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来客

    说到卑鄙，奥德·汉得森是我遇到过的最卑鄙的人。


    我说的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而不是某个有时间将天生的邪恶性情演化成熟的大人。至少，1932年奥德有十二岁，那时我们都在亚拉巴马乡下的一个小镇学校上二年级。


    他长了一副高出实际年龄的个头，瘦瘦的，土红色的头发，细眯的黄眼睛，在所有同班同学中鹤立鸡群—本来就是怎么着也会比我们高，因为我们这些人都只有七八岁。奥德一年级留级两次，现在上的是第二个二年级。这样难堪的纪录不是因为笨。奥德很聪明，也许狡猾是更合适的词。但他很像汉得森家的其他人。那一家人是懒怠而乖戾的一伙（一家十口，达德·汉得森除外，他是个私酒贩子，常年蹲监狱。全家都挤在一个黑人教堂旁边的四间房的屋子里），每个人都随时准备对你使坏。奥德还不是这群人里最坏的。兄弟，是说明一些问题的。


    我们学校许多小孩来自比汉得森更穷的家庭；奥德至少还有一双鞋，而有的男生，还有女生，不得不在最恶劣的天气里也打赤脚上学—可见大萧条如何严重地冲击了亚拉巴马，但没有人，不管是谁都不会像奥德看上去那样潦倒落魄，一个瘦骨伶仃、长着雀斑的稻草人，穿着捡来的一身汗臭的工装，连串在链条上的囚犯都会觉得那样的衣服丢人。如果他不是那么可恨，你都可能会很同情他。可所有的孩子，不光是我们小的，还有跟他同龄或比他大的，都怕他。


    没有人敢和他来上一架，除了有一次，一个叫安·卷包·芬奇伯格的女孩，碰巧是镇上另一霸。卷包，那个又矮又壮的假小子，在一个沉闷上午的课间休息时段，以一种混不吝的角斗技巧，从后面扑向奥德。三个教师花了好长时间才把他们拉开，那三个人肯定都巴不得这两个格斗者相互杀死对方。结果是个平局。卷包失去了一颗牙齿和一半头发，左眼一团青肿（她后来就再也没法看清楚了）；奥德的伤包括一个破裂的大拇指，还有几道要陪他到盖棺之日的抓痕。后来的几个月里，奥德耍出各种花招去激卷包和他再度比试。但卷包已经尝过苦头，和他保持着安全距离。我也会这么做，但汉得森却不会因此放过我。哎，我是奥德无情注意力的目标。


    相对于那个年代和那个地方来说，我可说是相当富有。我居住的高大乡间老宅院，位于镇上紧邻森林和农场的一头。宅子属于我的远房亲戚们，一些上了年纪的表亲，三个老处女和她们的光棍哥哥，把我收留在他们的屋檐下，因为我的直系亲属之间出了一点乱子，抚养权之争吧，因为这些原因，我流落到了这有点古怪的亚拉巴马一家人中间。但我在那里没有不快乐。事实上，那几年当中的一些片段成为一个本来可能会很不幸的童年的最快乐的时光，主要是因为几个表亲里最年轻的那个，一个六十来岁的妇人，做了我第一个朋友。因为她本身就是个小孩（许多人认为她连孩子都不如，悄悄地议论她，似乎她是那个可怜但友好的莱斯特的孪生姐妹。莱斯特常常带着甜蜜而茫然的表情在街上游荡）。她理解孩子，也绝对理解我。


    也许一个小男孩把一个老处女当作朋友有点奇怪，但我俩的前景和背景看上去都不太寻常，所以不可避免地，从各自的孤寂中走到了一起，分享一份友谊。除了在学校的几小时，我们三个，我、老奎妮（一头活泼的小捕鼠?）和苏柯小姐（所有人都这么叫她）总是待在一起。我们在林子里寻找草药，到遥远的溪水中去钓鱼（用榨干的甘蔗秆当鱼竿），采集稀奇的蕨类和青枝绿叶，移栽到铁皮桶和夜壶中，种成一片藤繁叶茂。但我们的主要活动场地还是厨房，一个乡间老宅的厨房，一个烧木头的黑色大烤炉占据着主要位置，因此那里常常显得既明媚又阴暗。


    像含羞蕨一样敏感的苏柯小姐，是一个从未踏出过本县边界的隐士，一点也不像她的哥哥和姐姐们。两个姐姐是非常实际、有点男子气的女人，经营着一家干货店和几项别的投机生意。哥哥B叔，拥有几个散布在乡间各处的棉花农场。因为拒绝开汽车，并且忍受不了和任何机动器械的接触，他成天骑在马背上从一处产业转到另一处。他是一个好人，但很沉默：他咕哝着说“是”和“不”，除了进食之时，真的从没张开过嘴巴。每顿饭他都有着亚拉斯加灰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睡眠后的胃口，苏柯小姐的任务就是喂饱他。


    早餐是我们的主餐。中餐（除星期天外）和晚餐都很随意，经常是吃早上剩下来的东西。早上五点半就被迅捷地端上来的早餐，都是一些常见的饱腹之物。对黎明筵席上的那些火腿、炸鸡、炸猪排、炸鲶鱼、炸松鼠（得当令才有）、炸鸡蛋、浇肉卤的玉米片粥、黑眼豆、羽衣甘蓝和甘蓝酒（可以将玉米面包掰碎泡在里面）、面饼、重油蛋糕、煎饼、糖蜜、连窝摘的蜂蜜、家制果酱和果冻、甜牛奶、多脂奶、烫得要命的菊苣口味的咖啡，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种怀旧式的饥饿感。


    主厨和她的助手，奎妮和我，每天四点钟就起来生炉火，摆餐桌，张罗起所有的事情。那个钟点起床并不像听上去那么艰辛，我们习惯了，而且我们总是太阳一下山，鸟儿一归林便上床。而且，我朋友并不像她看上去那样娇弱，虽然幼时生过病，背有点佝，但她的手和腿都很有力。她能轻巧地走动，想快就快，在打了蜡的厨房地板上把脚上一直穿的磨开了边的网球鞋踩得吱扭响。她的脸很特别，轮廓纤细又笨拙，双眼年轻而美丽，流露出一种坚韧气质，表明这张脸更多地受到的是内心精神的照耀，而不仅仅是健康生机的外在反映。


    按照不同季节和B叔农场雇的人手多少而定，有时围坐在黎明筵席上的人多达十五个。我们要管雇来的人每天一顿热饭，这算一部分工钱。按照预计，一个黑女人被请过来帮忙洗碗、铺床、打扫和浆洗，可她很懒，做事也不牢靠，但却是苏柯小姐终生的朋友。也就是说，我朋友没想过要换掉她，只是自己把事情都做了。她要砍柴，照管一大群鸡、火鸡和猪，洗涮，扫灰，缝补。可是我放学回家以后，她还总是很想陪我玩—玩一种叫教士牌的牌，跑出去采蘑菇，或者打上一通枕头仗，或者坐在光线渐渐暗淡的下午的厨房里，辅导我的家庭作业。


    她喜欢盯着我的课本看，尤其是地图册。（“哦，巴迪，”她会这么说，因为她管我叫巴迪，“想想，一个叫的的喀喀的湖。世界上真有这么个地方。”）我的教育也成了她的教育。因为小时候的病，她几乎没上过学。她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犬牙交错，拼写也高度个人化，很多时候只是按照读音蒙蒙。我那时读写已经比她流畅了（虽然她每天都要“研读”一章《圣经》，也从来不会漏看《小孤女安妮》、《卡琛加墨孩子》之类牟拜尔报纸上刊登的连环画）。“我们的”成绩报告单会让她非常来劲和得意（“天哪，巴迪！五个A啊！数学也是，我没奢望我们数学都能拿A”）。她的一大困惑就是，为什么我讨厌学校，为什么某些早晨我会哭着求B叔，家里做主的人，让我待在家里。


    当然那不是因为我讨厌学校。我讨厌的是奥德·汉得森。他发明的那些折磨人的招数！比如，他经常会在一棵遮暗一边操场的大水栎树的树荫下守着我。手拿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他上学路上摘的苍耳。想跑赢他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像一条盘蛇那么快；像一条响尾蛇一样，他击中我，把我拍倒在地，小眯眼快活地放着光，把刺果揉进我的头皮里。通常会有一圈小孩在旁围观取笑，或者说装出取笑的样子，他们不是真的觉得好笑，只是被奥德吓得，想要讨好他。后来我躲到一个男厕所里，把缠在头发上的苍耳弄下来。那东西似乎永远也弄不下来，这就意味着我总是会错过预备铃。


    我们二年级的老师，阿姆斯特朗小姐很有同情心，因为她怀疑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我连续的拖沓终于使她忍不住了，在全班人面前向我发火：“小自大狂先生，他的头多大啊。[11]铃响过二十分钟才优哉游哉转进来。半小时了。”听到这里我控制不住了，指着奥德·汉得森叫道：“冲他喊。该受批评的是他。狗娘养的。”


    我知道很多骂人的话，可是听到自己的声音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回响，还是吓了一跳。阿姆斯特朗小姐紧攥着一把重尺朝我走过来，说：“伸出手，先生。掌心朝上，先生。”然后，奥德·汉得森脸上泛出尖酸的笑意在一旁观看。她用铜边尺狠狠击打我的手掌，直到教室在我的视线里变得模糊。


    奥德加诸我的那些颇具想象力的惩罚方式能够用小号字体印满一整页，但我最憎恨和最郁闷的是他引发的那种暗无天日的感觉。有次，他把我按在墙上，我就直接问他我做了什么让他如此讨厌我。他忽然松开手，放掉我，说：“你这个娘娘腔。我就想修理你一下。”他是对的，我是有点女气，他这么一说，我意识到没什么可以改变他对我的判断，只能自己坚强一点，接受并捍卫这个事实。


    可是只要回到温暖而宁静的厨房，在那里，奎妮可能在啃一块挖出来的旧骨头，而我朋友则手持一块馅饼皮在晃悠，我就能卸下奥德·汉得森的沉重影子。可是到了晚上，那双狭窄的狮子眼常常出现在我梦里，同时他那大而沙哑的嗓门在我耳边嘶嘶作响，宣告着他那残酷的计划。


    我朋友的卧室就在我的旁边，有时我噩梦</a>中的哭喊会把她弄醒。她跑过来把我摇醒，让我从对奥德·汉得森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瞧，”她会点着一盏灯说，“你把奎妮吓到了。她在发抖。”又问：“是不是发烧了？你湿透了。我们也许应该去把史东医生请来。”但她知道我不是发烧，知道这和我在学校遇到的烦恼有关，因为我跟她讲了又讲奥德·汉得森怎么欺负我的。


    可是我现在不讲了，再没什么好讲，因为她拒绝认为有什么人会像我说的这么坏。生活闭塞、缺乏阅历的苏柯小姐一直保持着天真的性情，这使她无法理解如此纯粹的邪恶。


    “哦，”她会一边把热气揉搓进我冰凉的手心，一边说，“他只是因为嫉妒才挑中你的。他没你漂亮和聪明。”或者，不那么打趣地：“记住，巴迪，这个男孩的行为恶劣，是因为他忍不住，他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好。所有汉得森家的小孩都处境艰难。你可以把这归因于达德·汉得森。我不喜欢说这个，可那个人什么都不是，只是恶棍和傻子。你知道B叔有次用马鞭抽他吗？看到他打一条狗，就马上用马鞭教训他。最大快人心的是有次他们把他锁在州农场。我记得莫莉·汉得森嫁给达德之前的样子。那时她十五六岁，是从河对岸某个地方来的新人。她给路那头的萨德·丹佛司家做工，学裁缝。她常常从这里过，看到我在花园里锄草，多有礼貌的姑娘，一头美丽的红发，对一切都心怀感</a>激；有时我给她一束甜豌豆花或日本山茶，她总是那么充满谢意。后来她就和达德·汉得森手拉手散步了，他大她很多，一个十足的流氓，不管醒着还是醉着。哎，上帝总有他的理由。但太令人遗憾了。莫莉肯定还没过三十五，无计可施，不名一文，只有一屋子小孩要喂养。你得把这些也考虑进去。巴迪，容忍一下。”


    容忍！说这个有什么用？不过，我朋友终于了解了我绝望的深重性。这种领悟是悄悄发生的，并非由我的夜半惊梦和哀求B叔的场景引发。那是十一月一个下雨的傍晚，我们两个坐在厨房里，靠着快要熄灭的炉火，碗碟都已叠起，奎妮蜷在摇椅上打呼噜。屋顶上雨声滴答，我听见我朋友在低声絮叨着什么，但我却还在想那烦心的事，没有注意听，虽然我知道她说的是关于感恩节的事情，只有一个礼拜就到了。


    我的表亲们从来没结婚（B叔差点结了，但他的未婚妻退回了订婚戒指，因为想到结婚也意味着要和三个非常有个性的老处女同住一个屋檐下），却以家庭在这个地域广泛的亲族关系为傲，他们表亲众多，还有一个姑妈，一百零三岁的玛丽·泰勒·威尔赖特夫人。因为我们的房子最大，位置又最方便，所以这些亲戚们每年都会来我们这边过感恩节。虽然参加欢庆的人数很少会少于三十个，但任务却并不繁重，因为我们只要准备好场地，准备数量充足的填烤火鸡就够了。


    客人们会带来配菜，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拿手好菜：一个两度搬家的亲戚，弗洛梅敦来的哈利埃特·帕克做了非常完美的橘椰盘，透明的橘切片和新研的椰肉搭配在一起；哈利埃特的姐姐艾丽斯每次呈上的是一盘葡萄干甜土豆泥；康科林一家，比尔·康科林先生和太太还有他们四个清秀的女儿，总是带来一大盘夏天里罐装的各色美味蔬菜。我个人的偏爱是一种香蕉凉布丁—那个老寿星姑妈的保密配方，虽然她很老了，可是做起家事来还是精力充沛。令人悲伤的是，1934年她在一百零五岁上死去的时候带走了这个秘方（她去世不是因为年龄到了而落幕，是在草原上遭到一头公牛的攻击和踩踏）。


    苏柯小姐反复念叨着这些事情，而我的思绪却进入了一个像眼下的潮湿黄昏一样忧郁的迷宫中。突然我听到她的指节敲击饭桌的声响：“巴迪？”


    “啊？”


    “你一个字都没听到。”


    “对不起。”


    “我估计今年我们需要五只火鸡。我跟B叔说到过这件事，他说他想要你杀鸡。还要你把它们开膛破腹拾掇干净。”


    “为什么？”


    “他说一个男孩应当知道怎么做这些事情。”


    宰杀是B叔的活。看他杀猪或者拧鸡脖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我朋友也是这么觉得的。我们两个谁也没法承受比掴苍蝇更血腥的暴力事件。因此她传达这个命令时的漫不经心，让我吃了一惊。


    “哦，我不干。”


    现在她笑了。“当然你不会。我会请巴伯尔或者别的有色男孩。给他五分钱。可是，”她像密谋似的压低声音，“我们可以做得让B叔以为是你干的。那样他会高兴，不再说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什么糟糕的事情？”


    “我们总在一起这件事。他说你应该有其他朋友，和你一般大的男孩。是的，他说的是对的。”


    “我不想要其他朋友。”


    “小声点，巴迪。小声点。你对我真好。我不知道没有你怎么办。我会变成一个乖戾老太婆。但我想看到你高兴，巴迪，看到你坚强，能够走出去面对世界。可是你如果不能学会和奥德·汉得森这样的人打交道，把他们变成朋友的话，你永远也走不出去。”


    “他！他是世界上我最不想和他做朋友的人。”


    “巴迪，请你邀那个男孩来参加感恩节宴会吧。”


    虽然我们两个有时也为一些小事争辩，但我们从未争吵过。一开始我无法相信她是真的要邀请，以为那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玩笑。但然后，看到她很严肃，我委屈地意识到，我们差点吵了起来。


    “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


    “我是，巴迪。真正的。”


    “如果是，你就不会想出这样一件事情来。奥德·汉得森恨我。他是我的敌人。”


    “他不恨你。他都不了解你。”


    “那么我恨他。”


    “因为你不了解他。我想要的就是这个。你们彼此增进一点了解的机会。然后麻烦就会消失的。也许你是对的，巴迪，也许你们两个男孩成不了朋友。但我想那样他可能就不会再盯着你了。”


    “你不了解，你从来没恨过别人。”


    “是的，我从来没有。分给我们每个人在地球上的时间都有限，我不想让上帝看到我以这样的方式消耗自己的时间。”


    “我不会请他的，他会以为我疯了。我会疯的。”


    雨小了，沉默被凄惨地拉长。我朋友清澈的眼睛审视着我，似乎我是张教士牌，她正在想怎么出。她拨开额上一缕椒盐色的卷发，叹了口气。“那么我会去。明天。”她说，“我会戴上帽子，去拜访一下莫莉·汉得森。”这一声言证明了她的决心，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苏柯小姐会计划去拜访谁，不仅因为她完全缺乏社交才能，也因为她太害羞，提不出一次邀请。“我想他们家里不大过感恩节，莫莉可能会很高兴奥德过来坐在我们中间。哦，我知道B叔绝不会允许，但最好是把他们全邀请过来。”


    我的笑声惊醒了奎妮。我朋友惊愕了一瞬，接着也大笑起来。她脸颊粉红，眼睛发亮，站起来抱住我，说：“哦，巴迪，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并且会认识到我的想法是有一点道理的。”


    她错了。我笑是有别的原因。两个。一是想到B叔给那很难对付的汉得森一家人切火鸡的场景。二是我意识到其实我没有必要惊慌。苏柯小姐也许会将邀请送出，而奥德的妈妈也许会代替他接受，但奥德永远也不会到来。


    他太骄傲。比如，在大萧条岁月里，学校里会分发免费牛奶和三明治给所有家里穷得准备不起一盒午饭的孩子们。可是奥德，尽管很消瘦，却拒绝领取任何此类发放物。他会独自走开，在一边大嚼一包花生，或者啃一棵硕大的生芜菁。这种骄傲是汉得森一家的家族特征：他们会偷，会从死人嘴里撬金牙，但他们从来不会接受一样公开赠予的礼物，因为所有带有慈善意味的东西对他们都是冒犯。奥德肯定会把苏柯小姐的邀请视为一次慈善之举，或者—并非会错意地—视为一种让他放过我的变相警告。


    那天晚上我带着轻松的心情上床，因为很肯定我的感恩节不会被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访客的到来而破坏。


    第二天早晨我得了重感冒，我很开心，因为这意味着不用上学了。这也意味着我可以在房间里生上一盆火，有奶油番茄汤喝，还可以一个人看上几小时的米考伯先生和大卫·科波菲尔德[12]，最最快乐的床上时光。天上下起了小雨。可我朋友真的说到做到，她取了帽子，一顶装饰着年久失色的天鹅绒玫瑰花的宽檐圆草帽，往汉得森家去了。“我去一下就来。”她说。实际上，她走开了一个多小时。除了她自己和我之外，我无法想象苏柯小姐能够和什么人维持这么长的一次谈话。（她经常自言自语，这是有着孤独天性的正常人的一种习惯。）她回来的时候，看上去筋疲力尽。


    仍旧戴着她的草帽，穿着宽松的旧雨衣，她往我嘴里塞了支体温计，然后坐在床脚边。“我喜欢她。”她语气坚定地说，“我一直挺喜欢莫莉·汉得森。她竭尽所能，房间干净得像鲍伯·斯宾塞的指甲，”鲍伯·斯宾塞是一个以讲究清洁而著称的浸礼会牧师—“可冷得很。屋顶是铁皮的，风就直往屋里灌，壁炉里没有一星火。她问我要不要喝什么，我当然很想来杯咖啡，但我说不。因为我觉得她家里没有备用的咖啡，或者糖。


    “我感到很惭愧。巴迪。看见有人像莫莉那样为生存挣扎，我一路上都非常难过。从来没过过舒心的日子。我不是说人应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可是，想一想我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你应该有辆自行车骑，奎妮难道不应该每天啃根牛骨吗？是的，现在我想到了，我理解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我们想要的。我跟你打一角钱赌，这是主的意愿。看到我们周围这么多人都没法满足最平常的需要，我就感到惭愧。哦，不是为我自己，因为我是谁啊，一个一无所有的老东西。要不是有个家庭可依靠，我已经饿死了，或者给送到县孤老院去了。我惭愧的是我们这些人还有用不掉的东西，而别人却什么都没有。


    “我跟莫莉提到我们有一些从来用不到的被子—阁楼上有一大箱百衲被，还是我年轻的时候做的，因为那时不大能出门，但她打断了我，说汉得森一家现在过得很好，谢谢，他们唯一盼望的事情就是达德能获释，回到家人身边。‘苏柯小姐，’她对我说，‘达德是个好丈夫，不管他还做过别的什么。’说这些话的时候，她还要照看孩子们。


    “还有，巴迪，你一定误解了她儿子奥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莫莉说他是个好帮手，巨大的安慰。从不抱怨，不管她派给他多重的家务活。说他唱歌和收音机里一样好听，弟妹们争吵的时候，他就唱歌，让他们安静下来。上帝保佑，”她叹了口气，抽出温度计，说，“对于像莫莉这样的人，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他们，为他们祈祷。”


    温度计让我一直开不了口，现在我问：“那么邀请呢？”


    “有些时候，”她皱起眉头盯着温度计上的红色线条，说，“我想这双眼快不行了。到了我这个年纪，一个人看周围的东西就要凑得很近。你只能记清蜘蛛网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你的问题，莫莉很高兴听到你这样想着奥德，请他过来过感恩节。”她忽略我的呻吟声，接着说：“她说他肯定会等不及要来。你的温度刚过一百度。我猜你明天也可以留在家里了。这应该会让你笑吧。让我看看你的笑啊，巴迪。”


    不出她所言，盛宴前的几天我笑得很多，因为我的感冒发展成了咽炎，那一段时间都没有去学校。我没和奥德·汉得森碰过面，因此没能亲自确认他对邀请的反应。但我可以想见，对此他肯定先是哈哈大笑继而唾弃之。我并不担心他真的会出现。可能性太小，就像奎妮不可能朝我狂吠，苏柯小姐也不可能背叛我对她的信任一样。


    可是奥德的阴影还在，一个一头红发的剪影笼罩在我快乐的边缘。我也很好奇他妈妈对他的那番描述，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有另外一面，邪恶之中还保留着一点人性。这不可能！谁要是这么相信，那么他就会在吉卜赛人到镇上来的时候，不锁门就离开家。你只要看看他那副样子就够了。


    苏柯小姐觉察到我的咽炎并没有装出来的那么严重，于是早晨别人不在的时候—B叔去了农场，姐姐们去了干货店，她也容许我下床，甚至让我帮着一起打扫屋子，每年感恩节聚餐前夕都要像春天时一样来次大扫除。好多事情要做，足够十二个人忙。我们擦亮前厅的家具、钢琴、黑色古董柜（里面只放了她姐姐们去亚特兰大做生意时带回来的石山[13]上的山石）、线条富于几何感的胡桃木摇椅、华丽的比德迈式物件，并给它们打上柠檬香的蜡，直到这整个地方亮得像块柠檬皮，而气味也像一个柠檬园。窗帘洗过又挂了起来，枕头也捶过，地垫也打过了。十一月明亮的阳光漏进高大的房间，随便往哪里一瞧，都可以看见微尘和细小羽毛在浮动。可怜的奎妮被驱赶到厨房里，因为怕她可能会在家中那些体面区域掉毛或掉虱子。


    最细致的活是准备装饰餐厅用的桌布和餐巾。那些亚麻布还是我朋友的妈妈留下来的，那是她的嫁妆。虽然一年里只用一两次，过去的八十年用了两百来次，可那些布已经八十岁了，补丁和褪色的斑点都很明显。也许一开始用的就不是好料子，可苏柯小姐对待它们的样子就好像那是金手指用天上的织机织出来的一样：“我妈妈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只能端得出井水和冷玉米面包，但至少我们还能把食物放在铺着体面亚麻布的桌子上。’”


    晚上，白天的忙碌之后，家里其他地方都黑了，一盏微弱的灯却还燃着。我朋友坐在床上，膝头放着亚麻餐巾，她在用针线缝补上面的开裂处，并去掉污迹。她额头紧皱，使劲地眯着眼睛，可那种照亮全身的欣喜神情，就像一个疲惫的朝圣者终于来到了旅程终点的圣坛前。


    远处法院里清脆的钟声敲过十下，十一下，十二下，一个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我醒过来看到她的灯还亮着，就迷迷糊糊地摸进她的房间，责备说：“你该睡觉了！”


    “马上，巴迪。我现在睡不着。一想到那么多人要来，我就害怕。头又开始晕了，”她说着停下针线，揉起眼睛来，“晕得眼冒金星。”


    菊花，有些和婴儿的头一样大，一缕缕卷曲的花瓣，一分币般的黄颜色中隐约又透着薰衣草的紫。“菊花，”我们手持砍花头的大剪刀穿行在花园的繁花丛中时，我朋友说，“就像狮子。有王者的气度。我总是希望它们会跳起来。一声咆哮扑向我。”


    类似的话会惹得别人对苏柯小姐感到奇怪，但我只是现在回想时才明白这一点，因为那时我总是能理解她的意思，比如这次这句话，把这么多美丽的咆哮的吼叫的狮子抱回家，把它们关到我们破旧的花瓶里（我们在感恩节前的最后一项装饰举措）的想法，让我们乐不可支，咯咯傻笑，很快就笑得喘不上气来。


    “瞧瞧奎妮，”我朋友开心地结巴着，“瞧瞧她的耳朵，巴迪。竖得笔直了。她在想，哦，我和什么样的神经病混在一起啊。啊，奎妮，到这里来。宝贝。我要给你一片蘸过热咖啡的饼干。”


    一个生机勃勃的日子，那个感恩节。那么生机勃勃，一阵阵大雨下下停停，又突然放晴，一束束太阳直射下来，还有突来的疾风攫走了残留的秋叶。


    房子里的闹声也是那么可爱：锅碗瓢盆，B叔穿着吱扭作响的礼拜天西服站在大厅里，用他那久置不用因而生锈的嗓音欢迎客人的到来。有几个客人是坐在马背上或骡车上过来的，大部分都是坐着洗亮的农场卡车或摇晃的小汽车过来的。康科林先生和太太以及他们四个美丽的女儿开着一辆薄荷绿的1932款雪佛兰来了（康科林先生很有钱，他拥有好几艘渔帆船，在牟拜尔以外的地方经营），这样东西引发了在场男士们热烈的好奇心，他们又是研究又是察探，只差没把它拆了。


    第一批来到的客人是玛丽·泰勒·威尔赖特夫人，陪同来的还有她的监护人，一对孙子</a>和孙媳。威尔赖特夫人是个漂亮的小东西。年龄于她就像头上的小红帽一样轻巧，而那帽子又像香草圣代上的樱桃，轻巧地栖落在她牛奶样的白发上。“亲爱的波比，”她说着抱住了B叔，“我知道我们来早了一丁点，可你知道我的，总是准时得过头。”这是一个应该的道歉，因为现在还不到九点，而我们预期客人在中午之前一点到就可以了。


    不过，每个人都到得比我们期待得早，除了派克·麦克劳德一家，他们在三十英里的路途中遭遇了两次爆胎，到的时候气呼呼地直跺脚，尤其是麦克劳德先生，弄得我们直为瓷器担心。大部分人一年到头都住在不易出行的偏僻地方：闭塞的农场，火车见信号才停的小站和岔路口，河边空落的村庄和松林深处的伐木营地。因此当然是迫切的心情促使他们早来，准备着参加一个爱意浓浓、值得纪念的聚会。


    事情就是这样。不久前，我收到一封康科林姐妹中的一个写来的信，她现在是一个海军上尉的妻子，住在圣地亚哥。她写道：“到了一年的这个时候，我就经常想起你，我想是因为亚拉巴马的那个感恩节上发生过的事情。那是苏柯小姐去世前几年，是1933年？哦，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


    到了中午，前厅里再也挤不下另外一个人，那里就像一个蜂巢，嗡嗡响着女人们闲聊的碎语，弥漫着她们的香气：威尔赖特夫人散发着丁香水的味道，而安娜贝尔·康科林是雨后天竺葵的香。烟草的气味从门廊处发散开来，尽管天气变幻莫测，一会儿雨打一会儿风吹日又晒，大多数男人们还是簇拥在那里。烟草对这里来说是陌生的物质。诚然，苏柯小姐时不时会偷偷地吸点鼻烟，可能是有人交给她保管的，但她拒绝讨论这件事。她的姐姐们如果怀疑到这上面的话，会觉得很丢面子的。而B叔也是，因为他对一切刺激品都持强硬反对态度，从道德上和药理上都谴责它们的使用。


    雪茄浑厚的芳香、烟斗中强烈的刺鼻气味，以及它们所唤起的玳瑁般丰富的感觉，吸引着我，我不时从前厅走到门廊上，虽然我更喜欢待在前厅，因为康科林姐妹在那里。她们轮流弹着我们调过音的钢琴，很会弹，却只是弹着玩，嬉闹着没点正经的样子。《印第安爱的呼唤》是她们的保留曲目，还有一首1918年的战时歌谣，唱一个小孩哀求家中的窃贼时的哀叹，名字叫《别偷爸爸的奖章，那是他用勇敢换取的》。安娜贝尔边弹边唱。她是姐妹中最大和最漂亮的，不过要比较她们其实挺费力，因为她们就像高度不一的四连音。你会想到苹果，紧密、芬芳、香甜，但却有点苹果酸。她们的头发，编成松松的辫子，有着一匹驯养得很好的黑色赛马那样的乌蓝光泽，还有一些地方，比如眉毛、眼睛和笑起来时的嘴巴，翘起来的样子很特别，更添风致。最可爱的是她们都有一点丰满，准确地说，是“丰盈”。


    正是在听安娜贝尔弹琴，爱上她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奥德·汉得森。我说感觉到，是因为在看到他之前，我就知道他来了：一种危险临近的预感提醒了我，就像一个有经验的伐木人在遭遇眼镜蛇或响尾蛇之前的感觉一样。


    我转过身，那家伙站在前厅门口，一半在门里，一半在门外。在别人眼里，他可能只是一个邋遢的十二岁瘦竹竿男孩，为了来到这个场合做了一些努力：把乱糟糟的头发分开梳理了一下，梳子的槽痕还潮湿而清晰。但对我来说，他是不速之客，像从瓶子里放出来的妖怪一样邪恶。我真是个猪头啊，竟然以为他不会出现！只有驴子才会没有想到，他会出于恶意前来，破坏我等待的这一天他会很快乐。


    可是奥德还没看到我：安娜贝尔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她灵敏而有力的手指在翘起的琴键上面翻飞，他望着她，张着嘴，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像他撞见她脱掉了衣服，在河水里洗澡一样。他像是沉浸在某种理想的幻象中。本来就红的耳朵现在变得像红辣椒一样。门里的情景让他发呆，我因此能够从他身边直接挤出来，跑过大厅来到厨房。“他来了！”


    我朋友几小时前就完成了她的工作，而且她还有两个有色女人帮忙。然而从聚会一开始，她就一直躲在厨房里，装着在陪伴被驱逐的奎妮。事实上，她只是害怕混迹任何人群，即便是亲戚们组成的人群。这也是她为什么那么信赖《圣经》和里面的人物，却很少去教堂的原因。虽然她喜欢所有的孩子，和他们能自在相处，但人们却不能把她当成一个孩子，而她自己，也无法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在他们中间她会像个害羞的大姑娘一样举止无措，沉默，惊愕。但聚会这个想法也会令她欣喜。多么遗憾啊，她不能隐身加入，如果那样她该会觉得多快乐啊。


    我注意到我朋友的手在抖，我的也是。她通常的行头包括棉布花裙、网球鞋和B叔的旧毛衣。她没有适合这样拘礼的场合的衣服。可今天她穿的是从她强壮的姐姐那里借来的衣服，人仿佛淹没在了里面。那是一条恐怖兮兮的藏青裙子，我记得它的主人参加县里每场葬礼的时候都穿着它。


    “他来了。”我第三遍告诉她，“奥德·汉得森。”


    “那么你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她告诫说，“这样不礼貌，巴迪。他是你的客人，你应该到那里去把他介绍给每个人，让他玩得开心。”


    “我做不到。我不能和他说话。”


    奎妮蜷缩在她的膝盖上，享受着头部抚摩。我朋友站起来，把奎妮倒了出去，露出一段沾着狗毛的藏青的衣料，说：“巴迪，你说你还没和那个孩子说过话！”我的无礼使她忘记了自己的胆怯，抓住我的手，她领我走去前厅。


    她没必要为了奥德的利益而恼火的。安娜贝尔·康科林的魅力已经把他吸引到了钢琴边。事实上，他缩在她旁边的琴凳上，坐着欣赏她悦目的侧影。他的眼睛是半透明的，像那条鲸鱼填充标本的眼珠。（那年夏天一个巡游马戏团经过我们镇，广告上说那个标本就是《白鲸》里的莫比·迪克[14]，要五分钱才能看一眼它的残骸。那些骗子！）说到安娜贝尔，她会和所有能走能爬的东西调情。不，这么说不公平，因为那其实只是一种慷慨之举，她的活泼态度。可是，看到她讨好那个骡夫仍然让我很受伤。


    我朋友一边把我拉上前，一边向他介绍自己：“巴迪和我，我们很高兴你能来。”奥德的举止像头公山羊：他既没有站起来伸出手，也根本瞧都没瞧我们一眼。我朋友虽然有点气馁，但仍硬着头皮说：“也许奥德能给我们唱支歌，我知道他会唱。他妈妈告诉我的。安娜贝尔，甜心，弹一首奥德能唱的曲子吧。”


    往前面翻，我发现我没有仔细描述过奥德·汉得森的耳朵—一个大遗漏，因为它们实在太抓人眼球，就像喜剧片《我们这一伙》里面阿尔法发的一样。现在，因为安娜贝尔非常殷勤地接受了我朋友的请求，他的耳朵都通红透亮得跟甜菜一样了，能刺痛你的眼。他含糊地嘟哝着，羞愧地摇头。安娜贝尔说：“你知道《我看见了光》吗？”他没有，但对她接下来的一个询问，他以咧嘴一笑肯定地回应。最傻的傻瓜都能看出他的谦逊全是假装的。


    安娜贝尔轻声笑着，敲出深沉的和弦，奥德用他那早熟的男子嗓音开唱了：“当那红色的，红色的知更鸟来了，飞呀飞呀飞过来。”亚当的苹果[15]在他紧绷的喉头跳动，安娜贝尔热情高涨。注意到这个节目，女人们的尖声嘈杂也变小了。奥德很棒，他肯定是会唱的。强烈的嫉妒像电流一样从我心里穿过，足够电死一个杀人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杀人。我简直能像掴死一只蚊子那样杀了他。还不够。


    我再次溜到了门廊上，去找我的岛，甚至连我朋友都没注意到，她沉浸在音乐节目中。岛是我给房子里一个地方取的名字，当我感到忧伤或者莫名兴奋，或者只是想考虑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去那里。那是一个连着卫生间的巨大壁橱。卫生间本身，除去洁具以外，就像一个温馨的冬日前厅，里面有一个马毛的双人沙发、几块小地毯、一个柜子、一个壁炉、一些画框（里面是《医生的来访》、《九月早晨》、《天鹅湖》的复制品），还有大量的日历。


    壁橱上有两面花玻璃小窗，上面是菱形的玫瑰图案，琥珀色和绿色的光透过玻璃滤进来，窗子外面正对着卫生间。玻璃上到处都是掉色或者缺失的斑点，用一只眼对着这些空白处，就能看清外面的来人。我在那里独坐了一会，思虑着敌人的成功，脚步声响了，是玛丽·泰勒·威尔赖特夫人，她站在一面镜子前，用一个粉扑拍了拍脸，给古老的脸颊上了腮红，然后，仔细端详着效果，宣布道：“很好，玛丽。就连玛丽自己也这么说。”


    众所周知女人比男人活得长。会不会仅仅是因为这强大的虚荣心使然呢？不管怎样，威尔赖特夫人让我的心情变</a>好了，她走后，房子里响起一阵欢快的午餐铃，我决定离开避难所，去享用一顿美餐，不管奥德·汉得森怎么样。


    可就在那时脚步声又回响起来。他出现了，看上去不像以前我见他时那么阴沉。他昂首阔步，吹着口哨走进来，解开扣子，放出一股强劲的水流。他一直在吹口哨，快活得像只葵花地里的松鸦。他正要离开时，柜子上一个敞开的盒子招惹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个雪茄盒，我朋友用来装从报纸上撕下来的菜谱和其他小玩意儿的，里面还有她父亲很早以前给她的一个浮雕宝石胸针。撇开情感价值不说，她的想象力也赋予了这个物件珍贵的价值。每当我们为什么事情对她姐姐们和B叔产生严重不满时，她就会说：“别介意，巴迪。我们可以卖掉我的胸针然后走掉。我们可以坐巴士去新奥尔良。”虽然从未讨论过到达新奥尔良之后我们能做什么，或者胸针款用完了之后我们何以为生，但我们都很珍视这个幻想。也许我们两个心里都知道这个胸针只是一个西尔斯·罗巴克公司[16]卖的新巧小玩意。但还是一样，它在我们眼中似乎是一样具有真正魔力的法宝，虽未检验过，但如果我们真的决定到外面寓言般的世界里去碰碰运气的话，它就是一种能承诺我们自由的魔法。因此我朋友从来不戴着它，那是太珍贵的宝物，我们冒不起丢失或者毁坏的风险。


    现在我看见奥德渎圣的手指伸了过去，看着他把它放在手掌上掂了几下，又放回盒子里，转身走了。然后又回来了，这次他飞快地拿回了胸针，偷偷放进口袋。我怒火中烧，第一反应是想冲出壁橱向他发难。在那一刻，我相信我能将奥德按到地板上。可是—你记得吗，在淳朴年代里，那些漫画家常常在马特或者杰夫或别的什么人眉头上画一个白炽灯泡，来代表一个想法的诞生。我现在就是这么回事，一个嘶嘶作响的灯泡突然在我脑子里亮了起来。其震撼力与光芒让我感觉灼热和颤抖—也让我大笑。奥德给了我一个理想的报复机会，一个可以抵消所有苍耳之耻的机会。


    在餐厅里，长长的餐桌已经被联排成一个T字形，B叔坐在上手中央，玛丽·泰勒·威尔赖特夫人坐在他右边，康科林夫人在他左边。奥德坐在两个康科林姐妹中间，其中一个是安娜贝尔，她的恭维让他一直处在最佳状态。我朋友把自己安排在下手和最小的孩子们坐一起。根据她的说法，她选择这个位置是因为离厨房近，但当然这是因为她就想坐这儿。奎妮，不知怎么获得了自由，在桌子底下，兴奋地摇头摆尾，穿梭在一排排的人腿中间。这样似乎没有人反对，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被桌上的美食给催眠了：未切的整只火鸡呈现出美味诱人的光泽，而俄克拉马菜肴、玉米、炸洋葱圈和热碎肉馅饼上则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若不是因为想到全面报复计划而心跳加速、口干舌燥的话，我自己的嘴肯定也大流口水了。有一刻，瞥到奥德·汉得森红光满面的脸，我感觉有一点点遗憾，但我真的没有不安。


    B叔诵读祷词。他垂下头，闭上眼，粗皮厚茧的手虔诚地合拢，吟诵道：“感谢你，哦主，为餐桌上这慷慨的赐予，这各色的水果，我们在这艰难一年的感恩节还能够满怀感激。”他那不常听到的嗓音，低沉沙哑，带着空洞的杂音，宛如废弃教堂里的一把旧风琴：“阿门。”


    然后，大家把椅子放正，摆放餐巾的声音窸窣作响，我一直在留神听着，等待中那必要的安静时分终于来临。“这里有个贼。”我咬字清楚地说，接着又用更加沉着的调子重复这一指控，“奥德·汉得森是个贼。他偷了苏柯小姐的浮雕胸针。”


    餐巾在人们伸出去却僵在那里的手中闪耀。男人们咳嗽着，康科林姐妹齐声惊叹，小小的小派克·麦克劳德开始打嗝，就像非常小的小孩受惊吓时那样。


    我朋友结结巴巴地说：“巴迪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在逗笑。”语气既责备又难过。


    “我就是那个意思，你如果不相信我，就去看一下你的盒子。胸针不在那里。奥德·汉得森把它放进口袋了。”


    “巴迪患了严重的咽炎，”她喃喃说着，“别怪他，奥德。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说：“去看看你的盒子。我看见他拿的。”


    B叔用一种警告式的冷酷表情瞪着我，发话了。“你最好去看看。”他对苏柯小姐说，“这样才能弄清楚。”


    我朋友一向不大会违背哥哥的意思。现在也不会。可她面色苍白，双肩羞愤地弯起，这表明她是多么不情愿接受这个差遣。她只去了一分钟，可她的消失似乎持续了一万年。敌意萌发，又顺着餐桌蔓延，就像一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生长的棘藤，可被困在藤蔓里的却不是被告，而是他的原告。我胃里直犯恶心。可那一边奥德却平静得像具尸体。


    苏柯小姐回来了，面带笑容。“巴迪，太过分了。”她责备说，一个手指摇了摇，“你怎么开这样的玩笑。我的胸针就在原来的地方。”


    B叔说：“巴迪，我希望听到你向我们的客人道歉。”


    “不，他不需要这么做。”奥德·汉得森说着站起来，“他说的是真话。”他从口袋里掏出胸针放在桌上。“我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借口。可是我没有。”他一边向门口走，一边说，“你一定是一位特别的夫人，苏柯小姐。为我撒这样的谎。”然后，可恶的人，他就径直走出去了。


    我也是。但我是跑的。我把椅子往后一推，把它弄翻了。撞击声惊吓了奎妮。她从桌子底下飞蹿出来，吠叫着龇出它的牙齿。苏柯小姐在我经过她身边时，想要拦住我：“巴迪！”可是我不想再理她和奎妮了。一条朝我凶巴巴叫的狗，一个站到奥德·汉得森那边的朋友。她为挽救他的面子撒谎，背叛了我们的友谊、我的爱，这些我以为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情。


    房子下面是辛普森家的草地，十一月的高草颜色金金黄黄，一片烂漫。草地边上有一个灰色谷仓、一个猪圈、一个围篱鸡舍和一个烟房。我钻进烟房里，那是一个漆黑的房间，即便在最热的夏天也很凉快。里面是泥土地面，有一个散发胡桃木屑和杂酚气味的烟窖。一排排的火腿从椽子上挂下来。这里本是我刻意避开的地方，可现在里面的黑暗似乎是一种庇护。我倒在地上，肋骨猛烈地起伏，像被搁浅在沙滩上的鱼的鱼鳃。我也不在意这样会糟蹋了身上的好衣服，一套配长裤的西服，在地上的泥巴、灰屑和猪油的混杂物中间打起滚来。


    有件事我知道：我要离开这个家，这个镇子，就在这个晚上。我要上路，跳上一辆货车，去加利福尼亚。到好莱坞以擦鞋为生。弗莱德·阿斯泰尔的鞋。克拉克·盖博的。或许我自己也会成为一个明星。看看杰基·库柏。哦，到那时他们会难过的。当我有钱有名却拒绝回他们的信甚至电报的时候，很可能。


    忽然我想到一件会令他们更难过的事情来。烟房的门半开着，一刀阳光照亮了一个架子上的几个瓶子。落满尘灰的瓶子上面贴着骷髅头和交叉骨的标签。如果我喝下其中一瓶里的东西，那么上面餐厅里那些人，那些正在猛吃海喝的家伙，就会知道什么是难过的滋味了。这是值得的，只要能见到B叔发现我冰冷而僵硬地躺在地板上时的悔恨；这是值得的，为了听到我的棺材下到墓穴底下时人们的恸哭和奎妮的嗥叫。


    只有一个忽然的想法把我拉住：我不会听得到这些的，我都死了，怎么听得到呢？除非你能看见哀悼者的悔恨和负疚，做死人显然没有什么能令人满足的地方。


    肯定是B叔阻止苏柯小姐出来找我，直到最后一个客人离桌。到了快傍晚时我才听到她的声音隔着草地传过来。她轻轻地唤我的名字，忧伤得像一只哀鸠。我待在原地，没有答应。


    是奎妮找到了我。她跑过来沿着烟房嗅了嗅，闻到我的气味便狂吠起来，又跑进来爬到我身边，舔我的手、一只耳朵和一边脸。她知道她对我不好了。


    一会儿门被大开，光亮带变宽。我朋友说：“到这里来，巴迪。”我想过去。她看到我时，大笑起来：“天哪，孩子。你看上去像在焦油里浸过，可以粘羽毛了。”她没有责备我，也没有提到被糟蹋了的西服。


    奎妮跑开去骚扰几头牛。我们跟着她走进草地，在一个树桩上坐下来。“我给你留了个鸡腿。”她说着递过来一个蜡纸包，“还有你喜欢的那块火鸡肉。拉拉肉。”


    被悲惨情绪掩盖的饥饿感现在像拳头一样敲击着我的肚子。我把鸡腿啃得干干净净，又开始撕拉拉肉，许愿骨[17]锁着的那块最香甜的火鸡肉。


    我吃的时候，苏柯小姐伸手拢着我的肩膀：“我只想说一样事，巴迪。两个错误相加不等于正确。他拿胸针是做错了。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拿。也许他没想就这么拿走。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本是没法揣测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想做的事情就更错了：你故意想要让他难堪。这是故意的。听我说，巴迪：只有一种罪不能被原谅，那就是故意的残忍。所有其他都能被原谅。这个永远不会。你理解我吗，巴迪？”


    我理解，模糊地。时间过去了，我明白她是对的。可那时我能理解的，是因为我的报复失败了，我的方法肯定错了。奥德·汉得森—他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表现得比我好，甚至比我更诚实。


    “巴迪，你理解吗？”


    “可能吧。拉一下。”我说，递给她一条许愿骨。


    我们撕开它，我那一半更大，于是我可以许一个愿。她想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


    “希望你仍旧是我朋友。”


    “傻瓜。”她说着抱住我。


    “永远吗？”


    “我不会永远都在的，巴迪。你也不会。”她的声音像草地远处地平线上的太阳一样低了下去，接着，一秒钟寂静后，又像旭日初升那样高了起来，“不过是的，永远。主的意愿。我走了你还要过上很久，只要你记得我，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从那以后，奥德·汉得森放过了我。他开始纠缠一个和他一般年纪的男生，斯奎罗·麦克米兰。第二年，奥德因为成绩太差和行为恶劣，我们校长不许他再来上课，所以他冬天就在一个牛奶场做帮手。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之后不久，他搭车去了牟拜尔参加商船队，然后就消失了。那应该是在我被悲惨地打发到一个军事学院去的前一年。两年后，我朋友去世。这样算来那是1934年秋天。


    苏柯小姐把我唤到花园里。她移栽了一株正在开花的菊花到一个铁皮浴桶里，需要有人帮忙把它拖到前廊上，在那里好好地展示一下。那玩意比四十个肥海盗还重，我们徒劳无功地与之搏斗时，奥德·汉得森顺着大路走过来。他在园门外停了一下，然后就打开门，说：“夫人，让我来帮你吧。”牛奶场的生活对他大有好处。他更健壮了，胳膊上肌肉突起，脸上的红色加深为一种红宝石的深棕红。他轻松地举起大桶，放到了走廊上。


    我朋友说：“非常感激，先生。你如此友善。”


    “没什么。”他说，仍旧忽略我。


    苏柯小姐剪下一些最漂亮的花朵。“这些带给你妈妈。”她说着，把花束递给他，“致以我的爱。”


    “谢谢，夫人。我会的。”


    “哦，奥德，”他返身上路后，她冲他喊道，“小心。它们是狮子，你知道。”但他已经听不见了。我们望着他，直到他过了转角。他对自己携带的危险一无所知，那些菊花，冲着黄昏时低垂的青色天幕燃烧，咆哮，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