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大汗忽必烈

    哥哥的去世使得他登上了王位，这一年，忽必烈43岁。到目前为止，他是成吉思汗</a>最卓越的孙子</a>。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像他著名的祖父一样，一个优秀的军事领袖，以及一个精明的政客，他的身上，既有本民族的强壮品质，又有由于有意吸纳华夏文明所带来的优势。在蒙哥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围攻长江边上被汉人所占据的城市武昌。接着，为了腾出手来，他与汉人缔结了停战协定，立即赶回了北京。接下来，他继续向北，去了他在上都的夏日住地，那里位于今天的多伦淖尔附近[1]。正是在那里，1260年5月6日，他拥兵自立，自称大可汗。


    忽必烈的即位，并没有得到家族的承认。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蒙古的哈拉和林自称大可汗，事实上，正是为了与弟弟争斗，忽必烈才如此突然地与汉人休战。两兄弟之间的战争（以蒙古为战场和主要赌注）持续了4年。最后，1264年8月，被击败的阿里不哥向忽必烈俯首称臣。


    一旦从家族竞争中脱身而出，忽必烈就能够继续他对大宋帝国的征服了。宋度宗（1265—1274）把他的信任交付给了一帮运气不佳的政治家，他们总是让那些通常勇气可嘉的将领的努力付诸东流。不过，蒙古人花8年多的时间才结束了汉人的抵抗。对湖北的襄阳与樊城这两座姊妹城市的围攻，用了4年多的时间（1268—1273）才取得成功。守军表现得异常顽强，当陆路被封锁的时候，他们一度通过小船来获得补给，多亏了两位大胆的船长，他们成功地驶向了汉江，在这次辉煌的英勇行为中，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接下来，蒙古人把他们的弩炮兵和石弩投入了战斗，这些石弩由那些在他们的军中效力的维吾尔技师和阿拉伯技师建造并操作。这样的炮击终于击败了英勇的守军，这两座城市的陷落，使得蒙古人能够经由汉江下游到达长江中游地区，接下来，他们从武昌出发，沿长江顺水而下，直逼南京。到1275年年底的时候，所有的蒙古大军全都会聚到了宋朝的首都临安（杭州）。


    杭州城陷入了一片混乱。度宗皇帝是个有着很高文化修养的人，但却是个不称职的皇帝，他把军国大事托付给了一位无能的大臣——贾似道</a>，此人唯一的政策就是威吓将士们。度宗去世的时候，贾似道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让一个4岁大的孩子登上了皇位（1274年）。在此期间，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一个接一个落入敌手。最后，摄政王贬黜了贾似道，但已经太迟了：杭州城被围。守军于1276年2月底开城投降。蒙古将军伯颜进入这座伟大的城市，把儿皇帝送到了忽必烈那里。忽必烈以不同寻常的仁慈对待他年幼的俘虏。在给了他一笔退休金之后，忽必烈做了法兰克人对墨洛温王朝和卡洛林王朝那些被废黜的王子通常所做的事情——把他培养成了一名僧侣。这位大宋王朝的继承人，47岁那年在一座佛寺中平静地离开人世。据马可·波罗记载，皇太后在退出红尘、进入一座尼庵之前，也同样受到了有礼貌的对待。这显示了蒙古人自从成吉思汗时期以来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半野蛮民族已经达到了更古老的文明民族的水平。


    还有广东地区留待征服，在那里，残留的汉人爱国者们聚集到了那位被废黜的儿皇帝的哥哥的周围。抵抗运动的中心广州得以坚守了很长时间，于1277年陷落。最后一位宋朝的王位觊觎者是个8岁大的孩子，被保护在忠心耿耿的英雄张世杰的船上，几个季度以来，他居然能够一直隐藏在广东沿海的一些偏僻海港。但蒙古人百折不挠，他们组建了一支装备优良的舰队，在广州西南的崖山岛附近把汉人的小型船队给团团包围了起来（1279年4月13日）。对于大宋的忠臣们来说，这是个灾难性的日子。更快的中国小船成功地突破了敌军的包围圈，但皇帝乘坐的船太笨重了，没能及时跟上。皇帝的一位随从出现在他的面前，严肃地说：“陛下的劫数到了。您应该随它一起结束自己的生命。您的兄长像个懦夫一样投降了，不要再重复这样的耻辱。”说着，他抓过那孩子抱在胸前，纵身跳入了波涛之中。至于勇敢的张世杰，当一场飓风刮到他的战船附近的时候，死神似乎擦肩而过。但他拒绝靠岸，而是爬上了船的主桅楼，点燃一炷香，对天大呼：“我张世杰，已经把这条命交给了大宋王朝。而现在，他们当中最后一位也死了，如果他们的目标依然存有希望，如果皇帝的牺牲应该流芳百世，那么，就让老天爷留我一条性命，让我可以继续为他们效力。不然的话，我已经活够了。”就在这一瞬间，一阵旋涡吞没了他的小船，他消失在滚滚波涛里。


    第一次，整个中国全部落入了外来侵略者之手，忽必烈终于在中世纪早期的入侵者们失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他实现了无数代游牧民数百年来的模糊梦想，这是从吉尔吉斯大草原到满洲森林的每一个蒙古包居民的梦想。幸运的是，由成吉思汗开始、忽必烈完成的这场征服，缓慢得足以让它最危险的结果得以减轻。对中国的征服，从成吉思汗最初对甘肃的唐古特人的王国的入侵，到宋朝最后的舰队被忽必烈的水军所消灭，让战无不胜的蒙古人耗去了不下于74年的时间（1204—1279）。当这个艰巨的任务大功告成的时候，汉人发现，那些征服自己的人，并不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一个穿着野兽皮毛、只知道烧杀掠抢的游牧蛮族——而是几乎和自己一样的蒙古人。


    事实上，尽管忽必烈汗——成吉思汗的孙子——征服了中国，但他本人首先就已经被华夏文明所征服。他的胜利使得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永恒野心：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天子”，把蒙古帝国变成华夏帝国。终于，这条路变得清晰可见了，随着大宋王朝的消亡，他成了这个1500年的古老帝国的合法主人。这种中国化的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尽管忽必烈是蒙古的主人，但他已经不再生活在那里了。1260年，忽必烈定都北京；1267年，在那里，在古老的中都城的东北方，他开始修建新的城市——大都，也就是蒙古人所称的“汗八里”——可汗之城，马可·波罗把它拼作Cambaluc。


    作为蒙古人的大可汗，忽必烈不得不在亚洲发动几场战争。成了中国的统治者之后，他声称有权得到远东其他国家的效忠。朝鲜（它或多或少一直在跟他的前任们对着干）承认了他的宗主权，但他派往日本（1274年和1281年）和爪哇（1293年）的战船与远征军却没有成功。大草原的勇士们对大海而言完全是门外汉；他们不得不依靠汉人和朝鲜士兵，但这些人只是在强迫之下才为他们效力的。1281年9月15日，驱散蒙古舰队的一场台风，结束了忽必烈征服日本的努力。在印度支那，他也栽了跟斗；1283年、1285年和1287年派去攻打安南王国（今天的东京湾及安南北部）及占婆王国（今安南南部）的部队，全都遭遇了灭顶之灾，因为，那些来自西伯利亚边陲的勇士，大批大批地死于东京湾的气候。然而，这些挫折后来并没有阻止安南、占婆与缅甸承认元王朝的宗主国地位。当忽必烈为争夺大可汗的头衔和对蒙古的占有而被迫与他的一位名叫海都的堂兄弟兵戎相见的时候，一场更为严重的冲突就一触即发了，海都在艾比湖附近统治着塔尔巴哈台和准噶尔。


    忽必烈成了“天子”，接纳了华夏文明，让蒙古人的帝国越来越汉化，并把自己的住地从哈拉和林迁到了北京，这一切，都让他的很多依然忠诚于本族传统、大草原的生活习惯和游牧精神的蒙古臣民感到不满。这些心怀不满的人首先聚集到了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的身边，他们曾支持阿里不哥称王，但没成功。在阿里不哥被打败之后，这些人在他的堂兄弟海都那儿找到了新的王位觊觎者，他也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在偏僻的西部继续过着游牧祖先们的那种野蛮生活。这匹大草原上的狼，与忽必烈这个中国化了的定居的蒙古人完全相反。1267年，他成功地从忽必烈的手中夺取了对突厥斯坦的宗主权，这个地方当时被称为窝阔台汗国，因为它是分封给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的领地。1275年，忽必烈试图收复突厥斯坦，但未能成功，而且，1277年海都险些把蒙古从他的手里给夺去了。10年之后，海都组成了一个反对他的新的诸王联盟，从突厥斯坦一直延伸到满洲。1288年，已经72岁高龄的忽必烈，在一场艰难的军事战役中粉碎了这一联盟，这场战役是在满洲打的，马可·波罗有过详细的记述。但最终除掉海都的任务，却留给了他的继任者——铁穆耳大可汗（1301年）。


    简而言之，作为蒙古人的大可汗，忽必烈远远没有获得普遍的成功。尽管他能够保持对蒙古的完全占有，但他的堂兄弟们却统治着突厥斯坦和俄罗斯南部，拒绝承认他的宗主权；只有他的弟弟旭烈兀的家族（他们统治着波斯）依然是他忠诚的诸侯。他的同族给他带来的所有麻烦，都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放弃了祖先的生活方式，成了一位中国皇帝。


    而作为中国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可以说十分成功，正是在这个地位上，他当得起马可·波罗的赞美：“就臣民、土地和财富而言，他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人。”没有哪位天子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比那位可怕的成吉思汗的这位孙子更认真。他的“与民休息”的治国策略，治愈了百年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在宋王朝崩溃之后，他不仅保全了这个垮台王朝的制度和行政团队，而且还尽一切所能去获得在职官员的个人支持。他所征服的，不仅仅是土地，而且还有民心。他有权获得最大光荣，或许他并非整个中国的第一个征服者，但是他让这个国家平静了下来。


    在经过如此大量的破坏和毁灭之后，这个国家处于非常可怜的境地，其间发生的事情，从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某些端倪。1125年左右，中国有20882250户，按照通常的人口比率计算，这相当于大约一亿人口。1290年，人口减少到不足13196206户，这相当于5900万人口。为了恢复这个国家的繁荣，必须在各个方面做出艰巨的努力。


    忽必烈非常关心交通问题，对于这个辽阔帝国的行政管理和食品供应来说，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修复了御道，给其中大部分御道栽上了树，沿着御道每隔一段距离修建了商旅客栈。他把蒙古的邮政系统（驿站）扩展到了中国，这一系统赢得了马可·波罗与和德理[2]的赞美。20余万匹马被分配给各个驿站，据说就是服务于这一系统。为了向北京供应食物，并把稻米从长江下游运出，忽必烈着手在扬州与北京之间修造工程浩大的运河。这条在忽必烈治下修造的皇家“大运河”，其大部分河道今天依然在使用。为了抵抗饥荒，他恢复了“国家保险”措施，这是宋代在开封时期的国家控制法规——这套法规跟鼎鼎大名的王安石</a>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像王安石一样，忽必烈也颁布了“最高限价”的诏书。在收成好的年头，余粮将被国家收购，储存在公共粮仓里；在粮食匮乏、价格上涨的时候，这些粮仓就会被打开，谷物免费发放[3]。此外，公共救助体系也得以重组，1260年的一篇诏书，命令各地总督为老弱病残者提供生活必需品[4]。1271年的一篇诏令建立了慈善制度，定期向贫困家庭发放稻米和稷粟。马可·波罗说，忽必烈本人每天要供养大约3万名穷人。


    蒙古人的行政管理，最大的缺陷就是它的财政。在宋代的制度中，忽必烈发现了纸币的作用，这种纸币也叫钞，由被赋予银锭同等价值的债券和息票所组成。忽必烈拓展了这一业务，使之成为其财政政策的基础，马可·波罗评论道：“你完全可以说，大可汗是一位技艺精湛的炼金术士。”——因为蒙古人发现了真正的“点金石”，发现了用桑树皮做成的票据生产黄金的技艺。1264年，忽必烈颁布了一道诏令，规定了所有主要日用品的纸币价格。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是一部通过确立最高限价来控制市场的法律；从财政的观点看，它是一部固定钞票汇率的法律。忽必烈的第一位财政大臣、伊斯兰教徒赛典赤·赡思</a>丁（祖籍布哈拉，卒于1279年）把票据的发行保持在了合理的限度之内；但到了他的后任们的手上——先是来自河中的另一位穆斯林阿合马，然后是维吾尔人桑哥——一些不健康的实践开始施行。这两个人都执行了一项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很快就导致纸钞贬值。为了筹款，他们只好求助于重复兑换和对苛捐杂税的垄断。阿合马1282年被人暗杀，死后遭忽必烈贬责；桑哥因为盗用公款而被处死（1291年）。1309年，在忽必烈的第二位继任者、大可汗海山（武宗皇帝）的统治下，阻止已发行钞票贬值的努力被放弃了，新的票据被制造出来，但这些钞票也依次贬值。


    最后，元王朝被迫恢复了历代所使用的金属货币，但是，要想维持财政危机的持久状态而没有民意的反弹——这种状态是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和他的孙子铁穆耳统治时期（1295—1307）的显著标志——那是不可能的。这种持续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货币的连续贬值，其结果就是市场的不稳定，这一切，不能不让蒙古人的政权在中国的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在长江下游大的中心城市以及福建与广东地区的港口城市变得威信扫地，在这些地方，大多数城市人口——从马可·波罗所盛赞的强大行会到和德理所注意到的小店主——都靠商业或银行业为生。14世纪中叶，正是在这一地区，开始爆发反对蒙古政权的普遍起义。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两位穆斯林大臣接连掌管帝国的财政。无独有偶，与蒙古人治下的土地所有制大有干系的也是穆斯林。


    当蒙古人征服金国的时候，他们在华北发现了一套跟古代中国大不相同的土地所有制。在蒙古人之前统治华北的两支鞑靼人的势力——契丹人（10、11世纪的辽国）和女真人（12世纪的金国）——已经迫使大量的汉人地主沦为农奴，为的是形成大片的领地赏赐给他们自己的贵族。1183年，蒙古人征服的前夕，农奴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金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据记载，总数为6158636的人口中，有1345947名农奴或奴隶。


    当蒙古人在华北取代女真人的时候，也占有了为金国贵族的利益而编组起来的所有封地和农奴。在华南，从前的大宋帝国，蒙古人也以类似的规模没收土地；成吉思汗部落的诸王，甚至包括低级贵族（那颜、把阿秃儿）的成员都被赏赐了一块很好的领土作为他们的私人财产。为了让中国的经济重新走上正轨，结束全面劫掠的时期，他们作出了以很高的利率向汉人发放现金贷款的计划[5]——这些汉人，也就是在征服时期乡村中被迫沦为农奴的那些人，或者是城市里那些其商行被他们洗劫一空的人。这些贷款通过银行行会或商号的媒介来执行，他们通常都由穆斯林所组成，蒙古人称他们为“鄂托克人”。这些来自布哈拉与撒马尔罕地区的穆斯林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中世纪欧洲的伦巴第人和18世纪法国的包税人。伯希和说：“他们是蒙古时期远东地区伟大的钱商。”他们想必极其贪婪，因为在1298年，忽必烈的继任者、大可汗铁穆耳感觉到不得不保护华南的百姓免遭他们的勒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免遭雇用他们的蒙古贵族的勒索。老百姓得到保证，可以抵制穆斯林行会的高利贷盘剥，抵制扣押债务人的妻儿。


    除了这些特殊问题之外，蒙古王朝在其官方法典《大元律例》中还关注了普遍改善那些在大庄园里干活的奴隶、农工和佃农的地位。它力图做到能够比宋代立法更有效地保护这些不幸的人免遭主人的压迫。1295年（铁穆耳统治的第一年）的一篇诏令，甚至禁止蒙古贵族在庄稼地里骑马，以免损害农作物。马伯乐</a></a>说：“14世纪初的元代法律规定，土地所有者打死农工或佃农是应该惩罚的犯罪行为，犯罪者杖一百零七下。佃农的生活非常艰难，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屡次下令减少过度的租赋。1285年，江苏的租赋被减少了十分之一，1304年被减少了十分之二，1345年，这一措施被扩大到整个帝国。”


    蒙古人在中国的宗教政策，其意义尤其重大。


    马可·波罗注意到，忽必烈对形形色色的宗教显示出了最大的宽容，或者毋宁说是一种普遍的仁慈。这种姿态有双重的理由。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宗教的基础是一种萨满教的形式，敬畏那些隐藏在天空、山和水中的力量的每一种表现形式；出于同样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畏惧，它还敬畏一切奇迹制造者的力量。因此，所有已经确立的宗教，以及代表这些宗教的五花八门的教士，都同样有资格得到这种谨慎的尊重。此外，像忽必烈这样的第一流的政治家，立刻就认识到了取悦这些不同的教士对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价值。为此，他与各种宗教之间缔结了相关协定，协定不是一份，而是和已有宗教的数量一样多。当忽必烈取代宋朝皇帝作为古老的帝国宗教的首领的时候，他也表演了国家儒教必需的仪式姿态，但没等儒家文士来得及把自己争取过去，他就开始寻求佛教徒和道教徒的支持，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可以利用这种支持来对付儒士们顽固的以宋朝为正统的观念。为了这个目的，他计划组建作为国家机构的佛教和道教的教会，各个宗教的首领都由他指定，对他负责。这也正是拿破仑的教会与国家间的关系的观念。


    除了古老的蒙古萨满教之外（这种宗教从未被完全抛弃），忽必烈的个人偏爱毫无疑问是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在某些佛教徒与道教徒之间的教派争论中，当他被请求担当仲裁人的时候，他的裁决总是显著地偏袒前者、不利后者。据马可·波罗说，他有一些从锡兰带回来的佛教圣物。他把一位年轻的佛教圣僧八思巴喇嘛从吐蕃召到了自己的宫里，八思巴喇嘛后来成了他的朋友和被保护人，受命仿照吐蕃字母表的样式为蒙古语设计字母表——这项工作后来无果而终，蒙古人最后选择了源自古叙利亚语的突厥－维吾尔语的字母表。


    忽必烈的继任者们继续，甚至更加偏爱佛教僧徒，尤其是吐蕃喇嘛。多亏了皇帝的保护，中国喇嘛教的教权主义在并非没有不利的情况下得到了发展。当时的一份行政报告声称：“人们看到这些喇嘛进入城市，他们并不暂住客栈，而是留宿私宅，赶走主人，以便更容易勾引他们的妻女。他们并不满足于放纵堕落，还从人民那里拿走他们本就不多的钱财。他们是公众的吸血鬼，甚至比收税官还要残忍。”这样的论调毫无新意，是儒家文人谩骂佛教僧侣制度的老生常谈</a>，但可以肯定的是，儒士们坚持认为，蒙古人的政权对给予他们的教士对手以过多的特权负有责任，这无疑是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这种不满，对蒙古王朝的不受欢迎以及最终垮台，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简而言之，佛教在蒙古王朝的治下，就像在过去那么多的鞑靼王朝的治下（比如5世纪的拓跋魏）一样受到偏爱。这一伟大的印度宗教，尽管受到过许多汉人皇帝的私人保护（比如唐朝的许多皇帝），但汉人政府从来都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外来教派——对它的抱怨倒是经常重复，作为皇帝的官方顾问，儒士们对这种外来宗教暂时还可以容忍，但他们从未尝试着去证明对它的偏爱是正当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游牧民主子，不管是突厥人、蒙古人，还是通古斯人，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佛教。儒家的行政官员们，在每一次新的鞑靼人的政府中总是发现自己处在失败的一方，他们完全被置身于事外——至少在占领初期是这样。因此，佛教在中国，最兴盛的时期总是外族统治时期。


    然而，做出某些保留还是必要的。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官方的中原佛教和吐蕃喇嘛教的情形，但在中原，也存在某些秘密社团，比如白云教和白莲教，这些教派都声称是佛教，但事实上只不过是异教。有人指出，白云教可能受到了摩尼教信条的浸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摩尼教是在763—840年间传播开来的，这多亏了维吾尔突厥人的支持。至于白莲教，它发源于阿弥陀佛虔信派，在1133年变成了一个有大师、夜晚聚会以及诸如此类的秘密社团。这些秘密社团一直或多或少地遭到宋朝政府的反对，在蒙古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似乎有过合作，作为回报，他们被允许有礼拜的自由，甚至被承认是合法的存在。然而，不久之后，白莲教被迫再一次转入地下，因为遭到了蒙古政府的禁止（1308年、1322年）。他们的夜晚集会，事实上很快就充当了蒙古政权的敌人们的聚会场所。


    道教曾受到最初的几位蒙古征服者的青睐，他们十分自然地在道教术士们的身上看出了他们自己的萨满教巫师的影子。成吉思汗1222年在阿富汗（当时他正在那里打仗）召见道士长春真人的时候就曾留下这样的印象。尽管这位圣徒并没能给他长生不老的秘诀，大概也只能向他宣讲“道”的信条，但这位征服者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同意给予道士以豁免令。在忽必烈治下，道教徒失宠了，佛教徒们则把他们对竞争对手的夙怨一股脑儿地摆在了他的面前，例如：他们指控说，道教徒伪称佛教只是道教的一个分支；在一次公开讨论中，道教徒被证明篡改经文、伪造过手稿，结果，忽必烈（他的同情心无疑是放在佛教徒一边的）下令烧毁那些真实性值得怀疑的著作，让佛教徒回到了某些被他们的对手所侵占的寺院（1281年）。


    教士们之间也存在争吵。在决定对官方儒教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皇帝面临着一项更微妙的任务，因为士大夫阶层对他的事业是否真诚将取决于这一态度，忽必烈是个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示范，忽必烈曾把山东曲阜孔氏家族（他们跟孔子</a>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首领召到了他的宫廷里，公开向他表示敬意。忽必烈的孙子和继任者铁穆耳最早的举措之一，就是颁布了一道诏令，要蒙古人和汉人都祭孔，这一举措让他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共鸣（1295年）。


    士大夫阶层对蒙古政权的这种至少是暂时的支持，因为赵孟（1254—1322）的名字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是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他是前宋皇室家族的成员。在1286年同意为忽必烈效力之后，他被委以不同的行政职务（1316年在翰林院得到了一个重要职位），忠心耿耿地为主子效命。赵孟还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尤以画马著称。被归到他的名下的表现马的画作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你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中肯定有大量的摹本。然而即使是这些摹本，当它们表现毛发浓密的蒙古马及鞑靼骑手的时候，也是极其有趣的文献，让人遥想起蒙古人的统治时期。


    除了佛教、道教以及牢牢扎根于中国的儒教之外，还存在景教这种基督教的形式。


    我们应该还记得，景教是由来自波斯的传教士们传入唐代中国的，并于635年在长安城里建起了一座景教教堂。在唐王朝的治下，这一宗教很是兴盛，即使不是在汉人当中，至少也是在波斯和叙利亚居民当中（他们被丝绸之路的贸易所吸引来到中国），在那些生活在与中国结盟的边境地区的突厥人当中。正是沿着这些大漠边陲，我们再一次在汪古突厥人当中发现了13世纪的基督教，当时，他们控制着今天的归绥（归化镇与绥远镇）周围的地区，以及构成山西边界的长城以北地区。汪古人在蒙古人的朝廷里占据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成吉思汗的忠实封臣。作为回报，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汪古人的国王，打那以后，蒙古大可汗的家族与汪古王子之间就不断联姻。因此才发生了汪古人的乔治（突厥语作Korguz[6]）王子娶忽必烈孙女的故事，乔治是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就连他的名字也显示了这点。通过汪古人，基督教在皇座的每一级台阶上、在皇室家庭的内部，维持了好几代人，因为他们一直是皇帝的忠实支持者（乔治王子在为铁穆耳大可汗效命沙场的时候于1298年英勇牺牲），他们为自己的信仰赢得了极大的信任。


    此外，汪古突厥人并不是唯一宣称信仰景教的戈壁居民。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信仰景教的还有克烈人，这是一个居住在外蒙古图拉附近的民族。1203年，成吉思汗把他们纳入了自己的帝国。忽必烈的亲生母亲、唆鲁禾帖尼公主，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女人，她就来自从前的克烈王室家族，也信奉景教。毋庸置疑，忽必烈希望通过保护景教来显示自己的忠诚，这种忠诚，针对的不仅是他与汪古亲王们的友谊和家族联系，而且也是对母亲的纪念。这种保护在1287年清楚地显示了出来，当时，景教教会被置于一个很微妙的位置上。一位被称做那颜的蒙古亲王（他也是个景教徒）在满洲发动了一场针对忽必烈的反叛，当他们向忽必烈进军的时候，他们的军旗上画着十字架。叛军刚刚被打败，景教的对头们就迅速抓住这个机会来诋毁景教。但忽必烈“愤怒地斥责了那些当着他的面嘲弄十字架的人。然后，他又招呼在场的基督徒，安抚他们，说：‘如果你们的主的十字架没有帮那颜的话，那也有很好的理由……那颜是个不忠不孝的叛逆，他对抗自己的君主。……你们的主的十字架不帮他，这一点做得很好。……’”此外，据马可·波罗说，在那颜被打败之后的那个复活节，忽必烈让人拿来《福音书》，公开对它焚香，并亲吻它。


    从神学的观点看，这只不过是显示对蒙古人所熟知的主要宗教的尊敬，是针对神的不同表现形式所开出的一份保险单，任何更高的估计都可能是错的。据马可·波罗说，皇帝这样天真地承认：“有四位先知，他们受到全世界的敬爱和崇拜。基督教徒说他们的神是耶稣基督，撒拉逊人说是穆罕默德，犹太人说是摩西，偶像崇拜者说是释迦牟尼。我尊重并敬畏他们所有人，因此，天上最强大、最真实的那一位，我将祈求他帮助我。”然而，从政治的观点看，忽必烈表现出了对景教的赞同，不仅仅是通过言辞，而且更多的是通过具体的措施：1275年，巴格达的景教大主教得以在北京创立了一个大主教教区；扬州与杭州都修建了景教教堂；1289年，忽必烈创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处理景教事务；1291年，他任命一位名叫爱薛（即阿拉伯语的耶稣）的叙利亚景教徒为景教事务专员，不久之后，此人就成了他的大臣之一。


    在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景教社群的生活通过马·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的故事而变得广为人知。拉班·扫马（1225—1294）与拉班·马可两位景教修道士，前者出生在北京附近，后者出生于汪古国（在绥远），他们于1275或1276年离开中国去耶路撒冷朝圣。汪古亲王们试图劝阻他们取消这个计划，但白费力气。他们说：“当我们费了这么大劲吸引来自西方的主教和修道士的时候，你们为何要离开这里去西方呢？”但是，当他们看到两位朝圣者的决心依然不可动摇时，他们为这两个人提供了穿越中亚所必需的装备。扫马和马可穿越了喀什噶尔和突厥斯坦，于1278年终于到达了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的蒙古汗国。当时的波斯可汗是忽必烈的侄子阿巴嘎。两位同胞的到达让他感到格外高兴，并导致马可在1281年被推上塞琉西亚—巴格达的景教大主教的位置。马可因此成了马·雅巴拉哈三世，在波斯的蒙古汗国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至于扫马，1287年，继承父亲阿巴嘎担任波斯可汗的阿鲁浑派他带着一项使命去了西方，意在让十字军战士与蒙古人结成联盟，共同抵抗埃及的马穆鲁克们[7]。1287年9月，扫马抵达巴黎，美男子腓力[8]亲自在圣礼拜堂召见了他。在罗马，他受到了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的接待，在1288年的复活节上，教皇亲手给他分发了圣餐，跟他讨论了一支新十字军的组建。正是不可思议的神奇命运，导致这位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蒙古臣民，成了波斯人的大使，出使罗马教皇和法兰西国王。


    【注释】


    [1]原注：上都在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中，以一个额外的音节，而获得了作为世外桃源的文学名声。严格说来，忽必烈的头衔应该是可汗或者大可汗。


    [2]和德理（Odoric de Pordenone,1286—1331），又译鄂多立克，意大利圣方济各会士，约在1322年以后在华传教。著有《真福和德理传》（又译《鄂多立克东游录》）。


    [3]原注：这跟宋代引入的“常平仓”制度是一样的。


    [4]原注：这是宋代已有的“广惠仓”制度的一次复兴。


    [5]原注：这些贷款，类似于王安石时期发放（或强行摊派）给农民的“青苗钱”。


    [6]乔治王子的名字在汉语文献中有阔里吉思、奇尔济苏等译法。


    [7]马穆鲁克，中世纪埃及的一个军事统治集团的成员，该集团原本由土耳其的奴隶组成，约从1250年至1517年控制着埃及的政权，直到1811年仍有影响力。


    [8]美男子腓力，即法国国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