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两个星期来我都没有时间去碰一下这个文件，一直活在自己的冲劲中，我确定将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会因为筋疲力尽而晕倒，从此不能再走一步或是再说一个字。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说话也费体力的感觉，所以由于太过疲劳，我已经开始少说话了。


    我不是唯一一个考虑到我的神经会可能突然失去作用的人。我在周围人的眼神中也读到了同样的担心，他们开始偷偷地观察我，好像我是个病入膏肓的人。法庭上的那些人对于我的私密生活都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从有些人跟我握手的力度、跟我说话时的方式，我可以猜出几分。他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不要过度劳累！”


    佩马尔一向都很乐观，但有一天在给我量血压时皱起了眉头。这天，我在平时充当储藏室的小屋子里接受他检查，检查非常仓促，因为当时有一个客户在办公室里等我，还有两个在客厅里坐着。


    “我觉得劝您休息是没用了？”


    “现在不行。您还是想想办法怎么让我坚持下去吧。”


    他又给我开了药，注射性质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维生素。此后，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个护士过来给我注射一支。打针的空间就只限于两扇门之间，也仅限于我们走进储藏室和我褪下裤子接受注射这点时间。佩马尔应该想不到吧。


    “弹簧已经不能再拉了，你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一根正在颤动、马上就要断裂的弹簧。我觉得全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在颤抖，但是自己却无力停止，有时会特别恐慌。我不敢入睡。我吃过晚饭之后，不敢坐在椅子上，因为我就是一匹老马，害怕自己睡过去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努力面对我的责任，精心打扮陪着维维亚娜参加上流社会的各种集会、鸡尾酒会、戏剧彩排、科里内家中的晚餐盛宴，还有我知道的她不愿意独自出席的其他各种场合。


    她什么都不说，但我知道她对我很感激，我也看得出来她很担心。一切都像天意，就在这个时期，我接到的案子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案子，我不能把它们交给别人做。


    比如说，根据我们约定的，那个南美国家大使每个周一都会来看我。我也许猜对了事情的性质，但并不知道真相。武器，他们有。是他的父亲想利用政变掌握国家权力，而他们希望这次国家政变时间短、不流血。从他激情澎湃的话语中，我了解到他的父亲这次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和巨额财富冒险，唯一目的就是把国家解救出来，国家现在正在一帮唯利是图的商人手中，是他们掠夺到手的。


    他们的武器，包括三架四发动机飞机，都放在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轮船上。由于一次海损事故，这艘船在马提尼克休整，但运气不好，被发现了。


    事件也不是很严重。两三天时间就能处理完毕。这件事起因是一位很负责的海关职员，他在检查货船时发现货物与提货单上的记录不符。而那个船长蠢到没想到往他身上塞点钱，所以这位职员就动用国家机构这台重型机器，把船扣留在码头。


    没有这个海关职员，一切都好办，因为法国政府会装作毫不知情。然而，报告一旦发出，这件事就变得格外棘手。我跟议会主席本人会谈过一次，他表示非常愿意帮忙，但是在海关面前却无能为力。据我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最不起眼的海关官员可以让部长下台，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


    几天之后，我又为内沃的案子进行辩护。这件案子的工作量很大，几个月来已经闹出不少传闻。领事馆的一个男人让情妇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之后，想要摆脱她，所以打算离开巴黎去远东地区任职。情妇得知后，就在他准备离开时打了他六枪。她错就错在做这件事时表现得太冷静，而且在政府和记者面前宣称藐视法院对自己的判决。从我现在的情况看，这次辩护如果失败我会失去很多东西，因为别人会认为这是我职业生涯衰落的开始。


    这个星期，我有幸做年轻男孩德尔里厄的辩护律师，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但是原因到现在还是个谜，他被拘留在精神病院中。


    每天都有一批批新的客户来访。如果我听博尔德纳夫对他们情况的描述，估计是不会接他们的案子的。她在办公室里苦苦地等着我，就像一只看到闲逛者靠近却被禁止叫出声的看门狗，我经常看到她红红的眼睛。


    情绪低落时，我就会想如果每个人都与我为敌，那我还有我的秘书可以陪我度过余下的日子。但是一想到她的身体，我就有一种反感，一种接近厌恶的反感，所以我非常抵触把她抱在怀里或是看她的裸体。这是不是很讽刺？我怀疑她也猜到我的这种想法了，而且很难过。因为我，她不会把自己交给任何其他男人。


    对我来说最难的，不是作出决定，而是要把这个决定告诉维维亚娜。因为这一次，我感觉自己是在一块很滑的地面上行走，结局可能会不理想。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保持清醒一直到最后，而且会承担我的行为的全部责任，全部行为的责任。


    马尼埃餐馆那天晚上之后一周对我来说是最痛苦的日子，也许是我人生中最可笑的一周。我在想我是如何腾出时间辩护，研究客户案子的。除了工作，我还陪着维维亚娜出席了在巴黎地区举办的一些会议。


    正如我所料，马泽蒂带着他的新战略回来了。实际上，我认为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但是也必须要说这样做并不蠢，因为他真的差一点就成功了。


    星期天晚上，我跟伊薇特严肃地谈了一会儿。我让她做选择时表现得很真诚，或者说基本上很真诚。


    “如果你决定嫁给他，那就给他打电话。”


    “不，吕西安，我不愿意。”


    “跟他在一起，你觉得不幸福吗？”


    “没有你，我是不会幸福的。”


    “你确定？”


    她很累，累得就像幽灵一样，她请求我让她喝杯酒恢复精神。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确信我有一天会嫁给他，所以他会一直等。”


    “他还会来吗？”


    她没必要回答。


    “如果是这样，你就给他写封信，不要再给他留任何希望。”


    “我应该对他说什么？”


    “说你再也不会见他了。”


    她应该大半天都在跟他做爱，嘴唇肿肿的，像被稀释了一样，吻痕淹没了整张脸。


    信的大半部分是我说她写的，最后也是我把信投入信箱。


    “你保证如果他打电话或是来敲门，不要应答。”


    “我保证。”


    他没有打电话，也没有试着潜入公寓里。但是，刚到第二天，伊薇特就给我打来电话。


    “他来了。”


    “哪里？”


    “在街上。”


    “没有敲门？”


    “没有。”


    “他在干什么？”


    “什么也没干。就只是靠在对面的房子上死死盯着我的窗户。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我去找你吃午饭。”


    我去了。我看到马泽蒂站在马路上，没有刮胡子，脏兮兮的，像是没换衣服直接从工厂里跑了过来。


    他没有靠近我们，只是看着伊薇特，眼神就像一条挨了打的狗。


    一个小时之后，我把伊薇特送回去时，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第二天又过来了，以后的每一天都是这样。他的胡子越来越长，眼睛里充满怒火，他开始像个乞丐了。


    我忽略了他性格中真诚的那一部分。他的处境也很危险。马泽蒂好像在朝夕之间就放弃了自己将来的职业生涯，好像在他眼里只有伊薇特才是重要的。


    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的眼神相遇了好几次。我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了蔑视和指责。


    我想到了各种解决方法，包括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比如说让伊薇特搬到别的公寓，就是我的律师事务所所在的那个公寓。那里有个卧室和浴室，博尔德纳夫需要在晚上工作时就用那个公寓。


    有那么几个小时，这个想法让我很兴奋。将来，伊薇特白天晚上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兴奋一直持续到理性终于占了上风。很显然，这很难实施，因为维维亚娜。到现在为止，她已经承受了很多。她确实已经做好承受更多的准备，但是还没到那个程度。


    我是在最后决定将决定告诉维维亚娜时感觉到这些的。我们的谈话是在午饭之后。我故意选这个时间段，因为我在法院还有事，只有十五分钟的空当，这样我们的谈话不至于太深入。


    我进客厅喝咖啡时，小声对她说：


    “我有话要对你说。”


    她的表情似乎告诉，她觉得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她说。也许她的决定比我做出的这个决定更严重？我总是感觉她想压制我，她会时不时显摆自己的年龄和经验。


    我忧心忡忡，有种被迫要将长时间忠实于自己的小动物一针打死的感觉。


    她努力朝我微笑，但是笑容很僵硬，防御性很强。我跟她说明要用那套公寓时，我知道让她变得挺直僵硬的不是感情因素。有一刻我甚至认为我们之间的战争真的要爆发了，但是我不确定我是不是不希望它发生。我们的谈话突然就这样结束了，没有阶段性地推进。我决定毫不妥协。


    “要给你解释的话，原因太多太长了。而且我觉得你也了解，她不能再继续住在那个带家具的出租房里了。”


    我们总是称伊薇特为“她”，我是出于温情，而我妻子则是出于鄙视。


    “我知道。”


    “既然你知道那就简单了。我必须要尽快把她安置到某些纠缠她不放的人不知道的一个地方。”


    “我明白。去办吧。”


    “正好有一套公寓空着。”


    她或许已经通过房地产公司了解到了？


    我们住在当费尔—罗什罗广场的第二年——如果我的记忆</a>还准确的话——就开始觉得我们住的地方不方便了，希望可以住在靠近法院的地方。我们去圣路易岛散步了很多次，我们两个人都很痴迷这个地方。


    当时圣路易岛上正好有一栋公寓，在小岛的最高处。它所在的山坡面临法国科学工业城和巴黎圣母院，我们一起去参观了那套公寓，期间两个人一直用贪婪的眼神交流着。因为法律有规定，房租也不是贵得很夸张，但是需要一次性偿付。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所以两个人就悲伤地离开了。


    之后，应该是在朋友的家里，我们认识了一位美国人，威尔逊女士。她不是租下了我们梦想中的房子，而是买了下来。我想，从那之后，维维亚娜应该去她家里喝过咖啡。这位女士写书，经常光顾卢浮宫，与艺术家打交道。像一些生活在国外的美国文化人一样，她评价自己的国家不文明，发誓要在巴黎度过余生。她对巴黎的一切都着迷，小酒馆，商场，多多少少有些不干净的小路，流浪汉，早上的羊角面包，大瓶红酒，还有大众舞厅。


    然而，两个月前，在四十五岁时，她跟一个在巴黎短暂停留的美国人结婚了，那个男的比她年轻，是哈佛大学</a>的老师。然后她就跟着这个哈佛老师回美国了。


    她就这样跟过去、巴黎一下子断了联系。她委托房地产公司尽快将这套公寓以及里面的家具和其他小东西卖掉。


    那套公寓离我们家也就一百五十米，以后看伊薇特就再也不用乘出租车或是打扰阿尔贝了。


    “我深思熟虑地考虑过了。乍一听，像是挺疯狂的，但是……”


    “你已经买下来了？”


    “还没有。我今天晚上去见房地产公司代表。”


    从此之后我不再是一个捍卫她幸福的人，只是捍卫她利益的人。


    “我觉得你不会把公寓写在她的名下吧？”


    我正是这么想的。这是我的第一意向，实际上，把这个公寓作为礼物送给伊薇特，目的是为了今后不管我发生什么事，她都不用露宿街头。至于维维亚娜，她在我死后什么都不会愁，可以像我们现在一样生活，因为我已经为她准备了巨额保险。


    我犹豫了。然后失去勇气，让步了。我痛恨自己的懦弱，红着脸小声地说：


    “当然不会。”


    她事先猜到我的意图与她的想法相左，而她的想法取得了胜利。我非常恼火。


    “你什么时候签字？”


    “今天晚上，如果买卖顺利的话。”


    “她明天搬过去？”


    “后天。”


    她露出一丝苦笑，也许她想到过去我们两个一起去参观房子的情形，也许想到要我们一次付清不值几块钱的地毯的苛刻要求。


    “你没有其他话要跟我说了？”


    “没有了。”


    “你幸福吗？”


    我做了个是的动作，她走近我，轻轻捶打我的肩膀，动作里既充满爱意又充满保护。她从来没有对我做过这个动作，我顿时明白了她对我的态度。很久以来，也许从来就是，她把我当做她创作的作品。对于她来说，在认识她之前，我根本就不存在。她选择我就像科里内选择让·莫里亚，差别在于一开始我什么都不是，是她为我创造了一个奢侈而容易的世界。


    确实，在我上升的道路上她帮了我，我没有任何理由否认这一点。她在上流社会四处活动，为我打开事业的大门，并带来了很多客户。我的名字出现在各大报社的头版头条而不是只局限在司法版面，主要得归功于她，是她让我成为巴黎的一个名人。


    那天她没有对我说这些，也没有指责我一句，但是我感觉我不能冒险往前再跨一步了。我知道奥尔良码头的那套公寓写在我的名下，已经是她最后的底线了。


    我在想她跟科里内单独在一起会不会谈论我，因为她们的很多情况是相同的。或许她们并不谈论我，只是用虚假的知心话和笑容掩饰对彼此的妒忌。


    在那整个星期里，我都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伊薇特在窗台边突然心软，然后像马泽蒂期待的那样，冲到他的怀里。我隔几个小时就会给她打一次电话，甚至在庭审暂停时也打。我只要一有空就会去彭蒂厄路，为谨慎起见，我晚上会在那里过夜。


    “如果我把你从这里带走，你能向我保证不会给他写信，永远不告诉他你的新地址，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去他能找到你的地方吗？”


    我没有立刻明白从她眼神里看到的东西。但是，她还是顺从地回答道：


    “我保证。”


    我觉得她被吓到了。


    “在哪里？”


    “就在我家附近。”


    然后她松了一口气，向我坦白：


    “我以为你要把我送到乡下呢。”


    乡村让她害怕，树木后面的落日，就算是巴黎随便一个广场上的树木，也会让她陷入深深的忧伤中。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要收拾行李？”


    她现在有可以装满一个手提箱和两个行李箱的东西了。


    “我们夜里搬家，在确定路上没人之后再搬。”


    晚上十一点半时，我在律师公会会长家里用完盛大的晚餐之后，阿尔贝开着车载我去找她。是阿尔贝把行李提下来的，我在下面窥探四周。天下起雨夹雪，两个女孩正在彭蒂厄路上闲逛，刚开始她们还试图勾引我，后来就奇怪地消失了。


    几个月来，我是靠着对自己一个承诺坚持下来的，那就是第二天或是下一个月，我就可以过着更安静、更简单的生活。我在奥尔良码头买那栋公寓时，确定它会让一切都好转，以后我可以散着步去看伊薇特了。就像其他人遛狗一样，白天和晚上都可以，而且就在小岛的周围。


    这本日记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一切都记录下来。我被青少年的狂热控制着。公寓雅致讲究，适合女性居住。


    圣米歇尔大街的房子很便宜，彭蒂厄路的并不便宜，因为那条路是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小部分。


    这里是一个新世界，几乎一步就能迈进理想的家园中。为了不让伊薇特觉得不习惯，我冲到圣奥诺雷路，特意给她买了与房间颜色相搭配的内衣、睡衣和浴衣。


    为了不让她老想着出去，至少前一段时间不出去，我给她带来一台留声机、唱片，最后搬来一台电视机。我还增加了两个书架，上面放的都是比较色情的书，她很喜欢，直到我给她带来流行小说之前她都没有出去。


    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还雇了一个保姆，名字叫让尼，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很招人喜欢，很善谈，专门跟她作伴。


    我在维维亚娜面前对这些布置只字未提，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她已经都知道了。在我跑来跑去的那些日子里，她假装用母性的同情看着我，就像看一个快要进入青春期的小男孩。


    我们在新公寓里一起睡的第三天晚上，半夜我醒了，感觉伊薇特的身体滚烫。我没有搞错。凌晨四点半左右，我量了她的体温，她发烧到三十九度。七点钟时接近四十度了。于是我给佩马尔打了电话。他答应马上赶过来。


    “您说是奥尔良吗？”他很吃惊。


    我什么都没有向他解释。他没有必要看到我在房间里，光着身子的伊薇特躺在床上。


    她的病不严重，恶性咽峡炎，持续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伊薇特的情绪时好时坏。而我在两个公寓之间，以及公寓和法院之间来回穿梭。


    这次小病让我发现伊薇特特别害怕死亡。体温只要一升高，她就会像一只忧伤的小宠物一样靠着我，恳求我打电话叫医生过来。医生有时一天来三次。


    “别让我死，吕西安！”


    她经常睁着大大的眼睛向我发出这个请求，好像她发现了只有上帝知道的冥间的可怕之物。


    “我不想。永远不想。待在我身边。”


    她的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中，我用另一只手打电话，或是通知延后约会，或是因为错过约会而道歉，或是打电话给博尔德纳夫，在伊薇特的床边给她口述我来不及回去回复的信件。


    我还是挤出时间盛装出席了繁星之夜，维维亚娜窥探着我，心里在想我能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会不会为了冲回奥尔良码头把什么都抛下。


    我马上就要说到让整个情况更加复杂的一件事。第二天，我发现马泽蒂在安茹码头我家门前站着，他的胡子一直在长，一直没剪。他应该认为我迟早会把他带到伊薇特面前，或许他认为伊薇特现在就在我家。


    我应该让阿尔贝开车载我绕这个小岛转一圈，到奥尔良岛的每一个客户家里拜访一下，然后再去伊薇特的公寓，最后确保路上没人再离开公寓。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卑劣的细节，是因为它们很重要，而且它们可以帮助解释我的迟钝，现在我依然活在这种状态里。


    所幸马泽蒂并没有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他来了三次。我预想他会上来，要求见我，而且我也想好了怎么应付他。我还想到他也许会拿着武器来，所以我在抽屉里准备了家伙。


    然而，有一天他却消失了，差不多跟伊薇特身体好起来是同一个时间。


    她起床了，恢复了，但是仍然很虚弱，所以佩马尔给她注射的是跟我一样的药物。我们两个一个接着一个地注射，用的是一个注射器，这好像让她很高兴。


    我不在乎佩马尔认没认出伊薇特，她的照片在当初诉讼期间登上过报纸。他应该对我产生了一些同情，他或许还想到我当初“快乐的日子”。


    这种表达方式让我很反感。我一向讨厌简化。我有一个同行，因为他用的词语都很有文采，所以像我一样经常被人谈论起，而且他还被人看作是巴黎最才华横溢的人物之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给出的解释都一针见血但过于简化。


    对他来说，世界可以简化为几种人，生活可以大体简化为几类危机，而这些危机人们或早或晚都会经历，但有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比如说年轻人在婴儿时期都经历过疾病，但都淡忘了。


    有时候他会在法官面前说几个风趣的笑话，将他们逗乐，可以达到让他们心软的效果，这似乎很不可思议。他应该会拿我开玩笑吧，而且他的话会在整个法院和所有的沙龙里流传。一个他这个年纪、这个情况的男人——或许他还会加上以我的聪明才智，这难道不可笑吗？——就为了一个某天晚上来找他辩护、在他面前露出肚子以下部位的放荡女子，毁了自己的生活，也毁了妻子的生活，这难道不可笑吗？


    坦白说，令我震惊的是，让我混乱的是，马泽蒂爱上伊薇特了，而且我越来越相信，没有我，他就没有什么要操心的了。


    如果有一天，有人读到我这份文件，他会发现我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写过“爱情”这个词，但这是有原因的。我不相信爱情。更准确地说，我不相信人们通常所谓的爱情。比如说，我并没有爱过维维亚娜，尽管那时候在马勒泽布大街上我被她弄得惊慌不安。


    她是我老板的妻子，我老板是一个我崇拜的男人，一个名人。她生活在一个锦衣玉食的社会，让当时还是穷酸学生的我着迷。她很漂亮而我很丑。看到她对我屈服了之后，我觉得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让我对自己和命运充满自信。


    然后我意识到我身上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她：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的意志，她对我充满信心。


    她曾经是我的情人，后来变成我的妻子。她的身体曾给我带来欢乐，但是却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梦中，对我来说，那只是一个女人的身体，而且我觉得在我认为的性生活最重要的部分，维维亚娜并没有参与。


    我很感谢她能够相中我，接受我。我仍然觉得这一切是奉献，我们结婚后不久，我便开始怀疑她嘴里所谓爱情的实质。


    这种爱情难道首先不是表现的需要？她要证明给自己和给别人看，她不仅仅是一个被别人打扮、由别人保护、跟别人出去的漂亮女人。


    其次，她的这种爱情中难道没有控制欲？


    嗯！好吧，她控制了我二十年，而且还在努力继续控制我。在奥尔良码头公寓事件发生之前，她并不怎么担心，将我身上的线放长，对自己很自信，也对我会回到她身边这件事很自信。她相信我经历过严重危机之后就会回到她身边，而那些危机对她根本构不成威胁。


    在上次午饭后的谈话中，她脸上露出的表情让我发现她突然对我做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威胁。她第一次有了一种我脱离出她手掌心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确定了。


    她有力地反击了。维维亚娜继续玩着这场游戏，只是观察我时距离我更近了。她受苦了，我知道，我眼见她一天天老去，她的妆容越来越浓厚。但她并不是因为我才受苦的。她是因为她自己，因为跟我一起制造出来的这个局面，因为她对自己和对自己能力的看法。


    尽管她对我使用了警告的眼神，我还是同情她，但是她并不同情我。她所关心的只是个人利益的，她并不期待我找回平静的生活，而是回到她身边。我是死是伤并不重要。即使回到她身边之后我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躯壳，也没什么关系。


    她怎么理解我对伊薇特的热情？对于其他女人，在她之前的那些女人，她都归结为好奇，当然也与男人的自负有关，每一个男人，尤其是丑男人，都需要证明自己可以掌控女人。


    然而她理解错了，我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足够明智不至于搞错的。如果她说的有道理，那我本应该有很多讨好式的艳事，跟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搞在一起，对我来说得到她们并不难。有时在我身上会发生这种事，但是很少很少，而且只发生在我充满疑惑或是情绪低落时。


    我经常跟女孩睡觉，有工作的、没工作的都有，当我再回过头来思考时，我发现她们都跟伊薇特有很多共同点，我到现在才发现。


    首先促使我这样做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出于对纯性爱的渴望，我这样说也许会让人笑话，但我想说的是一场不掺杂任何情感因素的性爱。只有单纯的性，也许带着玩世不恭的态度。


    我倾听（有时是被迫倾听）客户的秘密，我可以确定自己不是一个特例，在人类身上存在着一种像动物一样行动的需要，男人女人都有。


    也许那天没敢向维维亚娜表达出我的真实想法是错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想法和冲动。她当时并未指责，她是不是打算从别处反击？


    这是我们很多朋友的情况，几乎是所有朋友的情况。这种本能必定是普遍存在的，不然卖淫活动也不会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我已经很久没有从维维亚娜身上体会到快乐，她把我对她的冷淡归结到我的烦恼、工作，当然也许还有年纪的问题。


    然而，我跟伊薇特在一起时，即使一个小时见不到她的裸体、抚摸不到她或是感受不到她的温柔抚摸，我都受不了。


    这并不只是因为维维亚娜不能让我产生感觉，也不是因为她是个无足轻重的女人，更不是因为我跟伊薇特在一起时没有廉耻之心。


    明天我也许就会反方向思考，反方向记录了，但是我对此深表怀疑。


    伊薇特像大多数让我感动的女孩一样，她用她的弱点、怯懦、对男人的依附，以及甘心做他们奴隶的天性，向我诠释了什么是女人。


    我还记得那天我打她时她的惊讶和傲气，之后，她也有让我忍无可忍的时候，而她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看到我再次下手打她。


    我不能断定她爱我。我不想用这个字。


    但是她放弃了做她自己。她把她的命运交到了我的手里。是出于懒惰还是出于软弱并不重要。这就是她要扮演的角色。在她请我帮她辩护之后，从她分着双腿坐在我办公桌一角那一刻起，我就看到了她将扮演什么角色，也许我下意识地看到了一种征兆。


    一种假如明天我抛弃她，她会重新变成一条寻找主人的流浪狗的征兆。


    马泽蒂不可能明白这些。女人并不是他想的那样。他还没意识到自己是在跟女人打交道。


    她撒谎。她骗人。她编故事让我心慌意乱。既然现在她的面包有保障了，她就懒懒地伸着四肢舒服地躺着。还有些天她几乎不下床，对面就是电视，她在床上乱换电视频道。


    看一眼从身旁经过的男人就可以让她全身发热。在大街上，她盯着男人的裤子看，目光定在明确的一个点上，跟男人们看来来往往的女人的屁股一样有定力。想要让她兴奋，只要让她看一下男士短衬裤的广告照片或是杂志上的男士游泳衣就可以了。


    跟我做过的，她跟马泽蒂都做过。她从进入青春期后就一直跟男人这样做。男性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男人的任何一个要求都不会让她觉得恶心。


    想到她在别人怀里时我会觉得很难受，我不可抑制地想象他们每个人的动作。但是如果她不这样，那她就不是她了。


    我应该选择她吗？


    我刚刚故意用了“选择”这个词，因为她那天来见我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等她，而且那天晚上就作出了决定。


    是因为我的年龄吗？


    也许吧。但是跟他们的圣马丁的夏天没有关系。也无关更年期和肢体不灵活这些问题，与想要个年轻女伴更不相关。


    我知道我触碰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人们通常都是用开玩笑的语气来对待这种问题，因为这样更容易，你会更放心。通常情况下，人越害怕什么，就越拿什么开玩笑。


    为什么已经成熟的人无法发现……


    不！我不能确切地表达我的感觉，而任何不确切都让我恼火。


    事实！


    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不能没有她。远离她，我的身体会感到痛苦。事实是我需要感觉到她在我身边，看着她生活，闻到她的气味，玩她的肚子，并且知道她很满足。


    还有一种解释，但是没有人会相信：想让一个人幸福、承担照顾一个人的责任的意愿，完整地说，这个人的一切都归功于你，这个人知道现在缺的东西以后会有，这个人跟你分开后将一无所有。


    难道不是为了这个原因，那么多的人才养狗、猫、金丝雀或是金鱼吗？难道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家长才迟迟不愿让孩子独立吗？


    对维维亚娜来说是这样吗？她是正因为此，看到我脱离她的控制之后才感觉难受吗？每个周六，一想到马泽蒂在彭蒂厄路的公寓里，难道我就不难受吗？


    还有，安德里厄会长曾经不难受吗？


    今天是星期六，今天晚上，我可以去看她了。再也没有被诅咒的星期六，再也没有令人痛苦的星期六。我很累，筋疲力尽，我像一个闸门坏掉的机械装置，但是现在她就住在离我一百五十米之外的地方，走过去我不会受什么罪。


    这并不意味着我幸福，但是起码我不痛苦。


    其他的烦恼还在等着我，我猜只要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放松休息时，它们就会向我蜂拥而来。我第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身体支撑不住。那些用担忧甚至同情眼神看我的人，已经有点让我害怕了。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病了，会不会被强制卧床休息？


    如果我在办公室时突然身体崩溃，那我就很难要求他们把我送到奥尔良码头了。难道那时我病得只能用嘴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吗？


    如果我在奥尔良码头的公寓里病倒，维维亚娜应该不会去找我吧？


    然而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跟伊薇特分开。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我明天就咨询一下佩马尔，如果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再咨询名气更大的医生。


    维维亚娜和我一个小时后要出门去南美洲大使家吃晚饭。我的妻子现在正在忙着化妆，一会儿将会穿上一条新裙子。她只在出席重大场合时才穿这条裙子，而今天晚上的排场会特别大。我也只能穿上晚礼服。晚宴过后，我得先回来换衣服再去奥尔良码头。


    伊薇特正在康复期，但是她现在的虚弱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现在她还觉得隐居生活很新鲜，所以还比较喜欢。昨天，仆人让尼去给我们倒咖啡时，她对我说：“你应该也跟她做做爱。那样会有多一个小妾的感觉。”


    让尼转过身，但并没有生气。我确定她也觉得这个主意很有意思。“你看！她屁股很漂亮，她全身的毛发都是金黄色的。”


    她满足自己长期扮演小妾的角色吗？当她可以走出这扇门之后，我就会生活在焦虑之中，不仅担心她会偶然遇到马泽蒂，还害怕她会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尽管她向我发过誓了，但是她会不会一出去就往雅瓦尔码头跑呢？


    我不会往家里给她带情人，但我总觉得她渴望得到我在大街上看到的某些男人。


    只有让尼认为我跟伊薇特的情况很正常。我不知道她此前在哪里当差，我记得职介公司办公室主任跟我说过，她是维希的一个宾馆或者某个水城工作过。


    有人敲门。阿尔贝在楼梯口上面出现了。他张一张嘴我就已经他的意思了。


    “请您告诉夫人我准备好了。”


    我该换衣服了，但在此之前我要去给博尔德纳夫下点指令，她还没有起草完我要的邮件。小个子迪雷跟她在一起，他正跨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工作，迪雷知道博尔德纳夫害怕这样，而且她也不喜欢迪雷。迪雷这样做就是想惹她生气。


    迪雷看着我时眼神里既没有同情也没有嘲笑。生活中的一切都能逗他开心，比如说把博尔德纳夫逼到忍无可忍，直到她掉眼泪。也许他这一招是从我这里学的。


    “给保罗·林弗雷特的信写完了吗？”


    “正在写。十分钟后您就可以签名了，需要我给您拿上去吗？”


    “麻烦你了。”


    只需要这么一丁点的对话就可以让她觉得很幸福。我给她的只是我给伊薇特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博尔德纳夫只需要一点点幸福，然后这种幸福会转化为满满的感激。那么我为什么连这点幸福都不愿给她呢？


    伊薇特生病期间，有一天我突然想到秘书也许会很难受，为我跟伊薇特的亲密而难受。伊薇特还故意称呼我为吕西安，要求我为她提供一些微小的服务，比如说她故意要求我允许她跟平常一样光着身子下床去浴室。


    我发现妻子穿着衬裙坐在小梳妆台前，她总是要等到我准备好了之后才会穿上外面的裙子。


    “还有十五分钟。”她宣布道。


    “足够了。”


    “你刚才在工作吗？”


    “是的。”


    她这么问并不是真正关心办公室里所发生的事，她是在怀疑我在做什么秘密勾当，因为有一天她过来跟我说再见时，正好看到我将文件夹锁到柜子里。他对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这让我相当恼火。我不喜欢被别人猜测，尤其是牵扯到自己想掩盖的一些小缺陷，大多数人应该都是这样。


    我现在要上楼了，不能再犹豫了。我有一种感觉：我费尽心力地寻找真相，但可能并未接近真相分毫，可能离得更远了。今晚大使家会有很多人，我将坐在大使年轻妻子的右边，不过大使妻子的目光只停留在大使身上。


    我的理论——如果有理论存在的话——并不适用这对夫妇？或许等到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再看会比较合适吧。


    维维亚娜应该等得不耐烦了，我知道为什么我行动拖拖拉拉，为什么我犹豫不决了。我当初把伊薇特接到奥尔良码头时，就想到以后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是最危险的一个阶段，要继续往前走，现在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走。


    这种不想上楼与维维亚娜对着干的懒惰有一点像一种警示。


    走吧！我已经让她受了不少苦，还是不要再迟到惹怒她了。


    我还要将我的文件锁起来，然后再把钥匙藏在作家圣西蒙的作品集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