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莫斯科国

    一个国家在持续扩张，离开其熟悉的地缘政治区域之际，量变就会产生质变：这时候诞生的就不再是一个新的省份，而是一个帝国，它拥有自己特有的、普遍的意识。


    ——格奥尔基·费多托夫


    盲人瓦西里二世急于让其长子登上王位，于是就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和儿子共同掌管国家；确实，大公还保留着自己所经受的那种锥心刺骨的痛苦记忆。


    父亲去世之后，伊凡三世便轻而易举地掌管起了公国。他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达四十三年之久，并遵循其祖父和父亲的政策。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瓦西里一世(1389—1425)、盲人瓦西里二世(1425—1462)和伊凡三世(1462—1505)都在矢志不渝地追求同一个目标：强化自己的权力。不过，大公权力的增长需要扩张领土，将之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从许多方面来看，莫斯科君主的政策为莫斯科沙皇国以及继之而来的彼得堡帝国奠定了基础。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14世纪的莫斯科国受到了鞑靼桎梏的压迫，于是它在15世纪和16世纪一直在创建自身，扩张领土，发动惨烈的战争，让自己在西方、南方和东南方都能存活下去。”美国历史学家马克·赖耶夫并不认为在14世纪至15世纪，公国以及后来的莫斯科国受到了威胁；他在描述莫斯科政策的特征时，运用了古罗马研究者使用的一个概念：“防御型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指的是永恒之城的扩张主义政策，先是在意大利扩张，随后走得越来越远。因为每片新获得的土地都会有邻居，而邻居就代表了威胁；至少，必须这样去相信，因为这些邻居会成为接下来征服的目标。


    1 全罗斯的君主


    从他统治臣民的权力来看，他轻易就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君主的总和。


    ——西吉斯蒙德·德·赫伯斯坦


    赫伯斯坦伯爵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派驻莫斯科的使节，他写的《莫斯科纪事》一书成了外国人对这个突然出现于世界舞台前部的强大国家（至少西方是这么认为的）的第一份见证。这位帝国特使来莫斯科两次（第一次是1517年），都是在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这位外交官对大公（伊凡三世之子，伊凡雷帝之父）所享有的权力倍感震惊。瓦西里三世的权力范围和观念基础都来自他的父亲。伊凡三世统治时期事实上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主要时期。当时的人就给君主赋予了“大帝”的称号，这是一个描绘其丰功伟绩的称号。


    1899年的《大百科词典》里“俄罗斯”条下有一份年表，罗列了15世纪后半叶的主要事件：伊凡三世与诺夫哥罗德的战事(1471)；伊凡三世与索菲娅·帕列奥洛格的婚事(1472)；诺夫哥罗德归附于莫斯科(1478)；鞑靼桎梏废除(1480)；特维尔归附于莫斯科(1485)；第一部《律书》颁发(1497)；金帐汗国终结(1502)；和立陶宛休战(1503)；对犹太教异端的责罚(1504)。这份清单着重强调伊凡三世的外交政策：吞并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脱离鞑靼桎梏；与立陶宛的战争与和平（持续时间短暂）；也有和拜占庭公主的婚事，这件事对帝国观念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犹太教徒的责罚，这在俄罗斯教会史上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最后还有《律书》的拟定，这些都可以对伊凡三世的行政事务有个总结性的了解。


    外交政策是伊凡三世的主要关注点。很久之后，也就是苏联突然消失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地缘政治表述法：“近处的异国”。这个表述法指的是已经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它们无意识地拒绝让曾经的苏联组成部分重新回到“远处的异国”中间去，即变成另一个世界。综上所述，对15世纪下半叶的莫斯科来说，存在一个既“近”又“远”的异国。后者包含了所有超出莫斯科公国范围的土地；前者由“赐给王室分支的封地”构成，这些封地成了公国的构成部分，但仍然受各自君主、莫斯科大公近亲的统治。


    莫斯科不统一，罗斯就无法整合。我们发现莫斯科的最初一批君主开始推进两个平行进程：侵占邻国土地、扩张公国领土，以及剥夺世袭君主的领地、加强大公权力。伊凡三世登上御座的那个时候，并非莫斯科公国的唯一主人：他有四个兄弟、一个叔叔，所有人都有封地。换句话说，莫斯科公国的正式构成中有五个世袭公国，其互相之间的关系由条约加以规定。


    15世纪下半叶，罗斯由两块大的领土构成：一块在东南方，受波兰和立陶宛的统治，另一块在东北方，需向可汗缴纳贡赋。在东北方，与莫斯科公国共存的还有两组自治领地：免税城市，即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维亚特卡，以及四个大公国，即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特维尔。尽管自从达尼伊尔和钱袋子伊凡统治以来，疆界急遽扩大，权力大增，但莫斯科面积上不仅比不过立陶宛，也比不过诺夫哥罗德。边界距都城数百公里：北部，莫斯科与特维尔相隔，后者这个罗斯公国与它不共戴天；南部，沿奥卡河设立了抵御鞑靼人的防线；西部，则与立陶宛接壤。


    “整合”莫斯科（领土的不断增长）成为各时期君主的基础方针。伊凡三世遵循其先祖的使命。“离开”的权利是封地时期的基本自由，如今已成为世袭公国分裂的主要工具；一旦分裂，莫斯科就可以将之“吞噬”。“离开”的权利允许农民和君主从一个大公那儿转而投身至另一个大公那儿。从14世纪起，这项权利就开始受到很大的限制：王公之间签有协约，协约中有条款规定了接纳或拒绝“投诚者”的种种条件，但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将之交还给其原先的主人。莫斯科在积聚力量的时候，也表达了自己对“离开”权这一概念的阐述：投奔莫斯科君主的一律欢迎，离开的就会留下耻辱的烙印。随着莫斯科的权势和财富越来越多，其吸引力越来越大，逃来此处寻求庇护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这个数字是随着其重要程度而增加的。


    伊凡心心念念都要将莫斯科公国内的封地消灭干净，于是拼了命扩张领土。伊凡三世采用武力、诡计和联姻的方式获得了梁赞、雅罗斯拉夫尔和罗斯托夫公国。1485年，曾是莫斯科劲敌的特维尔也落入了他的手中。封地的衰落得到了民众的一致赞同。编年史中有记载，当地亲兵好几次将自己的王公出卖给莫斯科。当伊凡三世来到特维尔的大门前时，君主和波雅尔的臣民们都跑到莫斯科的阵营里去了。特维尔的编年史家认为遭到出卖是其公国衰落直至崩溃的主因。


    伊凡三世的对外政策涉及面极广，同时在几个方向上行动。1471年，莫斯科大公向诺夫哥罗德进发。商贸共和国此时已因社会冲突而四分五裂：精英阶层的波雅尔和商人已转变成了寡头，掌握了所有的权力。维彻已然失势，它所做的决定已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转眼间，社会精英已经能够决定是好好“教训教训”公民大会里“叫叫嚷嚷的那些人”，还是收买他们，推翻他们。此外，波雅尔还设立了自己的“议事会”，与维彻相平行，而且总体而言更有效率。城里出现了两个派别：一派是波雅尔，一派是“庶民”。前者想要获得立陶宛的支持，后者则想获得莫斯科君主的支持。1471年和立陶宛大公，同样也是波兰国王的卡齐米日签订了联合条约，而这也就成了开战的借口。诺夫哥罗德决定接受立陶宛—波兰的管治，卡齐米日也承诺尊重其免税特权，但这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后者认为诺夫哥罗德人不但叛国，而且背离了宗教。莫斯科的大军被派往诺夫哥罗德，统帅是达尼伊尔·霍尔姆斯基，他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军事将领之一。而且，这支军队还得到卡西莫夫沙皇率领的鞑靼骑兵军的支援。


    面对罗斯—鞑靼联军，诺夫哥罗德的抵抗毫无胜算。他们在舍罗涅河畔被打得七零八落。从此以后，诺夫哥罗德便放弃了和立陶宛的联系，被迫向莫斯科缴纳沉重的贡赋。卡齐米日国王由于没能支援其盟友，于是让金帐汗国的阿黑麻汗进攻莫斯科，阿黑麻汗率军一直挺进到奥卡河畔，然后止步不前。伊凡三世派遣鞑靼友军与其对战，如果阿黑麻继续向莫斯科推进，就准备打击金帐汗国的后方。阿黑麻折了回去，匆忙回到了大草原上。


    诺夫哥罗德的莫斯科派不停地要求莫斯科君主支援来打击对手。1475年，伊凡三世前往诺夫哥罗德，想要亲自做出决断，消灭支持旧日免税特权的拥护者。1478年，他对这座城市又发动了战事。照编年史家的说法，诺夫哥罗德人问他到底想要什么，伊凡回答道：“维彻的大钟在诺夫哥罗德没有位置，应该遵照君王的意旨，将它移到莫斯科。”遭到围困的城市分成了两个阵营：支持抵抗伊凡三世的阵营和支持投降的阵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他们做出决定，向莫斯科君主投诚。镇压开始了。宣告维彻开会的大钟，作为免税城市（号称“大诺夫哥罗德殿下”）象征的大钟被转运到了莫斯科。“立陶宛派”的首领都遭到逮捕，被带走了。“清洗”持续了很多年。总之，依据同时代人的计算，伊凡三世从诺夫哥罗德那儿“夺走了”1.8万个家庭，也就是大约7.2万人；其他许多人都逃去了立陶宛。逃亡者和流亡者的土地与财产都被充入莫斯科大公的御库内。属于诺夫哥罗德总主教的珍宝、黄金、白银、宝石同样遭到了劫掠，被运回了莫斯科。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家描述了劫掠和镇压的过程，并从中得出结论：“我还有许多事情可以说，但我已无勇气，毕竟这是锥心刺骨之痛。”


    诺夫哥罗德的投降导致了极其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上的后果。诺夫哥罗德的北部领土纳入莫斯科囊中之后，其边界就扩展到了北冰洋，为今后穿越西伯利亚、进军太平洋提供了一个武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后果，那就是伊凡三世胜利的政治意义：一个相异于莫斯科专制王权概念的体制自此以后被彻底清除掉了。撕裂诺夫哥罗德的社会冲突最终要了它的命，对俄罗斯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这正是莫斯科得以兼并罗斯免税的老牌民主城市的根本原因。


    诺夫哥罗德困扰着莫斯科的步伐：表达自由意志的维彻模式同样也是，它虽不完美，却可照常运行。和西方的联系也不用说了：诺夫哥罗德想要在立陶宛寻求支持来对抗莫斯科，也和德意志诸城，也就是汉萨同盟保持着关系。诺夫哥罗德商人信奉勤劳的个人主义，他们甘冒风险，前往遥远的地方追求财富，但这种个人主义也不讨喜。诺夫哥罗德由于遭到了惨败，所以历史的环最终闭上了：自从一小撮瓦良格人在传奇人物留里克的带领下从诺夫哥罗德出发，寻求财富，攻占新的土地以来，已过去了八个世纪；这些征服者的后裔吞噬了这座城市，罗斯的成文历史便由此开始。


    伊凡三世的诺夫哥罗德政策直接与莫斯科同两个主要劲敌的关系有关：立陶宛想要获得诺夫哥罗德庇护人的资格，已决定同金帐汗国结盟，而金帐汗国也需要立陶宛的帮助来和莫斯科君主打仗。我们知道，与立陶宛结盟的阿黑麻汗曾在1472年支持立陶宛同伊凡三世的战事；但他当时并没有达到目的，甚至都没费过一兵一卒，就打道回府了。


    八年后，他又发起了一场新的战事。1480年夏，在奥卡河支流乌格拉河的沿岸，以及莫斯科与立陶宛的边界地区，罗斯人和鞑靼人正面对峙。他们在河两岸待了很长时间，没有战斗就分开了。因为罗斯人在鞑靼人中间也有盟友，那就是克里米亚汗明里—格来的分遣队，伊凡三世与其签有互助条约。


    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习惯于从乌格拉河的对峙中看出鞑靼“桎梏”的正式终结，认为那是罗斯得解放的一个征兆。伊凡三世也拒绝再向金帐汗国缴纳贡赋。然而，莫斯科还并没有从鞑靼的威胁中解脱出来：对罗斯以及公国都城的侵略仍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但鞑靼威胁已经是另一种性质。罗斯的臣属关系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或友好或敌对的关系，而这是依据形势及双方力量的对比确立起来的。尤其是，伊凡三世及其继任者的鞑靼政策需在众多的汗国（或如当时人所称的那样，称之为沙皇国）之间合纵连横</a>，从而存在诸多的可能性，1502年，金帐汗国被彻底消灭之后，这些汗国便从金帐汗国的废墟上冒了出来。


    罗斯得解放的日子已经约定俗成，虎头蛇尾的事件（1480年的虚假对峙）和之前惨烈的事件（拔都入侵，夺取基辅，摧毁莫斯科，库里科沃战役）两相对照，由此可见15世纪的“桎梏”也只是相对而言罢了。大家已经习惯于说“两百五十年的鞑靼桎梏”。这个说法是想对罗斯国的性质、民众的心理状态以及其他现象做出解释。1905年，德国统计学家鲁道夫·马丁写了一本书，名叫《俄国与日本的未来》，他在书中预言了俄国革命、尼古拉二世和日本帝国发生冲突结果落败这些事件。这本书在国际上大获成功，一年后出了俄文版，书名变成《俄国的未来》。在专门写俄国灾难成因的那一章里，作者的阐释相当简单：“由于受到鞑靼人三个世纪的统治(1239—1480)，俄国已彻底沦落，且始终未曾回升。鞑靼君主对俄国敲骨吸髓，导致民众根本不愿干活。”鲁道夫·马丁不是历史学家，他所用的论据都是当时盛行的陈词滥调。我们说过，诸多历史学家对莫斯科臣服于可汗政权两百五十年这段时期的看法都会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鞑靼“桎梏”及其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和性质如何可以说相当多元，而随着时代的不同，对此所作的阐释也会出现相同的情况。


    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和鞑靼时期之间有关联性，这点特别重要。俄罗斯同西方不和，对西方不满，通常都会缅怀金帐汗国，对亚洲充满同感和好感。俄罗斯出现危机，显得虚弱的时候，这种现象就会频繁出现。因此，19世纪上半叶的拿破仑入侵和1830年的波兰起义，都是缅怀鞑靼最为热切的时期。文学作品在说到鞑靼往昔的“美好岁月”时，都会显得多愁善感。1823年，广受欢迎的剧作家拉法埃尔·佐托夫写了一部剧，名为《伊凡三世的青年时代或帖木儿的入侵》，剧中，一个鞑靼家庭教师负责莫斯科年轻君主的教育。如今对“欧亚主义”的兴趣大增，这是列夫·古米廖夫对12世纪至15世纪“罗斯—鞑靼共生关系”所创立的理论，这个现象只能证明一个规则，那就是当时的年代也是个危机深重的年代。归根结底，对鞑靼“桎梏”和亚洲的态度映照出了俄罗斯这个国家。


    喀山是伊凡三世的东方政治中心。它代表了力量分布的变化。三个汗国出现在了金帐汗国的废墟上。第一个是克里米亚汗国，出现于15世纪30年代；然后，到了40年代，是喀山汗国；60年代出现了阿斯特拉罕汗国。最后一个汗国力量最弱；该汗国占据了伏尔加河下游至顿河河口、库班、捷列克河之间的领土，在政治舞台上作用不大。除了克里米亚之外，克里米亚汗国还囊括了相当广袤的领土，东抵顿河下游河道，西至第聂伯河河口，北部一直通往叶列茨和坦波夫，在伊凡三世时期，它还是莫斯科的盟友。莫斯科君主费尽心机想让自己的人坐上喀山的王位，让喀山汗国成为其附庸。他还积极参与觊觎王位的兄弟之间的战争，支持自己的盟友，反对其他人。有五次，莫斯科的军队向喀山进发时，得到鞑靼部队的支持。1487年，莫斯科督军达尼伊尔·霍尔姆斯基的部队夺取了汗国的都城，让受伊凡三世庇护的人坐上了王位。


    克里米亚汗明里—格来在和金帐汗国战斗期间，得到了莫斯科无条件的支持，最终于1502年击败了金帐汗国的最后一任可汗，彻底将其消灭。伊凡三世借由各路附庸和与之结盟的鞑靼首领纵横捭阖，从而在东方政策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莫斯科和立陶宛是永远的邻居和对手，同一时期它们开始在压力下做出变化，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阿诺德·汤因比认为各个民族在受到地理和政治因素（这些构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的影响时，都会有自己的行动方式，如果我们采纳了他的观点，就会发现莫斯科和立陶宛在占据相似的地理环境时，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反应。当莫斯科成为向心进程的舞台，大公的权力和都城的势力日益增强之时，立陶宛却出现了离心的倾向，结果就造成了大公权力的削弱，各地王公和波兰领主的权利得到扩大。立陶宛存在两种信仰体系，东正教和天主教，这样就导致东正教的莫斯科和天主教的波兰都会干预大公的国内政策。


    1492年，波兰国王，同样也是立陶宛大公的卡齐米日驾崩，立陶宛的王位被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占据。卡齐米日的另一个儿子扬·阿尔布雷赫特被选为波兰国王。波兰—立陶宛联盟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是靠由同一个人统治来实现的，此时暂时破裂。伊凡三世便趁此机会向立陶宛发起了进攻。服务于莫斯科的东正教王公抱怨说自己受到了宗教迫害，给他找借口。1494年，亚历山大签订了和平条约，同意将奥卡河上游的领土割让给莫斯科，那是各王公逃亡后留下的采邑（维亚济马、沃洛廷斯基、奥多耶夫斯基、诺沃希尔斯基）。立陶宛大公同样承认莫斯科大公拥有“全罗斯君主”的头衔。立陶宛还放弃了所有侵占罗斯领土的企求。为了巩固这份新俄罗斯，伊凡三世还将自己的女儿叶连娜嫁给了亚历山大。叶连娜保留了东正教信仰，很快就又在立陶宛和罗斯之间造成了新的不和：伊凡三世的女儿抱怨说，立陶宛人想迫使她改宗天主教。


    新的战争爆发。立陶宛请求立窝尼亚骑士团出手相助，莫斯科则请求克里米亚汗和喀山汗的援助。1500年5月，莫斯科军队向立陶宛猛扑而去。7月，他们在维德罗沙河河岸击溃了亚历山大的军队；鞑靼人的部队夺取了布良斯克、维亚济马、多罗戈布日、普季夫利，越过维斯瓦河，进入波兰境内。1501年，莫斯科—鞑靼军队再次击败立陶宛人，战胜了由教团领袖冯·普勒滕贝格率领的立窝尼亚骑士团。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1501)，亚历山大被选为波兰国王，确立了波兰—立陶宛联盟。不过，立陶宛—罗斯贵族拒绝承认该联盟。1503年，亚历山大签订了和莫斯科休战六年的协议：伊凡三世保留了所有攻占的西部领土。


    伊凡三世大大扩展了莫斯科公国的疆域，其对外政策堪称“防御型帝国主义”的范例。15世纪末，莫斯科大公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为“全罗斯君主”。于是，物质上（领土上）的胜利便成了观念的基础。


    2 “第三罗马”


    两个罗马陨落，第三罗马坚如磐石，今后也不会有第四罗马。


    ——普斯科夫的斐洛泰


    僧侣斐洛泰的这则著名预言就写在《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大公书信》一书中，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是伊凡三世的儿子。伊凡三世四十三年的统治期整合了诸多条件，得以使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其中的第一个条件外在于莫斯科，那就是1453年拜占庭的陨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帝国的终结对罗斯造成了可怕的冲击。罗斯一方面觉得这仿佛世界末日，另一方面认为这是因1438年至1439年拜占庭接受了费拉拉—佛罗伦</a>萨大公会议组建联盟、融合东西方基督教会的决议而受到惩罚。不过，这份协议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拜占庭就抛弃了联盟；但莫斯科无法原谅这点小小的犹豫”。


    后来有一个观点逐渐传播开来，认为“罗斯君主有志于取代拜占庭皇帝，罗斯人受到召唤，要继承希腊人，在东正教信众之中夺取第一的位置，因为他们是最优秀的基督徒”。斐洛泰的传记作者写道：“无论在西欧还是希腊，都没有人从佛罗伦萨的联盟协议以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得出罗斯博学之士所得出的那个结论。”在罗斯，由于文本的倾向性各不相同，所以结论多有相异之处。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沙皇格勒夺城记》一书在罗斯境内广受欢迎。书的作者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是个改宗伊斯兰教的罗斯人，他参与了围城和对这座皇城的进攻。他的记述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他在书中提到了智者利奥六世的预言，后者宣称沙皇格勒将会被罗斯人解放，城内将不再有异教徒。对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而言，他毫不怀疑这事和罗斯人有关。他的这番解释在罗斯境内广为传播，作为罗斯人成为君士坦丁堡解放者的证据。另外一些文本说莫斯科是拜占庭的政治继承人。《巴比伦史》《弗拉基米尔诸王记》则列出了一份异想天开的拜占庭皇帝谱系图。照罗斯僧侣的说法，莫斯科诸王就是巴比伦君主的直系后裔，后者的传统一直传到了拜占庭的手上。伊凡雷帝后来也很倚重《诸王记》，以此来确定他的谱系可以上溯至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他还经过了相当精确的计算：奥古斯都驾崩前就将世界分给了家庭成员；他的兄弟普鲁斯得到了维斯瓦河与涅曼河之间的土地（普鲁士的领土），“普鲁斯传承了十四代，一直传到了伟大的君王留里克的手上”。


    莫斯科专制政体和“第三罗马莫斯科”的政治概念诞生于修道院之中。这可以由一个事实来加以解释，即修道院是当时唯一提供学习的地方，但也因为他们代表了一股真正的力量，长久以来修道院便通过其精神生活及其使命参与政治生活。罗斯接受基督教之后没多久，就出现了修道院；从11世纪起，修道院数量猛增。鞑靼“桎梏”时期是修道院生活得以长足发展的时期：一个半世纪（从14世纪到15世纪中叶）内新造了一百八十座修道院。有的修道院可容纳多达三百名僧侣，有的只能容纳五六人，甚至只有两人。修道院的创始人有时也会制定规则，但古罗斯僧侣日常生活的理据各地都一样。修道院的最高领导就是院长，还有由“最出色的兄弟”组建的评议会。院长通常都由评议会选出，但修道院如果依赖于教区，则教区主教也可任命修道院院长。各大修道院的院长的职能均需获批，甚至院长本人也是由大公亲自任命的。尽管可自由进出修道院，但只有捐助修道院的人才会被视为是享有全权的修道院成员；两手空空来的，想要修道院“出于上帝之爱”来招待他们的人无法参与修道院生活，这些人只可能是行脚僧，这是旧罗斯的一个独有现象。


    修士收布施，搞扩张（他们住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和在俗人士一起生活，从而形成群体），增进了修道院的产业。王公们的赠礼、私人的捐赠、遗产、购买的土地，使得他们的采邑不断扩大。我们只对17世纪中期以后修道院的财产情况有所了解，除了土地，他们还有房产、客栈、澡堂、采盐工坊……依据某些资料的说法，他们当时还管理着属于修道院的大约8.3万户农民家庭。这些财产的法律地位，契据上都做了规定，列出了他们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至于经济利益，契据用了鞑靼语的名称tarkhans（税收豁免者）；至于法律特权，契据表明他们拥有司法豁免权。契据由鞑靼汗、莫斯科君主（以及世袭王公）、诺夫哥罗德当局和都主教府颁发。修道院有权把人带到他们的土地上；尽管归属于他们的农民可免缴佃租和人头税，但他们会代替政府，自行课取某些税收。他们还有另一张王牌：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司法权；他们并不听命于民事司法或宗教法律：修道院归大公管。


    照某些文献的说法，15世纪末，国家三分之一的土地都属于修道院。其财产之广引发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修士中间出现了一个名为“不蓄财”的运动，以此来抗议修道院蓄积大量土地的行为。其主要代言人是尼尔·索尔斯基(1433—1508)，他认为“思想、心灵，而非肉体”才应是“修道院伟业”的安身立命之处。另一方面，修道院的大量财产越来越引起莫斯科君主的兴趣。伊凡三世发动的针对世袭王公以及诺夫哥罗德与普斯科夫的战斗，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和修道院的冲突。


    1477年12月，莫斯科大公围困诺夫哥罗德，要求被围者交出属于总主教和修道院的那部分土地；随后，他将这些土地称为“不可让渡的领地”，将之分配给了波雅尔的孩子。一旦缺土地，这位莫斯科君主就会打修道院的算盘。当时，他和一名异常坚决的神职人员发生了冲突。在东正教四旬斋第一个星期的祷词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连祷文：“所有的统治者都在侵犯神圣的修道院和上帝的殿宇，剥夺修道院的村庄和葡萄园，不遵从教会的训令，实属罪大恶极。”三百年后，这段连祷文既没有吓阻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没有阻止她将教会土地改为俗用的做法。伊凡三世则让了步，将财产交还给了修道院。


    针对修道院的本质、天职、他们和民众及君主的关系都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而财产问题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修道院是唯一的求知场所，地位独特，从而使争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讨论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将会从中锻造出来。15世纪下半叶和16世纪初是一个灵性、神学、政治、文化相激荡的时代，也是莫斯科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从这些激情洋溢、互不退让的争论中诞生了莫斯科国和罗斯国具有独特性、莫斯科（罗斯都城）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使命这样的观点。


    伊凡三世的婚姻成为正在酝酿中的新时代的一个主要因素。伊凡的第一任妻子特维尔的玛利亚死于1467年。1472年，时年三十二岁的莫斯科大公、全罗斯君主娶拜占庭的公主索菲娅·帕列奥洛格为妻，她是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土耳其人围困君士坦丁堡期间，君士坦丁作战身亡。索菲娅是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半岛）摄政托马斯·帕列奥洛格的女儿，土耳其人攻陷半岛后，托马斯逃到了罗马。托马斯死时，索菲娅和两个兄弟受教宗的监护。于是，梵蒂冈出现了让莫斯科君主和拜占庭公主联姻的想法，他们希望将莫斯科争取到佛罗伦萨联盟这一边。但莫斯科有自己的打算。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伊凡三世克服宗教上的厌恶，迎来意大利公主，并于1472年娶其为妻。”随未婚妻同来的还有教宗的使节安托万。队列前方则是天主教的十字架。都主教于是向大公说：“如果他带着十字架从你的莫斯科城的城门里进来，那我作为你的神父，就会从另一个城门出去。”


    天主教的十字架退场了。婚后，伊凡三世摒弃了所有支持联盟的建议。索菲娅带来的随从不计其数，其中有希腊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外国人。各式各样的工匠都拥向莫斯科。其中就有亚里士多德·菲奥拉凡蒂，正是他建造了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其他建筑师也络绎赶来，过来的还有铁匠和金银匠、银器工匠和铸币工匠。


    公主成为莫斯科君主的妻子之后，便开始推行繁复严格的仪轨，按照拜占庭的模式设立了新的头衔。莫斯科大公同意将拜占庭双头鹰作为纹章图样。索菲娅还亲自为莫斯科称自己是已不存在的“第二”罗马的继承者这一说法辩护。接下来就是鞑靼“桎梏”和向可汗缴纳贡赋这一明确的问题。这个问题于1480年得到了解决。


    冷酷无情的伊凡三世从不放过任何强化自己权力的方法，他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可继承的领地。他有四个兄弟，都是世袭王公。15世纪70年代末，他禁止臣民接受几个兄弟的司法管辖，拒绝和他们分享从诺夫哥罗德夺来的战利品，尽管他们也参与了战事。于是，他的几个兄弟决定“拉拢”波兰—立陶宛国王卡齐米日。伊凡三世做出了几个让步，但他不会忘记这样的羞辱。四兄弟开始横死。最先撒手人寰的两个是德米特罗夫的尤里和沃洛格达的安德烈。这样还剩下两个。1491年，伊凡将乌格里奇的安德烈“请入瓮中”（这是编年史家的说法），让他死在了监狱中。不久之后，最后一个兄弟沃洛科的鲍里斯也迎来了自己的死期。莫斯科大公将他们的财产都据为了己有。


    在通往专制权力的道路上，还竖着一个障碍：教会。到目前为止，罗斯还没怎么体验过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之间的冲突，类似于撼动西欧的那些冲突。罗斯教会需要莫斯科，那是保护东正教的壁垒。所以，教会都会支持莫斯科王公的政策。而后者也需要教会来合法化他们的政权。不过，15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几起事件，改变了现状，导致教会和君主之间产生了龃龉。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莫斯科教会彻底独立；与此同时，教会也失去了外部的支援，不得不直面莫斯科君主。而大公这边则获得了迄今为止未曾获得过的权力，而且这个权力还在增长。


    15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异端，教会和君主对此的态度清楚地反映了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对立的状态。罗斯历史上最严重的异端诞生于诺夫哥罗德，这点丝毫不令人惊讶。诺夫哥罗德与西方做贸易，接受新的思想，它犹如一扇门户，西方的欧洲宗教激荡的余响由此得以进入罗斯。这让我们想起1517年，路德在维滕贝格城堡的大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一事。


    那个时候的人口中的异端是“犹太化者”，用苏联历史学家的委婉说法，异端就是“莫斯科—诺夫哥罗德人”，关于这些异端，我们所知甚少，所掌握的信息基本都来自其对手。照编年史家的说法，异端是被犹太人扎哈尔带至诺夫哥罗德的，他于1471年的时候出现在了这座城市里。称异端者的“犹太化教派”这个称号就是这么来的。这个版本的说法后来被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和19世纪的作家相继保留下来：犹太人扎哈尔因此成为伊万·拉哲奇尼科夫的小说《异教徒》里的主人公，以及涅斯托尔·库克尔尼科的剧作《达尼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霍尔姆斯基王公》里的主人公。苏联的一位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扎哈里·斯卡拉·圭佐尔菲是住在塔曼的意大利王子，阴差阳错被当成了“罗斯”的犹太人。


    历史学家对异端的了解极少，他们认为“在这个例子里，犹太因素并未起到特有的作用，仅局限于举办某些仪式而已”；或者认为那些人的“信仰（犹太化的人的信仰）并不属于犹太信仰”。犹太化异端出现的原因可以这样归纳：摒弃修道院生活和教会等级制；拒绝跪拜圣像；否认领圣体、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神性的神秘性。


    异端先是秘密传播，异端分子仍然继续遵守所有东正教的仪轨。1480年，伊凡三世将两名司祭以“博学者”的名义召至诺夫哥罗德，认为两人为人和善，均属于“犹太化者”的行列。这两个人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和大天使长圣米迦勒教堂担任首席司祭的重要职务，积极宣扬自己的理念，在莫斯科聚集了无数的追随者。在这些追随者当中，有一个人很受大公的青睐，那就是费奥多尔·库里钦，大公让他担任罗斯外交事务首席大臣。费奥多尔·库里钦是个颇有才能的外交官，游历甚广，乐于接受新思想。很多人说《德古拉史》这本书就是他在匈牙利和摩尔达维亚担任使节的时候所作的。神职人员也同样支持异端。伊凡三世并未忽视“犹太化者”的论点，他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可以想象得出，对教会等级制和修道院财产的批评只会获得他的赞同。


    1487年，异端正式在诺夫哥罗德冒出了头。编年史记</a>载好几名司祭喝了点酒，“就开始亵渎东正教信仰”。这件事传到了根纳季总主教的耳中，他便着手进行调查，并向异端宣战。1488年，根纳季好不容易顶住大公和都主教的压力，说服各地主教召开主教会议，谴责异端，对不愿改邪归正者处以流放之刑。


    异端的传播只是在短时间内被中止了。根纳季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并于1491年召开了新的主教会议：这次，教会最著名的“犹太化者”都被革除了教籍，关入了大牢。确实，根纳季没有动用死刑，但他已经听说最近在西班牙成立了宗教裁判所，于是他准备在诺夫哥罗德实施火刑。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异端的传播。依据东正教日历，1492年是世界末日，所以这项运动更是变得如火如荼：事实上，东正教日历将要终结世界存在的七千年时间（从创世日5508年算起）。当下的世界末日，对历史终结的期待，都激发了大家对占星术（“星辰法则的魔力”，这就是当时对星宿痴迷的写照）和预言的兴趣。除了特别实际的利益之外，精神的激荡也成了人们选择犹太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异端思想的头号敌人根纳季向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属于诺夫哥罗德主教辖区）院长沃洛茨克的约瑟夫(1439—1515)寻求帮助。沃洛茨克的约瑟夫通过布道呼吁世俗当局应毫不留情地镇压异端，但他和别洛焦尔斯克的圣西里尔修道院的修士尼尔·索尔斯基(1433—1508)及其门徒形成了对垒，后者被称为“外伏尔加的智者”。向异端发起的战争成了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纷争之一，其间生发出了莫斯科君权的概念、如何对待异见以及普通思想的观点。古罗斯文献中唯一保有“大智者”称号的尼尔·索尔斯基对修道院的财产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物质财富正在腐化修士。尼尔·索尔斯基及其门徒宣扬贫穷，认为贫穷才是修道院生活重要的灵性准则。“蓄财者”和“非蓄财者”（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支持者则被称为“约瑟夫派”）之间的冲突也属于政治层面上的事情：大公的宫廷自然也被牵扯了进去。这场斗争最终的结局并不是由观念之争来决定的，而是由伊凡三世来决定的。我们发现，很长时间以来，大公都是欢迎“犹太化者”的：削弱修道院，减少其财产，已成为他的国策。伊凡的儿媳叶连娜自身对于他们也是抱有同情之感的；可是，叶连娜是守了寡，伊凡曾有一段时间让这个儿子和他共当君主。这个儿子死后，长孙德米特里成了正式继承人。伊凡再婚和索菲娅的儿子瓦西里的出生都使情势变得愈发复杂。修道院的农民都在想方设法逃离，敌视修道院的波雅尔支持前一个继承人。而且，索菲娅及其外国朝臣始终都不受欢迎。


    1498年，伊凡三世做出选择，决定给长孙德米特里加冕，“使其身前和身后均为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大公”。对异端来说，这就意味着不会再有迫害了。但索菲娅成功说服了丈夫；很快，叶连娜的支持者就开始失宠，一些人被处死，还有一些人不得不削发为僧。1502年，叶连娜和德米特里都被投入监狱，瓦西里成为王位继承人。伊凡三世宣布：“我难道不能自由安排自己的孙子</a>和孩子的命运吗？”这一转向很快就导致了政治上的后果：在1503年的主教会议上，大公放弃将修道院领地世俗化的政策；在1504年的主教会议上，异端都被革除教门，有的人甚至遭火刑处死，有的是在莫斯科遭受的火刑，其中就有费奥多尔·库里钦的亲兄弟，他就是那个时候死的，另一些人则在诺夫哥罗德受火刑。许多人都被关入大牢，或被送入修道院。


    “犹太化者”的失败是大公决定推翻自己的政策所致的结果，他原本的政策是要将修道院的财产拿来俗用，以此来保</a>存及强化管控教会的权力（此后，对教会人士的任命都得由他说了算，朝廷各衙门，即Prikaze，对修道院主教辖区进行管理），这么做可谓相当大胆，而且激进，而如今推翻之后，也标志着“非蓄财者”的失败；相反，“约瑟夫派”所宣扬的观念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世纪的历史学家瓦·什马金写过一本论述都主教达尼伊尔的著作，达尼伊尔是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门徒，什马金是这么描述“蓄财者”的首领所占据的这个位子的：“罗斯的大部分博学之士、他的同代人都归附于他的麾下。他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罗斯庞大的知识界的代言人。他天分极高，能力出众，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朝着一个相当特殊的方向发展，他身上的本质特征就是能比任何人都更清晰、更彻底地反思时代缺陷。他所汇聚、统一起来的思想激发了罗斯大部分博学之士。”


    19世纪末进行这番研究的瓦·什马金认为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就是“时代缺陷”的化身。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长在罗斯意识形态的行程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胜于此。20世纪中叶，苏联的一位历史学家对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政治与神学理性主义”评价极高：“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政治路线的目的就是强化莫斯科专制权力，毋庸置疑具有进步作用，不管怎么说，与保守的人文主义、外伏尔加的长老及其神秘主义、抛弃尘世的邀请、想要创建独立于世俗权力的教会的愿望相比，其对国家统一这一新的现状做出了更好的回应。”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哲学家又提出了这个观点，认为“约瑟夫派”的“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其本质目的就是要“创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捍卫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这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说，“是一项积极的政策，对罗斯的伟大抱负做出了响应”。


    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当时名为伊凡·萨宁）出生于立陶宛，父亲是波雅尔，他是个相当出众的人物，其政治观念后来成为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基础；他无疑也将成为今后精神与灵魂导师灵感的来源。他的传记是这么写的：“他对冒犯从不原谅，无法忍受批评。在他的同代人中间，无论是否有理，像他那样不遗余力、矢志不渝捍卫自己地位的人极为罕见。在和敌人的论争中，从不讨好对方，也从不留情面。固执，执拗，精神力量极其强大，他懂得如何权衡利弊，每走一步都很精确，从而不可避免地达成自己的目标：让对手出局，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一劳永逸地打败他们，摧毁他们。”


    沃洛茨克的约瑟夫是在一本名为《启蒙者》的反对犹太化者异端的著作中提出了东正教神权政治这一概念的。异端是由他来指定的，他说立陶宛的米哈伊尔大公、“犹太人扎哈尔”来到诺夫哥罗德以后异端就出现了。在这件事上，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展现出他是个论辩高手。当时的罗斯很少有犹太人。不过，正如19世纪的作家伊万·拉哲奇尼科夫所指出的：“(……)在罗斯，尽管民众憎恨犹太人，但他们见缝就钻，到处插手干预，有经营呢绒的、拉大车的、演戏的、信异端的、当使节的，干什么的都有。”《启蒙者》出现之前二十五年，修士萨瓦抨击犹太人和异端的《使徒书信》就已在罗斯流传，这本书是写给德米特里·谢延的，而谢延正是伊凡三世派驻在意大利王子扎哈里·斯卡拉·圭佐尔菲身边的使节，圭佐尔菲在罗斯就被当作了犹太人。萨瓦的《使徒书信》完全借用自11世纪希拉里翁的《律法与圣宠誓词》里的内容，将虚假的信仰犹太教和真正的信仰东正教对立了起来。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将“犹太化者”视为异端，很快就将他们打入了与真信仰为敌的敌方阵营里。19世纪初，俄罗斯（图拉、沃罗涅日、坦波夫省）出现了“星期六分子”（soubbotniks；subbota意为星期六，因为异端想要让星期六成为“天主的日子”）异端，当局对此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强制服役，流放至西伯利亚），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取笑这种迷途的行为”，激发民众对他们的“排斥”，并“将星期六分子当作犹太教的一派，将其视作真正的犹太人”。


    《启蒙者》一书出现之时，和反对真信仰者的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场论战誓有不斗个你死我活绝不罢休的气势。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就是这么对待都主教佐希摩斯的，他对后者痛恨不已，送给他“恶狼”“为人不忠的犹大”“肮脏不堪的垃圾”以及各种各样动人的称号。如果说文如其人真是这么回事，那《启蒙者》作者的风格就暴露出他这个反对异端的鼓动者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了。《启蒙者》并不关心神学上的细微差别，也无意于为信仰而争。作者不想去说服别人，他只想消灭异端，这么做自然就会导向对异端的镇压。相反，“约瑟夫派”的对手却试图让自己站在神学的地盘上；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还有修养。呼吁约瑟夫和异端斗争的诺夫哥罗德总主教根纳季，对常驻于诺夫哥罗德的克罗地亚的一名多明我会修士的建议言听计从，对天主教会使用的打击异端的方式了如指掌。对他和对约瑟夫一样，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何种方法。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教义和尼尔·索尔斯基以及“外伏尔加长老们”的观点相左，由此很好地揭示出了他的一些主要原则。这些主要在对待异端的态度上存在分歧：尼尔·索尔斯基的支持者建议用语言来说服异端，“约瑟夫派”则主张镇压。“蓄财者”和“非蓄财者”这两个阵营对修道院财产的态度也存在类似的歧义。沃洛茨克的约瑟夫承认财产让修道院生活产生了腐化。但当尼尔·索尔斯基邀请修道士放弃此世的财产，精进自身灵性的时候，约瑟夫却认为增加修道院的财产有其必要性，而且建议用严格的纪律来打击道德败坏的行为。


    个体自由的问题在“蓄财者”和“非蓄财者”的思想体系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尼尔·索尔斯基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独断专行，捍卫个体自由，认为修士（和任何个体一样）都只应臣服于一个权威：那就是《圣经》。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则主张更为严格的等级制，要求下级绝对臣服于上级。寻求服从的人都会去他的修道院：“否弃个体的权利，不主张自身的意志，对修士的任何行为实施严厉的管控，对他们的道德品性会产生特殊的影响。纪律统摄一切，久而久之，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受过教育的修士，其个人特征也就逐渐被抹去了；他们渐渐地融入环境之中……就规则的性质而言，最想进入这座修道院的人对个体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自然没有特别的要求。”


    自由的这些不同进路相当清晰地出现在了《圣经》的角色之中。对尼尔·索尔斯基而言，对《圣经》的“考察”，换言之，也就是批评性研究，乃是修士的主要义务。他们会花大量时间誊抄《圣经》，同时对其评估；遇到各种来源，他们会尽可能公正地进行综合，用他们的说法就是“尽可能符合理性和真理”。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则相反，他摒弃所谓的“智慧”，认为《圣经》和所有的教会文本都差不多。他的一个门徒后来就说过这么一句相当明确的话：“观点是所有罪恶之母，观点是第二次堕落。”


    生活于19世纪的文学史家阿·贝平对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政治理论、教会理论和社会理论作了概述，他说得很明确：“其中的含义很明显：社会必须完全、彻底地臣服于某个特定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基于部分真实、部分可疑的宗教权威建立起来的，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新生活和新思想，对走火入魔者不得丝毫宽宥，并将其革除教籍，严惩不贷，将道德简化为仪式，将教育简化为对传统的同化和停滞不前。”对阿·贝平而言，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文学活动“只不过具有过去几个世纪形成的教育模式的那种特点而已”；这种“模式”将在“其后两个世纪占据主导地位，一直到彼得大帝的改革时期才销声匿迹”。


    俄罗斯和西方的历史学家对“蓄财者”和“非蓄财者”、尼尔·索尔斯基和沃洛茨克的约瑟夫之间这场冲突的起源、发展及后果众说纷纭。尼·科斯托马罗夫认为其中一方“建基于权威”，另一方“建基于自我说服”，“一方主张臣服，另一方主张听取建议”，一方“要求严厉，另一方要求谦逊”；他将约瑟夫的“动向”和莫斯科相联系，将尼尔的动向和诺夫哥罗德相联系。20世纪的神学家格奥尔基·弗洛洛夫斯基认为“约瑟夫派”的胜利其实就是和拜占庭传统决裂，罗斯与莫斯科原则最终取胜。苏联历史学家认为尼尔·索尔斯基本质上就是波雅尔“利益的代言人”……“教会财富剧增，领地扩张，对波雅尔的财政造成了负面影响……”；相反，他们认为沃洛茨克的约瑟夫是修会高级神职人员利益的捍卫者。不过，所有人都承认沃洛茨克的约瑟夫赢得了胜利，由此对俄罗斯的未来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教会对这些先导者的态度颇能说明问题：1591年，沃洛茨克的约瑟夫死后七十六年位列圣品。长老死后三百七十五年，其传记作者写道：“谁都不知道尼尔·索尔斯基是否被正式列入圣品。”


    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对异端的开战、对修道院财产的捍卫以及激烈的行动，最终为莫斯科君主提供了一种权力理论。研究者们在对“狂风暴雨约瑟夫”的文学遗产进行研究时，发现了其观点的演变进程，他们认为如果不去考虑他在教会权力和君权观点上的变化，也就无法评估这一演变进程。他们这么说无疑是有道理的。不过，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作用很明确：他就是绝对神权政治体系的始作俑者，而绝对神权政治又成了莫斯科君主的权力理论。尽管传记作者对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长的演变感兴趣，但他们的最终结论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历史才最重要。


    有两个基本要素为莫斯科的绝对神权政治体系奠定了基础：君主的神性，以及属灵权力和俗世权力之间的关系。在这两个要素中，前者无疑占据了上风。沃洛茨克的约瑟夫说过一些后来成为名句的话：“沙皇的肉身与任何人无异，但有了权力，他就和至高无上的上帝类似”；“……沙皇和王公们，听好了，你们要记得……上帝透过你们为自己在地球上选择了一个地方，将你们放到王座上，就将你们提升到了他的面前。”君主拥有神性权力这一概念并不属于沃洛茨克的约瑟夫。他那些名句只不过是从6世纪拜占庭作者阿加佩特的文本进行文学化加工转译过来的。所谓沙皇表面上与其他人无异，但其权力堪比上帝的说法已出现于《拉夫连季编年史》之中，该书讲的是苏兹达尔大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但12世纪的时候，这种所谓君主（抛弃基辅，前往罗斯东北方的森林和沼泽地带）拥有神性的说法还只在理论上存在。约瑟夫回到阿加佩特那里，就是为了指出莫斯科君权的特性，而当时，君权的规模及其本质都能使这样的梦想成真。观念找到了实现自身的工具。


    沃洛茨克的约瑟夫提出了对莫斯科君主的看法，伊凡三世统治的最后几年和瓦西里三世初年，沙皇的称号使用得愈来愈频繁。他在书信中特别指出莫斯科君主是作为专制君主统治罗斯的，世袭王公均应对他“表示应有的服从”，换句话说，任何事都得听命于他。


    君权（沙皇的权力）的神圣本质决定了它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弗·什马金对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解析，他是这样分析约瑟夫的：“……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在论述教会权力和国家权力关系的理论时，认为国家是教会的男仆，而教会是国家的女仆；国家权力是教会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作为交换，教会会向国家权力出让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性，转变成君主称手的工具。究其本质，约瑟夫阐释这两种权力关系的说法其实就是一种有利于双方的契约或协议：国家权力有权插手干预宗教生活的任何领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而且，教会由于放弃了自身的独立性以及某些权利，以有利于俗世权力，因此便可以保留过去所赋予的特权，而这些特权与其直接相关的真正的使命并无丝毫关联。”


    两种权力彼此支撑，这样的体制便会牢牢地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中，从而为上帝的意图服务。19世纪，研究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这位专家写道：“……司法机构和管理机构只是上帝在尘世上的真理的体现，因此对国家权力和宗教权力的职能进行严格的分配完全不成问题。”20世纪中叶，苏联的一名研究者赞许地写道：“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的院长无疑完全支持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状态。”


    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就是由他的“莫斯科君权理论”奠定的。但如果没有狂热的支持者，这套理论无疑也不会产生如此的重要性，也不会在随后几个世纪一直收到关照。19世纪的历史学家米·加科诺夫提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约瑟夫……是学派和党派的领头人，他的对手就是用他的名字来为他的学派命名的，说他的支持者都是心怀恶意、害人不浅的约瑟夫派信徒。”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长因此也就有幸成了俄罗斯第一个党派“约瑟夫派”的奠基人。依照这位历史学家的说法，说那些人“心怀恶意、害人不浅”都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约瑟夫掌握了一个学派，创立了一个党派。


    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创设了一个强大专制的国家理论。狂热的“约瑟夫派”信徒、普斯科夫的修士斐洛泰给这样的国家制订了一个计划。他在写给伊凡和拜占庭公主索菲娅所生的儿子瓦西里三世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莫斯科弥赛亚降临计划。他提到第一罗马遭异教侵蚀，最终轰然倒塌，而后第二罗马又遭非基督徒的打击而分崩离析，之后他便做出了如下的预言：两个罗马都已倒塌，第三罗马则会稳如磐石，不会再有第四罗马出现。历史如愿实现：所有东正教的王国都将统一到“唯一的一个王国麾下”。“在上帝所拯救的莫斯科城内”，教会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其本意是莫斯科主教座堂）里如阳光一般璀璨夺目，照耀整个宇宙。斐洛泰的预言在俄罗斯传播极广，一直传至彼得大帝时期，“莫斯科，第三罗马”这几个词也都出现在了莫斯科沙皇登基的典礼上。


    真正独一的基督教信仰就是东正教，信仰的唯一守护者就是莫斯科，专制君主是其化身：莫斯科君权这一概念成为伊凡三世内政外交上取得成功的一个基础。1487年，德国骑士尼古拉斯·波佩尔说他在游历东北欧期间，发现了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莫斯科大公国。皇帝腓特烈三世及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诸王公听得目瞪口呆。商人和地理学家当然都知道存在一个莫斯科大公国。但关于这个强盛的年轻国家及其摆脱鞑靼汗的统治获得独立的信息，很多人却第一次听到。不过，他们之所以吃惊，是因为在帝国的边界地区，波兰的雅盖隆家族正在步步紧逼。但照波佩尔的说法，莫斯科大公国是立陶宛和波兰的宿敌。这位酷爱游历的骑士很快就被派往了莫斯科，他以帝国使节的身份，于1489年到了那里。腓特烈三世提议让伊凡的女儿和他的侄子边疆伯爵阿尔布莱希特联姻，作为交换，授予其国王的称号。但让这位帝国使节惊讶万分的是，这个提议竟然被傲慢地一口回绝了。波佩尔用大公的口吻说莫斯科君主“皆为上帝任命”，“以前无须任何人的授任，如今就更不需要了”。一名被派往腓特烈三世身边的莫斯科使节同一年在法兰克福宣称，让大公的女儿和一个边疆伯爵成婚很不合适，唯一适合联姻的对象是皇储马克西米利安。


    尼古拉斯·波佩尔第一次游历的时候，距离莫斯科正式不再臣属于金帐汗国也就刚过去六年。八年前，伊凡三世拿下了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可以直接和西方联系，于是宣称要打一场战争，争夺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西方还没能理解这股新兴力量的重要性，对其魄力也一无所知。


    3 莫斯科和世界


    俄罗斯墨洛温时期以彻底摆脱鞑靼桎梏(1480)为始，随后就是留里克末代王朝和罗曼诺夫初代王朝，直至彼得大帝时期(1689—1725)。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是一本世界历史形态学散论，此书的著名作者斯宾格勒就是这样来形容这本书的，这位德国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假设，照此假设，15世纪至16世纪的俄国史和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国史（5世纪至8世纪）相契合。换句话说，俄国史比西方历史“落后了”大约八到九个世纪。斯宾格勒坚持认为：“我建议每个人都去读一读图尔的额我略（591年前）写的《法兰克民族史》，再读一读老卡拉姆津的相应章节，特别是涉及伊凡雷帝、鲍里斯·戈杜诺夫和舒伊斯基的文字。实在找不到比这更相似的地方了。”《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作者这儿指的是法兰克国王发动的无休无止的内战和抵御外侮的战争，他认为这些和莫斯科诸王公与世袭王公之间的战斗以及动乱时代相似。我们可以在克洛维(481—511)统治时期和伊凡三世统治时期中找到共同点，但这解释不了很多事情，丝毫说明不了问题。


    罗斯落后的观点并不属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独有：他只是清晰有力地表达了出来而已。15世纪，游历者和外交使节、手工匠人和雇佣兵络绎来到莫斯科大公国，有太多的证据表明莫斯科大公国“落后于”西方。这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家的居民自己也认可这种印象，只是他们对“落后”的解释是“差异”“不同”。这种情感从来就没从俄罗斯的意识中离开过。俄罗斯人依附于基督教世界（东正教分支），同时又是西方世界的一分子，却又自立于外。必须在某些领域追赶西方，尤其是武器领域，经常被认为他们有意在模仿“拉丁人”，而拉丁人又是教会的敌人，是“真信仰”的敌人。相吸相斥，相爱相虐，这种矛盾的情感就是莫斯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这些情感又决定了世界对莫斯科的态度。莫斯科让人着迷，却又让人生畏。在伊凡三世及其后继者统治时期，大量外国人充斥着罗斯的大街小巷。罗斯人给外国人划定了一个特别的区域：德意志区。


    15世纪，欧洲脱离了中世纪。欧洲文明得到确立，与莫斯科文明相距甚远。外国人自然而然会将自己的所见和自己所了解的东西进行比较，从而产生震惊、畏惧、反感，使这差异变得更为明显。同样，他们自然会觉得自己的模板最好，外国的模板很糟糕。西吉斯蒙德·冯·赫伯斯坦给我们留下了有关伊凡三世时期莫斯科大公国众生相的名著，从他开始，外国游历者都开始注意到大公（后来是沙皇）拥有的专制权力、顺服的民众以及残忍的习俗。这些观察的公正性还是毋庸置疑的，但请别忘了15世纪和16世纪（而且和先前几个世纪一样）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时代。与伊凡三世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残忍程度超过了罗斯君主。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瓦西里三世同时代，也是个暴君，与封建领主不共戴天。瓦西里三世时期，西班牙由天主教双王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统治：他们所设立的宗教裁判所正是强化专制权力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最后还有，伊凡三世的未婚妻来自意大利，当时意大利的切萨雷·波吉亚就以残暴出名，他的所作所为绝无原则可言。


    莫斯科国虽让外国游历者惊讶莫名，却并不比那个时代本身更残暴，西方的中央集权进程、逐渐肃清封建领主的做法和莫斯科吞并世袭公国的做法并无二致。莫斯科大公国有一个颇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国家对个体的摧毁，其表现形式就是君权神授。莫斯科君权的神圣本质，也就是教义（这才是重点）赋予了君主新的合法性。还在宣扬君主的“神”性之前，他就已经从父亲和祖父那儿继承了权力。从此以后，君主的至高权力就会不受任何尘世法律的束缚。“神授”之权将莫斯科君主的全体臣民都变成了绝对臣服于他的二等人。


    Kholop（奴隶、奴才）这个词指的是依附于土地及地主的农民，或买来的奴隶。该词还有更宽泛的含义，指听话顺从的仆人。从15世纪末起，所有呈给大公及之后沙皇的陈情书一律都得署上：奴才……后面才写名字。所有人，甚至世袭领主以及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的兄弟都得称自己是君主的“奴才”。如果君主的亲兄弟说自己是他的“奴才”，那别人就很容易认为这人是他的另一个臣民。


    约·赫伊津哈在分析“中世纪的衰落”（14世纪至15世纪的西方生活）时，给出了三个主要因素：勇气，荣誉，爱。这样的个人品质在莫斯科的生活中是无立足之地的。在服侍君王的时候是不得展现勇气的；在所有人都是君主“奴隶”的社会里，荣誉这样的概念就有了特殊的含义；至于12世纪普罗旺斯的宫廷抒情诗人发明的绮靡之爱，至于但丁、彼特拉克以及其他许多诗人所讴歌的热烈的肉体之爱，根本就不是罗斯生活的要素，直到16世纪，文学修士的笔下才出现了文学；我们知道，若是没有文学的推波助澜，爱就不会存在。


    罗斯生活的主要特征是：忍耐，顺服，虔诚。它们构成了不同的文化，也构成了和西方并不相似的那些刻板成见。《俄罗斯神学之路》一书的作者格·弗洛洛夫斯基指出：“俄罗斯思想史呈现出大量神秘的、难以令人理解的面向，特别是那漫长的、无止境的沉默。那么究竟该如何来阐释俄罗斯思想这晚熟而又缓慢的觉醒过程呢？”历史学家格·费多托夫和弗洛洛夫斯基一样，也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移民国外的，他对此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困惑：“在13世纪肮脏、贫穷的巴黎，经院哲学家吵得不可开交，而在富丽堂皇的基辅，圣堂里的马赛克光芒四射，却只有修士、编年史和圣徒言论集……”对外国人眼中俄罗斯“落后”的原因，或者俄罗斯人对其“独特性”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19世纪上半叶，彼·恰达耶夫说那是“知识界万马齐</a>喑”所致，因为西方人受到过罗马的教诲，基督教具有古希腊和拉丁的形式，其古典哲学思想和传统极为丰富，而俄罗斯人接受的是拜占庭的基督教，仪轨的华丽修辞常常掩盖了思想。哲学家斯·列维茨基也持相同的观点，他指出9世纪西里尔与美多德创造的字母在这当中起了作用，将《圣经》和福音书翻译成教会语言（即教会斯拉夫语，为马其顿方言，源自古保加利亚）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所以，俄罗斯人并不需要翻译，教会斯拉夫语和古罗斯语颇为相近。在西方，《圣经》是希腊语译本，还有拉丁语译本，修士和古罗斯的博学之士不同，必须掌握维吉尔所用的语言。


    古罗斯文学最优秀的专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没有去探讨其中的成因，而是研究起了罗斯文化的特性。他先从一个颇有争议的论断开始：罗斯文学或许“比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学都要古老”，因为它“起初可以追溯到10世纪下半叶”。然后他又说：“……古罗斯文学影响不大，声音微弱。既没有出现莎士比亚，也没有出现但丁。他们是在合唱，很少会有，或根本就没有独唱，合唱君临一切”；“相比现代作家的独创性，古罗斯文学和民间文学更接近”；“罗斯文学不是作家文学：它就像是大众的创造，是超越个体的艺术”。院士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总结道：“古罗斯作家不是各自构造楼房的建筑师。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他们是整齐划一、气势恢宏的建造者。”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所说的“超越个体”可以称之为“集体性”，这种集体性赋予了古罗斯文化整体的特性，甚至出现在最为璀璨的表现形式上：建筑和圣像画。


    东正教在此种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塑造了俄罗斯人的世界观及其行为方式。行为和精神的塑造过程当中也不能不考虑物质因素：旧土地用罄，需时常迁移至新的领土的农业模式——这种行为同样也是为了逃离危险。之所以对故土缺乏依恋，是因为每五到十年，莫斯科的森林就会发生火灾；有编年史家惊讶地发现钱袋子伊凡统治时期，十五年时间共发生了四次大火灾，伊凡三世统治时期，大公国的都城也这样经常被烧为灰烬。每次，城市都还是用木头重建；尽管木头这种材料最容易获得，但用石头建城就不会沦为灰烬，只是莫斯科人不常用这种材料。


    莫斯科君主的专制权力同样也是文化和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基本要素。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和公法专家经研究，认为这种状况起源于15世纪左右。沃洛茨克的约瑟夫、斐洛泰及其门徒和继承者则从遥远的过去寻找解释，因为红太阳弗拉基米尔和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二世继承了拜占庭的传统，其专制君主的谱系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一脉相承。19世纪的研究者则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认为其发展进程受到了东北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有些人强调蒙古桎梏的作用，导致大家需要一个强势君主来保护民众；另一些人则认为蒙古模式对莫斯科君主造成了冲击。《莫斯科君权》(1889)一书的作者米·加科诺夫至今仍然是该主题最好的研究者，他写道：“莫斯科版本中最易出现绝对君主温床的正是没时间考虑任何权利和自由的灰蒙蒙的民众，他们整天最担心的就是一日三餐和面对强权时如何自保。这种绝对主义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如果不是伊凡三世时期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到来，它不可能这么快就在沙皇的专制体制中找到其最终的表现形式。”苏联历史学家认为阶级斗争法则和不可避免的进步趋势使中央集权国家和强权最终得以形成。


    伊凡三世很清楚专制权力的必要性（他的孙子伊凡雷帝对此也进行过大量思考），认为这才是国家秩序的保障。伊凡三世在写给嫁给立陶宛大公的女儿的一封信中是这么解释的：“立陶宛君主林立的时期国家一片混乱；你也知道我父亲统治时期我们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动荡，他去世后，我和我的兄弟之间产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你应该对这些事情还有记忆。”伊凡三世对女儿说的是他父亲瓦西里二世的“大混乱时期”，那时候叔伯子侄常年互相攻伐；他也提到了自己和几个兄弟的战斗。莫斯科大公还讲到他的女婿，也就是在立陶宛和波兰都当上国王的亚历山大所遭遇的困难。伊凡三世对女儿讲了自己的看法，因为1503年，他女儿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支持自己的丈夫，对父亲背信弃义的政策大张挞伐。


    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就在为夺取东欧霸权而征战不休，而它们完全相反的政治结构就成了莫斯科和波兰—立陶宛联盟之间战争无止境的源头。同时，两国的命运也能让人清晰地了解专制体制和共和君主制之间的优劣。


    伊凡三世和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征伐不断，最终将全罗斯所有有人烟的土地都吞并到了莫斯科大公国的疆域内。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大罗斯人”一词的定义出现了问题，引发了对“大罗斯”国形成的确切时间及其种族构成的争论，而且争论从未停止过。19世纪基本属于理论范畴的国族问题又重新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国族问题又具有了强烈而且现实的政治意义。


    基辅罗斯斯拉夫人的起源并没有引发争论，尽管留里克王朝的国家创建者诺曼人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如何始终众说纷纭。莫斯科罗斯的种族构成却引发了极其激烈的论争。


    尤里·多尔戈鲁基和他的儿子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向东北方迁移，在已有人定居的土地上殖民。后来的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诸公国当时都被芬兰的部族占据：梅里亚人、威瑟人、穆罗米亚人等。他们都被新来者同化，皈依了基督教，丧失了自己的语言，接受了殖民者的语言。米·伯克洛夫斯基不关注国族问题，认为“大罗斯人”是种族大杂烩，芬兰人占了五分之四，剩下的都是斯拉夫人。伯克洛夫斯基此处指的是12世纪殖民进程第一阶段的情况。14世纪，金帐汗国开始衰落，在投入大公麾下服役的鞑靼人中间，莫斯科人占了大部。


    大罗斯种族的形成是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远离同时进行的，而后者又同化了相邻的非斯拉夫部族。列夫·古米廖夫说得很简洁，14世纪，古罗斯的种族分成了好几个部分：“东北罗斯人和梅里亚人、穆罗米亚人、威瑟人以及大草原上的突厥人相混居，从而诞生了俄罗斯人，而西南罗斯人则和立陶宛人、波洛韦茨人相融合，形成了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和大部分历史学家一样，列夫·古米廖夫也接受了“罗斯”和“大罗斯”的说法。“大罗斯”(Velika?a Rus)的概念和14世纪出现的“小罗斯”(M?a Rus)相对立，后者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神职人员引入的，这其实是和罗斯教会分成两个都主教有关，一个的中心在维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基辅都主教就驻锡于此），另一个的中心在加利奇。“小罗斯”和“白罗斯”(Bi?a Rus)（后者这一称号显然出现于14世纪，但历史学家对其起源并未达成定论）的概念因此并无种族意涵。三个罗斯（大罗斯、小罗斯、白罗斯）都是斯拉夫人，其核心基础都是由涅斯托尔的《往年纪事》中提及的那些部族所构成。基辅罗斯衰落（乌克兰历史学家认为基辅国就是乌克兰国）、鞑靼入侵，以及立陶宛多次攻占之后，大罗斯、小罗斯（以后称为乌克兰）和白罗斯（白俄罗斯）的历史便走向殊途。


    这样的划分自有其政治原因：在东北罗斯诸公国逐渐被莫斯科吞噬之际，小罗斯和白罗斯的民众则被并入了立陶宛—罗斯大公国之中，之后又被并入波兰—立陶宛王国内。小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失去了历史上的话语权。大罗斯人则相反，他们接受莫斯科大公国的统治，进入了历史。莫斯科诸王公将东北罗斯统一起来（15世纪统一加速），这件事又赋予莫斯科公国一个新的特质：使之成为大罗斯民族国家。莫斯科大公便成了“大罗斯”君主。那个时代诞生的这一意识形态使他牢牢地掌握住了权力。


    莫斯科的三位君主占据了整个15世纪：1389年登基的瓦西里一世带来了14世纪的遗产，瓦西里二世和死于1505年的伊凡三世又将这份遗产带入了16世纪。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个国家得到创建，它包括了东北罗斯的领土，改变了莫斯科在外界的地位。直到那时候，它一直受到对手的保护，免受外界的侵袭，它的那些对手即罗斯的其他公国，也是它攻占的目标。随着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尔、下诺夫哥罗德、梁赞、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以及普斯科夫被莫斯科吞并，所有罗斯公国都成了莫斯科国的组成部分，而国家也就在其边界地区和外国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新的危险、新的威胁出现了，于是又出现了新的需求，要将国家的疆界进一步扩大，以保障自身的安全。防御型帝国主义不会停歇，也不会让任何人消停。


    俄罗斯历史学家发现这样的政策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其中最出名的无疑就是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这位学者拥有很强的洞察力，文笔极好，拥有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今时代这么多俄罗斯历史的大部头著作中，他仍然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对他来说，莫斯科诸君主的行为，其主要动机就是“保卫国家免受外敌侵略才是最高利益所在”。克柳切夫斯基从这段历史时期得出一个结论：“莫斯科国是在14世纪受外族桎梏时期构思而成的，在15世纪和16世纪国家的建构和扩大时期，为了生存下去，在西方、南方和东南方进行了惨烈的战斗。”这位历史学家在盘旋于国家上方的威胁之中看到了一个正面的特点：“对外战斗阻止了内部的冲突。内部的对手保持和平，共同对外，政治分歧和社会分歧在国家和宗教受到威胁的时候变得不再重要。”


    外部威胁（国家的完整性、国族和宗教所受的威胁）是将民众汇聚到统一化身者身边的工具，是莫斯科内政外交的政策基础。


    16世纪初，莫斯科对世界的了解远胜于世界对它的了解。直到15世纪中叶，西方才出现偶然踏足罗斯国土的外国人的简短评论。1845年，由俄罗斯历史学家弗·阿德隆编纂的类似的书目清单内只有三篇前来东方游历的文本：一篇是弗拉芒人吉尔贝·德·拉努瓦的，另两篇是两个威尼斯人的，他们分别是约萨法特·巴尔巴罗和安布罗伊斯·孔塔里尼。不过，莫斯科并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地，他们只是经过时才会来看看：他们要去造访的是诺夫哥罗德和波斯。所以说，对波兰另一边的那片土地，无论是其管理模式，还是习俗，抑或是地貌，西方时常会产生稀奇古怪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莫斯科国的首个主要信息来源是德国使节西吉斯蒙德·德·赫伯斯坦的叙述。据我们所知，1517年和1526年，他两次来到莫斯科；他懂俄语，在其《莫斯科纪事》里不仅有个人的观察，也有罗斯的历史文本。赫伯斯坦是作为日耳曼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使节来莫斯科的。他要面见的就是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三世大公。这是那个时代出现的第一份关于莫斯科大公国的详尽的证词，大部分都颇为可信，这一点完全合乎逻辑。瓦西里三世统治期为二十八年(1505—1533)，他结束了莫斯科大公国的历史，开启了莫斯科沙皇国的历史。


    4 恐怖沙皇


    很难说是因为人民残暴才会出现暴君，还是因为君主暴虐，才使人民变得如此残忍。


    ——西吉斯蒙德·德·赫伯斯坦，1549


    皇家使节对瓦西里三世的莫斯科有所了解之后，便致力于对社会和极权体制彼此之间的独立性进行思考。他认为莫斯科君主的权力比西方统治者所拥有的权力广大得多。三个世纪之后，1863年，俄国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完成了一本讲述伊凡四世时代的小说，他承认在读原始文献的时候，书本“经常会从他手上掉落”，他“会把笔一扔，义愤填膺，他并不在意伊凡四世是否存在，而是觉得竟然会存在这样的社会，一个他认为不存在反抗的社会”。


    “恐怖”这个绰号早已授予了伊凡三世。他应该只对自己的孙子才有真正的感情。翻译使grozny这个俄语词的真正意思产生了变形。对俄国人来说，grozny并没有法语、英语、德语中“恐怖”“令人生畏”的那种意思，而是具有不容置辩的意涵，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权力总归是“恐怖”“气势汹汹”的，权力本就如此。


    瓦西里三世是他父亲伊凡三世和他儿子伊凡四世之间必不可少的一环。瓦西里三世遵循父亲的内政外交政策，父亲的草创到了他这儿，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他在正式场合总是顶着莫斯科大公的头衔，但他传给儿子的是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权力，从而使伊凡四世得以自行加冕成为沙皇。


    瓦西里三世的母亲是拜占庭公主，他的妻子却不是。他的儿子伊凡雷帝认为这很荣耀，便对波兰人说他认为自己在日耳曼皇帝和法国国王之上，因为他的谱系来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这位俄国沙皇骄傲地宣称：“在我们和土耳其苏丹之外，没有哪个国家的君主，其家族不间断地统治了两百年之久。”瓦西里三世从不会忘记自己的出身，但他的权力都是他父亲伊凡三世遗赠给他的。


    自从达尼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以来，莫斯科所有王公都会给长子留更多的财产，使他的实力超过其他兄弟，也就是世袭王公。伊凡三世的遗嘱完成了这个进程：大公留给自己的长子和继承人六十多个地区，有城镇，有土地，而他的四个兄弟总共只分到了三十座城市，其中大部分从规模和财富多寡来看，都无足轻重。此外，长子还享有极大的政治优势。在此之前，大公的所有儿子会共享莫斯科，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地块内课税，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伊凡三世的遗嘱将莫斯科的所有权力都让给了长子，包括司法权，而世袭王公只能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这项权力。每个世袭王公此前也能铸币，和大公一样。而这份遗嘱自此以后使之成为大公的专享权力。最后，世袭王公若无子嗣，伊凡三世就会剥夺其将土地留给自行选择的继承人的权力；这样一来，土地就都落入了大公的手里。米·加科诺夫认为，15世纪，“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这一点越来越重要”。伊凡三世的遗嘱展现了大公所向无敌的意志。对瓦·克柳切夫斯基而言，“伊凡三世的继承人坐上大公国的宝座，比伊凡本人更有君主气派”。


    1492年，都主教佐西马在复活节的讲话中称伊凡三世是“全俄专制君主，新君士坦丁堡的沙皇君士坦丁，罗斯全境和其他无数土地的君主”。三十年后，都主教的这句话成了莫斯科君主的正式头衔。瓦西里三世向定居于鄂毕河沿岸的涅涅茨人发去文书，向他们宣称此后他们就是他的臣民，文书开头是这样写的：“伟大的君主瓦西里因上帝之旨意，成为全俄沙皇和君主，为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彼尔姆、尤格拉、维亚特卡、保加尔人及其他人等的大公……”


    瓦西里三世登基七年之后，西吉斯蒙德·德·赫伯斯坦来到莫斯科。马克西米利安的这位使节被大公的权力震惊到了：“他施加于臣民身上的权力轻易超过了世界上的所有君主；他还完成了其父亲的遗愿，从所有王公和其他重要人物手上夺走了他们的城池和采邑；所有人都沦为他的奴隶，以至于他命令臣民住到宫里来，出发去打仗，或是管理使团，这些人都不得不自掏腰包支付一切费用；他的权力既针对神职人员，也针对俗人，他可以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支配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和财产。”


    伊凡三世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权力。1480年，他突然抛弃了驻守奥卡河畔、阻止鞑靼汗入侵的军队，莫斯科的居民都说他是胆小鬼，他临阵脱逃，向鞑靼人敞开了通往都城的道路。三十年后，这样的事不再可能发生了。波雅尔别尔森斗胆抱怨说大公做任何决策都太听信宠臣伊万·什戈涅—波哲金的话，结果立刻就被砍了脑袋。辅祭费奥多尔·亚列尼颇有微词，也被割了舌头，还被鞭子抽。谴责瓦西里三世的都主教也被剥夺教职，关入修道院。继之担任都主教的就是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门徒达尼伊尔。瓦西里三世与索洛姆尼亚·萨布洛娃结婚二十载后，提出离婚</a>，理由是妻子不育，达尼伊尔藐视教会戒律，允许他离婚，迫使王妃遁入教会。他还为大公和年轻的叶连娜·格林斯卡娅举办了婚礼，四年后，格林斯卡娅为他生下了继承人，取名伊凡。


    斐洛泰著名的《书信集》就是写给瓦西里三世的。莫斯科君权神授的观点以及 “第三罗马”这样的预言使对大公的膜拜得以诞生。赫伯斯坦记录，如果问莫斯科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一般都会回答：我们不知道，但上帝和大君知道。


    外交方面与传统的“集权”政治相呼应，出现了同样传统的“罗斯联合体”。1510年，瓦西里三世将普斯科夫纳入莫斯科，他对这个商贸共和国的态度，和他父亲对待诺夫哥罗德的态度一模一样。普斯科夫的编年史家记载，瓦西里的使节向维彻宣布：“如果你们想让自己的生活一如</a>往昔，就必须满足大公的两个意愿：不再设立维彻，摘下大钟；接受君主分别设在普斯科夫与周边地区的两个总督。”这是莫斯科的最后通牒，普斯科夫只能屈服；尽管如此，君主还是下令，将三百多户家庭逐出该城，那些人的住宅、土地、财产全都分给了莫斯科人。编年史家写道：“在普斯科夫的外国人无法忍受这样的胁迫，都回国去了。”1517年，不久前刚成为莫斯科劲敌的梁赞也被纳入了莫斯科。


    瓦西里三世统治的这大约三十年时间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战争。既有进攻，又有防守，战争在两条战线上展开：南方和西方。莫斯科南部的敌人就是克里米亚。伊凡三世在位时期，明里—格来汗破除了和莫斯科缔结的联盟，而和立陶宛确立了友好关系，这样就会时常威胁到莫斯科国的边境地区。鞑靼骑士经常入侵，越来越深入，有时甚至打到了莫斯科，每次都抓成千上万的俘虏当奴隶。莫斯科和克里米亚之间的不和持续达两个世纪之久，而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两者都想夺取喀山。被瓦西里安置在大公宝座上的那些人只能去和克里米亚汗的支持者打仗。这些觊觎王位的人彼此之间内讧不断，莫斯科只能派出部队去保护自己的盟友。瓦西里三世的政策是保护莫斯科国的南部边境地区，反对鞑靼人入侵；也正是他最先组建了“近卫军”。每年夏天，他都会派遣这些监察部队驻守于南部边境奥卡河沿岸一带（河岸——bereg——当时也是边境的同义词，所谓的“河岸部队”目的就是镇守河流）。在扎赖斯克、图拉、卡卢加建起了许多石堡，还建了许多防御据点。渐渐地，这些堡垒不再仅仅局限于奥卡河沿岸，也出现在了更远的地方。防御体系转变成了陈放武器的场所，以期发起新的攻势。


    西边的军事行动进展更为顺利。1503年，伊凡三世和波兰国王亚历山大签订了六年停战协定，1507年，协定破裂。立陶宛领主米哈伊尔·格林斯基在维尔诺起事，要求莫斯科援助，后者便主动帮助了他。立陶宛新大公和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刚在克拉科夫登基，就急忙赶往立陶宛首都。他后来击退了莫斯科的军队，格林斯基被迫逃亡。1508年，双方签订和平条约，1512年又被莫斯科废除。由此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战争，双方命运各异。战争的一个大目标就是斯摩棱斯克城，这座城市被莫斯科军队围困了三年之久。1522年，再一次签订和平条约，斯摩棱斯克被让给了莫斯科。


    冲突期间，1514年，莫斯科军队在奥尔沙遭遇惨败。依据传统的说法，两名军事统帅率领的部队被立陶宛军事统帅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王公打败。尽管这场惨烈的战役并没有对战争的终局产生重要影响，但还是值得多加留意，因为五百多年后，其间的回响仍能听到。白俄罗斯脱离苏联之后，决定将奥尔沙战役的日期作为纪念日，使之成为“军队荣誉的节日”，因为“白罗斯军队在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的率领下，歼灭了莫斯科罗斯的军队”。


    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是东正教徒，但他的领地在立陶宛大公的领土上。可以说从那个时代起就有白罗斯人，只是还不存在白罗斯国，虽然从1992年起，明斯克的某些历史学家还在提“白罗斯—立陶宛国”。所以，1514年的战役可以将过去放在新的语境下来看。白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写道：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运用出色的战术，歼灭了莫斯科国的大军。这场胜利得以维护国家的主权。神圣罗马帝国拒绝和莫斯科结盟……整个欧洲都知道了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的胜利。罗马教宗还为此举行庆典，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成为立陶宛大公在西方的利益捍卫者。1518年，为了说服德意志骑士团的大团长在他所发动的征服战争中不去支持莫斯科，他写道：‘立陶宛的完整性……有利于整个欧洲，莫斯科大公国相当危险。’”白俄罗斯的历史学家过分夸大这场在森林和沼泽深处开打的战役的重要性，并未含沙射影剑指波兰，但波兰和立陶宛休戚相关，是莫斯科在西方的主要对手。1525年，和德意志骑士团打了一仗以后，普鲁士日益世俗化，成为波兰王国的附庸。骑士团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德·霍亨索伦成为华沙的忠实臣属。1561年，波兰攻占了立窝尼亚骑士团的领土，德语叫作利夫兰（波兰语叫作因夫兰季），居民为芬兰裔利夫人。


    如何同摩尔达维亚公国处好关系，又如何应对土耳其和波兰的关注，这些都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摩尔达维亚公国由部分介于普鲁特河与锡雷特河之间的原本属于罗斯的领土构成，信东正教，突厥人入侵之前，一半都是斯拉夫—罗斯文化。俄语为国家的行政语言，摩尔达维亚诸王公的文件均使用西里尔字母。与伊凡三世同时代的斯特凡大帝(1457—1504)在黑海西北部占据了重要地位。伊凡三世无法视之为无物，便于1483年和公国巩固关系，让自己的长子小伊凡娶了斯特凡的女儿叶连娜。小伊凡死于1490年，但两国之间的友谊一直维系到了瓦西里三世时期。这位莫斯科君主在其治下的最后十年，接待了摩尔达维亚的使节，后者请求瓦西里三世帮助公国抵御波兰。但莫斯科并不想回应这个请求。1538年，苏丹苏莱曼一世攻占了摩尔达维亚。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认为“拉丁化的”波兰对东正教的威胁更大，他说：“土耳其统治期间，摩尔达维亚受到保护，未遭波兰侵袭。”


    瓦西里三世的头衔出现在他写给涅涅茨人的文件中，由此突出了莫斯科国外交政策的另一个轴心，那就是：北方。在大公拥有的领土中，我们注意到如下地块：彼尔姆、尤格拉、维亚特卡。12世纪至17世纪的俄罗斯文献将尤格拉划归伯朝拉河与乌拉尔山脉北部之间。这些土地都属于诺夫哥罗德，后者对当地民众课取皮毛税和海象獠牙税。从15世纪中叶起，尤格拉就被并入了莫斯科国；伊凡三世时期组织了几次军事远征之后，当地的汉特人和曼西人公国都被清除掉了。他的儿子继续向北进发，又将这项使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伊凡四世统治时期，罗斯国的疆界已越过了乌拉尔山脉。


    罗斯的政治观念继续在瓦西里三世时期成形。该观念诞生于当时“蓄财者”（“约瑟夫派”）和“非蓄财者”之间尚未结束的战争之中，诞生于神学的争辩之中，不可能是其他情况：全国的博学之士都集中在修道院内，那时候只有宗教人士才是科学巨匠。结果，神学争论就成了对君权的本质及其与教权之间关系的激烈论争。希腊人马克西摩斯的行为对莫斯科罗斯智识的发展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希腊人马克西摩斯(1480—1556)在来罗斯之前叫米哈伊尔·特里沃列斯，当时就已名声在外，修行了很长时间。他出生于希腊，在那儿受的教育，并且从政，但从政时间很短。于是，他就剃了度，在佛罗伦萨多明我会的圣马可修道院待了好几年。1505年，他突然皈依东正教，住到了阿索斯山上。1516年，瓦西里三世让他来莫斯科翻译希腊著作，尤其是《圣咏经》这本书。1499年，在诺夫哥罗德总主教根纳季的努力之下，《圣经》被翻译成了教会斯拉夫语。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神秘人物是多明我会修士，名叫“维尼亚明，斯拉夫人出身，拉丁信仰”，他大力帮助总主教，一起参与确立了“根纳季《圣经》”。希腊人马克西摩斯亲自翻译了《圣咏经》和其他著作。他还以宣道者的身份写了大量文章。


    希腊人马克西摩斯的作用难以估量。与之同时代的人都相信，是他第一个将发现美洲大陆的消息传入了莫斯科，虽然已经晚了二十年时间。罗斯对此并未多加关注，居民们要到1584年，也就是马尔辛·别尔斯基的《波兰记事》被翻译成俄语之后，才了解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详细情况。


    希腊人马克西摩斯带来的东西要比发现远方的美洲新大陆这则消息更重要。他在阿尔巴尼亚、科孚岛、威尼斯、巴黎和佛罗伦萨都逗留过，此时，西方已开始对古典时代，也就是新出现的思潮感兴趣，而这一点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圣西缅修道院的房间成为莫斯科人聚集讨论“沙皇格勒著作与习俗”的地方。


    希腊人马克西摩斯将罗斯人对西方的兴趣进行了总结，他这么做是因为有大量外国人来到莫斯科，而且罗斯也出现了对科学以及“拉丁”文化遮遮掩掩的好奇心。希腊人马克西摩斯比与之同时代的罗斯人学识更渊博，文学造诣极深，他将思想开明的宗教人士和在俗人士都汇聚到了自己身边。瓦西里·帕特里科耶夫亲王就经常去他的房间，后进行剃度，取了瓦西安这个名字，成为16世纪唯一一位有所独立的神学家。季诺维·奥简斯基和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亲王有过一个说法，即俄罗斯首位印刷匠伊万·费奥多罗夫就听取过马克西摩斯的意见。此外，我们还知道马克西摩斯给费奥多尔·卡尔波夫写过信，而后者是莫斯科罗斯杰出的外交官和法学家。


    希腊人马克西摩斯是坚定的“非蓄财者”，对“蓄财的”修士大加挞伐，他将后者比作寄生虫，一个人把好吃的全吃了，而为他们干活的农民却“永远缺吃少穿，悲苦无依……”希腊人马克西摩斯是“异端”和“拉丁人”的劲敌，他与神秘主义“静修派”比较接近，后者的导师主要是西奈人格里高利（卒于1342年）和格雷格利乌斯·帕拉马斯(1296—1359)。“静修派”的支持者（特别是格雷格利乌斯·帕拉马斯）激烈反对“拉丁文明”及其主要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他们断然摒弃对基督教进行“亚里士多德化的改造”，换句话说，就是绝不能在钻研真理的时候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们宣扬的不是理性，而是信仰。“因为信仰并不是由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而是由圣灵的力量传递给我们的……”“静修派”最重要的一个面向是对神圣能量的“专注”，这并不需要任何智识上的努力。不过，希腊人马克西摩斯认为自己是更为正统的“静修派”，理由很简单，因为他鼓励研究科学：对他来说，科学、教导、理性都有助于人意识到智识的无力，从而将人领至“上帝赐予的内在哲学”——信仰——中去。


    在16世纪的莫斯科，神学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和两个问题相关：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大公的权力应是绝对的还是受限的？我们发现在熟悉马克西摩斯房间的人中间，瓦西里·帕特里科耶夫亲王接受剃度，卷入了宫廷内部的冲突，支持伊凡三世的小儿子德米特里。瓦西里·帕特里科耶夫是立陶宛大公格迪米纳斯和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直系后裔；因此，他反对伊凡三世的专制主义倾向是有其逻辑可循的。


    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亲王是留里克的后裔，也是莫斯科专制政权的主要反对者，他同样和希腊人马克西摩斯联系紧密。我们必须写一下希腊人马克西摩斯的《布道词》，他在其中“充满同情地”说到“沙皇和当局治下混乱的状况”。他揭露了统治者的贪婪不义，凡是能压迫的人，他们都会去压迫。希腊人马克西摩斯说：“我走的是一条艰辛之路，当我看见妇女坐于道边，内心便充满痛苦；她双臂搁在膝头，脑袋埋于臂中，号哭不停。”从长篇的布道词中看出，这个哀苦的寡妇同意说出自己的名字，她叫瓦西里娅（即希腊语版本的“沙皇”）。她解释了自己悲苦的原因：虔诚的沙皇已经消失不见，剩下的沙皇只想着开疆拓土，为此征战不休，义人流血，他们反而兴高采烈。


    希腊人马克西摩斯及其门徒最大的罪行就是批评专制神权的教义，经过“约瑟夫派”不懈的努力，专制神权已成为莫斯科的官方意识形态。这样的批评，再加上他对君权神授的质疑，都被认为是在打击这种教义。


    他们没法指责希腊人马克西摩斯及其门徒在取悦异端或“拉丁人”。他们有可能对受责罚和忏悔的异端比较宽柔。但总体而言，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是相当坚定的。希腊人马克西摩斯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写道：“拉丁人任由自己遭到引诱，不仅被希腊罗马的学说引诱，还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著作引诱……他们想要把不可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把恶带向世界。”希腊人马克西摩斯还有其他的怀疑。波雅尔伊万·别尔森—别科列米舍夫抱怨说，自从“大君之母”索菲娅·帕列奥洛格来到罗斯，国家就混乱不堪。马克西摩斯稍作反驳，说索菲娅出身于皇族。而别尔森—别科列米舍夫却坚持说：“马克西摩斯老爷！就算是这么回事，可她还是把我们这儿弄得混乱不堪……善良的人都认为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传统老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在我们这儿，大公也在改变习俗。”君主本人是不得改变习俗的——这就是希腊人马克西摩斯以及“非蓄财者”的立场。“约瑟夫派”对此的回答是：大公什么都能做。


    “约瑟夫派”的反对者对君主主要的指责是他干预神职人员和教会的事务。希腊人马克西摩斯认为理想状态是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和谐相处。他同样认为君权（属于世俗权力）需受至高道德律的约束。


    希腊人马克西摩斯受到过三次责罚：指责他翻译中出现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小错误，是因为对俄语了解不够；还指责他是土耳其苏丹的间谍，这个简直是异想天开。1525年至1551年间，他被关入不同的修道院，直到去世前五年才获得自由。瓦西里·帕特里科耶夫和别尔森—别科列米舍夫都和他一起受到了惩罚。


    革命之前的俄国历史学家发现莫斯科诸王公的采邑就这样逐渐转变成了一个充分意义上的国家，而这就是伊凡三世、瓦西里三世、伊凡四世的主要成就。苏联的历史学家对这样的观察做出了价值判断，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在他们看来，罗斯的中央集权化事实上是国家快速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们引用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句话：“可以认为无论哪个国家，中央集权都是快速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工具。”


    采邑转变为国家的进程是建立在伊凡三世统治期间莫斯科各种自相矛盾的主张之上的，他一会儿说要将整个罗斯大地当作单一的民族来加以统治，一会儿又说希望按照赐给王室分支的封地这项私法的规定，学采邑的做法，来统治罗斯。


    在采邑中，君主是土地及与之相关的任何经济利益的所有者；土地上的自由民和他拥有契约关系，彼此都可不受约束地中断契约。土地汇集起来，领土扩大，将采邑转变成了国家，而君主继续以管理私有封地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但渐渐地，经过极缓慢的时间，国家层面出现了法律。1497年，莫斯科颁布了第一部官方《律书》。这是一部诉讼文本的汇编本，照罗斯法学史专家米·加科诺夫的说法，《律书》的“内容要比10世纪至11世纪的《罗斯法典》更贫乏。不过，重要的是，君主的意志越来越频繁地以法律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不再只针对王公封地的收益上面”。


    国家法律的形成过程中会出现逐渐对古代习俗进行替换的现象。瓦西里·塔季谢夫在其《先祖时期以来的俄国史》一书中使用了后来消失的编年纪事文本，他讲述了伊凡三世和都主教之间的一场对话。1491年，大公命令自己的兄弟，也就是世袭王公派遣军队援助当时的莫斯科盟友明里—格来汗。乌格里奇王公安德烈和他的其他几个兄弟一样，都和伊凡三世签有契约，但他拒绝服从命令。随后，安德烈去了莫斯科，他先是受到了热烈欢迎，之后就被投入了大牢。伊凡拒绝了都主教将其释放的请求，他的理由是：“我死的时候，他（安德烈）就会想尽办法获取大公的头衔……如果他成功了，那我的几个儿子就会很生气，他们会彼此攻伐，鞑靼人就会趁势打击罗斯大地，烧杀抢掠，抓大量的俘虏，再次要求上缴贡赋；基督徒会像以前一样流血，我的所有努力都会白费，你们也都会再次沦为鞑靼人的奴隶。”


    终结了鞑靼“桎梏”的伊凡三世自此以后不再担忧采邑、莫斯科公国，而是要为罗斯大地忧心。不过，所采取的方法还是没变，他父亲盲人瓦西里二世也都使用过。伊凡三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在临终之时，担心自己的兄弟尤里亲王问鼎御座，设法从还很年幼的合法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伊凡雷帝”）手中抢夺王位，便命令波雅尔对此采取必要措施。于是，瓦西里三世尚未去世，他的兄弟就在大牢里被杀害了。


    在两个原则（到底是独立的主宰者和土地所有者，还是国家至高权力的拥有者）之间游移不定，成了伊凡三世、瓦西里三世和伊凡四世统治期间的特征，换言之，他们从父到子，再到孙子，涵盖了大罗斯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最终“使国家动荡不安，使统一者当道的王朝趋于灭亡”。


    5 七波雅尔摄政


    贵族制九头蛇再也无法统治罗斯了。


    ——尼古拉·卡拉姆津


    《新旧俄罗斯记》一书写于1811年，作者在思考17世纪初的种种事件时，提到了“贵族制九头蛇”这一短暂的统治时期。但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说法来指称瓦西里三世驾崩之后的时期。唯一的区别是，根据当时的计算，1535年左右出现的是七头蛇。这段时期指的是从瓦西里三世驾崩至继承人登基之前。王储的父亲去世之时，王储还只有三岁，于是就出现了七波雅尔摄政。


    1497年的《律书》将民众分成了两个种类：“军职人员”和其他人。书里还说《法典》由“全俄大公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在他的孩子及波雅尔的帮助下编订而成”。社会结构则要相对复杂。服务级别（指的是各个家族之间的服务关系，按等级分成各个级别，也就是官级）再分成两大类：严格意义上的“军人”(sloujily?é)和杜马大贵族(doumny?é)，后者占据更高级别的国家职务，在名为杜马的君主的议事会内任职。杜马大贵族则分成波雅尔、侍臣和杜马贵族(doumny?é dvorianié)。莫斯科（首都）的“服务级别”与其他城市不同；所有人均可占据军队统帅的职位。服务级别的第二梯队涵盖了“缴纳人头税”级别，这些人需缴纳人头税。他们再分成城镇工商居民和乡民：前者包含了城里人和城郊人，后者耕种土地，住在乡村地区。


    “军职人员”直接为君主服务，“缴纳人头税”级别则需支付费用，充实国库，间接为其服务。


    波雅尔由大公的上层仆从这一等级构成；他们与之存在私交，令人想起古罗斯王公与其亲兵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表明君主赐给了仆从某些特权：赐予采邑，缴纳赋税时享有好处，等等。随着封地制度日益解体（主要是因为莫斯科君主“吞噬”了这些土地），波雅尔阶层便逐渐扩大，这样就损害了世袭王公的利益。瓦·克柳切夫斯基认为，16世纪的时候，两百个波雅尔家族中，只有七十个没有头衔。因此，伊凡雷帝才能向瑞典国王理直气壮地写道：“我们的波雅尔和地方行政长官都是我们最古老的大君的子嗣，其他人也都是金帐汗国沙皇的儿孙，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的兄弟，或者是特维尔、梁赞和苏兹达尔大公国或其他大国的居民和子嗣，所以他们都不是普通人。”


    出身，再加上拥有大片领地，由此便奠定了贵族的身份，而这与莫斯科诸王公摇摆不定的专制权力相左。他们首先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特权，以此来进行抵抗。在诸多特权之中，有一项是加入波雅尔杜马，管理国家事务。基辅诸王公经常会向亲兵中最杰出的成员问策，这是莫斯科罗斯继承下来的一项习俗。大公每次想要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都会召开杜马。16世纪，七十名上层贵族代表都有权在波雅尔杜马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四十名王公均有头衔。不过，大公能邀请任何他想邀请的人来议事。杜马不同等级的规定里都写得很清楚；里面确实包含了：波雅尔；侍臣（okolnitchis；okolo意为相近；指的是由君主选定的近臣）；杜马贵族，他们也是由君主依据出身之外的标准遴选而出的。


    杜马对任何国家事务均有发声的权利。但此处所谓的发“声”，只是进行讨论而已。这儿没有任何规则可言，一切最终都要由君主来定夺。君主的决策方法适用于任何领域：“大公定夺，无论何人只需遵守吾等之命令即可。”


    尽管在封建制的欧洲，社会地位、社会阶层的权利和义务均由严格的法律标准、律法和规则所规定，但莫斯科罗斯只熟悉两种形式的权利：君王的意志和习俗。上层贵族只有依靠后者，才能和专制权力唱反调。从波雅尔这方面来看，君主的全权会受到特定制度的限制，即miestnitchestvo（直译过来就是：“为地位而战斗”）。这项复杂的制度是为了确立家族在贵族中的地位，由此可归结为一项不可触犯的原则：既然可世袭，那就能在“服务”梯级上占据一个等级。无论何种委任——军中服役，担任使节——均需遵守利益方的世系等级和“公务等第”。对此，大公本人必须予以考虑。Miestnitchestvo直到1682年才遭废除，由此便开启了一条道路，在国家公务等级制中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制度。


    从伊凡三世起，大公都会自行选择谋臣，从而与传统决裂。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其周边的人也都是如此。波雅尔为了在权力体系中捍卫自己的特权和地位，便采取保守的立场，而莫斯科君主却在违反古老的准则，摆出一副革命者的姿态。


    几个世纪以后的1920年，诗人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在反思革命对俄国的震动时，是这么总结俄国历史的：“政委里有贵族，沙皇冒着革命的火星。”


    君主手下有一个新型的仆从，叫作朝臣（拥有田庄），他们成为君主和波雅尔的斗争中重要的助手。和拥有采邑，亦即世袭领地的波雅尔不同，朝臣是因效力于君王而获得土地的，身死之后，土地也会随之失去。1556年，伊凡雷帝统治时期，无论对庄园主还是采邑主而言，其效力标准都是一样的，只是财产规模的不同而已。两种效力模式之间的差异就这样被取消了，此后它们各自都需从十五岁一直服务到死亡为止。将庄园主和采邑主差异的抹平是伊凡雷帝革命行动的一个结果。“所有仆从”都成了君王的奴隶。


    “缴纳人头税者”的构成也不会更简单。城市里，该等级由商人（分成大商人——“客栈”主、批发商——以及依附于大商人或呢料商同业工会的零售商）以及依照职业分别隶属于众多同业工会的手工艺人组成。每种职业都是一个单独的社会，由遴选出的长老或百人长领导。


    “缴纳人头税”的乡村民众（农民）依照土地的法律地位（私地还是属于君主的土地）和劳动力，或可支配的财产（或大或小的开采地）来进行分类。对农民课取的税收依照这些标准来计算。耕种君主土地的农民是自由民，但需固定在其所依附的村社中；受地主雇佣的农民叫作农奴，他们的人身均归附于地主，签有契约，但并不依附于土地，也不依附于村社。无论土地类型如何，农民一旦和地主结清账务，均可决定是否离开。而对于后者而言，一旦契约到期，他们完全有权将土地交给另一个农民来耕种。伊凡三世对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规定。地主或农民的账务和变更在秋天的尤里耶夫节（11月17日）结清和完成，此时农活刚刚结束。


    莫斯科社会的结构有其特殊性，其中包含了“不缴纳人头税者”这个类别，他们既不效力于君主，也不支付佃租。这些人分成两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又叫作“闲散人士”，从定义来看，他们形成了一个斑驳陆离的群体：有的人不事生产，帮着“缴纳人头税者”干干活，却无须支付任何费用；有的人既无住处，亦无固定工作，干干零工，大家习惯于说他们“走哪儿吃哪儿”。在这个类别中还有一个群体，就是乞丐，乞求他人“因基督之爱”而向他们施舍。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区分了四种形式的奴隶，其中既有彻头彻尾的奴隶，无条件，无限制，代代相传，也有暂时的奴隶，有各种条件约束。波兰史作者诺曼·戴维斯认为波兰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秩序是以权利为基础的：“雅盖隆统治时期（14世纪至16世纪）出现了五种不同的类型，即五个社会阶层……每个阶层均由法律和特定的规则来管理，活动区域的范围都有特定的规则和法律规定来限定。”莫斯科国的社会阶层状况则截然不同。其形式极其简单：拥有土地，在军队服役；耕种他人土地，支付佃租。大公就是国家的化身。莫斯科政治体制的基础就是在臣民之间分配各种义务，而义务和权利并无丝毫关系。


    君主的意志和古代的习俗构成了政治体制的基础。神职人员也受制于此，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不仅可以在国家内部发挥作用，还能捍卫自身的权利。


    伊凡四世所继承的这个国家，其终极目的就是打仗：尚武的君主制，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能力，民众分成“效力者”和“缴纳人头税者”，社会能动性以及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微乎其微。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对15世纪至18世纪在莫斯科公国逗留的外国游历者的说法作了归纳。他写道，15世纪和16世纪，“军事事务并不仅仅被置于首要地位，也不仅仅在国家的管理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它掩盖了所有其他一切事务；所有贵族都在军队服役，效力于国家，而其他人，并未从军的人，不仅处于次要地位，还得听命于这些贵族，为其利益服务”。


    存在各种各样评估国家政体的标准：科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取得多少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领土面积，军队的实力。莫斯科国的体制完全契合其需要，其主要目的就是守卫边界，抵御好战的邻国。统帅们就是要不断地扩大公国的边界，一旦完成了这项使命，莫斯科就会转变成军事君主制。


    他的战略，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都需要大量军队。每年春夏季，莫斯科都会向最易受到威胁的边境地区派遣三支军队：第一支保护科洛姆纳周边奥卡河沿线地区，第二支驻扎在克利亚济马河靠近弗拉基米尔的地方，第三支集中针对立陶宛边界地区。秋季，“军人”重返乡村领地。莫斯科君主没有办法维持这些军队的开支，后者必须自己获取所需之物。莫斯科政治体制的独特之处在于，臣民无偿为国家服务。君主是不会向他们支付报酬的，而是使之有饭吃，在其服役期间，可在田庄干活；军衔高者还可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段内接管城市和乡。御库并不负责军队，每个“军职人员”均应带上“马匹、士兵、武器”前往集合点集合；换句话说，军职人员需依据其财产的体量，带上足量的武装仆从。至于给养和用度，就直接从民众头上课取。


    体制存续的标准和国家的需求相符合。其是否存续得下去就要看莫斯科是否能打胜仗，是否能击溃各地的敌人。一旦独一的天然权力场即君主消失不见了，那莫斯科强势的政治体制就会成为一个缺陷。所以说，伊凡三世预见到了这一点，便和自己的继承者共同管理国家，使瓦西里三世可以毫无阻碍地执掌政权。不过，他的驾崩犹如放出了一个信号，混乱由此而起，由于法定继承人根基不稳，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都觊觎起莫斯科的王位，争夺权力，杀得血雨腥风。


    大量原始文献对瓦西里三世之死及其遗嘱众说纷纭，由此，关于大公临终时的意愿，历史学家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假设。瓦西里三世无疑是将大公的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伊凡四世，但由于其尚未成年（16世纪的法定成年年龄是十六岁），他便让七名波雅尔辅佐王储。七波雅尔受此殊荣，引发波雅尔杜马的不满。瓦西里三世的兄弟尤里毫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向往。大公驾崩之后数日，时年三岁的伊凡登基，但众人都想僭取摄政之位，于是斗得不可开交，几无宁日。伊凡的母亲叶连娜最终胜出。在其宠臣、督军伊万·奥夫奇纳—捷列普涅夫—奥勃连斯基（杜马领导人之一）的帮助之下，叶连娜摆脱了摄政的监管。为此，她还抓捕了其中一名摄政，也就是她的叔叔米哈伊尔·格林斯基亲王。


    叶连娜的摄政期持续了不到五年时间。1538年，她过早死亡。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她是被波雅尔们毒死的。这也是她儿子的看法，他很爱自己的母亲，现在彻底成了孤儿了。叶连娜是莫斯科公国第一个执掌朝政的女性，并将自己展露出来的能力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那就是钢铁般的意志、桀骜不驯的性格。叶连娜掌权的时候，旧币因分量不一而被统一的货币戈比（上刻一执矛的骑士）所取代。当时，和立陶宛的战争(1534—1537)已成败局，莫斯科失去了戈梅利。历史学家指责叶连娜只晓得在宫廷搞阴谋诡计，可见她的权力有多薄弱。


    叶连娜死后，阴谋诡计和内部纷争便没有断过，局势很快就变得很混乱：现在当政的还只是个小孩子，丝毫没有影响力，于是舒伊斯基家族、别尔斯基家族就在御座底下打得不可开交。教会也被拉入了波雅尔之间的斗争之中：达尼伊尔和约萨法特相继被剥夺了都主教的教职；只有马卡里奥斯成功保住教职，在年幼继承人的精神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6 改革年代


    提多王出世，智慧无穷。


    ——圣愚在叶连娜·格林斯卡娅怀孕期间向其做出的预言


    伊凡雷帝在俄罗斯历史上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他是俄罗斯的历代沙皇中最知名的一位。在君王的万神殿里，只有彼得大帝堪与之匹敌。这两位沙皇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激发了历史学家无休无止的争论，他们想要将这两位沙皇放在历史进程中来研究，想要确立其在国家建构和人口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有学养的历史学家对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态度可成为政治准绳，体现在之后时代与现实的关系之中。尼古拉·卡拉姆津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专制政体出色的意识形态思想家，在他的笔下，伊凡雷帝统治时期首先就是一系列罄竹难书、血雨腥风的事件。不过，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历史学家将伊凡雷帝视为是“进步主义的沙皇”。


    尼古拉·卡拉姆津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残忍无道的俄罗斯沙皇竟然一直是民众记忆（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大英雄。卡拉姆津在叙述伊凡雷帝末期之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让人颇感震动：“历史比人民更记仇。”


    伊凡四世之所以名声在外，还因为我们第一次掌握了有关这位俄罗斯君主的生平和个性的诸多资料，其数量之多，前所未见。除了16世纪出于种种理由或直接效力于沙皇而游历莫斯科的外国人的叙述之外，现在首次出现了《莫斯科大公史》一书，该书描述了伊凡的生平和行迹，出自其老友，随后又成为其心腹之敌的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亲王。亲王为逃离“沙皇的怒火”，而于1560年至1570年间在立陶宛写成此书，俄罗斯历史上的这第一部世俗意义上的著作无疑有其缺点，那就是不够客观，但它也勾勒出了俄罗斯第一位沙皇鲜活生动的形象。除了这些质量参差不齐的原始资料之外，还有一份独一无二的资料，那就是伊凡雷帝写给库尔布斯基的第一封信，该信是对这个“叛徒”的回复，他在回信中并不满足于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还呈现出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沙皇自传。就算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熟悉精神分析学，他对自己身为孤儿的描述显然也不可能写得更好了：“当……我的父亲，伟大的瓦西里君主离开昙花一现的尘世王国之时……我只有三岁，我如今已逝的弟弟格奥尔基还只有一岁；所以，我们都成了无父的孤儿，而我们的母亲，虔诚的皇后叶连娜，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寡妇而已……当神意所向，我们的母亲，虔诚的皇后叶连娜离开尘世的王国，前往天国之时，我那已逝的弟弟格奥尔基，还有我，彻底成了孤儿，没人来帮我们……有多少次，我们都在忍受着缺衣少食的痛苦！我们丝毫无自由可言；根本没有人像对待孩子那样来对待我们。”伊凡的记忆中还牢记着一件事，他认为那件事堪称可怕的羞辱，使之终生难忘：“我还记得有时候，我们在玩孩子的游戏，伊凡·舒伊斯基亲王坐在长条凳上，胳膊肘抵着父亲的床架，脚搁在一把椅子上，都懒得看我们一眼……谁能受得了如此的狂妄傲慢？我难道就不能去想想年幼时折磨着我的这种种难堪的苦痛不成？”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根据伊凡的自述勾勒出了沙皇幼年时期的心理肖像：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内心深处烙下了强烈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他就是在波雅尔的抗命不遵和独断专行以及愈演愈烈的动荡局势之中成长起来的，天生就有的神经质状况演变成了时时的担惊受怕，沉浸在紊乱的精神状态之中……随着年岁的增长，对人类的怀疑和不信任在他心中逐渐发展起来。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卢·斯克雷尼科夫对克柳切夫斯基的写作天赋自然是抱有敬意的，但他对后者所用的原始资料，也就是所谓的“伊凡回忆录”持有疑问。对卢·斯克雷尼科夫而言，要注意的是伊凡七岁之前一直受到母亲的呵护（在这几年间，个体的性格特征基本定型），孩子的教师也没有让他参与那些纷争之中，他得到的是爱护，而非刁难（排除宫廷礼仪的限制不谈）。对当代历史学家来说，伊凡“指责波雅尔不尊重他的说法并不可信”，这位沙皇后来的责难“似乎都是他人的说法对其造成的影响所致”。


    无论伊凡对童年的真实回忆如何，重要的是这位沙皇对他的老师以及全体波雅尔有着刻骨铭心的憎恨。他还对库尔布斯基写道：“你们其他人，那些波雅尔，一直都是敌人。”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在提到安德烈·库尔布斯基的时候，不会提及伊凡童年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性格；如他会折磨动物，十二岁的时候，把“不会说话的动物”，即猫狗之类，从屋顶上扔下去，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杀人”。对立的波雅尔群体想要获得年轻大公的支持，用他来对抗自己的对手。1453年12月，“怒火”爆发：伊凡对事实上领导国家的安德烈·舒伊斯基怒火中烧，命令骑马追猎的仆从把他给抓起来。那些仆从特别起劲，就把摄政给勒死了。编年史家写道：“从那时起，波雅尔就开始畏惧这位君王，向他表示服从。”


    编年史家说波雅尔感到恐惧，这一点没说错；说到服从，就有点夸大其词了。过了很长时间，伊凡始终未曾获得全体波雅尔的顺服。


    伊凡决定通过结婚来庆祝自己成年。编年史家指出他给都主教去信，表明己意之后，又说：“我最初的想法是在其他王国给我找一个未婚妻；不过，思考成熟之后，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幼时即失怙恃，成长期间，一直都是孤儿，无法和外国女人情投意合；这种情况下，婚姻生活是否会给我带来幸福呢？我希望在罗斯找一个未婚妻……”伊凡担心和外国女人无法“情投意合”的说法言</a>之成理，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他对婚姻关系深思熟虑的产物。沙皇这么做何尝不是无可奈何，接受现状的做法？其实从1543年起，莫斯科就已向波兰派出使节，任务是给君主寻找未婚妻。后来还有其他类似性质的尝试，但没有一次尝试是成功的：当时的莫斯科对邻国并无吸引力。傲慢的伊凡于是决定在自己国家找未婚妻，这样也就等于打破了家族的传统：他的祖父不就娶了希腊人索菲娅，而他父亲又娶了立陶宛的叶连娜吗？伊凡的决定只能让那些想要回到遥远往昔的人感到高兴。库尔布斯基在《历史》一书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指出：“在罗斯诸王公的优秀世系中，魔鬼播下了邪恶的习俗，特别是通过其精通巫术的配偶，尤其是那些外国人。”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在这儿主要指的就是伊凡的祖母和母亲。


    在罗斯的年轻女性当中选择未婚妻的仪式必须符合极其严苛的标准，瓦西里三世娶第一任妻子的时候就制定并经历了这一标准。伊凡选择了阿娜斯塔西娅，此女是已故的老贵族罗曼·尤里耶维奇·扎哈林—柯什金的女儿。选择还不错：伊凡深爱自己的妻子。后者的一个亲戚后来创立了罗曼诺夫王朝。


    成婚之前，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决定加冕成沙皇，他的祖父和父亲只是在大公的头衔之后，补充性地加上了沙皇的头衔。伊凡三世只是偶尔使用之，而瓦西里三世在拟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签订条约，但维也纳加以拒绝的时候用过这个头衔。


    罗斯的外交官并非不知道采用新头衔有严</a>格的规定限制；因此，为免牵扯过于复杂，他们是事后才将伊凡加冕一事知会外国的。对莫斯科大公国的居民来说，外交上的咬文嚼字毫无用处：伊凡在他统治的第十四个年头当上了沙皇，由此成了一个专制君主。“第三罗马”的理念从此以后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那就是：莫斯科沙皇国。


    一开始，无论是加冕还是婚姻都丝毫没有改变国家的现状，伊凡的行为举止也丝毫未受影响。格林斯基家族继舒伊斯基家族之后继续明目张胆地行使着他们自己的法律。照卡拉姆津的说法，伊凡本人更喜欢“通过反复无常，而非理性治国来彰显自己是沙皇”。这位历史学家观察道：“俄罗斯从未如此误入歧途。”还说：“若想救赎伊凡，就得把莫斯科一把火烧了！”


    莫斯科自建城起经常发生火灾，可以说烧得还挺畅快。每隔五六年，火灾就会把公国的都城夷为平地。莫斯科历史学家伊·扎别林觉得是“那些充满怒火和恨意的人将这座充满耻辱的城市点燃的”。而且，莫斯科要烧起来也很容易，毕竟都是用木头造的。第一栋石砌建筑到1470年才出现。17世纪，莫斯科还只有不到两百栋石砌建筑。编年史家们提到过火灾的规模，但只说到大量教堂被烧成灰烬，但对损毁房屋和受害人数却毫无概念。外国人对这座城市的规模的看法变化极大。英国人（理查德·钱塞勒1553年居住于莫斯科，吉尔斯·弗莱彻则是在1558年）觉得莫斯科比伦敦大；其他人（西吉斯蒙德·德·赫伯斯坦，1517年）觉得莫斯科比佛罗伦萨和布拉格大两倍；17世纪初，雅克·马格雷发现莫斯科的木围墙比巴黎的要长。关于莫斯科家庭户数第一批确切的数字要到1701年才出现。16世纪中叶，城市大约有10万居民。


    1547年6月21日的大火没给这座城市留下任何痕迹。伊·扎别林提到，在大约五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共发生了五次将城市烧成灰烬的火灾，其中有一场火灾发生于1547年。火灾之前刚发生了大规模暴动。6月26日，莫斯科人冲入克里姆林宫，杀了沙皇的舅舅尤里·格林斯基。沙皇带着宫人逃往莫斯科郊外的沃罗比耶沃。底层民众紧追不放，要他交出作恶的格林斯基家族，说他们行巫术，放火烧了城市。伊凡拒绝交出自己的亲属，劝造反的莫斯科人回家去。


    大火和骚乱就这样终结了“七波雅尔”的统治。一个改革的时代由是开启，改革由沙皇牵头，认真听取由自己遴选出来的那些大臣的谏言。


    7 成功年代


    伊凡雷帝无所不包的政策将莫斯科国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宏大营盘。


    ——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


    伊凡在写给库尔布斯基的信中哀叹自己命途多舛，叛徒们给他设置了种种障碍，还说了“这一切都是如何开始的”：“那时候，宫中出现了阿列克谢这条狗……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他不知怎么就冒了出来，可他本来只不过是个低级仆从；而我们眼看庄园主们心生叛意，还把他们从烂泥里拽出来，和我们平起平坐，希望他们能忠心耿耿……然后，为了能在精神事务和拯救我的灵魂方面给我提供建议，我就把教士西尔韦斯特挑选了出来，希望他作为上帝之人，能够拯救我的灵魂；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先是表面上做得不错……（可）最终经受不住权力的诱惑……开始像俗人一样呼朋唤友……”这第一封写给库尔布斯基亲王的信件落款日期是1564年：当时，改革的时代即将终结，沙皇特辖制(opritchnina)的时代正在到来。回顾往昔，沙皇将所有发生的事情全都一笔勾销，内心不无愤懑地提到“阿列克谢这条狗”“不学无术的教士”西尔韦斯特，自然还有“叛徒”库尔布斯基。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异常坚定地把过去重新书</a>写了一遍。改革时期，也就是他统治的第二阶段（我们把他童年时波雅尔掌权的那段时期看作第一阶段），被历史学家视为“选民大会”的时代。年轻沙皇的主要大臣、对教会生活进行改变的倡议者和推动者、国家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家，都被伊凡当作心腹之士。第一批进入沙皇近臣圈的人有阿列克谢·阿达舍夫，他在科斯特罗马有一小片采邑，管理能力出众，而西尔韦斯特则是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的教士，著名的《治家格言</a>》一书的作者，该书教导丈夫和妻子的相处之道。后者受伊凡委任，修复克里姆林宫因1547年火灾损毁的教堂壁画。


    15世纪中叶，莫斯科罗斯的人口升到了1000万，其中城里人的人数不超过2%。这片广袤的土地人烟稀少，需要一个行政管理体系让沙皇有效地剥削该国的资源。当时的政治教义让专制沙皇成为神权的化身，要求加强中央集权。都主教马卡里奥斯对伊凡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是坚定的“约瑟夫派”，宣扬专制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政坛上世俗法学家的声音愈来愈响，全权沙皇的模式由此得到发展。杰出的外交官费奥多尔·卡尔波夫据此认为沙皇必须时刻关注“公共之善”，为做到这一点，“为了真理”，可采用“严刑峻法”。问题在于“法律”适用于谁：是“好的臣民”，还是“坏的臣民”？伊凡完全同意对“法律”这样的定义。他说他会手持利剑，“惩罚恶徒，颂扬有美德的人”。改革的整套方案以“陈情书”的形式，由伊万·佩列斯韦托夫呈交给了沙皇。


    出身立陶宛贵族的伊万奇科·佩列斯韦托夫（他的著作上签的都是这个名字）于1540年代来到莫斯科，他担心对莫斯科习俗的抨击太露骨，便设想出了一个乌托邦，那是迈赫梅特—萨尔丹（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理想王国。伊万·佩列斯韦托夫对君士坦丁堡征服者帝国内部的真实状况并不了解。但他无所谓。从文体来看，他的乌托邦首先是对现存体制的批判，其次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和费奥多尔·卡尔波夫一样，佩列斯韦托夫也认为有必要采取“严刑峻法”：“没有严刑峻法，沙皇便无法维系自己的王国”，也无法“树立……真理”。严刑峻法还可用来对抗恶。对佩列斯韦托夫而言，对国家犯下的所有的“恶”、所有的“冒犯”和“奴役”都来自波雅尔和庄园主。“［波雅尔］所奴役的土地恶行泛滥：偷窃，抢劫，整个王国陷入贫困之境。”


    伊万·佩列斯韦托夫提出实施激进改革：宰杀肥羊(kormlenié)，让民众支付“军职人员”的费用；他还建议夺取从这个政体捞到好处的那些人的土地，作为交换，向那些人支付年租金。这位法学家认为，只要在市场上设立固定价格，就能从市民手上获取必要的资金来进行这样的转变。佩列斯韦托夫以迈赫梅特—萨尔丹为榜样，提出了其他许多建议：必须依靠忠心耿耿的近卫军，将近臣团结在周围，如果没有这些人，任何领域都不可能做出决策。


    伊万·佩列斯韦托夫在1549年呈交了这份计划书，此时，莫斯科大火和市民暴动已结束，年轻的沙皇四周围绕着新晋的臣子，着手实施改革。佩列斯韦托夫提出的两个主要建议激起了伊凡的兴趣，这些建议符合他的理念和他的精神状态。第一个涉及的是治理方式。佩列斯韦托夫用一句格言作了概括：“沙皇不能不用严刑峻法。帝国若无严刑峻法，就如沙皇驾驭无缰之马。”第二条建议针对的是国家的立足点：佩列斯韦托夫建议夺取土地。十五年后，“近卫军”的建议得到了实行；沙皇给军队取名特辖军团(opritchniks)。1550年代初，第二项建议也得到了颁布。


    1550年，全俄缙绅会议在莫斯科红场召开。会议纪要并未保存下来，我们对其内容一无所知（历史学家只能进行推测）。不过，编年史有对这次会议的叙述，第二年，公国“百条决议”的宗教会议召开之时，伊凡就提到了在红场召开的那次会议。一方面，沙皇在1550年提出让社会各阶层和平相处，和平解决所有纷争。他似乎从过去的事件中得到了教训，宣布开启新时代，但权力的缰绳仍握在他的手中。对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而言，“莫斯科第一届全俄缙绅会议是沙皇悔罪和波雅尔摄政之举，这在欧洲简直闻所未闻”。克柳切夫斯基也提到会议上对与会的波雅尔做出的责难：“丧失公正，贪得无厌，让你们臭名远扬！你们现在究竟该怎么来回答我，毕竟这么多的泪水因你们而流下！我内心纯良，你们就等着受罚吧。”从沙皇的话（有可能是他亲口所说，也有可能是编年史家自己的阐释）中很容易就能看出佩列斯韦托夫理念的回响。


    实施的这些改革触及了政治体制的根基。1551年召开了一场会议，名为“百条决议”，因为决议以“百条”论列。汇集在《百条决议》一书中的决议对研究伊凡雷帝时期的专家而言，其价值难以估量。1550年，波雅尔杜马批准了新法典，它是1497年《律书》的改进版，后者为伊凡三世统治时期拟定。新法典阐述了某种意愿，即要在国家生活中确立适合社会各阶层的统一的法律秩序。《律书》规定，法官若不诚实，会受严惩，对诬告会进行追究，对使用酷刑和法庭上的辩论都有特殊规定。说得明确点，这个时期的行政管理几乎完全限于司法层面。因此，制定新的《律书》就是行政改革的主要因素。各衙门（各部的雏形）也得到加速设立，官僚部门的职能得到扩大，而从采邑制度获益的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农民的处境仍然没有变化；圣尤里的规定仍然保留不变，只是多了一种可能性，即秋末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农民可以离开地主。


    一年之后的1551年，《百条决议》涉及了大部分国家事务，但在涉及日常生活的某些问题时却尽显混乱。Miestnichestvo（波雅尔之间、军营内部对礼仪等级优先权的争议）遭到禁止；决议还规定要着手对土地清理造册，重新考虑划分给“军职人员”的领地，以使所获的财产规模和服役的义务相匹配。


    会议规定关闭当时在莫斯科出现的饮酒场所。几个世纪以来，国家利益和良好意愿之间就在不停争斗，这项决议就是这场争斗的又一首插曲。1436年，威尼斯人乔萨法特·巴尔巴罗注意到生产酒精饮料（蜂蜜酒和啤酒）的权利完全属于御库，君主伊凡三世对自己利益受损一事内心颇有妒意。一个世纪后，意大利人阿尔贝尔托·坎潘塞将莫斯科诸种情事告知教宗克莱孟七世，并不忘提及（1523年）莫斯科居民只有在节日时期才能饮酒的情况：“这个全国性的毛病［酗酒］迫使君主最终下达禁令，若在节假日之外，哪怕只有一次饮用啤酒和其他发酵饮料，均会课以重罚。”赫伯斯坦曾经指出，君主瓦西里三世对仆从喝得酩酊大醉还是持宽容态度的，但只能在城郊一个特别设立的名为Navlika（“酒”）的地方喝酒。


    16世纪，莫斯科罗斯开始接触伏特加。9世纪由阿拉伯人发明的这种“生命之水”(al-kohl)于13世纪进入西欧，直到15世纪都只是作为药物使用，药房里都有出售。14世纪末，热那亚人将之带往南俄，然后又从16世纪上半叶起，这种酒开始扩散到整个东北地区。销售这种极受欢迎的饮料的机构，鞑靼语称之为kabak。这个词后来成为俄语最为常用的词语之一，但已和原初意思有所变化。对鞑靼人来说，kabak是一种售卖吃食和饮料的馆子，但其俄语同义词只指伏特加。经伊凡下令，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baltchoug（鞑靼语，意为：沼泽、烂泥塘）设了第一家kabak馆子。还有说法是“百条决议”会上有人想将这家新建的馆子给拆除掉，其心可嘉，但伊凡根本未予理会。


    会议指出了圣书誊抄员所犯的错误。从中可以看出神职人员有多么无知，这都是不上学造成的结果。会议不无念旧地说：“以前，罗斯王国都有教学机构，在莫斯科和大诺夫哥罗德都有，其他城市也有许多教授写作、歌唱和阅读的地方，在那儿可以获得大量指导。”于是会议决定在莫斯科开设一家印刷厂，按照最为精确的文本来印刷书籍。同时，会议还谴责了不信神者和异端论者的著作：在罗斯，名为《亚里士多德》的中世纪智慧之书，以及伊曼纽尔·本·雅各布名为《六翼天使》的天文学著作均在其列。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世俗书籍都被认为是异端……


    教会地产问题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蓄财者”和“非蓄财者”之间的纷争至今仍然极为活跃。土地是主要的财产，君主拥有土地越多，也就越强大。但教会坚决捍卫自己的财产。最终出台了权宜措施。1551年5月，沙皇下达敕令，没收波雅尔杜马于瓦西里三世死后给予主教和修道院的全部土地和领地。法律还规定，教会以后若不事先通知世俗当局，将被禁止获取新的土地。君主不再会将自己的采邑送给教会。于是，教会土地的扩张趋势被叫停了。但现在离世俗化还远着呢：教会地产方面的主要财富仍然未受触动。


    “百条决议”会议上的其他许多决议都有折中的性质，而且，大量设想的决议和改革均只存在于纸面上，或者说毫无结果。不过，这些变化还是存在明显的指向性，那就是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封地。政府在一个领域失败，在另一个领域可以获得弥补。教会保留了大量土地，但也失去了达尔罕免税证书。沙皇就这样剥夺了教会从鞑靼人时代起就享有的种种特权。


    地方当局层面的改革创新是改革的一个有力说明。采邑制度越来越被证明缺乏效力：控告书像雪片一般飞往莫斯科，说抢劫勒索处处皆是，可地方长官（采邑制度的受益者）却毫不作为。此外，沙皇还在红场公开承诺要废除波雅尔的这项特权。不过，后者的抵制，以及沙皇的犹豫不决，使采邑制度又得以延续好几年时间。16世纪50年代初实施的行政管理改革只不过削弱和限制了这种制度，却确立了地方自治的体制。土地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样，只是部分实行，并未触及整个国家；不管怎么说，作为改革基础的理念有其悖论之处（通过自治来达成中央集权），从而凸显出莫斯科国政治体制的一些主要特征。第一个观察是：自治是由上层下令建立的。自此以后，各地区均有权履行迄今为止授予波雅尔（采邑制度的受益者）的职能（司法和征税）。不过，这项全新的权利被认为是地方向政府支付的好处费（脱离采邑制度）。最后一点拖慢了改革的进程，因为大量乡村社区都太过贫穷，人口又少，无法“自治”。此外，改革还保留了国家税务的连带担保原则。


    这一改革的悖论从中揭示出改革的宏图，那就是：将全体民众囊括于正在建设中的专制国家机器之中。12世纪至13世纪的法国（腓力·奥古斯都、路易十世），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英国（爱德华一世）都建立了共同体自治制度。他们与莫斯科大公国的改革有个根本差异，就是今后地方当局的权力可以参与整个国家的事务，而不再只局限于地方事务。他们还受中央政府的管控。


    最重要的改革在军事领域。改革始于1550年，那一年，沙皇下令召集数千名“最优秀的军人”，波雅尔和贵族的孩子，组建“莫斯科团”。1556年改革完成，沙皇颁布敕令：地主和采邑持有人在服役方面一视同仁。若拥有一百五十俄亩耕地，地主则必须向军队提供一名战士及其全套装备：“骑马者，需带全套盔甲和替换马匹，前往遥远的目的地。”


    其他改革杂七杂八，很多均未完成，相比新组建的军事领域的改革取得的成功，根本不值一提。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军备方面凝聚了国家所有层面的行动，而国家行政管理的其他领域（非军事领域）只占次要地位；后者需听从前者的利益，其天职就是为前者服务。”四个半世纪之后，莫斯科的一名法学家激烈抨击了鲍里斯·叶利钦的民主改革，将之与“美好的旧时代（对立起来）。用门捷列夫的话来说，改革之前，俄罗斯（苏联）还活着，‘依据战争时期的法律’，采用最好的资源以敷军备之需。不管我们今天如何来评判这项政策，反正这么做并不荒唐，而且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尽管尼古拉·卡拉姆津对伊凡雷帝的暴政颇为愤怒，指责其在位期间血流成河，但他也承认沙皇成功创建“平民军队，堪称前所未见——他们人数众多，时刻准备……”


    莫斯科国最厉害的军事实力始终都是由波雅尔、其子孙以及地主创建的骑兵。他们会带着武器，骑着骏马前来由职官衙门（负责军队的“部门”）确定的集合地点。伊凡组建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支常备军。其核心是射击军，1552年的喀山战役时第一次提到该军种。这是一种新型的军事力量：射击军其实就是从自由民中招募的兵员，终生服役。他们配备火枪，装备一如西欧军人，是莫斯科军队的打击力量。步兵也出现了。最初的火炮先是由外国运入，其后在伊凡三世统治期间，开始在莫斯科自行生产。依据英国使节吉尔斯·弗莱彻的说法，这个时期，基督教君主都未曾拥有如此的火力。


    新组建的军队今后就直接效力于中央政权，使沙皇拥有了额外的手段来强化其专制力量。波雅尔由于失去了在军队内部的至高地位，也就失去了国家政治上的重要性。小地主和中级地主、军人的角色则日益凸显。


    8 向东和向西


    先发制人者优，挨打者自缚手脚，败。


    ——伊凡雷帝


    军事改革带来了完成宏图的手段：实现由选民大会拟定的外交政策方案。新军受到了喀山炮火的考验。从1547年起，伊凡雷帝几乎都会发动针对这座城市的战事。金帐汗国的垮台导致了新的国家形态形成。我们知道，1430年，拔都的后裔建立了克里米亚汗国，其疆界东抵顿河下游河道，西达第聂伯河下游河道，北至叶列茨和坦波夫。在15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克里米亚（巴赫奇萨赖城为其都城）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1445年，独立的喀山汗国出现了。其疆域大致和古保加尔国的疆域相合，位于伏尔加河中游地带和卡马河一带。其人口主要由讲突厥语的切列米斯人和巴什基尔人、属芬兰—乌戈尔语族的莫尔多瓦人和楚瓦什人构成，罗斯习惯于将这些人称为鞑靼人。146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继之出现。其疆界东抵伏尔加河下游，西达顿河下游，南至库班和捷列克河。咸海流域的第聂伯大草原则在强大的诺盖汗国手中。


    从1460年起，莫斯科对喀山城发生的事情越来越感兴趣，城内有两个派别，一派支持克里米亚，另一派支持莫斯科大公国，他们各自支持自己的人登上汗国的王位。伊凡雷帝的这些战事继承了其父的政策，后者遣军出征就是为了增加砝码，以支持莫斯科的候选人。1551年，在沙赫阿里的建议下，莫斯科三次将他放到喀山的王位上，但三次被城内居民驱逐出去，伊凡于是就在伏尔加河（陡峭的）右岸建了一座名为斯维亚日斯克的城市。有了这座坚固的堡垒之后，他便开启了征服喀山的行动。


    伊凡并不需要设法为自己的行动正名：事实上，鞑靼的劫掠将罗斯弄得满目疮痍。1521年，克里米亚人和鞑靼人联手打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城门下；1523年，克里米亚汗国准备发动新的入侵，但在奥卡河畔被莫斯科炮兵阻断了脚步。1552年6月，克里米亚汗国想要切断向喀山进军的莫斯科军队的通路，于是突然出现在图拉城前；但他并没能夺取这座城市，只能回返。喀山从6月一直抵抗到10月，最后还是落败。炮兵以及大量使用地雷轰击城墙再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2年10月，鞑靼斯坦举行缅怀俄罗斯人夺取喀山四百四十周年的仪式，将之视为国丧日，认为那一天国家丧失了独立性。俄罗斯的一名政治学家在写给《消息报》的信中承认：“伊凡雷帝的军队进攻喀山的时候，无数鞑靼人失去了生命。”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能依据今日的观点来判断这次事件？”这个问题显然很动听，但也证明了，俄罗斯的辉煌胜利，对其他人来说，就是惨痛的失败。


    征服喀山汗国，使之归附于莫斯科国这一事件，在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上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莫斯科第一次从大罗斯种族和宗教的限制中大踏步走了出来，觉得有必要走得更远，以达到防御的目的。征服喀山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终结：事实上，民众继续在战斗。为了弭平这个地区，就需要牢牢掌控整个伏尔加河流域。1554年，莫斯科的军队占领了阿斯特拉罕。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被并入莫斯科国。


    自此以后，伏尔加河地区就完全落入了俄罗斯人的手中，莫斯科也由此直接和里海另一侧的波斯接壤了。诺盖汗国和罗斯的贸易很是活跃。1551年和1552年，汗国向莫斯科运送了5万匹马匹，没有这些马匹，喀山战事打不起来。诺盖汗国的穆尔扎认为伊凡雷帝是“他们自己人”，更为高贵：莫斯科沙皇事实上被视为成吉思汗</a>的继承人。伊凡在和穆尔扎们的通信中并没驳斥这种荣誉上的大幅跃升。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之后，诺盖汗国的权力也被莫斯科的支持者占据。莫斯科帝国的版图就这样变戏法似的时时在变。南部疆界从奥卡河变到了捷列克河。西部则是西伯利亚的广袤大地。1555年，西伯利亚汗雅迪格尔派遣使节向莫斯科表忠，承诺缴纳贡赋。不过，莫斯科在南方的大草原上还有一个劲敌，那就是克里米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是土耳其苏丹的附庸，于是革命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甚至于苏联历史学家，都认为君士坦丁堡才是“俄国政治上的敌人”。


    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邦尼格桑于20世纪中叶分析了奥斯曼帝国保存在君士坦丁堡托普卡匹皇宫档案中的外交文件，以及与18世纪末发布的“诺盖事务”有关的莫斯科文献，终于得出结论，认为“夺取喀山一事，奥斯曼政府一无所知”。1497年，莫斯科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曾数次尝试，想要确立两国之间的官方关系；伊凡三世遂向奥斯曼政府的都城派去了使节。但使节米哈伊尔·普列奇切耶夫的行为显然让土耳其当局颇为不悦（我们不知究竟发生了何事），使节于是就灰溜溜地被打发回去了。但这件事并不能阻止莫斯科和土耳其人之间密切的贸易往来。


    奥斯曼人从罗斯人手中购买紫貂、海象象牙、隼和琥珀，用黄金和宝石支付。16世纪，和奥斯曼帝国的皮毛交易是莫斯科国获取贵金属的重要来源。土耳其外交官认为莫斯科大公国物产丰饶，却民风野蛮，没什么存在感，对它没什么兴趣，也认为它不可能造成威胁。此外，莫斯科征战穆斯林占据的伏尔加河流域时，奥斯曼帝国正倾力和波斯的萨法维王朝打得不可开交，而且还在准备向西远征，攻打特兰西瓦尼亚。当时，苏丹还推动克里米亚汗和莫斯科的敌人波兰（立陶宛）开战。


    莫斯科大公国疆域的扩大也带来了大量经济上的好处：开通了新的商道，莫斯科还获得了许多新的丰饶的土地。更有甚至，莫斯科君主还成了被占领土上的穆斯林民众的主人。伊凡雷帝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对待穆斯林的时候态度颇为谨慎。沙皇在向喀山总主教古里颁发授任书时，就要求穆斯林“了解基督教的爱之光芒”，明确要求他们“被带去接受洗礼不是出于恐惧”。后在罗斯国领导人伊凡雷帝治下，宗教宽容将荡然无存。1593年，以虔诚出名的沙皇费奥多尔下令喀山的督军伊·沃罗丁斯基和阿·维亚泽姆斯基“夷平所有清真寺”。


    我们知道，1452年，金帐汗国已显式微，伊凡三世创建了依附于他的卡西莫夫鞑靼汗国。百年之后，伊凡四世占有了拔都的大部分遗产。只剩下克里米亚，那是令人忐忑的劲敌。不过，继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之后，攻打克里米亚汗的战事也是可以预想得到的。但伊凡不想往南走得太远，于是向西折去。


    沙皇没有听取近臣的建议，而是做出了和立窝尼亚开战的决策。伊凡在写给库尔布斯基亲王的信中按照他的习惯，夹杂着大量情绪，他详细提及了外交问题上的分歧、扩张方向上的争论。沙皇对老友挖苦道：“怎么可能忘了教士西尔韦斯特、阿列克谢，还有您，这么多人激烈反对向那些日耳曼城市开战的做法，由于丹麦国王背信弃义的提议，立窝尼亚人在一年时间里终于能聚集兵力的状况！没有你们这些魔鬼的插足，那年在上帝的神助之下，德国就会悉数臣服于东正教信仰之下。”


    沙皇对库尔布斯基及其同道的严厉指责与立窝尼亚战争的一段插曲有关，这场战争始于1558年，终于1582年，也就是过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才结束。莫斯科的督军们刚开始的时候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之后便和立窝尼亚人签署了停战协议，照沙皇的说法是，这么做就等于让敌人得以喘息，无法让战争速战速决。历史学家对伊凡雷帝的推断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说的“那一年”就能让“德意志全境”“臣服于东正教信仰之下”的说法太夸张。不过，在德意志，尤其是在立窝尼亚，大家都认为伊凡雷帝的胜利是板上钉钉的事。攻势的中断改变了局势，战争开始具有国际性质，胜利从莫斯科手中逃走了。


    1564年，伊凡雷帝在写给库尔布斯基的信中提到了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但这样的争论很早就已出现。南方还是西方？克里米亚还是立窝尼亚？选择的同时取决于地缘政治和内政。阿列克谢·阿达舍夫和安德烈·库尔布斯基的方案似乎都和他们对莫斯科国如何发展的看法有关。选民大会的成员都是“非蓄财者”，支持将教会土地作世俗之用。许多波雅尔也持此种看法，他们希望能从教会的财产中捞到好处，又可避免聚焦于教会产业的国家没收自己的土地。而且，南方丰饶的大草原可向国家提供额外的储备，来安顿“军职人员”。阿列克谢·阿达舍夫及其圈中人之所以对此产生歧义，是因为他们倾向于和穆斯林开战，而非和基督教的西方，也就是“德意志人”开战。所以后来就有一些历史学家将阿列克谢·阿达舍夫、西尔韦斯特和库尔布斯基亲王视为“西方派”，研究者本就观点不同，所以对这种说法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在论述16世纪莫斯科外交政策走向方面的争论时，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概念。尼·科斯托马罗夫认为，南下作战可以使南俄不再受鞑靼人无时无刻的侵袭，还可打通前往黑海的通道。不过，照谢·索洛维约夫的说法，莫斯科还没准备为夺取黑海沿岸地区而作战，可它可以攻占波罗的海，为彼得大帝的政策打下基础，“打开一扇面向欧洲的窗户”。苏联历史学家，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学家都认为：“从国家层面来看，伊凡雷帝毋庸置疑有理由同西方，而非南方作战”，因为相比南方的土地，他更喜欢大海。


    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第二部影片《伊凡雷帝》遭受抨击，说他把电影拖得太长了，“主要事件（打败立窝尼亚骑士和走向大海）都在第二部分”。他对电影作了改动，加入了这些事件。作家阿尔卡季·别林科夫在论及爱森斯坦的这部电影时，自问“谎言和奴役的概念是否可以产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并认为导演强调的是如下的观点：“征服大海比自由更重要。”


    历史学家的说法多样而且矛盾，但他们使用的是相同的资料来源，而且资料数量相对较少。主要就是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的通信，以及亲王的著作，这部著作的确切名称是《莫斯科大公史，我们从正派人那里了解到或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大公史》讲的也是伊凡童年时期至1578年之间的种种事件。通信本身则是从沙皇与其谋臣关系破裂、库尔布斯基逃亡之后五年开始的，伊凡对老友背叛自己颇感痛心。沙皇和库尔布斯基两人透过自己无法预见的种种事件，对关系破裂都有自己的看法。毫无疑问，伊凡选择的是“西方”，对选民大会的提议不屑一顾。


    1558年，莫斯科军队扑向立窝尼亚，以之前的喀山汗，后为卡西莫夫沙皇的沙赫阿里为统帅。军队中相当一部分士兵都是鞑靼人。无疑正是鞑靼骑兵的存在，才促使沙皇投入战争：他知道自己拥有强大的武力。立窝尼亚有个弱点，导致这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借口。16世纪，立窝尼亚国（持剑骑士团的产业）开始衰落。新教攻城略地，削弱了骑士团的根基。而且，芬兰裔和立陶宛裔的民众对德意志入侵者充满了敌意。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之间、城市和骑士之间、骑士团和皇帝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衰落的立窝尼亚错就错在夹在日益强大的莫斯科大公国和波罗的海之间。诺夫哥罗德归附莫斯科国后，莫斯科只能继续向大海进发。立窝尼亚诸城市（里加、纳尔瓦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均与汉萨同盟有贸易往来，阻断了罗斯的去路。立窝尼亚的港口禁止外国人学俄语，严禁和莫斯科做生意，不得向罗斯商人借贷。理由很快就找到了：都是因为人头税这个永恒的问题。对立窝尼亚的征服开始了。夺取喀山之后，都主教马卡里将伊凡比作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所以并不排除，这样的荣誉也是沙皇内心孜孜以求的梦想。因13世纪鞑靼入侵而中断的莫斯科政策在三个世纪之后又开始重拾最初的目标。


    被内讧搞得四分五裂的立窝尼亚丝毫没有抵抗。波雅尔阿列克谢·巴斯马诺夫出其不意地夺取了号称坚不可摧的纳尔瓦堡垒。多尔帕特亦被攻占。沙赫阿里的切列米斯人洗劫了立窝尼亚南部地区。1558年秋，沙赫阿里在几乎就要打到列巴尔和里加的时候，却返回了莫斯科。次年，罗斯与鞑靼军队由脱脱</a>迷失和米库林斯基亲王率领，进入库尔兰，再次击败持剑骑士团。在阿达舍夫的请求之下，莫斯科军队停止攻势：骑士团从5月到11月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年后，伊凡在写给库尔布斯基的信中，大骂“狗崽子叛徒阿列克谢”指的就是这件事。但阿达舍夫觉得有必要中止对立窝尼亚的战争，因为他当时得向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发起远征。


    伊凡摒弃了阿达舍夫的政策，采纳了克里米亚的媾和建议，并向立窝尼亚派遣了一支大军，由库尔布斯基亲王率领。1560年，强大的费林堡垒陷落。那儿是骑士团大团长的驻地。骑士团战败了。立窝尼亚的抵抗就此被打破。


    莫斯科用三场战事打开了波罗的海沿岸的通途，但很快就发现立窝尼亚战争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罗斯炮兵的成功对西方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新式武器的出现散播了恐惧。历史学家都乐意引用战争刚开始时加尔文信中的预言：“如果说欧洲还有什么强权可以变得越来越厉害的话，那就是这个国家。”西方国家的恐惧和立窝尼亚骑士团拒绝成为莫斯科臣民的举动将波罗的海地区变成了国际冲突的舞台。


    莫斯科国第一次成为欧洲政治的重要因素。伊凡雷帝第一次展现了其过人的外交才能，他的信心越来越足，完全超越了阿列克谢·阿达舍夫圈中谋士的影响力。战败的立窝尼亚四分五裂，被其邻国占有，希望以此来拉开和莫斯科之间的距离。骑士团大团长凯特勒将立窝尼亚让给了波兰，换来库尔兰和世袭公爵的头衔。严格意义上的立窝尼亚（利夫兰）与立陶宛结为联盟。爱沙尼亚（与列瓦尔城）被瑞典人控制。埃塞尔岛由丹麦公爵马格努斯托管。


    死结由此形成，要到一个半世纪之后才能解开。在这场争夺波罗的海地区的战争中，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波兰和立陶宛都出了兵，罗斯则变得越来越强大。


    哈布斯堡家族对立窝尼亚局势的兴趣越来越大。他们（德意志皇帝斐迪南一世及其亲戚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是苏丹在欧洲的主要敌人，伊凡在东方的胜利以及他对克里米亚的战事只能让他们更高兴。莫斯科突然转向西方让皇帝深为失望。1560年，斐迪南一世派使节带信去见伊凡，要求后者停止攻打附庸于他的骑士团。从14世纪起，莫斯科就和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确立了关系。伊凡并不想和哈布斯堡家族闹翻，却也不打算终结敌对关系，于是给攻打立窝尼亚人提供了一个出其不意的理由。沙皇在给皇帝的信中写道，问题在于立窝尼亚人“违背了上帝的戒律”，“接受路德的教导”。东正教沙皇终其一生都对“拉丁异端”嗤之以鼻，如今却突然成为天主教反对路德宗的急先锋。1561年11月，对伊凡的回复明显不满的斐迪南一世禁止纳尔瓦河通航，意图切断莫斯科在西方的补给通道。但在此期间，经英国商人的倡议，和莫斯科大公国的贸易都经由北方来运转，1553年，船长理查德·钱塞勒就第一次在德维纳河的北口抛锚碇泊，并被带往莫斯科（经由霍尔莫戈雷）。从那以后，罗斯和英国之间的持续贸易往来由此得到确立。


    伊凡认为实现其计划的主要威胁是波兰和立陶宛，因此他和丹麦缔结条约，和瑞典签订了二十年停战协定，以此集中军队来对付立陶宛。1562年秋，伊凡率领数量众多的军队，挥兵直指边境堡垒波洛茨克，以阻断通往立陶宛都城的道路。围城始于1563年1月。2月15日，堡垒向来犯者求饶。波洛茨克大捷标志着莫斯科在立窝尼亚战争第一阶段取得了极其重要的胜利。次年，罗斯军队在乌拉河畔遭遇惨败：立陶宛人歼灭了从波洛茨克赶来，想要和斯摩棱斯克部队会合的军队；莫斯科的士兵被迫离开了立陶宛的领土。


    这次军事上的失利造成了内政外交上极其严重的后果。1564年秋，波兰—立陶宛军队向波洛茨克进军，目的就是要坚决夺回这个战略要地。与此同时，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也撕毁了以前和伊凡签订的协议，向南行动，向莫斯科大公国发难。战争威胁出现在了两条战线上。不过，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波洛茨克城前安营扎寨之后又折回去了，没敢贸然发动进攻。德夫莱特—格来汗也不再向莫斯科进军，而是折向击退汗国进攻的梁赞。克里米亚汗国再次返回了大草原。但莫斯科大公国内部却发生了重要事件。


    9 莫斯科大公国的辩解


    我毫无自由可言……


    ——伊凡写给库尔布斯基的第一封信节录


    外交政策上的选择、立窝尼亚战争中的最初胜利，使伊凡雷帝更想无视大臣的建议，以此来巩固自己的专制权力。沙皇在写给库尔布斯基的第一封信中不停地哀叹，大臣都在迫害他：“即使向他们提出好的建议，他们也觉得不行，可他们的提议糟糕透顶，却都认为好！外交事务上也是如此；内政方面，我毫无自由可言，哪怕再小、再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是如此。我穿什么鞋子，怎么睡觉，都得照他们的意思来，而我就像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伊凡雷帝与其幼年好友（后成为其近臣的杰出军事统帅安德烈·库尔布斯基）的通信已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献。信中蕴含了大量信息，对了解某些事件来说，可谓唯此一份。其中可以找到沙皇与其对手所表达的观点（有些历史学家甚至称之为“方案”）。写信者在论及人和事时语调都比较随意，更为信件增添了特殊的气息。至于沙皇，他这么做没什么好吃惊的，而至于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他是躲到立陶宛之后才有这份自由的。1563年末（依据某些资料的说法，为1564年初），库尔布斯基亲王被以督军身份派往尤里耶夫，于是他抛下妻子，趁着夜色跨过了莫斯科国的边界。在立陶宛躲好之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沙皇，在信中罗列了伊凡所犯的种种罪行，说自己逃跑是因为怕被处死，国内的许多贵族都已如此凋亡。


    “库尔布斯基亲王躲过了沙皇的怒火……”阿·托尔斯泰(1817—1875)一首著名的叙事诗就是这么说的，苏联的评论者则指责他（在叙事诗和其他作品中）绘制了一幅有关伊凡雷帝的“错误的”肖像，“因为他根本无法理解他行为中的进步特征”。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完全有理由害怕沙皇的怒火：一方面，他率领先锋部队打败立窝尼亚，攻占波洛茨克，不但没得到补偿，还被派往尤里耶夫，形同流放；另一方面，在莫斯科，“这世上有权有势的人”正在一个一个地被处死。


    迫害始于1560年8月7日伊凡妻子安娜斯塔西娅身故之后。伊凡和妻子生活了十三年半，育有六个孩子。依据当时人的说法，沙皇极其依恋妻子，而以卡拉姆津为首的历史学家也注意到她对伊凡雷帝产生的好的影响。他们还指出，沙皇在安娜斯塔西娅去世之后，便着手迫害和杀害波雅尔。他在写给库尔布斯基的第二封信中又在大倒苦水，说坏心肠的大臣“夺走了我的权力，觉得自己能管理好，于是就把我撇在一边，不让我管理国家”。伊凡还哀叹道：“因为你们，我受的什么苦，你们不停地攻击指责，对我造成了多大的羞辱！”然后，他就提出了这个可怕的指控：“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的妻子和我隔开？如果你们不把我年轻的妻子从我身边夺走，也就不会有克罗诺斯的祭献。”


    希腊神祇克罗诺斯因为听闻预言，说他的一个孩子会将他推翻，于是就把自己的孩子吃了，这个故事好几次出现在伊凡和库尔布斯基的通信中，两人都写到过。沙皇在第二封信中谴责阿达舍夫、西尔韦斯特和库尔布斯基杀害了他“年轻美丽的妻子”，以此来为自己的杀戮辩解。伊凡怀疑敌人毒死了安娜斯塔西娅一事并无坐实的理由（在第一封信中，他对此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想找借口镇压波雅尔，所以才会将这样的谴责说出口。沙皇还有些或现实或想象的话没说，当他在信中把这些话抖落给“叛徒”看的时候，他最终应该还是相信了自己。


    时人阿尔伯特·什里希廷记载，波洛茨克大捷后，伊凡就开始消灭那些亲信，因为那些人建议他不要和“基督徒”开战，要他回过头来对付“基督十字架的敌人”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在写给库尔布斯基的第一封信中提出的主要谴责就是存在反对沙皇的阴谋。


    凡是看过谢尔盖·爱森斯坦《伊凡雷帝》的人并不仅仅会记得安娜斯塔西娅被毒死的场面，伊凡的一个女亲戚耶芙洛西妮娅·斯塔丽茨卡娅给她递去毒药，他们还会特别记得身患重病的沙皇双膝下跪，哀求波雅尔向其继承人宣誓，可波雅尔坚决拒绝，希望让弗拉基米尔·斯塔里茨基亲王当</a>沙皇。


    关于伊凡患病一事，谢尔盖·爱森斯坦并没有捏造历史。写给库尔布斯基的第一封信中就有患病的记载：“有时……人身上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病得很重的时候，你所谓的好人，以教士西尔韦斯特和你的主子阿达舍夫为首，他们全都醉醺醺地起来造反了。他们觉得我们已经不中用了，所以也就不用担心我们的灵魂和他们自己的灵魂……他们决定要让我们的远亲弗拉基米尔亲王坐上王座，就像希律王那样，要把上帝赐予我们的新生儿扼杀于襁褓之中。”


    关于沙皇患病，波雅尔和伊凡的近臣拒绝向其“摇篮中的”继承人德米特里（六个月大）宣誓，主要的信息来源就是《沙皇之书》，1769年，穆·什切尔巴托夫发现并出版了这本记事录。1945年，谢·维谢罗夫斯基得出结论：“《沙皇之书》的所有改动、增补和推测都是由同一个人以同一种文体写成的，但时间上更晚；日期可以追溯到1553年，也就是沙皇患病之后十八到二十年左右，这么做也得到了沙皇的直接协助，目的就是要为1569年处决斯塔里茨基亲王一事正名。”


    对莫斯科大公国官方记事《沙皇之书》中添油加醋的、明显是伊凡口授的文字进行分析，便会发现1553年，沙皇还不想和阿达舍夫、西尔韦斯特以及其他近臣闹翻。不过，这样的一些推论无疑也可以解释1569年伊凡雷帝的思想和意图。由此可以解释沙皇和波雅尔之间冲突的源起，从1560年起，皇后去世以及阿达舍夫遭免职之后，冲突就变成了迫害和处刑。


    阿列克谢·阿达舍夫拥有一小片采邑，因其管理能力出众而成为“罗斯大地的管理者”，而伊凡的告解者西尔韦斯特则在沙皇十八岁时成为其心腹之臣。十年后，他们都被沙皇视为束手束脚的桎梏。历史学家强调了伊凡的这样一个性格特征：投身至一项计划之后，他就会把如何实施计划的情况告诉其他人，可一旦觉得那些人权势太大，他又会猛烈攻击那些原本赋予信任的人。伊凡的宗教信仰近乎狂热，他坚定地信仰上帝，也相信自身权力的神性。若有人反对他的欲望，批评他的计划，或想要限制其权力，那么那些人就是在违背上帝的意愿。伊凡在写给波兰国王斯特凡·巴托里的信中，强调了与其通信的国王和他之间的差别：“朕，谦卑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全俄沙皇和大公（后面一长串头衔），此乃上帝赐予，实非人类狂暴欲望所致……”他还直接说波兰国王是经议事会遴选出来的，所以没法和伊凡相比。莫斯科沙皇对君权神授坚信不疑，所以他觉得一旦时机成熟，愿意推荐自己的候选人就可担任波兰国王。不过，这种事是永远不会付诸表决的。


    故而，由此可以推知，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的通信反映了两人对1560年沙皇武力夺权的看法，那一年，阿列克谢·阿达舍夫、西尔韦斯特和诸多大臣都被打入了冷宫；信中还提到了关系破裂前后的一些事情。信的两位作者对过去各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对人和事的评价方法不同，于是就互相极尽指责之能事。读者有机会可以查阅一下这个时代的这份重头文献，里面充分展现了两种激烈对抗的政治观念，甚至还可以称之为两种政治纲领，尽管信件语调比较个人化，存在诸多对彼此的谩骂和抱怨，但仍无法阻止我们使用像“纲领”这样冰冷的词。


    给伊凡雷帝画过一幅出色的心理肖像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伊凡是16世纪最优秀的演说家和作家，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恶毒的莫斯科人。”这位历史学家指的就是这些信件里所洋溢的激情，让伊凡觉得自己有理的狂热信念，攻击对手时的无边怒火，再加上杀人时的冷嘲热讽。伊凡的纲领很简单：沙皇是专制君主，因为他是从上帝手中接过权柄的。他的观念完美地表达在了历史学家们必会引用的一句格言里：“朕可随心所欲赦免奴隶，亦可随心所欲惩罚之。”格言话不多，所以才会成功：寥寥数语，绝对专制的权力的本质就表达出来了。伊凡在阐发其必须拥有独一权力的理念时，引用了先知之语，且说出了一句类似的颇有表现力的话：“恶所居之宅，女人当道，恶所居之城，多人当政。”


    这位伊凡雷帝的传记作家指出，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是其政治观的一个基本特征：“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的层次，理论本身则成为实践的直接指引，为该行动做决定，指方向。”


    伊凡信中激烈的语调，其目的是为捍卫自己的无限权力，并为之正名。收信人是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但很快，沙皇就不再用“你”来称呼，而改用“你们”，从而将所有染指其权力的敌人、叛徒、波雅尔一网打尽。伊凡在说到历史的时候，声称：“罗斯的专制者一开始都是自行统治自己的国家，而不是由波雅尔和领主来管理的。”理论和对往昔的指证使沙皇转向了实践层面：为了设法限制其权力，波雅尔犯下了叛变之罪，沙皇完全有权利惩罚这些叛徒，他们这是自作自受：“你不想对权力感到恐惧？那就干好事！但如果你作了恶，内心就会充满惧怕，因为沙皇手持利剑可不是闹着玩的，而是为了报复恶徒，赞颂有美德之人。”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先开了火。逃到立陶宛之后，他便给沙皇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责对方，做出解释，为自己正名。有个说法是，这封信是由亲王的仆从瓦西里·什巴诺夫带往莫斯科的。沙皇用权杖刺穿了信使的脚，听人读了这封信，颇为赞赏瓦西里·什巴诺夫对亲王忠心耿耿，便命人将之处死。历史学家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存疑。不过，伊凡无疑是会这么回复库尔布斯基的。


    有两件事可以解释库尔布斯基亲王在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性。第一，他摆脱了沙皇的威权，而且公开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如果他不介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他看作俄罗斯的第一个移民。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出身于雅罗斯拉夫尔古老的世袭王公谱系，他认为一旦和君主的关系闹僵，自己便有权离开，为另一个君主服务。脱离的权利是世袭王公的巨大特权，自从伊凡三世统治以来，莫斯科大公对此就一直激烈反对。伊凡雷帝统治时期，脱离成了叛变；不过，沙皇本人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去加以禁止：事实上，他还不想和古老的习俗决裂。不过，伊凡还是想给有可能的投敌行动设置障碍，于是迫使波雅尔在十字架下向他效忠。16世纪50年代中期，莫斯科的波雅尔虽然宣了誓，但仍然想方设法逃往立陶宛。这个离心运动规模越来越大，令人不安。被抓回的逃亡者及其家人虽受严厉打压，却反而促使更多的人逃亡，结果又引发了新一波镇压。


    第二件事涉及的是安德烈·库尔布斯基的观点。亲王的谴责、指责、争论，所针对的都是体制，也就是政治纲领。


    四百多年来，库尔布斯基的性格、他逃亡的理由、谴责的正确性、他的理论和观点都激发了热烈的讨论。伊凡指责库尔布斯基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叛变，违背誓词，想要重设雅罗斯拉夫尔的封地（换言之，就是想让雅罗斯拉夫尔成为独立的公国），将沙皇的妻子安娜斯塔西娅从沙皇身边夺走。如果说前两个指控还有点根据，那么第三个和第四个指控就完全是沙皇在无中生有。对这些不同的点，历史学家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主流观点是这样的：库尔布斯基亲王是个叛徒，专制体制的反对者，是精英阶层波雅尔的代言人，想要阻止国家中央集权。伊凡雷帝最新传记的作者说得更是斩钉截铁：库尔布斯基“很久以来都有叛变的计划，和立陶宛人暗通款曲。由于害怕被人揭发，遂而逃往他国”。另一种观点的持有者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库尔布斯基为人正直、真诚，是对抗暴政的领军人物，是很有教养的法学家，是俄罗斯第一位历史学家。尼·杜勃罗留波夫是19世纪民主革命运动最著名的记者，他认为库尔布斯基的《莫斯科大公史》“部分是受了西方观念的影响；正因受此影响，俄罗斯才开始摆脱东方的滞涩和排他性强的狭隘观念”。杜勃罗留波夫的朋友阿·贝平在《俄罗斯文学史》一书中对库尔布斯基作了热情洋溢的介绍，认为他是俄罗斯第一位法学家，是该国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真正的公民。1987年，当代的一位专家写道：“俄罗斯自由主义整个的后发传统可追溯至备受羞辱的亲王和他的那些观念那里。”


    由安德烈·库尔布斯基所引发的这些互相矛盾的反应牵涉的不仅仅是亲王的文学活动，还有对伊凡雷帝事迹的种种不同的评判。最近的一部沙皇传记认为库尔布斯基的信“几乎可以说是仅此一份的文件，它公开表述了沙皇特辖制颁布前夕罗斯波雅尔的反对纲领”；对作者来说，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求立即停止对波雅尔的镇压”。此外，库尔布斯基还谴责沙皇生性残暴，统治无方，“判断力弱”；谴责沙皇摧毁贵族阶层，刁难商人，认为他就是农民苦难的罪魁祸首。波兰历史学家卡·瓦利泽维斯基1912年出版过伊凡雷帝的传记，他将库尔布斯基对沙皇（也就是他的理论纲领）的控诉同他逃亡之后在波兰的行为做对比。他指责亲王压迫允其使用的波兰领地上的农民，指责他大肆劫掠邻近的领地。波兰文献指出，库尔布斯基亲王早就接受了波兰—立陶宛贵族的习俗，尤其是他并不顾及王室的权力，对王国的使臣“说的都是极不恰当的莫斯科用语”。


    成为波兰国王的臣民之后，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始终都认为自己是罗斯人，也就是东正教徒。他和莫斯科作战，却极其瞧不起波兰，指责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是些“不信神的人，尽整些新玩意儿，而且没有主见”。他还很骄傲，说俄语是纯种的斯拉夫语，“波兰语是蛮子语”。自认为不用对任何人负责的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在逃亡五年后，站在齐格蒙特二世一边，参加了对莫斯科的战争，随后便决定对罗斯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他对德意志皇帝驻波兰的一名情报人员游说，说要让帝国和罗斯君主结盟，一起来对抗苏丹。听闻情报人员，也就是修道院院长西兹尔的建议之后，马克西米利安很感兴趣：库尔布斯基和皇帝的一名代表磋商了整整一年时间。尽管并无任何达成的机会，毕竟亲王并未获得莫斯科的授权，但他们仍然确信这个叛逃者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相信莫斯科随时都会向南方开战。


    卡·瓦利泽维斯基指出，库尔布斯基的理想已在波兰实现，这是“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对他的国家而言危险而致命”。这位波兰历史学家在论述库尔布斯基的那一章结束时，以这么一句话来收尾：“在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的战斗期间，库尔布斯基乃是往昔最耀眼的人物。”但如果认为安德烈·库尔布斯基的纲领就是在“捍卫过去”，那也就意味着伊凡雷帝的行为直接和未来相关。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亲王之间的冲突可以看作两种模式之间的冲突：莫斯科模式和波兰模式，专制模式和君主—共和模式。


    全俄沙皇与其不忠的臣属之间的通信已完全超越了反目成仇的老友之间私下争论的范畴。尼·科斯托马罗夫提出过伊凡雷帝回复库尔布斯基指控的目的何在。《恐怖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形象》一文的作者对此很惊讶：难道沙皇真的是想说服库尔布斯基，让他承认沙皇什么都说得对，失宠者和遭迫害的人都是有罪的？20世纪的这位历史学家研究过不同的信件抄本，他的结论是，沙皇的信件并未全都涉及变节的亲王。第一封信的标题是：“全罗斯王国沙皇御信，关于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亲王及其违背誓言的同伙之变节问题”。那些“同伙”姓甚名谁都是众所周知的；都是逃离莫斯科和沙皇迫害的移民。一个政治移民群体由此在立陶宛形成。“很长时间以来，反对派第一次有可能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主张自己的要求，与官方观点唱对台戏。”


    研究沙皇特辖制的专家谢·维谢罗夫斯基指出的库尔布斯基和沙皇之间的通信原本保存在好几个地方，有好几份抄本，后来才到了我们手上，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信件是“沙皇和叛徒之间的一场战斗，互相抨击，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其针对的都是广大的公众，首先就是波兰—立陶宛国的舆论”。在莫斯科国范围之内，读这些信件的都是“学识圈”里的人，也就是修道院，而库尔布斯基始终都是“非蓄财者”的支持者，故与修道院关系甚密。


    10 沙皇特辖制


    （沙皇）让他的大地……和整个国土上的城市风雨飘摇，他一斧子就将后者一分为二。


    ——《编年通鉴》，1617年


    这撒旦的大军，聚于你的麾下，致基督徒损失惨重。


    ——都主教菲利普致伊凡，1568年


    1565年2月，沙皇下了一道敕令，将莫斯科国“一斧子”一分为二，正如1617年的《编年通鉴》所言。最大的那部分名为zemchtchina（“土地”“国家”），保留了以前的管理模式；另一部分就是opritchnina（“保留地”），所有权力都掌握在沙皇手中。俄语“opritch”首先指交还寡妇的部分财产，新造词opritchnina（沙皇特辖制）和opritchinik（特辖军团之服役贵族）成为残酷无情、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同义词之后，该词便在俄语中牢牢扎下了根。


    沙皇特辖制是伊凡雷帝的惊天发明，让沙皇的同时代人以及后人始料未及。分割国家的这道敕令生效了七年半，但沙皇特辖制却成为伊凡四世统治的象征，导致后人对这项制度的手段和目的、君主这道敕令的意义及其后果众说纷纭。


    从16世纪开始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事实大家都已知道。官方纪事已作记载，各种亲历者的证言也为我们留下了各类文本；编年史给出了粗线条，事件发生时的当事人给出了细节，描述了参与者、受害者和刽子手的种种行为。大部分亲历证言均为外国人所写，他们同沙皇和莫斯科有账要算，从而使彼此的关系产生了特殊的转向。德国人海因里希·施塔登在特辖制时期是个富有的服役贵族，后者遭到取缔之后，他就失去了自己所享有的那片领地；立窝尼亚的冒险家约翰·陶伯和赫勒特·克鲁兹起初给伊凡雷帝从事外交任务，后背叛沙皇，逃往立陶宛。立窝尼亚战争期间在波兰军队服役的德国人阿尔伯特·什里希廷又在莫斯科成了阶下囚。这么多外国亲历者中间，就他一人懂俄语，所以他就被一个比利时人聘为翻译，成为沙皇的私人医生。1570年，什里希廷逃往波兰，在那儿写下了不少有关沙皇特辖制的小册子。他的记述给梵蒂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教宗庇护五世放弃了他提出的想要和伊凡商谈实行教会联盟的计划。在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休·F. 格雷厄姆看来，什里希廷开创了“反俄罗斯写作”的漫长历史；但一位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则认为，这个德国人的文本“尽管充斥着错误，很不确切，有些离谱的说法实在是异想天开，却给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因为利夫兰佞臣陶伯和克鲁兹信中那些可憎的谎言、恶意的诽谤，在这儿都是阙如的”。


    编年史详细阐述了事件的发展过程。1564年12月3日，数百架运载君主的珍宝、教会珍贵圣物（圣像、带耶稣像的十字架）的雪橇离开莫斯科，随行的还有沙皇、皇后玛利亚·捷姆留科夫娜（卡巴尔达人，安娜斯塔西娅去世后，伊凡就娶了她），以及王储和廷臣的家眷、妇孺。在都城城郊游荡了一段时间之后，沙皇停在了亚历山德罗夫城。仅仅过了一个月，也就是1565年的1月3日，伊凡给莫斯科的都主教阿纳斯塔西以及城内的政府写了一封信，列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描述了波雅尔和督军，以及各级衙门官员的叛变行为”。


    也就一个月的时间，莫斯科既不知道，也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事实上，莫斯科的君主哪怕离开一小段时间，通常都会任命某人来管理国家。伊凡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没指派任何人，使城市失去了政府的管理。惊惶未定的莫斯科人都还留有回忆，记得沙皇童年和年轻的时候那些血腥的战斗，生怕底层民众发生骚乱，波雅尔独断专行。沙皇给波雅尔和都主教写了那封信的同时，也给商人以及“莫斯科城全体基督徒”写了另一封信。于是，由都主教率领，由教士、波雅尔和“莫斯科各色人等”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亚历山德罗夫城，以期请回沙皇，使之重回御座。


    代表团应该知道沙皇对他们的控诉，这控诉不是针对特定个人的，用现代术语来说的话，控诉针对的是国家结构，所有“军职人员”，领头的是波雅尔，排末座的是神职人员。沙皇指责他们犯了罄竹难书的罪恶，从抢劫国库到外交政策上背叛国家利益，什么都有。伊凡说让他回莫斯科可以，但有个条件，那就是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得允许他拥有无限的权力。这也就意味着神职人员会丧失为失宠者说项的传统权利，波雅尔会失去君主秉公执法这一极其古老的保障。与此同时，沙皇还要求创建一支他私人的“后备部队”，换言之，就是另一个朝廷，就是为了和之前的那个朝廷划清界限，而伊凡就是要与之作斗争。由沙皇独占“保留地”的领土必须可以设立新朝廷和军队。一旦这些条件未得满足，伊凡就威胁放弃皇位。


    沙皇提出的所有这些条件都得到了一致同意，从2月起，大获全胜的伊凡四世便返回了莫斯科。谁都知道这个强行夺权的行为很早就已酝酿成熟，现在终于成功了。伊凡三世的这个孙子也终于实现了一个乌托邦：从此以后，他便拥有了斐洛泰和伊万·佩列斯韦托夫所宣扬的绝对无限的权力。罗斯闻所未闻的不受任何束缚的专制权力体制终于得以建立起来。


    陶伯和克鲁兹发现沙皇在消失两个月之后返回时，几乎变得换了一个人：头上没了头发，胡须也剃了个精光。有些历史学家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深信君权神授的沙皇内心深受折磨，无法想象自己终有一天也会退位。其他的一些解释也说得通。库尔布斯基在写给沙皇的信中时常指责他懦弱，说他时刻准备着“当缩头乌龟”，所以他有可能担心自己强行夺权会失败。


    伊凡下令建造了特辖行政区（就在克里姆林宫对面），身边又围了一圈由他精挑细选而来的新的大臣，还有服役贵族“撒旦的大军”，之后，他就开始着手实施起了自己的计划。


    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这次强行夺权究竟是为了对付谁？答案立刻就出现了，针对的是那些想要限制沙皇权力的人，但这个答案并不充分，因为说得太笼统，而且还引发了其他问题。尼·卡拉姆津的观点是，特辖制并不具有国家层面的目的，只不过彰显了伊凡雷帝的个人品性，他的这个观点自成一派。19世纪中叶，康斯坦丁·卡维林为沙皇特辖制正名，说“这个制度被其同时代的人诟病，后人也不理解”。作为“历史—法律学派”的代表，卡维林认为俄罗斯历史从“世袭模式”平静演变到了“国家模式”，于是便构建了一个理论，后来这个理论经历了一些反驳和修改之后，被大量历史学家采纳：“沙皇特辖制是第一次创建服役贵族的尝试，以此来取代建立于血统之上的古老的世袭贵族，个人素质被纳入了管理国家的考量之中。”与这位历史学家同时代的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只不过更具文学性：“……沙皇拼命地祈祷。他请求上帝将和平赐予神圣的罗斯，恳求天主让他去打击叛变者和桀骜不驯的人，向他赐福，好让他拼得一身汗水，也要把这任务好好完成：使强者和弱者相平等，这样，俄罗斯就没有谁会比谁高等，人人得以生而平等，而他一人来掌控这一切，就好比一棵橡树傲然挺立于荒原之上。”托尔斯泰伯爵和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卡维林对这一进程的观点一致，但对其价值却有不同的看法。对卡维林而言，沙皇特辖制乃是国家事务，是进步主义的；对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而言，这是一场平等主义的革命，根本没有机会完成。作家断言，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两颗穗子不可能长得一模一样，险峻的大山也不可能和丘陵同高，大地不可能没有波雅尔”。历史学家和作家都认为沙皇特辖制只有一种结局：反对波雅尔及其权力的斗争也会限制沙皇的权力。


    资料稀缺使得历史学家无法洞察伊凡雷帝时期的秘密。他们只能基于当时的人和官方编年史家留下的一些证词来假设。谢尔盖·普拉东诺夫(1860—1933)是16世纪至17世纪历史研究最杰出的专家，他认为君主所拥有的几乎所有领土，至少是最核心的领土，都被囊括在了特辖区内，而波雅尔由于被剥夺了领地，权势遭到削弱。谢·维谢罗夫斯基(1876—1952)对特辖制历史进行过大量研究，他反驳了“谢·费·普拉东诺夫太过复杂费解的概念”：对特辖区的领土经过研究之后，只能认为特辖区并不是用来反对上层贵族的，它只是对人身进行压制，丝毫未曾与旧制度割席。历史学家卢斯兰·斯克雷尼科夫出版过大量有关16世纪至17世纪历史的著作（我们知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伊凡雷帝的传记），他发现了一条新的资料来源：从喀山地区的税务登记（地籍）可以看出，有许多被流放至此的人都是特辖制的受害者。卢斯兰·斯克雷尼科夫认为自己“终于洞察了特辖制的谜团”。从大约一百八十个人（连同其家人）的地籍簿来看，那些人都被流放到了喀山。近三分之二的流放者都享有王侯的称号。斯克雷尼科夫的结论是，对罗斯贵族制之最具苏兹达尔特色的贵族阶层打压极狠，因为这些贵族“将王座围得滴水不漏”，将君主当作了人质。特辖制的实践目的就是驱逐地主，将土地出让给君王，以此来“消灭王侯的领地。这堪称灾难，今后就算进行赦免，或将部分世袭土地归还给失宠的王侯，都无法抹除其后果”。


    历史学家对俄罗斯历史上这一主要时期所持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于不禁怀疑起是否真有可能了解这段往事。每个历史学家都在伊凡时期和沙皇的形象中发现了自己想发现的东西，发现了自己的世界观，以及自己所处时代所允许其辨察的东西。历史目的论的持有者从伊凡雷帝的行为中隐约察觉到了计划、战略、目标。而那些不相信“历史法则”的人则从中看出了沙皇的秉性，认为那是疯癫的征兆。


    逮捕、流放、拷打、处死是无数审判的结果，无情、专断的镇压对社会造成了严厉的打击。著名口号“没有谁是不可代替的”也可以在特辖制时期发明出来，库尔布斯基称那段时期犹如燃起了“狂暴的熊熊火焰”。在无数合理化伊凡政策的理论当中，和现实最贴近的似乎是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理论。16世纪60年代，伊凡雷帝碰到了一个矛盾点，必须加以解决，那就是：莫斯科国是专制君主制，拥有贵族领导机构（波雅尔）。沙皇本想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但他还是选择了特辖制。


    尽管伊凡无法适应波雅尔，但他也没可能将其彻底消灭，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他们。特辖制是一种生存的尝试，不是和波雅尔同甘共苦，而是平行存在：既然非特辖区存在波雅尔杜马，那特辖制当中也就应该有一个波雅尔杜马；在君主的克里姆林宫附近，也造了另一座宫殿。想象力天马行空的伊凡还为服役贵族发明了令人生畏的制服：他们一身着黑，坐骑也是乌黑锃亮，马鞍上挂着狗尾和狗头。这形象令人想起了从地心深处跑出来的奇形怪状的生物。但在“撒旦大军”里，起重要作用的还是波雅尔：阿列克谢·巴斯马诺夫属于波雅尔最古老的家族普列奇切耶夫家族以及阿纳斯塔西·维亚泽姆斯基家族长子一系。至于马留塔·斯库拉托夫，伊凡那些勾当都是让他来干的，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平头百姓”。


    库尔布斯基在一封信中向伊凡指出，有一天，沙皇去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支持者瓦西安·托波尔科夫的修道院拜访他，问他如何更好地统治国家，如何让领主听话。修士是这么回答的：“不要在自己身边保留比自己聪明的臣子。”伊凡没有对库尔布斯基的这个说法做出回应，但不能排除瓦西安的建议对他选择特辖区大臣的时候起到了作用。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结论是：“［沙皇］怀疑全体波雅尔都叛变了他，于是就向这些嫌疑犯发起攻击，把他们一个接一个打趴下，但仍然让这个阶层来管理非特辖区；由于没法打破这个自己并不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他便着手将那些自己有所怀疑或憎恨的人一个一个消灭殆尽……这样一来，特辖制就变得毫无逻辑可言：特辖制从冲突中诞生，冲突的原因是体制，而非个人，而特辖制又是被用来针对个人，而非体制的。”


    对卢·斯克雷尼科夫而言，要解决“特辖制谜团”很简单：其目的是消灭苏兹达尔四大王公家族（舒伊斯基家族，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和斯塔罗杜布的王公家族），这些家族对国家的政治走向有极大的影响力。不过，在镇压的规模方面，“谜团”仍然存在，其规模大大超过了上述的“四大家族组合”，对莫斯科国的破坏也要比鞑靼入侵厉害得多。


    1565年实施第一批死刑之后，形式稍缓，1567年又被新一波的“大恐怖”时期打破，持续时间达三年之久。波雅尔怨言载道，出现了各色煽动性的话语，传到了沙皇的耳朵里，他就担心有人在密谋夺取他的王位，自己甚至还有性命之虞。立陶宛人派来信使，承诺支持莫斯科的波雅尔，这一次，他们准备对沙皇采取行动。沙皇截获了信件，毫不掩饰地要求清算波雅尔，他直接要求波雅尔解释清楚，还假装接受向他提出的建议，就是希望了解阴谋的种种细节，尽管这样的阴谋并不存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找到任何谋反的证据，只有海·施塔登和阿·什里希廷提到过这事，也只有他们留下了文字；但要注意，他们的信息都来自特辖区的圈子。伊凡雷帝要求把正在写的编年史呈递给他，但后来又不把编年史还回去，他这么做也就等于终结了许多世纪以前就诞生的一项传统。有关特辖制的档案资料都消失不见了。历史学家设法从亡者名单中找出蛛丝马迹，所谓的亡者名单是伊凡雷帝生命末期弄的一份名单，按人名顺序排序。


    由于缺乏文献，所以就很难确定煽动性传言止于何处，阴谋始于何处！伊凡雷帝毫不怀疑危险的现实性。1556年，他下令在沃洛格达陡峭的河岸边建造一座“石头城”，想要将都城迁移至此。新都城四周都是难以穿行的森林，经由德维纳河与苏霍纳河与白海相连，与莫斯科相比，新都城存在众多优势。我们还记得，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公梦想离开基辅，前往佩列亚斯拉夫尔；他的后人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完成了这个梦想，来到了森林密布的莫斯科地区。彼得大帝则实施了伊凡的计划：他在向北进发的时候，沃洛格达差不多就在莫斯科至圣彼得堡的半道上。


    伊凡雷帝时常会躲到沃洛格达去，在那里待了总共有三年五个月。但1567年，他在特辖区宫殿召见了英国使节安东·詹金森，让他将一封密件呈递伊丽莎白女王，他在信中提出让两国结盟，且要求他和家人来英国避难。伊凡以外交语言提出了这个请求：两位君主必须“秘密”确保互相避难一事。但伊丽莎白一世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哪儿避难。


    三年时间里，死刑一个接一个，有时会有审判，有时没有。都主教菲利普设法为受迫害者求情，于是在沙皇在场的情况下，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内宣道，认为有必要废除特辖制。据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家所写，伊凡勃然大怒，说了很可怕的话：“我对您向来轻声细语，但现在我要对您咆哮不止！”第一个打击针对的是波雅尔杜马：最老资格的成员，王室总管伊万·切里亚金—费奥多罗夫被处死，其他老资格的贵族家族成员也是如此下场。都主教菲利普遭到谴责，但群龙无首的杜马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而都主教本人则被关在了修道院内，后遭杀害。弗拉基米尔·斯塔里茨基事件是那个时代很大的一场政治审判，跨度涵盖了“大恐怖”的三年时间。伊万·切里亚金—费奥多罗夫死后，伊凡就开始攻击斯塔里茨基家族：沙皇的舅母尤芙罗西尼娅，也就是弗拉基米尔的母亲，被下毒致死，随后就轮到了弗拉基米尔本人，他喝的是一杯掺了毒药的葡萄酒。


    在处死“密谋者”的同时，还杀害了那些人的父母和仆人。当伊凡发现搞“阴谋”的人北上去了诺夫哥罗德，便于1570年1月率领服役贵族组成的军队向这座贸易大都市进发，就像对待敌人的城市一般。诺夫哥罗德遭到无情的洗劫、焚毁，满目疮痍；不过，沙皇放了民众一马：据说他是害怕圣愚的报复才作罢。他指控诺夫哥罗德人支持弗拉基米尔·斯塔里茨基，与立陶宛密谋造反。服役贵族返回莫斯科的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后，都城又召开了一场新的审判大会：最高等级的几个衙门都遭了阴谋谋反的指控，隶属于杜马的神职人员也是如此，这些人都是六个衙门的负责人。其中就有伊万·维斯科瓦代，他1549年起就在负责制定莫斯科外交政策，破天荒第一遭，还给他安排了一栋宅院办公，也就是外交事务衙门。1561年，伊万·维斯科瓦代当上了掌玺大臣。他出身卑微，由于人聪明，再加上能力出众，故而仕途辉煌。当时的人说沙皇对这位老外交官钟爱有加。但当后者反对特辖制的恐怖行径时，也就和其他一百二十个“谋反分子”一同被处死了。


    恐怖有其自身的逻辑：敌人会越来越多。王侯家族之后，就轮到了莫斯科无封号的贵族，之后就轮到教会了；随后，就着手洗劫诺夫哥罗德，消灭顶层的行政管理层。每一次处刑都会出现新的人名，之后又牵出新的人处死。在16世纪70年代后半段，沙皇特辖制的发起人阿列克谢·巴斯马诺夫、阿塔纳斯·维亚泽姆斯基及其他近臣都成了靶子。伊凡的宠臣费奥多尔·巴斯马诺夫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割了喉，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对沙皇的感情。在特辖制的最高领导人中，他是唯一一个遭到赦免的人，后死于发配至别洛奥泽罗的途中。马留塔·斯库拉托夫和瓦西里·格里亚兹诺伊都是沙皇忠心耿耿的奴仆，从来都不敢顶撞之，处死这么多官员之后，他们就占据了空缺出来的职位。


    对罗斯社会最上层的屠杀不可能对其他社会阶层毫无影响：农民向更平静的地区迁移，贸易不再，国家凋敝。消灭疑为叛变的特辖制首领的做法，使沙皇心中对该体制的功用产生了怀疑，毕竟创建这个体制就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可他又从未信任过这个体制。1571年，他的第二任妻子玛利亚·捷姆留科夫娜去世，沙皇按照“选未婚妻”的传统（近2000名候选佳丽被送往亚历山德罗夫城），挑选了玛尔法·索巴基娜为其妻子。婚后十五日，玛尔法即身故。这次，已不可能再怀疑别人：在亚历山德罗夫城这座特辖区的都城，只有沙皇身边的人才能毒死他的妻子，非特辖区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在未经特殊授权的情况下进入。服役贵族军队那时共计6000人，已是一盘散沙。照库尔布斯基的说法，不受惩罚，掌握生杀大权，还可到处劫掠，这些特权把“各地的寄生虫和恶棍”都吸引进了服役贵族中。亲身见证的参与者海因里希·施塔登说：“服役贵族把国家、非特辖区的城市和乡村弄得乱七八糟，大公根本就没把它管理好。他们捏造各种各样的命令，声称大公下令要杀某某显贵或商人，其实都是因为那人有权，却说是大公命令把那人连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杀了，要将钱和财物充入大公的御库之中。于是，非特辖区罪犯横行，恶棍当道。真是一言难尽。”


    1571年春，克里米亚汗德夫莱特前来劫掠之后，沙皇对特辖区宫廷的信任也受到了极大的动摇。服役贵族米哈伊尔·切尔卡斯基亲王是沙皇第二任妻子的兄弟，被任命为三军统帅（包括特辖区和非特辖区），抵御来犯者。在得知米哈伊尔亲王的父亲（诺盖人和卡巴尔达人盟军的首领）也参与了德夫莱特的劫掠之后，伊凡便下令处死了这位三军统帅。这个举措对罗斯军队造成了混乱。德夫莱特不费吹灰之力便打到了莫斯科的城门下，一把火烧了城郊，对周边地区大肆劫掠，离开的时候带走了满满的战利品。火势波及了克里姆林宫和相邻的基泰格罗德，特辖区的整片领土（包括涅格林纳亚宫）都被烧成了灰烬。这是莫斯科到那时为止所遭受的最为可怕的一场火灾。


    张皇失措的伊凡向北逃窜，直至6月中旬才返回莫斯科。对这场灾难进行调查之后，特辖区六名督军中的三名（除切尔卡斯基亲王）被处死，非特辖区的十名督军都遭到了降职处分。翌年，预料到克里米亚汗国还会入侵，才能出众的督军米哈伊尔·沃罗丁斯基亲王在遭排斥，后又被特赦之后，被任命为统帅。1572年7月，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及其盟军拥向莫斯科国的领土，朝莫斯科逼近。在距莫斯科四十五公里的莫洛季亚村附近发生了遭遇战。结果汗国战败。这对克里米亚汗国而言不啻为一次极其严重的打击。交战期间，伊凡“驻扎在”诺夫哥罗德，正是这场胜利最终促使他废除了特辖制。特辖区的各级衙门和非特辖区的衙门合并，被逐走的地主又返回不久前被充公后交给服役贵族的土地上，特辖军团遭解散。海因里希·施塔登对这弄人的造化颇有怨言。1572年，沙皇下了一道敕令，甚至禁止再使用特辖区这个词。


    谢·维谢罗夫斯基指出，如果创建了特辖制的伊凡对“军职人员”阶层进行了真正的结构性改革，那他是不会满足于“换个旗号”的，换言之，他是不可能几乎原封不动地放弃特辖制的。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特辖制并无国家层面的宏图。它对朝廷未作任何真正的改变，只不过是暂时把朝廷划分成了两个互相敌对的部分，徒然留下混乱和可怕的回忆。”


    如果我们接受对特辖制所做的这个判断，那它为什么会对当时的人及随后几代人造成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仍然很难说清楚。伊凡雷帝下令记录的死者名单使历史学家得以计算出受害者的人数。卢·斯克雷尼科夫对资料进行详尽的研究，认为“沙皇伊凡统治时期，近4000人死亡”。大多数人都是在特辖区筹划的恐怖时期被杀害的。如果我们加上名单里未曾提及、由服役贵族随意滥杀的受害者，那这个数字可以达到1万人。莫斯科大公国的人口那时候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从规模上来讲，同时期的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之夜，巴黎人杀害了大约1500名胡格诺教徒。屠杀新教徒的行为也在其他城市上演，死亡人数达到5000。法国当时计有近2000万居民，受害者的数量相对较小。


    当时的人认为，如此惨况皆因伊凡残暴所致。从15世纪末至17世纪，德古拉的故事在罗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在罗斯读者的心目中，德古拉的形象很快就和伊凡雷帝的形象关联了起来，都是残暴不仁、蛮横专断。但这样的残暴并非莫斯科或瓦拉几亚所独有。法国历史学家在论及1562年至1593年间法国的宗教战争时，就指出和伊凡雷帝时代相似：“通常，敌对双方都极端残暴。”


    至于伊凡雷帝为何会留下这样的印记，那显然必须在绝对无限的君权中去寻找，这样的君权经常会出现突然的危机，直至癫狂。沙皇性喜恢宏的场面，这一点也很重要；伊凡能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悲剧的形式：突然离开莫斯科，突然将国家一分为二，服役贵族一身着黑……如今可以说伊凡四世就是个宣传高手。


    伊凡雷帝在展示了罗斯沙皇可以成为什么之后，便建立了一个他必将成为什么的范式，而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范式。伊凡雷帝将专断和残暴的门槛推向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相形之下，他的后人都显得温和、明智、节俭。彼得大帝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伊凡已经有例在先。


    自此以后，专制君主的残暴就被视为权力不可或缺的特性，这主要是因为沙皇怒火所针对的标靶均由波雅尔、领主构成。伊凡雷帝就这样成了俄罗斯民间传说中最喜闻乐见的一个沙皇：权贵对他畏惧，因为据说他捍卫弱者，是真正的俄罗斯沙皇，可他被近臣欺瞒，打压自己的民众，最后才恍然大悟。于是，凡是胆敢冒犯小人物的人都有祸了！沙皇对近臣惩罚起来特别残忍，毫不手软，于是他就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不再是普通的凡人。本来是权贵在沙皇面前毫无权力可言，却变成了他对全体臣民一视同仁。


    11 统治终结


    我这人永远宿醉不醒，沉迷肉欲，四处通奸，道德败坏，杀人放火，到处劫掠，大肆挥霍，心怀仇恨，可谓恶贯满盈……


    ——伊凡在写给别洛奥泽罗


    圣西里尔修道院的信中所作的自述


    对俄罗斯的全体居民而言，沙皇最后终于成了凡间的神。


    ——尼古拉·卡拉姆津


    伊凡雷帝幻想多于行动，他对其同时代人的想象和精神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对当时的国家秩序造成的影响。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取消特辖制丝毫没有改变沙皇的政策本质：他瞄准的始终是专制权力，十分惧怕威胁其权力的敌人。特辖制的位置现在被“宫廷”(dvor)取代，一些服役贵族入朝述职，这些都是伊凡经过无数次考察和考验后所信任的人。“宫廷”杜马由波雅尔瓦西里·乌姆诺伊—克雷切夫和鲍里斯·图卢波夫亲王领导。他们和戈杜诺夫家族彼此敌对，当后者掌权（获得了沙皇的信任）之时，前者就开始走下坡路，最后被处死了之。伊凡疑心极重，非常病态，他会不停地拣选那些他所谓的“小人儿”，让他们去做一些事，从而使罗斯变得比他逃往亚历山德罗夫城那时候还要混乱。1575年10月，伊凡雷帝将国家权力托付给了一个刚刚受洗的鞑靼人，也就是沙皇谢苗·别科布拉托维奇。


    伊凡在一封写给新的“全俄大公”“沙皇谢苗”的“恳请信”中，要求赐给他一块“封地”，署名是“小伊凡·瓦西里耶夫”或“莫斯科小伊凡”。事实上，他再一次把国家分成了两半。伊凡把不久前尚不属于特辖区的城市全都纳入了自己的“封地”中。他招募新人，组建军队，最终将特辖区的旧领导层消灭殆尽。


    一年后，“沙皇”谢苗被推翻，被遣送至特维尔。伊凡“封地”的旧总管——从未在特辖区任职过的阿塔纳斯·纳戈伊，没起什么作用的博格丹·别尔斯基和戈杜诺夫家族（德米特里·戈杜诺夫担任侍从长，以及他的侄子鲍里斯）——均受托负责掌管国家重要档案，直至伊凡驾崩为止。


    担惊受怕的当时人和困惑不已的历史学家都想要弄明白伊凡雷帝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莫斯科小伊凡”。在和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使节D. 西尔韦斯特交谈时，伊凡雷帝是这么说自己的这个决定的：“朕的臣民喜欢干坏事，耍阴谋，都在起劲地反对朕；他们不懂得如何让自己光明正大地顺服于朕，而是酝酿阴谋来反对朕。”值得注意的是，1575年，沙皇并没有将自己的王位让给时年二十一岁的太子伊凡，而是给了一个外人。这可以用他不愿将合法继承人牵扯进压制性的政策之中来解释，但也可以用他意图证明给儿子看，沙皇想把国家托付给谁就托付给谁来解释。


    伊凡雷帝的“家庭”政策能清晰地反映出他这个人有多么癫狂。历史学家对其配偶的数量始终都有分歧：有的说有七个，有的说有八个。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在《历史》中写道：“阿芙洛狄特和巴库斯崇拜”将伊凡强壮的身体弄得衰弱不堪。投敌的亲王指的是他的这位国王朋友的婚外情。伊凡四世的婚史也堪称动荡。安娜斯塔西娅死(1560)后，是玛利亚·捷姆留科夫娜（1569年去世），之后沙皇第三次结婚，我们知道是和玛尔法·索巴基娜，后者两周后身故(1571)。沙皇一直有个说法，即他的前几次婚姻未得善果是因为妻子被人毒死，于是议事会就在1572年同意他第四次结婚，这次的妻子是安娜·科尔托夫斯卡娅。三年后，伊凡逼迫妻子当了修女，后来在其告解神父的首肯下与安娜·瓦西里奇科娃生活在了一起，但并未成婚，之后就是瓦西丽莎·梅连捷娃。俄罗斯著名剧作家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想通过一出名为《瓦西丽莎·梅连捷娃》的剧来理解究竟是什么会让沙皇对女人如此孜孜以求。将安娜遣入修道院时，伊凡对她说：“你太瘦了，我不喜欢瘦子……”1580年，君主和玛利亚·娜加娅缔结了第七次婚姻（差不多算是合法婚姻吧），后者为其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德米特里。但他仍然没有停手，又娶了伊丽莎白一世的侄女玛丽·黑斯廷斯为妻。16世纪70年代，他一直都很想和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都的妹妹成婚。


    不过，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合法娶妻的数量超过了伊凡四世，一旦妻子让他厌烦，他也像莫斯科沙皇一样将她们摆脱掉了事。或许应该从妻子的数量上来看暴君的暴虐程度，这是一种想要彰显自身权力的欲望。


    全俄沙皇瞧不起选出来的波兰“假”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都同芭芭拉·拉齐维乌的婚史或许部分促成了沙皇的这种蔑视之情。1548年，波兰议事会理解了国王的意图，便建议他和美人儿芭芭拉分开。西吉斯蒙德接受了。一个专制君主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对专制权力的寻求是伊凡雷帝统治时期的内心所系。沙皇对外交政策不知餍足的兴趣是他的另一大爱好。如果说他经常将国内事务交给心腹大臣处理，那么外交事务他则是亲力亲为，至少废除选民大会之后是如此。阿列克谢·阿达舍夫及其圈内人之所以会与之起冲突，是因为在外交政策方面产生分歧所致。


    伊凡写给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瑞典国王约翰三世、波兰国王斯特凡·巴托里的信，以及见过沙皇的外国人的叙述，都对这位莫斯科君主的外交才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暴躁易怒，很难压制怒火，所以经常在争论的时候进行威胁和辱骂；但如有必要，他也会尝试说服，以自己的学识、修养、顺应时势的方式来俘获对话者，而那其实是一个陷阱。


    伊凡很需要这样的外交才能：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攻占立窝尼亚和到达波罗的海）就是要让莫斯科进入欧洲政治的中心。因为立陶宛、瑞典、丹麦都在觊觎立窝尼亚，都想阻止莫斯科达成自己的目的，于是说服伊凡向南发展，攻打“共同的敌人”：奥斯曼帝国。1553年，理查德·钱塞勒（大型远征队的成员，远征的目的是经由北海抵达印度）的舰船被风暴冲至白海沿岸。钱塞勒“及其同伴”被带往莫斯科，受到沙皇接见，“与君主同桌共宴”。罗斯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由此得到确立。1560年，当德意志皇帝下令封锁罗斯的纳尔瓦城，以此来作为对伊凡干预立窝尼亚一事之回应的时候，伊丽莎白一世却拒绝给予其支持，继续保护英国人创建的“莫斯科商行”，和罗斯国做生意。梵蒂冈同样紧跟波罗的海事态的发展：希望莫斯科与之一同对抗土耳其人，说不定还有望达成教会联合的目的。


    1556年，特辖制已存在两年，在立窝尼亚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我们知道莫斯科军队已于1553年夺取波洛茨克，1554年在乌拉河畔遭遇惨败。尽管莫斯科同丹麦和瑞典签订了和平条约，但它仍执意想在立窝尼亚继续推进。立陶宛向伊凡求和，让出了被罗斯人占领的所有城市，其中就包括波洛茨克。1556年，沙皇召开了全俄缙绅会议，邀请了各路显贵、中等贵族，以及最重要的商人与会。君主向他们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必须接受立陶宛的提议，还是继续开战？会上的意见是支持战争，也支持课取新税，因为这对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不可或缺。20世纪的历史学家提出了这个颇为吊诡的事实：“在罗斯的大地上，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制度”可谓蓬勃发展，在最昏暗的特辖制时期，犹如一朵“脆弱的花朵”。对政治上的折冲樽俎可知：一旦皇室精英衰弱，沙皇便想倚靠比他低一个等级的上层波雅尔。该阶层的核心均由莫斯科古老的波雅尔家族构成，他们受到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的支持；只是，这个核心阶层要求废除特辖制。伊凡对会上同意继续进行战争的论调相当满意，于是做出回应，开始进行可怕的镇压。


    于是，战争又继续打了下去：伊凡意欲征服立窝尼亚、获得通往大海通途的愿望未曾动摇过。这场冲突又持续了十五年多，使国家满目疮痍。税收一直在增长，农民都开始向莫斯科大公国的边缘地区逃亡，莫斯科的手还伸不到那里。城市民众也在逃亡，尤其是中部和西北部的城市。莫斯科发现居民人口少了三分之一。1569年至1571年的饥荒和瘟疫又雪上加霜。但沙皇还是在国内搜刮民脂民膏，以期获得必需的资源，来为其政策服务。


    1569年，发生了一件事，其意义并未即刻在莫斯科显露出来，那就是：波兰和立陶宛在卢布林结成了联盟。两国长久以来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从而出现了一个独一的国家：波立联邦，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君主共和政体的典范，由选定的国王来</a>领导国家。最后一个雅盖隆，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都于1572年驾崩之后，便将王位空了出来。为遴选新国王，欧洲各国支持的觊觎王位者斗得你死我活，结果就转移了波兰—立陶宛国的注意力。于是，伊凡趁着这个“国王未定的空档期”继续推进战争。


    伊凡接受的波兰国王人选是由一些立陶宛信奉东正教的上层贵族建议的，这些人支持的是斯拉夫国王（在众多问鼎王座的人中间，并无其他斯拉夫人）。当然，特辖军团的恐怖行为余音尚在，还不至于使大多数遴选者倾向于莫斯科君主。不过，伊凡很清楚遴选波兰国王将使莫斯科拥有很多新的可能性。1573年初，立陶宛使节来到莫斯科，宣告国王驾崩，要求保持和平，他是这么对使节说的：“如果你们的土地和我们的土地融为一体，那无论是异教徒，罗马本身，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王国都不会起来和你们作对。”不过，他对波兰并不是真的感兴趣：一方面，选举国王这个想法让他反感；另一方面，波兰被封建主们弄得四分五裂，领主们很不听话，又使他平添了不少忧虑。因此，伊凡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如果权力可以世袭（这样就等于没有遴选！），如果他们不仅把立窝尼亚，还把基辅让给莫斯科，那他就准备毛遂自荐。


    此外，伊凡还建议选奥地利皇帝之子马克西米利安当波兰国王。莫斯科和维也纳秘密达成协定，以期清除波立联邦。马克西米利安一旦获胜，波兰就会重回奥地利的怀抱，立陶宛和立窝尼亚就会进入罗斯的怀抱。瓜分波兰的想法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外交官的方案中。但法国方面在议事会占了上风：二十二岁的瓦卢瓦的亨利当选了，他是凯瑟琳·美第奇之子，也是查理九世之弟，正是他组织了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大屠杀。他在王位上待了整整一百十八天之后，便冲回巴黎，占据了查理九世驾崩之后空出的法国王位。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又得再次遴选。


    土耳其苏丹想要加强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于是大力支持斯特凡·巴托里，从1571年起，巴托里就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也是特兰西瓦尼亚小公国的君主，因此1575年12月，他被选上，成了立陶宛—波兰联邦的国王。那年，他四十二岁，比伊凡雷帝小三岁。


    以前，莫斯科沙皇趁着波兰局势未稳之际捞好处，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波立联邦完全就是他自己的内部问题。从这方面来看，皇帝没去阻碍伊凡，以期在遴选波兰国王的时候获得他的支持。还有瑞典，瑞典也在觊觎立窝尼亚。1573、1575、1576年的几场战事，1577年成功发起的进攻，均获得胜利，夺取了不少城市。伊凡宣称：“自此以后，利夫兰的全部土地都将臣服于朕的意志。”当时，他还给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寄去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自负地讲了自己的胜利，在信的末尾说：“你写信的地方在立窝尼亚的弗尔莫城，那是朕的领土……”库尔布斯基亲王就是在弗尔莫城给伊凡写了第一封信的。十三年后，沙皇要他明白，他已经抓住了他，于是亲王只能再次逃亡，逃到更远的地方去。


    由于南部边界持续受到威胁，所以伊凡的胜利更显得了不起。伊凡的父亲瓦西里三世已设立了警戒部门，以保护莫斯科公国南部不受威胁。边界就在奥卡河沿岸。夺取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之后，他们就开始强制向伏尔加地区以及“蛮荒之地”殖民，所谓的“蛮荒之地”就是奥卡河中游以南地区。自然，边界沿线也就出现了各色城池—堡垒。这就是边界地区的前方哨所（俄语是ukra?nny?é，“乌克兰”Ukra?na即意为“疆界”“外围”），哨所和哨所之间由一排壕沟、土堤、鹿砦相连。这就是“莫斯科大城墙”。当然，这还不足以保护城市免遭鞑靼人的入侵，于是再向那里派去武装支队，这些部队每年春天都会循路向南，警戒大草原的风吹草动。要实施这些措施，就得提供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士兵。


    不过，鞑靼人只满足于劫掠城市和乡村地区，将俘虏变成奴隶，在莫斯科看来似乎不是什么很大的威胁，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花钱解决。克里米亚汗国的一个汗甚至向罗斯使节纳戈伊宣称，谁付钱付得多，鞑靼就爱谁。诚然，波兰国王也可以利用鞑靼人喜好收礼的特性，但罗斯人的机会也不少。


    1569年，南部边界热闹起来，那一年，莫斯科终于发现土耳其苏丹塞利姆二世才是威胁，苏丹从顿河出发，试图进入伏尔加地区，攻占阿斯特拉罕。土耳其—罗斯的第一次冲突以苏丹落败收场，但两国之间的冲突将持续数个世纪之久。伊凡在苏丹身边的使节诺沃西尔采夫曾提出一个说法，很好地展现出罗斯面临的新的处境，他说：“我的君主并不敌视穆斯林信仰。他的仆人萨因—布拉特是卡西莫夫的主人，皇储卡依布拉是尤里耶夫的主人，伊巴克是苏洛什斯克的主人，诺盖诸王公均听命于罗曼诺夫。”这话说得完全没错：从15世纪起，附庸的鞑靼王公就在服侍莫斯科君王，鞑靼骑兵也积极参与了立窝尼亚战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伊凡固执地拒绝参与皇帝和教宗都同意的反土耳其联盟。


    1577年秋，伊凡雷帝确立的任务似乎终于完成了。德维纳河沿线的立窝尼亚的全部领土（即利夫兰和爱斯兰），除了列瓦尔和里加这两座堡垒之外，都落入了罗斯人之手。莫斯科在波罗的海开辟了一条很大的战线，夺取了芬兰湾沿海湾地带和里加。1578年，波兰参与到冲突中来。以前，在立窝尼亚战斗中，它支持的是立陶宛；但这次，也是第一次，波兰由精力充沛的国王带领，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他们这次站在了莫斯科国一边。在这场战争中，立窝尼亚是首要战场。


    遴选期间，斯特凡·巴托里承诺“捍卫基督徒”。他并没有特别关注土耳其人，他接受的是土耳其的文化，而土耳其也承认他对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权力。在他看来，“基督徒的敌人”就是莫斯科。波兰历史学家卡·瓦利泽维斯基认为波兰是“斯拉夫种族在历史上最完美的呈现”，斯特凡·巴托里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代表人物”，当然他并不希望这个说法冒犯到任何人。卡·瓦利泽维斯基写道，因为“照他观察，他很清楚波兰人文明程度高，礼貌谦恭，心性自由，性格冲动，信奉天主教，其使命就是吞并庞大的邻国，将自身的文化、自身的政治体制和自身的宗教加诸邻国的身上。可事实相反，它自己反而有可能会被吞噬，奉行外国的习俗”。


    斯特凡·巴托里踏上历史舞台实属偶然。亨利三世本来是能留在波兰王位上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如果想的话，也有机会坐上波兰的王座。在这两种假设中，伊凡都可以让莫斯科国保留波罗的海的海岸地带。但事实截然不同：由于马扎尔人不懂波兰语，和臣民交谈也是用拉丁语，所以土耳其苏丹的附庸斯特凡·巴托里比他那个时代的波兰绝大多数人都更清楚波兰需要什么。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写过一本热情洋溢的波兰史，他写道：“伊凡的莫斯科囿于其自身的价值体系，这是一种病态的体系，使之完全生活在封闭的世界之中……与之对立的抵抗力量（波兰）所涉及的是原则问题，也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说莫斯科“囿于其自身的价值体系”，是个“封闭的世界”，还用了一个奇怪的修饰词：“病态的”，这样的评语完全正确。而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病态”存在于波兰的Liberum Veto（自由否决）的体制之中，存在于君主共和制之中。所谓斯特凡·巴托里发起的这场战争对波兰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观点纯粹搞错了时代。事实上，伊凡并没有威胁到波兰。但他的后继者就不同了。


    斯特凡·巴托里机缘巧合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从而推迟了莫斯科的发展步伐。波兰国王后来死的时候（有可能是被毒死的），被臣民的薄情寡义弄得绝望透顶。除了军事上的成功之外，他还留下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可以为波兰人做任何事，但和他们在一起，什么都做不成。


    坐上王座之后，斯特凡·巴托里便着手重组波兰军队。他增加了三倍的步兵兵力，配置了火枪军、马刀军、斧头军（在这之前，军队还都在使用长矛）。骑兵部队中还增配了“翼装”轻骑兵，从而使骑兵的名声传遍整个欧洲（果戈理在其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极其生动地描绘了波兰骑兵）。斯特凡·巴托里还招募谁出价高就跟谁走的雇佣兵。用伊凡的话来说，波兰国王是“让意大利全境（也就是指天主教欧洲）都起来反对罗斯”。


    莫斯科军队数量上占优，他们也有雇佣兵（更别提还有鞑靼人）。由于弹药短缺，伊凡便同英国女王商议，让她运送三艘装满铅、铜、硝石和火药的舰船过来。但总体而言，罗斯军队远没有波兰军队装备好，有文化。


    1577年至1582年，斯特凡·巴托里和罗斯军队之间的战争给他带来了胜利。波兰国王初战告捷（夺取了波洛茨克和大卢基），瑞典人也积极投入战斗，攻打莫斯科。波兰—立陶宛军队包围了普斯科夫。两年时间里，多少年来攻城略地夺来的地盘都丢失了。沙皇坚定地相信“先发制人者胜，后发制人者败”，这话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打了败仗的伊凡遂转而发起外交攻势。1580年8月，他要求德意志新皇帝鲁道夫二世出手相助，理由是他成了“穆斯林君主和苏丹的手下斯特凡·巴托里”的牺牲品。罗斯沙皇的信使还破天荒第一次带信前往面见教宗，信中也如此指责波兰国王。莫斯科沙皇承诺，如果罗马愿对其襄助，那他就会起来对抗非基督徒。在给斯特凡·巴托里的信中，伊凡坚称他有权占有立窝尼亚，这片土地一直以来都属于其先祖，他还威胁波兰国王，如果拒绝缔结和平条约，战争会打上四五十年。而且，他还对国王说波兰有权主张一个天主教的立窝尼亚的说法予以了驳斥。伊凡雷帝更是出其不意地提到了佛罗伦萨大公会议(1439)，当时，都主教伊西多尔在场，天主教教会和东正教教会之间结成了联盟。后来，“拉丁大公会议”的决策遭到了罗斯教会的猛烈抨击，伊西多尔也表示不同意。伊凡在这儿提到大公会议的决议，决议认为“希腊信仰和罗马信仰理应合二为一”，伊凡这么说是在针对波兰国王，因为沙皇坚信梵蒂冈肯定也会得知他说的这句话。他想得没错。罗马赶紧派遣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波塞韦诺前往莫斯科调停。教会合一的想法是个令人难以抵御的诱饵。


    1582年1月，在波塞韦诺的调停之下，在扎博尔斯克签订了停战十年的协定。莫斯科将侵占的所有立窝尼亚领土归还给了波兰，巴托里则将罗斯城市大卢基、霍尔姆及其他几座城市交还，但留下了波洛茨克。罗斯人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们的普斯科夫大捷：尽管波兰军队源源不断地增派兵力，这座堡垒仍然顶住了围攻，未拱手易人。1583年8月，又和瑞典签订了三年停战协定，瑞典保留了其所攻占的所有领土：爱斯兰和几座自古以来就属于罗斯的城市。于是，莫斯科和芬兰湾彻底断开（除了一座飞地，包括涅瓦河的出河口）。


    这场为争夺波罗的海打了二十五年的战争终于以莫斯科落败收场。在这种情况下，沙皇的政策失败了，毕竟这项政策不仅导致大量人员损失，也让国家变得千疮百孔。但伊凡拒绝投降。扎博尔斯克和约刚一签署，他就着手寻找盟友，想要继续打下去。他向英国女王求助，女王是哈布斯堡的对手。在一封1570年10月发出的信件中，伊凡对伊丽莎白一世大发雷霆，大肆抨击她在英国事务中对“商人”施加了他所认为的太大的影响。他还说：“而你假装留有处子之身，行为举止却像个坏女孩。”不过，形势迫使沙皇改变了调门。1584年2月，伊凡雷帝死前一个月，和英国使节作了商谈。


    立窝尼亚战争的失败让罗斯向西扩张的步伐晚了一个世纪。不过，这次失败还是得到了一些补偿，在东方获得了无限的土地。1583年，哥萨克阿塔曼（ataman，首领之意）叶尔马克的密使来到莫斯科，给沙皇带去了一份礼物：西伯利亚。1581年9月1日，八百四十名哥萨克沿卡马河出发，将直抵额尔齐斯河的鞑靼诸汗的领地全都并入罗斯。因此，他们等于打开了一条攻城略地的通途，其疆界一直可抵太平洋沿岸。


    1581年1月，沙皇太子伊凡·伊凡诺维奇身故。他是被伊凡雷帝打伤而亡的，但事出何因至今仍未全部澄清。当时的人，如住在莫斯科的英国人杰罗姆·戈尔塞，或皇太子去世之后数日来到宫廷的安东尼奥·波塞韦诺均给出了不同的版本，后来有的版本受到历史学家、作家、画家的采纳，有的遭到了摒弃。伊利亚·列宾画过一幅画，是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杰作之一，画中的沙皇神情恍惚，怀中紧紧抱着流着血的儿子。皇太子太阳穴上有一处伤口，是父亲用权杖打的，权杖就在不远处的地上。法国历史学家阿兰·贝桑松注意到伊凡在写给库尔布斯基的第一封信中回忆道：“你当记得最伟大的沙皇君士坦丁，你当记得他以国家之名杀害了自己的亲儿子。”他还说君士坦丁“当属圣人之列”。写下这封信之后十三年，伊凡也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无论莫斯科皇位继承人究竟是怎么死的，后果总归堪称灾难，而且数十年之后其影响也仍未消失。


    伊凡·伊凡诺维奇死了，安娜斯塔西娅的第二个儿子费奥多尔就成了合法继承人。英国使节吉尔斯·弗莱彻言简意赅、颇为传神地勾勒出了未来的沙皇费奥多尔的个性：“他头脑简单，意志薄弱……无力处理政治事务，极端迷信。”伊凡雷帝还有另一个儿子德米特里，后者是他1580年娶的第七任妻子玛利亚·娜加娅所生。但这场婚姻的合法性一直存疑，故而为继承人的合法性投下了阴影。几年之后，皇太子德米特里的命运将会撼动莫斯科罗斯。


    1584年3月19日，伊凡四世驾崩，享年五十四岁，终于有时间在灵床上接受剃发礼了。从16世纪60年代起，沙皇就有意识地追寻两个目标，而且毫不动摇：建立专制权力，进入波罗的海。第二项目标他失败了，但第一项成功了。莫斯科第一位沙皇的后继者今后会继续向西行动。伊凡的专制权力也将会成为所有沙皇今后的榜样。


    伊凡侵吞了国家内部的所有权力，以此来达成中央集权。但此种中央集权乃是权力集中于沙皇手中所致，而非反之。伊凡雷帝坚信自己就是上帝的权力在尘世的化身，坚决否认自己的罗斯血统。他不停地重复道：我不是罗斯人，我是“德意志人”，这话指的是他父亲有立陶宛血统，祖母有希腊血统。伊凡自认为是个“德意志人”，换言之，他就是别处的君主，统治的是人民纯为异族的国家。从这个观点来看，他倒是货真价实的留里克继承人。


    尽管帝国这个词还没出现（彼得大帝会用到这个词），但在伊凡治下，莫斯科国已经是一个帝国。俄罗斯和外国的历史学家如今仍在继续寻找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罗斯人为什么会支持特辖制的恐怖行径和伊凡的独断专行？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提出了一种解释，俄罗斯的大多数同行都赞同这种解释。这位《俄国史概论》的作者写道，最高利益“笼罩着社会，超越了复仇清算，超越了社会各冲突势力之间的小打小闹，使之不得彻底破裂，迫使他们共同行动”。这个最高利益就是保卫国家免受外敌侵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归纳道：“可以认为，14世纪的时候，莫斯科国受到了外族桎梏的压力，15世纪和16世纪，它得以创建和扩大，固执己见地在西方、南方和东南方打一场为了生存的战斗。”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强调道：这场“为了生存的”斗争是由莫斯科国打响的。他说得很明确：东南方是为基督教文化而打，西方是为国族统一而打。换言之，一方面，他和穆斯林开战，意图消灭他们，或使之皈依真正的信仰；另一方面，这场战斗是为了将生活在立陶宛和波兰的东正教徒纳入罗斯国内。历史表明，这两个目标向来都是帝国建设者的基本论调。但还有第三个目标。为过去的事件设立唯物主义基础的历史学家指出，莫斯科君主只不过是个给“军人”阶层发军饷的普通人而已：给他们颁赐土地。所以就有必要夺占没人住的肥沃的领土。


    第四个目标或许要比前三个目标还更重要：有必要为帝国的构建找到意识形态基础。“东正教王国”理论和“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理论都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提出来的，16世纪60年代已成体系，也受到了都主教马卡里奥斯的赐福，他对伊凡极具影响力，是他的灵性之父，而且沙皇的告解神父安德烈（后来成为都主教阿塔纳斯）也密切参与了进来，而安德烈对伊凡也很有影响力。他还写了一本书，名为《沙皇世系等级书，这些虔诚的持杖者已敷圣油，在罗斯大地上璀璨夺目》。罗斯君主的这种纯粹异想天开的世系书（伊凡在信中讲到过世系，尤其是写给斯特凡·巴托里的信，以此作为他有权主张立窝尼亚的绝对证据），用格·维尔纳茨基的说法，堪称俄罗斯的历史哲学。《等级书》将罗斯史看作东正教王国建立的历史。那些作者宣称：罗斯人乃是超出常人、独一无二的人；罗斯就是新以色列；罗斯人民的历史拥有普世价值。


    对狂热的教徒伊凡雷帝而言，《等级书》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真实性是不容置喙的，因此，沙皇行为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也就是不容置疑的。


    斯大林是伊凡政策最具说服力的注经家，他特别指出了沙皇意识形态一个珍贵的面相：“伊凡雷帝的睿智之处就在于采纳了国族观，容不得自己国家存在异族人，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外来的影响。”说这话的时候，斯大林正在开展一场反对“崇拜外国人”的重要战斗，他需要皇室出来一位先驱者，好拿来反对其他沙皇，其中也包括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不过，对伊凡蔑视外国人的看法他确实没有搞错，这种蔑视在伊凡身上是颇为混杂的，但他对某些出于各种借口前来莫斯科的西方宾客也存在着兴趣和好感。伊凡终其一生都梦想去一趟英国，但外国人来罗斯是严格受限的（犹太人则完全受禁）。在外交层面，沙皇会佯装赞扬罗马或维也纳；在和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争论的时候，他就会显露出一个冷酷狂热的东正教信仰急先锋形象。


    基本上来说，伊凡统治的几近四十年时间也是莫斯科文明成形的时间。人们经常把莫斯科大公国和亚洲专制国家相比，也发现它和13世纪及14世纪的西欧国家存在相似性，那些国家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建立了中央集权。最终，人们发现，大致来看，伊凡四世时期建立的莫斯科文明同西班牙帝国文明存在极大的相似性。莫斯科罗斯和西班牙一样，也曾经历过外族入侵者的奴役，在反对入侵者的过程中，锻造出国族性格。和西班牙一样，莫斯科也将和非基督徒的斗争当作其宗教目标。在《无脊椎的西班牙》(1922)一书中，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指出，分属欧洲轴心两级的俄罗斯和西班牙之间存在一个奇异的共同点：他们分别是两个农民种族，其中，平头百姓起主导地位，少数有教养的人在平头百姓面前瑟瑟发抖。狂热信仰和宗教问题是这两个文明的特点，只要涉及捍卫“真信仰”，根本就不可能进行赦罪。拿破仑看见莫斯科无数教堂的圆屋顶，认为那是落后的表现，因为在那个时代，“根本没人当基督徒”。皇帝的一个同伴听闻此话，便说俄罗斯人和西班牙人还都是基督徒。拿破仑想起帝国的这两个敌人就令人不悦，便在日记中写道：“俄罗斯人再也不会是基督徒，西班牙人从来就不是基督徒。”法兰西皇帝的这个结论仍值得商榷，但他这么说就等于承认俄罗斯文明和西班牙文明存在特殊性。有一个事实支持这个观察，那就是欧洲没有任何君主和伊凡雷帝及腓力二世相像。


    16世纪的莫斯科思想家特别指出罗斯沙皇国和老以色列存在诸多相似点，伊凡四世的都城想要成为老以色列的继承人。伊凡在写给其对手的信中所提出的论点是以《旧约》，特别是《列王纪》为基础的。他的灵魂深处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即《圣经》讲的就是他，而且是通过他的嘴讲的。


    从上述部分提到的多重因素来看，伊凡四世在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一个主要作用就是他的外交政策。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考虑了俄罗斯第一位沙皇的行为及个性的方方面面，认为他在统治末期一直在思考莫斯科国在欧洲其他国家之中的地位。这位历史学家在专门讲述俄罗斯人使命的时候写道：“我国人民的命运就是扼守欧洲东大门，以防止贪婪的亚洲找借口涌入进来。数世纪以来，他们竭尽全力击退了亚洲的进逼……转向西方及其富饶的殖民地，那儿有肉桂和丁香，这个欧洲觉得东方，在乌拉尔山脉和阿尔泰山脉的背后，没有什么东西能威胁到它……”对克柳切夫斯基而言，“欧洲，平静而薄情”，它们并没有注意到“在这场战斗中，参谋部将第聂伯河和克利亚济马河的三分之二兵力迁移到了莫斯科河两岸，16世纪的时候，那儿就是国家的中心，最终转守为攻，打入亚洲老巢，拯救了欧洲文明，使之没有受到鞑靼人的侵略。因此，我们就是欧洲的后卫部队，守卫在文明的大后方”。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这儿表达的是关于旧罗斯史的传统观点。人们就是这样将必要性（地理环境）转变成了美德（守卫基督教文明）。这种对过去的阐释并非俄罗斯历史学家所独有。波兰始终都将自己视为，而且今后仍将继续把自己看作基督教的桥头堡。塞尔维亚人对科索沃战役(1389)充满自豪，他们虽然战败，却牺牲自己来阻挡土耳其人的入侵。数世纪以来，欧洲击退了蒙古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的进逼：普瓦捷、勒班陀、瓦尔纳、维也纳，这么多的战役（还有其他战役）都是在用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解释的。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说罗斯对东方的战斗是世俗战斗，这说得完全没错。但由此而认为罗斯是为了捍卫欧洲，商榷余地就大了。而且，这位历史学家还做错了一件事，即他对伊凡外交政策的宏大目标就是进攻西方这一点三缄其口。伊凡是俄罗斯第一位要将罗斯“转向”西方一侧的君主。将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话意译一下，其实就是伊凡四世“转守为攻”，他攻的方向是“欧洲的老巢”，而非“亚洲的老巢”。打立窝尼亚，就是要进入波罗的海，不可能有其他解释（后来将会证明这个论断的正确性），这其实就是罗斯向欧洲进军的开端，是创建欧亚帝国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