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版自序

    《敦煌往事》动笔于中国事变发生不久后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秋，同年在《改造》十月刊上发表。出于种种原因，成书十分仓促，瑕疵百出。因此我时时提醒自己，日后若有机会，定要仔细修改一番。幸而得了这个机会，于是整个夏天都埋头于案前，总算使这份初稿改头换面，内容也充实到了原来的近三倍，我也终于达成了最初的计划。


    数年来，我对敦煌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如今终于彻底释怀，单从这一点来看，此次修改于我而言算是一大幸事。关于作品本身，初稿中对英国探险队回程之前的记述较为详尽，对后来法日两国探险家的描述却十分粗略，尤其是对于日本探险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本粗糙至极、令人贻笑大方的拙劣之作。经本次修改，书稿终于初具雏形，本人甚感欣慰。


    我对西域的兴趣始于日本学者堀谦德先生的《解说大唐西域记</a>》。大家应该都有过学习东方史的经历，随着政权的更迭变化，西域三十六国（后来又分为五十余国）所在的中亚地区，如突厥斯坦等地区，其名称也不断发生变化，光是这些名字就让人应接不暇，其对应的文字也十分生僻，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因为太过复杂，很多人学到最后还是一头雾水。而堀先生的作品对玄奘</a>三藏</a>旅行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考证，可以说是我的入门读物，它让我收获了梦想和知识，也激发了我对西域的兴趣，对此我感激不已。


    后来我又从羽溪了谛先生的《西域之佛教》、渡边海旭先生的《欧美之佛教》等著作中受到了启发。坦白说，当时我只是把西域看作佛教东渐过程中途经的一个区域罢了。


    我至今还记得，读了《大唐西域记》后，我对刻画了孙悟空形象的《西游记</a>》，以及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等作品，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直到昭和初年（1926年），我第一次参观了正仓院，深受感动与震撼，也由此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眼光不能仅仅局限在这小小的日本，而应该放眼于灿烂的东方文化，用世界性的视角来认识日本的历史。


    就这样，我的思绪跨越了半岛，飘向了遥远的长安，又穿过天山南北麓的“丝绸之路”，抵达更加遥远的印度，甚至近东、西欧。就像长崎曾经是日本接收近代欧洲文化的窗口一样，西域之门敦煌曾经也发挥了同样甚至更大的作用。我的目光最终聚焦到了这座城市。这里会不会有“法隆寺”，会不会有“正仓院”呢？……


    当时我并不确定，现实中是否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但我开始萌生这样的期待。后来，在矢吹庆辉先生的引导下，我开始接触斯坦因的作品。当时日本的第一轮敦煌热已经退去，矢吹博士的《三阶教研究》《大正一切经》中对敦煌出土经卷的描述所引发的“入藏潮”也尚未兴起，我这个“门外汉”却偏偏选择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无知者无畏。


    通过斯坦因和伯希和的作品，我逐渐认识了位于中国西北相当于“法隆寺”和“正仓院”的千佛洞，尽情地欣赏着千佛洞的照片。通读这些作品后，我又浏览了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等学者的研究，此后又研习了羽田亭先生的《西域文明史</a>概论》，至此才算正式入门。


    直到这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此前一直被自己忽视的《唐诗选》中很多诗歌都与西域有关，充满了异域风情。甚至还发现奈良附近的古寺遗物中有很多也与敦煌文物一脉相承，这些发现总是让我大受震惊、感触良多。


    后来，我的兴趣几经变化，将目光放在了斯文·赫定、荣赫鹏等探险家撰写的各个年代的西域旅行记上。


    就在这时，“中国事变”爆发了。早在前一年西安事变发生时，由于西安原是十三朝古都长安，又是红色路线（又名西北路线）的起点，我就对这片自己熟悉的土地格外关注。事变后不久，海鹫就对兰州的军事设施发</a>动了大规模空袭，这让我更加朝暮悬想。我想，我不能去前线，就在后方通过文化活动唤起更多有识之士对敦煌的关注也至关重要，于是在匆忙之间编写了此书，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初稿”。


    因为我本身习惯了写小说，所以这篇作品的文体更接近于小说。但它究竟是不是小说，或者说能不能称得上是小说，这就要交给各位有识之士来评判了。对于我自己来说，这部作品也算是小说的一种，虽然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分类，但我个人希望将它归类为“文化史小说”。我认为，这可能是今后日本小说界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文体，所以特意在序文中加入了这段内容。


    本书中英国探险家的部分主要参考了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旅行记《中国沙漠中的遗址》及其研究报告《西域考古图</a>记》，法国探险家的部分则主要依据伯希和所作图录中的序文、羽田博士的介绍文、石滨纯太郎先生的《敦煌石室的遗书》等著作撰写，日本探险家的部分则得益于《新西域记》，其中汇集了大谷探险队前后三次派往各地的各分遣队的探险记，另外，橘瑞超先生的《中亚探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橘瑞超是大谷探险队第二次、第三次探险的核心人物。他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五年时间全部在大漠探险旅行，在第三次探险时才去了敦煌。当我还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时，这位和我仅有两岁之差的青年僧人便完成了世界水平的探险。可惜的是，数年前的一场火灾将他当时的记录，也就是第一手资料全部付之一炬，仅有《新西域记》所载的三篇文章侥幸存世，其中两篇是对演讲笔记所做的整理，另一篇则对书信进行了整理。


    我想在书中塑造一位能够代表新兴日本的杰出青年，所以借用了橘先生的故事并且刻意未使用先生的本名，特在此声明。


    西域地区的地名历来十分棘手，比如，读出“乌鲁木齐”四个字并不困难，但根据读音写出“乌鲁木齐”四个汉字却并非易事。要查证古时候对应的名称，着实令人头疼。吐鲁番、库车、喀什、和阗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考证、确认它们变迁的历史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本书中，为了尽量避免混乱，统一用故事发生时的名称表示。


    关于敦煌，既可以写作“燉煌”，又可以写作“敦煌”，两种写法均可见于中国的地理书中，而且大部分书籍都是两者并用。“燉”更具西域色彩，或者说更具有异域风情，我也这样认为，但在我看来，使用较为熟悉的汉字更能方便读者阅读，因此刻意使用了“敦”字。


    每每著书，总要蒙受师友关照，此次更是给诸位师友添了很多麻烦。除了松本博士和青山为我提供的帮助，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石田干之助教授，因为这本书对于我这纯粹的学术门外汉来说的确比较困难，而石田教授在文献方面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可以说是我的恩人。在一高读书期间，石田曾是我的同窗，此次他愿意为我提供恳切的指导，不仅仅是因为昔日的交情，更是为了敦煌。而我从他的著作中也得到了很多启发。毫无疑问，若仅凭我一人之力，从茫茫文献中收集资料，结局必然是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我这样的外行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大致掌握文献信息，全仰仗于他的帮助。


    外行的悲哀就在于仅仅对手头的书有所了解。而很多文献即便想尽办法搜集，也未必能入手。另外，由于很多文献属于珍贵典籍或珍本，所以连借阅都十分困难，这也是一大难题。这时，庆应义塾大学</a>教授圆乾治先生以及帝国图书馆司书冈田温怀着满腔热情，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帝室博物馆鉴查官秋山光夫、东洋文库主事岩井大慧同样也给予了特殊关照。绘画大师中村不折还让我参观了他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向我展示了自己珍藏的数十卷敦煌经卷，让我对古代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本书的装帧、照片拍摄、书稿誊清以及其他出版相关事宜则全权托付给了青山、日下部兄弟、浅野一也、国安芳雄等人，特此附记，以示感谢。另外，此书写作过程中，还劳烦冈田详细调查了参考文献的出版社、刊行年份等信息，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松冈让


    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