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狩猎者
3个月前 作者： 格雷厄姆
一
BBC电台里一个嘶哑的声音广播道：“各位听众，在我们播出北部纽卡斯尔音乐厅的管风琴独奏音乐会之前，伦敦警察局发来一份紧急通缉令：警方正在搜捕一名外国人，他护照上的名字是D。今天早上他曾被警方逮捕，在大使馆受到讯问，然后他攻击了使馆秘书并逃跑。此人年纪大约四十五岁，五英尺九英寸高，黑色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上髭浓密，下巴右边有一块疤痕。据悉此人携带着一支左轮手枪。”
女招待说：“真有意思，你下巴上也有个疤。你走吗？可别惹出麻烦来。”
“不会的，”D说，“不会。我得小心点儿，是不是？”
“出了这种事，真可怕，”女招待说，“当时我正在街上走，忽然看见前面有一群人。有人跳窗自杀了，他们说。我当然也停下来看一看。可是我什么也没看到，所以吃午饭的时候我到旅馆去了一趟。我想找爱尔丝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告诉我，死的人就是爱尔丝，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同爱尔丝是朋友？”
“可不是，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你一定感到非常震惊。”
“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像她这么年纪轻轻的，怎么可能呢？你不觉得这——也许——是件意外事故？”
“噢，不会是什么事故。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可以告诉你，这孩子很有心眼儿，外人猜不透。我遇见的人多了，我认为她一定是在爱情上受到了挫折。”
“你这样想？”
“是的——跟一个住在海伯里的有妇之夫谈恋爱。”
“你跟警察说了吗？”
“验尸的时候他们会叫我去的。”
“她自己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啊，没有。她不爱说话。可是有不少事你是可以看出来的。”D惊骇地望着她。啊，这就是友情。在这个女招待信口开河地胡编这个恋爱故事时，他望着她那双毫无心肝的棕色小眼睛。住在海伯里的那个人多半只存在于她罗曼蒂克的乌七八糟的脑海里。爱尔丝讲话总是用廉价爱情小说中的词句，难道这些书也都是从她这儿借去的？她接着说：“我想，他们无法解决的是怎么处理那个人的几个孩子。”从她的声音也可以听出来，她充满了创作的热情。爱尔丝已经死了，再也无法更深地伤害她了。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她编造一套瞎话。“爱尔丝爱他简直爱疯了。简直可以说是不能自拔。”
他把要付的钱放在自己的盘子旁边，说：“好了，听你讲这段——惊险故事，真是很有意思。”
“我可忘不了这件事。我告诉你——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了。”
他走到外面冰冷的暮色里。他之所以到这个咖啡馆来完全是件偶然的事，要不然就是因为咖啡馆离他住的旅馆只隔着两个街区。他需要立即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现在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件事——印着“使馆里的枪手”这一大标题的报纸广告到处都对他怒目而视。他们已经知道了他的面貌特征。他的罪名是使用假护照混入英国。有一家报纸不知从哪个人口里居然探听到消息，他住的旅馆有一个女仆上午自杀身亡了。这份报纸把这件事也刊登出来，而且在字里行间暗示这是一件疑案，暗示这件自杀案还有许多秘密有待发现……一点儿也不错，事情确实不能只停留在现在这个地方。
他把心一横，沿着马路向自己住的旅馆走去。雾气差不多已经散尽了。他觉得自己好像舞台上的演员，在幕布拉开后，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他怀疑旅馆门前会不会站着一个警察。他沿着栏杆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把一张报纸举在脸前，假装边走边读报纸……旅馆前边并没有人，门像平常一样敞开着。他很快地走进去，穿过第二道玻璃门，随手把门关上。钥匙都挂在挂钩上，他取下自己房门的那把。一个声音——老板娘的声音——在二楼上喊道：“是穆克里先生吗？”
他应了一声“是我”，暗自祈祷穆克里先生没有什么口头禅……如果单听口音的话，两个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老板娘对他搭了腔似乎感到满意。他没听到她再说什么。整个旅馆显得出奇的安静，好像刚被死神触摸过。餐厅里没有刀叉的磕碰声，厨房里也没有人讲话。他从铺着地毯的楼梯蹑手蹑脚地往楼上走。老板娘的房间门半掩着，他从门前闪过去，踏上木头的楼梯。她是从哪个窗口跳下来的呢？他把钥匙插进自己房间的锁孔，把门轻轻打开。外面不知道是谁在什么地方咳嗽，一声连一声地传到他耳朵里来。他把门开了一条缝，他想听清门外的动静。早晚他会听到K先生的声音。他已经盘算好，K先生是最容易对付的一个人，只要稍微用点力，他会比老板娘更快吐露真情的。
他转身走进朦胧的房间。因为死了人，屋子里的窗帘已经拉上了。他走到床边，突然全身一震。爱尔丝的尸体正停在他的床上，已经装殓好准备下葬。难道他们还要等尸体检验？可能这家旅馆只有他这个房间是空的——爱尔丝自己的一间没准儿已经让接班的人占据了——生活仍旧按常规继续下去。她躺在那里，僵直，干干净净，但又很不自然。人们总是说，死了就跟睡觉一样，这是不对的。死就是死，跟什么也不一样。他想起曾经见过笼子里的一只死鸟，仰面躺着，两爪僵直，像是葡萄梗，看着真是一点生气也没有。他也看见过空袭后街上的死人，他们的姿势都非常奇怪，总是扭曲着——像是母体里的无数胚胎。但他现在看到的却完全不同，这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摆布出来的独特的姿势。痛苦和睡眠都不会这样躺着。
有的人也许会为她祈祷。这是一种消极的反应，而他却一心想用行动来抚慰她的亡灵。她的尸体躺在那里好像把他对痛苦的恐惧完全消除了，他再也不怕在任何一条荒僻的公路上只身面对凶暴的汽车司机。他觉得恐惧再也无足轻重了。他没有对她的尸体说什么，它什么也听不见了，它不再是她了。这时他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他藏在窗帘后面，坐在窗台上，把两只脚从地板上提起来。屋子里的电灯打开了。老板娘的声音说：“我发誓曾经把门锁上了。喏，她就停在那儿。”
一个女人的热切的、充满感情的声音说：“你看她多美啊!”
“她总是谈起你，克拉拉。”老板娘语调低沉地说。
“可怜的孩子……她当然会谈起我。你想，她为什么要……？”
“谁也不了解另外一个人的心思，你说是不是？”D从窗帘的夹缝里看到两个谈话者中的一个——一个年轻姑娘，生着一张美丽而粗俗的面孔，泪痕未干。这个姑娘问：“是从这间屋子的窗户吗？”她的声音里含着畏惧的感情。
“可不是。就是从那个窗户。”
这个窗户。为什么她不挣扎呢？他想。为什么没有留下引起警察注意的痕迹？
“是从这个窗户吗？”
“是。”
她们开始往窗户这边走过来。是不是这两个人想仔细看一看出事地点？那可就要发现他了。脚步声一点一点向他移近，但是忽然又停住了，因为克拉拉又讲起话来：
“她要是到我那里去，就不会出事了。”
“在那个人到这里来以前，”老板娘说，“她在我这儿过得很好。”
“那个人肯定做了亏心事。她给我写信说要跟他走，我可没想到是这么个走法。”D心想：这么说那封信也一点儿不起作用了。这个可怜的孩子，脑子里充满了爱情小说的词句，直到最后也没把事情说清楚。
老板娘说：“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去把穆克里先生找来。他非常想最后见她一面。”
“你尽管去找吧。”克拉拉说。他听见老板娘走出了屋子。从窗帘的夹缝里看得到克拉拉正在化妆——涂粉、抹口红。房间外边响起脚步声。克拉拉并没有把眼泪抹掉，脸上应该带着点儿眼泪。
回来的是老板娘，只有她一个人。老板娘说：“真奇怪。穆克里先生没在房间里。”
“也许还没回来吧。”
“我听见他回来了。他在门厅里自己取的钥匙。我跟他打招呼，他还应了一声呢。”
“也许他——你知道——在那个地方。”
“没有。我推了一下门。”老板娘感到很不安，她说，“我真不懂是怎么回事。有人进来过。”
克拉拉说：“出了这种事，有点儿叫人疑神疑鬼的，是不是？”
“我想我该到楼上去看一眼了，”老板娘说，“我得把那间屋子整理一下，叫新来的女仆住。”
“爱尔丝不太注意整洁，是吗？可怜的孩子。我猜想，她到我那儿也不太合适。我那儿有上流社会的男友来，家里得像个样子。”克拉拉正好站在窗帘的夹缝前边，她有些得意地望着被布盖上的尸体。“好啦，我得走了。一位绅士跟我约定了，准八点到我家去。他不喜欢不守时。”克拉拉的身体移动到D的视线之外。老板娘的声音说：“我不陪你下楼了，亲爱的。你不会介意吧？有些事……”
D把手放在手枪上，等待着。电灯熄了。关门的声音。钥匙在锁孔里响了一下，老板娘一定随身带着一把钥匙。D等她走远了才从窗帘后走出来。他没有再看一眼床上的尸体，没有声音，不会思想，爱尔丝已经不再引起他的兴趣了。如果一个人相信上帝，也许会相信爱尔丝现在是得救了，不用再受苦受难，有了更好的归宿。你也许会把恶人受报应的事交给上帝去安排……因为凶手干的事不过是把被害者还给上帝，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应。但问题是，D并没有特殊的信仰。在他的心目中，如果做坏事而得不到惩罚，这个世界就成了一片混沌，他的生活就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他把锁从门里边打开了。
老板娘正在楼上跟人说话。D轻轻把门关上。他并没有锁上——叫他们去疑神疑鬼吧。突然，他听到了K的声音：“我想你准是忘了。还会有别的什么人？”
“我是不会忘事的，”老板娘说，“再说，如果不是穆克里先生，搭腔的是谁呢？”
“没准儿他又出去了。”
“不会。他不是那种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人。”
空气里有一股刺鼻的油漆味。D慢慢地走上楼去。他现在可以看到屋子里的情况了。屋子里开着灯。D俯身在黑暗的楼梯阴影里向里面窥视。K先生站在窗户前边，手里拿着一把漆刷。D一下子就明白了：爱尔丝是从她自己房间的窗户掉下去的。窗台上曾经有一些痕迹，现在已经没有了。屋子已经为新来的女仆重新收拾过，墙壁刷白了，到处干干净净，什么地方也看不出犯罪的痕迹了。但是K先生使用油漆刷子时手脚很笨——他们不敢找另一个懂行的——不仅西服上衣有好几块绿漆，而且连金属框的眼镜也沾上漆点了。他说：“到底是谁呢？”
“我想到的是D。”
“他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可是他对自己说的话也没把握，马上又像吵架似的加了一句，“他想必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吧？”
“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多大的胆子都有。”
“可他不知道啊。你真的以为他现在就在这幢房子里——在哪儿藏着吗？也许——在她那间屋子里。”听得出来他已经有些害怕了。“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说不定是来找咱们的。”
看到K先生的脸在眼镜后边抽搐起来，D先生非常舒服。毫无疑问，对这个人只要施加一点儿压力，他就会吐露真相的。K先生又说：“啊，上帝，收音机里说，他还带着一支枪呢……”
“说话别这么大嗓门。说不定他正听咱们讲话呢。咱们弄不准他在什么地方。我记得清清楚楚曾把那间屋子的门锁上了。”
K先生对她尖声吼叫起来：“他有没有钥匙你总该清楚吧？”
“嘘!”老板娘心里也不踏实了——一张斑斑点点的大脸更加灰白了。“要是刚才我跟克拉拉在那间屋子里，他就躲在我们身边的话，那可太……”
D开始一步步地退下楼梯来。他听见K先生没好气地喊：“别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又听见老板娘轻蔑的声音：“咱们得把事情弄清楚。我下楼去看看他的钥匙在不在架子上挂着。如果钥匙没有了，咱们就给警察局打电话。”她有些犹犹豫豫地说。
D快步走下楼去，他不再管楼梯是否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也不去想会不会在三楼上碰见那个印度客人——说不定那个人已经卷铺盖走了，谁愿意住在一家死了人的旅馆里？他一个人也没碰见。他把钥匙挂在架子上——他要办的这件复仇的事不需要惊动警察——站在餐厅门后边支棱着耳朵听着。他听见老板娘小心谨慎地走到楼下的前厅里，喘着粗气，大声喊道：“钥匙在这儿呢。”他又听见K先生在楼上走动的声音。K先生脚步匆忙，油漆在桶里发出拍溅的响声。老板娘好像报喜似的又在大声喊：“准是我弄错了。你走过那间屋子的时候推推门，看看锁上了没有。”
“我不干。”
“傻瓜，你就推一推。我一分钟以前把它锁好的。”
K先生气喘吁吁地向楼下喊：“锁已经打开了。”
D从叶兰花上面的一面镜子里望到了她的脸，脸上的神色不只是恐惧，还有算计和窥伺……他忽然想：她也许不想叫警察来，因为楼上刚刚涂过油漆，整个旅馆充满了油漆气味。她引起的怀疑越少，事情就对她越有利。K先生这时已经到了楼下的前厅里，只听他焦虑不安地说：“你大概是记错了，自以为把门锁上了。他没有这个胆子。”
“那我听到的声音呢？”
“当然是穆克里先生的。”
“好吧，”她说，“穆克里先生这不是来了!你可以自己问问他。”前厅的门打开了。D在镜子里看到了她的眼睛……心事重重，正在盘算着什么……她说：“你回来晚了，穆克里先生。我以为十分钟以前就听到你的声音了……”
“那不是我，太太。我今天很忙，非常忙……访问了很多邻居。”
“啊，上帝，”K先生说，“你是在……”
“你在忙些什么，穆克里先生？”
“啊——希望你们别见怪——你们有一句话：‘戏已经开场了’，对不对？自从那可怜的孩子自杀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时机——进行社会调査。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门德瑞尔太太，于是我们这些群众心理观测家就开始调査了。”
调査什么？D迷惑不解。他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一直忙着搜集材料。对于这件自杀案的种种解释——海伯里的一个有妇之夫啊，兰伯兹的一个年轻人啊，等等——当然了，这都是臆测，但这却说明了人们的脑子对这件事的反应。我们当然知道，是那位外国绅士……”
“听我说，”K先生说，“听我说，我可不在这儿待着了。去叫警察吧。”
穆克里先生不以为然地说：“很多人都有些歇斯底里。你可能对这个感兴趣，门德瑞尔太太。有一个人说那个女孩子坠楼的时候她正好看到了。实际上她并没看到。”
“没看到？”
“没有。因为她把窗户说错了。别的什么都对——因为她看了报，你知道，所以别的细节她都知道——什么你正在场啦，想拉住她啦……还有那尖叫的声音……什么她都知道。但是她把窗户说错了。这真有意思，我觉得。”
“你搜集这些材料干什么？”老板娘问。
“我用我的皇冠牌小打字机打下来，把材料送交组织调査的人。我们管这个叫群众心理调査。”
“以后要印出来吗？”
“他们留起来作档案资料。也许有一天收在一本厚书里——不登我的名字。”他不无遗憾地补充说，“我们只是为了科学而工作。”
K先生说：“你得去叫警察了。”
“别犯傻了。”老板娘一点儿也不客气地说。她解释道：“他总是以为自己看到了那个人——就是把爱尔丝逼上死路的那个人，你知道——走到哪儿他都以为看见了那个人。”
穆克里先生机械地说：“真有意思。”他打了个喷嚏，“啊，油漆味。这也很有意思。你们是不是很讲求实际——正在消除痕迹——或者这是一种迷信？”
“你说痕迹是什么意思？”K先生紧张地问。
“啊，我是说一些污垢、脏痕……你们这样一家像样的旅馆理应干干净净，反正你们早已计划粉刷一次，所以就趁现在做了。要不然，也许是出于迷信。因为旅馆里死了人。你们知道，西非的某些部落就有这种迷信。只要死了人，他们就把死人的东西全部毁掉，衣服啊，房子啊，什么都不留。他们想彻底忘掉死人的事。我很想知道，你们重新粉刷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
K先生说：“我走了。我受不了。如果你还要人帮忙……”
D突然发现，老板娘从镜子里也完全可以看到自己。他们俩的目光对在一起了。老板娘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关系。有穆克里先生在这里。你自己可要当心一点儿。”她转过身来对那个印度人说：“你不是要看看尸体吗，穆克里先生？”
“是的，如果方便的话。我买来一些花……这是迷信，但也有实用价值。花的香气……”
“一般来说，我不喜欢在卧室里摆花。但是出了这样的事，我想放一点儿花也没有什么。”
D紧紧地盯着她，她也从镜子里看着他。有的人会这样互相枪击，D想。在电影里，借助一面镜子。
K先生说：“我走了，玛丽。”好像除了老板娘那句冷酷的警告外，他还期待着什么似的。正如D从镜子里看到，老板娘似乎在鼓励他干出最坏的事来。她很强壮，她不是那么容易被别人的气势压倒的人。身体方方正正，满脸斑点，意志坚强，这个女人好像正在把一个牺牲品交到他手里……
穆克里先生说：“等一会儿。我想，我在吃早饭的时候把眼镜放在餐厅里了。”D把手枪从口袋里拿出来，等待着。
“啊，不会的，穆克里先生，”老板娘说，“你会在你的房间里找到的。我们总是把客人落掉的东西收起来。”她用一只手挽着他的胳臂向楼上走去。穆克里先生拿着几枝不很干净的花，用报纸裹着。说起来也真怪，只因为发生了一次暴力事件，就可能改变整个世界。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本来想把他处置掉，没想到他现在倒有一种安全感了……因为他如今一心要复仇，别的什么也不去想了，连他担负的重大职责暂时也置诸脑后了……那天早晨还是他在欢迎穆克里先生，现在欢迎这个印度人的却变成他们了。
前厅的门关上了，他随着K先生走到街上。K先生夹着一把雨伞，步子很快，并没有回头看。D落在他身后大约二十步远，两人很快地向格雷律师学院路走去。D并不想遮掩自己的行迹，他料想K先生绝不敢叫警察。K过马路的时候他也跟着过马路，K停下来他也跟着停下来。最后，K一定是发现了身后的脚步声，他突然在人行道上一处公共汽车站停下来，就像一只野兽被猎人追急了反身相向一样。他转过身来看着D一步步向他走来，他拿着一支纸烟，纸烟在他手中索索地抖动着。他说：“对不起，借个火可以吗？”
“当然可以。”D擦着了一根火柴，递了过去，火柴的光照亮了他的两只近视眼，眼中充满了惊惧的神色。这双眼睛打量了对方一会儿，逐渐变得释然了，他并没有认出D来。没想到刮掉胡须竟有这么大差别。真叫人吃惊。K先生用另外一只手把抖动的纸烟拿稳，说：“我看到您口袋里带着一份报纸。能借给我看看吗？”K先生是一个只要能借就绝不自己出钱买东西的人，他省了一根火柴，又省下一份报纸的钱。
“你拿去吧。”D说。K先生同D见过两次，这时他似乎听到对方的声音有些耳熟，不禁又担心起来。他狠狠盯了D一眼，立刻又低头看起报来。他还没有看清对方是谁。一辆公共汽车开进站来。他说了声“谢谢你”，就上了汽车。D紧跟着他走到汽车的顶层上。两人一前一后摇摇晃晃地找座位。K先生在前排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来，D坐在他后面一排。K先生猛地一抬头，看到D映在窗玻璃上的面孔。他顾不得看报了，开始沉思起来。他坐在那里，缩着肩，身上的一件破旧大衣像猫皮一样给人一种生了癫病的感觉。
公共汽车转入霍本。人们正排成长队走进韦斯顿音乐厅。从街道两旁的大橱窗里可以看到室内的办公家具。一家牛奶店，更多的家具。公共汽车这时正向西开。D也借助窗玻璃观察K先生的脸。这个人在哪儿住？他有胆量回家吗？汽车这时穿过了圣吉尔斯圆环，转入了牛津街。K先生向窗外望去，他看到在岗位上值班的警察，看到在阿斯托里亚饭店外面跳舞的男男女女，脸上流露出依恋的神色。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他想看得更清楚些。报纸铺在他的膝头上，打开的正是登载着枪手大闹使馆那一版。他开始读起这篇报道来；他似乎更相信报纸上的描述，而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他又偷偷地瞟了D一眼，这次他的目光正好落到D脸上的疤痕上，不禁“噢”的一声叫出了声音。
“你是跟我说话吗？”D探着身子问。
“我？啊，没有。”K先生说。他干咳了几声——咳、咳、咳。他站起身来，身体随着汽车的晃动左摇右摆。
“你在这站下车吗？”
“我？是的，是的。”
“我也是，”D说，“你好像是生病了，要不要我帮你一把？”
“不用，不用。我很好。”
他向车门走去，D紧跟在他后面。
他们俩肩并肩地站在人行道上，等着交通信号灯放行。D说：“现在好多了，是不是？”他有一种幸灾乐祸、不顾一切的感觉，他甚至因为这种激动的心情而有些发抖。
“你说什么好多了？”K先生问。
“我是说天气。今天早上还是大雾。”
交通信号灯变换成绿色，他们两人并排走进了邦德街。D发现K先生不断地斜眼看着铺面的窗玻璃，想通过玻璃观察走在他身边的人。但是他什么也看不清，贫困和读书已经把他的视力毁掉了。他不敢直接开口问。看来只要D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也就装糊涂不把他当作D。
K先生突然把身子一转，拐进一个门道，走入一条幽暗的过道，他像小跑似的向过道尽头的灯光奔去。D觉得这条过道有些熟悉，他刚才的思想过于集中，没有注意他们走进了一幢什么建筑物。他一步不落地紧紧跟着K先生。一架老旧的电梯吱吱嘎嘎地降了下来，门口正对着D的猎物。K先生突然尖声喊叫起来，他的声音顺着电梯的升降井一直传到楼上的房间：“你老是跟着我。你跟着我干什么？”
D和和气气地说：“你应该说世界语呀——对你的学生。”他把手亲密地放在K先生的袖子上，“我没想到，蓄不蓄胡须会有这么大区别。”
K先生一把拉开了电梯门。他说：“我不想同你打交道。”
“咱们俩不是站在一边的人吗？”
“你的工作已经有人接替了。”
D轻轻地把他往电梯里一推，顺手把电梯的门关上，说道：“我忘了。今天晚上举行晚会，对不对？”
“你应该回家了。”
“我被事情耽搁住了。你一定知道是什么事。”他按了一下开关，电梯在两层楼之间停住了。
K先生说：“你为什么让电梯停住了？”他靠在电梯壁上，眼睛在金属框的镜片后面眨动着。楼上不知什么人正在弹钢琴，弹得很蹩脚。
D说：“你看过高尔德索伯写的侦探小说吗？”
“让我出去。”K先生说。
“学校教师一般都爱读侦探小说。”
“我要喊了，”K先生说，“我要喊了。”
“在开晚会的时候喊叫可有失体统。顺便说一下，你衣服上还沾着油漆呢。你太不聪明了。”
“你要干什么？”
“穆克里先生遇到的一个女人是个目击者，她看见的是另外一个窗户。这真是太巧了。”
“我没在场，”K先生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真有意思。”
“让我出去。”
“我刚才给你讲高尔德索伯的侦探小说还没讲完呢。一个人在电梯里把另外一个人杀了。他让电梯降到楼下。自己走出来，走到楼上。再按电钮让电梯升到上面。他当着别的见证人的面打开门，发现了里面的尸体。当然了，他很幸运地逃避了杀人的罪名。要想杀人就必须有一只走运的手。”
“你不敢杀我的。”
“我只是在给你讲高尔德索伯的小说。”
K先生有气无力地说：“没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作家的名字是你胡诌的。”
“他是用世界语写作的，你知道。”
K先生说：“警察正在捉你呢。你还是快逃吧——快。”
“他们没有我的照片。关于我的相貌特征的描写也都不对。”他语气温和地说，“要是有办法把你顺着电梯井扔下去就好了。你要受到惩罚，你知道，这是你罪有应得……”
突然间，电梯又向上开动了。K先生像取得胜利似的说：“电梯动了，你瞧。你还是快点溜吧。”电梯摇摇晃晃、缓缓地升到三楼上——三楼是《心灵健康》杂志的办公室。
D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这么多嘴。你看到报上登着我有一支手枪的事了。”
“你应该担心的人不是我，”K先生说，“我对你没有恶意。可是卡彭特小姐或者贝娄斯博士……”
他的话没有说完，电梯已经停住了，贝娄斯从一间大会客室里走出来向他们俩打招呼。一个穿着棕色绸衣的半老徐娘走进电梯来，挥了挥手。她的手上戴着许多假首饰，像是黏附在船底的一堆甲壳动物。她又尖着嗓子说了一句谁也没听懂的话。贝娄斯博士说：“晚上好，晚上好。”对D和K先生笑脸相迎。
K先生瞪大了眼睛瞧着他，等待着。D的一只手揣在口袋里，但是贝娄斯博士对今天发生的新闻似乎毫无所闻。他拉着每人的一只手，热情地握着。他说：“对于新学员我可以破例讲几句英语。”接着他又疑惑不解地说，“你一定是个新学员。我想我认识你……”
D说：“你在寻找我的胡子。”
“一点儿不错。你把胡须剃掉了。”
“我下了决心——学一种新语</a>言我得面目一新。你看没看今天的晚报？”
“没有，”贝娄斯博士说，“对不起，咱们别谈这个。我这个人从来不看报。我发现，一本好的周刊会筛掉所有的谣言、刊登确信的新闻。所有重要的消息周刊上都有，让人减少很多烦恼。”
“这是个好主意。”
“我也向别人推荐这个方法。卡彭特小姐，我的秘书——你认识她——也采纳了。自从这样阅读新闻以后，她比过去快活多了。”
“这的确是个叫人快活的方法。”D说。他这时发现，K先生已经溜走了。“我一定要跟卡彭特小姐谈谈这件事。”
“她正在招待大家喝咖啡，你会找到她的。开晚会的时候我们不必严格遵守这里的规则。当然了，如果可能，我还是希望大家说世界语——但晚会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互相见见面。”他领着D走进会客厅。台子上摆着一把大咖啡壶、一盘盘小甜饼。卡彭特小姐隔着烟雾腾腾的水蒸气向他们挥手致意。她仍然穿着那件蓝色的大毛衣。“晚上好。”她招呼D说，“晚上好。”十几张面孔一齐向他这面转过来。D看到的是儿童百科全书中的一页插图：世界不同人种的大展览。其中有不少戴着眼镜的东方人。K先生也在这群人里面，手中拿着块小甜饼，但却没有吃。
“我一定要把你介绍给我们的泰国人。”贝娄斯博士说。
他轻轻地推着D，向屋子的另一头走去。“这位是D先生。这是李博士。”
李博士戴的眼镜镜片很厚，他有些困惑不解地盯着D。“晚上好。”他说。
“晚安。”D说。
谈话在皮制扶手椅之间时断时续地进行着。有人在某个角落突然高声讲了几句，然后又沉寂无声了，像是植物缺少养料而枯萎下去一样。卡彭特小姐给大家倒咖啡；K先生盯着手里的小甜饼；贝娄斯博士一会儿游荡到这里，一会儿游荡到那里，像是不能坚定持久的爱情。他的一头白发梳理得非常光滑，风度高雅却意志不坚。
D说：“一位理想主义者。”
“什么？”
“我刚刚学习世界语，”D说，“我还不能用这种语言交谈。”
“什么？”李博士神色冷峻地说。他的眼睛在厚镜片后面眯缝着，像是两个舷窗。他紧紧盯着D，似乎害怕他做出什么野蛮的举动来。K先生悄悄地向门边溜去，手里仍然拿着那块甜饼。
李博士厉声说：“说世界语。”
“说英语。”
“不，”李博士十分气恼，口气坚决地说，“不说。”
“对不起，”D说，“我有点儿事。”他很快地走到屋子的另一头，拉住K先生的胳膊说：“咱们不能马上就走。别叫人起疑。”
K先生说：“让我走，我求求你，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不舒服。”
贝娄斯博士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说：“你同李博士谈得怎么样？他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楚拉兰卡兰纳大学</a>的教授。这让我对泰国抱有很大的希望。”
“我跟他谈话很困难，”D说，“他大概不会说英语。”他的一只手始终挽着K先生的胳膊。
“噢，”贝娄斯博士说，“他的英语说得好极了。但是他认为——他的想法当然很有道理——学习世界语的唯一目的就是用世界语讲话。同大多数东方人一样，他的性格有些固执。”他们三个人的目光一起转向李博士。李博士眼睛半睁半闭地静静地站在一处。贝娄斯博士向他走过去，两人开始用世界语认真地交谈起来。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在倾听这位世界语的发明人如何运用这种语言讲话。这对他们是一种特权。贝娄斯博士像是一个滑冰运动员，正飞快地在障碍物之间绕来绕去。
K先生很快地说：“我受不了。你缠住我不放到底是为什么？”
“为了一点儿正义。”D轻声说。他一点儿也不怜悯K先生。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场合里——由办公室、咖啡、自制糕点、穿着小得难穿的过时晚礼服的形容憔悴的女人和戴着眼镜、充满商人气息的精明的东方人构成的背景前面——K先生更加不像那种遭受不幸、值得同情的人了。贝娄斯博士又走回来了。他说：“李博士让我转达说，他很愿意再同你见面——等你世界语学得更好一点儿的时候。”他露出了若有似无的笑容，接着说：“性格真是坚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信仰坚定的人。真的没有，在全国也找不到。”
D说：“我和K先生感到很抱歉，我们该走了。”
“这么早就走？我很想再介绍你认识一位罗马尼亚的女士呢。啊，我看见了，她正在同李博士谈话。”他从屋子的这一头向那两个人笑了笑，倒好像他们是一对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羞羞涩涩，他在旁边给他们鼓气似的。贝娄斯博士说：“看啊!我就是这么想的。要的是思想交流而不是误解纠纷……”D想，罗马尼亚同暹罗大概很少可能闹什么纠纷……但是贝娄斯博士又走到别处去了，他正在给毫无关联的国家牵线搭桥。卡彭特小姐站在大咖啡壶后面满脸堆笑。
D说：“咱们该走了。”
“我不走。我要送卡彭特小姐回家去。”
D说：“我可以等你。”
他走到窗前，俯视下面的街道。公共汽车像大甲虫似的在牛津街上缓缓移动。在对面一座建筑物的房顶后面，灯光拼写出了重要新闻的标题：足球赛2∶1。远处人行道上几个警察列队走进马尔伯勒街。还有什么新闻？灯光逐渐消失后又重新亮起。另一条最新报道……五千难民……四次空袭……这像是来自他祖国的一系列信号——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还浪费时间？什么时候回来？他想到爆炸后扬起的烟尘和天空中飞机的嗡嗡声，他非常怀念祖国。一个人应该因为某些事物热爱自己的国家，哪怕是它的痛苦和暴力行动。L同本迪池达成协议了吗？他很想知道。他已经被排斥在这项交易的大门外了。他正由于杀人嫌疑被警察通缉，在这个令人起敬的国家里他再有什么证明文件也不起作用了。他又想到那个小女孩在窗前喊叫的情景，拼命挣扎，指甲在窗框上抓了好多道道，最后从雾气里摔到下面的人行道上。像她这样死于非命的人真是成千上万。她好像通过自己的惨死终于归化到他的国家，成为他国家的一个女孩了。死亡是他的领域，比起活人来，他对死人和将要死的人有更多的爱。贝娄斯博士也好，卡彭特小姐也好，因为他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自鸣得意，因此就被剥夺了真实感。除非他们也受到死亡威胁，他是不会把他们当作真实人物的。
他从窗前转回来，对卡彭特小姐说：“这里有没有电话？我想用一下。”
“当然有。在贝娄斯博士的办公室里。”
他说：“我听说K先生准备送你回去。”
“啊，K先生，你太好了。真不应该麻烦你。到摩尔登路去可不近呢。”
“不麻烦。”K先生嘟哝了一声。他手里仍然拿着那块小甜饼，倒好像那是一块身份证明牌，死后人们可以用它来辨明是谁的尸体。
D打开贝娄斯博士房间的门，马上道了声对不起。一位生着日耳曼人头颅、胡须剃净的中年人同一位瘦骨嶙峋的女士偷偷跑到这间屋子里，正在贝娄斯博士的写字台上坐着。闻得到屋子里有一股洋葱味，这两个人中不知是哪个肯定刚刚吃过牛排。“对不起，我来打个电话。”瘦骨嶙峋的女士咯咯地笑起来。她长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吸引人，手腕上戴着一块很大的手表，衣领上别着一枚苏格兰猎狐犬形的别针。
“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德国男人连忙说，“咱们走吧，温尼弗雷德。”他在门口身体僵直地向D鞠了一躬。“柯尔达，”他说，“柯尔达。”
“柯尔达？”
“世界语，意思是‘心肝宝贝’。”
“啊，是这样。”
“我对英国女孩子很有好感。”德国人坦率地解释说。
“是吗？”
徳国人紧紧握住温尼弗雷德的一只骨瘦如柴的手。这个女孩子的牙齿很不整齐，头发呈灰鼠色，看到她你马上会猜到她的生活背景：黑板，粉笔末，小学</a>生向她请假上厕所，星期日带着狗到荒野散步……
“英国女孩子非常天真。”德国人补充道。他又鞠了一躬，然后把门关上。
D拨通了本迪池勋爵家的电话。他问：“库伦小姐在家吗？”
“库伦小姐不住在这儿。”D这次比较走运，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不是上次那个男仆——那人说不定还会听出他的声音。D说：“我在电话簿里査不到她的电话号码。你能不能告诉我？”
“噢，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么做。”
“我是她的一个老朋友。路过英国，只停留一两天。”
“是吗？”
“她会很失望的，如果……”
“是吗？”
“她特别嘱咐我……”
“库伦小姐的电话号码是梅费尔区3012。”
他又拨了一次电话，等待着。K先生会不会溜掉，完全要看卡彭特小姐能不能把他留住了。D知道传统礼仪有时比恐怖力量还大——特别是当恐怖还只是一种朦胧意识，你并不完全相信的时候。要真正懂得害怕也得有个学习过程。他问：“库伦小姐在家吗？”
“我想她不在。你先别挂上。”即使他自己买不到煤，也一定得想个办法不叫L买到。只要他能证明那件谋杀案……只要他能证明那是一次谋杀……
罗丝的声音突然在他耳旁响起来：“是谁啊？”
他说：“克罗威尔。”
“你有什么事？我不认识叫克罗威尔的人。”
“我住在柴斯特花园，3号。离大使馆只有两三个门。”
电话线的另一端出现了片刻沉寂。D又接着说：“当然了，如果你也相信那个故事——那件所谓的自杀事件——你今天晚上可以叫警察来。或者，要是你觉得我根本就不是D的话。”
她没有回答。是不是把电话挂上了？D又说：“那个女孩子当然是被人谋害的。做得很巧妙，是不是？”
她突然怒气冲冲地说：“你关心的就是这件事？”
他说：“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把他杀死……我现在还不太有把握……我要找到真正的凶手。杀也只能杀一个人，不能冤枉了别人。”
“你发疯了。你就不能赶快离开这儿回国去？”
“他们可能会枪毙我的。这倒也没什么。可是我不想叫L……”
她说：“你太晚了。他们已经签字了。”
“我怕……”他说，“你知道合同是怎么写的？我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办法把煤运出港口去。有一个中立国协约呀。”
她说：“我问问福尔特是怎么回事。”
“他也签字了？”
“他也签了。”又有人弹起钢琴来，还有人在唱歌。唱的多半是个世界语的歌曲，“柯尔达”这个词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她马上接着说：“他也只好这样做了。”她在为他辩解，“既然别的人都签了字……所有的股东……”
“当然了。”因为她居然出面为福布斯辩护，D心中有一种奇怪的嫉妒的感觉。他觉得这就像一只冻僵的手又恢复了知觉一样。他并没有爱上这个女孩子，他已经不可能爱任何活着的人了，尽管如此，那嫉妒的感情还是刺疼了他。
她说：“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我在电话里听到一些非常古怪的声音。”
“在一个晚会上，”他说，“至少他们管这个叫晚会。是世界语学校主办的。”
“你是个大傻瓜，”她绝望地说，“你还不明白他们正在缉捕你吗？抗拒逮捕，伪造护照，天知道还有什么罪名。”
他说：“我在这里似乎很安全。我们正在吃小甜饼。”
“你干吗这么傻？她说你的年纪够大了——不是吗？——你应该有能力保护自己。”
他说：“你能不能替我打听一下——从福布斯那里？”
“你真的想那么做——你刚才说的杀人的事？”
“是的，我准备这样。”
她的声音突然从话筒里非常清晰地传出来，就好像站在他身旁似的。听得出她非常气愤，正在谴责他：“这么说你还是爱上了那个小丫头？”
“不是，”他说，“我对她就跟对别的人一样，并没有特殊的感情。今天一天就有四次空袭。我敢说，除了她以外，他们已经害死了五十个像她这样的孩子了……应该报复他们一下。”他突然觉得这一切是多么荒谬。他到英国来的身份是充当秘密使节，他来的目的是谈一项与他的国家命运攸关的煤炭交易。库伦小姐是位年轻姑娘，是他购煤要找的一位贵族的女儿，另外，她多半还是某个福布斯先生的情人，而福布斯也拥有好几座煤矿，在谢波德市场还养着一个情妇(这件事倒无关紧要)。一个小姑娘被旅馆的老板娘或者K先生杀害了——他们尽管是自己人，但干这件事很可能是受了叛徒唆使。情况就是这样，既有阴谋诡计，又牵涉政治与刑事犯罪。但现在他同库伦小姐在电话里通话却充满了人情味，互相嫉妒，好像在谈恋爱，好像是和平年代，人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在这个天地里自由行动。
她说：“我不相信。你一定爱过她。”
“我想她最多不过十四岁。”
“啊，我敢说你已经到了喜欢小姑娘的年龄。”
“没有。”
“可你在这里不能干那件事——杀人，我是说——你还不懂？他们会吊死你的。只有爱尔兰人才为了复仇互相杀人，而他们总是要被吊死的。”
“啊，好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天啊，”她说，“门一直开着。”沉默了片刻，她又说，“说不定我把你的行踪给泄露了。他们会猜到——报纸上登了那么多。也许警察局正在窃听我的电话。他们可以从楼下的一台电话机拨999。”
“你说的他们是谁？”
“啊，女仆或者我的朋友。谁都不可靠。快离开那儿——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
“好吧，”他说，“我也该走了。晚安。”
“你说什么？”
“世界语——晚安。”说完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他打开通向会客室的门。参加晚会的人已经陆续走了不少，小甜饼快吃光了，咖啡在壶里开始凉了。K先生正靠着台子站着，被卡彭特小姐的谈话紧紧拴住，脱不开身。D向他走过去，K先生的身体马上矮了半截——D忽然觉得他并不像自己要杀的人。可是他既然是个叛徒，就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许这样做并不光明正大，可是K先生是个最容易干掉的人。这对其他的叛徒将会是一个警告。D对卡彭特小姐说：“恐怕我不得不把你的护送人拖走了。”他一边说一边戴上手套。从现在起他一定得留心不要再摘下这副手套。
“我不走。”K先生说。卡彭特小姐撒娇地噘着嘴，拨拉了一下台布的毛线流苏。
“有一件要紧的事，”D说，“不然我就不会拉他走了。”
“我看不出你有什么要紧事。”卡彭特小姐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我刚才到我们使馆去了。”D说。他信口开河地说。他现在什么人也不怕。该轮到别的人害怕他了。他非常兴奋，脑子里好像回荡着笑声。“我们讨论了在国内成立一个世界语中心的可能性。”
“你说什么？”贝娄斯博士插嘴问。谁也没注意，他这时已经陪着一位身穿粉红色印花布、皮肤黑黑的中年妇女走到摆着茶点的台子旁边。他的目光柔和的眼睛因为兴奋而炯炯发光。“你们怎么成立——不是正在打仗吗？”
“如果我们不在后方兴办文化事业，”D说，“我们为维护某一文明而进行的战斗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对自己居然这样对答如流不禁悚然一惊，另外他也有些后悔，为什么要在这间邋里邋遢的办公室里，在咖啡壶旁边，给别人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呢？这位自由主义者的昏花老眼激动得满是泪水，贝娄斯博士说：“这样说来，这场苦难倒也并不是全无回报。”
“所以你会理解，如果我和我这位同乡——我们得赶快走了。”D说的当然是个荒唐至极的故事，但是既然他一心想要赶快脱身，即使编造的故事再离奇也就没什么不合情理了……这间屋子里的每个人似乎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聚集在牛津街上这个象牙塔里，正期待着发生一个奇迹。贝娄斯博士说：“我今天早上起床时还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们有一位女诗人就是这么说的。”他拉住D的手。所有的人都紧紧盯着他们。卡彭特小姐揩了揩眼角。D说：“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所有的人。”
K先生说：“我不去，我不去。”但是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他被那位穿着印花布衣服的太太推向楼梯，D和他并排走，拽着他的手……他现在真的害怕起来了，在恐惧中他把英语全忘了。他请求大家稍候一会儿听他讲几句话，但他说的是只有D同他自己才懂的那种语言。他的样子像生了一场大病，像遭了厄运……他又试图用世界语说点儿什么，不论说什么都成。他嘟嘟囔囔地说：“我的心，我的心。”他的嘴唇煞白。但是这时谁也不再讲世界语了。刹那间，他们已经进了电梯，向楼下缓缓行进。贝娄斯博士的脸消失了，接着是他的西服背心上的扣子，他的皮靴——他穿了一双靴子。K先生说：“你什么事也不敢做。你是不敢下手的。”
D说：“如果你同那个女孩子的死没有什么关系，你就用不着害怕。站得离我近一点儿。别忘记我带着枪呢。”他们俩并排走上牛津街。K先生突然横着迈出了一步，他们被一个人从中隔开了。逛街的人簇拥到他们俩中间来，K先生乘机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拼命往前跑。他的个子矮小，动作也很敏捷，可惜的是他眼睛近视，总是同别人撞个满怀。他连道歉的话也不说，只顾没头没脑地往前窜。D并没有追赶他。人行道上挤满了人，无法跟在他后面跑。他喊住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你慢慢地开。前面有我的一个朋友喝醉了酒——我们挤散了。我怕他惹什么事，得用车把他拉回家去。”他从车窗里看着K先生。K先生累得筋疲力尽。这是个好办法。
K先生左冲右突，却被对面的人撞回来。行人个个回过头来看他。一个女人说：“真不知羞耻。”一个男人说：“酒喝过头了。”K先生的金属框眼镜滑到鼻梁下边，走几步路就回头看一眼。他的雨伞总是绊住自己的两条腿。一个小孩看到他的一双惊惧的小眼睛，吓得叫起来。他惹得每个人都侧目而视。走到南奥德利街角上，K先生终于踉踉跄跄地同一个警察撞了个满怀。警察和气地说：“咳!你在街上这么走路可不行。”K先生怔怔地盯着警察，因为眼镜滑落下来了，他什么也看不清。
“走慢点儿。快回家去吧。”警察说。
“不，”K先生蛮不讲理地说，“不回家。”
“用冷水冲冲你的脑袋，上床睡个觉。”
“不。”K先生突然把头一低，往警察的肚子撞去。他的策略没起作用，一只大手毫不费力地把他挡住了。“你想到警察局去一趟吗？”警察仍然语气温和地说。一小群人聚拢过来。一个戴着黑礼帽的人高声说：“你干吗跟他找麻烦，他又没做什么事。”
“我只不过说……”警察说。
“我听见你说什么了，”那个陌生人立刻反唇相讥，“我能不能问问，他犯了哪一条？”
“酗酒，扰乱治安。”警察说。
K先生好像获救了似的，脸上焕发出希望的光辉。是的，他忘了扰乱治安这个办法了。
“胡说，”那个陌生人说，“他什么也没做。我愿意为他作证……”
“好了，好了，”警察气哼哼地说，“有什么值得这样吵吵闹闹的。我不过是叫他回家去睡觉。”
“你暗示说他酗酒闹事。”
“他是喝醉了酒。”
“拿出证明来。”
“你多管什么闲事？”
“咱们这里是个自由的国家。”
警察开始诉苦说：“我要知道的是——我到底怎么惹着你了？”
戴黑礼帽的人掏出一张名片，对K先生说：“如果你要控告这个警察有诽谤罪，我愿意为你作证。”K先生接过名片来，好像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警察突然把双臂举起来，向人群挥动着说：“散开，散开。各人走各人的路。”
“大家别走，”陌生人厉声呵斥道，“咱们都是证人。”
“你快要叫我冒火了，”警察的嗓音变了，“我警告你。”
“警告我什么？说啊。你要警告我什么？”
“妨碍警察执行任务。”
“好个任务!”陌生人讥讽地说。
“可我是喝醉了，”K先生突然乞求说，“我扰乱了社会秩序。”人群轰的一声笑起来。警察转过来对K先生说：“你怎么没完没了？我们谈话跟你没关系。”
“当然有关系。”陌生人说。
警察的脸上显出痛苦的神色。他对K先生说：“你为什么不叫辆出租车老老实实地回家去？”
“好吧，我就这样做。”K先生说。
“出租车!”
出租车停在K先生身边。K先生感激地握住车门把手，打开车门。D对他笑了笑说：“上来吧。”
“好，现在谈谈你的事，”警察对那个爱管闲事的人说，“你叫什么名字？”
“豪格皮特。” [1]
“你开什么玩笑？”
K先生拼命往人行道上退，口里喊着：“不要那辆出租车。我不要乘那辆车。”
“我是叫豪格皮特。”许多人笑了起来。那个陌生人生起气来。“不是还有叫斯温伯恩 [2] 的吗？这有什么可笑的。”
K先生挣扎着想逃走。
“老天爷，”警察说，“你又不老实了。”
“汽车里有一个人……”K先生说。
D走出车来说：“没事儿，警官。他是我的朋友。喝多了。我们在卡彭特酒吧走散了。”他紧紧抓住K先生的一只胳膊，想把他拉回汽车里。K先生说：“他要杀我。”他挣扎着，一下子摔倒在人行道上。“你帮帮我的忙好不好，警官先生？”D说，“别叫他惹祸了。”
“当然可以，先生，赶快把他弄走吧。”警察俯下身，像抱小孩似的轻而易举地把K先生抱起来塞进汽车。K先生有气无力地喊：“我告诉你，这人一直追着我……”自称豪格皮特的人插嘴说：“你有什么权力这样做，警察先生？你听见他说什么了？你怎么能知道他讲的不是真话？”
警察啪的一声关上车门，转身说：“因为我用了我的判断力……你现在还不想乖乖地走开？”出租车开动了。看热闹的人向后退去，指点着汽车。D说：“你只是叫自己丢了丑。”
“我要打碎玻璃。我要叫了。”K先生说。
“你要是再不老实，可就自找倒霉了。”D低声说。他好像在说一个什么秘密。“我会开枪的。”
“你开枪是逃不掉的。你不敢开枪。”
“你是根据小说里的推理。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可不是这样。现在正在打仗——看来咱们谁也‘逃不掉’，早晚都要丧命。”
“你预备做什么？”
“我要带你回家去，好好同你谈一谈。”
“回哪个家？”D没有回答他。汽车颠簸着缓缓驶过海德公园。在大理石拱门一带，几个街头演说家正站在肥皂箱上演讲，个个把雨衣的领子竖起来护住脖子，抵御寒风。一路上停着不少小汽车，伺机勾搭女人。不少下等娼妓无望地坐在灯影的黑暗里。也有一些准备进行敲诈勒索的人眼睛盯着草坪，看看是否有人在那里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地进行不法勾当。这就是人们所了解的一个和平城市的景象。一张招贴上写着：布卢姆茨伯里区骇人听闻的悲剧。
二
K先生的反抗已经告一段落。他一言不发地走出汽车，沿着台阶走进一间地下室。D把这间狭小的起居室兼卧室的灯打开，点着了煤气炉。当他手里擎着火柴，俯身在煤气炉上面的时候，心中不禁疑惑起来，难道他真的要谋杀一个人吗？克罗威尔——不管她是什么人——似乎太不走运了。一个人的家是不应该叫别人闯入的。当一枚炸弹把一幢房屋临街的墙壁炸毁，使屋子里的铁床、椅子、丑陋的画片甚至一把夜壶完全公之于众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简直是对妇女肆行强暴。闯进陌生者的住屋也是一种强暴行为。但是你的一言一行总是不由自主地模仿敌人的行为。你像他们一样投掷炸弹，像他们一样毁坏别人的私生活。D突然怒气冲冲地转过身来，对K先生说：“这是你自找的。”
K先生向后退了两步，一屁股坐在沙发床上。沙发上面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稀稀拉拉地摆着几本羊皮面的薄书，看来是一位信仰虔诚的女人的藏书。他说：“我向你发誓，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场。”
“你不否认你同那个女人想合谋偷走我的证件吧？”
“你的工作由别人接替了。”
“这我知道。”他逼近K先生。该是在他脸上狠狠打一拳的时候了。他的怒火已经被煽起来了。前一天晚上那些人不是教会了他怎样打人吗？但他还是下不了手。只要他的手触到K先生身体的某一部分，就意味着同这个人开始一种新的关系……他的嘴唇因为厌恶而颤抖起来。他说：“如果你还想活着离开这间屋子，只有向我坦白。你们两人都被他们收买了，是不是？”
K先生的眼镜掉到沙发上，他在罩着沙发的透眼网扣上摸索着。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没被收买呢？”
“没有别的法子，是不是？”D说。
“他们并不信任你——不然的话他们干吗又叫我们监视你？”
D在听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手指一直摸着枪。如果你既是陪审员又是法官而且身兼律师的话，你就得听被告把话讲完。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偏心眼，你也一定要公正。“说下去。”
K先生恢复了一些勇气。他的红眼圈的眼睛向上翻了翻，想把视力集中。他的嘴部肌肉扭动了一下，形成一个嘲讽的笑容。他开口说：“再说，你的行动也很奇怪，你说是不是？我们怎么知道在别人出了一定价钱后你不会把自己出卖？”
“有道理。”
“谁都得为自己着想。如果你把自己出卖了，我们就一个钱也拿不到了。”
真没想到K先生会这样毫无顾忌地把堕落的人性公开暴露出来。这个人在害怕的时候，在畏缩奉承的时候还比较能令人忍受。可是现在他的胆子又大了起来。他说：“不能落在别人后面。反正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你读一读今天的晚报就明白了。我们叫人家打败了。你自己也知道，有多少个部长都变节投降了。你认为他们都没有得到好处？”
“我想知道你得到了什么好处。”
K先生找到了自己的眼镜，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身体。他这时差不多完全没有了恐惧感。尽管年纪已经不小，却依然灵活狡猾。他说：“我想早晚咱们都得走到这一步。”
“你最好把一切事都告诉我。”
“如果你想得到一点儿好处，”K先生说，“那你是白搭。即使我愿意，你也捞不到……”
“你们还不会那么愚蠢，只凭人家一张空头支票就把自己出卖吧？”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他们懂得最好不给现钱。”
D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半信半疑地说：“你是说你干这件事什么也没拿到？”
“我拿到了一封信件，有L的签名。”
“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大傻瓜，如果你要的是别人向你许诺，从我们这边你要多少都可以。”
“不是许诺，是任命书。校长签了字。你知道，L现在是校长了。从你离开以后。”K先生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自如的态度。
“什么校长？”
“大学校长，这还用说。我被聘任为教授了。在教授会里。我可以回国去了。”
D笑出声来，他无法控制住自己。在他的笑声背后流露出厌恶的情绪。这就是未来的文明，这样一个人将要登上学术界的宝座……他说：“我现在要是杀死你，我杀的将是一个K教授，这倒是一种安慰。”他脑子里想的是一大群诗人、音乐家、艺术家和学者，个个红眼圈，戴着金属框眼镜，一脑子背信变节的思想。这是腐朽的旧世界的一群残渣，年轻人就要从他们这里学习到如何当叛徒、当奴才的有益课程。这一前景叫D不寒而栗。他把那个第一秘书的手枪掏了出来，说：“我倒想知道，他们会派谁来代替你在这里的工作。”但是他知道，他们是有上千的人可供选择的。
“别那么摆弄手枪。太危险了。”
D说：“你现在要是在国内，就得受军事法庭审判，就要判刑。你为什么想要离开这里？”
“你在开玩笑。”K先生说，尴尬地笑了笑。
D打开手枪的弹盒看了看，里面有两颗子弹。
K先生气急败坏地说：“你刚才说，如果那个女孩不是我杀害的，就没有我的事了……”
“那又怎么样？”他把弹盒重新关上。
“不是我杀的。我只不过给玛丽打了电话……”
“玛丽？啊，是的，旅店的老板娘。说下去。”
“L叫我这样做。他从大使馆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你只要对她讲，叫她尽力而为就成了。’”
“你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不太清楚。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她有一个计划……想法使你被驱逐出境。她从来没有叫我看出来像要谋杀什么人。只是在警察读了那本日记以后……才叫人自然而然地获得一种印象。日记里记载了你说的话，你要把她带走。”
“你什么事都知道。”
“是玛丽告诉我的——事后告诉我的。她看了那本日记像是一下子得到了灵感。本来她想伪造一桩抢劫案，栽赃给你。另外一个原因是那个女孩子顶撞了她。她只是想吓唬吓唬她，后来她就发起脾气来了。你知道老板娘的脾气很坏，自己管不住自己。”他又摆出一副用以考察对方心理的笑容，“那个女孩子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说，“这种人成千上万。在国内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人死于非命。在打仗啊。”D脸上的表情使他赶快又添上一句，“这是玛丽的理论。”
“那你呢？”
“啊，我当然反对。”
“在事情发生以前——你就反对？”
“是的。啊，不，不，我是说……事情过后。我后来见到她的时候。”
D说：“你的话漏洞百出。你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
“我向你发誓，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场。”
“好，我相信你。你没有这个胆量。这件事是留给她干的。”
“你应该找她去算账。”
“我这人有一点偏见，”D说，“不太愿意杀害女人。但是在人们发现你的尸体之后，她也会吃苦的……她会整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再说我只有两颗子弹。我弄不到更多的。”他把保险栓打开。
“这是在英国。”那个瘦小、苍白的人尖声喊叫起来，好像在安慰自己似的。他跳了起来，把书架上的一本书碰到沙发上。这是一小本圣诗，在翻开的那页，“上帝”一词是用大写字母拼写的。这当然是在英国——沙发也好，印着老式花卉图案的废纸筐也好，镶在镜框里的汽车路线图也好，靠垫也好，一切都表明这是英国——异国气氛不断地扯动他的袖口，叫他不要任性从事。他气冲冲地说：“别靠着那张沙发。站过来。”
K先生颤抖地站着，说：“你放我走？”
多年的大学教师生活教会了一个人如何做公正的法官，却没有教会一个人当麻利的刽子手。
“你干吗不去找L？”K先生恳求说。
“我迟早会找L算账的。但他不是咱们这边的人。”界限是不容混淆的，对于一件博物馆里的老古董你不可能这样义愤填膺。
K先生伸出沾着墨水的双手，做出苦苦乞求的姿势。他说：“你要知道了所有事实就不会责备我了。你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完全是个奴隶，这类书人们写得还少吗？”K先生开始哭起来。“你可怜那个女孩子，但你更应该可怜的是我……”他说，“应该是我……”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你身后有个门，进里边去。”D说。这是一间卫生间，室外无法见到。只有通风设备，没有窗户。握着枪的一只手因为即将发生的惨剧而颤抖起来。他是被逼得反身相扑的……现在轮到他惩治别人了。尽管如此，他熟悉的那种恐惧感却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是为别人的痛苦、生命、绝望而感到害怕。他像是一个作家，注定要同情别人的疾苦……他说：“快一点儿。进去。”K先生开始一步步地向后挪动。D想从脑子里搜寻出一句冷酷的玩笑话：“我们这里可没有刑场的大墙……”但是他发现自己不能把这句笑话说完。一个人只能同自己的死亡开句玩笑，别人的死亡是件严肃的事。
K先生说：“她没有经历过我受的这种罪……受了五十五年罪……只能再活六个月，什么希望也没有了。”
D并不想听他在说什么，他也没听懂他的话。他举着枪，紧紧逼着他，心里有一种嫌恶的感觉。
“要是你只能再活六个月，你也会寻找一些安慰的……”眼镜从他的鼻梁上滑下来，掉在地上摔碎了。他嘟囔着什么“受到别人尊敬”。他说：“我一直在梦想，有一天……在大学。”他这时已经进了浴室。他使劲盯着D站立的方向(没有眼镜他什么也看不清)，退到浴盆边上。“大夫说我只能活六个月……”他像一只狗似的痛苦地号叫了一声，“临死还要干这个苦差事……在牛津街那个傻瓜手底下……‘早安’‘晚安’……教室冰冷……暖气从来也不开。”他像是一个病人在说胡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似乎认为只要他不沉默，生命就有保障，从他充满痛苦和仇恨的脑子里迸出的每句话总是离不开他的生活经历——湫隘的办公室，刚刚能转过身来的小教室，冰冷的暖气片，墙上的活动挂图：名为“一家有钱人”。他唠唠叨叨地说：“那个老头总是穿着软底鞋偷偷地监视我……我难过得要命……我得不断用世界语道歉……不然就要受罚……一个星期抽不到纸烟。”他越说越来劲……但这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不该有这么大精神的，早在法官宣判他死刑以前，他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了。“住嘴。”D说。K先生的脑袋像乌龟的头一样向旁一扭，他一直没弄清楚D站立的方向。“你能怪我吗？”他说，“在国内再生活六个月……当一名教授……”D把眼睛一闭，按动了手枪的扳机。子弹砰的一声射出去，手枪震动了一下，把他吓了一大跳。一块玻璃哗啦一声被击碎了。就在这时有人按了门铃。
他睁开了眼睛。他的子弹并没有打中，他一定没有击中K先生。离K先生的头足有一英尺远的卫生间。镜子被打碎了。K先生仍然站在那里，眨动着眼睛，显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有人在敲房门。白白浪费了一颗子弹。
D说：“不许动。别出声。第二次我就不会打偏。”他把卫生间的门关上，一个人站在沙发旁边，听着过道房门上的敲门声。如果来的是警察，他要用仅有的一颗子弹做什么呢？一切又重归寂静。沙发上的那本小书仍然打开着：
上帝在阳光里
爱抚地看着彩蝶的羽翼，
上帝在烛光中
在你家中静静等候着你。
这首荒唐的小诗印在他的脑子里像按在火漆上的印痕。他并不相信上帝，他也没有家。这首诗有点儿像野蛮部落在宗教仪式中唱的歌，即使非常文明的旁观者也会被它触动。啪、啪、啪，敲门的声音又响起来。接着又按了一下门铃。说不定是房主的哪位朋友，也可能是女房东本人。不会，她自己有钥匙。一定是警察。
他向房门慢慢走过去，手里还拿着那支枪。他已经忘记该怎样用手枪，正像他长久不习惯使用剃胡刀一样。他像迎接厄运一样打开了房门。
站在门外的是罗丝。
他语言迟缓地说：“啊，当然是你。我忘了。我把我的地址告诉过你，是不是？”他从她的肩头上望过去，好像预料她背后一定还站着警察——或者站着福布斯。
她说：“我来告诉你福尔特对我讲的事。”
“啊，好吧。”
她说：“你没有干出什么——荒唐事来吧？”
“没有。”
“干吗拿着枪？”
“我以为敲门的是警察。”
他们俩走进屋子，把走廊上的门关好。他的眼睛望着卫生间。不行了，他知道他绝不会开第二枪了。他可能是个英明的法官，但永远不能成为一名刽子手。战争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但还没有使人残酷到这种程度。他的头脑里装着中世纪传说的讲稿，装着《罗兰之歌》和伯尔尼的原稿，就像脖子上挂着一个会给他带来灾祸的不祥之物。
她说：“亲爱的——你的样子变了。更年轻了。”
“胡子剃掉了。”
“可不是。这样对你更合适。”
他不耐烦地说：“福尔特说什么了？”
“他们签字了。”
“可是这违反了你们的中立法啊。”
“他们并没有同L直接签订合同。总有办法把法律绕过去。先把煤运到荷兰……”
他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他连枪毙一个叛徒的胆量都没有。她说：“你得离开这儿。在警察抓到你之前。”他坐在沙发床上，手枪悬在两个膝头之间。他说：“福布斯也签了字？”
“你不能责怪他。”他又一次感到妒火中烧。她说：“他也不愿意这样做。”
“为什么？”
她说：“从某些方面看，他是个正直的人，你知道。如果风向转过来，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
他沉思地说：“我还有一粒子弹。”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声音里带着惊惧的成分，眼睛盯着那支枪。
“啊，你别误会了我的意思，”他说，“我想的是煤矿工人。他们的工会。如果他们知道了事实真相，说不定……”
“说不定什么？”
“会出面反对。”
“他们能做什么？”她说，“你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你从来没见过矿井封闭时矿工的村镇是什么景象。你一直生活在革命里——呼口号、呐喊</a>、挥舞旗帜，你经历的这种事太多了。”她又说，“我曾经跟我父亲到过他们住的一个地方。我父亲那时随着几个贵族去视察。那里的人个个无精打采。”
“这么说你也关心他们？”
她说：“我当然关心。我的祖母……”
“你认识不认识那些矿工中的哪个人？”
她说：“我的老保姆还在那儿。她同一个煤矿工人结了婚。可是我父亲给了她一笔养老金。她跟别人不一样，日子比较好过。”
“开始的时候只要找到个熟人就成。”
“你还是不理解。你不能到那里去发表演说。马上就会蹲监狱。你正在受到通缉。”
“我还不打算就这样自认失败。”
“听我说，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让你偷渡出去。有钱能使鬼推磨。从一个小海港。斯旺塞……”
他抬起头来仔细打量着她的脸。“你愿意让我走吗？”
“啊，我知道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喜欢一个人活着。我不喜欢死人和关在监狱里的人。你要是死了，我对你的爱不会超过一个月。我不是那种人。我不会对我看不到的人永远忠实。跟你一样。”他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手里的左轮枪。她说：“把那东西给我……我受不了……”
他默默地把手枪递过去。这是他第一次对另外一个人表示信任。
她说：“啊，上帝，就是这支枪的火药味儿。我一进来就闻到了。你开过枪。你杀了人……”
“没有。我想杀死他，可是我下不了手。我想我是个胆小鬼，只打碎了一面镜子。太不走运了，是不是？”
“是在我按铃以前吗？”
“是的。”
“我听见了。我还以为是汽车发动的声音呢。”
他说：“幸亏附近一带没有人听出是什么响声。”
“那个人在哪儿？”
“那里面。”
她把门拉开。K先生一定是正扒在门上偷听，他从屋里跪着爬出来。D耷拉着脸说：“这位是K教授。”K教授身体向前一倾，软绵绵地摔倒在地上，两条腿仍然蜷曲着。D说：“他晕过去了。”罗丝俯身看了看，充满厌恶地说：“你肯定没有打中他？”
“没有。确实没打中。”
“他断气了，”她说，“谁都看得出。”
三
他们把K先生的尸体小心翼翼地停放在沙发床上，那本宗教诗集就摆在他的耳朵旁边。“上帝在烛光里，在你家中等待着你。”他的鼻梁上仍然印着眼镜架压出来的一道红印，这个小人物躺在那里显得那么无足轻重。D说：“他的医生说他只能活六个月。他害怕自己会突然死掉，教着教着世界语就断了气。他们每小时只给他两先令。”
“咱们怎么办？”
“这是一次意外事故。”
“他是因为你冲他开了枪才死的——他们会认为这是一次谋杀。”
“真正意义上的杀人？”
“是的。”
“这是第二回了。我倒想换换口味，叫人控告一次真正的蓄意谋杀。”
“凡是关系到你自己的事你总是开玩笑。”她说。
“是吗？”
不知为什么她又生起气来。她一生气就像个孩子似的，又是跺脚又是辱骂一切权威和理性。每逢这样的时刻他对她就产生出一股柔情，因为她很可能就是他的小女儿。她对他也不要求热烈的爱情。她说：“别在那儿傻站着，好像没事儿似的。咱们怎样处理——这个？”
他温和地说：“我正在想呢。现在是星期六晚上。这套房子的女主人贴了一张条子。‘星期一再送牛奶。’这就是说，她最早也要明天晚上才回来。我整整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我明天早上就可以到达矿区，如果我现在就乘火车走的话。”
“他们会在车站把你抓住的。你已经被通缉了。再说，”她又生起气来，“你这是白白浪费时间。我告诉你，那些煤矿工人才没有那么大劲头呢。他们只求能够活下去就知足了。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我知道那里的情况。”
“不妨试一试。”
她说：“你要是真死了我倒不介意，可是我受不住老是这样提心吊胆，担心你会死。”她现在已经顾不得害羞了，她毫无顾虑地把心里的话都讲了出来。他又记起他们在月台上会面的事，她拿着一个小甜面包从大雾里走过来。要想对她不产生一丝爱情是不可能的。他们俩毕竟有些相同的地方。他们俩的生活都被世事弄得颠三倒四，他们俩都在用一种并非他们本性的暴力对过去默然忍受的一切进行反抗。她说：“你用不着像小说中那样对我讲甜言蜜语。这我知道。”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他说。
“啊，上帝，”她说，“别演戏了。你还是继续做你的老实人吧。我爱你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你老实，也因为我的神经机能有些毛病，你可以叫它‘恋父情结’。”
“我没有演戏。”他把她抱在怀里。这次并没有完全失败，他殷勤备至，就是没有情欲。他已经失去这种感觉了，为了自己的人民他好像已经使自己成了一个阉人。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每个情人都是一个哲学家，这是人的本性。做一个情人，就必须对世界有信心，必须相信生儿育女的价值。即使使用避孕手段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性爱行为始终是一种出于某种信仰的行为，但他已经失掉信仰了。
她不再生气了。她悲哀地说：“你的妻子是怎么死的？”
“他们把她错杀了。”
“怎么错杀了？”
“他们把她错当作人质枪毙了。像她这样的人关了好几百。我想，典狱官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很想知道，这样在一个死人身边做爱，而且口里还谈论着死去的妻子，对于生活在和平环境的人说来是否太奇特了。他们毕竟感到不很圆满。即使接吻也会泄露一个人的真实感情……一个人的声音可以装假，接吻就不成了。在他们俩的嘴唇接触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感到中间隔着一段无限的距离。
她说：“你这样一直对死者保持着深挚的感情，我觉得不能理解。”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你的母亲……”
“啊，我不爱她，”她说，“我是个私生女。当然，他们后来结了婚，我的身份也合法化了。本来我不应该当回事的，是不是？但说来也怪，我一想到自己并不是他们希望有的孩子，我就非常气愤——从小就这样。”
不经过试验，很难辨识清楚自己对另一个人的感情是怜悯还是爱情。他们又在K的尸体旁边拥抱了一次。D从罗丝的左肩上看到K先生的眼睛还睁着。他把罗丝放开，说：“不要这样了。我不配你。我已经不是个男子汉了。也许有一天，当战争和屠杀全部停止以后……”
她说：“亲爱的，我愿意等到那一天……只要你还活在人世。”
从现在的处境看，这几乎不可能。
他说：“你还是赶快走吧。出门的时候小心别让人们看到你。走出一英里以外再叫汽车。”
“你干什么呢？”
“从哪个车站搭车？”
她说：“午夜前后尤斯顿车站有一趟车……不过谁也说不清星期天早上几点才开到那个地方……他们一定会认出你来的。”
“剃掉胡须我的样子改变了许多。”
“还有那块疤呢。人们会首先注意到你脸上的那个记号。”她说。他还想说什么，可是她打断了他：“等一会儿。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到哪儿去都成。”她匆匆走进卫生间，K先生的眼镜在她脚下啪嚓一声被踩碎了。过了一会儿她就出来了。“感谢上帝，”她说，“房东是个细心的女人。”她手里拿着一块药棉和一条橡皮膏。她说：“你站着别动。现在人们就看不到你的伤疤了。”她把棉花贴在他的面颊上，用橡皮膏粘住。“谁都不会怀疑你脸上肿了一个包。”她说。
“你没把棉花遮在伤疤上。”
“妙就妙在这里。橡皮膏把伤痕遮住了，棉花球在你的面颊上。谁也不会注意你要遮住的是自己的下巴。”她用双手捧住他的头说，“我会成为一个能干的密使，你说是不是？”
“你太好了，不该干这个差事，”他说，“谁也不相信密使。”他发现在这个钩心斗角、颠三倒四的世界上，除了自己以外他居然还可以信任一个人，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感激之情。这就像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中找到了一个伴侣。他说：“亲爱的，我的爱情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用处，但我愿意把全部——把我遗留下来的全部都献给你。”但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还是感到把他同一个人的坟墓连接在一起的疼痛在不断扯动着自己。
她语气温柔地说，就好像两人还在谈情：“你有可能逃脱别人的注意。你的英文说</a>得不错，只是太咬文嚼字了。语音也不太正。但是真正泄露你身份的会是你读的那些书。你应该忘掉自己曾经是法语文学的讲师。”她抬起手来想摸摸他的脸，就在这时候门铃响起来了。
他说：“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藏起来？”当然没有地方。他说：“如果是警察，你必须立刻告发我。我不想让你卷进这场纠纷。”
“那有什么用？”
“去开门。”他抬起K先生的肩膀，把他的身体转过去，面对墙壁，接着把沙发上的罩单掀起来，盖在他身上。K先生躺的地方在暗影里，如果不注意是看不到他睁着眼睛的。看样子能够把人蒙骗过去，认为他在睡觉。一个声音说：“啊，对不起。我是弗尔台斯克。”
这个陌生人有些胆怯地一步步走进屋子里来。他是个未老先衰的年轻人，脑门儿上的头发已经秃了，身穿一件对襟背心。罗丝想把他拦住。“你要……？”她说。他又重复了一遍“弗尔台斯克”，他的态度相当和气。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向他们眨了眨眼睛。他既没戴帽子也没穿外衣。他说：“你们知道，我就住在楼上。艾米丽——我是说克罗威尔小姐——不在家吗？”
D说：“她到别处度周末去了。”
“我知道她要去的，可是我看见屋子里有灯光……”他说，“哎呀，沙发上还有一位。”
“那位吗，”罗丝说，“就照你的话称呼他‘一位’吧，是杰克——杰克·欧特拉姆。”
“他病了吗？”
“他就要病了——他醉得不省人事了。我们有个小聚会。”
陌生人说：“真少见。我是说艾米丽——克罗威尔小姐……”
“你就叫她艾米丽吧，”罗丝说，“我们都是她的朋友。”
“艾米丽从来不请客。”
“她把房子借给我们了。”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
“你要不要喝一杯？”
罗丝演戏演得太过分了，D想。这间屋子不可能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可能是在一只遇难的船上，但这不是小学生故事书里的沉船，像鲁滨孙航海遇难那样缺少什么都可以在船上找到。
“不喝，不喝，谢谢你，”弗尔台斯克说，“说老实话，我不会喝酒。”
“你得喝点儿什么。不喝怎么能活着？”
“啊，我喝水。我当然得喝水。”
“真的吗？”
“那还用说，一点儿也不假。”他神经质地看了看沙发床上躺着的人，又看了看好像哨兵似的站在沙发旁边的D。他说：“你的脸碰破了。”
“是的。”屋子里变得寂静无声。静得谁都觉察出来，倒好像寂静是一位受宠的客人，在所有客人都走掉以后只有他一个还留下似的。弗尔台斯克说：“好了，我要走了。”
“非走不可吗？”罗丝说。
“倒不是有什么事。我是怕打扰你们。”他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他在找酒瓶和酒杯。这间屋子显然有些叫他感到不对劲的地方。他说：“艾米丽事先没告诉我。”
“看来你同艾米丽关系很不错。”
他的脸涨红了，说：“噢，我们是朋友，我们俩都是教友会的，你知道。”
“校友会？”
“不，不是。牛津教友会。”
“啊，是的，”罗丝说，“我知道——经常聚会，布朗旅馆，在克罗伯勒区……”她一口气说了一串与此事有关的词，D听了莫名其妙，他还以为罗丝在发歇斯底里呢。
弗尔台斯克的脸上露出笑容。这位未老先衰的年轻人的脸盘像是一块银幕，只有把经过审査、适于家庭观看的影片投射上去才能映现出来。他说：“你也参加过我们的聚会？”
“啊，没有。我没有兴趣。”
弗尔台斯克迈步向里走，朝着沙发走去。他的神情像是一盆晃晃荡荡的水，同他说话的时候你必须把盆端正，不然盆里的水就会泼在地上。他说：“你应该试一次。参加我们集会的什么人都有——商人，保守党人……有一次海外贸易部的副部长也来参加了。当然了，每次还有一些外国佬。”在他热心解释的同时，他差不多已经走到沙发旁边了。“这是个宗教性的集会，但也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它能帮助你更好地待人处世，因为参加了这种集会以后你同别人的关系就可以摆正了。我们在挪威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太好了。”罗丝说。她准备把水盆向另一边倾斜一点儿。
弗尔台斯克的一双金鱼眼睛停在K先生的脑袋上。“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最好是在集会的时候与人谈一谈，它会使你心胸开阔，像拨开乌云看到晴天一样。所有的人对你都非常体贴、同情。他们也都有过这种经历。”他的身体弯下去一点，说，“他的面色很坏……你们肯定他不会出毛病吗？”
这真是个荒唐的国度，D想。内战可不像这里的和平这样让你经历到这么多荒唐事。在战争中生活变得非常简单——你不需要为谈情说爱、为世界语费脑筋，甚至连怎么样活下去也不必自己操心。你担心的只是能不能吃到下一顿饭以及如何躲避炸弹。弗尔台斯克继续说：“他是否会更舒服一点儿，要是——你知道——咱们叫他坐起来的话？”
“噢，不要，”罗丝说，“他就这样好，安安静静地躺一会儿。”
“当然，”弗尔台斯克顺从地说，“我对这种事不大在行，我是说喝酒。我猜想他的酒量不大。他不该喝这么多，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年纪这么大了。对不起——你们跟他熟吗？”
“不用你操心。”罗丝说。D很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不想走了。罗丝的态度冰冷，只有最热的心肠才不会被她的态度结成冰。
“我知道这也许是我的偏见。我们入了教友会的人生活是很规矩的——既合乎人情，又很有节制。”他说，“我想你们大概不想到楼上我的房间去坐坐……我正烧着一壶水，准备喝茶。我来这里就是想邀请艾米丽……”他突然往前一探身，喊起来，“天啊，他睁着眼睛……”什么都完了，D想。
罗丝不慌不忙地说：“你觉得他没有睡着，是不是？”
你可以想象，在弗尔台斯克的眼睛背后如何升起一团可怕的疑云，只是因为这块疑云找不到适当的依托才又降落下去。一点儿不错，在他生活的那个温文尔雅</a>的不真实的世界里是没有谋杀的。D和罗丝等待着，看他还要说什么：他们俩只能随机应变。他像耳语似的低声说：“真是可怕，我说的话都叫他听去了。”
罗丝气恼地、毫不客气地说：“你壶里的水一定都泼到地上了。”
他轮番地看了看这两个人——一定有点儿不对头的地方。“可不是，一定早就烧开了。我没想到在这儿待了这么半天。”他的目光又在两个人的脸上移动着，好像要求对方证实似的。今天夜里他肯定要做噩梦</a>。“可不是，我得走了。晚安。”
他们俩看着他从楼道走进他所熟悉的、叫他心安的黑暗里。走到楼梯转角处他又转过身来犹疑地向他们招了招手。
[1] 陌生人说自己叫Hogpit， hog的意思是猪，pit有斗鸡场的意思。
[2] 起源于英国诺森伯兰郡的地名“swinburne”，该地名来源于古英语“swin”和“burna”，分别意为猪和溪流。——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