一世写了一份通知，提议整理俄国法律。斯佩兰斯基建议起草《法律全编》（包含俄国重要的法律文献），然后是撰写《法典》（汇总所有现行的法律），最后是制定《法令汇编》，将根据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水平来重新编订法律法规。尼古拉一世摒弃了《法令汇编》这个计划，说他担心这样会导致现有秩序发生动荡，但他同意了斯佩兰斯基前面的两个计划。


    1830年初，四十五卷《法律全编》出版，书中收入了自1649年《法令汇编》颁布以来的三万余条敕令、决议以及各类文件。1832年，《法典》也完工了。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说，书中包含的法律“不可更动，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存有效力，通行于世”。


    尼古拉一世的传记作者写道：“在他在位的三十年时间里，农民问题成为他最担心的问题。”皇帝设立了九个秘密委员会，设法解决如下难题：如何解放被农奴制束缚的农民。历史学家指责尼古拉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放农民阶层。他们承认他认为有必要转变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但又谴责他不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委员会也没给出任何答案。20世纪末，解放农民的困难依然特别明显。即便在苏联体制消失之后，农民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摆在尼古拉一世面前的那些难题仍旧存在：应该解放有地农民还是无地农民？农民是否应该再次购入土地，如果是的话，用多少价格购入？


    解决农民问题这件事就交给了陛下私人事务办公室的第五处。皇帝让帕维尔·基谢廖夫将军负责该处，他是那个时代尼古拉身边唯一一个有智慧的政治家，想要解放有地农民。尼古拉一世对帕维尔·基谢廖夫说，他“承认必须转变农奴制，农奴制再也不能维持现状”，并说：“你在农民事务上是我的参谋长。”皇帝只提出一个条件：不可剥夺地主的财产。


    帕维尔·基谢廖夫的改革处处受到掣肘，他那些位高权重的同僚都认为他是“革命党人”，是“普加乔夫”，但他仍然着手为皇家农民和自由农民制定新的规则。他提议让皇家农民和私属农民（农奴）逐渐融合，以此来废除地主支配农民人身的权利。皇家农民经济活动的管理体系一旦得到改善，就会出现新形式的私产地主的典范。


    皇家农民有近2000万人，当时和农奴的人数（2500万人）几乎持平。这占了俄国人口相当大的比例，从1835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来看，那时的俄国计有6000万居民。基谢廖夫的改革只是微不足道地改善了皇家农民的命运，但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可以继续使之与农奴融合到一起。这场改革重组了行政管理体系。1837年12月，创建了国资衙门，领导人是帕维尔·基谢廖夫。一个强有力的官僚机器终于就位：顶层有这个衙门，各省则有“国资会”；每个省划分成好几个由官员领导的区，每个区再划分成好几个乡，乡的行政管理人员由选举产生。各乡再分成数个农村公社，自行选出村长、耆老、收税员等。


    组建这样一个既庞大又花费不菲的官僚机构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官员从此扮演起了拥有农奴的地主的角色。同样，地主的角色日渐式微。在自行其是的贵族阶层内部工作，也就成了为国家工作。贵族穿上了制服，也就是内务衙门的制服。更严重的是，他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也一落千丈。依照1835年对全体贵族所作的复核（人口统计）来看，俄国欧洲部分（波兰沙皇国、芬兰以及顿河军所占区域除外）有近12.7万人拥有农奴。其中大部分都是贵族地主，最多占有21名农奴，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中等规模的地主。1858年的复核发现地主的数量下降至103880人。数量减少正好表明了当时农奴数量正处于逐步下降的过程中。1835年，农奴占据了44.5%的人口，1858年仅为37.3%，而与此同时，总人口却在增长。克柳切夫斯基归纳道：“农奴制不仅恶化了农民的经济状况，还最终阻碍了他们的自然繁衍。”


    现在终于出现了新的形势。俄国传统的生活布局就是国家—贵族—农民，现在这些从根基上开始动摇起来。面对国家和农民，贵族阶层开始衰落。国家由不断成长的官僚机构所代表。1855年，公务员达到了82352人。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还没将“官秩表”中的人算在其中，而且各办公室内还存在大量地位低下的职员。从1855年的人口统计来看，公务员的数量比地主的数量略多。


    19世纪俄国的伟大文学倾力展现了已经风光不再的官员阶层的面貌。有时，他们像果戈理《外套》的主人公那样悲惨可怜；有时，他们腐败堕落，欺下瞒上，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就对此有过辛辣的描绘。这样的典型并不是文学作品虚构出来的。当时的人也是这么看的。弗拉基米尔·佩切林“犹如逃离瘟疫肆虐之城”一般逃离俄国的时候，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的：“我预测过，预料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还留在俄国，由于我这人性格软弱、懒散，我必然就会成为最卑鄙、最热忱的公务员，要么就莫名其妙地去了西伯利亚。我逃离后就不会再返回，这样做就是为了在自己的内心中保留某种人类的尊严。”


    我们说过，弗拉基米尔·佩切林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但或许正因如此，他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成为热忱的公务员，要么流放西伯利亚。佩切林特别富于激情，他是俄国首批移民西方、呼吁发起革命行动的人，他读了菲利普·邦纳罗蒂的《为平等而密谋》之后，先是倾心于“巴贝夫的共产主义”和“圣西门的宗教、傅立叶的体制”；后来，发现了德拉梅内的小册子《信者之言》后，这本书就成了他的新福音书；最后，他皈依天主教，加入了救世主修会，二十年后，他又从那里逃了出来。赫尔岑在设法阐释俄罗斯的性格时说，如果俄国摒弃东正教，信奉天主教，就会成为耶稣会士。亚历山大·赫尔岑当时想到了佩切林，指出俄国性格本身就有对极端性的偏好。


    公务员不值得尊重，俄国初生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的队伍越是庞大，开明社会对他们的看法就越是糟糕。好的情况下，人们会说他们是专制体制的牺牲品，但通常情况下，没人喜欢他们，因为这些人就是专制体制的工具而已。果戈理《外套》里的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命运凄惨，令读者唏嘘不已，阿卡基虽是公务员，却无法（或者说不愿）得到培养，通过考试，在等级制度中往上跨一步，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学批评界认为《外套》主人公是社会环境的牺牲品（虽然果戈理并不这么认为），是公务员的化身，可悲可叹。


    之所以对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普遍持负面态度，是因为他们被视为外国人，被认为都是德意志人。德意志人确实在俄国的国家机关当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844年，国家参事菲利普·冯·德·维戈尔用法语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德意志人入侵俄国》。维戈尔善于挖苦讽刺，所以这部作品既可以被看作是在揭露德意志无孔不入的影响力，也可以被看作是在赞扬德意志人在俄国的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对事实的阐释会变来变去，但事实本身却不容置疑。美国历史学家瓦尔特·拉克尔计算过，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侨民与德意志人的人数占了俄国外国事务衙门内官员的57%，战争衙门的46%，邮政通信衙门的62%。俄国历史学家彼得·扎永奇科夫斯基是研究政府机关领域的专家，他认为1853年1月，参政院有74.5%的人员是俄国人，16.3%是德意志人，9.2%是波兰人。阁部最重要的职位都是由德意志人把持的。第三处也同样被认为是“德意志委员会”。财政衙门也在德意志人的手中。而后者只占人口的1%不到。


    尼古拉一世认为自己就是唯我独尊的帝国主人，他让德意志人进入领导国家的官僚机构有许多理由。首先，他这么做是考虑了亲缘关系：皇后是普鲁士公主，身边的人自然都是家里人。更重要的是，尼古拉并没忘记1825年12月，俄国的上层贵族想要阻止他登基，所以他更信任德意志人，而非俄国人。我们都知道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德意志公务员具备的素质，俄国同僚有时并不具备。由大臣叶戈尔·坎克林(1774—1845)实施的财政改革是尼古拉在位时期无可置疑的成就。坎克林的父亲是德意志矿业专家，应保罗一世之邀前来俄国。


    尽管尼古拉一世有充分的理由聘用德意志人在行政机关任职，但他也意识到有些事情不正常。1849年，在里加总督苏沃洛夫亲王身边工作的尤里·萨马林被逮捕。萨马林后来成为斯拉夫派很有名的政治家，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对“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占据特定职位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尼古拉下令把他关入要塞，二十年后又将其召回，和他面谈。亚历山大·尼基坚科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也是审查员，他在私密的日记中记下了彼得堡人对事件的看法。


    “你知道你那本书第五章会引发什么吗？（尼古拉指的是以小册子形式流传的书信集中的其中一封信）。新的十二月十四日。


    “萨马林做了一个害怕的动作。


    “——别说话！我很清楚你不是故意的。那我来解释一下，自彼得大帝那时候起，俄国沙皇的所作所为就受到了德意志人的影响。你的想法很危险。如果这个想法在人民中间传播开来，就会导致可怕的灾难。”


    11 思想观念的诞生


    尼古拉一世的头号目标就是稳定。严格掌控国家及其居民的生活对皇帝来说是一种确保国家安宁必不可少的手段。军队是国家秩序的典范。俄国被划分成各个省：半数省长都是将军，另外半数都是在内务衙门工作的官员。此外，19世纪中叶，计有十名将军省长，他们当然都有将军军衔。他们“强化了”外围各省和两座都城省长的权力。各区和各分区的宪兵网络可确保进行额外监控。


    国家监管极其严厉，书报审查吹毛求疵，皇帝对各类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展现形式密切关注，在这样的框架之中，各种思潮始终都沸腾不断。尼古拉一世的时代诞生了各种思想观念，所提出的问题对20世纪末而言仍具有现实意义。


    造成该时代思想激荡有好几个因素，最重要的就是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在欧洲各国当中所处的地位。尼古拉一世被视为“欧洲宪兵”，这么说并不是毫无意义：谁都相信俄国军队堪称欧洲大陆最强。1835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完成了《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他说过一些颇有预见性的话。他说一个世纪之后，两个超级大国，也就是俄国和美国将会控制世界。时人对美国占据这个位置都感到很惊讶，而俄国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性的地位谁都觉得是显而易见的事。


    俄罗斯帝国的强大会让人不禁要问，它为何会如此强大，它拥有何种天职和使命等等问题。无论是专制政体的支持者，还是其对手，都会提出这样的难题。对开明社会而言，其中的悖论日益明显，所以他们想解释这个悖论，那就是：尽管俄国是军事强国，但正如20世纪通常所说的那样，它却是“经济上的侏儒”。克里米亚战争显现出保卫俄国的军队技术上很落后（始终都在使用燧发枪）。人们还认为通讯能力太弱是俄军战败的一个因素。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建造了963.5俄里的铁路，但如果将芬兰、波兰沙皇国和高加索地区排除在外，俄国就只剩下了5625俄里的公路。


    面对西欧在经济上的挑战，俄国给出了意识形态上的答复：经济疲弱是精神和道德力量优越的标志。西方的挑战被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正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些人所言，这样的分歧早已出现，根源就在于东正教和天主教、俄国和西方、俄国人和德意志人（也就是外国人）之间的对立。


    为了给出这个意识形态上的答复，整整耗费了二十年之久，这也是各路思想观念诞生的过程。1830年爆发的波兰起义形成了一股推力。1848年，欧洲爆发的革命让战胜拿破仑之后确立起来的体系开始崩塌，俄国于是聚焦于两种宏大的意识形态，而这两种意识形态一直到20世纪末都在滋养着俄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各种理论都在回答俄罗斯的使命、它的过去和未来这些“决定命运的问题”，而且这一整套理论光谱也相对快速地构建了起来，这都可以通过一个事实来加以解释，即这些问题都深深地植根于俄国历史之中，建基其上的那些信念也是很久以前就已形成的。1848年4月，法国二月革命之后，费奥多尔·秋切夫向尼古拉一世呈递了一份阐释欧洲现状的笔记。笔记开篇就做出了这个重要的判断：“很久以前，欧洲就只存在两种活跃的力量：革命和俄国。自此以后，这两股力量彼此对立，明日就会兵戎相见。”这个分析与马克思不谋而合，马克思认为俄国是革命的大敌。不过，在1848年，正好在欧洲积极参与“人民之春”革命运动的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来到俄国边境地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这么做就是想把革命输入他出生长大的那个国家。


    俄国和革命是俄国和西方对立关系的实质。所有的思想观念都聚焦于这个“决定命运的问题”：两个宇宙是会斗争，还是合作？西方是恶之源泉，还是智慧的源泉？未来究竟属于其中哪一个？最重要的是：是俄国所代表的精神，还是西方所代表的物质？


    秋切夫知道这些问题很复杂，答案会更复杂，于是他用法语写了这份笔记，他在笔记中预言西方、查理大帝和1815年条约的欧洲，天主教和新教的欧洲会崩溃；1849年，这篇文本首次在巴黎出版。


    许多年以后，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回忆道：“突然，我们身边发生了爆炸，华沙起义的消息震耳欲聋……季比奇（负责平叛的俄军统帅）只要打败仗，我们就很开心，我们都不愿相信波兰人会战败，而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圣幛上画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的肖像。”赫尔岑的心情反映了俄国社会少数人的心情。普希金是大多数人最为杰出的代表。他接连写了三首反映波兰起义的诗。第一首诗名为《圣墓前》，诗人写道，俄军暂时失利令他心惊不已，于是在打败拿破仑、拯救俄国的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墓前发出了呼吁：“快起来，拯救沙皇和我们。”第二首最出名，是写给《俄国的诽谤者》及其西方的敌人的。第三首《博罗金诺周年》赞颂了博罗金诺战役的胜利：1831年8月26日，华沙陷落，这一天正好是博罗金诺战役的周年纪念日。


    亚历山大·普希金认为西方没有权利干预“斯拉夫人之间的纷争”，他说欧洲本应感激俄国拯救它于水火之中，结果却忘恩负义，指控俄国镇压波兰起义。诗人勾勒出俄国的边境，“从彼尔姆到塔夫利，从芬兰寒冷的峭壁到科尔基斯，从……克里姆林宫到……中国”。这就是帝国的边界，而波兰起义影响到了帝国的完整性。


    亚历山大二世后来回忆道，“普希金写了这首颂歌（《致俄国的诽谤者》），就急不可耐地要让我们读”，也就是要让尼古拉一世和他的家人读。这位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奉皇帝之命写的这首诗，那都是他的真实想法。1830年12月9日，华沙起义的消息刚传来，他就告诉了库图佐夫的女儿伊丽莎白·希特罗沃：“……战争开始就会持续到彻底灭亡，至少这次肯定会这样。”1831年6月1日，诗人在写给密友、也是诗人的彼得·维亚泽姆斯基亲王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了波兰人：“不管怎么样，必须碾碎他们，我们行动如此迟缓，实在可恨。”


    彼得·维亚泽姆斯基在记事本上记录了他和普希金发生的激烈论战：“再生的欧洲为什么要爱我们？……我实在是厌倦了对地理地貌的自吹自擂，什么‘从彼尔姆到塔夫利’。这有什么好的，难道彼此的思想要相隔五千俄里，我们才会感到开心，感到自豪？”照某些批评家的说法，亚历山大·屠格涅夫读到《致亲波者》这首诗的时候“高喊‘波兰没亡！我们的失败就和你没关系了’”，所以他也和普希金发生了争论。被判十二年苦役的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奥多耶夫斯基(1802—1839)当时在西伯利亚，他对波兰叛乱持不同的看法：“你们要明白：维斯瓦河正打得不可开交！利亚克人和俄国人打仗是为了争取自由……”


    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观点代表了俄国社会大部分人的看法。现代的普希金传记作者尤里·洛特曼说到当时的人对《致俄国的诽谤者》这首诗的反应时说：恰达耶夫大加赞赏，还称普希金是“人民的诗人”。彼得·恰达耶夫(1794—1855)的意见对普希金来说很重要。我们说过，1816年，年轻的诗人就提到过优秀的恰达耶夫对拿破仑大张挞伐一事。这名年轻军官才能出众，军旅生</a>涯相当出色，却于1821年退役，结果让整个莫斯科社会都知道了他。彼得·恰达耶夫是共济会会员，后来的十二月党人的密友，后离开俄国，在西方游历数年。十二月党人的叛乱遭到镇压之后，他返回俄国，俄国凝重的氛围使他在《没有十二月的十二月党人》这篇文章中反思了人类的命运和俄国的命运。彼得·恰达耶夫在写给他在莫斯科的亲戚叶卡捷琳娜·帕诺娃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理念。他本来并没想到让别人读到这些理念，但那些信件却很快人传人，就连沙龙里也在读，而这种情况在当时很常见。1836年，《望远镜报》第15期刊登了第一封信，称之为“哲学书简”。结果，读者的反应谁都没有料到。皇帝说：“我读了这篇文章，发现里面的内容简直荒诞不经，精神错乱。”话既然说出了口，当局便下达指示，让一名医生经</a>常去恰达耶夫家里看看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不过，医生的寻访很快就中断了，一年之后，撤销了对他的监视，但条件是恰达耶夫“再不能发表任何东西”。


    《哲学书简》体现了尼古拉在位时期的反动特征，对于书简的作者所经历的那些烦心事，别人已经写了很多。后来，有人提到彼得·恰达耶夫在20世纪60年代也会受苦。不过，要进行对比还是非常困难的，毕竟每个时代都存在自己特有的压力阈值。而且，要和20世纪竞争会相对比较困难。


    亚历山大·赫尔岑对《哲学书简》的看法也和皇帝一致。但让尼古拉一世感到愤怒的内容却让赫尔岑觉得开心。年轻的赫尔岑在流放地写道：“这是黑暗中迸发的枪火。”他在恰达耶夫的信中读到的是“痛苦的呼号，对彼得时期俄国的无情谴责，是对俄国猛烈的控告，是个人的抗争，虽然他受尽苦难，却仍想表达心中的所思所想”。研究恰达耶夫“生平与思想”的专家在引用这些话的时候，指出赫尔岑讲的是“黑夜中的枪火”，却并没有去了解“那是谁开的枪，打的又是谁”；他很快就认定“这是一位盟友，那枪火瞄准的就是共同的敌人”。


    革命者赫尔岑从恰达耶夫身上看到的是“自己”，因为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俄国的过去，而且也受到了君王的谴责。但恰达耶夫的许多理念既被斯拉夫派采用，也被摒弃革命思想的西方主义者所采用。他对俄国的精神运动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他不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也给出了回答，而且人们可以对这些回答用不同的方式进行阐释。


    发表《哲学书简》的《望远镜报》也对彼得·恰达耶夫的理念进行了多重阐释，结果报纸遭禁，不再销售，而报纸的编辑、文学评论家尼古拉·纳杰日金被流放至乌斯特—塞索尔斯克。但有人真的读了第一封信，却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意思，这是因为作者也只不过刚刚开始思考。书简面世之时，彼得·恰达耶夫还在阐发自己的观点。《疯人的辩词》(1837)是这位思想家哲学散论的最后一环，别尔嘉耶夫认为他是“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要到1906年，彼得·恰达耶夫的作品才被翻译成俄语，但在俄国社会之外，还是以法语版为外界所知。完全有理由相信屈斯汀和恰达耶夫见了面。很容易就能发现前者的某些观察和后者不容妥协的判断之间有某种亲缘关系。因此“我们所在的国家似乎并不属于人类整体，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向世界提供某个重要的教训”。


    彼得·恰达耶夫在第一封《哲学书简》中彻底抹杀了俄国的过去：那是“各民族历史上一个有趣的时代，也是各民族的青少年时期”，对那个时代的“回忆令人愉悦，却成了成年时的教训。而我们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回忆。先是野蛮暴行，再是粗俗的迷信，之后就是外国的统治，又凶残，又可耻，国家权力后来也就继承了这样的精神，而这就是我们年轻时期的悲惨历史”。恰达耶夫认为教会分裂，再加上选择了拜占庭的“道德准则”，是俄国之所以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彼得·恰达耶夫在俄国思想运动史上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俄国精神”处于萌芽状态的所有主要面向都包含在了他的思想之中，包含在他自相矛盾的表述之中。哲学家先是否认了俄国人的所有过去，随后又认为“人民的千年历史不可能只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得出结论，认为俄国命运的独创性是俄国独特使命的保证。彼得·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词》中总结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归纳为三个论点。首先，俄国没有过去。彼得·恰达耶夫在这儿仍然忠实于他在第一篇《哲学书简》中的观点。但他又从中得出了另一个结论：缺乏历史反倒是一种优势。第二个论点：俄罗斯心理的纯洁性、俄罗斯精神的纯洁性使年轻人得以享受欧洲各民族为他们准备的果实，走得更远，从而超越西方。接下来就是第三个论点，俄国未来的使命是要向其他民族指出解决最终存在问题的路径。1835年，彼得·恰达耶夫在写给亚历山大·屠格涅夫的信中说：“我们都受到召唤(……)教会欧洲许许多多事情，缺了这个，欧洲人是无法理解这些事情的……总有一天，我们将成为欧洲的精神中心，就像现在我们是政治中心那样，我们未来的力量建基于理性，将会超越我们如今建基于物质实力的力量。”


    彼得·恰达耶夫对俄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这个“决定命运的问题”给出了一种回答。有两种危险同样威胁到了俄国：跟随西方的脚印和抛弃西方的经验。他给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必须按自己的方式来走，但又要好好利用西方各民族的经验成果。


    彼得·恰达耶夫所要提防的那些危险都是年轻贵族这个小圈子（尤其是莫斯科的圈子）里热烈讨论的话题。亲斯拉夫运动就是这些讨论、思考，以及年轻贵族在德意志的大学进行思索的成果。伊万·基列耶夫斯基、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及其友人创造出了一种国族意识形态。


    国族思想出现于19世纪初的欧洲。他们的学说源于这样一种原则，即人类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划分成各个国族，各自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由此出现的民族自决便成了独一无二的合法的权力形式。这种新学说的创始人主要都是德意志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认为，每个国族注定会基于其本位主义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展现这种或那种神性。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从柯尼斯堡去了里加，鼓励大家学习民族语言，尤其是德语，他认为德语正在受法语的威胁。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则认为，民族自决归根结底就是意志的彰显，民族主义就是一种用最正当的方式来彰显自身的方式。


    德意志由大量小公国和王国组成，这种地缘状态容易诞生此类意识形态，且为此提供哲学基础，使创建一个统一国家的愿望变得更为合理化。拿破仑的胜利让德意志人倍感耻辱，从而为这种国族学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元素，那就是要去恨敌人。法国皇帝的政策刺激了波兰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一旦契合自己的议程，就会促使欧洲的民族学说发展起来。1806年，普鲁士人在耶拿战败，费希特当时所采取的立场将会成为解放运动的推动力。


    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匈牙利人都想在这种国族学说中找到用作民族自决、创建民族国家的武器。俄国本身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它转向国族学说，就是想为悖论找到解释，所谓的悖论就是指俄国为什么会既强又弱。俄国强是就其军事层面而言，但它落后于西方则是就文化和技术方面而言。


    知名的伊万·阿克萨科夫(1823—1886)是康斯坦丁的弟弟，后者则是俄国斯拉夫派的首脑，伊万·阿克萨科夫是这么讲述这场运动的：“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和全体哲学家的影响力让位给了德意志科学和哲学，后者所造成的冲击都很正面，只是有时会很肤浅。认真学习了德意志思想，俄国思想就变得清晰、扎实，就试图自觉地用哲学方法来看待俄国的人民性。”因此，斯拉夫派“都会盛赞俄国，说它是东正教和斯拉夫部族的代表，继承历史和精神上的使命，并预言俄国将在世界上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用弗里德里希·谢林的一个狂热信徒的说法，谢林就如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俄国的年轻贵族面前展开了一个灵魂的新大陆。后来的斯拉夫派想要找到“完善”世界的概念，可以用这种体系来回答各种“决定命运的问题”。他们就在谢林的浪漫主义哲学中找到了这一体系。在斯拉夫派的讲演和著作中，他们讲到了存在的意义、宗教和哲学的关系，但最终，这些不同的主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说法：俄国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斯拉夫派和恰达耶夫的观点一致，他们都承认俄国人民独一无二，因此拥有特殊的使命。《哲学书简》的作者和斯拉夫派之间的分歧，根源在于双方爱国主义的性质不同。恰达耶夫会自觉地去爱他认为俄国好的一面；“斯拉夫派的爱则是无条件的，非理性的”。


    制定国族学说是斯拉夫派的核心要义。这一点在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的著作《俄国暗夜》中表现得很明显。一位历史学家对这部作品是这么说的：“这本书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之相比。”这个评论指的是作品的风格：故事循环往复，用哲学对话将之串联起来。更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俄国暗夜》犹如19世纪30年代这一代人世界观的百科全书。书中记录了斯拉夫运动诞生时的时代氛围。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上溯至留里克，称他是“俄国的第一个贵族”，是那个时代最有教养的人，是作家、智者、哲学家。


    《俄国暗夜》的作者是精神运动积极的参与者，他想将斯拉夫派的观念和西方派的观念综合起来，摒弃一方的极端和另一方的潮流。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借书中一个参与哲学辩论的人物之口，说：“细心的读者阅读那些文字，就会认可本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整个斯拉夫派理论。”


    作家在书中说浮士德是斯拉夫派思想伟大的代言人，浮士德所构建的“理论”是以人类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在漫长的十个世纪当中，各族人民的思想一个接一个地彼此交替：埃及之后是希腊，之后又是罗马，等等。“天意所眷顾的这第六部分世界是要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的，可它又在哪儿呢？保守拯救世界这一秘密的民族又在哪里呢？”答案很明显：“在恐怖和死亡的时代，俄国的剑劈开了勒紧欧洲的死结，在旧世界幽暗混乱的深处，俄国的剑再度绽放光芒，闪烁着凛凛寒光……欧洲就称俄国为救世主！这名字里面又藏了另一个更为神圣的名字，它的光芒将会穿透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穿透的不仅仅是肉体，还有我们必将拯救的欧洲的灵魂！”


    俄国已被“选定”以及为什么被“选定”这一点，对《俄国暗夜》的主人公来说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都是新人，我们没有老欧洲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西方必须让出位子，因为欧洲的文学作为“社会精神状态”的“温度计”，已经“病入膏肓”，“缺乏共同信仰，想要希望，却只觉无望，想要否定，却模棱两可”。


    全面衰落的西方使用的是陈旧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已不再适合新的世界。《俄国暗夜》对议会制度提出了恶毒的批评：“这些人都要奔向何方？——选他们的立法者。——可是他们会选谁呢？——冷静，这一点谁都知道：他们选的都是花钱最多的人。”“工厂世界”，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好不到哪里去。浮士德承认西方的工业生产了大量商品，但这些都是靠无情的剥削得来的（奥多耶夫斯基写道：“幸好，这个词的这层意思亦不存在于俄语当中；我们可以这么来翻译：以同类为代价而得来的利润。”），他们还会使用童工，逼得这些人走投无路，只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必须指出的是，浮士德为了批评资本主义，还提到了大不列颠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出版于1845年（也就是《俄国暗夜》出版之后一年）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用到过这些报告。


    19世纪30年代末，诞生了“西方派”思想运动。黑格尔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极受欢迎，俄国人把这位哲学家的德语名字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翻译成了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在尼古拉·斯坦季耶维奇(1813—1840)的哲学—文学圈内，可以见到斯拉夫派（康·阿克萨科夫）和年轻的“西方主义者”（后来享有盛誉的文学批评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1811—1848，或俄国知识分子之“父”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很快，西方主义，特别是受亚历山大·赫尔岑影响的西方主义，成为一个特殊的运动，越来越具有革命性。在这片土地上将会发展出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会去法国跟着圣西门、拉梅内、奥古斯特·孔德、蒲鲁东求学，之后又将发现马克思可以解释一切的尽善尽美的“完善”理论。


    这些争论变得越来越尖锐，但在这之上有一种信念，无论是管头管脚的家长制的专制体制的支持者，为数稀少的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人，还是日益激进的革命者，都持有这种信念，他们坚信俄国拥有特殊的、独特的特质，坚信俄国肩负着独一无二的使命。有的人高喊，俄国将会拯救世界，使之免受革命的荼毒。另一些人反驳道，俄国将会把革命带给世界。


    正统的斯拉夫派会宣称：“俄国人民接收了圣言，如同古老的以色列。他们是真基督教的承载者和保护者。他们真的了解上帝，信仰货真价实，他们拥有真理本身，拥有真正的基督教、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爱：他们拥有东正教。”


    西方主义者、革命者鼓动下一代采取恐怖主义行动，亚历山大·赫尔岑在评论恰达耶夫的第一篇《哲学书简》时说：所有的事实都有利于恰达耶夫，但真正有道理的是我赫尔岑，因为我“信”，而他“不信”。


    费奥多尔·恰达耶夫的如下诗句令人震惊：


    我们不能以理性来理解俄国。


    不能用公认的尺度来衡量它，


    它拥有独特的模样，


    对它，只能相信。


    这些诗句只会让外国人错愕。这首诗1866年发表之后，俄国读者都能很好地理解，20世纪90年代的俄国人也是如此。在第二个千禧年即将结束之际，对时局最受欢迎的解释就是秋切夫的那些诗。


    信仰拥有坚实的基础：年轻人，真正的信仰，俄国人固有的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区别。


    19世纪40年代的标志就是发现了信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新目标，而且那些令人信服的论点都在表明俄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质。这就是村社，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米尔(mir)。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所实施的一直保留至今的改革似乎就是拼写：削减了字母表里好几个冗余的字母。所以，在俄语中有两层意思的米尔这个词也就只有一种写法。改革前用的是西里尔字母i，意为和平，没有战争，而用“i上加一个小圆点”则意为世界、宇宙、地球。农村的米尔，也就是村社写的时候就是用“i上加一个小圆点”，和意为宇宙的那个词的写法一样。对农民来说，村社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星球。


    村社的存在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无论是对靠自己的农民，还是对靠农民的贵族地主，莫不如此。不过，斯拉夫派发现，村社作为社会生活的细胞，所有人的福祉比个体的利益更重要。德意志学者、农业问题专家奥古斯特·哈克斯特豪森游历了俄国之后才真正发现了这一点。他比屈斯汀晚来三年，但受到了特别的欢迎。尼古拉一世赐予他一千五百卢布的“年金”，并额外拨款六千支持出版书籍。哈克斯特豪森准备研究的地方的省长收到了这样的指示：“凡是会让该外国人有借口得出错误或不合时宜结论的东西，一律悄悄移除，不了解我国的民间习俗会导致这样的误解。”


    1847年，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对俄国人民生活的内在关系和独特体制的研究》在外国出版德语版，该书从科学的角度证实俄国存在一种独特的生活模式。村社将一群通常生活于同一座村庄内的农民集合了起来；他们所耕作的土地都属于村社，并不属于地主。经常会定期重新分配小块土地，让所有人都能轮流得到土地，无论好坏。村社的宏大目标就是达到平等的理想状态。即便同意支付自己那一份人头税，也不可能离开村社。连带担保将村社的所有成员都连接在了一起，以应对有人不缴赋税的情况发生。


    斯拉夫派认为村社正好证明了俄国的特性，展现了俄国的集体主义精神及其对平等的尊重。以亚历山大·赫尔岑为首的西方主义者则认为这证明了俄国农民的社会主义性质。1875年，彼得·特卡乔夫(1844—1883)是俄国最为激进的革命者，别尔嘉耶夫将他视为列宁的先驱，特卡乔夫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国人民……大多数都深入理解财产公有的原则；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他们就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传统造就的共产主义者。”1880年，经特卡乔夫以及其他俄国革命者说服，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俄国革命向西方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以至于两者相辅相成，那现代俄国的集体土地就会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关闭了《俄国暗夜》报社，并说了如下的预言：“19世纪属于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对这点并无异议，下一代的革命者对此也这么认为。更不必说19世纪30年代形成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当时的公共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洛夫那句最为简洁，也最为振聋发聩的话就体现了这样的意识形态：“东正教、专制政体和人民性。”谢尔盖·乌瓦洛夫长年在教育系统工作，1833年被任命为教育大臣，他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著名的历史学家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后来写道，乌瓦洛夫“发明了这些原则，也就是那些词……东正教，但他本人是个无神论者，不信基督，甚至也不是新教徒，专制政体，但他又是个自由主义者，人民性，但他终其一生没读过一本俄语书，只用法语或德语写作”。


    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愤怒并非源自这“三原则”的内容，而是来自发明这三原则的人身上的犬儒主义。在教育部工作到第十年的时候，谢尔盖·乌瓦洛夫向皇帝呈递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特别提到了这套说法是怎么得来的：“必须用这些坚实的原则来使祖国强大……找到反映俄国专属于其自身的那些具有独特特征的概念……若对祖先、人民没有信仰，作为个体便注定会消亡……专制政体是俄国政治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除了这两个民族原则之外，还存在第三个不怎么强大的原则，那就是人民性。”


    “三原则”的前两个原则——东正教和专制政体——无须多说；第三个原则——人民性——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很模糊，任何人都可以拿来随便用：那个时代所有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学说都会用到这个概念，并按自己的方式来加以阐释。斯拉夫派从古罗斯当中寻找人民性的根源，总想着要穿上俄国的“民族”服装，结果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这样的装束却被人误以为是“波斯服装”。有人说得很难听：斯拉夫派想要展现真正的俄国精神，结果却是“用克瓦斯掺了香槟酒”。


    在赫尔岑看来，人民性显现在住在村社里的俄国农民的“天真纯洁”上面。《往事与随想》的作者由此认为：“俄国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所有的思想观念都采纳了人民性这一概念，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阐释它，从中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某种特殊的、独有的面向。照斯拉夫派的说法，一方面，这个概念由人民，也就是农民构成；另一方面，它也由剩下的所有人，也就是“公众”构成。人民是真理的守卫者，是真正的俄国精神的守护者。


    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的一个特征就是君主并不信任斯拉夫派，尽管后者用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宣扬官方的意识形态价值。之所以有这样的怀疑，主要原因是皇帝最怕斯拉夫派成为不可控的思想。朱塞佩·马志尼在回忆录中说，1830年他遭逮捕之后，父亲去找热那亚的总督，想找出还只是少年的儿子被捕的原因，他得到的答复是：这个年轻人有才华，但太喜欢晚上独自散步，却又不告诉别人自己在想什么；政府不喜欢有才华的年轻人去思考当局所不知道的那些事情。奥地利当局的这种怀疑，俄国当局也完全有。


    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关系：“没错，我们是对手，但对立的方式很奇怪。我们都会体验到的爱，既相同，又不相同。我们所有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拥有强烈的、无意识的、生理上充满激情的情感，别人认为这是事后的看法，但我们认为那就是先见之明：我们的整个存在都对俄国的生活方式、俄国的精神形式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爱。”


    对俄国生活方式、俄国精神充满爱，也就会摒弃西方及其价值观。莫斯科大学教授斯捷潘·舍维廖夫是斯拉夫派，也是乌瓦洛夫“三原则”的坚定捍卫者，他是这么写西方和西方派的：“我们彼此亲吻，彼此拥抱，彼此分享思想的盛宴，彼此畅饮情感的酒杯，却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和他们无忧无虑地接触时隐藏其中的毒药，没有感受到在令人愉悦的盛宴当中，早已散发出未来的尸臭味。”亚历山大·赫尔岑对此的回应是：“我看见老欧洲的死亡已不可避免，对任何存在着的东西并无愧悔之意。”


    所有初生的思想观念都存在共同点，这在尼古拉一世和米哈伊尔·巴枯宁出人意料的“对话”中特别明显。1851年5月，瑞士当局将国事罪罪犯巴枯宁交给了俄国，后者在1848年积极参与了德意志的革命。革命者巴枯宁来到莱芒湖畔寻求政治庇护，瑞士将其引渡并非受胁迫所为，而是因为俄国在欧洲实在具有举足轻重的实力。巴枯宁被关入了彼得保罗要塞。经皇帝的请求，继本肯多夫担任第三处处长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去狱中看他，建议他向沙皇忏悔，“就像圣子向圣父忏悔那样”。


    巴枯宁的《忏悔书》1921年首次在莫斯科刊发，在历史学家当中引发了争论。有些人认为作者是在忏悔，证明他会放弃革命行动；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份写于要塞的文件是革命者欺骗狱卒的伎俩。尼古拉饶有兴味地阅读了这份“忏悔”，在页边也写上了自己的反应。米哈伊尔·巴枯宁对西方的批判性思考得到了皇帝的赞许。巴枯宁写道，他认为西欧一切都破破烂烂，羸弱，不信神，贪污腐败，什么人都不能信，甚至都不能信自己……尼古拉在页边回道：“惊人的大实话。”巴枯宁批评法兰克福的议会。尼古拉在句子下面画了线，评论道：“很出色。”巴枯宁认为顶层和底层都已出现了共产主义，这是一种结构稳固的小组织（无论秘密与否）所宣扬的体制，是一股不定的、看不见的、难以捉摸的力量，却又处处存在。尼古拉写道：“正是。”


    米哈伊尔·巴枯宁让沙皇放心，说他认为共产主义是西欧经济和政治发展难以避免的自然结果。他特别强调：共产主义之所以源自西欧，是因为在他看来，无论在东方还是斯拉夫国家（或许捷克、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不在其列），共产主义根本没有理由出现。囚犯给狱卒提了一个建议，说想和他以及专家平等交谈政治问题。米哈伊尔·巴枯宁写道：“我认为相较其他地方，俄国必须拥有强有力的独裁政权，并致力于提升及开化人民群众；那是一种导向自由、精神自由的权力，但不需要议会制；任何内容的书籍均可出版，但不需要出版自由；周围都是同道中人，彼此提供良好的建议，因自由合作而强化彼此，无论何物、无论何人均不会对此加以限制。”


    当今时代，莫斯科的一位历史学家、巴枯宁的传记作者，认为“落入熊掌”的革命者向尼古拉建言“开明专制主义模式”，只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巴枯宁所说的这种“权力模式”，帕维尔·佩斯捷尔的《俄国正义》当中也提到过。移民在外的亚历山大·赫尔岑认为俄国不会存在宪法，中庸</a>、温和的自由主义也不会在此扎根。他还说，这对于俄国来说太“无足轻重”，并预言“俄国永远不会走中间道路”。


    看过巴枯宁的《忏悔书》之后，尼古拉把它给了皇储，并给出了这样的建议：“你应该读一读，写得很有意思，富有教益。”


    皇帝说得没错。巴枯宁这篇文本之所以“富有教益”，正是因为作者是个革命者，是专制政体的反对者，对他所表达的那些思想，沙皇经常持认同态度。尼古拉一世根本没去质疑巴枯宁为什么会持敌视的立场：这位革命者在彼得保罗要塞被关了三年之后，又在什利谢利堡囚禁了三年，后又流放至西伯利亚，直到1861年才成功逃离。米哈伊尔·巴枯宁不仅遭到了尼古拉一世的囚禁，也遭到了读了这份“忏悔书”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囚禁。


    《忏悔书》之所以富有教益，是因为内里包含了19世纪中叶俄国所有思想观念都具有的那些信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思想观念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涉及外交政策的。令人震惊的是，它们既具有防守性，也具有进攻性。所有人都将俄国的独特性当作公理，他们都认为俄国的体制就应该采取守势，但进攻是最有效的防守形式。


    从所有的表现形式来看，西方都是敌人：天主教、资本主义、议会制、革命。在源自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推动之下，俄国的思想观念也由此诞生。具体、有形的推动就是1830至1831年的波兰起义。波兰人是所有邪恶的化身：他们是斯拉夫人，却信奉天主教，是俄国沙皇的臣民，却拥有议会制。尼古拉一世向屈斯汀解释：“我能设想共和国，这是一种纯洁、真诚的政府形式，至少应该是这样；我能设想专制君主制，我自己就是这种秩序的领袖。但我无法设想代议制君主制。这是一种长满了谎言、欺诈、腐败的政府形式……我是（波兰）的代议君主，全世界都知道我为了不让自己屈服于这种臭名昭著的政府形式付出了多少代价……不过，感谢上帝，我永远都不用和这种令人憎恶的政治机器打交道。”


    尼古拉是1839年和屈斯汀交谈的。二十五年之后，也就是在1863年波兰再次起义之后，伊万·阿克萨科夫给出了这个结论：“波兰问题可归结如下：波兰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再次成为斯拉夫和东正教国家？对它来说，这是生死问题。”波兰不可能不是斯拉夫人。但它一直都不信奉东正教。对斯拉夫派的首领伊万·阿克萨科夫而言，这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波兰人拒绝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忠实臣民。


    1846年5月31日，在圣彼得堡大学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发布了公共教育大臣乌瓦洛夫伯爵奉皇帝之命拟定通告教师的指令。大臣解释道：“我们必须理解我国的人民性究竟是什么，俄国观点的斯拉夫性又是什么。”


    作为官方教义基础的“三原则”得到了更为简洁、更为明确的阐释：“我国的人民性永远忠实地臣服于专制体制，而西方的斯拉夫性不应在我们内心中引发丝毫的同情。那是他们的观点，而我们有我们的观点。因此，我们对此郑重予以否认。”


    乌瓦洛夫伯爵的指示强调了“斯拉夫性这一概念”，也就是斯拉夫派的“弱点”。我们知道，尤里·克利扎尼齐对全体斯拉夫人休戚与共、统一起来的计划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但17世纪的莫斯科国只能梦想让自己扮演斯拉夫人的召集者这一角色。19世纪，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已拥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可以解放斯拉夫人，将他们纳入“俄国鹰的怀抱之中”。民族主义来自德意志，强调的是德意志性，从而也使俄国的思想家们产生了制定“斯拉夫派”理论的想法。


    尼古拉一世眼中的斯拉夫派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的基础是要解放斯拉夫人，而其中部分斯拉夫人都处于奥斯曼帝国、奥地利、普鲁士的管束之下，这些国家又都是俄国外交政策的靶子。同样重要的还有，解放斯拉夫人就会打破国与国所遵守的那个框架。尼古拉在巴枯宁《忏悔书》呼吁沙皇领导斯拉夫运动的地方写道：“我并不怀疑：事实上，我也会像马萨涅洛的奴隶那样带头领导革命。真是谢天谢地！”


    对寻求理论的斯拉夫派而言，“斯拉夫理论”乃是一种精神状态。对尼古拉一世而言，这是一种有可能会连累外交政策的因素，这种革命危险必将累及他的帝国。


    1852年7月20日，尼古拉一世在和萨克森密使交谈期间，说革命会削弱所有国家的基础，包括俄国。“我脚下的大地和你脚下的大地一样都会遭到侵蚀”，于是，精通工程学、知晓采矿危险的皇帝也就在对话者的心中散播了恐惧。


    毫无疑问，对尼古拉一世而言，他自然有理由感到不安。革命的幽灵遍布欧洲。斯拉夫派心心念念的斯拉夫人堪称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炸药。首先就是波兰的敌视。除了波兰人之外，其他斯拉夫人（非俄罗斯人）都住在俄罗斯帝国的疆界之内。1837年，被认为是反东正教、同情波兰的东仪天主教会受到至圣治理会议的管辖。1839年，后者宣布东仪天主教会和至圣治理会议最终合并。存在近一百四十年、受到部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承认的东仪天主教会就这么彻底消失了：东正教将斯拉夫的迷途羔羊揽入了怀中。


    1846年初，乌克兰的一个秘密社团在基辅成立，该社团名为“西里尔与美多德教团”，名字指的是创造字母的西里尔，他将上帝之言带给了斯拉夫人。西里尔与美多德教团由小学教员潘捷列蒙·库里什、大学教授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和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1814—1861)创建，标志着现代民族情感的诞生。这类似于莫斯科和彼得堡发展起来的那种民族教义。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莫斯科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帝国是上帝赠予的礼物，而乌克兰人就是帝国的臣民，并不总是会受到喜爱。而且，他们的国家正被撕裂成三个国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文学向来都会第一个出来表达民族目标和民族情感。伊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1769—1838)写了一首名为《埃涅阿斯纪》的诗，对维吉尔进行了自由阐释，内容是埃涅阿斯走遍了乌克兰。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将《埃涅阿斯纪》献给了“热爱小俄罗斯语言的人”。他还创作了乌克兰首批剧作。历史学家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写了《乌克兰人民的生活》一书，他在书中研究了乌克兰过去的平等、博爱、自由和人民主权诸原则：哥萨克，宗教共同体。乌克兰最伟大的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强烈地感受到了帝国压在他故乡身上的重负。诗人写道，乌克兰“赤身露体，孤苦伶仃，在第聂伯河上哭泣”。


    西里尔与美多德教团并不是实施具体行动的革命组织。其成员聚在一起，是为了讨论乌克兰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复兴这样的问题。建立斯拉夫联邦的想法对他们颇有诱惑力。但1847年，由于受到告密，那些“兄弟们”都遭到了逮捕。塔拉斯·谢甫琴科受到了特别大的影响：他被派往军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直至生命终了。


    尼古拉一世最怕的还是在外交事务衙门公务员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和那些文人周围形成的圈子。最初他所担心的是一群年轻公务员和文人，这些人时常相聚，讨论傅立叶的哲学，他们认为这种哲学对于理解俄国的现状必不可少。很快，第三处的情报人员就开始监控这个圈子。1849年4月22日至23日夜，数十人遭到逮捕。调查未能将这个圈里的哲学活动打成十二月党人那样庞大的政变阴谋。尽管如此，10月16日，十五名被告仍然被判处死刑，五人被判处强制劳役。皇帝颁布开恩令，将刑罚减为服苦役，但针对的只是那些将被处以死刑的人。这些人当中就有退役的工程兵中尉兼文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尼古拉一世对审判进程盯得很紧。调查和审判结束之时，他便命人颁布了官方通告。通告开篇就作了解释：“灾难性的教训、骚乱正在大规模地影响西欧，有可能抹除各国人民确立的秩序与福祉，它们也在我们社会里找到了回响。”在讲到密谋者图谋的那一段里，皇帝划去了预审法官所写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用“无政府状态”取而代之。沙皇同样还用“思想败坏之人”这一表述取代了“进步主义”一词。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镇压发生于1849年，此时，尼古拉一世的恐惧得到了证实：革命正在撼动欧洲。但1831年的时候，皇帝还一点都不担心。这年夏天，彼得堡爆发了霍乱。全城都在流传着一个传言，说霍乱都是医生散播的。于是，骚乱爆发了。尼古拉一世来到干草广场，那儿聚集了近五千人，这些人已经洗劫了一座医院，杀了好几名医生。沙皇并不害怕将自己置于人群之中，他对臣民们说：“俄国人民学法国人和波兰人的样四处捣乱，忘了祖辈的信仰，实在令人不齿。我鼓励你们暗中抓捕犯罪者，将嫌疑犯交给当局……”波兰起义期间也爆发过霍乱，所以很容易将两者关联起来。毒药和微生物必然来自西方。民族教义是一种方式，可以切断它们前往俄国的通途。


    1825年至1830年是尼古拉一世掌权的第一阶段，但是他害怕十二月党人的叛乱；1832年至1848年，则害怕波兰起义和“民族之春”。合法君主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正变得日益孤立。


    12 尼古拉一世的战争


    从彼得大帝那个时代起，你们就不停地扩张疆界。你们得注意了，千万不能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里迷失方向。


    ——圣西门伯爵致信帕维尔·卢宁（巴黎）


    俄国人民想必什么事都干不好，除了征服世界……因为只有为了这一目标，社会才能让个体做出相当大的牺牲。尽管过度的野心使人心干枯，但它也能使思想干涸，使一个民族的判断力陷入迷途，以至于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来夺取胜利。无论承认与否，若无这秘而不宣的想法，使人不自觉地对之顶礼膜拜，那我觉得俄国的历史就只是一丛难以理解的谜团。


    ——屈斯汀侯爵，1839年


    圣西门的乌托邦计划几十年之后将在俄国受到极大的欢迎，但他的观察算不上是历史研究。只需对着欧亚大陆地图看上一眼就会明白。总之，法国哲学家和俄国军官之间的对话发生在巴黎，俄国的驻军就驻守在那里。


    屈斯汀侯爵的假设写得很有意思，但这并不能算是证据，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价值。屈斯汀在尼古拉一世的帝国大地上纵横来去之时诞生的教义都是俄国的教义。亚历山大、成吉思汗</a>或拿破仑的大军所传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口号在那里是完全缺位的。乌瓦洛夫的三原则有很大的限制性，那就是除了东正教，即无拯救。当然，俄国有时也会用各种方式来约束被纳入帝国境内的被征服民族，使之适应东正教。但它并没想通过征服来传播自己的信仰。斯拉夫派的学说本身也具有限制性：照他们的说法，俄国的使命就是解放斯拉夫人，那都是他们的亲兄弟。


    1854年初，俄国人和欧洲联军作战期间，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果金向尼古拉一世呈递了一篇文章，名为《本世纪俄国政策之我见》。这位莫斯科历史学家从一个他觉得颇为明显的论点着手：“俄国服务欧洲已有五十年之久。”俄国首先将欧洲大陆从拿破仑手中救了出来，之后从1814年起，它又成了胜利之后“秩序”的守卫者，是神圣同盟诸原则的守护者。米哈伊尔·波果金哀叹道：“四十年间，百万俄军士兵随时准备前往世界各地，前往意大利、莱茵河畔、德意志、多瑙河畔。”俄国被迫维持着“百万大军的规模，而它自身其实并不真正需要这么庞大的军队”，俄国“随时准备叫停任何想要颠覆或动摇”现有秩序的企图，毕竟它自己“也身在其中”。


    文章的作者讲到了俄军拯救他国的功业。1841年，俄军保护了君士坦丁堡，使之免受埃及帕夏的侵袭。1850年，奥地利处于崩溃边缘：“二十万俄军士兵迫使匈牙利人缴械投降，奥地利由此得救。”1851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准备手足相残，而这必然会两败俱伤，德意志也会受到连累。于是，二十万俄军士兵……阻止了这场大屠杀”。米哈伊尔·波果金还不忘提及“1848年可怕的大动乱”，奥地利、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能经受得住，也是拜俄国所赐。他还强调：“1848年，整个欧洲混乱一片，俄国并未因此扩张领地。”


    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俄国的外交政策犹如及时雨：俄国“牺牲自己最珍贵、最神圣的利益……而这一切都是为欧洲的利益考虑，这就是它的最高目标，唯一的目标”。米哈伊尔·波果金也对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批评，大致指出了一些主要的不足之处：“三千万人属于斯拉夫民族，最紧密的血缘关系、语言、宗教使之紧密相连，但他们几乎孤立无援，没人愿意稍微分担一点他们所遭受的不幸，他们只能饱受折磨，土耳其人加诸他们身上的磨难可以说是最轻的了……”这位历史学家的意思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类型的“折磨”最糟糕。


    米哈伊尔·波果金指出了半个世纪以来俄国外交政策所犯的种种错误，因为他是斯拉夫派，而在他看来，俄国的使命就是救助血缘、语言、宗教相同的那些手足。但还有另一个原因。1854年正好可以给出这方面的证据：欠尼古拉一世这么多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反俄同盟形成的时候，却并没有支持俄国。盟友出卖了他们。


    19世纪50年代，尼古拉一世政策的失败使这位莫斯科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错误的政策而加以驳斥。对波果金而言，想要干预欧洲事务，“拯救欧洲”，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结盟的想法也错得离谱。军事上的失利使米哈伊尔·波果金变得明智起来，只可惜晚了一点。


    俄国同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是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外交政策有意做出的选择，也是其基础。1838年，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俄国外交官、当了很多年驻伦敦大使的菲利普·布伦诺夫男爵奉皇帝之命，递交了《现时期俄国宫廷政策检视》。该文本后来成为皇储，也就是日后的亚历山大二世外交政策方面的读本。


    布伦诺夫男爵的逻辑没有问题：西方，首先是法国，是革命的温床。奥地利和普鲁士形成了一道堤坝，保护俄国不受革命浪潮的侵袭；如果溃堤，俄国就只能和法国以及支持它的革命力量开战，这有点像1812年，只是条件不同罢了。因此，捍卫“与我们原则相近”的那些结盟国家就会形成道德屏障，来抵挡法国，而这就是俄国始终重要的利益所在。


    如果尼古拉一世拯救欧洲，使之摆脱革命，如果他派遣军队支持风雨飘摇的王室，这首先都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他倾向于在远离俄国边界的外国土地上打击自己的宿敌——革命。革命是尼古拉的头号噩梦，但正如布吕诺夫男爵所写的，从在位第一天起，皇帝就对东方问题有所关注，并且那里始终都是他的核心利益所在。


    19世纪，东方问题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命运问题。最高朴特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俄国的劲敌，如今却被内部的纷争撕扯得四分五裂，开始走上衰落之途。这个巨大的帝国遗产遍布三大洲，逐渐成为欧洲各国外交折冲的目标，它们已经在想如何与熊谋皮，虽然这头熊还没死，但已经病得不轻。俄国对“东方问题”兴趣特别浓厚，一方面是因为它和土耳其有共同的边界，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自行充当起了奥斯曼帝国中斯拉夫臣民和东正教的保护者。


    当十二月党人叛乱变了形的回响抵达德黑兰的时候，波斯人决定好好利用这个时机，1826年7月，他们越过了俄国边界。波斯对《古利斯坦条约》(1813)的许多条款并不满意，毕竟条约将各个被征服的汗国割让给了俄国。叶尔莫洛夫将军是高加索地区的俄军指挥官，支持储君阿巴斯—米尔扎的对手，他的政策强化了波斯宫廷的“主战派”。


    1826年和1827年的两场战役，波斯军队都输了。1828年2月13日，在土库曼恰伊（大不里士附近）签订了和约，条件是波斯将纳希切万汗国和埃里温汗国割让给俄国，支付两千万金卢布作为战争赔款。亚历山大·格里博也多夫积极参与了和谈。格里博也多夫是著名的剧作家，也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他制订了一项对被占领土进行经济开发的计划。他建议依照东印度公司或俄美公司的模式，成立一家贸易公司，在恩泽利和阿斯塔拉巴德设立商行，在波斯的主要商贸中心设立领事馆。但正如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所说的：“外高加索地区被贵族制而非资产阶级的俄国所占领。”


    接替叶尔莫洛夫的波斯征服者帕斯基耶维奇将军建议肢解该国，将一部分土地并入俄国，在剩余部分形成若干全附庸或半附庸的汗国。作为秩序和合法性的护卫者，尼古拉一世摒弃了推翻波斯沙赫的想法。亚历山大·格里博也多夫被任命为驻德黑兰全权大臣。但1829年2月11日，抵达波斯首都没多久，一群狂热分子占领了俄国使馆，其中一人将他杀死。《土库曼恰伊条约》获得批准。波斯和俄国之间的对垒最终结束。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方被并入了帝国。


    但和波斯的冲突尚未终结，俄土战争就爆发了。1828年5月7日，俄国的第一支部队（尼古拉就在该部队的参谋部内）越过了普鲁特河，而此时高加索部队也正在亚洲展开军事行动。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为两个世纪以来围绕“东方问题”的外交行动画上了句号。


    尼古拉一世登基后两个月，就向苏丹发出了最后通牒。皇帝要求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现行的政治、军事、民事领域全都恢复到1821年之前的状态。他还要将《布加勒斯特条约》中承诺给予塞尔维亚的体制全部收回。尼古拉建议土耳其政府派遣一个代表团前来俄国边界，进行商谈；苏丹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接受俄国提出的这些条件。


    最后通牒一句话都没提到希腊。尼古拉秉承亚历山大一世的政策，将“希腊人”视为反对俄国合法君主的“叛乱分子”。不过，每个人都很清楚俄国的最后通牒是在威胁土耳其，要通过开辟一条新的战线来削弱他们在希腊的地位。


    尼古拉一世在位初期，俄国的外交颇为灵巧地解开了“东方问题”这个难解的死结，希腊在其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英国对自己在地中海的利益颇为上心，它希望能解决“希腊难题”。在梅特涅看来，奥地利并不同意希腊大规模自治；它其实担心的是巴尔干地区会成为火药桶。欧洲舆论，特别是英法两国以及俄国的舆论都大力支持希腊人争取自由的抗争。拜伦勋爵自愿前去为希腊人而战，后死于迈索隆吉翁。由于其主要盟友奥地利持此种态度，俄国的处境就显得更为复杂了。


    1826年2月，英国首相坎宁派威灵顿公爵前往彼得堡，庆祝俄国新皇帝登基，并借此机会商讨东方事务。英国建议由自己来当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调停者，进行斡旋。它还要求在希腊人和最高朴特之间居中调停。尼古拉一世断然拒绝了第一项建议，因为俄土争端是他自己的事，但他接受了后者。


    4月4日，英俄协定在彼得堡签订。这是欧洲第一份解放希腊的外交文书。彼得堡同意伦敦在朴特和希腊人之间调停，且承诺会予以协助。希腊将会获得自治，只需向土耳其支付贡赋即可。英国得偿所愿，但规定无论俄国和朴特之间的关系如何，该协定将始终有效。换句话说，一旦俄土爆发战争，英国仍然会和俄国绑在一起。


    1826年2月，威灵顿公爵和尼古拉一世进行谈判。3月，彼得堡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牒。4月，俄英协定签署。5月，伊斯坦布尔接受最后通牒，派遣代表前往交涉。4月4日的协定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签署的；几个月之后，欧洲才得知该协定。但在这之前，皇帝已经在散播这件事，以此来影响土耳其。


    苏丹一接受最后通牒，便颁布了一道秘密敕令，目的是将以奥斯曼军队为核心的近卫军改造成欧洲类型的军队。土耳其近卫军为此还发动了君士坦丁堡起义：二十四小时之内，君士坦丁堡被洗劫一空。之前的苏丹的军队虽目无军纪，战斗力低下，可眼下他却连这样的军队都没有了。就连外交上也得不到支持。


    8月1日开始的和土耳其的谈判于10月7日结束，签署了《阿克尔曼协议》，满足了俄国两个无足轻重的要求。俄国保留了协议签署时在亚洲占有的土地；俄国人在奥斯曼的各大海域及港口几乎获得了全面的自由贸易权，和土耳其人平起平坐。俄国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特权也得到了批准；十八个月之后，塞尔维亚将会被赋予很久以前就向其承诺过的宪法。


    奥地利和普鲁士公开反对在合法君主和叛乱君主之间进行调停。法国由于持亲希腊的立场，支持该协议，建议将之转变成盟约。1827年7月，俄国、英国和法国为了安抚东方，在伦敦签订了条约。“为避免流血，预防灾难发生而定……”文本中这么写道，三国君主向苏丹提出了集体调停的建议。受梅特涅支持的苏丹采取了拖延的手段。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湾（希腊东南沿海处），土耳其和埃及舰队遭俄英法三国舰队全歼。


    海战胜利让俄国倍感兴奋。果戈理《死魂灵》里的主人公乞乞科夫就亲历了这场广受欢迎的战役，穿上了“纳瓦里诺火焰和烟雾”色的服装。但英国得知奥斯曼军队遭全歼后却变得忧心忡忡起来。国王乔治四世公开说，这场战役是一次“悲惨的事件”。英国对俄国在这场战役中的角色、土耳其的不堪一击、希腊有可能不是自治而是完全独立的前景怒不可遏。


    苏丹将舰队惨败归咎于《阿克尔曼协议》，于是关闭海峡，不让俄国舰船通行，并呼吁对异教徒发动“圣战”。


    奥地利提出进行最后尝试，调停俄土冲突，但遭尼古拉一世拒绝。皇帝向梅特涅紧急派往彼得堡的特使兹奇伯爵宣布：“我不要土耳其的一寸土地，但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从中拿走一寸。”在随后的几年间，尼古拉一世又好几次说了这句话，以解释自己的政策。一个多世纪之后，莫斯科又再次重复皇帝的这句话，使之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官方原则。


    1827年12月，奥斯曼帝国向俄国宣战，1828年4月，帝国发布宣言，宣布战争开始。4月8日，亚历山大·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丧钟为土耳其敲响。不管是打短工的，还是国家的高层，都可以问问彼得堡的人们对即将来临的战争作何感想。他们会对你说：‘好吧，土耳其必败无疑！’俄国人如今对自己国家的实力很有信心。”


    尽管和英国签订了盟约，俄国却认为英国是在支持土耳其，因此也是他们的敌人。4月26日，亚历山大·尼基坚科写道：“如果爆发战争，我当然希望增强俄国的实力，给尼古拉的统治套上荣耀的光环……在世界第一的国家看来，届时肯定会有战斗，血腥的战斗，那是新罗马和新迦太基之间的战斗，也就是俄国和英国之间的战斗。命运的天平会向哪一方倾斜呢？英国是个强国，而俄国是个年轻的强国。”


    俄军深入多瑙河诸公国境内，同时也在高加索地区展开军事行动。1828年，由帕斯基耶维奇指挥的高加索部队很快就打败了土军，占领了各路要塞（其中有埃尔祖鲁姆要塞），那是苏丹当局在外高加索地区的支点。1829年夏，埃里温伯爵（帕斯基耶维奇因战胜土耳其人而获得了该称号）最终击溃了土军。对俄军来说，巴尔干地区由维特根斯坦实施的军事行动并不漂亮，皇帝就在他的参谋部里。土耳其人进行了激烈的抵抗。


    1829年，由季比奇伯爵率领的俄军得到了增援，再次深入保加利亚，上一年的时候，俄军曾在那儿遭土军驱离；俄军在库列夫恰与土军展开了战斗，占领了锡利斯特拉。俄军纵身一跃，便穿过了巴尔干地区，于8月20日来到了哈德良堡城前。现在距君士坦丁堡已经很近了。但俄军离大部队太远，处境相当危险。这时候，苏丹、宫廷以及不久前还呼吁君士坦丁堡抵抗的法英两国大使都感到害怕了。


    9月14日，双方签订了《哈德良堡条约》。俄国获得了多瑙河三角洲诸岛（但严禁在岛上修建要塞）；西高加索地区、阿哈尔希克和阿哈尔卡拉基要塞都被并入了帝国，黑海沿岸的高加索地区以及阿纳帕和波季也是如此。这次，土耳其同意确保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塞尔维亚的权利。俄国沙皇的臣民可以在黑海地区和整个奥斯曼帝国境内自由贸易。


    《皇帝尼古拉一世的外交政策》一书的作者谢·塔季谢夫指责俄国外交官拟定的《哈德良堡条约》，“丝毫都不曾尝试将巴尔干半岛各族基督徒人民的道德和物质利益同我们相连，发展并强化这些契合点，而正是信仰的统一、各族人民部分的同源同种以及历史传统构成了这些契合点”。谢·塔季谢夫在19世纪80年代末发表了他的研究，此时，斯拉夫派的理念正在对俄国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我们说过，尼古拉一世惧怕斯拉夫派，他的外交政策以涅塞尔罗捷伯爵简明扼要的原则为基础，涅塞尔罗捷自1828年起担任副掌玺大臣，1845年起担任掌玺大臣，主导俄国外交界达四十年之久：“无论权力在哪儿都要支持它，权力变弱就要强化它，权力公然受到攻击就要捍卫它。”


    夺取哈德良堡后，俄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就得面对如下这个问题：接下来呢？一直推进到沙皇格勒，重新竖起圣索菲亚的十字架？这样的想法着实诱人。担任总司令的阿·米哈伊洛夫斯基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所有人都在琢磨这个问题：是否应该夺取君士坦丁堡？征服君士坦丁堡难度并不大，左路纵队的先头部队……距向君士坦丁堡供水的渡槽很近……”将军的结论是：“从政治上的收益来看，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欧洲各国并未掩盖自己的反对意见，并说准备派遣多国联合舰队来包围奥斯曼土耳其的首都；帝国崩溃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尼古拉一世于是做出决定：消灭最高朴特与俄国的利益相悖，欧洲维护奥斯曼帝国更具正面意义，而非负面意义。这个宣告明确无误地给斯拉夫派做出了回答。


    1830年11月，由于波兰爆发起义，对“东方问题”的关心骤然退居二线。军事学校的学生和年轻军官发生哗变，受到华沙工匠阶层的支持，后者对面包价格上涨，以及叛乱前突然出现的小麦、伏特加价格的上涨心怀不满。骚乱者占领了军火库。副王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应对缓慢，原本准备不足的阴谋如今已变成名副其实的暴乱，本来只局限于都城，之后便扩散至波兰王国全境。从密谋到起义，局势不断恶化，从而变成了战争。尼古拉一世不想贻误战机，他觉得波兰叛乱属于巴黎七月革命在欧洲掀起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战胜土耳其人的季比奇（已成为元帅和季比奇·扎巴尔康斯基伯爵）率领俄军来到波兰。打了几仗，元帅的部队损失惨重，打不了胜仗。1831年，成为霍乱牺牲品的季比奇病卒，皇帝便向波兰前线派遣了另一个战胜过土耳其人的元帅，那就是帕斯基耶维奇。8月，俄军总指挥向彼得堡送去了胜利的消息：“陛下，华沙已在您的脚下。”尼古拉一世回复道：“即日起，你就是华沙亲王殿下。”


    1832年2月，尼古拉一世签署的宪章维持了1815年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和地方自治；但由康斯坦丁率领的波军却惨遭镇压。而且，波兰沙皇国也成了俄罗斯帝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费奥多尔·秋切夫为颂扬夺取华沙一事写了一首诗，他在诗中将“本部族雄鹰”被杀同阿伽门农杀死自己的女儿向诸神献祭作对比。阿尔戈斯国王牺牲自己的女儿，就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的风向。诗人说，华沙陷落意味着“俄国的完整与和平”和“国家的完整”。


    《哈德良堡条约》之后，俄国同英国关系恶化，七月革命之后，俄国同法国关系恶化，尼古拉一世便只能回头去找传统盟友。1833年9月，在奥地利的明兴格拉茨，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相互保证对方在波兰的领地，就“东方问题”达成协定。俄国和奥地利则保证支持土耳其现在的王朝，并表明不会容忍任何威胁当权苏丹独立性的改变。


    明兴格拉茨协定对俄国来说极其重要，1833年6月26日，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洪基</a>尔—斯凯莱西条约》。或许这可以算是俄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胜利，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1832年底，苏丹在埃及的资深代表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占领了叙利亚，由他儿子易卜拉欣率领的军队进入了小亚细亚。击败俄军之后，他们便向君士坦丁堡进发。马哈茂德苏丹向英法求助，但遭拒绝。英国正忙于西欧事务，而法国则同情埃及：穆罕默德·阿里被认为是“拿破仑的弟子”。面对在欧洲受训、装备的埃及军队，毫无还手之力的苏丹于是转向尼古拉一世，尼古拉同意对他进行援助。涅塞尔罗捷明确表明了签订这份协定的理由：如果穆罕默德·阿里夺取了君士坦丁堡，俄国就会遭遇得胜归来的强邻，而非羸弱不堪的弱邻。掌玺大臣还说，穆罕默德·阿里的胜利也就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这样就得重新考虑《哈德良堡条约》赋予俄国的那些好处是否还能拿得到。


    1833年2月，海军司令拉扎列夫率领的俄国战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苏丹皇宫的对面抛锚驻定。六个星期之后，五千名俄国士兵在洪基尔—斯凯莱西山谷安营扎寨。他们很快获得增援，并得到命令，在苏丹和穆罕默德·阿里之间签订协定以及易卜拉欣军队撤离托鲁斯山脉之前，他们不得轻举妄动。1833年5月，皇帝的一名特使，也是他的宠臣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来到君士坦丁堡。他拥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伯爵对自己所用的方法作了解释：“我一直都用摸一下、打一下的方法，靠这个我就获得了成功。”


    彼得堡准备的协定文本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俄国外交官布伦诺夫说：“君士坦丁堡的谈判并没有特别保密，进行得也不是很快。”1833年6月26日，条约签订：俄国和土耳其攻守同盟，一旦奥斯曼帝国遭受威胁，俄国就对其进行援助。在一个秘密条款（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该条款）中，苏丹保证一旦有人对俄国发动军事攻击，他就会封锁海峡。尼古拉特别要求加上这个条款，“这样可以确保俄罗斯帝国黑海沿岸南方诸省的安全”。


    伦敦的《泰晤士报》说这个协定“厚颜无耻”。英国和法国向朴特发去照会表达抗议，但君士坦丁堡说签订该条约纯粹只是为了和平。让巴麦尊勋爵气愤的是，俄国大使俨然扮演起了苏丹首相一角。《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签订之后数年，弗朗索瓦·基佐写道：“彼得堡政府其实把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主导性地位落实成了书面法律，正式让土耳其成了俄国人的客户。而黑海也就成了俄国的内湖，这个客户会守住湖口，不让任何对俄国具有潜在威胁的敌人进入。”


    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再次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分配：海上强国——法国和英国——对俄国采取敌视态度。奥地利和普鲁士则支持尼古拉一世。在洪基尔—斯凯莱西所取得的外交胜利让俄国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自此以后，俄国全境的边界都受到了保护。它在欧洲潜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已无法通过陆路来威胁到它（若想攻击俄国，他们就必须经过日耳曼的土地），奥斯曼帝国若是封锁海峡，它们也就没法在海上构成威胁了。而且，俄国在亚洲也没了敌手：波斯和土耳其已无足轻重。


    俄国依赖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830年，英国军队计有14万人，法国有15.9万人，奥地利帝国有27.3万人，普鲁士有13万人，俄国则有82.6万人。1837年8月，尼古拉一世参加了大规模骑兵演习。壮观的场面让皇帝激动不已，他眼含热泪感谢上帝（奥尔洛夫伯爵和奥地利大使费克尔蒙也都在场）：“主啊，感谢你让我变得如此强大，我祈求你让我永远不要滥用这样的力量。”


    从1832年到1848年，撇开高加索地区不谈，俄国的疆界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敌手。我们说过，俄国向高加索地区进发始于16世纪。彼得一世付出了大量努力，想要抵达里海和黑海。罗蒙诺索夫曾描述过俄国的疆界，将之呈送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过目，诗中写道：“坐下，伸开腿/面前就是大草原/无边无际的城墙将我们与中国人相隔。/她欢快的眼睛环顾四方/计算着自己的财富，/手肘支在高加索地区。”


    “手肘支在高加索地区”并不舒服。帝国领土四扩，永远在前进，从它和波斯与土耳其打仗的情况来看，有时速度快，有时速度慢。1800年12月22日，保罗一世签发声明，将格鲁吉亚并入俄国；1801年9月12日，这份文件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批准。严格来说，这儿指的是卡特利沙皇国和卡赫季沙皇国，它们也是15世纪崩溃的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君主国的一部分。1803年，明格列尔地区臣服于俄国，之后的1804年，又轮到伊梅列季和古利亚地区。于是，整个格鲁吉亚都成了帝国的一部分。我们要记得格鲁吉亚人曾求助于俄国，俄国与之拥有共同信仰，它的周围全都是虎视眈眈的异教国家，而俄国可以为格鲁吉亚的基督徒提供保护。格鲁吉亚的诸沙皇国认为并入俄国就能受到其庇护，于是就承认沙皇为其君主，但仍保留自己当地的行政机构。但彼得堡则持另外的看法：它们在格鲁吉亚设立了俄国的行政机构。


    格鲁吉亚的并入让俄国在高加索地区有了稳固的立足点，毕竟高加索的山民正在千方百计阻止俄国的占领。大量语言、习俗各异的部族因共同的信仰聚为一体，从18世纪起，伊斯兰教就成了他们的宗教。各部族名义上都归附于波斯或土耳其。这些部落民呈半独立状态，彼此敌视，彼此嘲讽对方听命于某某君主、苏丹或俄国皇帝，但后者至少并没有过度干预他们自己的事务。


    俄国高加索政策的基础是1816年由涅塞尔罗捷制定的：“在世界的这个与我国疆界相邻的角落，俄国和亚洲各国及其民众的关系颇为特别，如果将基于欧洲的政治关系而设立的原则用在他们身上，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在这儿，一切都基于互惠互利和真诚善意；但在亚洲各国民众那里，只有恐惧能给你带来保障，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条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位俄国外交界首脑在写给驻伦敦大使列文伯爵的信中指出，英国“能很好地”理解俄国的政策，因为它在和印度各民族打交道的时候也是用的这种策略。


    1816年，俄国的高加索政策得益于一个人，此人工作相当出色。一位俄国军事史学家在说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写道：“高加索在沸腾。山民部族间的动荡层出不穷……卡赫季、赫夫苏列季以及高加索的‘马蜂窝’车臣都躁动不安。”驻扎在高加索地区的所有部队被统称为“高加索军”，由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雄叶尔莫洛夫将军指挥。“山民向来只用武力说话”，这就是他们的原则。叶尔莫洛夫的战术就是击垮“四处劫掠的匪帮”，官方对他们的称呼是“不安分的山民”，他还建造要塞，守护被占领土。1818年，他建造了格罗兹纳亚要塞，后来成为格罗兹尼城，1995年由于被飞机和火炮摧毁而闻名世界。


    1825年，趁俄国即将与波斯开战，车臣爆发起义。尼古拉一世将征服波斯的帕斯基耶维奇晋升为元帅，并写信给他：“目前，您功勋卓著，现有另一项功业正等着您，在我看来也是同样卓著，如果从眼下的益处来看的话，甚至更为重要。您必须一劳永逸地平定山民，将桀骜不驯者彻底消灭。”车臣人桀骜不驯，很难相处。他们经常侵入俄国的垦区和哥萨克村。叶尔莫洛夫将军认为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匪帮”，并断言：“太阳底下，论卑鄙无耻、背信弃义、犯罪成性，没人能比过他们。”


    19世纪20年代，宗教运动先是在东部出现，后又扩散至高加索西部地区。出生于北达吉斯坦的卡兹毛拉成了抵抗俄军的领导人，在高加索地区的各族人民中间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1830年，帕斯基耶维奇写信给尼古拉一世：“我国政策的定位以及同他们（山民）的关系全都错了。暴虐只会导致他们的仇恨，使之起来报复；不够坚定，再加上总体决策犹豫不决，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或者说是我们力量不足。”但帕斯基耶维奇并没有给出其他的政策建议，山民抵抗俄军的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34年的“圣战”由卡兹毛拉的一名穆里德领导，他和年老的领袖同样出生于基姆雷村庄。在1832年的一场战斗中，卡兹毛拉被杀，该弟子也受了重伤，于是沙米勒就成了领导人。伊玛目沙米勒拥有很高的权威，军事和行政才能突出，他成功创建了山民之国，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和俄军分庭抗礼。


    伊玛目沙米勒建立的是一个神权政治国家，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把它和麦地那相比，后者是由汉志的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建成的。对历史学家而言，“沙米勒的权力得到了人民的承认，他也是被人民选出来的，所以那是纯粹的民主制”，这种说法并不见得完全没有道理，沙米勒设立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以之为基础将各部族统一起来，还建立了一个集军事、财政和行政管理为一体的体系；换言之，他为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1840年，东高加索地区全境爆发起义。启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阿瓦尔人摄政哈吉—穆拉特投入沙米勒的麾下。1844年初，俄军十五万人进入高加索地区，其中五万人径直投入到了和山民的战斗之中。叛军的总人数达上百万。


    要等到1859年，也就是尼古拉一世死后，沙米勒被抓，高加索地区才正式归顺。


    高加索地区吸引了俄国相当数量的军队，而且迫使其耗费大量钱财来支持沉重的军费开支，但这一点都没有触及帝国的核心利益。一名军事史学家得出了这样一个吊诡的结论：“长达五十年的高加索战争（与彼得的北方战争和苏沃洛夫的战役类似）对俄军来说是好事。由于这场冲突，俄军得以保存不朽的苏沃洛夫传统，使暗淡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这位历史学家还可以这么说，即与山民的战斗可以让军官和将军（置身于欧洲的和平环境之中）获得晋升和勋章。顺着“战争是好事”这样的逻辑，还必须提到它在俄国文学中的功用。亚历山大·普希金、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不消说还有众多不怎么知名的诗人和散文家，都见证了（或参与了）高加索战争，并在作品中提及。


    俄国也在向帝国的另一端，也就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扩张，但并没怎么受关注，显然是因为这场扩张进展得颇为和平。或许也是因为在俄国人看来，海洋总归没有陆地吸引人。


    俄国从两个方向向太平洋推进。第一个可称之为美国方向：在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加利福尼亚以及阿拉斯加殖民。我们同样可以把这叫作“商路”，因为捕猎海獭、海豹与其他海洋动物的猎户合作社是走这条路的主要推动力。我们说过，1799年，俄美公司从保罗一世那里获得了许可，拥有捕猎和贸易的垄断权。公司最大的商业活动让彼得堡很是生气，因为它离得太远，没有任何办法来控制猎户和商人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涅塞尔罗德认为俄国对欧洲和亚洲很不放心，所以也就要避免陷入和美国人之间的冲突。


    1821年9月，亚历山大一世签发敕令，确定了帝国在远东地区的疆界。边境线从美洲大陆北纬50度处（温哥华岛北部）开始，切过太平洋北部，一直来到亚洲沿海北纬45度50分处，包括了库里尔群岛，但后四个岛屿，也就是库纳希尔岛、哈伯迈群岛、乌鲁普岛、伊图鲁普岛并不包含在内。


    这道敕令具有防御性质。皇帝类似于竖起了一道墙：外国舰队出现在这界定的范围内就可被宣布为非法，违犯者就有遭逮捕以及被没收货物的危险。不过，是否遵守敕令，俄国控制不住，所以敕令很快就遭废除。但敕令的好处是划定了疆域，战胜了拿破仑的俄国将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疆域都视为俄国的领土。


    满足于现有的成就远远无法得到普遍的赞同。海军军官德米特里·扎瓦利奇涅中尉制订了夺取加利福尼亚的计划，在旧金山附近建立罗斯堡，并以之为依托。康德拉季·雷列耶夫在彼得堡被任命为俄美公司董事，他想要改组公司，以期扩大和改进公司在俄属美洲地区的活动。


    俄美公司和俄属美洲的未来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支持向太平洋扩张的人中间有许多十二月党人。要记得雷列耶夫就曾领导过北方联盟。德米特里·扎瓦利奇涅本人也积极参与过密谋活动。1825年12月25日他在旧金山这件事本身就能使他获得拯救。返回俄国后，扎瓦利奇涅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和亚历山大一世不同，尼古拉一世对俄国的环球远征（1803年7月，亚历山大一世前往喀琅施塔得，参加了俄国舰船“希望号”和“涅瓦河号”首次环游世界的启航仪式，前者由约翰·亚当·克鲁森施滕担任船长，后者由尤里·利斯尼扬斯基任船长）和在美洲大陆设置殖民地的想法不感兴趣。同时，由于十二月党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所以皇帝对此就更持否定态度了。


    俄属美洲引不起太大的兴趣，缺乏如何利用这片领土的战略计划，再加上海獭由于遭过度捕猎，数量一直在减少，致使俄美公司的收入持续下降。而且，1839年，俄国军官换上了新军装，和旧军装不同的是，这次少了海獭皮领。太平洋皮毛市场一落千丈。1842年，罗斯堡被卖给了约翰·塞特，正是此人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俄美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之间出现纷争，后决定将争议地块出租给美国人，纷争才得以解决。法国一位专门研究俄国在太平洋地区政策的专家写道：“帝国在这片地区每次都会失去一点主权、领土和力量。”


    东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状况截然不同。英国打赢鸦片战争之后，英中两国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促使俄国在该地区积极地活动起来。英国人获得了将鸦片自由进口至中国的权利，他们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进行贸易，香港割让给英国，管辖期为一百五十年。这是西方诸国在中国大门前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使西方国家可以经海路在中国经商，这对俄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截至当时，俄国只独占了中国商品经由恰克图的陆路转运权。另一方面，与英国签署的协定开了一个先例，由此可见清帝国已弱不禁风。


    第二股推动力与精力充沛的官员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在1847年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省长息息相关，穆拉维约夫得到了皇帝幼子，也就是康斯坦丁大公的支持，而康斯坦丁大公本人也是海军司令，后来还担任舰船大臣。更为重要的是，尼古拉一世对东亚地区兴趣更浓厚。尼古拉在给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辞别信中说他也准备前往这些遥远的地方，还向他宣称阿穆尔河（黑龙江）及其沿岸土地都应该并入俄罗斯帝国。


    穆拉维约夫的计划就是从东西伯利亚的首府伊尔库茨克打通一条前往太平洋的通路。这个计划遭到了俄国外交界的抵制，后者认为阿穆尔河汇入鄂霍次克海，并不适合通航。而且，萨哈林岛被视为一个半岛，阻断了进入太平洋的通道。船长根纳季·涅维尔斯科伊乘坐双桅帆船“贝加尔号”走了一遍，证明阿穆尔河可以通航；之后，他还自行研究了阿穆尔河的入海口，发现了鞑靼海峡，由此证明萨哈林岛是一座岛屿。涅维尔斯科伊船长并不满足于水文观测，1850年8月1日，他还把俄国旗帜插在了阿穆尔河的入海口处。当将这片广袤的土地并入俄国的消息传到彼得堡之后，船长却因擅自行动遭到降级，成了一名普通水手，皆因“其所为不知耻也”。但尼古拉一世废除了判决，表彰了涅维尔斯科伊船长，并宣布：“俄国旗帜一旦插上，永远不得倒下。”1858年俄国和中国签订《瑷珲条约》，在之后的俄国皇帝统治期间，这片新侵占的领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俄方同中方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第一个就是1851年在库尔贾签订的条约。


    1853年，涅韦尔斯科伊船长接到皇帝亲自下达的命令，率舰队远征。他这次所要完成的使命，是将萨哈林岛并入俄罗斯帝国。俄国开始和日本接触，而日本同时也受到美国、英国、荷兰的逼迫，开放了通商口岸。俄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得到了一个通商口岸。


    研究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太平洋地区政策的专家提出了一个问题，20世纪末，这个问题似乎充满了悖论：鸦片战争中究竟谁获益最多，是发动战争、将香港保留至1997年的英国人，还是俄国人？后者将阿穆尔河沿岸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两千五百公里的太平洋海岸线和四千公里的可通航海路收入囊中。可以补充的是，获取这些土地没有费一兵一卒。


    《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使俄国得到了奥斯曼帝国保护者的角色。俄国的反对者、移居国外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的说法略显夸张：“土耳其如今已成为俄国的一个省，还能有什么要求？”不过，东方问题并未得到解决。1839年，马哈茂德苏丹向其宿敌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宣战，这个问题就又被尖锐地提了出来。俄国准备介入君士坦丁堡的事务，但欧洲诸国采取措施，阻止它这么做。


    在欧洲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英国并不希望奥斯曼帝国崩塌，所以支持苏丹；法国支持埃及的帕夏。奥地利则担心冲突会导致哈布斯堡帝国根基不稳。尼古拉一世得出结论，认为俄英两国利益在这个方面一致，和英国接近就会破除英法缔结的反俄联盟。俄英两国接受了梅特涅的提议，普鲁士也支持该提议，即不再让俄国独自保护土耳其，而是由欧洲各国集体保障土耳其的安全。尼古拉一世之所以表示同意，是因为他想保存奥斯曼帝国，不让法国蠢蠢欲动，因为法国国内已出现呼声，呼吁为1815年复仇。此外，对俄国皇帝而言，法国仍然是革命叛乱的温床。


    驻伦敦大使布伦诺夫男爵向巴麦尊解释了尼古拉一世的立场：皇帝并不认为法国是一个可以依赖的正常国家。但和英国倒是可以进行谈判，因为英国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向来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尼古拉一世在布伦诺夫报告的页边写道：“此乃朕原话。”1850年11月，在尼古拉在位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期间，涅塞尔罗捷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外交领域胜利的清单。1840年，俄国放弃了《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针对海峡保障签订了伦敦协约，因为英国人同意打破“与吾等之政治利益相左之英法协定”。


    四年还没过去，“英法协定”就又得到恢复，变成了抵抗俄国的军事联盟。虽然牺牲了让俄国在土耳其获得特殊利益的那份条约，但尼古拉一世知道自己要什么：确立和英国的联盟关系。皇帝打定主意之后，便前往伦敦，意图和英国人达成谅解。本次行程严格保密，尼古拉一世在这方面模仿彼得大帝的做法，在1844年6月出发的时候用的是“奥尔洛夫伯爵”这个假名。沙皇在英国停留了一个星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政府的托利党领袖，如罗伯特·皮尔、阿伯丁勋爵，以及反对党的巴麦尊和墨尔本进行了交谈。“东方问题”是交谈的核心内容。尼古拉再三重复自己的承诺：他不会要土耳其的一寸土地，但他无法容忍别人得到土耳其的土地。他再三说：土耳其已经病入膏肓，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为其续命，但也得考虑它过世了该怎么办。


    尼古拉一世及其顾问大臣将伦敦谈话视为政治上所做的承诺，而英国人认为那只不过是双方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而已。这样的误解将成为今后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


    尼古拉一世造访英国和爆发克里米亚战争之间隔了十年。其间发生的事件使欧洲政治的那把火越烧越旺。要记得1848年的二月革命之后，费奥多尔·秋切夫在巴黎对尼古拉一世说的话：“很久以来，欧洲只存在两股力量发挥作用：革命和俄国。这两股力量以后会彼此对立，明天就有可能打起来。”路易—菲利普被推翻让尼古拉一世很满意，他始终认为菲利普就是个篡位者。同时，皇帝也很警觉：革命的法国会成为意大利和德意志革命的支点。那些最不祥的预感很快就成真了：普鲁士国王接受了革命者的要求，梅特涅在奥地利失去了权力。1848年3月，中欧落入了革命者的手中。3月14日，尼古拉一世迎接挑战，发布声明：“我们将以东正教先辈为神圣的榜样，祈求无所不能的上帝给予支持，不管敌人在何处出现，我们都会打击他们……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听着，异教徒，汝等必低下头颅，因为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声明使用古语，就是为了强化这份宣言的庄重感和重要性。


    外国军队虽未打到俄罗斯帝国的边界，但尼古拉仍然相信俄国已受到“革命精神”的威胁。皇帝要向革命开战。


    尼古拉一世并不想向巴黎派兵。他说：“俄国的血一滴都不应为这些可怜的法国人而流。”他也决定不给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提供军事援助：只会提供财政和外交支持。皇帝担心中欧，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是将革命隔绝于俄国之外的国家。他感到担心有好几个理由：革命宣传同时也是反俄宣传，这些宣传已经在波罗的海、白俄罗斯、乌克兰诸省引发骚动，但在波兰尤甚。


    这份声明被公之于众，军队也被派往了西部诸省，准备镇压俄国内部的任何骚乱，如有必要，也可以对国境之外进行干预。1849年5月，奥匈帝国正式要求尼古拉一世帮助镇压在匈牙利爆发的叛乱。俄国皇帝就在等这份邀请。匈牙利起义让他很是不满，他坚信起义军的后台就是波兰人，这些人就是1830至1831年波兰叛乱的参与者。


    帕斯基耶维奇元帅率领的俄军于1849年进入匈牙利，历时九个月镇压了叛乱，阵亡人数相对不高：708人被杀，2447人受伤，另有278人伤重不治。尼古拉一世的干预拯救了奥匈帝国，年轻的弗朗茨—约瑟夫坐上了皇位。六十五年之后，他还坐在皇位上，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认为一战是俄军镇压匈牙利叛乱所致的遥远后果。


    往昔的历史充斥着许许多多未曾把握住的机会，其中就有俄国特工雅科夫·托尔斯泰从巴黎向彼得堡提的一个建议。1848年10月，后者以密件的形式告诉俄国，一个名叫福布斯·坎贝尔的英国人是伦敦殖民地银行经理，和路易·波拿巴是老相识，他在巴黎停留期间向托尔斯泰提议，向有望成为法国总统的路易亲王转交一百万法郎。坎贝尔先生断言，有了这笔钱，“俄国就能售卖共和国的领导人”。雅科夫·托尔斯泰试着问这位对话者：“他（未来的总统）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清理掉法国境内的波兰移民？”英国中间人让他放心，说未来的总统会在这一点上做出保证。作为出色的银行家，他自然会计算出四年时间（总统任期）里，这件事每年只会花费俄国二十五万法郎，可以说简直微不足道。尼古拉一世有所担心，便拒绝考虑这项计划。后来，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写道，以法郎的市值来看，俄国只需支付二十五万金卢布。这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文末写道“机会浪费了”：“毋庸置疑的是，尼古拉错失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本可以让自己人当上二月共和国的总统。而这显然是苛刻的道德原则所致。可谁信呢？”尽管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并不相信机会，也不相信什么机遇巧合，但他坚信这样一个假设，即尼古拉如果采取这个办法，是有可能“摆脱克里米亚战争的”。


    没有一个当时的人或历史学家会去质疑尼古拉一世的道德原则和他不折不扣的正直品性。但人们对现实的机遇却总是有所保留，并不相信这么做会“摆脱”克里米亚战争。


    始于1854年的这场战争也就是所谓的“东方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并不只是一个插曲而已。从名称就可以看出谁是靶子，毕竟这是“病人”，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苏联历史学家、两卷本《克里米亚战争》一书的作者叶甫根尼·塔尔列（这部著作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揭露了英国政策的反俄导向性）也不得不承认：“尼古拉一世发布的各种各样的宣言，采取的各种各样的外交行动，都导致了对土耳其战争的爆发，对此是容不得丝毫怀疑的。沙皇制度开启了敌对之门。而他也打输了这场战争……”


    叶甫根尼·塔尔列是苏联对1854至1855年冲突进行官方阐释的历史学家，他试图证明两场战争是同时展开的：一场是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另一场是欧洲联合起来对抗俄国的战争。他承认沙皇俄国对战土耳其是一场“劫掠性的”战争，但土耳其也“对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摆出一副想要复仇的进攻态势，意欲收复失地：黑海北部沿海地区、库班、克里米亚”。因此，照这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战争就成了互相劫掠”。第二场战争是西方各国先发动的，俄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向东方战争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去了一趟英国。1853年1月9日，皇帝的妹妹叶连娜女大公家举行晚宴期间，皇帝迈出了第二步，让英国大使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通知伦敦，说他想就奥斯曼帝国的未来与英国进行商谈。英国政府拒绝涉及该领域。于是，皇帝就派遣缅什科夫亲王携带私信去君士坦丁堡面见苏丹。俄国提出了许多条件：将伯利恒、耶路撒冷神殿的钥匙交给东正教会（路易—拿破仑则认为钥匙应该交给天主教会），但如果苏丹的东正教臣民状告土耳其当局，呼吁俄国君主介入的话，那苏丹就应保护东正教臣民的权利。奥斯曼帝国境内有大约九百万东正教徒，因此他们可以向第二位君主状告第一位君主。


    苏丹很爽快地就满足了第一项请求；对于第二项请求，苏丹建议在彼得堡继续进行谈判。缅什科夫亲王下了最后通牒：最多八天就要给出答复（后来他又加了五天）。由于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得到答复，他便中断了两国的外交关系，返回了彼得堡。1853年6月14日，尼古拉一世签发了一份宣言，他宣称：“好意相权，穷尽一切办法，为满足合理的要求，为保持和平做了种种努力，我们觉得有必要派遣军队进入多瑙河诸公国，以向朴特表明，他的固执己见会导致何种结果。”


    英国大使西摩尔写道，尼古拉一世对三样东西深信不疑：俄国军队的实力、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会出手相助，其事业的正当性。这“三个深信”也就成了东方战争的缘起。相信军队的实力和捍卫国家的正当性这两者紧密相连。伊万·阿克萨科夫后来说：“欧洲看我们的时候夹杂着恐惧以及英语所谓的敬畏之心，对此我们怎么可能会搞错呢？”军事实力使其坚信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必须使用足够的武力来确保这一点。这至少是尼古拉一世所见的局势。镇压匈牙利叛乱，拯救奥地利于水火之中，最终使俄国皇帝对自己的实力和行为的正当性坚信不疑，更何况欧洲还显得虚弱不堪。


    1851年初，帕斯基耶维奇元帅受邀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军事演习，他在写给沙皇的信中描述了欧洲的状况，对此充满了悲观之情：巴麦尊笨拙的政策正将英国带向灾难，法国的内战不可避免，瑞士是自由主义的王国，意大利成了煽动家的领地，德意志毫不平静。这位华沙亲王殿下不禁哀叹，开明的欧洲究竟还剩下什么。


    尼古拉一世坚信，最终解决东方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占领多瑙河诸公国，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登陆，夺取沙皇格勒。皇帝经常会使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相当流行的沙皇格勒这个词，用来指称“病入膏肓的”奥斯曼帝国的都城。


    尼古拉一世假设海上强国，也就是英国和法国会千方百计给他的计划设置障碍。但帕斯基耶维奇确定英法两国会行动迟缓，所以并没有时间来阻止俄军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忠诚的盟友普鲁士和奥地利虽然因得俄国相助而免于革命，但其立场让人大失所望。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不想和英国闹僵；而且他也害怕法国，1854年初更是宣布普鲁士不会和俄国及奥地利一起保持武装中立。更糟糕的是，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还给了俄国当头一击。尼古拉一世的密友奥尔洛夫伯爵被派往维也纳，得知如果俄军进入多瑙河诸省，奥地利政府不会支持俄国。


    奥地利拒绝予以支持这一点让尼古拉一世大受震动，他甚至宣布：“我会还波兰以自由，我就算放弃波兰，也不会忘记奥地利的背叛行为。”实在无法想象他是有多愤怒才会说出这话的。俄国历史学家将“奥地利的背叛”视为俄国在东方战争中落败的一个原因。但1850年，也就是帕斯基耶维奇镇压匈牙利叛乱之后，奥地利首相施瓦岑贝格亲王便写道：“我们如此忘恩负义，简直震惊了世界。”施瓦岑贝格的这席话指的是奥地利有其自己的利益，所以不愿成为俄国的附庸。


    多瑙河诸公国就成了两大帝国的利益纷争场。奥地利担心俄军进入巴尔干地区会在生活于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中播下动荡的种子。而且，按照《哈德良堡条约》的条款，多瑙河入海口属于俄国，这一点也让奥地利特别愤怒，这也就意味着黑海贸易自此以后就得看俄国沙皇的脸色行事。


    奥地利对“境内的”斯拉夫人感到担心不无道理。1853年秋，帕斯基耶维奇元帅告诉皇帝接下来的这场战争会有很多困难，认为“欧洲不会让我们到处攻城略地拿好处”。因此，他建议怂恿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起事，来和土耳其作对。这位军事统帅用精妙的辩证法推论来让皇帝放心：“我觉得这个手段不应与革命手段相混淆。我们不会让这些臣民来反对君主；但作为苏丹的臣民，这些基督徒会愿意趁穆斯林和我们作战的时候，打破穆斯林的桎梏，所以我们支援这些教友完全没错。”


    帕斯基耶维奇的计划很有意思，毕竟他的葫芦里还有一些想法没有拿出来。1854年3月22日，他从华沙给多瑙河军军长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亲王去信，建议开始鼓动土耳其人起来反对苏丹及其大臣，控告他们和“异教徒”英法两国走得太近而背叛了伊斯兰教。帕斯基耶维奇利用了自己在波斯战争期间的成功经验，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就是花上一万、两万、三万卢布也没问题。”亲王殿下请求通信者一定要对这个计划严格保密。


    鼓动基督徒起事来反对苏丹的想法，反西方派的保守派报纸《莫斯科人》的编辑、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果金也提到过。不过，和帕斯基耶维奇的说法不同，米哈伊尔·波果金建议在斯拉夫人当中寻找盟友，这些人不仅生活在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也生活在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他在以抄本形式流传、见闻于皇宫的《政治书简》中写道：“八千多万这个数目相当可观！是个很不错的小小盟友！”他所说的“小小盟友”就是指“多瑙河人、斯拉夫人、南欧人与东欧人”，君士坦丁堡可作为他们的都城。这项计划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就是把波兰也包括了进去。


    1853年1月26日，俄军进入多瑙河诸公国。沙皇在一份宣言中告知其忠实的臣民，捍卫东正教始终是“我们受赐福的祖先”的使命。土耳其出乎意料的抵抗，统帅帕斯基耶维奇元帅的踌躇不决（元帅此时已经八十岁，他撤了戈尔恰科夫亲王的职，因后者公开支持英法两国阵营的土耳其），再加上奥地利在塞尔维亚边境地带集结大军（奥军有八万人），带有公开反俄的意图，这一切都迫使尼古拉一世于1854年夏从各公国那里撤军。多瑙河战事以俄军全败收场。


    1853年11月18日，俄军舰队在海军司令纳西莫夫的率领下打了胜仗，歼灭了土耳其在锡诺普湾的舰队，英法两国认为俄军的行动是冲着他们去的。于是，英国发出最后通牒，俄国的回应便是断绝和巴黎与伦敦的外交关系。1854年2月9日，沙皇发布声明，他说：“英法两国站在基督教敌人的一方，来反对为东正教而战的俄国。”这份声明提到了在俄国战败的拿破仑的命运，呼吁俄国人“为受压迫的手足揭竿而起”。


    俄国开战之初即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1854年初，米哈伊尔·波果金在发给皇帝的一份文书中总结了俄国的政策：“各国政府背叛我们，各族人民憎恨我们……”这位莫斯科历史学家观察到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反对俄国的不仅有各国政府，还有影响甚巨的公共舆论。三十年间，俄军压制了波兰和匈牙利的人民运动，为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旧体制续了命。米哈伊尔·波果金写道，甚至都不需要派遣军队，只是“担心俄国在背后施加的巨大压力，就足以阻止各个最顽强的共和国采取激进的措施，从而让反对派得以喘息，恢复健康”。


    这话特别适用于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宣扬斯拉夫联邦，19世纪40年代他成为波兰移民领头人的时候也还在这么说；但此后，亲王便将斯拉夫联邦视为一股反俄力量。对于俄国提出的要将斯拉夫各族人民从土耳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计划，他提出了一个反制计划，就是斯拉夫人在苏丹的统治和西方各国的保护下实行自治。这位波兰移民的领袖对乌克兰初醒的民族情感拍手叫好，但他还是认为，只有让乌克兰和波兰联合起来，乌克兰才有可能得到解放。波兰移民的宣传在遭受土耳其或奥地利政府压迫的斯拉夫人中间得到了不错的回响，所以后者都在极力反对俄国的计划。


    海上强国想要从海上对俄罗斯帝国实施打击：它们轰炸了敖德萨、喀琅施塔得、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奥兰群岛。伦敦和巴黎意识到，和俄军发生冲突只能在陆地上。1854年9月，联军（法国、英国、土耳其）在克里米亚的叶夫帕托里亚城附近登陆。20世纪30年代撰有《俄军历史》一书的安·科尔斯诺夫斯基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前，对1854年大规模运兵的历史说了如下这些话：“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登陆作战，蒸汽艇的出现以及俄方几乎完全没有准备使登陆进行得相当顺利。”


    联军有6.2万人和207门火炮登陆成功。在克里米亚指挥作战的缅什科夫亲王有3.5万人和92门炮可用。俄军在阿尔马河沿岸筑壕据守。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场战役以联军获胜作结。指挥法国军队的圣阿尔诺元帅说：“他们的战术落后了半个世纪。”更重要的是，俄军绝大多数都使用燧发枪和滑膛炮，而联军用的都是线膛炮。这位著有《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学家写道：“阿尔马战役给俄军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深刻印象。阿尔马战役之后，可以料想还有更糟的情况发生，我们都做好了准备。”阿尔马战役是拿破仑战争以来俄军和法军的第一次遭遇战。从中可以看出俄军的弱点。当缅什科夫亲王的密使、骑兵上尉格雷格出现在皇帝面前，向他汇报战败情况时，尼古拉一世“潸然泪下。他抓住格雷格的肩膀，用力地摇晃他，不停地说：‘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缅什科夫亲王率领军队一直撤退到了巴赫奇萨赖，这样一来，塞瓦斯托波尔的陆地一侧便没了防守。于是，要塞围攻战正式开始。围攻战持续了十一个月。2月15日，尼古拉一世撤了缅什科夫的职务，任命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亲王担任克里米亚军队的统帅。这是皇帝的最后一道指令。2月19日，从不生病的尼古拉一世死于流感。他的统治期相当长，而且他也相当专制，所以他的死也就显得相当突然，流言很快就传播了开来：皇帝是被毒死的。不过，历史学家从来没有确认他是被谋杀，还是自杀身亡。1855年2月18日，亚历山大·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君主走了！这个消息出其不意，让我震惊不已。我始终相信，而且也不止我一个人相信尼古拉皇帝会活得比我们，甚至比我们的孙辈还要久。是这场不详的战争杀害了他。”


    确实可以认为这场不幸的战争要了尼古拉一世的命。在他统治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他的军队（那是俄国的精华）根本不知何为失败。只有一次，也就是1831年2月，波兰义军打赢了一场战役。但尼古拉将责任完全推给了季比奇元帅。突然，失败一场接着一场，敌军军舰驶入了芬兰湾。濒死的尼古拉一世对皇储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只可惜国运不利，和我原本的希望相悖，留给你无尽的烦恼和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