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留里克帝国

    1 欧亚大陆


    整个欧亚史就是进行种种尝试来创建统一的欧亚国。


    ——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柏林，1927年


    我们都是欧亚人：对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穆斯林、东正教徒的联合体进行保护，是欧亚理念的根本。


    ——《熔炉报》摘录，莫斯科，1922年


    1921年，欧亚和欧亚主义这两个概念成为政治和科学词语。俄国一群流亡在外的青年研究者出版了一本文集，名为《东方出口》。作者中有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神学家、语言学家，他们都是革命和内战、俄罗斯帝国崩溃的亲历者，这些事件令人想起俄国17世纪所经历的“动乱时代”。“俄国满目疮痍。强壮的身躯四分五裂。灵魂动荡不安，受到毒害和冲击……”所以，重获希望才最重要。欧亚主义者新瓶装旧酒，建议重提那个著名的理论，为俄国寻求一条特殊的道路，以履行其使命。俄国横跨欧亚两洲，只是它既无法认同欧洲，又无法认同亚洲，却又既是欧洲，又是亚洲，在《东方出口》的作者看来，俄国乃是第三极，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毋庸置疑，这些论点和“第三罗马”的说辞很像。此外，在欧亚主义宣言出版的那一年，宣扬无须和苏维埃政权为敌的理论家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出现在了第三国际，有可能是想实现第三罗马这一俄国理念。


    欧亚主义者和其先驱一样，也在鼓吹反对西方和“拉丁文明”，坚持认为俄国必须在两个大洲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只是，这条道路并不会从正中央穿过。事实上，欧亚主义者很明显是倾向于东方的。他们那本文集的名字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十月革命让他们觉得，俄国选择西方道路已经失败，现在有迹象表明必须转向东方。首都从转向西方的圣彼得堡重新回到莫斯科，这一做法似乎表明该国的欧亚主义本质已为人洞察。1920年，由共产国际组织的东方人民代表大会在巴库召开，宣布要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再次表明了欧亚主义特质。莫斯科的代表说：“尽管强敌环伺，苏维埃俄国却仍然能为俄国工农厉兵秣马，但这么做同样也是为了印度人、波斯人、阿纳托利亚人，引领他们同仇敌忾，共同迈向胜利。”


    欧亚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千年以来，欧亚民众始终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摇摆不定，所以革命才会造成灾难。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断言：“整个欧亚史就是进行种种尝试来创建统一的欧亚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四面八方都在进行这样的尝试。斯基泰人、匈人、哈扎尔人、突厥—蒙古人、斯拉夫—俄罗斯人都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在这场历史性的战斗中，胜利终将回到斯拉夫—俄罗斯人的手中。”


    从传统上来看，俄国历史学家按照某某王公或沙皇的统治期，以及首都在哪座城市（基辅、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标准，将过去划分成了不同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的划分，以阶级观念为基础。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则认为“欧亚”编年史需以俄国历史上大草原和森林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划分。维尔纳茨基从这一历史进程的源起处看到了种种想要统一大草原和森林的尝试，他赋予了大草原和森林这两个概念以价值，但不是地理学或植物学上的价值，而是纯粹的文化价值。这位历史学家注意到南方和东方为求平衡而向北方/东北方移动的过程。统合森林和大草原才是最终目标，换言之，俄国的扩张将直达欧亚的自然极限。


    在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所描述的欧亚空间内的历史进程之中，有一点需特别引起注意，那就是“统一的欧亚国”这一概念。统一方能确保强大，在欧亚主义历史学家眼中乃是绝对条件，是必须达成的伟大目标。


    面对后革命时期这一条俄国历史上新的道路，欧亚主义者又重新回到了俄国永恒的传统问题上：是东方还是西方？是专制还是民主？当然，转向东方，未来肯定会一片光明，但也许涅槃重生的俄国还有新的模式可以选择。


    19世纪末的哲学家、诗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强烈支持东正教和天主教走到一起，他眼见时下对“东方”的痴迷，便质问俄国：“你想成为哪个东方？是薛西斯的东方还是基督的东方？”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欧亚主义者的回答是：俄国的上方弥漫着“统一欧亚的成吉思汗</a>的阴影”。欧亚主义者摒弃传统的拜占庭模式，而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蒙古帝国为榜样，这是异教的专制帝国，所有臣民均需服从国家利益。


    俄国历史上的欧亚观因危机而诞生。每一次，俄国失去了西方的领土，就希望转向东方来恢复健康，集中力量来恢复以前的疆域。这是一片被自然边界划定的疆域，东方是太平洋，南方是荒漠，西方则是波罗的海。


    2 时间和地点


    广袤的平原注定会获得政治上的统一。


    ——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


    俄国的大草原是亚洲大草原的延伸，和匈牙利大草原融为一体。从黄海到巴拉顿湖的这一整片草原大陆上游荡着游牧民，他们从史前开始便跨越了极大的距离，寻找牧场。从亚洲腹地过来的游牧民如波浪一般在大草原上铺陈开。他们把草原上的居民赶走，而后者又把势力更弱的游牧民赶走，占据其草场。公元前5世纪，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造访了希腊在布格河右岸的殖民地奥尔比亚，亲眼见到了这片空间的最初居民，后来，这儿就有了南俄大草原之名。


    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公元前1000年至前700年生活在黑海沿岸的初民辛梅里亚人并没在身后留下多少印记。接踵而至的是斯基泰人，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的许多墓葬品被挖掘出来：黄金珠宝，餐具，武器。斯基泰骑士好斗的形象也留存了下来，他们是顿河至多瑙河之间这片疆域的主人，在高加索地区及更远的地方大肆劫掠。策马驰骋，自由自在，不受奴役，那就是斯基泰人的形象，后世的俄国人受到这个形象的激发，也想把俄国人比拟于古代大草原上的战士。


    斯基泰人被来自中亚的萨尔马提亚人赶走，后者同属印度—伊朗语族。他们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武器装备占优，有马镫、长矛和长刀。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初，萨尔马提亚人占据了大草原。关于这方面的记忆仍然留存于世，特别是在波兰语当中，所谓的“萨尔马提亚人”就是指长髯飘飘的人。


    后来的入侵来自北方，这和之前的情况不同。日耳曼部族中的哥特人穿过波罗的海，向西南进发而来。这些侵略者的东部分支东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与顿河之间的河岸边创建了国家。波罗的海和黑海第一次有了联系。4世纪末，哥特人被匈人赶走，匈人属于突厥系。来自亚洲的匈人很快就占领了伏尔加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大片草原。5世纪中叶，国王阿提拉长驱直入来到了罗马的城门之下：欧亚帝国的轮廓开始显现。阿提拉的王国在他死后便分崩离析。继匈人而来的是离开亚洲、寻找草场的突厥游牧部族阿瓦尔人（又名奥布雷人）。阿瓦尔人四处劫掠，不仅令南俄平原上的定居部落，也令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臣服。存在了一个世纪之后，他们便突然消失，和来时一样突然。俄国编年史中有这么一句俗语：“像奥布雷人一样消失”，意思就是指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么多游牧部族从大陆腹地冒了出来，定居，然后消失，给人留下了一种变动不居的印象，这一过程持续数世纪之久，空间涵盖喀尔巴阡山和高加索之间的地域。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在这片疆域上永久居住？随之而来的还有另一个诘问：这么多民族当中，斯拉夫人在哪儿，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斯拉夫人源头在何处，针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久已有之，甚而到了后来，竟有愈争愈烈之势。资料稀少更是加剧了争论的尖锐度，更掺杂着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历史学家针对各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这些回答时常自相矛盾，问题有：斯拉夫人真的源于东欧吗？如果不是，那他们又来自何方，何时出现？罗斯人(Russy)给一个民族和国家赋予了名称，他们究竟源自何方？俄国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回答这些问题更是艰难，各种各样的解释层出不穷，但成文的资料少之又少，有旅人的叙述，也有拜占庭或哥特史学家的简短提及，语言学和考古学提供的资料也无法完全弥补这个缺憾。历史本质上就是以文字为基础的。考古学、语言学、古币学都只是辅助科目。


    历史学家的争论持续了数世纪之久，但这样的争论后来也成为某种资料来源，可让人更好地理解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过往。12世纪初出现的《往年纪事》的作者是僧侣涅斯托尔，这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俄国史。对研究罗斯的全体专家而言，《往年纪事》都是信息的主要来源。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涅斯托尔是“斯拉夫派”，当代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认为他是“西方主义者”。前者写于1903年，后者写于1989年，两位俄国历史学家对12世纪的同行用了这两个词，将俄国历史的巨大矛盾描述了出来。


    不过，大部分研究者对罗斯初期历史的看法意见一致。《往年纪事》开头第一句，涅斯托尔对此作了概述：“……俄国的大地是否由此开启？”


    照《往年纪事》的说法，从喀尔巴阡山延伸至第聂伯河的疆域是斯拉夫先祖的故国。6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恺撒利亚的普罗科匹厄斯，及其同代人，哥特史学家约达尼斯，是最早提及安特、威内狄和斯克拉文斯拉夫部族的人，说他们在游牧部族的压迫之下，不得不迁徙他处。逃跑的阿瓦尔人把喀尔巴阡山分水岭处的居民赶了出去。显然，正是在那个时候，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人之间的联系由此中断。对语言的影响尤其明显。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对查理大帝战胜哈扎尔人的战事留下了深刻印象，遂给自己的君主赋予了“国王”(kral、krul)的称号，而东斯拉夫人则从东方诸民族那儿借来了“可汗”(khakan)一词。


    从6世纪末到9世纪初，斯拉夫人持续在伊尔门湖和黑海西北岸之间的盆地里定居下来。《往年纪事》提到有15个部族，他们各自划定了疆界。边界经常都是河流。第一个提到的部族是波良人。《往年纪事》作者说他们定居在第聂伯河沿岸，而且好几次提到他们的首都就是基辅。对在基辅写作《往年纪事》的涅斯托尔而言，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事实。《往年纪事》中列举的河流湖泊让人可以很清晰地了解斯拉夫部族的地理分布情况：第聂伯河、普里皮亚季河、德维纳河、伏尔加河、索日河、奥卡河、谢依姆河、苏拉河、杰斯纳河、布格河、德涅斯特河、多瑙河。生活于伊尔门湖湖畔的部族建造了诺夫哥罗德。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指出，在《往年纪事》里有两个事实，似乎标志了俄国历史的开端。第一个就是6世纪在喀尔巴阡山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斯拉夫部族军事联盟，领头者是杜列别人的君主。当时他们正和拜占庭发生冲突，这是第一次统合东斯拉夫人的尝试。第二个因素就是东斯拉夫人所定居的平原并无自然疆界，共分成两个部分：北部是森林区，南部是草原。新来者基本上就定居在长条形的森林地带。


    第聂伯河成为东斯拉夫人所占领土的巨大的中轴线，这条皇家大道就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动脉。对希罗多德来说，除了尼罗河，第聂伯河不仅是斯基泰地区，而且是全世界物产最丰富的河流。这位希腊历史学家盛赞河流沿岸丰美的草场，清醇甘甜的河水，丰富的渔获，还有盐土层。他提到了第聂伯河可以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干流和支流将波罗的海和黑海连接了起来。早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纪，这条商路就被黑海北岸和亚速海东岸的希腊移民利用了起来，如奥尔比亚、赫尔松、泰奥多西亚、法纳戈里亚等。


    千年之后，《往年纪事》里最有名的内容至今仍具有现实性。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那是后人不怀好意添加上去的。书中写道，862年，斯拉夫人摆脱了向其索要贡品的瓦良格人之后，争执了起来；内战爆发，开始内斗。诺夫哥罗德土地上的定居者于是决定向外国君主派遣使节，发出了这样的请求：“我们的国家广袤富饶，但动荡无序……望来统治我们。”


    诺夫哥罗德的使节走海路，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瓦良格人那儿。三个兄弟——留里克、西涅乌斯、特鲁沃尔——在亲兵的护卫下，回应了来访者的邀请。年纪最长的留里克便成了诺夫哥罗德王公：留里克王朝先后统治了基辅和莫斯科，时间达数百年之久，直至16世纪才灭亡。留里克的两兄弟也有了自己的公国，亲兵的一个成员阿斯克尔德也成了基辅王公。


    《往年纪事》记载的“诺曼人来访”这段历史是俄国初期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个片段。看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如何，便能衡量俄国人“爱国主义”的程度有多少。1749年9月6日，出现了“诺曼人”和“反诺曼人”的支持者，那天，官方史家、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院士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宣读了他一年一度的报告。那年，报告论述的是俄罗斯人及俄罗斯之名的由来。米勒院士的报告是以前辈泰奥菲尔·西格弗里德·拜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撰写的，他的理论是，基辅罗斯是由诺曼人创建的。与会者听闻此言，发出愤怒的呼喊，使他根本无法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另一位院士、天文学家N. 波波夫说，作报告者“玷污了我们的人民”。他们一直吵到了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跟前，于是女皇就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中有大名鼎鼎的俄国学者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他的观点很明确：德国人的观点“丑恶至极”，米勒的研究损害了帝国的利益和荣耀。引发公愤的这位院士的出版著作全部遭到没收和销毁，而且他被禁止再从事俄国古代史的研究。


    这场争吵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仍然甚嚣尘上。所有人依据的都是同一个来源，“支持诺曼人”的一方和“反对诺曼人”的一方彼此找出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来支持各自的观点。“诺曼”理论反对者的爱国激情对这场争论更是火上浇油。在对德战争最白热化的时候，院士鲍里斯·格列科夫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邀请瓦良格人”的理论是不爱国的行为，断言高度发达的强大的俄国从6世纪起就已存在。斯大林去世后，官方对俄国古代史的观点也没有改变。1963年，安德烈·阿马尔里克因为写了一篇名为《诺曼人和基辅罗斯》的论文而被逐出了莫斯科大学</a>。1978年，院士德·利哈乔夫在给《往年纪事》作注的时候强调：“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尔的传说来自大海的另一边……纯粹是《往年纪事》的作者在生搬硬造，胡写一通，这纯粹是作者个人的假设，现在不能再这样认为了。”


    必须承认的是，《往年纪事》的作者对这起事件的描述特别混乱。照涅斯托尔的说法，诺夫哥罗德的使节被派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可这一说法很不精确。接下来他又做了一些澄清：“他们来到了瓦良格人那里，也就是罗斯人那里。这些瓦良格人号称罗斯人，就像有的人被叫作瑞典人、诺曼人、盎格鲁人一样……”他这么明确一说，又引出了一系列问题，重要的有：他们是否邀请了外国人来统治？如果是的话，是谁？涅斯托尔为什么把瓦良格人和罗斯人等同起来？换句话说，罗斯这个词发源自哪里？最初的俄罗斯之名是从哪里来的？次要问题是：斯拉夫人和罗斯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可涅斯托尔的回答是：“斯拉夫人就是俄罗斯人，和名为罗斯的瓦良格人很像，只是他们以前叫作斯拉夫人。”“反诺曼”派则断然拒绝了将瓦良格人和罗斯人相等同的说法。


    现在，我们还是得设法洞穿这些历史迷雾。新的假设和理论已经出现。有的研究认为，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部族可以提供解开谜团的钥匙，因为不管瓦良格人是否被请去营救，他们毋庸置疑都是斯拉夫人的起源。在波罗的海的吕根岛上，从6世纪开始便生活着一个斯拉夫部族，德国编年史家把他们叫作罗斯。因此，可以假设斯拉夫—罗斯人来到了诺夫哥罗德。但他们的亲兵里也有维京人。他们在诺夫哥罗德及其周边地区定居下来之后，便南下至第聂伯河，建立了基辅国。哈佛大学教授、乌克兰裔美籍学者奥梅利扬·普里察克提出了一种出乎意料的理论。这位历史学家以6世纪至8世纪的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为基础，发现在罗马的高卢地区以及罗德兹这座城市周边地区有罗斯人出没，8世纪的时候，这些罗斯人的拉丁名字叫作鲁特尼奇斯人(Rutenicis)，法语叫作鲁西人(Rusi)。阿诺德·汤因比则认为罗斯一词源</a>自瑞典语Rodher，意思是“桨手”。


    对旧俄史的研究尚无法对遥远的过去提出的这些问题遽下定论，要下定论也不可能，但可以拓宽我们对往昔时代的认识，只要不声称那是绝对真理即可。我们很清楚真理不会从争论中产生。对俄国及俄国人起源的争吵并没有涉及一个公认的事实：9世纪，罗斯进入了历史。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家、回忆录作者、旅人提到的不只是斯拉夫部族，他们所讲述的事件中的相关人等都是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这片空间的居民。编年史家特别认为：860年6月18日，俄罗斯人驾着二十艘船只，包围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他们在周边大肆劫掠，于6月24日撤围，来无影，去无踪，就这么悄然离开了。


    那个时代的成文历史中罗斯的突然出现其实有逻辑可循，用晚近的词汇来描述的话，就是“地缘政治”。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的诞生将地中海一分为二：南部为穆斯林区，北部为基督徒区。阿拉伯人从9世纪起便在开疆拓土，使地中海成了他们的领地，从此使之与西方的商贸无缘。于是，商人们便折向北方。新的商路在北海、莱茵河、波罗的海打开。《往年纪事》对“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通路”作了详尽无遗的描述：他们南下第聂伯河，再拖着船（俄语叫dia，希腊语叫作monoxyles）前往洛瓦季河，从那儿前去沃尔霍夫河、涅瓦河、“瓦良格之海”（波罗的海）；再从那儿前往罗马，从罗马去君士坦丁堡；然后再去黑海，再是第聂伯河。


    这条商路以第聂伯河为主干，将整个俄罗斯平原整合成了一个体系，东北方向可通往波罗的海，西南方向可通往伏尔加河流域和顿河流域，以及里海、亚速海和黑海。商路同样还可以从森林带通往草原区。在“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那条通路的沿线，商队的歇脚处变成了武装加固的商行，之后又变成了城市。城市数量愈来愈多，涅斯托尔的记录只列出了其中几个最重要的城市，如基辅、佩列亚斯拉夫尔、切尔尼戈夫、斯摩棱斯克、柳别奇、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波洛茨克，商贸不可谓不发达。M.季霍米罗夫列了一份名单，共有238座城市，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份名单还不够完整。俄罗斯历史上第一座都城基辅占据了特殊的地位。编年史说这座“俄罗斯的母亲城”建于862年。


    3 邻居：哈扎尔人、拜占庭人和其他人


    有界石和边界，就有争吵和战争。


    ——俄罗斯谚语


    《往年纪事》这部起源编年史讲述了12世纪初之前两百年的旧事，它将作者所认识的世界划分为三个人群：“斯拉夫人”“别处的人”“外族人”。专讲斯拉夫人的那一部分写得相当模糊，很难搞清楚斯拉夫人在什么地方停下了脚步，罗斯起于何时，瓦良格人又占据了哪个地方。我们已经发现，尽管有不少历史学家驳斥了书中的这个段落，认为那是后期添加上去的，但仍有一些历史学家努力想要了解作者的想法。波兰历史学家亚·布吕克纳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谁能对罗斯这个词做出正确的定义，谁就能找到古俄罗斯历史的钥匙。”撇开对“起源”的争论不谈，可以承认的是，对涅斯托尔而言，斯拉夫部族之间的相似性是很明显的。但作者又一次指出：“诺夫哥罗德人……属于瓦良格人一系，但他们以前是斯拉夫人。”后来，在讲述基辅罗斯历史的时候，他指出了瓦良格人的“斯拉夫化”。反正，不管怎么样，他相当确定地认为“两者相近”，都是“我们自己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别处的人”是指定居于波罗的海两岸和伏尔加盆地内的芬兰部族。斯拉夫人对芬兰部族的殖民总体很平和，起于7世纪，终于9世纪初。“外族人”是指邻近的敌对部族，他们在穿越大平原的时候，和斯拉夫人发生了冲撞。


    少数走遍那片地区的旅人会留下一些亲历的文字，在他们的笔下，那是一片遍布沼泽和森林的土地，居民以狩猎、捕鱼、养蜂、农耕为生。同一个时期，“从其他地方来的”客人发现那儿存在大量城市。他们说：“那片土地上遍布城市。”这是很好的证据，表明那儿商贸发达。涅斯托尔的记录让我们了解到，“6367年（公元859年），大海那边的瓦良格人向楚德人、斯拉夫人、梅里亚人和所有克里韦齐人征收贡赋，而哈扎尔人则向波良人、塞维里亚涅人和维亚蒂齐人……征收贡赋”。对《往年纪事》的作者来说，芬兰—斯拉夫部族都是“自己人”，而瓦良格人和哈扎尔人都是敌人。还要补充的一点是，瓦良格人就在商路开端的波罗的海这儿，而哈扎尔人则在另一头，占据着通往黑海，进而是拜占庭的大草原。


    随着（受邀而来，或自行前来的）斯堪的纳维亚武士不再局限于零敲碎打的劫掠，而是靠征收贡赋，牢牢地扎根于被占领土上，瓦良格人和当地人关系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改变。加固的城池，商路上的商行，都成了公国的首府。千年以后，多卷本《俄罗斯国家史》(1808—1824)的作者尼古拉·卡拉姆津认为：“俄罗斯能存在于世，且扬名立万，变得如此辉煌，均应归功于那一代声名赫赫的瓦良格人……”但他对哈扎尔人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


    和其之前的大量突厥人一样，哈扎尔人也是突然从亚洲腹地冒出来，出现在南俄草原上的。对文献学家而言，哈扎尔人(Khazars)名称的根源kaz就是“游牧民”的同义词。我们在哥萨克的名称，或哈扎尔人的名称里都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哈扎尔人究竟是何时出现在欧洲的，但他们的国家中心在北高加索地区，在6世纪的时候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下一个世纪的中叶，西突厥人开始衰落，之后到了8世纪，哈扎尔人的势力达到顶峰。哈扎尔人占据着里海盆地和黑海盆地，在高加索地区阻挡了阿拉伯人入侵的步伐。哈扎尔国就在国际商贸的中心地带。依据当时人的亲历证词，拜占庭枢密院写给哈扎尔可汗的信件上盖的金印，要比寄给教宗或西方皇帝的金印更厚重。尽管拜占庭皇帝明令禁止娶蛮族公主为妻，但哈扎尔君主的女儿却时常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御座。皇帝利奥四世在纪念其母亲的文字中就被称为“哈扎尔人”。


    一个半世纪以来，俄国的学生从普希金那首名为《智者奥列格之歌》(1822)的诗歌中学到了“哈扎尔”这个词。诗人在诗中讲到了俄国最初的君主之一奥列格想要惩罚“不通情理的哈扎尔人”：为了惩罚哈扎尔人的“野蛮掠夺”，这位君主决定焚烧敌人的村庄和土地。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行为对双方来说都是很正常的事。俄国历史学家对哈扎尔人并无任何深仇大恨，显然也没有理由要去痛恨对方。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哈扎尔人的桎梏对第聂伯河的斯拉夫人来说并没有太严厉，也不太恐怖。相反，他们并没有剥夺东斯拉夫人外部的独立性，而是提供给东斯拉夫人经济上的大量好处。从那时起，对乖乖上缴贡赋的第聂伯河畔的人而言，大草原的河道都是畅通无阻的，可以直通黑海和里海的市场。”中世纪学者I. 戈蒂耶写道：“对臣服者友好的态度和宗教上的宽容使哈扎尔人得以在四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创建并维持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国家从克里米亚一直延伸到亚伊克河（乌拉尔河）地区，一路并无自然边界的阻隔。他们武器精良，成就了哈扎尔和平(Pax Khazarica)，那个时期，哈扎尔人统治了从里海到第聂伯河的出海口、从高加索山到中亚森林的广袤地区。”1


    1：J. V. Got’e,《Xazarskaja kul’tura》, Novyj vostok, no 8—9, Moscou, 1922, pp. 290—292.


    20世纪40年代，俄罗斯人和哈扎尔人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对哈扎尔人的态度）开始恶化。哈扎尔国成了重新正确阐释过去和现在的求之不得的机会。事实上，8世纪，哈扎尔君主布兰及其朝臣就改宗了犹太教。可汗摒弃了源自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和拜占庭的基督教，选择了一个“中性的”宗教。


    这起持续了数世纪之久的事件，原本只有历史学家感兴趣。1952年1月，一篇文章对1936年出版的《哈扎尔史论》一书的作者、杰出的古俄史专家米·阿尔塔莫诺夫教授的作品进行了诋毁。阿尔塔莫诺夫提出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哈扎尔人对基辅罗斯的影响，但当时并未过度引起注意。十五年后，形势发生变化。准备重版此书的阿尔塔莫诺夫教授遭到了指控，说他削弱了俄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性，篡改了历史，美化了哈扎尔国。文章宣布：“哈扎尔汗国乃是原始部族的聚合体，在东斯拉夫人创建国家的进程中并无任何正面作用。”阿尔塔莫诺夫教授的《哈扎尔史论》经过改写之后，于1962年出版。修改的痕迹相当明显，从诸如“沾染犹太色彩的寄生阶级”“军事犹太主义”这样的说法就能看出来。


    1989年出版了列夫·古米廖夫的鸿篇巨制《古俄罗斯和大草原》。身为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的作者采取了极为特别的角度：“对罗斯起源的研究，就是对俄罗斯—哈扎尔关系史的研究……”对他而言，哈扎尔国是两个后来敌对数世纪之久的民族首度相遇的地方：照古米廖夫的说法，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一代表恶，一代表善，一代表病态，一代表健康。他写道：“哈扎尔民族的悲剧”恰恰在于这个民族“在宗教方面持完全不加区分的宽容态度”。这种“不加区分”达到某种程度之后，他们的可汗就改宗了犹太教，由此便导致了一个世纪之后哈扎尔国的灭亡。此外，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又给了他们致命一击，于965年将哈扎尔国的都城伊提尔洗劫一空。


    列夫·古米廖夫对哈扎尔国的怨气是多重的：在他看来，哈扎尔国控制斯拉夫各部族，让他们上缴贡赋的做法是错误的，成为“商业强国”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哈扎尔国将对外贸易，尤其是奴隶贸易看得太重，受西方的影响太深。不过，主要受到责备（控诉）的地方还是国家领导层公然宣扬犹太教。欧亚大草原各民族当时并不了解国家宗教这一概念，可汗的选择并不必然会扩及整个部族，部族仍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古米廖夫强调，哈扎尔国民众中间的基督徒、穆斯林和异教徒都受到了“伊提尔犹太主子”的压迫。


    犹太教是通过拉多尼特商人传入哈扎尔人中间的，拉多尼特商人讲波斯语，“熟悉各条道路”。8世纪中叶的国际局势可以表明，犹太商人为什么会最早找到东欧的通途。从7世纪中叶起，穆斯林和基督徒便杀得难解难分。古罗马帝国希伯来一系的公民被各方视为中立方，可以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从马赛前往北非，然后再去君士坦丁堡，从那儿抵达哈扎尔人的都城。他们的主要“商品”均由奴隶构成，列夫·古米廖夫认为这样的贸易“令人作呕”。对我们来说，不这么想是不可能的。但这位历史学家也不喜欢拉多尼特商人的奢侈品交易。他写道：“用20世纪的语言来翻译的话，这样的交易就等于非法买卖外汇和贩卖麻醉剂。”不过，我们要问的是，以“用20世纪的语言来翻译”这种说法来思考过去是否合适。8世纪，奴隶贸易和奢侈品贸易一样，都是特别受人尊敬的职业，对20世纪来说，这样的交易会在《古俄罗斯和大草原》一书作者的心中引起极大的反感。


    将我们的观念，或我们的喜好投射到过去，将不相匹配的年代转变成可资调节的意识形态武器，有时会导致奇怪的结果。奥梅利扬·普里察克在阐释自己的俄罗斯起源观念时，采用了9世纪的阿拉伯作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证词，此人是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情报部门首脑。所有俄国历史学家都会提及此人，因为他第一个提到了罗斯的存在。照俄国历史学家所援引的这位阿拉伯作者的说法，俄国商人“将松鼠皮、灰褐色的狐狸皮以及利剑从斯拉夫疆域最远处一路运往黑海”，但他们却没提及作者还说到了奴隶贸易。奥梅利扬·普里察克给出的信息更完整：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提到了两个专做奴隶贸易的国际贸易商行，一个是拉多尼特犹太人的商行，另一个是非犹太人的罗斯商行。此外，拉多尼特人在750年至830年间特别活跃；继之而起的罗斯人由于确立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发轫的商路，故而又超越了拉多尼特人，而这条商路就是很有名的“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商路。


    前往黑海可以使东斯拉夫人接触到他们强大的邻居拜占庭。和东方帝国的相遇将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起到关键的作用。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写道：“俄国建国，才能和拜占庭发展关系。由于渴望和君士坦丁堡确立定期联系的通道，俄国便以武力开道，越过拜占庭外交部门绞尽脑汁想出的种种障碍。”我们先撇开这位历史学家所谓的通过武力建立稳固关系的说法，指出文中的年代错误，而这个错误正在于“俄国”这一表达法。当然，9世纪的时候，俄国尚未走出未成形的状态。


    想要和当时那个时代强大的帝国、主要的市场保持联系，开辟通往“希腊人”的道路，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点毫无疑问。君士坦丁堡的富饶没法不让人心动。但维京人主要并不是商人，他们首先是海盗、匪徒。瓦良格人的船只于860年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前，在同时代的人看来，这绝不是来通商的。况且，此时瓦良格人的斯堪的纳维亚亲戚还从瑞典东部而来，向西欧发起进攻：845年和885年，丹麦人围攻巴黎，1016年，他们在英国建立了王国；之前的839年，挪威王公托格西尔当上了爱尔兰的国王。维京人攻占新的土地，并在那儿扎根，与当地人混居在一起，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国家的名字。


    瓦良格人、罗斯人也是这样。瓦良格人的亲兵南下黑海和亚速海之后，便在通往拜占庭都城的道路上和各个民族相遇，他们既与之作战，又与之缔结联盟，从事商业活动。7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强势的保加尔王国出现在库班和亚速海之间。他们很快就分成了两部。一部原地待命，另一部向西进发，跨越多瑙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让拜占庭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761年，保加尔汗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被击败。811年，又发生了一场新的战事，最终以拜占庭的军队失败告终。皇帝在战斗中阵亡。征服者克鲁姆汗遵照匈人的风俗，命人将其头颅制成酒盏。到9世纪中叶，鲍里斯汗皈依基督教，起源于突厥人的保加尔人便逐渐开始斯拉夫化。


    9世纪初，在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生活着马扎尔人，他们是另一个突厥部族，因遭大草原上的游牧民佩切涅格人驱逐，遂并入哈扎尔国，然后便来到了多瑙河三角洲。


    《帝国行政》一书收入了大量其他文献中不见的事实，尤其是关于10世纪上半叶拜占庭与其邻国，主要是罗斯之间的关系，在这本书中，“生于紫室”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披露了帝国外交政策中的几大原则。第一就是让邻国互相挞伐，这当然不是君士坦丁首创的。拜占庭的外交官都是玩弄“分而治之”谋略的高手。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所有边界地带，各个民族打得你死我活，或被君士坦丁堡打击，或被其收买。因此，到了9世纪末，皇帝利奥四世在和保加尔人的沙皇西缅打仗的时候，就让马扎尔人过来帮忙。阿尔帕德率领军队侵入保加利亚，烧杀抢掠。保加尔人便只能向当时俄国大草原的霸主佩切涅格人求助。他们从背后攻打马扎尔人，迫使后者逃入特兰西瓦尼亚躲了起来。


    瓦良格人受邀来到（或自行前来）诺夫哥罗德，发现了通往“希腊人”的道路，于是就融入了拜占庭的外交政策之中。他们和拜占庭打来打去，又与之缔结和约，建立联盟。结果拜占庭又融入了瓦良格伊戈尔大公国的对外政策，此时，后者正将诺夫哥罗德的首府迁往基辅。基辅罗斯由此诞生，俄国历史也正式开始。首都的变化（接下来还有多次变化，这是第一次）使历史的天平又晃动了起来，从而使罗斯人从西向东行进，之后又从东往西，从森林进入草原，之后又从草原来到森林。


    4 最初的步伐


    俄国的历史就是被殖民的历史。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最初的步伐踏在了海上。882年，诺夫哥罗德王公、无数城池和土地的主宰者留里克死后三年，其继任者奥列格外出征伐。他的亲兵里就有瓦良格人、《往年纪事》的作者所说的“发现者”以及“初代移民”，换句话说，就是斯拉夫人和芬兰人这些本地的居民。攻占斯摩棱斯克之后，奥列格在该地派人驻守，便顺第聂伯河南下，一直来到“山丘上的一座小城”。这座“小城”就是基辅。


    奥列格施巧计，将该城的统治者阿斯克尔德和季尔诱至陡峭的河岸上，对他们说要剥夺他们的权力，理由是他们并非出身于王室，要立留里克的儿子小伊戈尔当王公和继承人。阿斯克尔德和季尔后来都被杀害，奥列格便着手统治基辅，使之成为“俄国城池之母”。


    俄国唯一一部记述“初始之初”历史的《往年纪事》就是这样记录俄国最初的情况的。历史学家正确地注意到洞窟修道院的僧侣涅斯托尔是1122年在基辅写下这部作品的，也就是与所提到的那些事件相距一个半世纪；他们还指出，后来有过两次修订、重写、补足、订正。我们现在仍然缺少其他文献，所以没法不去理会涅斯托尔的记录。确实，依照历史学家的观点的不同，还有时代需求的不同，人们仍有可能对《往年纪事》进行分析、阐释、讨论和驳斥。


    王朝的创建者留里克是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他的行为和生平全都无法证实。相反，奥列格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以求证的人物。他的存在以及所作所为其实都可以通过拜占庭的文献来加以证实。帝国的历史学家记录道，860年，瓦良格人的船只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但这儿的敌人仍然是无名无姓的。907年，将基辅交给伊戈尔之后，奥列格便“向希腊人进军”。他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编年史家列举的参与战事的部族不少于12个，其中还没算上瓦良格人。奥列格“或骑马，或坐船”，夺取了君士坦丁堡。数字可以让人了解他的军队究竟达到何种规模：2000艘战船，每艘船运载“40个人”。但我们也知道，古代的文献都喜欢夸大参加战事的军队的规模。不过，俄罗斯人在满目疮痍的拜占庭都城周边地区打的胜仗，可以证实奥列格军队的强大。《往年纪事》描写了这场由奥列格领导的战斗：“……他在城市附近地区杀了许许多多希腊人，摧毁了大量宫殿，将教堂付之一炬。俘虏有的被刀刃穿透，有的遭到折磨，还有的被火烧死，或被投入海中溺死。俄罗斯人还让希腊人遭了其他许多罪，这是对待敌人的惯例。”


    奥列格的军力还得到了拜占庭人的行为证实：俄罗斯人的入侵让拜占庭人惊慌失措，王公说要多少贡赋，他们就愿给多少贡赋。俄罗斯人于是签署了第一份国际协议：和平达成（911年得到批准），从而使俄罗斯人有权在帝国的都城自由行商。城郊有一个地方专门保留给了他们，双方在冲突的管理模式、交换及赎买俘虏、收回在逃奴隶和罪犯等方面都达成了一致意见。


    拜占庭的文献并未提及奥列格的战事，这一空白使某些历史学家对《往年纪事》中的记述产生了怀疑。1938年，《俄国古代文学史》一书的作者古兹教授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对俄国君主战争凯旋的记述”乃是诗意的杜撰。196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鸿篇巨制《拜占庭史》认为从一些阿拉伯作者那儿获得的发现影射了奥列格的那场战事，所以“再也不能怀疑其真实性”。


    《往年纪事》记录了号称智者的奥列格之死，他统治了三十三年，三十年都在基辅。公国传到了留里克的儿子伊戈尔手上。后者继续遵循奥列格的政策，攻城略地。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讲到了“战争和烧杀抢掠”。从中可以看出王公努力为国家扩展边界的行为有其逻辑性。奥列格选择了从诺夫哥罗德到基辅、从拉多加湖到黑海沿岸的商路作为中轴线。他入侵第聂伯河的左岸（对阵塞维里亚涅人和拉蒂米奇人）和右岸（对阵杰列夫良人），以期保卫基辅罗斯的两翼。尽管远征的目的是获取土地，但领土本身的重要性远比人口的重要性低，有人，就能征收贡赋，可以让奴隶当兵。


    伊戈尔扩大了侵略的范围。912年至913年，他对里海西岸和南岸发起战事。五百艘战船运载他的亲兵洗劫了吉连、塔巴里斯坦、希尔万，夺得了大量战利品。但返程的时候，王公的军队被哈扎尔汗击败。还得进一步行动才能阻止伊戈尔。无疑，他的计划暂时搁浅，尚需时日来重建军队。《往年纪事》提到，916年，出现了佩切涅格人：“佩切涅格人第一次来到了俄国的土地上。”源自突厥的这个草原民族将住在南方大草原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基辅王公和佩切涅格人保持了和平，后来在劫掠拜占庭的时候，提议与之结盟。941年，伊戈尔的轻型战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海口与希腊战船对垒，后者有一种武器相当强大，而且颇为神秘，那就是希腊火。阿诺德·汤因比说那就是凝固汽油弹，这种化学物质触水即燃，而且无法扑灭。这次战败并没能让伊戈尔丧气。943年至944年，和三十年前一样，他又对外高加索的里海沿岸发起进攻，随后又于945年再次向拜占庭进军。拜占庭皇帝派出了使团，后者在多瑙河上与俄军相遇，并说服俄军与之缔结了和平条约。这份条约和911年的相比并无不利之处，基辅人获得了一些商业上的好处，但作为交换，他们要帮助拜占庭守卫其在克里米亚的定居点。无论成功与否，伊戈尔的几场战事终于让基辅罗斯进入了拜占庭的政治范畴，这一点毋庸置疑。帝国一方的亲历者是这么记录的：亲兵于944年缔结条约，其中一批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圣以利亚教堂宣了誓。但《往年纪事》说奥列格及其战士是“根据罗斯的法律宣的誓”，也就是说他们遵循的是异教的仪式：“他们以自己的武器、佩伦神以及主牲畜的沃洛斯神起了誓。”两份条约之间隔了三十年，其间，基督教进入了基辅罗斯，虽然大多数人口仍然信奉异教。


    和拜占庭签订条约的那一年，伊戈尔还没从战场回来，就重新开始对杰列夫良人征收赋税。“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在其著作《诸民族》（10世纪中叶）就讲到了基辅王公向斯拉夫人征收赋税的情况。11月，王公及其亲兵开始出发，行程一直持续到4月。此时，第聂伯河已不再冰封，可以带着财宝重返基辅。但涅斯托尔的记录所讲述的历史并不寻常，因为当时的人都还留有记忆。作者写道，945年，伊戈尔的亲兵向王公宣称，他在杰列夫良土地上的代表斯文涅尔德督军率领的军队要比君主的亲兵过得好。伊戈尔的人建议他返回已缴清贡赋的杰列夫良人那儿，进行第二次征收。伊戈尔同意了。他们再次从杰列夫良人身上搜刮了一遍，涅斯托尔说得很明白：“他们依靠的是武力。”伊戈尔没有阻止这种做法。他再次派遣亲兵前往基辅，率领一小队士兵第三次来到杰列夫良人那儿。但一连三次就太多了。杰列夫良人说：“如果狼养成进羊圈的习惯，就会逐渐把整个羊群夺走，除非把狼给宰了。”于是，他们从所在的城市伊斯科罗斯坚城出发，“向伊戈尔进军。他们杀了伊戈尔和他手下的士兵”。


    历史学家对伊戈尔这么做的理由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伊戈尔就是残暴无情，另有人认为杰列夫良人桀骜不驯，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伊戈尔太自信，第三次去征收税赋的时候，竟然只带了一小队士兵。列夫·古米廖夫手头并没有掌握任何特别的文献，只是凭“直觉”认为伊戈尔之所以会不得善终，是因为“受到了哈扎尔国王约瑟夫的影响”。照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的说法，作为可汗附庸的基辅王公学会了“给犹太人惹麻烦，丝毫不会考虑那些人的感受”。


    伊戈尔死后，基辅的权力传到了他的寡妻奥尔加的手上。《往年纪事》的记述极具复仇故事的色彩，说女王公报了杀夫之仇。她绞尽脑汁，四次惩罚了杰列夫良人，最终大功告成，摧毁了伊斯科罗斯坚城：“她夺取城池，将之付于一炬，将长者押为俘虏，其余人等悉遭屠戮，第三等人则沦为奴隶，余下的人需终生缴付贡赋。”


    奥尔加的统治持续了大约十七年，这段时期相对平静。《往年纪事》没有提到类似伊戈尔时期那样的战事，但提到了女王公在行政管理上的举措，特别是对税务的征收进行了改革。她取消了王公的冬季远征行动，而代之以驿站(pogosts)体系，类似于负责为国库添加进项的部门。


    954年至955年，奥尔加皈依基督教。《往年纪事》认为这起事件是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但大量历史学家认为女王公是在基辅行的洗礼。但毋庸置疑的是，她于957年去了君士坦丁堡，在那儿受到了皇帝的接待，这有希腊史料为证。“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在其《仪式书》中详细描述了那场在豪华宫殿里接待女王公的庆典活动。对女王公的接待虽然颇为庄严肃穆，但显然并不属于最高规格，因为奥尔加对此颇为不满。


    拜占庭认为，某某王公皈依了基督教，也就自然成为帝国的藩属。959年，心心念念想要保持独立的奥尔加向日耳曼国王鄂图一世派去了使团（德语文献特别指出这件事为女王公本人倡议），恳求国王帮她获取新基督徒所需的品级。国王并不急于满足她的要求。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最后，特里尔圣马克西姆修道院的亚德伯被派往了俄国。亚德伯没什么热情，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公在基辅的御座上对他的接待也很冷淡，于是他的这次使命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尽管特里尔的亚德伯从这次艰险的行程中安然回返，但他的大批随从都死在了路上。罗马教会没有抓住奥尔加女王公提供的这次机会并从中获益，显然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基督教此时已经分裂成了两部分。


    奥尔加给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他是第一个起了斯拉夫名字的俄国王公）留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尽管斯维亚托斯拉夫拒绝改宗，仍奉异教，但《往年纪事》作者笔下的这位新上台的王公仍然相当生动，看得出作者很乐于这样描写。他说王公步伐雄劲有力，犹如虎豹，穿戴简朴，举止仍如战士一般粗犷（“他不会把肉烧熟，而是把马肉、牛肉或其他肉类精细地切成块，放在炭火上烤，就这么吃”）。伊戈尔和奥尔加的这个儿子精力极其充沛，勇敢无畏，遵守骑士的准则（他仍然保留警告敌人的习惯：“我要向你们过来了！”），正属于维京头目的那种类型，既有战略家的才能，又有建立帝国的雄才大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说他是“疯狂的瓦良格人”。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把俄国史看作欧亚民族的发展史，对他而言，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里耶维奇在这片靠他来发展的地理空间内，拥有能将自己统治的民众联合起来的能力。


    《往年纪事》说斯维亚托斯拉夫“作战经验丰富”。事实上，在他统治的八年时间里，可以说战事不曾停歇过。身为基辅王公，他最初是和哈扎尔人打仗。奥列格和伊戈尔曾经打败他们，但只是局限于入侵这个强大的国家的领土，打胜仗的时候，也只不过夺取了丰富的战利品。斯维亚托斯拉夫要发动的是一场战争。964年，他夺取了奥卡河，征服了向哈扎尔人上贡的维亚蒂齐人。翌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的亲兵乘船顺奥卡河和伏尔加河而下，攻占了哈扎尔人的重要城池伊提尔和萨克尔（白堡），将之劫掠一空。哈扎尔汗国还遭到了致命一击：伏尔加河下游成了基辅王公的囊中之物。


    还没来得及立稳脚跟，斯维亚托斯拉夫便于967年又发起了新的战事，这次的目标是多瑙河。那时，拜占庭对他发出了邀请，并送给他一千五百斤黄金。皇帝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决定不再遵守927年签订的向保加尔人缴纳贡赋的条约。罗斯的亲兵立刻发动袭击，要向多瑙河的保加尔人证明他们有多脆弱。照列夫·古米廖夫的说法，由于王公常年在外征战，他那信奉基督教的母亲奥尔加便在基辅取而代之，所以，异教徒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里耶维奇当时很难忍受基辅。女王公身边信奉基督教的扈从看见这个骚动不安的战士远离了都城，都觉心头大喜。而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这场战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打败了保加尔人，攻占了他们的城池，尤其是多瑙河上的佩列亚斯拉维茨。


    罗斯的亲兵战胜保加尔人之际，佩切涅格人或许受到拜占庭人的促动，对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胜利感到很不放心，便包围了基辅。王公匆忙赶去救援都城，尽管他打败了佩切涅格人，但还是遭到了臣民的责备：“你想寻求外国的土地，心心念念想的都是这个，却将自己的土地弃之不顾。佩切涅格人差点就攻占了我们的土地，夺走你的母亲、你的孩子。”《往年纪事》写道，969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突然宣布了一个决定：“我不喜欢住在基辅，我要去多瑙河上的佩列亚斯拉维茨居住。那儿才是我的核心地带，财富多得数不胜数：有希腊的黄金、丝绸、美酒、水果，有匈牙利的银器和骏马，有罗斯的皮毛、蜂蜡、蜂蜜、奴隶。”患病的奥尔加恳求儿子等她死了再这么做。


    970年，王公将财产分给了几个儿子。长子亚罗波尔克得到了基辅，次子奥列格得到了杰列夫良人的土地，幼子弗拉基米尔被派去统治诺夫哥罗德。斯维亚托斯拉夫则返回了佩列亚斯拉维茨。他此时已经占据了保加利亚整个西北部的领土，越过了巴尔干，侵入了色雷斯。其亲兵的先头部队在通往拜占庭都城、靠近阿尔卡狄奥波尔的地方被击败。斯维亚托斯拉夫又折回了巴尔干。


    969年12月，君士坦丁堡又发生了一起武力行动。尼基弗鲁斯·福卡斯遇刺，约翰·齐米斯基斯登上了御座，他是10世纪最富有才干的将军。971年春，齐米斯基斯对斯维亚托斯拉夫发动战争。受拜占庭人的怂恿，保加尔人起而反抗罗斯的入侵者。基辅的亲兵在多洛斯托耳筑壕据守，奋力拼搏，击退了齐米斯基斯大军的进攻。斯维亚托斯拉夫被土地和多瑙河困住，最后只能同意离开保加利亚，好让手下士兵重得自由。972年春，王公在第聂伯河的险滩处遭到佩切涅格人的伏击被杀。有传言说佩切涅格王公库里亚用他的头颅做了个高脚杯，上面还镶了银。


    拜占庭历史学家利奥修士（他记录了959年至978年间的事件）在斯维亚托斯拉夫和被围困的卫戍部队指挥官以及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遭遇期间，对这位冲锋陷阵的王公作了颇为详尽的独特描述，多瑙河两岸的拜占庭人就是这么看待这位王公的。


    皇帝骑着马，身披金甲，走在最前面，身后骑士的盔甲和武器也金光闪闪。他一直来到多瑙河岸边。斯维亚托斯拉夫走入小船内，和战士一起划船。“他中等体形，个头不大，也不小；浓眉，眼睛灰蓝色，鼻子扁平，下颏无须，但上唇胡须浓密。他剃了光头，只留一长绺头发，表明出身高贵。脖子粗壮，胸膛宽阔，身材匀称，但神情粗犷，怒气冲冲。他的一只耳朵穿了耳环，上镶红宝石和两颗珠子。他身上很干净，只有这一点能让他的白色装束和其他桨手的装束区分开来。他坐在船尾，同皇帝就和平条约事宜进行了简单交流，之后便离开了。”


    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的八年时间（和前任相比时间很短）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留下了印迹，虽然基辅王公（从精神和体格上来说）更具斯堪的纳维亚特质的那些后裔对他发动的战争是否具有重要性各有不同的评价。我们可以将这些历史学家的主导观点分成三种。第一种观点是大部分研究者都认可的，他们认为消灭哈扎尔汗国对基辅罗斯而言造成了致命的重大影响。照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哈扎尔的势力可以保证罗斯商人在东方的安全，哈扎尔人一旦被削弱，“蛮族”就会拥入西方，直至顿河以远，“堵塞当时从斯拉夫的大草原到第聂伯河之间畅通无阻的通道”。勒内·格鲁塞也持这种观点：“拜占庭人(……)帮助俄罗斯人击败这些开化的突厥人其实颇为失算，毕竟后者是帝国最为古老，也是最为忠诚的盟友。哈扎尔人一败，新来的蛮族就占据了东欧大草原。”米·阿尔塔莫诺夫和V. 马弗罗津也认为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行为欠考虑，反而把保护乌拉尔—里海缺口的屏障给破除了，而那是亚洲通往欧洲的通道。这样一来，基辅公国的边界也就受到了佩切涅格人和波洛韦茨人源源不断的侵袭，让罗斯疲于应付。


    第二种观点以维尔纳茨基为代表，他从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行为中发现，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政治规划。这位历史学家写道，基辅王公臣服了多瑙河的保加尔人之后，便成了游牧皇帝的继承人。当时，他的帝国比阿瓦尔人的还要广袤（因为斯维亚托斯拉夫不仅占据了下多瑙河地区，也占据了哈扎尔帝国所在的下伏尔加地区，或者反过来说，不仅占据了伏尔加河，也占据了多瑙河）。只有匈人的帝国（4世纪至5世纪）可与他的帝国相比，但匈人的帝国和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帝国不同，他们并没有占据基辅，也没占有诺夫哥罗德。对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而言，击败哈扎尔人之后，斯维亚托斯拉夫就夺取了哈扎尔君主的称号——可汗。他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大帝和智者雅罗斯拉夫也都保有这个称号。


    欧亚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值得关注。事实上，没有任何手段，也没有任何文献，可以真正让人确定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行为到底是冲动所致，还是在实施深思熟虑的计划，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断言，他的帝国的疆域已然成为今后俄罗斯帝国的草图，将把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多瑙河囊括在内。


    上述两种有关斯维亚托斯拉夫战略的观点可以说都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而列夫·古米廖夫的观点更为现代，毕竟他是在20世纪末提出的，但他的观点却具有意识形态的特质。这位大草原和俄国古代史的专家是从一个论点出发的，他将这个论点简明扼要地归纳为一个公式：“对9世纪至10世纪的旧俄而言，哈扎尔国虽然能力出众，但很糟糕。”列夫·古米廖夫从这个起始的假设得出了如下结论：“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辉煌胜利拯救了基辅和俄罗斯大地……”他认为，哈扎尔国的内在缺陷是其领导人宣扬犹太教所致。列夫·古米廖夫继续称，“消灭伊提尔的犹太社群就解放了哈扎尔人和周围的所有民族”。他还补充道：“犹太教消失之时，没在伏尔加河流域留下痕迹，而是让位给了伊斯兰教。”


    对这位历史学家而言，犹太教本质有害、粗俗，是另一种威胁：它和西方走得太近，还和天主教、“拉丁文明”有联系。列夫·古米廖夫解释道：“(……)天主教取得胜利的斯拉夫国家很快就会被西欧的经济体系囊括进去。”他还立刻举了一个例子：“波兰王公梅什科一世（960—992在位）才刚刚将拉丁信仰植入自己的王国，犹太人就已经在波兰从事盐、小麦、皮毛和匈牙利美酒的生意了。”犹太人帮助天主教安顿下来，天主教会保护犹太人。他们一起构成了这个经济体系，从而也是西欧的精神体系，列夫·古米廖夫认为，对古俄罗斯来说，这就是主要的、致命的威胁。


    这位历史学家在论及犹太人的时候说：“……他们悲悲戚戚，渴望撒旦，游荡在朗格多克阳光酷烈的山丘上、伦巴底野花怒放的田野上、伊朗和帕米尔连绵的群山之间……但他们既没有出现在罗斯，也没有出现在西伯利亚。而这一切都得直接归功于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里耶维奇。”换言之，明察秋毫的异教徒斯维亚托斯拉夫为俄罗斯打开了东正教的通途。


    如果相信那个时代和《往年纪事》的证词的话，那么在10世纪，消灭哈扎尔国就会被认为是一场对邻国的战争，和斯维亚托斯拉夫发动的无数战事完全一样。列夫·古米廖夫证明了千年以前的旧事仍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性，它们具有当下的趣味，这样他就能为当下的思想体系确立基础了。


    斯维亚托斯拉夫之死为罗斯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打上了休止符。大约一个世纪后，在四位王公的统治之下，基辅罗斯成了欧洲地缘政治地图上的一个优先选项，也为领土扩张规定了大的方向。其权力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王位在父辈与子辈间的直系传承，如奥列格—伊戈尔—奥尔加—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后来发生的事件中，这一点会变得相当清楚。


    5 红太阳弗拉基米尔：罗斯的洗礼


    路上光亮闪现，一切改头换面，好似代数运算。


    ——弗拉基米尔·沃尔科夫


    史诗给弗拉基米尔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温柔名字：“红太阳”。于是，它就成了历史上弗拉基米尔大帝的称号。教会将他列为圣人，使之“等同于使徒”。这样的关注度显得有些突兀，但这其实很正常：弗拉基米尔和任何其他人一样，也对今后俄国的本质、当时刚开始成形的民族的性格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在基辅御座上的所作所为对俄罗斯的命运至关重要。


    斯维亚托斯拉夫还活着的时候，新的时代就已开启。第一次有王公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儿子们。他究竟有几个儿子，我们也说不清。在罗斯颇为重要的诺曼式多配偶制可以让人得出各种各样假设。但我们知道王公分给了长子和次子什么东西，也知道他让自己和奥尔加的女总管马露莎所生的年纪最小的私生子弗拉基米尔统治诺夫哥罗德，这是一座独立的城市，却和基辅维持着紧密的商业关系。桀骜不驯的诺夫哥罗德人希望有一个留里克的后裔当王公，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头衔，不是真的去那儿统治：王公的权力事实上在这座城市里受到了维彻（viétché，即公民大会）的严重限制。


    弗拉基米尔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具体的出生时间并不清楚，推测是在960年），便开始统治诺夫哥罗德。他的长兄亚罗波尔克因统治基辅而获大公头衔，对自己的弟弟、杰列夫良王公奥列格发起了战事，而弗拉基米尔的命运就在他们之间摇摆不定。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起兄弟相残的例子，后来成为俄国历史的主要因素，持续了数世纪之久。亚罗波尔克占领了弟弟的领地（奥列格阵亡）之后，便去攻打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颇为谨慎，出了城。没了王位的弗拉基米尔花了两年时间周游世界。历史学家对他究竟去过哪儿众说纷纭：法国、意大利，或许还有斯堪的纳维亚。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争论就更为激烈。


    亚罗波尔克夺取了兄弟们的所有领地之后，便让基辅成了罗斯的都城，确保其王位至高无上。编年史家认为他这么做，目的是为了和西方世界建立联系：他派了一个使团带了大量礼物去见鄂图一世(973)，在基辅接待了本笃七世的特使(977)。我们时代的某些历史学家指责他“太亲西方”。


    《往年纪事》记载，980年，弗拉基米尔“从大海的另一边”回来了，带回一批瓦良格亲兵，夺回了诺夫哥罗德。他向基辅宣布准备和大公战斗，并对波洛茨克王公罗戈沃洛德说要娶他的女儿罗戈涅德。王公想拒绝，因为公主认为嫁给女总管的私生子太不体面，便逃到了乡村地区。《往年纪事》对这一系列事件记述得都很简洁：“弗拉基米尔包围了波洛茨克，杀了罗戈沃洛德及其两个儿子，夺了他的女儿当妻子。”攻占波洛茨克之后，弗拉基米尔向基辅发起了进攻。基辅没有抵抗，因为在罗德尼亚筑壕据守的亚罗波尔克的随从里有人和进攻者联起了手。弗拉基米尔于是以战胜者的身份进入基辅。亚罗波尔克在罗德尼亚被杀。


    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统治是从弑兄之后开始的，他的传记作者弗拉基米尔·沃尔科夫对此是这么说的：“这种行为或许不太道德，但这就是政治，干得不但考究，甚至还有些玩世不恭。”作者的结论是，不管怎么样，“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确实罕见”。


    所谓“如此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基辅称王。弗拉基米尔统治了三十五年。他的传记作者无疑不会忘记他统治期间的一项主要“成就”，就是为罗斯施洗，这件事是大公本人的意愿，是由他倡议的。


    弗拉基米尔的统治为军事战斗打开了大门。大公在这方面是留里克政策的接班人，首先考虑的是扩张领土，在那些领土上课税。但弗拉基米尔统治期间还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981年，基辅大公第一次迎击利亚赫人（波兰人）。维尔纳茨基甚至认为“这开启了对拉丁西方的抗争，并由此贯穿了整个俄国的历史”。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对抗看作俄波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弗拉基米尔在西北部的维斯瓦河发动的战事以胜利告终：他占领了“切尔维尼诸城”，也就是以后的沃里尼亚和俄国的加利西亚地区。基辅大公的对手当时都是东斯拉夫的部族，这些部族在10世纪下半叶的时候联合了起来。965年，后世波兰核心地区的第一位君主梅什科王公（属于皮雅斯特王朝）皈依了基督教，遵奉拉丁礼仪。于是，基督徒（基督教会的分裂发生于1054年）和异教徒之间便爆发了冲突，但这也预示了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和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之间的战争。


    后来爆发的战事(984)是为了惩罚拉蒂米奇人而进行的远征，拉蒂米奇人是定居在第聂伯河两条支流索日河与杰斯纳河之间的斯拉夫部族。985年，由于西北方向行动的范围扩大，弗拉基米尔率领亲兵对驻守在伏尔加河支流卡马河的保加尔人发动了进攻。他打败了对手后，立刻与之缔结了和约。《往年纪事》记录了君主的舅舅多布里尼亚和弗拉基米尔本人之间的谈话。多布里尼亚向君主建议与保加尔人缔结和约，与之保持和平，因为战俘都穿着靴子。对多布里尼亚而言，这些人显然并不适合拿来当贡赋。最好还是去找穿椴树皮鞋（也就是有名pti）的敌人。这就是完整的外交政策规划：不去触碰富饶、强大的邻国，宁可挑北方贫穷、无害的部族下手。


    可是，弗拉基米尔并没有听从舅舅明智的建议。他对自己在北方的力量颇为自信，他的势力已达布格河，并折向南方，而布格河已是皮雅斯特领地和基辅罗斯之间的边界。972年，斯维亚托斯拉夫曾在多洛斯托耳和拜占庭缔结条约，保证不再进犯保加利亚和拜占庭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拜占庭帝国和基辅之间的商业及外交关系还没断裂。986（或987）年，皇帝巴西尔二世在欧洲向保加尔人开战，在亚洲攻打巴尔达斯·福卡斯举事的军队，要求弗拉基米尔出兵援助。基辅大公于是要求娶皇帝的妹妹安娜为妻。君士坦丁堡答应了，可见帝国当时的情势有多危急，因为拜占庭本来是绝对不会同意让紫室贵族出身的公主下嫁给外族人的。弗拉基米尔出动了6000人，战争一直持续到988年，最终打败了福卡斯及其军队。但皇帝却迟迟不想履行诺言。弗拉基米尔便宣布向拜占庭开战。989年春，他包围了赫尔松，那是帝国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夏天，赫尔松被夺取。不过，弗拉基米尔又把它归还给了拜占庭，因为皇帝承诺会信守诺言。基辅大公于是皈依基督教，娶了安娜为妻。


    关于这件事，历史文献不多，而且颇有歧义。历史学家无论在弗拉基米尔的受洗之地（是赫尔松，还是基辅？）方面，还是在这么做有何理由、当时形势如何方面，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弗拉基米尔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皈依之后，也下令让民众，也就是基辅罗斯的臣民皈依了基督教。《往年纪事》提到基辅人成批来到第聂伯河边受洗。我们知道诺夫哥罗德人采取了抵制态度，不愿放弃他们的偶像。基辅的居民改宗时相对比较容易，那是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就已开始基督教化。在11世纪前二十五年写作的德意志编年史家提特玛写道，1018年，也就是弗拉基米尔死亡之后三年，基辅已经有了四百座教堂。很难想象，民众改宗之后，能在二十年时间里建起这么多教堂。


    10世纪下半叶是一神论战胜异教的标志性时刻：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部族、斯堪的纳维亚人、波兰王公梅什科一世、匈牙利国王盖萨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哈扎尔人选择了犹太教，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则选择了伊斯兰教。东欧最后一个异教国家基辅罗斯最终也偏向了基督教。尽管基督教化在留里克的领土上取得了进展，但弗拉基米尔的这个选择是有意做出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往年纪事》记述了986年在弗拉基米尔朝堂之上进行的神学争论和宗教比赛。各个信仰的使节，如保加尔人的穆斯林、哈扎尔人的犹太教徒、教宗的特使都前来宣讲各自宗教的优点。基辅大公驳斥了他们的论点。但他被伊斯兰教对天堂的描述所吸引，照《往年纪事》作者的说法，因为“弗拉基米尔……爱女人，喜欢大吃大喝，所以他听得如痴如醉”；可他“受不了”割礼，也不喜欢不准吃猪肉、不得饮酒的禁令。《往年纪事》记录了君主的评论：“罗斯人的快乐就在于饮酒，无酒不欢。”还要再等上六个世纪，伏特加才会出现，但蜂蜜酒也足以满足这种快乐。大公很聪明，他很清楚饮酒对民众来说至关重要。


    源自罗马的基督教派别之所以遭到弗拉基米尔的摒弃，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那就是他的先祖，“我们的父辈”没有选择它。犹太教的特使（他们能来，表明被斯维亚托斯拉夫消灭的哈扎尔人还是存在着的，而且战胜者的儿子对他们并无深仇大恨）由于不得不承认他们“没有国家”，上帝的怒火发在他们身上，“令他们散居世界各地”而被打发回去了。


    大公对拜占庭派出的“希腊哲学家”颇为关注，也有好感，但对其神学论点并不满意，于是向君士坦丁堡派了一个使团，该使团以前观察过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的仪式。基辅的使节报告说，穆斯林祈祷的时候“无喜悦之色”，“德意志人的神殿毫无美感”。相反，希腊的神殿却“美丽恢宏”，使节都不知道这究竟“来自天上，还是尘世”。基辅的波雅尔和各级长官相聚议事的时候，都支持希腊信仰，弗拉基米尔的祖母奥尔加“如此睿智之人”都已皈依基督教，所以这些人就更支持这种信仰了。但大公有个问题：“我们要去哪里受洗？”他们的回答是：“你喜欢的地方都行。”于是，弗拉基米尔最终选择了拜占庭仪式的基督教，也就是东正教。这是精神、美学上的选择，自然也是政治上的选择。


    波兰王公梅什科一世于965年抛弃异教，改宗基督教。确实，未来的波兰根本没有选择：962年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日耳曼国王鄂图一世矢志不渝地对斯拉夫各部族施加压力，逼迫他们受洗。东进即将成为主要的政治因素。梅什科一世知道无论自己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接受基督教。此外，洗礼也是一种政治上隶属于帝国的形式。梅什科的儿子，勇士波列斯瓦夫，后来是弗拉基米尔的对手，也是波兰的第一位国王，他就接受了罗马递来的王冠。基辅大公想用武力让对手遵守诺言，也就是迎娶安娜公主。只有这样，他才会受洗。


    弗拉基米尔以前在当诺夫哥罗德王公的时候，就很熟悉汉萨同盟这样的模式，所以他很清楚自己只有这个选择。虽然由于缺乏资料，他游历的情况如何，我们并不清楚，但显然他就是在游历期间发现了欧洲的。有一点不能排除，那就是：他并不仅仅受到了东正教仪式之美的吸引，而且受到了拜占庭国家体制的吸引。


    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改宗基督教，同时与拜占庭皇帝联姻，以期提升基辅罗斯的地位。在这方面，他的理由很客观。《往年纪事》写道，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弗拉基米尔忽然发现基辅周围城市极少，对此颇感惋惜。于是，他立刻着手建造城市，尤其是在杰斯纳河、特鲁别日河、苏拉河两岸，让士兵们住在这些城市里，照《往年纪事》的说法，这些士兵都是“人中翘楚”。他还在定居于平原上的各个部族中招募斯拉夫人和芬兰人。后来，城池得到加固，彼此之间用土方和树干围成的栅栏相连，形成“壁垒”，以抵挡大草原的游牧民。弗拉基米尔时期，罗斯的领土南北两向从拉多加湖延伸至第聂伯河的支流，东西两方从克利亚济马河河口一直延伸到西布格河的上游。罗斯和波兰之间唯一军事上存在争议的地区是克罗埃西亚人祖先的领土，后来这片土地被叫作加利西亚。罗斯占据了旧时的特穆塔拉坎殖民地，这块土地将基辅一分为二，由于第聂伯河左岸的支流与河流都汇入了亚速海，所以两者之间有河道相通。


    现在，国家领土聚合在了一起，这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时代是闻所未闻的，毕竟，斯维亚托斯拉夫孜孜以求的是去远方攻城略地，并未将基辅放在眼里。波兰历史学家G. 洛夫缅斯基曾设法计算过10世纪人口的密度。以一家6口人的标准来计算的话，两年一次轮作就需要22公顷土地才能养活一家人，以基辅罗斯为例，每平方公里的密度为3人，那么其全部人口就会是450万人。依据相同的计算方式，波兰有122.5万居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有45万人，德意志有350万人。


    俄国的祖先基辅罗斯这时还不是俄罗斯民族国家。正如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所写的，当时还没有俄罗斯民族这一说：“到11世纪中叶，才出现人种方面的成分，之后经过漫长艰苦的过程，俄罗斯民族才发展起来。”必定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基督教才成为民众的精神纽带，各个部族才自动聚合起来，受到君主的管理。君主将废除分隔各部族的疆界，重新分配各部族承袭的土地，对外省实施新的管理制度。弗拉基米尔在自己的土地上确立了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派遣儿子统治罗斯的各个不同区域，但他不会让儿子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以免王公和民众之间的联系太过牢固。


    国家的领导者是基辅大公。《律法与圣宠誓词》是罗斯最古老的标志性文本之一，为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罗斯首任东正教都主教(1051—1055)希拉里翁所写，誓词盛赞弗拉基米尔的丰功伟绩。弗拉基米尔尽管让罗斯受了洗，但他还是被授予了“可汗”的称号，我们知道这是从哈扎尔君主那里借用过来的。因此，弗拉基米尔就成了哈扎尔强权的继承者。《往年纪事》称之为samoderjets，意思是“专制者”，这个称号可以在君主的印章上看到。Samoderjets是由希腊语autocrator直译而来的，autocrator是拜占庭皇帝的称号。差不多在同一个时代，拉丁语文献中都给皮雅斯特人冠以Dux（领导者）之衔。这个称号也被引入波兰语，意味着对君主的从属在封建体制中占据重要地位。要等到1320年，瓦迪斯瓦夫（矮子）受教宗的允准，才又宣布自己为波兰国王。


    有了拜占庭的这名教士，拜占庭的政治概念才传到基辅。Gosudar这个称号意为“君主”，这和汉萨同盟的模式差别很大。Gosudar这个词在诺夫哥罗德用得很多，如“诺夫哥罗德陛下”(Gosudar Novgorod)或“大诺夫哥罗德殿下”(Gospodine Velikij Novgorod)。这个词在这儿指的是城市。在基辅，该词指的是大公、可汗、上帝派来的专制者，不仅要保卫城市不受外来威胁，还要确立且维护公国内部的秩序。拜占庭对罗斯政治观念的主要贡献是君主这个概念，那是主所涂膏的人。


    罗斯在10世纪接受了基督教，此时，拜占庭又开始突飞猛进。事实上，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收复了大量丢失的领土，击败了最可怕的对手保加利亚，设法使拜占庭国恢复其传统的形式。在东方帝国基础之上，就是社会统一体的理念，或者照希腊语的说法，就是共同统一体。共同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笃信者尼古拉牧首的解释是：“你们都很清楚，共同体若得拯救，每个人的个体利益也会得拯救；相反，若共同体未得拯救，那它又该如何保护个体呢？如果我们无法勠力救治恶，那又该如何在共同的灾难中互帮互助呢？”


    帝国的全体国民——也就是共同体成员——都是平等的，因为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孩子。现实中，这种绝对的平等也就意味着法律的普遍缺失。只有天父——皇帝——才享有权力。臣民都是他的孩子和他的奴隶。皇帝的专制权力源于神：他是主的涂膏者，是神意的化身。皇帝——专制者的神性本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加冕，他在实施权力的过程中所做的哪怕极微小的事都会受到赦免，受到濯洗。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仪式不仅强化，甚至还“实现了”这种神性特质。“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在《仪式书》中写道，宫廷生活的节奏就是上帝为宇宙创造的和谐与秩序的反映。


    拜占庭的法律保留了罗马法的原则，承认私有财产。但所有土地财产的最高权益归属皇帝。所有不动产均属于国家。换言之，国家的化身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土地及税收。他可以没收和分配财产。他可以任命和解职官员，颁布法律，指挥军队，接待使节。束缚他权力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还没有一部皇位继承法。9世纪之前，新皇帝登基都会在君士坦丁堡的赛马场上宣告：他允许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后来，皇帝会自行宣读继承者的名字，这样一来，对他权力的唯一束缚也就大大削弱了。


    9世纪和10世纪，拜占庭建立了权力等级制，等级并不是以类似于西欧封建体系那样的臣属关系为基础，而是以皇帝授予的称号为基础的。贵族和官员都属于一个“等级”，当时总共有十八个等级。近七百年后，彼得大帝想要恢复俄罗斯帝国行政的秩序，设想出“官秩表”，共包含十四个类别。军事技术史家汉斯·戴布流克分析了拜占庭军队的组织结构，认为其缺乏“西方封建体系的灵魂”，那就是以个人与封建君主关系为基础的骑士团，骑士会向封建君主宣誓效忠。


    拜占庭的体制并不存在官职世袭一说，这又是它的一个特点。这样可以强化皇帝的权力，但也有利于社会的流动：战斗中表现优异的士兵、农民、城里人、获得自由的奴隶都可以晋升到军事贵族的等级。


    采纳拜占庭模式的弗拉基米尔的基辅罗斯只不过是国家组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对土地的管理、殖民和保护都是君主及其亲兵的事务。亲兵既是战争的武器，又是权力的工具。它分成两个范畴：一个等级高，由波雅尔（“年长者”）构成，另一个由“小伙子”构成。最年长的成员会成为君主的顾问，也就是“杜马”。以军事模式组织起来的城市里的代表也会加入顾问团。每个城市均掌握武装力量。武装力量由千夫长指挥，千夫长先是被推举而出，再由君主任命，该武装力量之下再分两个级别，分别由经推举而来的百夫长和十夫长率领。


    社会分成奴隶和自由民，中间就是“半自由民”。自由民都是亲兵队员，或者说以各种方式隶属于亲兵。俄罗斯的第一部法典《罗斯法典》提及了好几种类型的“半自由民”，系统化地描述了农民的地位，农民的劳作就是为了偿还地主的预支款，可以牲口或实物偿还。数量庞大的奴隶可以从国家的本质及其起源得到解释。奴隶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是国际贸易活跃的目标。


    君主的权力受公民大会（维彻）的限制，城市不同，维彻的等级也不同，可以参与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决策。


    基督教是嫁接到基辅罗斯这个发展相对缓慢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之中的，给予了它一种宗教、一种政治模式和一种国家组织结构。基督教逐渐排挤掉异教信仰之后，便塑造了第聂伯河与拉多加湖斯拉夫各部族的精神和心理结构。由于皈依了拜占庭仪式的基督教，弗拉基米尔便等于决定了罗斯未来几个世纪的发展方向和模式；那时候的罗斯是唯一一个未曾成为罗马帝国省份的欧洲国家，所以也没有从罗马那儿获取宗教。不过，988年，基督教仍然是统一的。尽管西方和东方的支派冲突愈演愈烈，但教宗仍然是教会唯一的首脑。教会分裂将基督教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从此以后，邻国相争、领土战争又具有了新的意涵。10世纪的冲突打的结到了20世纪末也不一定解得开。


    我们知道，弗拉基米尔哀叹基辅周边城市太少，于是着手建城。守卫基辅是这些城市的首要功能。但大公这方面的考虑给加固的城池又赋予了一个新的使命。城里的民众由各个部族的代表组成，弗拉基米尔将这些部族从其发源的地区迁移而来。因此，建城也是一种拆解部族结构的方式。这些城里人从而也就不再是波良人、杰列夫良人，而成了弗拉基米尔人或罗斯托夫人。


    大公让这些建造者所起的作用还有一个特点。建立于第聂伯河支流上的这些城市都是面朝西方和西南方的。它们也勾勒出了基辅君主领土的界限，以及其兴趣所向。992年，弗拉基米尔出发征伐克罗埃西亚人，这是定居于西部喀尔巴阡山山脚下的一个斯拉夫小部族。波兰历史学家注意到，那年5月，梅什科一世去世，再加上皮雅斯特王位继承人争夺不休，遂而引发基辅君主进攻臣属于波兰公国的克罗埃西亚人。这些波兰历史学家还提到弗拉基米尔于990年攻打利亚赫人的一场战事，但这场战事在罗斯的编年史中却未提及。基辅的亲兵抵达维斯瓦河，迫使当时正在和捷克人开战的梅什科一世向克拉科夫寻求庇护。


    在新建的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城设立主教府，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大公这次军事行动反波兰和反拉丁的意向。他是想在布疆人的土地，也就是沃里尼亚，强化基辅君主的权力。


    梅什科的儿子勇士波列斯瓦夫与佩切涅格人联手，发起反击。第一次俄波战争就这样持续了三十多年之久，双方都是父子齐上阵：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梅什科和波列斯瓦夫。罗斯王公打了胜仗之后，波列斯瓦夫也打了胜仗，后者在1018年支持弗拉基米尔的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进入基辅。1025年，勇士波列斯瓦夫死后，兄弟相残，波兰四分五裂，雅罗斯拉夫便趁机夺回了失地，即“切尔维尼诸城”，981年，弗拉基米尔就是从这儿出发讨伐西方的。


    弗拉基米尔时代，入侵西方、和波兰相争都不具备宗教战争的特点。东正教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弗拉基米尔扩大了和西方的联系，特别是和各王朝的联系。在他改宗之前，他的无数配偶中间，就有两个捷克人和一个保加尔人。他的继承者斯维亚托波尔克有个很出名的摩拉维亚王公的头衔，还娶了勇士波列斯瓦夫的姊妹为妻。他的一个女儿后来成了卡齐米日的妻子，而卡齐米日则是波列斯瓦夫的侄子。《往年纪事》写道，11世纪初，弗拉基米尔和波兰的勇士波列斯瓦夫、匈牙利的伊什特万、波希米亚的乌达里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人没过多久都皈依了罗马基督教。


    军事冲突和想要同“拉丁人”维持关系的愿望成为弗拉基米尔政策的特点，他渴望从拜占庭获得独立。在寻求精神养料——书籍、圣像——时，弗拉基米尔并没有和君士坦丁堡对话，而是和奥赫里德的保加尔总主教对话。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怀疑他是想和“斯维亚托斯拉夫及奥尔加”的传统决裂，“确立和西方的联系”，换言之，就是疏远东正教，转向天主教。如果说古米廖夫认为弗拉基米尔的决定危险、有害，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奥赫里德的总主教“极为博学，太博学了”。历史学家这儿暗指的就是“摩尼教和马克安”的宣传。这些信仰在保加尔人中间特别活跃，发展得很不错，对这位总主教也产生了影响。拜占庭牧首在持续两百年的时间里拒绝将弗拉基米尔封圣，20世纪的这位历史学家似乎也赞同11世纪至12世纪君士坦丁堡的观点。


    确实，之前也有过先例。首先皈依东正教的摩拉维亚很快就转向了天主教，认为和罗马的关系在政治上更有利可图。只要除了君士坦丁堡主教管辖区之外，还存在受实力强大的保加尔人支持的奥赫里德辖区，那罗斯君主是有可能改变政治策略的。保加利亚被巴西尔二世打败之后，这个机会就消失了，巴西尔奋勇杀敌的形象也为他赢得了“保加尔人杀手”的称号。


    1015年，弗拉基米尔去世，继承人问题摆上了台面。照《往年纪事》的说法，大公身后留下了十二个儿子。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被关在基辅的监狱里，据说他有通敌波兰之嫌（他的妻子是勇士波列斯瓦夫的姊妹），雅罗斯拉夫统治诺夫哥罗德，鲍里斯是罗斯托夫王公，也是军队的统帅。后来，基辅王位被获释的斯维亚托波尔克占据。他统治之初，先杀害了两个弟弟鲍里斯和格列布（罗斯最早的圣徒），然后又杀害了第三个弟弟斯维亚托斯拉夫。


    斯维亚托波尔克是以“恶魔”之名走入俄罗斯历史的。俄语里的这个词有各种差别细微的含义，但均可归结为遭教会摒弃的恶灵、魔鬼之意。斯维亚托波尔克杀害弟弟，理应受到历史的惩罚。但弗拉基米尔本人不也接受弑兄的观点吗？后来，手足相残就成为罗斯王公争斗中通行的做法。


    编年史家提到了斯维亚托波尔克出生时颇为奇怪的局面。弗拉基米尔娶他母亲为妻时，这个女人就已怀孕，于是，“恶魔”据说有“两个父亲”。但圣徒弗拉基米尔的长子受到如此严重的责罚，其中真正的原因与其说属于宗教—政治范畴，还不如说属于政治—宗教范畴。


    弗拉基米尔的儿子雅罗斯拉夫本身就是诺夫哥罗德王公，拒不承认斯维亚托波尔克有权在基辅登上王位。诺夫哥罗德亲兵有瓦良格雇佣军助阵，作为亲兵的统帅，他便发起了进攻。斯维亚托波尔克则和佩切涅格人联手。北方（诺夫哥罗德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南方（基辅人和大草原上的人）爆发了战斗，最后雅罗斯拉夫胜出。斯维亚托波尔克逃往波兰他的内兄勇士波列斯瓦夫那儿。北方人进入基辅之后，抵制基督教化，捍卫异教信仰，让雅罗斯拉夫登上王位，将教堂付之一炬。1018年，波兰国王开始积极支持斯维亚托波尔克的权利。两军在布格河相遇，雅罗斯拉夫的亲兵战败。雅罗斯拉夫逃回诺夫哥罗德，而胜利者便进入了基辅。（差不多六百年之后，相似的情形再次重演：波兰人进入莫斯科，捍卫伪王德米特里登上罗斯王位的权利。）波兰人进入基辅引起了居民的愤怒。不满情绪激化，居民夜间向占领者发起进攻，还发生了大屠杀。基辅人发现“背信的”犹太人是“拉丁人”的盟友。1019年，雅罗斯拉夫最终击溃斯维亚托波尔克及其盟军，夺回基辅，安顿下来。他统治了三十五年，以智者雅罗斯拉夫的身份被载入史册。


    对欧亚主义历史学家而言，斯维亚托波尔克是罗斯的首个西方主义者。他们从他的行为中发现斯维亚托波尔克想要皈依天主教的意愿，负有“背叛国族和宗教”的罪责。将弗拉基米尔的这个继承人冠以“恶魔”之名，这也是另一个原因。


    在基辅王位上还没坐稳，雅罗斯拉夫便要夺回罗斯诸王公纷争不断的土地，那些王公想获得这些土地以保持独立。1023年，他的弟弟特穆塔拉坎（塔曼半岛）王公姆斯季斯拉夫向他宣战。1022年，姆斯季斯拉夫就已经打败了盘踞在高加索山梁上的卡索格的切尔卡斯部族，将之编入由罗斯人和哈扎尔人组成的亲兵。姆斯季斯拉夫率领的这支军队向基辅开拔而来。1024年，他夺取了切尔尼戈夫，随后又击败了率领诺夫哥罗德新组建的瓦良格雇佣军的雅罗斯拉夫。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姆斯季斯拉夫后来并没有前往基辅。他和哥哥签订了和平条约，同意共分国土，到1026年，第聂伯河成了两者的界河。特穆塔拉坎王公的这场战事可以被看作落实祖父斯维亚托斯拉夫计划的一种尝试，只是方向相反：从南往北。姆斯季斯拉夫的全面胜利事实上重新确立了哈扎尔汗国的疆界，只是南方出现了一个新的首都和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王公。1034年，姆斯季斯拉夫死亡，他的领土又重新回到了基辅君主的手里。


    姆斯季斯拉夫发动的这场战争成了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由此出现了“第二条路”的可能性。这条路和其他路不同，并不是被选定的。俄罗斯继续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行。


    在第聂伯河畔受阻于姆斯季斯拉夫的基辅君主努力向北进发。他开始着手制服芬兰各部族，和楚德人打仗，确立了自己在立窝尼亚的地位，1030年在那儿建立起尤里耶夫城。这座城市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之后，名字改成了多尔帕特，后来又变成了塔图。而立窝尼亚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利夫兰狄，再后来就成了爱沙尼亚。1034年，雅罗斯拉夫打败了佩切涅格人，后者终于不再威胁基辅。不过，1061年，大草原上又出现了新的敌人：波洛韦茨人。


    雅罗斯拉夫遵循的是弗拉基米尔的外交政策，和西方，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保持关系。基辅罗斯和各个大国联姻，与各王朝结盟。雅罗斯拉夫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波兰君主波列斯瓦夫，女儿则许配给了波兰和挪威的国王，以及法国的亨利一世。他的儿子分别娶了波兰公主、德国女伯爵、拜占庭皇帝单打独斗者君士坦丁的女儿。他本想将另一个女儿嫁给日耳曼皇帝亨利三世，但没有成功。这表明他特别希望能和西方搞好关系。


    1043年，他和拜占庭的关系恶化。雅罗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便率领军队攻打君士坦丁堡。罗斯的轻型战船无法抵御希腊的炮火，亲兵也同样在陆地上吃了败仗。历史学家对这场出乎意料的战争给出了各种解释。有人说这是拜占庭对罗斯的政策发生了改变，又说雅罗斯拉夫朝廷存在一个“反希腊的势力”，由瓦良格人构成。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特别珍惜独立的弗拉基米尔政策的延续。由于和欧洲各国朝廷都有姻亲关系，基辅君主也就无法忽视与教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君主之间的关系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鄂图一世加冕到亨利三世驾崩(964—1056)，日耳曼皇帝再三将天主教会的领袖扶植上台，或使之下台，有时就从自己家族中选人当教宗。雅罗斯拉夫对拜占庭的主教的选择毫无影响力，但可以指定教会在罗斯的继任者。1051年就是这么操作的。基辅的都主教第一次不是由希腊人来担任。这位都主教是斯拉夫人，名叫希拉里翁，是由大公任命的，以反对牧首的任命。1055年，一个希腊人取代了他的位置，但这事发生在雅罗斯拉夫死后。


    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以灵活为特色，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穿行，以此来抵消对拜占庭的天然倾向，毕竟基督教就是从那儿传入罗斯的。东正教同样来自希腊人：领导罗斯教会的都主教，令人印象深刻的行政管理方式，以及建筑师、画家、玻璃彩画工和拜占庭的歌者也都来自希腊。雅罗斯拉夫想要使都城犹如君士坦丁堡一般辉煌。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黄金之门和无数宏伟的建筑。君主还鼓励教育，创建学校，让缮写师将希腊文本翻译成斯拉夫语。


    罗斯的外国人数量极大，他们自信傲慢，再加上宗教上标新立异，自然引起了反拜占庭的不满情绪。单打独斗者君士坦丁统治期间(1042—1055)，负责制定拜占庭政策的希腊哲学家米海尔·普塞洛斯认为1043年的战争乃是“旧有敌意”导致的结果：“该蛮族总是苦大仇深……不停地寻找借口想要和我们开战。”


    我们在古罗斯初期的重要文献中，可以发现这是关于基辅对拜占庭矛盾态度的绝佳描述，拜占庭是东正教的摇篮，是掌控罗斯精神的帝国，它能限制大公的权力。雅罗斯拉夫任命基辅教区别廖佐沃以前的一个祭司担任都主教一职，似乎有些奇怪，《往年纪事》里记录了这则任命。但君主的这个选择和《律法与圣宠誓词》（以下简称《誓词》）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祭司希拉里翁于1037年至1050年间写就的。《誓词》由三部分组成：“论法律与圣宠”“弗拉基米尔可汗颂”“为我们的土地向上帝陈情”。


    希拉里翁的《誓词》是一篇神学论文，是充满激情的政治宣言和演讲稿，但它首先极具论战性。这位今后的都主教先是说服拜占庭教会将弗拉基米尔大公封圣。他不承认帝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主宰的说辞。他虽然否认拜占庭的重要性，但认为罗斯在世界上也拥有上帝赋予的使命。希拉里翁对赞颂弗拉基米尔并不满足。他对弗拉基米尔的先祖、他的祖父伊戈尔、父亲斯维亚托斯拉夫也颂赞有加，虽然这些人都信仰异教。《誓词》是俄罗斯文献中的第一篇爱国主义宣言。它见证了弗拉基米尔堪当大任的儿子雅罗斯拉夫的权力，以及导致俄罗斯命运形成的大量特点。


    同样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誓词》的神学和哲学部分，这部分专门针对“律法”和“圣宠”。希拉里翁对比了《旧约》和《新约》，认为后者更佳，也就是说基督教优于犹太教。《旧约》中，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于“律法”之上，所以自由是缺席的。除了律法，它还建立于强制，或者借用现代词语，建立于形式主义之上。《新约》则建立于“圣宠”之上，换言之，是建立于人和上帝之间的自由关系之上的。对希拉里翁而言，圣宠等同于真理，律法只不过是真理的表象，是它的阴影。律法是圣宠的仆人和先行者，圣宠服务于即将到来的时代和永恒的生命。先有律法，再有圣宠；先有真理的表象，再有真理。


    “律法”用形式的锁链将人束缚，“圣宠”则允许灵魂自由颤动，这个问题后来便成为俄罗斯哲学家争论的重要主题之一。


    但希拉里翁《誓词》的现实性并不止于此。历史学家不停地想要从该文本中搜寻出它反犹太教的理由。抑或这只不过是简单的《旧约》和《新约》之争？还是说《誓词》是对犹太教大力传教对基辅罗斯造成的威胁提出警告？1938年，古罗斯文献专家N. 古兹认为希拉里翁只不过是表达了一个观念而已，即用基督教替代犹太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而该观念在中世纪历史和教会的描述中很普遍。“我们无法在希拉里翁《誓词》的第一部分中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表明是在和犹太教在旧俄的传教发生论战。”但1989年，列夫·古米廖夫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基辅罗斯，“犹太教传教者同发展极快、阐述极精细的神学抵抗力量发生了碰撞……他那激情似火的文字（指希拉里翁的《誓词》）对罗斯而言，和洛林牧羊人那个有名的说法‘美丽法兰西’对中世纪的法国而言具有同样的意义”。


    希拉里翁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的本质同样是激烈争论的目标。这是俄罗斯的，还是乌克兰的爱国主义？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并不是产生了疑义，而是提出了相当猛烈的论点，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在写于1906年的《乌克兰简史》中，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米哈伊尔·格鲁切夫斯基说得斩钉截铁：“在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的时代，乌克兰的势力从喀尔巴阡山一直延伸到了高加索，往北抵达了伏尔加河和未来的彼得堡附近的大湖。”对他来说，希拉里翁的爱国主义属于乌克兰。波裔美籍历史学家亨利克·帕什凯维奇则拒绝加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场争论，他认为《誓词》的作者是瓦良格人。古罗斯文献的另一个专家则认为希拉里翁是卢森尼亚人。对希拉里翁这篇文本阐释上的分歧，对《誓词》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的国族起源的争论，都突出了这篇文本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帝国意识的第一次显现。


    在智者雅罗斯拉夫统治期间，基辅的国力得到了全面发展。他征服了佩切涅格人，大草原来的威胁也停止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公便着手扩大及巩固西部的边界。在国内，他完善了国家的行政组织结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最初的法律规范开始固定下来，经过雅罗斯拉夫的几个儿子的补充之后，便被命名为《罗斯法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俄罗斯根本性的法律。对君主的两个兄弟鲍里斯和格列布封圣使这个年轻的基督教国家有了自己的圣人(1020)。为了纪念这两位殉道者，雅罗斯拉夫还设立了“罗斯崭新大地节”，每年庆祝六次（主要节庆日是在7月24日）。


    智者雅罗斯拉夫是留里克王朝真正的奠基者，是国家首脑，希拉里翁写道，“整个大地没人不认识他，没人不听他的话”，那个时代无数游历者也证实了这一点。雅罗斯拉夫的统治既是基辅罗斯辉煌的顶峰，也是衰落之始。君主死后，“罗斯崭新大地”上的权力便失去了“专制的”特色。雅罗斯拉夫的任何一个继承人都没有获得“整个罗斯的权力”。智者雅罗斯拉夫去世之前不久，便给五个儿子分了地。


    每个儿子以及红太阳弗拉基米尔的孙子</a>、雅罗斯拉夫的侄子弗谢斯拉夫都得到了土地：伊孜亚斯拉夫得到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分别位于“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通途的两端；斯维亚托斯拉夫得到切尔尼戈夫、梁赞和遥远的特穆塔拉坎；弗谢沃洛德得到佩列亚斯拉夫尔、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别卢泽洛；维亚切斯拉夫得到斯摩棱斯克；伊戈尔得到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最后，他的侄子得到了波洛茨克公国。他们各自传承的这些土地首先涵盖了基辅大公的领土全境。雅罗斯拉夫分给儿子的是广袤的国土，从白海一直到黑海。继承者的年龄和他们所获得的公国的富饶度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点还是挺让人吃惊的。年纪越大，获得的土地就越是富饶。基辅罗斯的继位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一个独具一格的现象，那就是轮换制。各王公只会继承领地一段时间。如果年长者即将死亡，那么年幼者就会接替他的位子。


    历史学家在分析基辅罗斯逐渐衰弱和没落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是，这套政治体制是建立于其继位制之上的，其他民族并不熟悉这种制度。轮换制原则上允许每个儿子轮流登上基辅的王座，但实际上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兄弟之间的战争从未中断过。继承人的数量越多，分配和轮换就越复杂。出现问题时，可以采取不太公平的制度来克服困难。如果父亲还没轮到统治即死亡，他的儿子就会被剔除出等级体系。因此也就出现了被剔除的王公。此外，年资制也无法定得精确。于是，他们只能考虑代际（系谱长子）制和出生（自然长子）制。第二个条件极难遵守。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是这么说的：叔叔一般都比侄子年长。但若是遵从早婚习俗，又死得晚，那侄子就有可能会比叔叔年纪大。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无解的问题：到底应该谁胜出，是年纪更轻的叔叔，还是年纪更大、属于下一代的侄子？历史学家注意到，11世纪和12世纪王公之间大部分的战争都是“年长的侄子和年轻的叔叔、自然年龄大的人和系谱辈份高的人之间爆发的冲突”。


    缺乏明确性的继位制就为互相征伐和权力之争打开了大门。觊觎王位者的个人品质会成为兄弟相残的借口。更何况，儿子虽然对父亲有义务，但兄弟及其后裔之间并不存在义务。从数字上可以看出，混乱状况愈演愈烈。雅罗斯拉夫去世和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去世之间有七十一年时间，基辅的王位被五任君主占据（其中一些君主好几次遭到驱逐，但过一段时间又复了位）。单打独斗者去世和鞑靼人入侵之间有一百一十五年时间，基辅易手四十七次（也是同样的情况，有时被驱逐的君主也会被叫回来重登王位）。


    此外，政治体制的衰弱也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好几座城市参与了轮换制，它们会摒弃理应即位的王公，另选他人。编年史里有大量维彻，也就是公民大会发挥作用的证词。如果王公不同意他们的决定（直接民主制的例子），那他们就会迫使他三思。因此，1068年，基辅的维彻驱逐了君主：伊孜亚斯拉夫只能逃跑（后来又回来了），市民又立了另一个大公。要补充的一点是，每个公国只有一个维彻，他们会在最大的城市召开会议，而王公一般都会有很多。于是，公国层级上的分裂又出现在了整个罗斯大地上。


    轮换制并非王公一劳永逸地掌管公国的方式，这也就削弱了他的权力，强化了维彻。但渐渐地，地方王公和他所掌管的那片土地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巩固。1097年，一个新的理念露出了尖尖角，是由聚在柳别奇议事的各地王公提出来的，那就是采邑制，也就是父亲统治的土地，理应由儿子继承。议事会决定每个王公均应拥有自己的采邑。并非所有的王公都在柳别奇；因此，议事会的决定并不具有强制性。尽管如此，离心倾向也在不断扩大，1097年就是发轫之时。


    基辅罗斯转变成了类似于公国联合体的机制，公国彼此之间并不是靠政治协约，而是靠系谱关系相连的。对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而言，11世纪的罗斯是由至高权力统治的，这是一个独一的权力，并不属于个体。基辅仍然是中心、主要城市，因为它最富有，势力最大，因为轮换制就是从它而来，到它那儿去的。除了基辅大公之外，两个兄弟也起到了重要的政治作用，他们是切尔尼戈夫王公和佩列亚斯拉夫尔王公。这辆三驾马车由雅罗斯拉夫的几个年纪较大的儿子构成，他们及其后裔对留里克帝国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之间和平共处的时间很短暂。大公死后不久，冲突就爆发了。后来，兄弟们又短暂结盟，这么做是为了抵御大草原来的新敌。这些好战的游牧民有的属于钦</a>察突厥，有的是罗斯的波洛韦茨人，有的是希腊的科马诺伊人，这些侵略者接了佩切涅格人的班。整个11世纪，罗斯都在和这些人对战。留里克王朝兄弟相争期间，这样的战事时有爆发，他们有时胜利，有时战败，但仍然是大草原的主人，直到1222年蒙古人出现为止。1055年，波洛韦茨人扑向佩列亚斯拉夫尔公国，弗谢沃洛德和他们缔结了和平协定。1061年，他们再次返回，这次就留下不走了。1068年，罗斯的亲兵在阿尔塔河被打败。佩列亚斯拉夫尔自此落入了游牧民之手。弗谢沃洛德和伊孜亚斯拉夫逃往基辅。第三个兄弟斯维亚托斯拉夫再次进入切尔尼戈夫城，准备迎战。


    照编年史家的说法，伊孜亚斯拉夫大公并没有向城里居民发放武器，让他们参加抵御“异教徒”的战斗，基辅人义愤填膺，便把他赶走了。君主逃到了波兰，要求表弟勇士波列斯瓦夫二世相助。波兰国王愿意相帮，于1069年5月和伊孜亚斯拉夫一起进入了基辅。居民对波兰人的敌意很快就让国王明白，还是赶快回家为好。伊孜亚斯拉夫对对手毫不留情，他的兄弟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便密谋将他推翻，于是，大公不得不再次逃亡。他再次向波列斯瓦夫求援，照编年史家的说法，这次，国王“让他走自己的路去”。伊孜亚斯拉夫于是请求皇帝亨利四世的支援。后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向基辅派出了使团，要求斯维亚托斯拉夫确保被逐大公的权利。但皇帝的支持基本只是口头上的，基辅根本就没当回事。伊孜亚斯拉夫于是向教宗额我略七世求援，教宗在一封信里承认他应登上基辅王位，尤其还说服波列斯瓦夫二世向被逐者提供切实的援助。1076年，获波兰亲兵支持的伊孜亚斯拉夫重返基辅。


    大公获得西方支持，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或者说准备付出多少代价，这方面众说纷纭。没有任何资料明确指出他会背弃东正教，改宗天主教。不管怎么说，基辅人第二次接纳了他。确实，波兰士兵的在场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皇帝和教宗之所以不是很乐意帮助基辅的君主，是因为西方的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之间也在争斗。1077年1月，亨利四世在卡诺萨城墙前的雪地里待了三天，就是为了获得额我略七世的宽宥。世俗权力最终受到羞辱，被打败了。


    1078年，伊孜亚斯拉夫返回之后大约一年，便在和波洛韦茨人的战斗中阵亡，而波洛韦茨人是由前不久逃到特穆塔拉坎的他的侄子奥列格带来的。雅罗斯拉夫的儿子弗谢沃洛德继任。他统治了十五年，其继任者伊孜亚斯拉夫的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占据王位二十年，在这期间，主要事件就是和波洛韦茨人打仗，以及各王公之间的敌对行为。和拜占庭的关系仍然很重要，但国内斗争削弱了基辅君主的权力，破坏了其外交政策的统一性。反映在和拜占庭的关系方面，主要就是每个公国都想拥有以自己命名的教会、自己的都主教。而这就需要得到牧首的批准，而牧首会以帝国的利益为考量，狡猾地与基辅针锋相对。作为对拜占庭的“小把戏”的回应，和西方的关系得以维持。弗谢沃洛德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亨利·冯·施塔登伯爵。他女儿很快就守了寡，于是又嫁给了皇帝亨利四世。这场婚姻完全失败。皇后最终离开了皇帝，向康斯坦茨和皮亚琴察的宗教评议会揭发了丈夫的阴谋诡计。正如列夫·古米廖夫所说：“欧普拉西是个罗斯女人。她无法忍受德国人的无耻行径……”我们并不准备详细描述这样的家庭争吵，只需要注意，从皇帝和基辅君主的女儿之间的这场婚姻便可以看出基辅罗斯的重要性。


    俄罗斯历史学家众口一词地谴责波洛韦茨人的入侵，这没什么好惊讶的：每年，大草原上的游牧民都会拥向罗斯，所经之处，烧杀抢掠，还掳走大量民众当奴隶。反击游牧民的主要是三个公国：切尔尼戈夫、佩列亚斯拉夫尔和塞维拉公国。无休无止的冲突，使许多人都有一种不可能战胜敌人、无法自保的感觉，大草原骑士的战斗素质，以及罗斯各王公从这些战斗中的得利，都可以解释为何会出现这种感觉。一方面，王公们在和“异教徒”战斗。塞维拉人采取的是以守为上：他们派兵对周边地区进行殖民，摧毁河岸边加固的防线。佩列亚斯拉夫尔是大草原上极为开阔的一片地区，那儿的人倾向于选择定期突袭的方式，王公们以这种策略将敌人击退至边境以外。但另一方面，王公们也和攻打他们父兄的波洛韦茨人缔结盟约；他们和波洛韦茨人一道劫掠城市和乡村，将那儿的人沦为奴隶。罗斯王公时常会同波洛韦茨的可汗结盟，娶他们的女儿。不过，这种姻亲关系丝毫无法阻挡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后裔也丝毫不会受此影响。


    游牧民的生活方式就是抢掠，但这并不足以解释这场针对波洛韦茨人的战争为什么一打就是一百多年。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强调旧俄历史上的两个重要的点：大草原就是基辅国的灾难；这个国家繁荣富裕靠的就是奴隶制。奴隶商人代表了城市的主要力量，在维彻也有一言九鼎的权力，所以有兴趣打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但王公的亲兵兴趣更大，依照诺曼人旧日的传统，他们也是贸易的参与方，对他们来说，打胜仗也就意味着会有丰富的战利品，王公就会对他们大加赏赐。编年史的记录中，有些王公的亲兵队中有两三千名士兵。军饷通常是200格里夫纳（至少50银法郎）。因此，王公就需要大量现金，这样才能拥有亲兵。但这就是恶性循环，只有人数众多、武力强大的亲兵才能确保拥有如此规模的敛财手段。和西方的情况不同，11世纪，亲兵队员（尤其可以获得更多报酬的老资格队员）并不要求获取土地补偿。其中的理由还是出在王公的“流动性”上，换句话说，就是出在继位轮换制上。如果地产只能在波雅尔的手上保留很短一段时间（维持到王公出发前往另一座城市），那拥有土地还有何意义？


    社会上最有影响力的阶层对能获取战利品的战争感兴趣，军事战争就不会停止。而他们的主要敌人波洛韦茨人又是异族人、异教徒、“不洁者”，所以打仗的热情更加高涨。被战败的游牧民（托尔克人，又名“黑帽子”的卡拉卡尔帕克人）都住在罗斯各公国的边境地带，他们也被称为“不洁者”。对这些人的态度并无恶意，但宗教分离政策却将这些“不洁者”视为永恒的敌人。不过，要明确一点，东正教罗斯各王公之间的内部战争的残暴程度也不遑多让。这些无休无止的冲突并不会造就温柔感性的特性。那个时代很残酷，但接下来还会更恐怖。


    1100年和1103年分别召开了两次会议，之后，智者雅罗斯拉夫（以战功赫赫著称）第三子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终于说服各王公联合起来攻打波洛韦茨人。在这场战斗中，罗斯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他们的胜利和游牧民的袭击交替出现。1111年，罗斯亲兵彻底击败敌人。波洛韦茨人于是重返大草原，恢复军力，以图后进。


    1113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波尔克驾崩。他统治的二十年基本上就是在和波洛韦茨人打仗，历史主要留存了他的许多可怖的行为，这些行为放在当时那个不讲温情的年代也毫不逊色：斯维亚托波尔克让人挖出了弟弟瓦西尔科的双眼，因为后者阻碍了他的政治意图。还有一个奇怪的巧合，那就是王公本人的名字和遥远的先祖“恶魔”之名相同，后者就杀害了自己的弟弟鲍里斯和格列布。瓦西尔科失明一事发生在1097年，斯维亚托波尔克又统治了基辅十六年时间。


    他死后，基辅人都不愿意按照继位制让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后人当王公。于是爆发了一场暴乱。基辅人向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发出呼吁，弗谢沃洛多维奇的绰号也叫“单打独斗者”，他以此来纪念自己的外祖父，拜占庭皇帝单打独斗者君士坦丁九世。


    6 巅峰与衰落


    弗拉基米尔登上“基辅黄金御座”的时候已有六十岁，他在御座上一直待到了1125年去世。他的儿子姆斯季斯拉夫的统治持续了七年。从1113年到1132年这二十年时间是基辅罗斯的巅峰时期。瓦西里·塔季谢夫是首部记述这一时期的《先祖时期以来的俄国史》(1768)一书的作者，他讲到从留里克到姆斯季斯拉夫，俄国在两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持续不停地扩张。后者夺取了波洛茨克省，拓展了基辅罗斯的西部疆域，且由此得到姆斯季斯拉夫大帝的称号。后来，他还被封了圣。此前是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二世在统治，现在又是他，君主的权威消弭了王公之间长达二十年的战争。和波洛韦茨人的冲突也暂时停止了。功绩都是君主的，他以战功赫赫著称。编年史提到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对“不洁者”发动了八十三次战争，在此期间，共有两百名波洛韦茨可汗丧生。


    1113年，基辅发生暴乱，推翻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的合法继承人，暴乱者呼吁由单打独斗者继任，而且还发生了大屠杀。历史学家对这次起事在社会、经济和宗教上的成因众说纷纭。他们提到底层民众的艰辛生活、君主“亲西方”的政策，以及让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占据财政要职的做法，这些都引发了民怨。大屠杀方面的主要信息来源是瓦西里·塔季谢夫的俄国史，后者依据的是之后散佚的文件。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基辅人怒不可遏，成了他们牺牲品的有哈扎尔人，换句话说就是改宗犹太教的突厥人。列夫·古米廖夫没指明任何文献来源，就认为那些都是“德意志犹太人”，是“穿过德意志抵达波兰的精明老练的放高利贷者”。另外，瓦西里·塔季谢夫还指出，1124年，经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的建议，各王公联合召开的议事会决定将犹太人驱逐出境。历史学家对这则信息的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因为如今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证实这一点。编年史家们提到了1113年基辅的暴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有1124年城里的火灾，犹太人也成了那次火灾的牺牲品。如今在没有重组文献的情况下，无法往上回溯八个世纪，明确“当时发生的事”。但照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说法，这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不管怎样，后人对某起事件的态度恰恰决定了该事件在民族史上的价值和重要性。瓦西里·塔季谢夫提到了大屠杀和驱逐犹太人，但他却对罗斯的宗教宽容大为褒奖，说“不仅各个教派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异教也都颇为兴盛”。但塔季谢夫笔下的罗斯已经是一个帝国，因此从定义上来看，罗斯就是一个宗教层面上颇为宽容的国家。但这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却将两个种族排除在外：“坦率地讲，从弗拉基米尔二世（单打独斗者）到我们时代，犹太人始终都不受支持……还有茨冈人，国家宽容他们就会有危险，而且他们的信仰毫无道理。”对塔季谢夫而言，茨冈人的威胁不属于宗教范畴，而属于民族范畴。而对于犹太人，这位历史学家还是颇为犹豫的：时而说他们“本性很坏”，时而谴责他们的信仰。1981年，历史学家阿波罗·库兹明倾向于认为犹太教有害。列夫·古米廖夫也明确支持瓦西里·塔季谢夫的观点，他从这些事件中看出历史产生了一个“种族上的怪物”，那就是哈扎尔人，而这些事件的目的就是“不让”历史走弯路。受污染的危险对“东欧各民族”来说已经消失，历史也“重回自然进程”。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因此也就出色地完成了由其先祖斯维亚托斯拉夫开启的事业：让哈扎尔国彻底不再存在，犹太人再也无法造成危害。


    数世纪之后，历史学家拼命想要理解很久之前的那些事件的意义，于是就对11世纪和12世纪甫于罗斯开始萌芽的意识形态寻根究底。当时，和东南方的波洛韦茨人和西部边界的波兰人、匈牙利人、德意志人的战争打得无休无止，爆发了大量冲突，而且都很严重，血腥残忍。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把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说成“雅罗斯拉夫家族中最具智慧的人，而且非常善良”，这么美化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公在写给孩子们的《训言》中就说过，一旦突袭明斯克，就不应“让人和动物留下活口”。而生活在明斯克的都是东正教基督徒。


    武装冲突，尤其动机就是劫掠的那些，是这一时期王室家族的特征。无论在西部还是在南部都是如此。罗斯与波洛韦茨人之间的联系很紧密，欧亚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多中心的国家，这个国家囊括了波洛韦茨的大草原和基辅罗斯。另一方面，正如历史学家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所写的，直到18世纪，俄罗斯都并不见得比基辅罗斯时期更具欧洲性。首先，这和王室的联姻有关。可以看出冲突都是由家庭事务引起的。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和沃里尼亚王公雅罗斯拉夫·斯维亚托波尔奇之间之所以会爆发战争，是因为匈牙利国王卡尔曼将单打独斗者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妻子送回了基辅，于是雅罗斯拉夫就把大公的孙女，也就是自己的妻子给休了。于是，弗拉基米尔立刻就和沃里尼亚开了战，包围并夺取了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这座城市。后来他宽恕了自己的这个亲戚，但后者还是于1118年逃往匈牙利，躲到自己的表亲家里去了。1123年，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王公向这座从自己手中被夺走的城市进发，他率领的亲兵由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组成。他在一场突然遭遇的小规模冲突中被杀，敌军解围之后离去。


    随着教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局势开始起了变化。作为民族构成和统一基本要素的东正教会在和拥有真正信仰的敌人的战斗中变得愈来愈强。哈扎尔国的消失排除了犹太教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在大草原游牧民，也就是“不洁者”那儿并不存在。相反，天主教却构成了真正的威胁。1054年的正式分裂使教会之间的对抗正大光明地走向了前台。这个时期的罗斯宗教文献全都在捍卫东正教。洞穴的特奥多西修士（1074年去世）在其《基督教与拉丁信仰誓词》中认为拉丁信仰比犹太教更坏；如果有人不得不给“拉丁人”吃喝，那事后就得洗净餐具，再用祈祷来净化之。基辅都主教约翰二世(1080)谴责了作为留里克继承者的各个王公，说他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西方的君主。都主教尼基弗鲁斯（1110—1121在位）严厉抨击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说他和“拉丁人”勾搭在一起。他还特地给（和单打独斗者发生冲突的）沃里尼亚王公雅罗斯拉夫写了一封信，提醒后者和利亚赫人相邻所具有的危险。13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出版的《基辅圣父之书》中，魔鬼就拥有波兰人的相貌。


    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与天主教的德意志一直都保持着联系，它们也岌岌可危，教会正在不停地守护着它们。诺夫哥罗德主教尼封（1129—1156在位）强调，必须将改宗东正教的天主教徒视为新的信徒。而普斯科夫的居民由于王公弗拉基米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天主教徒，将他驱逐了出去。普斯科夫编年史有大量这样的表述法：“不洁的德意志人、拉丁人……”


    那个时期的宗教文献记录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希腊高级教士的事情，而他们就是东正教和西方之间对立的根源，也是对拜占庭的敌人“拉丁人”抱有深仇大恨的根源。19世纪自由派历史学家康斯坦丁·卡维林在论及拜占庭的影响时，说“知识上的奴役占第一位”（之后才提到其他情况）。20世纪下半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则提到观念、知识和表象之间的“移植”。现实政治对精神文献的大声疾呼并不当回事：各个王公照样缔结姻亲和军事联盟，并不太担忧他们潜在的朋友信什么教、是什么民族。


    历史学家在说到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的统治时，提到了东正教的胜利。他们指的是复杂的教会等级制得到确立，民众的基督教化取得进展，毕竟民众改宗东正教之后，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完全抛弃旧时的信仰。有些历史学家在说到基辅罗斯的居民时，甚至还用了“双重信仰”这个词。红太阳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教会的章程出台，并由其子雅罗斯拉夫完成。对灵魂的操心自然而然就是宗教信仰侍奉者的事情，他们带来新的信仰，必须和旧信仰的残余进行战斗。但尘世的无数事情，教会也必须担负起来。教会在获得国家威权的绝对支持之后，便帮助国家管理社会、维持秩序。教会向君主授予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它带来了唯一的礼拜语言，这门语言是以希腊人西里尔和美多德的斯拉夫字母为基础创建的，所以教会成了国家统一的基本要素。东正教的礼拜用的是所有人都听得懂的语言，这样就将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的臣民拉到了一起。这门语言也将成为俄罗斯文化的基石。


    所有专家都一致承认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是基辅罗斯最了不起的军事首脑和国务活动家。13世纪描述鞑靼—蒙古入侵的重要著作《雅罗斯拉夫大公驾崩之后罗斯被毁的故事》一书就讲述了罗斯国的辉煌在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治下达到顶峰的情况。作者描述了“罗斯大地光芒四射，盛极一时”之态。从匈牙利人到波兰人再到捷克人，从立陶宛人到德意志人再到卡累利阿人，从白海到北冰洋再到保加利亚，从切列米斯人到莫尔多瓦人，难道不都对基辅君主俯首称臣了吗？1127年，弗拉基米尔之子姆斯季斯拉夫夺取波洛茨克，达到基辅帝国攻城略地之后疆域的最高峰。1132年，姆斯季斯拉夫死后，波洛茨克的王公便立刻夺回了自己的领地。对基辅来说，这也是他们衰落的肇始。


    俄语中至今还有一个表达法：“你再重，哪有单打独斗者的皮帽重”，意思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帽子镶满了珠宝，后世所有的莫斯科沙皇都会戴这样的帽子，以此来维系罗斯和拜占庭之间的联系。这个表达法暗指大权在握，负担也重，也指第一个戴“皮帽”者的丰功伟绩。尽管弗拉基米尔扩展了自己国家的疆域，但他也成功维系了和平，而这正是帝国存在的必要条件。大公在死前写给自己儿子（共有八个）的《训言》中，首先强调兄弟和王公彼此和睦的必要性，毕竟他们各自都继承了一部分国家。坐上基辅御座的姆斯季斯拉夫是个行事果决、经验丰富的军事首脑。他在自己统治的七年时间内（至1132年）维护了大公的威望。继他登上王位的是他的兄弟雅罗波尔克。从此之后，所有的君主都是基辅的辖区所出。


    留里克帝国的衰落持续了好几十年时间。成因有许多。首先是政治层面的，和国家的组织结构与继位制有关。沃里尼亚王公伊孜亚斯拉夫是单打独斗者的孙子、姆斯季斯拉夫的儿子，他采取非正规的手段扩大自己的领地，损害了家族的利益，就是他第一个提出了这项新的原则：“地位不会自己找上门来，而是要自己去寻找。”换句话说，自此以后，恰是君主的勇敢无畏和个人品质，而非轮换制，才可让他获取土地和权力。基辅的权威骤然跌落。还有经济上的原因：阿拉伯人入侵之后，地中海丧失了重要性，拜占庭也失去了和地中海的联系。君士坦丁堡于1204年陷落，这对基辅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国内战争不再是原来的性质，而变成了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1169年，单打独斗者的孙子、罗斯托夫与苏兹达尔王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联合他人，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攻占了基辅。各个王公动用武力进入都城，登上王位，这并不是第一次。但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还有其他规划。城市被洗劫一空，烧成灰烬，民众或被杀，或沦为奴隶。编年史提到了这次奸淫掳掠，教堂被付之一炬，财宝也被荡涤殆尽。民众对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其父尤里·多尔戈鲁基三次成为基辅大公）很厌恶，所以他特别想复仇，想要把单打独斗者的帝国首都羞辱一番，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使之完全失去重要性。半个世纪之后，拔都的蒙古大军攻占基辅时，所造成的损害也不及留里克的基督徒王公后裔所造成的损害大。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出生于东北方。从南方向东北方迁移的进程始于12世纪下半叶。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本人相当看重自己在伏尔加河的领地，那是他从父亲弗谢沃洛德手上继承下来的。他经常会去罗斯托夫小住，花费很多精力以增进其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历史学家最终在弗拉基米尔这座城市的创建者究竟是谁这一点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是单打独斗者，还是让罗斯受洗的第一个弗拉基米尔？尽管如此，当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当上罗斯托夫与苏兹达尔王公的时候，弗拉基米尔城已经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了，后来很快就成了罗斯的首都。


    照编年史的说法，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是这样解释自己向东北方进军的原因的：“这儿，一切都很平静。”在王公的口中，这话就有了明确的意义：南方局势不稳，像是炸药库。在克利亚济马河与伏尔加河上游沿岸地区的森林和沼泽地带，局势则要平和得多，不像四面通风的大草原和第聂伯河两岸。但这种对“平静”的渴望也有另一层含义。尤里·多尔戈鲁基三次统治基辅和三次下台都走的是合法途径，但他与民众不睦，他的命运象征了南方的局势：若是没有足够的权力来登上基辅的御座，那就必须获得基辅人的首肯。他们会以一种稍显残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尤里·多尔戈鲁基死后，1157年发生暴乱；基辅人屠杀了君主带来的苏兹达尔人。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十二年后摧毁这座城市的时候，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找不听话的基辅人算旧账而已。东北方并不存在大城市，也没有维彻，这所谓的“平静”可以让君主以不同于南方的方式来进行统治。


    君主及其臣民之间建立起了新的关系。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认为苏兹达尔和基辅对抗的历史意义，就是“北方传承下来的体制与南方族长制无政府主义状态之间的碰撞”；这是“东方森林中萌芽的专制政体对西方大公的家系传统和城市或部族的依附传统的一次胜利”。19世纪的这位法国历史学家没法预见到1954年，莫斯科的广场上竖起了一尊纪念尤里·多尔戈鲁基的纪念碑，编年史把他的名字同莫斯科的第一次出现(1147)联系了起来。20世纪初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鲁切夫斯基在讲述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洗劫基辅的时候，认为有必要明确的是，这位君主来自莫斯科附近的弗拉基米尔。这位历史学家自愿选择了这种与时代不相符的说法：他并没有忽略1169年，弗拉基米尔是公国的首府，而莫斯科只是新近出现的一个殖民地而已。他想强调的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冲突的古老根源，他们之间的对立古已有之，因此照他的说法就是，这恰恰就表明了有两个民族：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


    基辅罗斯的民众根本不可能了解19世纪的沉重遗产民族主义。对众口一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而言，基辅强权的衰落也是一体化的进程。国家的结构轰然崩塌，但民族、民族一体的情感便由此而诞生。19世纪的历史学家所下的结论是：“基辅最初几位君主将各个不同的种族无意识地结成了政治共同体，俄罗斯大地虽然失去了政治统一体，却第一次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民族，认为自己是大地的一分子。”勒鲁瓦—博利厄不想被人指责自己抱有偏见，他是这样解释这种归属于同一个民族的情感的：“并不像很久以来所说的，大罗斯人和小罗斯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那样，苏兹达尔的新罗斯人和旧罗斯人之间并不存在(……)种族斗争，也不存在国族分裂。”


    编年史记</a>录了一个日期：1132年。“那时候，整个罗斯大地都在轰然崩塌。”姆斯季斯拉夫大帝也死于这一年。基辅罗斯分崩离析。勒鲁瓦—博利厄在崩塌的各种成因中，自然并没找到任何种族或国族上的敌对状态。12世纪没有这种情况。从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家系可知，他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种族：他的母亲是波洛韦茨的公主，祖母是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女儿，曾祖母是希腊公主。第聂伯河两岸，斯拉夫人、诺曼人、大草原上的各个部族混杂而居。在向东北方迁移的过程中，各个王公占据了芬兰部族居住的地盘，这样一来，芬兰部族的血脉又加入了斯拉夫—诺曼—波洛韦茨人的大杂烩之中。


    18世纪出现的“国族问题”引发了激烈的论战，至今仍未平息。这些论争都有相当尖锐的现实性。1992年，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承认，对很久以来似乎已最终解决的，而且获官方批准的一个问题仍然存有疑问：“我们甚至不知道俄罗斯民族何时开始形成，旧俄和它的三个分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何时分开。有人断言这件事发生在基辅罗斯时期（11世纪至12世纪），还有些人（他们的论据似乎更充分）则将这个进程推到了后蒙古时代（14世纪至15世纪）。”


    共同的信仰、语言、文字创造了所谓“俄罗斯大地”统一的基础。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对古代的文献了如指掌，但他强调我们在其中根本“没有见过俄罗斯民族这一表述法”。


    7《伊戈尔远征记》


    哦，罗斯大地！你已远在山丘之外。


    1795年，在雅罗斯拉夫尔的一组手稿收藏中，发现了一首未曾闻名的史诗手抄本，叫作《伊戈尔远征记》。罗斯古物著名的爱好者和收藏家阿·穆辛—普希金将其购入囊中。1800年，这首诗歌发表。1812年，手稿在莫斯科大火中被付之一炬。因此，刊印本就成了手稿存在的唯一证据。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发现这份手稿之后，20世纪初又发现了一份抄本；但后者与初次印刷的版本略有不同。对《伊戈尔远征记》进行的古文字学和语言学研究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即第二份手稿不早于16世纪，换言之，它和原稿相隔三百多年。


    2800字的诗歌成为无数研究的对象（有800多部关于它的著作），有各种各样的评注本和注释本，为此进行的论战也相当激烈。对文本和论点的研究同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伊戈尔远征记》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很神秘。首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来说说“物理”方面的原因：不存在原本，古罗斯文献中也完全没有与之相似的文本。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反抗波洛韦茨人的战斗史好似平原中间的一座山峰傲然孤立。基辅罗斯的文献颇为丰富，有编年史、圣徒生平、宣道词、演讲稿、朝圣者的叙述。但无论从表现力、形象的丰富性、象征、隐喻，还是个体与所述事件之间的关系来看，没有哪篇文本相类于《伊戈尔远征记》。或许，就像有人想象的那样，这样的作品都已消失在那个年代的大火之中。但有些人则提出一种假设，认为《伊戈尔远征记》并不是传统上所认为的那样，是1185年至1186年战事结束之后立马写下来的。


    现在仍有三个观点无法调和：《伊戈尔远征记》是12世纪的里程碑作品；此为赝本，写作时间或许应为17世纪；该文本写于13世纪至15世纪之间。研究者对诗歌的撰写时间和作者的出生地说法不一。无数评注者对作家所用的词语和概念的意义争论不休。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起源也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假设。不过，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首诗歌是出于爱国情怀写就的，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其受众是罗斯各王公。但关于联合起来究竟要对抗哪个敌人，争论又起。《伊戈尔远征记》在宗教上的含混不清也让人困惑不解：身为基督徒的作者使用了无数异教的形象和象征，还求助于各色偶像，而此时的罗斯早在两个世纪之前就已是东正教的天下。《伊戈尔远征记》的捍卫者认为当时“双重信仰”仍然通行，民众中间的偶像崇拜始终都很活跃。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这首诗是如何受民众欢迎，又是如何流布的，而且，民众无疑也不会去阅读如此艰深的文本。


    《伊戈尔远征记》的捍卫者发现了其真实性的证据，他们认为该文本讲述的伊戈尔反抗波洛韦茨人的战斗和另一篇文本《顿河彼岸战记》相像得不可思议，有时连用词都很接近，后者叙述的是1380年莫斯科王公德米特里反抗鞑靼人的战斗。讲述莫斯科在库里科沃（丘鹬田）击败马麦一事的《顿河彼岸战记》传到我们手上的只有寥寥数本，根本没有流行度。大量研究者坚信《顿河彼岸战记》的作者受到了《伊戈尔远征记》的启发。不过，也可以认为《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反过来受到了《顿河彼岸战记》的启发。这样的话，除了《伊戈尔远征记》的写作日期要变之外，其他不会有丝毫变化。


    1185年伊戈尔王公对抗波洛韦茨人的战史，编年史当中也记录了。因此，历史事实本身没有疑问。在卡亚拉河畔，伊戈尔的第一次战斗获胜，但从第二次开始就被打败了。他的亲兵全军覆没，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后来，他逃出生天，返回基辅。剧情很简短，语言和形象并不丰富，文学修辞手法完全不见。诗歌只将无可辩驳的历史事件保留了下来，因为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容易引起争议。第一个谜团：作者为什么要将伊戈尔王公当作英雄？伊戈尔只是小公国的君主，并不突出，既不英勇，也没什么特别的美德，尤其军力并不突出。根本没法解释他为什么突然要去征服波洛韦茨人的大草原，为什么想要把以前属于他的土地特穆塔拉坎替罗斯夺回来。一小队亲兵就是他的整支军队，只有他的兄弟切尔尼戈夫王公弗谢沃洛德派兵支援了他。而且，1180年，伊戈尔还和波洛韦茨人结了盟，娶了康察克汗的女儿为妻，后来还成了康察克汗的俘虏。出征之前一年，伊戈尔曾拒绝由其父亲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公组织的对大草原游牧民远征的队伍。


    可以假设《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选择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对其进行了修饰，以自己的方式将之呈现出来，以表达自己对罗斯命运的思考和情感，这有点像是发出了一个信息。这个假设并非毫无根据：伊戈尔的战事只是一个托词，借以对一百五十年或两百年的罗斯历史进行反思，《伊戈尔远征记》里提到了四十位王公。但作者也是这个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该文本出现以来，对他的争论就没停止过。研究者对他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莫衷一是。文本所用的语言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作者是亲兵的一员，一说是伊戈尔的亲兵，一说是加利奇王公雅罗斯拉夫的亲兵，第三种说法是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亲兵。有人从中看出作者是个宫廷诗人，但究竟是哪个王公的宫廷呢？


    诗歌的语言很复杂，专家便想从民间语言和民俗学，以及古希腊诗歌（荷马、欧里庇得斯），中世纪的拜占庭文学，斯堪的纳维亚的《萨迦》《罗兰之歌》《尼伯龙人之歌》，12世纪的法兰西武功歌那里寻根究底……我们在《伊戈尔远征记》里找到了波兰语和捷克语的语汇成分。专家注意到这首赞颂伊戈尔的诗歌和乌克兰语及白俄罗斯语颇为相近。数量极多的评注者在语言的“晦涩”、难以理解的部分上栽了跟头，这些有可能是抄写者或没什么经验的编辑者所犯的错误，也有可能是因为现代语言当中缺乏与之相当的用词。此外，部分词语我们在那个时代的任何文本中都没见过，所以仍然是个谜。


    认为这篇文本写于13世纪的假设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作者“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头脑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个假设可以当作解决《伊戈尔远征记》之谜的一个尝试。赞同这个理论的人认为事实上，该文本描述的并不是伊戈尔的战事，而是罗斯人和鞑靼人的第一次相遇，不是卡亚拉战役，而是卡尔卡河战役，罗斯亲兵是在这场战役中被打败的。他们还举《罗兰之歌》（摩尔人在里面取代了巴斯克人）为例，指出两者的相似性。


    这个假设把《伊戈尔远征记》的情节和成文的日期推移了几十年时间，但这样做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该假设和一个观点相一致，即这首诗歌是要呼吁联合起来，以对抗波洛韦茨人或鞑靼人这样的外敌。


    《伊戈尔远征记》自出版以来，也在政治领域激发了论战。对俄罗斯历史的本质、基辅罗斯文化发展的程度、罗斯文化深刻的独创性，或者相反，罗斯文化的模仿性和借用程度进行讨论的时候，也会用到这部史诗。研究者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人数已经很多，他们都否认了《伊戈尔远征记》的真实性，理由是11世纪至12世纪的罗斯还很野蛮。该文本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一个事实上，即对12世纪事件的叙述所蕴含的现实性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院士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是我们时代研究《伊戈尔远征记》的顶级专家，他就说得斩钉截铁：“(……)《伊戈尔远征记》在我们伟大的苏维埃时代找到了其在现时代俄罗斯文化中的真正地位。如今，《伊戈尔远征记》已是第三次再生。”关于大家对伊戈尔王公的赫赫战功、对作者的呼吁所具有的极强现实性的偏爱，这位专家并不怀疑。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在《伊戈尔远征记》印数最多的那一版所写的前言中说</a>这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一部作品”，并列举了其种种不朽的品质。他从创作史诗的那个时刻讲起：“《伊戈尔远征记》极其有力、极其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恶，那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尚未统一。”但罗斯长盛不衰、获得统一的观念，某些王公也在宣扬，在整个大地上和命运共同体内统一罗斯人民的文化，使用罗斯的语言，事实上也都在做。对于《伊戈尔远征记》作者提出的这个统一观念，德米特里·利哈乔夫认为是“真切体现了劳动人民、全体罗斯人民的利益”。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写道，作者是写给“封建阶级的进步人士”看的，向他们解释“必须牢牢捍卫祖国”，“用爱国立场来对封建社会的领导人进行划分”。


    这位专家注意到“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失败对罗斯大地造成了悲惨的后果”，他认为《伊戈尔远征记》尽管讲述的是失败，但它仍然“极具乐观主义”。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对该文本进行了极具现代化的解读，使《伊戈尔远征记》成了爱国主义文学的模范作品。


    描述伊戈尔战事的史诗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要对这样的形势负责？17世纪进行创作的莎士比亚并不见得比12世纪或13世纪的这位诗人谜团更少。我们不仅会去争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是否存在，而且尤其会对他用相当晚近的语言写成的文本所蕴含的意义进行质询。有人指责他中伤可怜的理查三世、迎合都铎王朝、反犹、不敢冲撞当时的习俗，这些观点有的得到支持，有的得到反驳，但都脱不开这位剧作家的作品，他的作品可以对此提供支持和反对。如果我们用抽象的表达方式，如“劳动人民的利益”或“进步主义者”，那就只能承认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对《远征记》传达的信息所做的阐释正确无误，即罗斯大地的统一是对抗“不洁者”绝对必要的条件。


    相反，有一点更可疑：诗人为“罗斯”这个词赋予了什么含义？亨利克·帕什凯维奇否认《伊戈尔远征记》的真实性，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对“罗斯”这个概念进行现代阐释，使之具有12世纪不可能拥有的意义。他认为罗斯这个词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地理和政治上的，指的是波良人和塞维里亚涅人生活的土地，这些人是基辅、切尔尼戈夫、佩列亚斯拉夫尔这几座城市的建造者；第二重是宗教上的，将斯拉夫人和非斯拉夫人全都统一起来，宣扬罗斯宗教，也就是宣扬东正教。在《伊戈尔远征记》中，“罗斯大地”这一表达法具有那个时代较为陌生的种族和国族的内涵。


    从最近两百年的进程来看，叙述伊戈尔王公战败所具有的现实性是很明显的，而且这种现实性只会有增无减。该文本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丰富的地理词汇：南方的克里米亚和多瑙河，西方的德维纳河和涅曼河。研究者认为“罗斯大地”是诗歌中最大的主角，它从黑海和匈牙利的边界地带一直延伸到西部的立陶宛、北部的大诺夫哥罗德、东部的伏尔加河。再次借用亨利克·帕什凯维奇的说法：罗斯的边界才是《伊戈尔远征记》的主人公。这首史诗很好地阐释了“单打独斗者的理念”，即国家立足于古罗斯辉煌时期的土地，自身变得强大而统一。


    8 废墟之上


    因为兄弟对兄弟说：“这属于我，那也是。”


    ——《伊戈尔远征记》


    从姆斯季斯拉夫之死到蒙古人来临(1132—1223)的这一个世纪充斥着罗斯各王公之间兄弟相争的景象。我们可以认为那是留里克帝国崩溃的源起。但也可以说，是这样的衰落导致了兄弟相残、叔侄相争，当然其中成因众多，上文也已述及。那个时代的标志就是威望和权力走到了尽头，至少基辅就是如此，另一个标志就是基本面向东北方向的殖民运动。历史学家认为12世纪中叶存在15个公国，到13世纪初，就已经有了近50个，14世纪的时候有大约250个。其中地位最稳固的是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公国、加利西亚公国、沃里尼亚公国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


    最早向东北（后来成为罗斯国的中心）行进的是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它们是基辅罗斯的两座最古老的城市。我们完全同意泰纳所说的时间、民众和疆域具有历史重要性的观点，所以接下来会将这些范畴用到12世纪后半叶和13世纪初的苏兹达尔的土地上。基辅公国是基辅强权古老的组成部分，雅罗波尔克驾崩之后，国内战争四起，基辅公国由此走上前台。单打独斗者的幼子、苏兹达尔王公尤里·多尔戈鲁基梦想着要坐上基辅的御座。他花了八年时间，打败了自己的侄子伊孜亚斯拉夫，两次攻占基辅，又两次败亡，最后终于达到目标，于1155年当上了大公，两年后去世。参与这些战争的几乎囊括了留里克家族的所有支系，几乎波及罗斯的所有地区，也殃及了邻国，即波洛韦茨人、匈牙利人、波兰人。


    11世纪，罗斯托夫是公国的中心。尤里·多尔戈鲁基仍然喜欢住在苏兹达尔，他总是从那儿外出征战，也总是会返回那儿。他夺取土地，扩大王公的领地（森林、沼泽、河流），自然也会建造城市。城市一般都建在伏尔加河及其支流的两岸地带，如奥卡河、克利亚济马河及其支流。在这些新近建造的筑有防御工事的市镇里，出现了佩列亚斯拉夫尔、尤里耶夫、德米特罗夫和莫斯科。尤里的儿子安德烈将都城设在了克利亚济马河岸边的弗拉基米尔城内。


    从苏兹达尔和基辅之间的战争可以看出西南方和东北方之间关系的本质。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持续遭到劫掠的基辅、切尔尼戈夫、佩列亚斯拉夫尔以及伏尔加河上游地区，人口持续外流。新来的人对那儿原本的芬兰部族采取降伏、击退、吞并和同化的策略。这种迁移对南方人来说并不仅仅是气候变迁所致。当地的环境迫使他们一小群一小群地安顿下来，通过激烈的战斗来夺取森林和沼泽地带的小块土地。农民前往东北方，寻求的是安宁。亲兵跟随君主，寻求战利品和荣耀。王公则想获取土地，从维彻和波雅尔手中摆脱出来，在基辅和罗斯其他古老的城市立法的就是波雅尔。


    在新近获得的土地上，单打独斗者想要获取独一无二的专制权力的理念开始通行。这个理念在安德烈·尤里耶维奇·博戈柳布斯基的个性和行动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的权力转移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有好几重因素，偶然性也占了一部分：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将相继在苏兹达尔的土地上担任领导人，他们就是尤里·多尔戈鲁基和他的两个儿子安德烈与弗谢沃洛德。1149年，尤里第一次当上了基辅的君主；他的儿子弗谢沃洛德继哥哥安德烈之后又登上了王位，于1212年去世。在这六十三年的两代人的时间之内，基辅最终沦落，从9世纪起构建起来的国家分崩离析，新的权力中心即将君临天下。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而这个新国家也将拥有一个新的都城。


    历史学家对改变都城的原因给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商道改动，外敌威胁，君主的瓦良格人血统阻止其长时期待在一个地方。这些论点无论合起来看，还是分开来看是否有道理，我们对它们都不必花费太多时间，但有一点还是会让我们震惊，那就是留里克和他的兄弟都是从诺夫哥罗德去基辅的。毋庸置疑，只有死亡才阻止了斯维亚托斯拉夫最终将自己的居所搬迁到多瑙河畔的佩列亚斯拉维茨。弗拉基米尔迅速地将都城搬到了莫斯科，彼得大帝又青睐于彼得堡，而最终，权力又从彼得堡回到了莫斯科的手中。这些都城从汇入黑海的第聂伯河两岸跃向在大陆腹地流淌的莫斯科河畔，继而又来到涅瓦河畔和波罗的海，于是，地理、气候、人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重心同样也在发生改变，敌人，以及运动的方向也都在变，而这运动一直都不曾中断过。不过，这些迁移运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那就是“单打独斗者的理念”。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在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公国的诸多建设者中间占有特殊的地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尽管花了不少的篇幅来写他，却没有给予他应得的关注。也许这是因为历史资料稀少，不过，小说家应该是不会因此而打退堂鼓的；也许是因为第一位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形象让他们望而却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发现：“安德烈的整个人散发出新鲜的气息：只是这气息无疑并无良善可言。”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渴望权力，渴望绝对的权力，即便是基辅时代的留里克们也与之不同，更别说那些盎格鲁—拜占庭—波洛韦茨的先祖了。人物本身是否有趣还属其次。安德烈的新奇之处在于，无论从正面的，还是从残暴的方面来看，都像是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先行者。如果说伊凡和彼得需要有个榜样的话，那么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1111年，安德烈出生在苏兹达尔的土地上，在他生命的前三十八年里，就没离开过北方。能分到苏兹达尔的郊区城市弗拉基米尔，他已经很满足了。1149年，他才第一次去了基辅，那一年，他父亲登上了大公的宝座。于是，尤里·多尔戈鲁基为了降伏都城，引发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安德烈由此展现了过人的勇气，和南方那些整天惯于打打杀杀的罗斯王公都有所不同。尤里在基辅站稳脚跟后，便把维什戈罗德这座小城（距都城7公里）给了自己的儿子。但安德烈并不喜欢南方。他违背了对父亲许下的承诺，秘密返回了自己的城市弗拉基米尔，还带走了传说属于圣徒路加的圣母像。圣母像被重新命名为“弗拉基米尔圣母”后，成了俄罗斯最主要的圣物之一。


    安德烈并没有直接住在弗拉基米尔，也没住在该地区最古老的城市罗斯托夫与苏兹达尔。他选择住在距弗拉基米尔11公里的一座名为博戈柳波沃的小村子里。他先是从那儿管理弗拉基米尔公国，继而管理整个罗斯大地。尤里·多尔戈鲁基将基辅王位让给了儿子，安德烈最先做的就是断绝和世俗传统的关联，选择从自己在东北方的都城来管理罗斯。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既不喜欢南方，也不喜欢基辅。一有机会，他便回到自己老家，这个单打独斗者的孙子就这么将“罗斯诸城之母”弃之不顾，但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喜欢伏尔加河上游的气候，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基辅的话，权力会受限制。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俄罗斯历史的第一章，开启了第二章。


    南方和北方之间、饱受衰落之苦的基辅罗斯和继之而起的国家之间的断裂，是由君主安德烈安顿在弗拉基米尔造成的。古老的秩序由此破裂。但安德烈并没有抛弃大公的头衔，而是决定从另一座都城来实施自己的权力。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由此导致留里克的政治体制灰飞烟灭。在安德烈统治时期，权力的等级结构开始显现。直到那时候，迁往基辅的大公都会将自己以前的领地留给从年龄上看很快会继承自己王位的亲戚。安德烈成为大公，也是以这种方式来统治基辅的，但他还是选择牢牢地掌控住苏兹达尔的土地。于是，后者也就不再是可以承袭的土地，而是成了专供君主一人使用的领地。苏兹达尔从罗斯代代相传的区域内脱离了出来。一种崭新的权力体系由此诞生。


    1169年，安德烈毫不留情地把基辅洗劫了一遍——“占领者既没放过寺庙，也没放过女人，孩子也没逃过。”编年史家如是记述道——把它让给了自己的哥哥格列布，后者没多久就死了，于是安德烈又把基辅给了他在斯摩棱斯克的几个侄子。由于后者拒绝听从弗拉基米尔来的命令，安德烈便把他们像用人那样全都赶走了：“罗曼，你不服从我的意志……那好，你就从基辅滚蛋吧。你，姆斯季斯拉夫，从诺夫哥罗德滚蛋。大卫，从维什戈罗德滚蛋……”据说姆斯季斯拉夫王公不惧怕尘世，只惧怕上帝之国，他很气愤地回答道：“你和我们说话，不是像对王公那样，而是像对你自己的士兵那样。”


    姆斯季斯拉夫深刻理解了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当中的要义：王公之间的家族制体系，虽不排除冲突和战争，但还是建立在传统的“等级制”上的，而政治上的臣服关系实际上是将小王公贬低到了庶民阶层，但排在第一位的还是家族制。


    历史学家对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这么做的动机看法不一。有的提出了质疑：他的行为是否受到“专制政体的理性原则，抑或专制者纯粹的本能”所驱使？另有些人则认为他是“俄罗斯第一位明确想要树立专制权力和专制制度，并且切实做到这一点的君主”，他是新的国家秩序的奠基者。编年史家，尤其是南方的编年史家，仍对基辅被毁于一旦耿耿于怀，竞相说安德烈“专横暴虐”，是个胡作非为的暴君。其中一个写道：“君主安德烈很聪明，也很勇敢，但他不知分寸，大好成果都被他给毁了……”换句话说，他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行为自有其逻辑，可以认为他的政策就是要建立新的秩序。这一点只要看看这位大公的主要决定就可以了，首先来看迁都这件事。确实，皇帝提比略住在卡普里，但罗马仍然是帝国的首都。安德烈却把基辅剔除了出去。其次，对小王公的羞辱，把他们变成“跟班”。大公不愿依靠贵族（他父亲的亲兵、波雅尔）和通过维彻来管理城市的那些行政官员。他宁愿选择民众当中最底层出身、最没有教养的奴仆，他最看重的是对他个人的绝对忠诚。安德烈后世的继承者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也重拾了这种“大众暴政”。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对他那个时代来说已属超前，对如何实施专制权力也颇为讲究技巧。野心勃勃，再加上反复无常、偏执易怒的性格，使大公同贵族和市政官员以及近侍的关系都很不好。结果就是有一天，20个人密谋造反，冲入了他的寝宫。尽管他这个戎马倥偬的老战士年事已高，又没武器，但还是起身反抗要杀他的人。这自然是徒劳的。整整两天时间里，造反者都不让别人埋葬他的尸首。城里发生暴乱，开始烧杀抢掠。君主安德烈在这方面又成了一个先行者：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死亡之后，俄罗斯同样经历了动乱时代。


    安德烈对卡马河或诺夫哥罗德的保加尔人发动战争，主要是为了强化自己的专制权力。弗拉基米尔就是他的作品，他让这座城市成了罗斯最美的城市，教堂众多，到处都是手艺人和商贩，大公和都城的威望都由此得到了提升。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还花了大量精力在弗拉基米尔设立了“都主教府”，使之独立于基辅。君士坦丁堡不同意他的做法，牧首对这个新的权力中心并不看好，遂特意与之保持了距离。


    安德烈既有善举，也有恶行，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进入了圣徒的行列，19世纪的历史学家由此得出结论：“安德烈是大俄罗斯的第一位君主；他的所作所为皆具奠基性质，为后继者树立了榜样，而后继者则根据时势所需，完成先祖未竟的事业。”


    大公遇刺之后两年的动荡并没有将他的事业消灭殆尽。弗拉基米尔仍然是都城，但“老城”罗斯托夫与苏兹达尔也花费了不少的精力，想要摆脱安德烈所钟爱的这座城市。王位由安德烈的弟弟弗谢沃洛德继任，后者是尤里·多尔戈鲁基的幼子，也是单打独斗者的孙子。弗谢沃洛德三十余年的统治期(1176—1212)由于子孙众多，故名之为“大家族时期”，这段时期，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得到了飞速发展。《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说大公的亲兵势力极大，可以“让伏尔加河不再桨声荡漾，抄起头盔，就能将顿河之水舀干”。行事谨慎却又性格固执的弗谢沃洛德巩固了自己的专制权力，确保了弗拉基米尔作为罗斯中心的地位。他的国家领土广袤，从黑海的大草原直达北冰洋，从多瑙河和德维纳河直抵伏尔加河，人口多达600万。


    南方的权力和人口中心逐渐向东北方迁移的趋势改变了该国的经济环境，由此又反过来影响到体制的性质。耕地和森林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森林提供建造枞木屋的材料，可以制作鞋子和餐具的椴树皮，可以做蜡烛的蜂蜡，以及制造蜂蜜酒的蜂蜜。耕地是从森林手里抢过来的，经过短暂的开垦之后即抛了荒。农业粗放耕作的特点迫使人们只能经常变更居住地，过一种流动、漂泊的生活。


    出于经济需要，这种完全自由的行动最终打破了共同体的联系。耕农和地主的法律地位由其“等级”所决定，被他们和君主签的契约所决定。土地属于君主，后者将土地赐予波雅尔，将自由民身份的仆从授予宗教机构。土地由自由农民、佃农和农奴耕种。广袤的疆域都缺人居住，所以这种行动完全自由，人口可以轻易地从一个王公处来到另一个王公那里。地主打压这种自由，就会导致自己的领地上没人移居过来。


    随着王公的可继承土地越来越多，东北方最古老公国的城市里的维彻很快就分崩离析了。权力彻底掌握在君主的手里，君主出于自己的意愿把土地赐予各方，使得土地四分五裂，而他也就成了唯一的统一准则。土地属于君主本人，行政事务也由他的仆从（波雅尔和地方长官）来履行。但那些拥有采邑，也就是“私”地的人也有课税权和司法裁判权。


    基辅的衰落同时也是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地区得到强化的因和果。“罗斯诸城之母”遭到削弱，与之相伴的是基辅罗斯西南地区的角色得到增强。喀尔巴阡山和普里皮亚季河之间的疆域被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瓜分。这些公国属于留里克帝国最西端的部分，它们和波兰、匈牙利联系紧密，经常在战场上变换阵营，帮西边的邻居和罗斯人对着干。12世纪下半叶，加利奇受强大的君主雅罗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统治，后者号称“智者”，《伊戈尔远征记》有写：“哦，智者雅罗斯拉夫君主，高高地坐于黄金御座之上！你的雷霆之军让喀尔巴阡山成了铜墙铁壁……你的正义惠及多瑙河之远！”


    智者娶了“大家族”弗谢沃洛德的妹妹为妻，支持苏兹达尔王公的政策。东北方和西南方联手对抗古老的中心基辅。这个联盟首先有益于弗谢沃洛德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加利奇的弗拉基米尔试图巩固从匈牙利国王手中夺回的王位，于是便向自己的舅舅弗谢沃洛德求援：“天父天主在上！若加利奇由我治理，上帝为证，我会奉上整个加利西亚，由你差遣。”


    弗拉基米尔死后，沃里尼亚王公罗曼将整个西南方聚合成了一个公国，称之为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他是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对匈牙利人、波兰人、立陶宛人、波洛韦茨人都打了胜仗。他前去援助拜占庭皇帝，拒绝了教宗英诺森三世赐予的皇冠，因为后者要让这位强大的罗斯君主皈依天主教。1205年，罗曼在和波兰人的战斗中阵亡。他死后，公国出现了一段动乱时期，那个时代通常都会如此。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君主施行国内政策的目的就是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力。编年史记录了他说的话，他是这么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对加利奇的波雅尔如此残暴的：“不清除蜜蜂，没人能吃到蜂蜜。”对列夫·古米廖夫而言，君主罗曼骁勇善战，精力旺盛，残酷无情，不守信用，胆大妄为。这位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品质都是他的母亲以及他在波兰所受的教育传承给他的，他的母亲是波兰君主歪腿波列斯瓦夫的女儿。照他看来，在罗斯大地上受过教育的君主也有同样的品质，但它们并不见得总是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1203年，在切尔尼戈夫王公伊戈尔的倡议下，形成了反基辅的同盟，伊戈尔前不久还是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的王公，他也是《伊戈尔远征记》的主角。他将罗斯诸王公聚集起来，让曾当过俘虏的波洛韦茨人当雇佣军。一位编年史家讲述过1169年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洗劫都城时的惨况，现在他是这么写的：“罗斯大地陷入天大的不幸之中，基辅自从受洗以来就未曾经历过如此的不幸。”城市遭到洗劫，被焚毁，教堂被夷平，居民全都被抓。差不多就是在同时(1205)，十字军向君士坦丁堡发起了进攻，无情地摧毁了东方帝国的这座都城。但这毕竟是天主教徒不承认其为基督教的东正教会的都城。可基辅却是被东正教徒自己蹂躏的，当然，也得到了异教徒波洛韦茨人的帮助。


    大家族弗谢沃洛德统治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在那之前，王公之间爆发战争，目的都是为了一个“位置”：以与生俱来的继承权的名义夺回宝座。1207年，梁赞王公决定抵制弗谢沃洛德的政策。大公要把能抓到的人全都投入监狱，要求把那些人的妻子全都送到他那儿去，关在弗拉基米尔。梁赞公国的城市此后就由弗谢沃洛德的地方行政长官来管理了。大公的一个儿子则坐上了梁赞的宝座。但居民们不干。于是，弗谢沃洛德把所有人都驱逐了出去，包括主教，然后一把火烧了这座城市。公国于是成了隶属于弗拉基米尔的公国。这是第一次典型的兼并行为，一位罗斯王公靠侵害另一位王公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领地。


    和基辅、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以及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一样，诺夫哥罗德也是基辅罗斯的重要组成部分。诺夫哥罗德建城可追溯到更早的8世纪。我们不应忘记，传说中后来建造基辅的留里克王公就是从诺夫哥罗德往南行进的。据说留里克帝国在西北方的前哨站有很多商人和水手，港口颇为繁忙，和罗斯的其他城市相比，既很相似，又不太相似。从红太阳弗拉基米尔到智者雅罗斯拉夫和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的这些人都是基辅最了不起的君主，他们确立了自己的权力，起先都是从统治诺夫哥罗德开始的，经过某个阶段之后，便登上了都城的宝座。于他们而言，诺夫哥罗德的经验既是一种教诲，又是一种警示。


    沃尔霍夫河畔的这座城市的政治体制堪称独一无二。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俄罗斯正在寻求民主传统，向诺夫哥罗德寻求参照的做法自然也不可避免。我们已经知道基辅罗斯的所有城市都有维彻，随着君主的权力日益强化，维彻也逐渐丧失了其重要性。与之相反，在诺夫哥罗德，直到15世纪该城被莫斯科吞并为止，维彻始终都享有权威。1136年，居民们奋起反抗君主，维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甚至连王公和总主教都由它来遴选。


    诺夫哥罗德是一个“封建”共和国，一切都是靠投票来决定的。决定很快就会做出：外交政策问题的解决不超过两个月，国内事务的解决只需一个月。城市分成五个大区，每个区都负有相应的责任，大维彻的所有决策都会由行政长官签名盖章。每条街都会形成一个特别的社区，如有需要，每个社区均可组建自己的维彻。各区均有自己的旗帜，战时会派遣自己的部队和自己的督军出战。在诺夫哥罗德，直接民主制有时会采取完全地方化的形式。因此，如和维彻意见不合，各个派别的代表就会靠拳头来解决问题，他们通常都会到沃尔霍夫桥上以打架定胜负。


    如果王公不受大多数人喜欢，维彻就能罢免之，它会主持公道，制定法律，宣战和缔结和约，确定债务和税收，选择货币。投票原则甚至延伸到了修道院，宗教团体便在此推举修道院院长、杂务修士，并处理庶务。之后，修道院院长的任命需获总主教的批准。


    城市的主要行政长官由维彻选出：没有维彻，王公就不能统治诺夫哥罗德。编年史里有许多例子显示，诺夫哥罗德人对行政长官不满，就会起来反对他。行政长官只能从波雅尔当中遴选。教士不能当维彻的代表，但和中世纪的所有城市一样，教士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总主教负责照看灵魂和习俗。所有反教会的罪行，以及家庭、遗产继承、财产方面的纠纷，都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他对城里使用的度量衡有决定权，在商业城市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能。


    芬兰各部族都自由地生活在诺夫哥罗德的土地上以及城市里。他们只要尊重习俗，即可有权对公共事务发声，享有社区成员的所有权力。


    诺夫哥罗德采取极为积极的殖民政策，征服了边境北部的土地和人口。这个商业共和国的土地从普斯科夫一直延伸到白湖城，囊括了整个北部，从白海直到北冰洋和乌拉尔地区，甚至还要更远。但征服的土地越是偏远，那里能见到的诺夫哥罗德的民主特质就越少。殖民地向诺夫哥罗德人提供毛皮。这座城市物产丰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与西方城市的贸易相当频繁，尤其是与德意志和哥得兰岛。13世纪出现汉萨同盟的时候，诺夫哥罗德就为之提供了颇为特殊的环境，如贸易客栈和商行。


    政治体制和经济特色催生了诺夫哥罗德式的文化，出现了一些重要人物，如商人萨德科和性格冲动易怒的航海家瓦斯卡·布斯拉耶夫。只有家族首脑才能在诺夫哥罗德维彻享有投票权。孩子即便已经成年，只要尚未建造自己的住宅，就无法参加大会。于是，诺夫哥罗德的年轻人效仿英国贵族家庭的年轻人，将精力投到了城市之外，为城市寻找新的土地，或对邻国进行劫掠。瓦斯卡·布斯拉耶夫就是诺夫哥罗德年轻人的偶像。不过，其他地方也有相似的人物，只不过诺夫哥罗德的传奇人物是个商人而已。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桦树皮上所刻的交易事务）可以看出城市的扫盲工作做得不错。俄罗斯最古老的手稿（斯拉夫语的福音书，为泥金装饰手抄本）时间可追溯到1056年至1057年的诺夫哥罗德。


    城市及其政治团体的历史证明了罗斯大地的发展可有另一种模式。这个“封建”共和国商贸和殖民兴盛，许多方面都令人想起了11世纪至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公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商路，便扩大土地和守护疆界，其政治组织也令人想起了拜占庭。究竟是要维彻的人民大会，还是君主的专制权力？究竟是要诺夫哥罗德模式，还是基辅模式？这是摆在俄罗斯历史面前的选择。普希金列举沙皇彼得大帝的种种丰功伟绩的时候，坚持认为是他打开了一扇面朝欧洲的窗户。诺夫哥罗德的发展道路则会打开另一扇门。


    但在向东北方迁移之时，基辅的君主们正在恪守“单打独斗者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独一无二的专制权力。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因此也就不可避免了。诺夫哥罗德的位置并不怎么有利：城市被囚困在大公诸领地形成的半圆之内，虽可抵御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亲兵的远征，却无法贮备粮草。经济封锁（封锁运送小麦的船队）就能迫使该城让步。1216年，诺夫哥罗德人在利皮察河河畔大败苏兹达尔的军队，但这场军事上的胜利什么都没能改变：共和国的压力与日俱增。诺夫哥罗德的屈服乃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帝国政治的一个主要篇章。但蒙古人的出现暂时推迟了诺夫哥罗德的土地被兼并的步伐。


    1212年，大家族弗谢沃洛德去世，兄弟之间又开启了传统的战争模式，由于弗谢沃洛德子孙满堂，所以这样的冲突更是难以避免。大公在死之前没多久便和长子康斯坦丁决裂，剥夺了其继承权，而改由次子尤里继位。这些冲突导致国土四分五裂。13世纪初，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包含了四块可继承的土地。到世纪中叶，又多出了三块，其中就有莫斯科公国。其他公国如梁赞、雅罗斯拉夫、罗斯托夫也同样四分五裂。


    各个王公签订了向来都很短命的盟约，攻打邻国，追求一己之私利。可是，一个新的敌人出现在了西方的边界。12世纪中叶，德意志的商人和传教士在西德维纳河河口处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使当地信奉异教的民众（利夫兰人、拉脱维亚人）改宗。1200年，阿尔伯特·德·布克斯霍夫登主教在德维纳河河口建造了里加城。两年后，他又创立了持剑骑士团，骑士们身披绣有红十字的白披风，利剑搭在肩上。无论遇到何种暴行，他们都毫不退缩，终于让当地民众皈依了基督教，很快就将领地扩展到了里加东部。1207年，被征服的土地（立窝尼亚）成为骑士团的附庸，这是送给日耳曼人的皇帝的礼物。


    持剑骑士团东南方的土地上出现了另一个骑士团，那就是条顿骑士团。12世纪的条顿骑士团就是为夺回圣地而设的，1187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失败，耶路撒冷被萨拉丁夺走，他们只能返回欧洲。条顿骑士团身披绣有黑十字架的白色披风。1226年，波兰君主康拉德·马佐夫舍由于没法使普鲁士的斯拉夫部族改宗，便请求条顿骑士团援助。十字军战士们纷纷响应他的邀请，且收到教宗额我略九世的谕旨，教宗保证梵蒂冈会支持他们。骑士团很快就将势力扩展到了普鲁士，1237年迫使持剑骑士团与之合并。东进所采取的形式越来越具侵略性。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由骑士团所支配的这个国家的轮廓渐渐显现，囊括了波美拉尼亚、普鲁士、库尔兰、立窝尼亚、爱沙尼亚。诺夫哥罗德的领地受到了严重威胁。不过，1240年至1242年，骑士团的攻势遭到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遏制，后者两次打败了骑士团。


    历史学家们，尤其是苏联和欧亚主义的历史学家，从十字军（法国人和威尼斯人）1204年夺取并洗劫君士坦丁堡的行动，以及条顿骑士团和持剑骑士团的东进策略中看出，那是在对东正教发动十字军东征。尽管很难说这就是巴勒斯坦、北欧和东欧联合协调的行动，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共同的政策，结合了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诺夫哥罗德人在芬兰土地上成功殖民之后，额我略九世呼吁日耳曼和瑞典骑士追击改宗东正教的芬兰人，且以此来赦免他们的罪孽，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基督陵墓的法兰克骑士所获得的好处，他们也会有份。


    今日历史学家觉得有种“围城”之感，这是一种颇为晚近的感受，只可能是远距离从全球视角看待过去的时候诞生出来的。那个时代的参与者投身于各自局部的事务和冲突之中，毫无疑问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更何况自12世纪中叶基辅罗斯崩溃开始，他们就丧失了罗斯大地统一的概念。而且，他们也没发现，1223年，就在十字军东征愈演愈烈的时候，蒙古大军出现在了顿河的大草原上，而这说明又有新的敌人出现了。他们要和这个敌人战斗数世纪之久，后者将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