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体系残篇

    注234


    绝对对立〔在死物领域内也〕 注235 是有效的。有一种对立是存在于有生命之物的多样性中。诸多有生命之物必须被看成各种不同的组织。必须把生命的多样性看作是对立着的；这个多样性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本身就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因为它是有生命的），只可以看成是在联系中，它的存在只能看作一种结合。其中的另一部分（也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只能被看作与前一部分相对立，它是由于从前一部分分离开而有其存在，所以反过来也可以把前一部分规定为，它之所以有其存在只是由于从后一部分分离开。前一部分〔统一体〕叫做一种组织、一个个体。很显然，这种生命，其多样性只能被看作在联系中，而其存在即是这种联系，同时一方面也可以看成自身差异〔或自我分化〕，看成纯粹的多样性；因为它的联系以及在联系中的各方面的分离都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又必须认识到，生命有与被它排斥开，与它分离开的东西发生关系的可能性，并能够丧失其个体性于它所排斥的东西中，或者与它所排斥的东西结合一起。同样，多样之物本身，是排斥于有机全体之外的，只是以与有机全体相对立而取得其存在的，同时一方面，它必须认作不仅仅是自为的、脱离于那个组织。本身是绝对多样性的，而又处于自身联系之中的；另一方面又必须被认作与为它排斥开的有生命的全体是结合一起的。个体性这一概念既包含与无限多样性相对立，又包含与无限多样性结合。一个人就他不同于一切元素，不同于在他外面的无限多的个体生命而言，他是一个个体生命；但是他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因为他同一切元素、他同在他外面的无限多的个体生命是一体的。他存在，只因为生命的全体是分裂成部分的，他本人只是一个部分，而所有其余的人是另一部分；他存在，只因为他并不是部分，没有任何东西是同他分离开的。如果我们假定，不可分割的生命是固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无限多的有生命之物看成生命的表现或显现。正因为我们设定了这些表现的多样性，同时也就设定了有生命之物的多样性，甚至无限的多样性，于是反思作用就把这种多样性固定下来当作静止的、持存的、固定的点或个体。反之，如果我们假定一个有生命之物，而且假定我们自己作为观察者，那么那被设定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之外的生命，就是一个具有无限多样性、无限对立，无限联系的无限生命；这个无限生命既是一种多样性，一种具有无限多的组织和个体的多样性，又是一种统一体，一个独特的有机全体，既是分离的又是结合的有机全体——这就是自然。自然是设定起来的生命，因为反思作用曾经提出了它的关于联系和分离，关于自为持存的个别（作为某种有限的东西）和联合而成的一般（共相，作为某种无限的东西）的概念，并且通过固执着这些概念、反思就把生命转变成了自然〔的观念〕。


    现在因为生命，作为有生命之物的无限性或者作为多形态的无限性，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一个无限的有限物、一个无局限性的局限性，并且因为有限与无限的这种结合与分离是在自然之内，所以自然本身并不是生命，而乃只是一种被反思作用固定起来的生命，虽说反思作用以最高贵的态度来对待它。 注236 因此那思维着和观察着自然界的生命仍然感觉到（或者无论用任何别的方式来称谓这种认识过程）这个矛盾，感觉到还存在于它自身和无限生命之间的这种唯一的对立。或者换句话说，理性仍然认识到这种设定生命和考察自然的片面性。这种思维的生命，从有死的、变灭的形态中，从无穷地自己与自己对立自己与自己斗争的形态中，提升出可以超脱消逝的有生命之物，提升出不是死的、不是互相残杀的多样性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统一，一种纯思维的抽象关系，而乃是全面活生生的、充满了力量的无限生命；这个生命就叫做上帝。这种无限生命并不只是在思维着或观察着，因为它的客体并不带有任何反思的东西、僵死的东西在自身内，〔而乃是拜崇的对象〕 注237 。


    人的这种〔自我〕 注238 提高，不是从有限提高到无限，（因为这些规定只是单纯反思的产物，由于这样，两者的分离是绝对的，）而是从有限的生命提高到无限的生命，这就是宗教。与〔僵死东西的〕 注239 抽象的杂多性相反对，我们可以把无限的生命叫做精神，因为精神乃是多样之物的活生生的统一，精神的这种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对立乃是与它自己的表现形态相对立（这种形态构成了包含在生命的概念中的多样性），而不是与精神分离开了的、僵死的、单纯的杂多性相对立。如果精神与多样性的关系是后面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精神就会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统一：这种统一被叫做〔抽象的〕法则，并且只能是一种单纯的思维之物和无生命之物。精神是同多样之物结合为一的活生生的规律，多样之物本身因而也是有生命的。当人把这种有生命的多样性设定为众多个体的全体，同时却又把它同有生命的事物结合起来，则这些个体生命就成为有机的器官，而那无限的全体就成为一个无限的生命的大全。如果人把无限的生命设定为全体的精神，并同时设定为在他外面的有生命之物（因为他本人是有限制的，）并且当他要提高其自身以达到这有生命之物并同它有最亲密结合时，同时又设定他自己自身为在他外面，（即在他这有限制者外面），那么他就在崇拜上帝。


    但是即使宇宙万物不复被设定为各个孤立，而是同时完全被认作与有生命的精神相联系，作为有生命者、作为有机的器官，那么在这种看法里，还会有某种东西被排斥在外，即一种死物质还仍然是一种不完满的东西、一种对立物。换句话说，如果宇宙万物只是被设定为在联系中的有机器官，那么就会把对立本身排斥掉了，但是生命恰好不应单单被看成结合、联系，而必须同时被看成对立过程。如果我说，生命是对立和联系的结合，则这种结合本身又可加以孤立并提出反驳说，这种结合是与非结合相对立的。因此我必须这样来表达我自己说，生命是结合与非结合的结合，这就是说，每一名词都是反思的产物，因此每一名词都可以被表明为被设定者，从而设定一物同时就表明另一物未被设定、被排斥在外。这种过程可以追逐至没有止境；但是这种过程必须因此永远制止，并谨记：例如，凡是叫做正题与反题的结合之物，并不是一个设定的东西，抽象理智的东西、反思的东西，而乃就反思来说，具有独特性格的东西，即是超出反思的存在。在有生命的全体里同时就设定了死亡、对立物、抽象理智，因为这里设定了一种本身是有生命的多样之物，而这种具有生命的多样之物，又可以设定其自身为一个全体。这样一来，它同时就是一部分，这就是说，对于这一部分来说，就有了某种死物，而这种死物本身对于别的东西来说也是死的。有生命之物的这种部分〔片面性〕存在在宗教中得到扬弃，有局限的生命被提高到无限。只有因为有限者本身就是生命，它才具有内在的可能性提高其自身到无限的生命。正由于这样，哲学必须停止在宗教前面，因为哲学是一种思维，因而一方面以非思维为它的对立物，一方面又有能思维者与被思维者的对立。哲学必须揭露一切有限之物的有限性，并且必须要求有限之物通过理性达到它们的完善化；哲学特别要认识到它自己的无限观念的欺骗性，因而必须把真的无限放置在欺骗性的范围之外。有限之提高到无限之所以标明自己是有限生命之提高到无限生命，之所以标明自己是宗教，乃只是由于在这里并没有把无限者的存在设定为由反思得来的存在，设定为无论是一种客观的东西或主观的东西，以致这种提高只不过是在有限物之外再加上有限物，而这加上的有限物又被认作一个被〔反思〕设定之物，其本身又被认作有限物，而且重新又须在这个有限物之外寻求有限物，并且要求这样连续下去以至无穷。理性的这种活动也是一种提高到无限，但是这种无限乃是一种 注240 〔坏的无限〕。


    ……〔以庙宇作为崇拜上帝的〕 注241 客观中心。因为这个中心对所有民族说来都是座西向东的庙宇，对于不可见的上帝的崇拜者们来说，这庙宇只不过是一间没有〔美的〕形象的特定的屋宇罢了，一块地方罢了。但是这个单纯的对立物、纯粹的客观东西、单纯的空阔的中心，必定不会老是停留在不完善的片面的客观性里，这就是说，它既然是独立自存的，它自身就可以通过它的体现形象而返回到自己的主观性。那有限者对无限者所感到的神圣的感情只有加上反思，通过反思的浸透，才能够达到完善。但是反思对于感情的关系只不过是对于感情的认识，认识到感情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只不过是对于感情的一种意识，意识到一种脱离情感的反思对一种脱离反思的感情的反思罢了。那纯粹的空间的客观性给许多人提供了一个联合的中心，而那体现为形象的客观性同时已经是它本来应该那样了，即它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客观性，而只是一种可能的客观性，因为已经有主观性同它〔联合中心〕相联合了。这种体现为形象的客观性可以被设想为现实的客观性，不过这种设想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并不是纯粹的客观性。这样，正如在上文 注242 ，时间的二律背反，亦即瞬间与生命〔实现所需〕的时间之间的二律背反，被设定为有必然性的那样，所以现在就设定了就对象方面看来的客体的二律背反。那在无边无际不可衡量的空间中的无限本质同时也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内，有如诗句中所说：


    那个一切天外之天都包容不下的他，


    现在却躺卧在玛利亚的怀抱里。 注243


    在宗教生活里，人对对象的关系，人的行为，被表明为把那些对象保持在生命中或者被表明为赋予那些对象以生命的过程，但是又必须使人谨记他自己的命运，由于命运的关系，他也必须承认客观事物作为客观事物而有其持久存在，或者甚至把有生命之物当作客观对象。也可能，把有生命之物加以对象化或当成客观事物只是一时如此，而不久之后，生命又会从对象中抽引出来，这就是说，生命又会从客观事物中解放出来，而且让那被压抑的东西 注244 有其自己生命或得到再生。不过有必要也使生命与对象处于持久的关系中，并且保持那些对象的客观性直到完全把它们消灭掉。甚至在通过前此〔崇拜仪式中〕的完善化过程而表示出来的增长了的宗教结合里也还有伪善的表现，即由于个人特别要求保留一部分财物给他自己。如果人一有了牢固地掌握财产在自己手中的要求，他就不会满足宗教所需要的消极的条件，即从绝对的客观性中解放出来，并把自己提高到超出有限生命的境界。这样他就不能够同无限的生命相结合，因为他还为自己保留某种东西，他还对于事物有所统治，并且还被束缚在依赖这些事物的境地。由于这个原因，他只是放弃他的财产的一部分作为献礼，因为享有财产是他的必然的命运，他的命运是有必然性的，并且是不能被剥夺的。当着神的面前〔即在祭坛前〕他销毁一部分财物，其余的部分他尽可能取消其私有性，而与朋友们共同享有。在祭坛前销毁一些财物，从否定私有财产来说，乃是无关宏旨的、微不足道的。但是通过这种无关宏旨的财物的消灭，亦即通过这种为消灭财物而消灭财物，他达到了他自己消灭财物的特殊目的；同时他通过与他自己的目的无关的财物的消灭，通过它们〔财物〕的完全无关系性亦即它们的死亡〔或牺牲〕，而完成了这些对象的客观性。即使有关联的消灭对象的必然性仍然存在，而这种无目的的为消灭财物而消灭财物的事情有时也会出现，而且这种事情还被证明为对于绝对对象的唯一的宗教态度。


    只需再约略提一下，其余的外部空间环境，〔如庙宇或教堂〕，作为进行崇拜的必要的区域，无需通过无用的美加以装饰，只消采取合目的的美化布置以暗示某种〔高尚神圣〕东西即行。而且崇拜仪式的本质在于扬弃对于客观的上帝之直观的或思维的静观，或者也可以说在于与欢乐中的有生命之物的主观性相混合，〔借助于〕歌唱、身体的动作，亦即借助于一种主观表现（这种表现如严肃的演说可以通过一种规则或节奏使其客观化或美化成为舞蹈），借助于各式各样的仪文、礼品的呈献、牺牲的安排等。此外，各式各样的表现和表现的主体要求一种活生生的统一性和秩序，而这又出于一个命令者、规定秩序者，这就是祭师，如果人们的外在生活曾经分裂为不同的部门以满足他们的不同需要的话，那么这位祭师也同样有他自己的不同的特殊地位。这里我们用不着考虑别的后果和那些后果的充分实现过程。


    这种较完善的结合在宗教内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种结合包含着有限生命之那样地被提高到无限生命，以致保留下来的有限的东西、受限制的东西，亦即单纯客观的或单纯主观的东西已是尽可能地少，而且每一个从这种提高和完善境界中产生出来的对立又重新弥合了。宗教是任何一种由有限到无限的提高，只要这无限被设定为一种无限的生命。这样一种提高是必要的，因为有限是以无限为条件的。但是某一代的人群的特定本性 注245 停留在哪一阶段的对立和结合上，就不确定的本性看来，乃是偶然的。最完善的谐和在某些民族那里，这就是说，在幸运的、快活的民族那里， 注246 是可能的，因为它们的生活是极少分离或分裂的可能。不快活的民族不能够达到那一阶段，反之，它们生活在分离状态中，必须 苦费心思以求保存其作为全体中的一个成员，以求保持自己的独立。它们不容许丧失这种独立；它们的最大骄傲在于必定坚持这种分离，并保持其一个方面〔的独立性〕。现在我们可以从主观性这方面把它当作独立性来考察，或者也可以把另一方面〔客观性〕作为异己的、疏远的、不可企及的客体来看。两者看来彼此并不矛盾的，虽说两者的分离愈强烈，则各个的自我愈益纯粹，同时客体也就愈益高高在人之上，远离于人之外，——这乃是两者必然的联系。内心世界愈益伟大和孤立，则外部世界也愈益伟大和孤立，如果后者被认作独立自存的，则人就似乎更受到束缚。但是人们固执着认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恰好正是主体受无限巨大的客体所统治的这种关系。至于人的意识究竟偏重哪一方面，那是偶然的：无论它或者倾向于敬畏一个上帝，这个上帝无限地超出一切天上之天，被崇奉为超出一切联系、一切关系，具有超绝的力量凌驾于一切自然界之上；或者它设定自身为一个纯粹自我，超出肉体的破灭和放光的太阳，超出千千万万的天体，超出无数多的新的太阳系，数倍于你们所有的人，你们的放光的太阳，——这都是偶然的。如果这种分离是无限的，那么无论你固执着主观一面或客观一面，那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两者的对立仍然保持着：绝对有限之物与绝对无限之物相对立。把有限生命提高到无限生命只能意味着把有限生命提高到超出 有限生命。无限者是最完善者只是就它与全体性，亦即有限有的无限性，相对立来说，而这种对立并没有在美妙的结合中得到扬弃。反之，两者的结合却被扬弃掉了，而对立便是自我的一种虚悬在一切自然之上，或者是自我依赖，也可以说，关联于一个超出一切自然的本质。这种宗教可能是崇高的、令人敬畏的，但却不是美丽的、人道的。因此这个反对一切、把一切践踏在脚下的自我，它所享受的福祉乃是时间内的一种现象，其意义基本上与依赖一个绝对的异己的，不能变成人身的本质相同，或者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绝对本质能够变成人身（因而在时间内）的话，那么，甚至在这种〔神与人、无限与有限，永恒与时间〕的结合里，仍然有一种绝对特殊的东西、仅仅是一种绝对单一的东西存留着。如果〔永恒与〕时间的结合是不高尚的和可耻的、则〔自我〕所享受的这种福祉将会是最有价值的、最高尚的。


    1800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