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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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顶上，雪开始在他四周堆积起来，于是约瑟夫·格伦利希就挪到烟囱背风的一面。下面，中央车站灯火通明，像黑暗中的一堆篝火。一声汽笛长鸣，一长串光点缓缓地移入视野；一只大钟响了九下，他看了看手表。这是伊斯坦布尔快车，他想，再迟来二十分钟，也许就会被雪阻住了。他校准了自己那块扁平的银表，把它放进背心口袋里，又把腹部的衣皱扯平。真的，他想，碰上这种寒冷的夜晚，长得胖就算是福气了。扣上外衣之前，他把手伸进裤衩和外裤之间，摆正了挂在两腿之间、由缠在扣子上的一根线绳系住的手枪。约瑟夫有三件事是没得说的，他满意地提醒自己，会搞女人，会吃会喝，还会偷大钱。他从烟囱后面的挡风处走了出来。


    屋顶上很滑，多少有些危险。雪花打着他的眼睛，积雪黏在鞋底上结成了冰块。他滑了一跤，在那一瞬间，他看见一家咖啡馆灯光闪耀的遮篷像条鱼一样从黑暗的水中朝他飞升过来。他喃喃道：“万福，圣母马利亚，大慈大悲。”脚跟直往雪里踹，手指拼命乱抓，一条排水管的檐沟救了他的命。他站了起来，轻声笑了笑，犯不上跟老天爷怄气。又过了一会儿，他找到了太平梯的铁栏。


    太平梯是沿着公寓楼里侧通向地面的，大街上看不见它，但它却面向一个货场，而货场是警察巡逻路线的终点，因此，他认为爬太平梯是这整个买卖中最危险的事。警察每三分钟出现一次，一座小屋拐角处的微弱灯光映照着他光亮的长筒黑胶靴、皮带和手枪挂钩。厚厚的积雪减弱了他的脚步声，约瑟夫不可能预知危险临近，但手表的嘀嗒声却可以提醒他时时警惕危险。他在梯子顶端等着，身子低低地蜷伏着，不安地意识到身后是白茫茫的背景，直到警察来过又走了。随后，他开始爬梯子。他只需爬过一层没住人的楼，但当他刚爬到气窗时，一束灯光落到他身上，还响起了哨声。我不会让人抓住，他不大相信地想，我还从来没被抓住过呢，这种事轮不到我头上。他背朝着货场，等着一声喊叫或一颗子弹，同时他的头脑像手表里那些上好油的小齿轮一样转动起来，一个念头咬合着另一个念头，再带动起第三个念头。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扭过对着梯子和光秃秃墙壁的脸，只见院子里空荡荡的，有人把一盏灯带进了货棚的顶楼里，光就是从那里射出来的，而哨声只是火车站种种嘈杂声中的一种。他的判断失误耽搁了宝贵的几秒钟，于是，他顾不上理会结了冰的鞋底溜滑，一步两阶地继续向下爬去。


    他爬到下一个窗口，敲了一下。没有回答，他嘟哝着骂了几句不太难听的话，仍然扭着头盯住货场的一角，警察很快就会在那里出现。他又敲了一下，这次他听见了一双松松垮垮的拖鞋声。窗户的插销打开了，一个女人问：“安东，是你吗？”“是我，”约瑟夫回答，“是安东，快让我进去。”窗帘被拉开了，一只瘦手在气窗上拉呀拉。“开底下的，”约瑟夫小声说，“不在上头，你当我是个耍杂技的呀。”当窗子被打开时，他相当灵活地从太平梯跃上窗台，对于他这么个胖子来说，这可真不算容易，但他发现自己很难从窗口挤进去。“你不能把窗框再抬高一点儿吗？”一辆火车头鸣笛三声，他立刻下意识地想到这个信号的意义：一列载重货车到下行线了。随后，他进了屋子，那女人关上窗户。车站的嘈杂声随之消失了。


    约瑟夫把外衣和小胡子上的雪掸掉，看了看表：九点零五分；去帕绍的列车在四十分钟内还不会发车，而他的车票已到手了。他背对着窗户和那个女人，朝房间里随便扫了两眼，一切便都有条不紊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水罐和脸盆放在一个暗紫色的洗脸盆架上，破裂的镀金镜子，铁床，便壶，圣像。他说：“最好让窗户敞开着。万一你的主人回来呢。”


    一个惊恐细弱的声音说：“我不能，噢，我不能。”他带着和蔼的嘲讽神气朝她转过头去：“好个胆小的安娜。”他用自己见多识广的锐利目光瞅着她。她同他年纪差不多，但阅历上却差得远了，她站在那儿，身体单薄，让这个窗户弄得慌乱不堪、情绪激动；她的黑裙子扔在床上，但她还穿着黑上衣，戴着白色的女仆领，拿一条毛巾被遮盖着大腿。


    他挖苦地望着她。“漂亮的安娜。”她的嘴张开了，无言地痴迷地呆看着他。约瑟夫注意到她一嘴参差不齐的黑牙，心里有点儿恶心。我还该干什么？他想，我可不想吻她，但她显然一心期望着拥抱，她的羞怯已经转变成中年女人可怕的卖弄风骚，而他又必须应付她。他在床边坐下，两人之间隔着床铺，他开始用一种逗小孩的语调对她说起来。“漂亮的安娜搞到什么了？一个大汉子？嗨，瞧他会怎么揉搓你吧！”他用一根手指戏弄地朝她晃了晃，“我和你，安娜，咱们过一会儿再好好快活一下，行吗？”他斜眼瞅了瞅门，见门没有锁上，便松了一口气；她可别像个老婊子似的把他锁在屋里，再把钥匙藏起来，但他那红润的胖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焦虑或厌恶的表情。“行吗？”


    她微笑起来，呜呜地长长吐了一口气。“嗯，安东。”他站起身，而她却朝他走来，毛巾被落在地上，她穿着黑棉袜，迈着小鸟般柔弱的步子。“等等，”他说，“等等。”他防范似的举起手来，被自己挑逗起的那种古老的情欲吓坏了。我们两人都是丑八怪，他想，那边墙上还挂着一张粉白两色的圣母像，这情势岂不成了有意亵渎神圣？他急忙低声拦阻她：“你敢肯定屋里没人吗？”她羞红了脸，仿佛他很不礼貌地动手动脚了似的。“没有，安东，只有我们俩。”他的头脑又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了，只要一碰上人与人的关系，他就变得稀里糊涂，但一旦面临危险或需要行动时，他的头脑就像一部经过检验的、上了油的机器一样靠得住。“我给你的提包在吗？”


    “在，安东，就在床下。”她拖出一个医用的小黑提包，他拍了拍她的下巴，对她说她的眼睛长得很好看。“脱掉衣服，”他说，“上床去吧。我马上就来。”不等她提出异议或要求他作出解释，他就已经蹑手蹑脚地快步溜出门口，随手把门关上了。他当下找来一把椅子，把它顶在门把手下边，这样从里面就打不开这扇门了。


    上次来时，他就摸清了他所在的这间屋子的情况。它位于办公室和一间老式客厅之间。里面有一张书桌，一个红天鹅绒罩面的沙发，一把转椅，几张随意摆放的桌子，还有几幅十九世纪的大幅版画，上面画着孩子们同狗嬉戏或太太们从花园的墙头探身出来的图景。有一面墙几乎完全被一幅中央车站的大型地图覆盖了，地图上用红黄蓝色标出站台、货仓、道岔和信号箱。街灯映射着天花板，书桌上的台灯发着光，在背光处，阴影像防尘布似的垂落在椅子上，半明半暗之中，家具的形状依稀可见。约瑟夫的胫骨撞在一张乱放的桌子上，接着又差点儿碰翻了一盆棕榈。他低声骂了起来，只听见安娜的声音从卧室中传了出来：“怎么回事，安东？你在干什么？”


    “没事，”他说，“没事。我马上就到你那儿去。你主人灯也没关就走了。你敢肯定他不会回来吗？”


    她开始咳嗽，但在咳嗽间歇之时，她对他说：“他值班要值到半夜呢。安东，你不会待太久吧？”他做了个鬼脸。“我不过脱脱</a>衣服罢了，安娜，亲爱的。”街上的声音通过打开的窗户闯入屋子里，汽笛响个不停，约瑟夫探身向外察看了一下街道。出租车载着旅客和行李来来回回地飞驰而过，他却毫不注意出租车、辉煌的空中广告和正下方那喧闹的咖啡馆。他仔细察看着人行道，现在正是吃晚饭、看戏或看电影的好时候，来往行人很少。也看不见有警察。


    “安东。”


    他吼了一声：“安静点儿。”又拉下了百叶窗，以防对面楼中有人看见他。他知道那个嵌在墙里的保险柜的准确位置，他只用一顿饭、一场电影和几杯酒就从安娜嘴里套出了这一情况。但他没敢问她开锁的密码，怕她会因此意识到他大黑天爬过结冰的房顶来到她的卧室，并不单是由于她的魅力。书桌后面有个小书架，他从上面抽出厚厚的六本《铁路工作和铁路管理》，这几本书后面是一扇小铁门。约瑟夫·格伦利希的头脑开始清晰、专注起来，行动不带一丝慌乱和犹豫，在动手之前，他看了看表，九点十分，他算计他可以在这儿待半个小时。时间蛮富裕，他想着，把湿漉漉的大拇指压在保险柜门上，铁门不足半英寸厚。他把黑提包放在桌上，拿出工具来。他的凿子保养得好极了，闪光锃亮，刃尖锋利，他对自己整洁的工具和高效率的工作感到十分自豪。他本可以用铁棍撬开这层薄钢板，但那样安娜会听见声音，他可说不准安娜是否会保持沉默。因此他先戴上一副眼镜保护眼睛，然后点燃了最小的一根吹火筒。在猛烈的火焰喷出的一瞬间，屋子里的大小物件顿时都从阴影中跃出，热浪灼烤着他的面孔，铁门像融化了的奶油一般咝咝作响。


    “安东，”那女人摇着卧室的门把手，“安东，你在干什么？你干吗把我关在里面？”在低沉的火焰声中，他朝她喊道：“别作声。”他听见她在摸弄门锁，在扭门把手。随后，她又急切地开了口：“安东，让我出去。”每次他把嘴从吹火筒上挪开回答她，火焰就低落下来。由于对她的怯懦和愚笨心中有数，他恶狠狠地说：“住嘴，不然我就拧断你的脖子。”一时她不吭气了，火焰渐渐烧旺了，铁门由通红变成白炽状态，这时安娜相当大声地喊起来：“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安东。”约瑟夫把嘴紧紧凑在吹火筒上，没有理她，但安娜的下一句叫喊却使他大吃一惊：“你在弄保险柜，安东。”她又开始把门把手弄得咔嗒咔嗒乱响，最后约瑟夫不得不让火焰低下去，朝她喊一声：“老实点儿。我说话可是算数的。我非把你那臭脖子拧下来不可，你这老母狗。”她压低了声音，但他仍能清楚地听见她的话，她准是把嘴对在锁眼上了：“别这样，别这么说，安东。听着，让我出去，我有事要告诉你，你有危险呢。”他没有回答，一个劲儿吹火，铁门又回到白热状态。“我对你说了谎，安东。让我出来吧。克鲁伯先生就要回来了。”他放下吹火筒，倏地转过身来：“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你要是知道了就不会来了。时间还够让咱们亲热一会儿，有半个小时。如果他提前回来了，咱们就躺着不出声。”约瑟夫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他没有浪费时间去诅咒那个女人，而是吹灭了吹火筒中的火焰，把它连同凿子、铁棍、万能钥匙和胡椒粉罐一起放进提袋里。他不假思索就放弃了自己偷盗生涯中一笔最容易到手的横财。他从来不冒那些可以避免的危险，这是他引以为傲的地方。他还一次都没有让人抓住过呢。有时他同别人搭伙干，他的伙伴让人抓住了，但他们心里并无怨恨。他们尊敬约瑟夫非同一般的成绩，进监狱时还为约瑟夫的逃脱感到骄傲，以后还会把约瑟夫指给自己的朋友看，说：“那就是约瑟夫。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从没有进过班房。”


    他合上提袋，这时外面一种拉弓般的奇怪声音使他吃了一惊。“这是什么声音？”


    安娜透过门小声说：“电梯，有人按铃叫它下去了。”他拾起一本《铁路管理》，但那保险柜仍然热得发红，于是他又把书放回到桌子上。下面传来了关门的哐当声和电梯尖细的嗡嗡声。约瑟夫朝窗帷走去，又把那根吊着左轮枪的绳子向上提了两英寸。他琢磨着是否可能从窗户逃走，但他记起这窗外就是三十英尺的陡直墙壁，下边是咖啡馆的顶棚。又响起了开门关门声。安娜透过锁眼小声说：“是下面那层楼。”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约瑟夫想，我能从容一点儿了。回到安娜的卧室，然后爬上屋顶。我还得等二十分钟才能上帕绍的列车。放在把手下面的椅子紧紧地卡在那里。他不得不放下提袋，用双手去拉。那椅子顺着硬木地板滑倒，砰的一声撞在地上。正在这时，灯亮了。


    “站住，不许动，”克鲁伯先生说，“举起手！”


    约瑟夫·格伦利希立刻照办了。他极为缓慢地转过身来，在这几秒钟里，他想好了自己的计划。“我没有武器。”他轻声说，略带责备的神气打量着克鲁伯。克鲁伯先生穿着一身蓝制服，戴着一顶副站长的尖顶圆帽；他身材瘦小，棕色的脸上布满皱纹，由于激动和气恼，也由于年老，那只拿枪的手微微哆嗦着。约瑟夫顿时眯起他那温顺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把手枪，心里估计着它开火时的角度，捉摸子弹会不会打偏。不会的，他想，他会瞄准我的腿并打中我的肚子。克鲁伯先生背对着保险柜，还没瞧见那些被弄得乱糟糟的书。“你不懂。”约瑟夫说。


    “你在门口干什么？”


    约瑟夫脸上被火焰烤出的红晕还没有消退。“安娜和我。”他说。


    克鲁伯先生冲他喊道：“说吧，你这流氓。”


    “我跟安娜是朋友。站长先生，让您这么撞上我，真是太不应该了。是安娜邀我来的。”


    “安娜？”克鲁伯先生不大相信地说，“为什么呢？”


    约瑟夫挺尴尬地扭了扭屁股。“嗯，克鲁伯先生，您瞧，是这么回事，安娜和我是朋友。”


    “安娜，过来。”门慢慢打开了。安娜走了出来。她已穿好裙子，理好了头发。“是真的，克鲁伯先生。”她的目光越过他，惊恐地盯着露出来的保险柜。“你怎么啦？瞪着眼看什么呢？真是乌七八糟，这么大年纪了。”


    “是的，克鲁伯先生，可——”她犹豫了一下。约瑟夫不等她为自己辩解或指责他，就打断了她的话。“我喜欢安娜。”安娜带着可怜巴巴的感激心情接受了他的说法。“是的，他是这样对我说的。”


    克鲁伯先生跺着脚。“你是个傻瓜，安娜。去翻翻他的口袋，他也许偷了你的钱。”但他却没想到去检査一下自己的保险柜。于是，约瑟夫也就扮演起派给他的三流小偷的角色来。他对这类人可以说是知根知底，了如指掌。他曾和他们搭过伙，雇他们打下手，也曾毫不难过地眼看着他们进班房。他称他们为捡小钱的，用这个词表示他们是既无雄心又无本事的家伙。“我没偷她的钱，”他咕哝着，“我不会干那种事的，我喜欢安娜。”


    “翻翻他的口袋。”安娜照办了，但她的手在他的衣服中间摸索时，就像在抚摸他一样。“现在翻翻他的后兜。”


    “我没带枪。”约瑟夫说。


    “他的后兜。”克鲁伯先生重复了一遍。安娜把他的兜整个翻到外面来。克鲁伯先生看到这个口袋也是空空的，就把拿枪的手放了下来，但老年人的怒火仍使他哆嗦着。“把我的寓所搞成妓院了，”他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安娜？真是乌七八糟。”


    安娜垂下眼睛瞅着地面，扭绞着她那一双瘦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的，克鲁伯先生。”但就在她说话时，她似乎开始明白了。她抬起眼睛，约瑟夫·格伦利希从她的眼神中看出，爱恋变成了憎恶，又进而化为愤怒。“他勾引我。”她慢吞吞地说。在整个这段时间中，约瑟夫一直惦记着克鲁伯先生身后书桌上的黑提包、那一堆书以及露在外面的保险柜。他惴惴不安，但这并不妨碍他思考。克鲁伯先生早晚会发现他来此处的目的，他还发现站长手边就有个电铃，它可能是通到门房的。


    “我能放下手来吗，站长先生？”


    “可以，但你一步也不许挪动。”克鲁伯先生跺着脚，“即使我得把你留一晚上，我也要搞个水落石出。我不允许男人们跑来勾引我的女仆。”“男人”这个词使约瑟夫在一瞬间竟放松了戒心，这个半老的安娜居然被说成是追逐的目标，他觉得很滑稽，微笑起来。安娜看见了他的微笑，也猜出其中的缘故。她对克鲁伯先生说：“当心。他并不想要我，他——”但约瑟夫·格伦利希把她指控的话接了过去。“我坦白。我不是为着安娜来的。您瞧，克鲁伯先生。”他朝着保险柜挥了挥左手。克鲁伯先生转过身去，他的左轮枪口垂向地面，约瑟夫朝他背后放了两枪。


    安娜用手抓住自己的喉咙，扭头不看那具尸体，尖叫起来。克鲁伯先生向前扑倒，前额碰到地板上，在两次枪击之间他摇晃了一下，如果没有那面墙撑住他，他的整个躯体就会向一边歪倒下去。“别作声。”约瑟夫说。那女人继续嘶叫着，于是他扼住她的咽喉摇晃她。“你要是十分钟内再敢出声，我也送你下地狱，懂吗？”他看见她已昏过去，就把她扔在一把椅子上，然后关上窗户，又把窗户和卧室的门都锁住，因为他害怕她回到卧室去，那个警察巡逻到货场时可能会听见她的呼喊。他用个刷子把儿将那把钥匙捅进厕所的抽水马桶里。他最后又检査了一遍那间书</a>房，决定把黑提包留在书桌上；他总是戴手套的，提包上只会留着安娜的指纹。丢掉这么好的一套工具固然可惜，但他为了保全自己是不惜任何牺牲的。他看了看表，甚至想把那张去帕绍的车票也丢掉。那趟车还有一刻钟才发车，他不能在维也纳再晃荡那么长的时间了。他记起他在屋顶上看见的那列快车，开往伊斯坦布尔的快车。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我没买票能乘上这趟列车吗？他不愿意在身后留下面貌特征的踪迹，他甚至曾起意用凿子把安娜弄瞎，那样她就不可能认出他了。但这只是一闪念，他讨厌不必要的暴力行为，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暴力，而是因为他干事讲究干净利落，该干的事一件不能少，多余的事一件也不能加。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克鲁伯先生身上的血迹，在他的口袋里搜寻书房的钥匙，找到钥匙后，他又在镜子前停留了一会儿，理了理头发，又刷了刷帽子。然后他离开了这间屋子，回头锁上了门，把钥匙扔在大厅里的一只伞架里：今天晚上他可不打算再爬房顶了。


    当他看见电梯敞着门时，他犹豫了一下，但他马上就决定还是从楼梯下去，因为电梯的噪声会把他的行踪通知其他各层公寓。在下楼的一路上，他都在注意听安娜的喊叫，但只有一片沉寂。外面雪仍在下，淹没了车轮声和脚步声，而楼上的沉寂似乎比雪花更猛更密地落下来，把他留在身后的一切踪迹，那堆书，那个黑提包，那个烤焦了的保险柜等，都统统掩盖起来。他以前没有杀过人，但只要这种沉寂不被打破，他就能忘却这一事实：他已经迈出了最后一步，登上了他这个行业的危险的顶峰。


    一楼有一扇门开着，当他经过那儿时，他听见了一个女人悻悻的话音：“听我说，那样的内裤哟。哼，我又不是总统的女儿，我对她说，给我来条像样点儿的。薄的呀，你见都没见过——”


    约瑟夫·格伦利希捻了捻他那浓密、花白的胡髭，大胆地走到街上。他这儿瞧瞧，那儿看看，仿佛是在等朋友。街上看不到警察，便道上的雪也扫净了，不会留下脚印。他向左转径直朝火车站走去，竖起耳朵留意是否有叫喊声。除了出租车的喇叭声和雪花飘落的沙沙声外，他什么也没听见。在街道尽头，火车站巨大的拱顶像杂耍剧场灯火辉煌的门面一样吸引着他。


    然而，他想，像个彩票兜售人似的在进站口晃来晃去可太不安全了。这时，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是从克鲁伯先生的公寓中坠落下来，一层一层一直落到楼底下，仿佛重演了那多谋善断的一幕：手向保险箱一指，迅速拉起绳子，端平手枪开了火，霎时间他心中不禁充满了骄傲。我杀了人。他迎着晚风敞开了外衣，理了理背心，摸了摸银表链，朝一名想象的女友掀了掀那顶灰帽子。这帽子是维也纳一家最好的制帽商做的，但对他来说小了一点儿，因为这是他从厕所的衣帽钩上顺手牵羊得的。我约瑟夫·格伦利希杀了人。我很机灵，他想，他们对付不了我。我干吗要像个鬼鬼祟祟的小偷似的匆匆往车站赶，悄悄从门口溜过，躲在房舍的阴影里呢？喝杯咖啡也还来得及。他在咖啡馆顶棚边缘处的便道上找了张桌子，当初他在楼顶上滑倒时，看见朝自己飞来的就是这个顶棚。透过纷纷飘落的雪花，他抬眼看了看那幢楼房，一层，两层，三层，克鲁伯先生家亮着灯的书房窗子，四层，楼房的幽影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消失了。真摔下来的话可够呛。


    “来杯牛奶咖啡。”他说。他若有所思地搅搅咖啡，约瑟夫·格伦利希，命里注定。他别无选择，也就毫不犹豫。可我不能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想到这儿他脸上掠过一道不满的阴影。那太危险了。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安东，那个他借用了名字的安东，也不能说。说不定会有人出钱买消息的。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又自我安慰地想：他们会猜到的，他们会指着我说：“那是约瑟夫。他在维也纳杀了克鲁伯。可他们没抓着他。他从来没被抓住过。”


    他放下杯子倾听着。是出租车，还是车站的喧哗声或一个女人在嘶喊？他朝四周的桌子望去，人们都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他们聊着，喝着，笑着，有个男人在吐痰。但约瑟夫坐着，听着，觉得不那么口渴了。一个警察沿街走了过来，他也许刚从交通岗下班，赶回家去，但约瑟夫举起玻璃杯挡住自己的面孔，从杯子的上方偷偷地注视他。随后，他十分肯定地听到了一声喊叫。那个警察停了下来，约瑟夫着急地四下寻找侍者，站起身来，把几枚硬币放在桌子上；放在两腿之间的手枪把皮肉都蹭疼了。


    “晚上好。”那个警察买了一份晚报，又沿街走开了。约瑟夫用他戴着手套的手摸摸前额，当他放下手来时，手套上沾满了汗水。这可不行，他想，我可不能神经过敏，那叫声准是我幻想出来的。他正打算坐下，喝完那杯咖啡，就又听见了喊叫声。咖啡馆里居然没人注意到这喊叫声，真是怪事。他想，不知再过多久她就能打开窗户，那时他们就会听见她的声音。他离开桌子，走到大街上，喊叫声听得更清楚了。但出租车呼啸而过，几名旅店搬运工扛着提包，在湿滑的便道上踉踉跄跄地走着；没人停住脚步，没人听到什么。


    有什么东西叮当一声掉在便道上，约瑟夫低头看了看。是一枚铜币。这倒挺有意思，他想，是个吉兆。但当他俯身去拾这枚铜币时，他却看到从咖啡馆到这儿的一路上，断断续续有一些铜币和银币躺在便道上。他摸了摸裤兜，兜里空空的，只有一个窟窿。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说我离开那所公寓后就一直在往地上掉硬币？他看到自己正站在一条清晰的踪迹的尽头，这条踪迹横过一块块铺路石，穿过一层层楼梯，一直通往克鲁伯先生书房的门口。他开始沿着便道迅速往回走，拾起硬币塞进大衣口袋里。但没等他走到咖啡馆，头顶上很高的地方就有一扇窗户的玻璃被打碎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呼叫着：“救命啊！救命啊！”一个侍者从咖啡馆里跑出来，仰头往上瞧；一个出租车司机刹住车，在街沿上停下车来。两个正在下棋的人丢下棋，也跑到路上。约瑟夫·格伦利希原来觉得在纷扬的大雪下万籁俱寂，可现在，当出租车停止行驶，咖啡馆里的人不再说话时，他才感受到真正的沉寂。那个女人仍在不断地叫喊：“救命啊！救命啊！”有个人说：“警察来了！”两名警察沿街跑过来，身上的手枪套子铿锵作响。随后，除了一小群闲人聚在公寓楼的大门口外，其他一切又恢复了常态。下棋的人又回去下棋，出租车司机按了按自动启动器，但因为发动机已经冷了，他只好爬出车来摇摇柄。约瑟夫·格伦利希不紧不慢地朝车站走去，一个卖报的开始去捡他丢在便道上的硬币。约瑟夫想，我万万不能再等去帕绍的那趟火车了。但我也不能冒无票乘车的风险，他又想。可我没钱再买票了，连零钱也丟光了。约瑟夫呀约瑟夫，他心里厌恶地责骂自己，别跟自己过不去。你得再弄点儿钱，可不能现在就认输投降。约瑟夫·格伦利希，干了五年，从没有出过岔子。你已经杀过人了，你，这个行当的头面人物，当然也能偶尔干点儿任何“捡小钱的”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去偷个女人的提包。


    他走上台阶进入车站，警觉地四下张望着。他绝不能冒险。如果他让人抓住了，他所面对的将不是一个星期的监禁，而是无期徒刑。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进行挑选。在拥挤的大厅里，有几个提包看管得实在马虎，简直像是往他手里送。但这些提包的主人或是模样太寒酸，或是太像浪荡女人。第一种人也许还有仅仅几个先令放在粗糙的钱包里，后一种人的提包里多半连零钱都没有，只有粉扑、口红、镜子，也许还有避孕套。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甚至比他所希望的还要如意。一个外国女人，也许是英国人，短发，没戴帽子，眼睛红红的，正拼命拉一间电话亭的门。当她用双手去拧门把手时，她的提包落在脚下。他想，她有点儿喝醉了，而且，既然她是外国人，她的提包里就一定有不少钱。对约瑟夫·格伦利希来说，这件事如同儿戏一般。


    门打开了，梅布尔·沃伦看到了面前那部黑亮的电话，十年来，她最美好的时光和最美妙的言词都用在打电话上了。她弯腰去拾提包，但提包不见了。奇怪，她想，我敢发誓——莫非我真的把它丢在火车上了？在火车上，她和珍妮特·帕多一起吃了一顿告别的晚餐。喝了一杯雪利酒，大半瓶德国白葡萄酒，两杯白兰地。后来，她觉得有点儿飘飘然了。珍妮特付了饭钱，她给了珍妮特一张支票，接下了找回的零钱。现在，她那苏格兰呢外套的口袋里还装有两镑多的奥地利零钱，但是，提包里有将近八十马克呢。


    她费了些周折才让长途台听清她要的科隆的电话号码，因为她的声音有点儿瓮声瓮气。等待回话时，她尽力使她头重脚轻的身体在小铁椅上保持平衡，一边留心地注视着出口的检票处。从站台出来的旅客越来越少，不见津纳医生的踪影。在离维也纳还有十分钟路程的时候，她去过他的隔间，看见他正在戴帽子穿雨衣。他回答她说：“是的，我要下车了。”她压根儿不信，当火车停下来以后，她一直等到他下车，看着他在站台上摸找车票，她本来绝不会放走这家伙的，可是她必须给分社打电话，因为如果他是在撒谎，她就要跟随他去贝尔格莱德。那么，这个晚上她就不会再有打电话的机会了。我是把提包丢在车上了吗？她再一次问自己，这时电话铃响了。


    她看看手表：还有十分钟。如果五分钟内他不出来，我就回车上去。他对我撒谎捞不到什么。“喂，是伦敦《号角报》吗？爱德华兹吗？好，记吧。不，小伙子，不是关于萨沃里的。过一会儿我再给你那篇通讯，这个消息是能上头版头条的，你得把它先留半个小时，如果我不再给你来电话，就把它发出去。昨天我报道了星期三夜里贝尔格莱德发生的共产党暴动，暴动已被平息，有若干人丧生。这次暴动是由臭名昭著的煽动分子津纳医生策划的，该人曾于坎姆内茨审判案期间失踪。（不，是坎姆内茨，Kaiser的K， Arse的A， Mule的M， Navel的N，不是那个，不过没关系，是同一个字母。Erotic的E， Tart的T， Zebra的Z。写下来了吗？）坎姆内茨审判。通知助理编辑。请査看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剪报。人们曾以为此人已被政府特务谋杀，然而，尽管当时已发出缉拿他的逮捕证，他还是脱身远遁了。在同我报特派记者的一次单独会晤中，他披露了自己在大滨海伯青顿当教师的生活。通知新闻编辑，他不肯详谈此事，可以从校长那里了解详情内幕。他自称约翰。贝尔格莱德的暴动没有选好时机，暴动原计划在星期六夜里举行，星期三晚间离开英国的津纳医生届时即可抵达那里进行指挥。他乘坐的快车到达维尔茨堡时，津纳医生获悉了起义爆发并失败的消息，他当即决定在维也纳下车。他痛苦万分，对我报特派记者反复地低声说：‘他们要是等等就好了。’他自信如果他出现在贝尔格莱德，该城的全体工人就会支持起义。他泣不成声地向我报记者讲述了他一九二七年从贝尔格莱德出逃的惊人经历，并且描述了那项业已流产了的计划。记下来了吗？你仔细听着。如果半小时内我不给你其他消息，就把‘到达维尔茨堡’之后的文字全都删去，而照这样继续写：他痛苦地迟疑良久，最后决定继续前往贝尔格莱德。他肝肠欲碎，只是喃喃低语着：‘那些勇敢的同志，我怎能丢下他们？’待他精神稍微恢复时，他对本报特派记者解释说，他已决定同起义的幸存者一起接受审判，他在坎姆内茨审判期间曾获得堂吉诃德式的名声，他必须这样去做才名副其实。众所周知，他在工人阶级中深得人心，他的行动将使政府颇感难堪。”


    沃伦小姐长长歇了一口气，看了看手表。离开车只有五分钟时间了。“喂，不要走开。还有一段关于萨沃里的老生常谈</a>。你必须快点儿记录下来，他们要求我写半栏版面，但我没有时间了。我给你大概说说吧。《寻欢作乐》的作者奎因·萨沃里先生正在赴远东的途中，为他的新作《出国记》收集素材。尽管这本书以东方为背景，但这位大小说家并不愿完全拋开他爱之甚深的伦敦，他将通过一个小个子伦敦烟草商的眼光来观察遥远的他乡风物。萨沃里先生体形瘦削，肤色黝黑，他在科隆车站站台上接待了本报记者。他的谈吐直率（别开玩笑，我说的是直率，直——率），但仍可看出他有一颗热情诚挚的心。当被问及如何评估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时，他说：‘我主张健全的文艺，反对劳伦斯、乔伊斯之类作家那种病态的内省倾向，对于一个体魄健全、思想健康的进取者来说，生活是美好的。’萨沃里先生衣着简朴，全无怪异之处。他对某些文艺圈子里的玩世不恭的作派颇不以为然。‘在他们那里，’他说，很风趣地改编了伯克的名句，‘性取代了人的位置。’本报记者指出，许多读者都对《寻欢作乐》（此书目前正好售出了十万册）中的小女仆埃米·托德十分喜爱。他们说：‘萨沃里先生，您对女性的内心世界真是了如指掌。’尚未结婚的萨沃里先生登上列车，回首温文一笑。‘小说家，’他笑着说，‘可以说是个间谍。’当列车载着他驶离站台时，他愉快地频频招手。顺便说一句，众所周知，加沙威勋爵的女儿卡罗尔·德莱娜将在英国出品的影片《寻欢作乐》中扮演女仆埃米·托德。记下来了吗？当然，这都是些陈词滥调，跟那小子采访还能搞出什么别的名堂吗？”


    沃伦小姐挂上了听筒。津纳医生还没有出现。她很气愤，但又感到满意。他以为已经把她甩在维也纳车站上了，她带着几分快意想象着，当他从报纸上抬起头来发现她又站在隔间门口时的一脸懊丧。要比泥巴黏得还紧，她自言自语地低声说，我就是要这样。


    站在检票口的职员拦住了她：“请出示车票 [23] 。”他并没有看她，因为他正忙着查收刚从一列短途车上下来的旅客的车票，一些抱娃娃的女人和一个拎着活母鸡的男人。沃伦小姐拼命想挤过去：“记者通行证。”检票员朝她怀疑地转过身来。记者证在哪儿？


    “我把提包丢在车上了。”沃伦小姐说。


    他收完最后一张票，把车票码成平平的一沓，小心地用橡皮筋把它们捆扎起来。他彬彬有礼而又寸步不让地解释说，这位女士刚才从站台出来时就对他说有通行证，她拿着一张卡片朝他晃了晃，没等他检查就跑了出去。现在他很想看一下那张卡片。


    “见鬼，”沃伦小姐说，“那么我的提包让人偷了。”


    但是女士刚才还说过提包在火车上。


    沃伦小姐又骂了一句。她知道自己的形象十分不妙；她没戴帽子，头发乱蓬蓬的，一口酒气。“那我没办法，”她说，“我必须回到列车上去。派个人跟我一起去，我把钱交给他。”


    检票员摇了摇头。他本人是不能离开检票口的，他解释说，要是把大厅里的搬运工派到站台上去收一张票的钱，那岂不乱套了！这位女士为什么不先买张票，然后再向公司要求赔偿呢？沃伦小姐气冲冲地说：“因为这位女士身上的钱不够。”


    “要是这样的话，”检票员瞥了瞥钟，客客气气地说，“您只好乘下一趟车了。东方快车就要开了。至于提包，您不必担心，我们可以给下一站打个电话。”


    有人在售票厅吹起一支小调。她和珍妮特以前听过这个调子，一支轻快的色情歌曲。她们俩曾手拉着手在黑暗中倾听，银幕上，摄像机展示出一整条街道，从街头一直推向街尾，一会儿一个男人从窗口探出身子唱上一句，一会儿在独轮车后卖菜的女人唱上一句，一会儿在墙根阴影里搂着姑娘的小伙子又唱上一句。她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忧虑和担心：珍妮特与奎因·萨沃里，科洛尔与理査德·津纳，等等。偏偏这时，一张粉红的年轻面孔又插进来，角质镜框的眼镜后面热情地闪动着一双和善的眼睛。“我猜，夫人，您同这位先生有些误会，我很乐意为您做翻译。”


    沃伦小姐怒气冲冲地转过身去：“滚开，啃你的老玉米去！ [24] ”说着，她大步朝电话亭走去。这位美国青年使沃伦小姐心中相持不下的矛盾情绪骤然起了变化，愤怒压倒了感伤，懊丧的心情转化为报复的恶念。津纳那家伙自以为安全了，她想，自以为把我甩掉了，自以为由于他是失败者，我就对他无可奈何了。然而，等到亭子里的电话铃响起的时候，她已相当冷静了。让珍妮特去和萨沃里调情，科洛尔去和犹太佬勾搭吧，梅布尔·沃伦这会儿不在乎。如果需要在爱女人与恨男人这两种情感之间选择，她就只能珍重后一种情感了。因为她的爱也许会成为别人的笑料，但是还从来没有人敢讥讽她的仇恨呢。


    2


    科洛尔·马斯克惶惑地瞅着菜单。“你替我点吧。”她说，她很高兴他要了葡萄酒，它会帮助我，她想，度过这个晚上。“我喜欢你的戒指。”维也纳的灯光从他们身旁掠过，窗外已经一片黑暗，侍者从桌后探身拉下百叶窗。迈亚特说：“我买它花了五十镑。”他回到了熟悉的天地里，变得自在了，不再因人类自相矛盾的行为困惑不安。他面前的酒单，盘子里叠好的餐巾，侍者经过他的座位时拖沓的脚步声，这一切都使他自信起来。他面带微笑，转动着手，那钻石戒指的各个平面朝着车顶和酒杯闪闪发光。“它值将近一百镑呢。”


    “给我讲讲她的事儿吧，”萨沃里先生说，“她这人挺怪。喝酒吗？”“对我可痴心啦。”“谁能不这样呢？”他向前凑凑身子，揉着面包，谨慎地问道，“我一直没弄明白。像这种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我可不能再喝这种外国啤酒了。我的胃受不了。问问他们有没有爱尔兰黑啤酒。我就喜欢黑啤酒。”


    “当然，你们德国的体育运动正在大大复兴，”奥佩先生说，“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看得出。但这毕竟跟板球是两码事。拿霍布斯和萨克利夫 [25] 来说……”


    “接吻。老是接吻。”


    “可我不会说外国话，艾米。”


    “你怎么老是说这值多少那值多少？你知道我值多少？”她又困窘又惧怕的心情化作了气愤，“你当然知道。一张十镑的车票。”


    “我已经解释过了”，迈亚特说，“所有这些。”


    “如果我是那边那个姑娘……”迈亚特扭过脸，看见了那个身穿皮大衣的苗条姑娘，她那双柔和的水汪汪的眼睛迎着他的目光，端详了他一阵，又把他撇开了。“你比她漂亮。”他显然不大真诚地说，还想再截住那姑娘的目光，验证一下她是否真的不屑于理睬自己。这不是说谎，他暗想，科洛尔打扮好了还算得上漂亮，而那陌生女人的美是不能用“漂亮”这类微不足道的标准来衡量的。然而，我跟她不会有话可说，他想。我跟她讲话不会像对科洛尔这样随便，我会老觉得手放得不是地方，老想着我是犹太人；他心里涌起一股感激之情，转身对科洛尔说：“你待我真好。”


    他从汤盆、面包和调料瓶上探过身去。“你以后也会待我好。”


    “是的，”她说，“今天晚上。”


    “干吗只是今天晚上？我们到了君士坦丁堡以后，为什么你不——为什么咱们就不……”他犹豫了，她身上有点儿什么让他迷惑不解：像熟悉的领地中的一小片不曾去过的树林。


    “在那儿跟你一块儿过？”


    “为什么不呢？”然而，涌进她脑海的并不是反对他的提议的种种理由，她的念头变得如此五光十色，她不得不凝神定睛地盯住眼前的现实：摇晃的列车，放眼看去，在两侧关闭的百叶窗之间，男男女女都在吃喝，人们交谈的只言片语飘来：


    “是的，仅此而已。接吻，老是接吻。”


    “霍布斯和朱特格利夫？”


    实际上全是赞成他的理由：这样早晨就不必冷冷清清地回到肮脏的寓所和异国房东太太那儿去，如果她要个暖水瓶，要杯茶，房东太太也不会听懂，如果她头痛脑热，房东太太就会弄点儿外国药来代替阿司匹林；相反，她将回到一套漂亮的公寓里，那儿水龙头银光闪闪，热水整天供应，柔软的床铺上铺着绣花缎被，不管为这些付出多大代价，夜里多不舒服，都是值得的。但这些太美了，不像真能实现。她想，今天晚上，他发现我冷冷冰冰，战战兢兢，不会干那些事，就不会要我了。“等等吧，”她说，“也许你会不要我。”


    “可是我想要。”


    “等明天吃早饭再说。吃早饭时再问我，或者干脆不再提这事。”


    “不，不是板球，不是板球。”约瑟夫·格伦利希说，擦了擦上髭，“我们德国人练跑。”他那怪里怪气的用词使奥佩先生不禁笑起来。“你本人是赛跑运动员吗？”


    “我年轻时，”格伦利希说，“是个了不起的赛跑运动员。谁也没我跑得快。没人能追上我。”


    “垃圾。”


    “别骂人，吉姆。”


    “我没骂人。我是说这啤酒。你来尝尝。没多少气。是你以前喝的那种叫敦克尔的酒。”


    “很高兴你喜欢它。”


    “那个小女仆。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她挺可爱。”


    “吃过饭后来聊聊吧。”


    “你不会犯傻吧，萨沃里先生？”


    “我会问你的。”


    “别许诺。什么诺都别许。谈点儿别的吧。告诉我你去君士坦丁堡做什么。”


    “生意上的事。挺棘手的。以后你再吃葡萄干布丁，就想想我吧。葡萄干。我就是葡萄干。”他幽默而又自负地加了一句。


    “那我就叫你葡萄干布丁。我不能叫你卡尔顿，对吧？那叫什么名字呀。”


    “来，尝一颗。我总随身带点儿。尝这个格里的。不错吧？”


    “挺有汁的。”


    “这是我们公司出的。迈亚特，迈亚特及佩奇联合公司。再尝尝这边的一颗。你觉得怎么样？”


    “看那边头等车厢里，艾米。还没瞅见她吗？咱们配不上她啦。”


    “跟那个犹太人在一起？哼，人各有志呀。”


    “当然，我对罗马天主教极为尊重。”奥佩先生说，“我不固执己见。作为一种组织的范例……”


    “怎么样？”


    “我现在就在犯傻呢。”


    “挺有汁的。”


    “不，不，这种没什么汁。”


    “我说得不对吗？”


    “这是斯坦因的葡萄干。一种廉价的低档货。山坡上的葡萄园位置不对。于是葡萄就发干。再尝一颗。你品不出差别吗？”


    “是的，这颗发干。不大一样。可刚才那颗挺有汁的。你不相信？可确实是那么回事。你准是弄混了。”


    “不会，我亲自选的样品。奇怪。真奇怪。”


    突然，餐车里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说话，据说这意味着天使正在从头顶飞过。当人们缄默无语之际，平底酒杯在桌上叮当作响，车轮碾着铁轨哐哐有声，窗户摇颤着，外边黑暗中火星像火柴头似的闪闪烁烁。最后一批就餐的人快吃完时，津纳医生在一片沉默中步入了餐车。他微微屈着腿，样子仿佛船上的水手在暴风雨中力图站得更稳些。一名侍者走在他前面，但他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有人给他带路。许多词在他脑海中闪耀，连成了句子。你们说我是祖国的叛徒。可我不承认什么祖国。往下延伸的黑黢黢的台阶，没有窗户的墙根下的粪便，面有菜色的一张张脸孔。这些并不是斯拉夫人，应对这个或那个穿大礼服的贵人尽忠的斯拉夫人，他想，他们属于全世界的穷人。他凛然面对坐在老鹰和交叉宝剑的徽记下的军事法庭成员：你们有机关枪，有毒气，还奢谈祖国之类，但你们已落后于时代了。他沿着一张张桌子从过道走来，忘情地把手放到下巴下，正了正系得紧紧的领带，又摸了摸那维多利亚式的别针：而我是属于今天的。但霎时间沮丧的回忆就挤进了他那洋洋自得的梦幻，他记起一排排不怀好意的孩子的脸孔，那秘而不宣的嘲弄，那些外号、漫画，夹在语法书里或在桌子底下递来递去的小纸条，找不到罪魁，也没法惩治的嗡嗡的说话声。他坐了下来，视而不见地呆呆望着面前的菜单。


    是的，我要是那个犹太人倒也不错，在天使来访的长时间的静默中，彼得斯先生想道，不管怎么说他把一个小俊妞儿弄到手了。并不漂亮。我并不是说她漂亮，可身材不赖。彼得斯瞧瞧他那位高个儿的骨瘦如柴的老婆，想起了她那咕咕作响的肚子，心里暗自说，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真奇怪。他选样品时是十分经心的。当然，即使斯坦因的葡萄干也不会颗颗都是次等货，可是，当你已是满腹狐疑之际，进一步的怀疑就很容易产生。比如说，埃克曼可能为他自己私下做了一笔小交易，他把公司的一批葡萄干给了斯坦因，以便临时提高一下质量，并以此为基础诱使莫尔特公司出价收购这家企业。埃克曼先生这会儿一定不那么自在了，他想，他准在翻列车时刻表，看手表，想着迈亚特已经走完一半路程了。明天，他想，我要发份电报，让乔伊斯主事，埃克曼去休假一个月。乔伊斯会留心看着账本，他想象着埃克曼踱来踱去，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坐立不安，一会儿给斯坦因打电话，一会儿斯坦因又来电话，在这里叫上一辆出租车，到那儿又把它打发掉，午饭连葡萄酒也没顾得上喝。之后，他又想到办公室前那陡陡的台阶，在台阶顶上，有点儿迟钝然而忠心耿耿的乔伊斯正守着账本。所有这些时间里，埃克曼太太都坐在现代化公寓里的钢架沙发上，为英国圣公会传教团织小孩衣服，那本肮脏的大《圣经》，埃克曼先生欺世盗名的法宝，它那不曾翻开过的封面上落满了灰尘。


    萨沃里先生按了按弹簧百叶窗的按钮。月光落到他的脸上和吃鱼的餐刀上，把静静的上行线铁轨染成银色。雪停了，积雪堆在路基两侧和枕木上，在黑暗中泛着白光。几百英尺外，水银般的多瑙河波光摇曳。他可以看见高大的树木飞掠而逝，电线杆闪过时，上边的金属线架在月光下熠熠生辉。寂静笼罩着车厢，他不再去想珍妮特·帕多了，开始琢磨该用什么字眼来描绘这个夜晚。这完全是个选择和安排的问题；我不能见到什么就写什么，只能选这景象中几个突出之点。我不能提横在雪地上的阴影，它们的颜色和形状都那么飘忽不定，但我可以着意写写映着洁白大地的深红色信号灯，乡村小站候车室中炉火的光焰，以及逆流而上的驳船上的一星灯火。


    约瑟夫·格伦利希摸摸腿上被枪磕肿的地方，心想：还有多久能到边境？不知边境上的卫兵是否已收到有关杀人案的通告？不过，我是安全的。我的护照无懈可击，没人见过我拿着那个黑提包。没有任何证据能把我和克鲁伯的寓所联系在一起。也许我早该把手枪扔掉？他一时有点儿拿不准，但随后又安慰自己说：那样会使他们找到我的踪迹。如今，只凭枪膛上的痕迹就能发现好多东西。这年头犯罪也越来越不安全了，他听到人们传说有一种新的指纹技术，即使戴了手套，也能査出指纹来。不过，虽说他们有这么多科学，可还从来没抓住过我呢。


    有一样本事是电影教给我们的，萨沃里想，即欣赏运动中的景物美，教堂的尖顶如何在树木上方和背后移动，它如何随着人一脚高一脚低的步履跌下来又升上去，一只烟囱优美地插入云霄或沉入一片林立的烟囱背后，等等。必须用字句表达这种运动感，他感到了这种迫切的需要，他渴望趁着有情绪的时候拿起纸和笔，后悔邀珍妮特饭后和他聊天。他想工作，想在一两个小时里不受任何女人的干扰。我不想要她，他想，可是当他啪地关上窗户后，他又感到了欲望的刺激。她衣着讲究，“谈吐像个有身份的女人”，读他的书时满怀敬慕之情，这三件事就足以征服他了，他至今对自己出生在贫民区以及他那偶尔流露出来的伦敦土音有点儿耿耿于怀。六年来他不断地获得成功，由销售量体现出来的成功：两千册，四千，一万，两万五，十万。可是直到如今，每当他发现自己和衣着讲究的女士做伴，他们之间不再隔着饭店的厚玻璃窗或柜台时，他仍感到惊愕不已。你不辞辛苦，常常苦恼万分，但有时也不无喜悦，日复一日地写了十万字；小办事员在账本上写的字也不比这少，可是他，过去的店员奎·斯·萨沃里靠写作得来的收获却是在办公室的座椅上再卖命也换不来的。他捣弄着盘子里的鱼，一边偷偷地望望珍妮特，此刻他想的不是活期存款账户、版税或者分成，也不是因他书中的悲愁而哭泣或因他那伦敦佬的幽默而失笑的读者，而是通向伦敦上层社会客厅的漫长的阶梯。双扇大门打开了，有人通报了他的姓名，女人们转过脸来望着他，满怀兴趣和尊敬。


    过不了多久，一两个小时之内，他就会成为我的情人，这个念头以及对那种陌生关系的恐惧使那张黝黑的深通世故的面孔显得生疏起来。她在过道里昏倒时，他是多么好心啊，他的手给她裹上了暖和的外衣，他的声音给她带来了休息和舒适，感激使得她眼睛有点儿发酸，若不是车厢里一片沉寂，她就会说：“我爱你。”她把这话留在唇边，只等众人的缄默过去之后，她就要用它来打破他们俩之间的沉默。


    报界也会到场，津纳想，眼前浮现出坎姆内茨审判案时熙熙攘攘的记者席，人们忙着写写画画，还有一个人在勾勒坎姆内茨将军的画像。这一次该画我了。我曾在冷冰冰的旷野里一连许多个钟点踱来踱去，思索自己外逃是否正确，这一次我将证明这一切毕竟不是毫无意义的。我得讲得句句得体，记住我的奋斗目标，记住我不只是为了贝尔格莱德的穷人，是为了全世界的穷人。他曾多次反对社会民主党内偏激分子的民族主义观点。甚至他们的党歌《前进，斯拉夫人，前进》也是民族主义的，选中这首歌是违背他的愿望的。他兜里的护照是英国的，而提箱里的起义计划写在德文书上，这使他很高兴。他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一家波兰人开的小纸店里买到了这本护照。一个皮肤上满是斑点的瘦男人，那人的名字他已经忘了，在后厅的茶点桌上把护照递给他，并为要价高表示歉意。“搞到手很不容易。”他解释说。他在帮顾客穿大衣时，丝毫不感兴趣地照例问了一句：“您的生意好吗？”很显然，他把津纳当成了小偷。随后他就赶回店里向一名鬼鬼祟祟的学生出售一份“高卢年历”。《前进，斯拉夫人，前进》这首歌的谱曲者已经在邮局分信室外被人用刺刀杀死了。


    “炖童子鸡！烤小牛肉……”侍者沿着车厢一路喊过来，打破了沉寂。所有的人都立刻又说起话来。


    “我发现匈牙利人天生就喜欢板球。上个赛季我们举行了六场比赛。”


    “这种啤酒也同样糟糕。我就想要一杯爱尔兰黑啤酒。”


    “我确实认为这些葡萄干——”“我爱你。”“我们的代理人——你说什么？”“我说我爱你。”天使已经走远了。在哐当的车轮声中，在杯盘的碰撞声、人们的话语声和镜子的叮当声中，列车喧闹而欢悦地驶过了一长列枞树和波光闪闪的多瑙河。火车里的气压表升高了，司机打开了调节器，车速每小时增加了五英里。


    3


    科洛尔·马斯克在餐车和二等车厢之间的踏板上停下来。列车摇撼着她的身体，一时间她觉得简直没法去彼得斯和他妻子艾米的隔间取自己的提包了。脚下铁板咯咯响着，火车的活塞铿铿地往复运转着，但科洛尔却似乎远离了这些，她仿佛正裹着皮大衣上楼走向自己的套间。屋里边客厅桌上摆着一篮温室玫瑰，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卡尔谨上，不胜爱慕。”她已经决定称他“卡尔”了。说“我爱你，卡尔顿”很难张口，但是说“我喜欢你，卡尔”就一点儿也不别扭。她笑出了声，把手一拍，猛然领悟到爱情原来是这么简简单单，它是由感激、礼物、无拘无束的玩笑、一套公寓、一名女仆以及不必上班干活等组成的。


    她沿着过道跑了起来，跌跌撞撞地这边碰碰，那边磕磕，但她毫不在乎。我要迟三天再去剧院，我要问：“西德尼·邓恩先生在吗？”看门的准是一个土耳其人，只会撅着胡子嘟嘟囔囔，于是我只好自己进去，沿着通道径直上化妆室，跨过乱七八糟地横在地上的救火水管，逢人便说“下午好”，或用法语说“日安 [26] ”。我把头探进总化妆室，问：“西德尼在哪儿？”他一定是在前面排演呢，我就从舞台侧翼快步朝他走去。他会说：“你他妈是谁？”一边说一边打着拍子，而那些“邓恩的宝贝儿”跳啊，跳啊，没完没了地跳。“科洛尔·马斯克。”“你迟到了三天，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顺路进来看看，告诉你我不干了。”她大声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想听听效果如何，但火车的吼叫使得她虚张声势的话语听起来几乎像颤抖的哭腔。


    “劳驾。”她对彼得斯先生说。他饭后正缩在座位上打盹儿，身上有点儿油腻腻的。他的腿横在隔间当中，挡住了她的路。“劳驾。”她又说了一声。彼得斯先生醒了，抱歉地说：“回我们这儿啦？好啊。”


    “不，”她说，“我是来拿提包的。”


    艾米·彼得斯口含薄荷糖蜷坐在座位上，这时突然恶狠狠地说：“别搭理她，赫伯特。让她把提包拿走。她自以为高人一等呢。”


    “我不过是要我的提包。你凭什么发火？我一个字也没说——”


    “别大吵大叫，艾米。”彼得斯先生说，“这位年轻小姐干什么咱们可管不着。再吃片薄荷糖吧。这是因为她胃里不舒服，”他对科洛尔说，“消化不良。”


    “年轻小姐，哼。她是个骚货。”


    科洛尔本已把提包从座位下拿了出来，此时又重重地撂在彼得斯先生的脚趾上。她两手叉腰，对着那女人，显得很老练，很沉着，很有把握。这类争吵使她想起了母亲，有一次一个邻居暗示母亲跟房客有点儿不清不白，她就这么叉着腰跟邻居舌枪唇剑地干了起来。此时她变得和母亲一模一样，这些年的生活经验，剧院里那套假斯文和斟词酌字的谈吐，统统像衣服被她轻易地脱下甩开了。“你当你是什么人呀？”她是知道答案的：他们是一对出门享乐的小店主，正和一个厨师旅游团一道前往布达佩斯，因为那儿比奥斯坦德远一点儿，回国后便可以吹牛说自己是旅行家，向别人显摆显摆提箱上那些下等旅店的花哨标签。过去她也可能对这些羡慕不已，但她已经学会了装出对什么都不在乎，绝不承认无知，显出什么都懂的样子。“你以为你在同什么人讲话？我可不是你们店里的丫头，也不是你在后街上搞到的姑娘。”


    “好了，好了，”她的话戳到了彼得斯先生的痛处，他说，“犯不上动这么大肝火。”


    “哦，犯不上吗？你没听见她骂我吗？我想她一定看见了你跟我动手动脚来着。”


    “我们知道你看不上他。你要舒舒服服赚大钱。别以为我们想让你留在这节车厢里。我知道你是什么货色。”


    “你跟我说话先把嘴里的臭东西吐出来。”


    “你是阿巴克尔街的婊子，勾引在帕丁顿刚下火车的客人。”


    科洛尔放声笑起来。当年母亲就是用这种做作的大笑把邻居们引来观战的。她那放在臀部的手指兴奋得直颤抖，她迄今一直文文雅雅，不丢一个“h”音 [27] ，不议论男朋友，也不说那些俗里俗气的话。这些年来，她一直悬在各个阶级之间，不属于任何阶级，只属于剧院，她失去了与生俱来的粗俗，又不可能学到自然而然的优雅。现在她很高兴能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我可不做你那样的稻草人，你给钱我也不干。凭你这副嘴脸，难怪要肚子疼呢。难怪你老公想换口味呢。”


    “好了，好了，女士们。”彼得斯说。


    “他才不会为你弄脏手呢。你也只配和一个臭犹太佬搞搞。”


    科洛尔突然哭了，尽管她的手还叉在那里炫耀战斗的姿态。她打起精神回了一句：“你少提他！”可彼得斯太太的话却仍像空中广告不断扩散的烟痕一样，污染了明朗的前景。


    “哼，我们知道你是他的姘头。”


    “亲爱的，”她身后响起一个声音，“别跟他们怄气了。”


    “又来了一个你的朋友。”


    “是吗？”津纳医生伸手碰碰科洛尔的胳膊肘，暗示她离开这里。


    “犹太佬和外国人。不知羞耻。”


    津纳医生提起衣箱，将它放到过道里。当他回到彼得斯太太跟前时，他脸上没有外籍教师惶惑可怜的神气，却挂着他当年在证人席上反对坎姆内茨时，记者们见到的讥诮的无畏的表情。“是吗？”彼得斯太太不由得把糖从嘴里拿了出来。津纳医生双手插在雨衣兜里，踮着脚一前一后地摇晃着。他似乎控制了局面，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了。他脑子里仍然满是华丽的字句和社会主义的演说词。他看到欺负人的事，不由得严厉起来，可一时又找不出话来反对这种现象。他知道这些话就在他脑海中某个黑暗的角落里，那些闪光的词句，像烟一样呛人的字句。“是吗？”


    彼得斯太太的勇气开始回升。“你伸头探脑干什么？太过分了。来一个多管闲事的家伙不算，这会儿又来了一个。赫伯特，你也该表个态嘛。”


    津纳医生开口了。他的口音很重，无形中言语变得很有分量，虽说还不能使彼得斯太太折服，却足以使她闭嘴了。“我是医生。”他对他们说，要想让他们懂得一点儿廉耻，真是没指望。这个姑娘昨天夜里昏倒了，为了她的健康，他让她去睡卧铺。猜疑只能使猜疑者丢脸。随后他向站在过道上的科洛尔·马斯克走去。他们离开隔间走远了，彼得斯太太的声音仍清晰可闻。“是的，但是谁出钱呢？这才是我要知道的问题！”津纳医生的后脑勺紧紧地贴着玻璃，恨恨地小声说：“资产阶级。”


    “谢谢你。”科洛尔说，她看见他那失望的表情又加了一句，“需要我帮你什么吗？你病了吗？”


    “不，没有。”他说，“可我真是废物。我没有演讲的才干。”他又向后倚着玻璃窗，对她微笑着说，“你比我强。你讲得很好。”


    “他们为什么这样蛮不讲理？”


    “资产阶级，他们总是这个样子。”他说，“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美德。绅士往往也还算好，勇敢，公正。绅士是靠从事一些有益的工作，如治理国家、教育或卫生事业为生的，要不就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财产。也许他不该得到这笔财产，但他毕竟不是靠害人发财的。而资产者贱买贵卖，从工人那里买了又卖给工人。资产阶级一点儿益处也没有。”


    她的问题原本是不需要回答的。她茫然地望着他，被他那滔滔不绝的解释和确信不疑的语气搞糊涂了，她一点儿也不理解他说的话。“我一点儿也没妨碍他们。”


    “嗯，你对他们的妨害可不小呢。我也一样。我们都来自同一个阶级。但我们是老老实实干活为生的人，只做对人有益的事，不干坏事。我们是不利于他们的一种对照，他们不喜欢这种对照。”


    在这番解释中，她挑出唯一一个她懂的词来提问：“你是绅士吗？”


    “不，我也不是资产阶级。”


    她没能听出在他的回答中有一点儿自负的口吻，因为自从她离家以后，她孜孜以求的就是让别人把自己误当作一位夫人。为此她曾像参谋学院里的野心勃勃的少尉一样刻苦学习：她的课程包括每月一本《妇女和美容》，每周一册《家政须知</a>》。她细细观看画页上的年轻明星和不大出名的贵族小姐的照片，了解应佩戴什么样的饰物，以及搽哪一种香粉最时兴。


    他开始轻声劝她。“如果你不能去休假的话，起码也要尽可能保持安静。无论如何也不要动肝火——”


    “他们骂我是骚货。”她能看出这个词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这在他的思想上根本没引起一丝波澜。他不看她的眼睛，只管自己继续轻声谈论着她的健康。她想，他正在想别的事呢，于是她不耐烦地弯腰去拿提包，打算离开他。但他抢先给了她一连串的指示，什么吃镇静药啦，喝果汁啦，多穿衣服啦。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他在态度上的变化。昨天他希望孤独，现在他却抓住随便什么借口留她多待一会儿。她问：“你说我的真正工作时，指的是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他警惕地说。


    “昨天我昏倒的时候。”


    “那是我信口瞎说呢。我只有一个工作。”他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拿起提包走了。


    科洛尔积平生的全部经验也无法理解，她这一走使津纳医生陷入了多么孤独的境地。“我只有一个工作。”这一吐露使他很惶然，因为事实不尽如此。昔日的生活和成长的经历使他不存什么单一职业的观念。许多不同的职责曾照亮过他的生活。可以说，他的心灵天生像一间空无所有的大房子，里边到处是刻痕、脱落的墙纸和灰尘，一副潦倒破败的样子，而他的责任有如一个巨大的枝形烛台上的支支蜡烛，这烛台大得没法送当铺，却能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他曾经对父母负有责任。他们为了供他上学而忍饥挨饿。他记得他得到学位那天，父母是怎样来到他那间兼作客厅的卧室，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尊重地乃至是敬畏地望着他，但目光里却没有爱。因为他成了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能再爱他了。他还曾经听见父亲称他为“大人”。尽孝道的两支蜡烛早就熄灭了。在那许许多多的烛光中，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消失，因为他还对病人负有责任，对贝尔格莱德的穷人负有责任，此外他还渐渐意识到自己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负有责任。为了让他当医生，他父母节衣缩食，为了当医生，他自己也曾饥一顿饱一顿，健康受到了损害。然而，待他开业几年之后，他却发现自己的医术毫无用处。他不能替自己人做任何事，他不能建议疲劳过度的人去休假，也不能给糖尿病患者开胰岛素，因为他们没钱买药或休息。


    他在过道里走动起来，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天空中又飘起了细小的雪花，雪像一团雾气似的扑到车窗上。


    他还曾对上帝负有责任。他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只是对一个神。这个神在被蠹虫蛀咬的华盖之下被摇摇晃晃地抬过挤满人的教堂走廊，这个神只有五先令硬币那么大，嵌在镀金框中。这个神是两面派，当伏在柱子之间的穷人抬眼静候他莅临时，他慰藉他们的痛苦；当唱诗班、教士以及圣歌音乐一拥而过，穷人们俯首膜拜时，他劝他们为了可疑的来世而忍受今天的苦难。他熄灭了这一信仰，他对自己说，上帝不过是富人为了让穷人安贫乐道而编造出来的神话。他郑重其事地吹熄了这支蜡烛，怀着一种奇特的旧式心理，觉得自己胆大包天。可是有时候，他看到如今某些人生来就毫无宗教感，竟然嘲笑十九世纪反圣像崇拜者的严肃态度，便不由得产生出一种不可理喻的恼怒。


    现在，这间大房子里只剩一盏幽灯闪着光。他想，我不再是个儿子、医生或教徒，我是个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这个被政治家在无数讲坛上谈论不休、用劣等纸张和残破铅字在无数报刊上印来印去的字眼，如今听来似乎已不那么真实了。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也失败了。他孑然一身，心中唯一的烛火摇晃欲灭，这时他欢迎任何人来和他做伴。


    他回到自己的隔间，发现里边有个陌生人，他很高兴。那人本来背对着他，但他以一双短粗腿为轴迅速地扭转了身子。津纳医生首先注意到，那人的表链上有一个银十字架。接着他发现自己的衣箱被挪了地方。他悲哀地问：“你也是个记者吗？”


    “我不会说英语。”那人答道。津纳医生横在通往过道的路上，用德语说：“警察局的密探？你来得太晚了。”他仍然盯着那个银十字架，它正随着那人的晃动前后摇摆着；也许它是随着人类的发展步伐歪斜了，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仿佛正紧贴在一条陡斜的街道旁的墙壁上，让那些顶盔戴甲的人、让长矛和军马通过，让那疲惫的受难者 [28] 通过。他并不是为了让穷人安贫乐道而死的，不是为了把绳索拉得更紧而死的，他的话被人歪曲了。


    “我不是警察局的密探。”


    津纳没大注意这个陌生人。他正面临一个新问题：既然基督的话遭到了歪曲，那么其中有些话本来可能还是正确的。他暗暗同自己争辩道，这一怀疑是由于死亡临近才产生的，当失败的重负变得不堪忍受之际，人难免会向最无根据的许诺求助。“我将予你安息。”可死亡不能使人安息，没有对安息的意识，也就无所谓安息了。


    “你误会了，先生——”


    “津纳。”他毫不犹豫地把名字告诉了陌生人；躲躲藏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在讲实话的新的气氛下，他要抛弃的不仅是自己的假身份。有些说法，比如“宗教是富人的朋友”等普通的口号，他从未细加考查便接受了下来，因为它们对于事业有利。他对那人说：“你不是警察局的密探，你是什么人？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个胖男人一只手摸着背心上最下面一颗扣子，上身朝上耸了耸。“我叫——”他的名字被拋入雪光辉映的暗夜中，被火车的轰鸣、铁桥的震响以及桥梁的回声淹没了；多瑙河宛如一条银色的鳗鱼，从铁路线这一边溜到了那一边。那人只好重复了一遍：“约瑟夫·格伦利希。”他犹疑了一下，又继续说，“我在找钱，津纳先生。”


    “你偷了——”


    “你回来得太快了。”他慢吞吞地解释，“我是从警察手底下逃出来的。不过我能担保，津纳先生，我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他一个劲儿捻着背心上的纽扣，在津纳豁然开朗的头脑中，他不过是个不可信的饶舌的外国人。占据他脑海的是不容争辩的真理，是饥饿的面孔、五颜六色的破衣烂布、痛苦不幸的孩子，以及那蹒跚走向殉身处的受难者。“我是政治犯，津纳先生。涉及报纸的事。我蒙受了不白之冤，只好逃出来。我是为了事业才打开你的箱子的。”他热切地吐了口气，喷出“事业”一词，把它降低为一个廉价的口头禅，一种轻浮的情感。“你不会叫列车员吧？”他的膝盖绷得紧紧的，手指抓着纽扣。


    “你说的事业指什么？”


    “我是社会主义者。”一个念头飞快掠过津纳的脑海：不能根据组织成员来判断一个社会运动，不能由于格伦利希这样的依附者就谴责社会主义。但他仍然急于忘掉这个家伙。“我可以给你点儿钱。”他掏出皮夹子，递给那男人五英镑钞票，“晚安。”


    打发格伦利希很容易，他花的代价也很小，因为到贝尔格莱德以后钱就对他毫无用处了。他不需要律师；他将用自己的嘴为自己辩护。但是摆脱由格伦利希引起的想法却不那么容易，一个运动不应因其成员的欺诈而受到谴责。他本人也并非完美无瑕，他有虚荣心，也有行为不检之处，他曾使一个姑娘怀孕，但这些并不能改变他信仰的真理性。就连他乘坐头等车厢的动机中也掺有杂念：这样做固然有利于避开边防警察，但也是为了更舒服一点儿，更符合他做领袖的虚荣心。他发现自己在祈祷：“上帝宽恕我。”但是，即使世上存在着什么宽恕人的力量，他也无法真正相信宽恕了。


    列车员走了过来，看了看他的车票。“又下雪了，”他说，“再往前开，天气会更糟。我们要是不被雪挡住就算有造化。”看来他很想多待一会儿聊聊天。三年前的冬天，他说，他们也碰上过一次坏天气。在巴尔干的一个荒僻地区，在一段最难走的线路上，他们被大雪困了四十八小时，找不到食品，燃料也得省着用。


    “我们会准时到达贝尔格莱德吗？”


    “很难讲。我的经验是——在布达佩斯这边要是下了雪，到贝尔格莱德之前雪就会大一倍。在没有到达多瑙河时情况就不同，慕尼黑可能在下雪，而布达佩斯却和暖如夏。晚安，医生，天气这么冷，会有病人找你的。”列车员搓着手，顺着过道走了。


    津纳医生没有在自己的隔间里多待，和他同隔间的人已在维也纳下车了。雪在所有的缝隙上结成块，玻璃也开始结冰了，很快就会连窗外一闪而过的灯火也看不见了。当信号灯箱或车站电灯从窗前闪过时，那不透明的冰纹把它们割成一条条的，一时间车窗成了万花筒，许多花花绿绿的碎玻璃片在里面抖动。津纳医生把手揣进雨衣那宽松的衣褶中取暖，又在过道里走动起来。他穿过列车员包厢，走进在维也纳才挂上的三等车厢。这节车厢的大多数隔间都黑黢黢的，天花板上只有一盏昏暗的电灯亮着。旅客们把上衣卷起来垫在头下，躺在木椅上过夜；有些隔间较挤，男男女女坐两排，就那么直挺挺地坐着打瞌睡，在微弱的灯光下，他们脸色青灰，毫无表情。座位底下的空瓶中散发出廉价红葡萄酒的气味，地上扔着几片酸面包。当他走近厕所时，他又转身返了回来，那气味实在叫他受不了。在他身后，厕所门正随着列车的震动一开一合。


    我属于这个地方，他疑惑地想，我应当坐三等车厢。我不想像拥护宪法的工党议员那样，领着头等车票前往拥挤的国会投票。但他又自我慰解地说，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换车造成的耽搁，是为了不在边境让人扣住。尽管如此，他还是注意到自己动机不纯；自从他听到失败的消息后，这一事实才开始使他不安起来。因为在胜利带来的激动和无私的气氛中，他的一切虚荣、猥琐和微末的缺点本可以被冲洗得无影无踪。但现在，既然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口舌，他希望自己在被告席上发表演说时，良心上是完全清白的。过去的一些小事，尽管敌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却可能浮上他的心头，堵住他的嘴。同那两个店老板争吵时我都完全失败了，我在贝尔格莱德就会做得更好吗？


    因为他的未来几乎已经确定了，于是他开始沉溺于对往事的回忆，虽说他并不习惯这样做。过去有个时期，只要你说“自从上次忏悔以来，我干了这或干了那”，你就可以用一时的羞愧赎回良心的清白。假如我能如此轻易地恢复纯洁的动机，他满怀渴望又有点儿酸溜溜地想，那我何不试试呢？我现在也常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并不亚于过去那会儿，但我已经不相信宽恕了，我不再相信有谁能宽恕别人。他几乎嘲弄起他的信仰来：难道让我去向社会民主党的司库，向三等车厢的乘客忏悔我的罪过吗？教士转过脸去，举起手指，呆板地发出喃喃低语，这一切在他心中突然变得异常美丽，像青春、像高架桥墙角里的初恋一样美好，令人无限神往而又无可挽回地永远逝去了。


    这时，津纳医生看见奥佩先生独自待在二等车厢的隔间里，正往笔记本上写东西。


    他渴求地望着奥佩先生，同时又觉得羞愧，因为他曾为自己战胜了宗教信仰而自豪，现在却要向这个信仰屈服了。但如果这信仰能让我安宁呢？他反驳地想，伴随着这个词引起了一些仍旧令人不快的联想。他拉开门，走进了隔间。那张苍白的长脸和浅色的眼睛，那副饱受文化传统熏陶的情态，使得他心里很别扭，如果他提出请求，就等于承认教士的优越地位了。一时间，他又成了满手泥污的男孩，在黑暗的忏悔室中为自己世俗的罪过而羞红了脸。他用总是揭自己老底的生硬的英语说：“真对不起，也许我打扰你了。你要睡了吗？”


    “没关系。我在布达佩斯下车。”他否认地笑着说，“在我安全上岸之前，我想我是不会去睡觉的。”


    “我叫津纳。”


    “我叫奥佩。”对奥佩来说，他的名字并无什么意义，也许只有记者才会记得他的名字。津纳医生拉上门，坐在对面的座位上。“你是教士吗？”他想在后面加上“神父”一词，但这个词却黏在他的舌尖上；这个词的含义太多了 [29] ，它意味着一张饥饿的灰白面孔，面对像敌人一样成长起来的儿子，疼爱凝为尊敬，牺牲变成了怀疑。“我不属于罗马教派。”奥佩先生说。津纳医生沉默了好几分钟，不知该怎样说出自己的请求。他嘴唇发干，心中渴求着公正，宛如渴求他人房间桌子上的一杯冰水。奥佩先生似乎注意到了他的窘迫，便愉快地说：“我正在编一本小集子。”津纳医生机械地重复道：“集子？”


    “是的，”奥佩说，“替世俗的人们编的一本宗教文集，可以在英国教会中起到类似罗马默祷书的作用。”他用苍白细瘦的手敲着笔记本的黑软皮封面。“但我还想探讨得更深一些。那些罗马书——怎么说好呢？——过分局限于宗教范畴。我希望我的小册子能适应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况。你打板球吗？”


    津纳医生又沉浸到跪在黑暗中做忏悔的回忆中去了，这个问题使他吃了一惊。“不，”他说，“不。”


    “没关系，你会理解我的意思的。假如你是最后上场的人，你戴上护垫，八个三柱门已被击倒，可是还必须拿五十跑 [30] ，你很想知道这个责任是否将落在自己身上。你从所有一般的默祷书中都得不到应付这种危机的力量，也许就会不大信宗教了。我的目的就是满足这种人的需要。”


    奥佩先生像放连珠炮一样热情洋溢地说着，津纳医生感到自己的英语不够用了。他不能理解“护垫”“三柱门”“跑”这些词的含义，只知道它们和英国的板球游戏有些关系；近五年中，他对这些词汇渐渐熟悉了，在他的思想中，它们是与海风吹拂的草坪联系在一起的，他在那儿监视不听话的孩子玩他不会玩的游戏；但他对这些词的宗教意义一无所知。他想，教士是在用这些词比喻“责任”“危机”“人的需要”，这类词汇是他所理解的，这使他获得了他需要的机会来提出自己的请求。


    “我希望和你谈谈，”他说，“谈谈忏悔。”这个词一说出口，他顿时觉得自己又年轻了。


    “这是个难题。”奥佩先生说。他端详了一阵自己的手，接着又飞快地说起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泥守教条，我以为可以讲出许多理由支持罗马教会的做法。现代心理学正在从事异曲同工的研究工作。忏悔神父和忏悔者的关系与精神分析学家和病人的关系颇为相似。当然，它们是不同的，神父宣称可以宽恕人的罪恶，这个区别是存在的。”津纳医生想插嘴，但奥佩先生急忙继续说道，“区别毕竟不很大。在前一种情况下，罪恶受到宽恕，忏悔者离开忏悔室时精神上解除了负担，打算重新开始生活；在后一种情况下，据说病人只要说出自己的邪念恶行，浓情造成邪恶的无意识动机，就可以消除那种欲望的力量。病人在离开精神分析学家时也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意愿和力量。”通往过道的门开了，一个男子走了进来。“就这一点而言，”奥佩先生说，“向精神分析学家忏悔似乎比向教士忏悔更为灵验。”


    “你们正在讨论忏悔的问题吗？”新进来的人说，“是否能让我插一句不相干的话呢？还应该从文学的角度上考虑这个问题。”


    “让我给你们两人彼此介绍一下，”奥佩先生说，“这位是津纳医生，这位是奎·斯·萨沃里先生。进行一次最有趣味的讨论可说是人才齐备了，我们这里有医生，有教士，还有作家。”


    津纳医生慢吞吞地说：“你没漏掉忏悔者吗？”


    “我正要推荐一位，”萨沃里先生说，“我敢说自己就是一个忏悔者。小说是以作者体验为基础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小说家是在向读者做忏悔。这使读者处在教士和分析者的地位上。”


    奥佩先生朝他微微一笑，反驳说：“不过，只因为梦是一种忏悔，你的小说才成其为忏悔。这里又涉及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压抑机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压抑机制。”列车正通过一座桥梁，他大声重复了一遍。“医生有何见解呢？”两人客客气气，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津纳医生，使得他颇感困惑。他坐着，微垂着头，无法说出滞留在心中的那些痛苦的词句，今晚他已经第二次讲不出话来，到达贝尔格莱德以后，他又怎么能指望自己的讲演能力呢？


    “此外，”萨沃里说，“还有莎士比亚呢。”


    “哪儿能没有莎士比亚呢？”奥佩说，“他像巨人一样在这狭小的世界中走动。你是说——”


    “他对忏悔持什么态度？当然，他是个天生的罗马天主教徒。”


    “在《哈姆雷特》中。”奥佩说，但津纳不愿再待下去了，他站起来，向两人微微躬身。“晚安。”他说。他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愤恨和失望，但他所说出的却是：“有趣极了。”只有一串昏暗的蓝灯泡映照着过道，过道灰蒙蒙的，摇颤着，倾斜地通向黑黝黝的行李车厢。有人在睡梦中翻着身，用德语说：“不可能，不可能。”


    科洛尔离开医生后就跑了起来，手提着衣箱，在摇摇晃晃的列车中尽快跑着，因此，当迈亚特看见她拉开门把手时，她气喘吁吁，显得相当漂亮。十分钟前迈亚特就已把埃克曼先生的来信和市场价目表推到一边去了，他实在读不进这些词句和数字，他的脑海里总是回响着那姑娘的声音：“我爱你。”


    好一个笑话，他想，好一个笑话。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从现在起列车一连七小时不停站，而且他已经买通了列车员。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对长途客车上的这类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年轻时他常常读描写美貌的伯爵夫人在单独旅行时如何勾引国王使者的小说，他常想，不知这类好运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他照照镜子，把油亮的黑发向后压了压。要是我的肤色不那么暗，我还可以不算长得丑，但是当他脱下皮外衣时，他却不能不想起自己正在发福的身体，想起自己并非携带着满装密封文件的公文包，而是装着葡萄干出门旅行的。她也不是漂亮的俄国伯爵夫人，不过，她喜欢我，而且她的身材很好看。


    他坐下，看了看手表，又站起来。他兴奋起来了。你这傻瓜，他想，她也没什么新鲜的，普普通通，心肠软，长相好，在西班牙大街上，随便哪个晚上都能找到这样的姑娘。但尽管他列举出种种理由，他还是不能不感到这次艳遇有一点儿陌生的新鲜感。也许这只是由环境造成的：在一张仅两英尺来宽的卧铺上，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行进。也许这来自她晚餐时的表白，他认识的姑娘都不好意思说这种话。如果你问她们，她们会说“我爱你”，但如果让她们自发地说，她们多半会讲“你真是个好人”。他开始思量起这姑娘来，过去他从未这样想过一个能够搞到手的女人：她温柔可爱，我心甘情愿为她做事。好几次他甚至忘记了这姑娘已经欠下他一笔人情债了。


    “请进，”他说，“请进来。”他从她手中接过衣箱，把它塞到座位下面，然后握住她的手。


    “瞧，”她微笑着说，“我不是来了吗？”尽管她在微笑，他却觉得她很惊恐，心里诧异她为什么会这样。他放开她的手，拉下朝过道的百叶窗，顿时，他们好像是单独待在一个颤抖的小匣子里。他吻了吻她，发现她的嘴唇冰凉、柔软，对他半推半就的。她坐在那张已改成卧铺的座位上，问他：“你是不是捉摸过我会不会来？”


    “你已经答应我了。”他提醒她。


    “我也许会改变主意呢。”


    “那又为什么？”迈亚特不耐烦了。他可不想光是坐着聊天，她的腿悬起，随意晃动着，使得他冲动起来。“我们会很愉快的。”他脱下她的鞋，又顺着她的袜子摸去。“你什么都知道，是吗？”她说。他的脸红了。“你不喜欢吗？”


    “哦，我喜欢，”她说，“非常喜欢。要是你懂得不多，我倒会受不了的。”在昏暗的蓝灯下，她面色苍白，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了惊恐。起初他感到好笑，随后又觉得这很迷人。他想激起她的热情，驱散那种冷淡情绪。他再次吻她，并试图把外衣从她肩上脱下来。她像一只装在布袋里的小猫，在衣服下面颤抖着、扭动着。突然她冲他噘起嘴唇，吻了吻他的下巴。“我真的爱你，”她说，“真的。”


    他感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生疏感。他仿佛觉得自己从家里出发，踏上了一条熟悉的小路，走过煤气工厂，越过温布尔河桥上的砖桥，穿过两块田地，但发现自己并没有到达那上山通向平房区并与新公路连接的小道，而是站在一片陌生的树林边上，面前是一条他从未走过的、蔽不见日的小径，谁也不知它通向何处。他从她肩上抽回手来，说：“你真讨人喜欢。”但他没有碰她，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些诧异地说了一句：“你真可爱。”他以前从未体验过欲望上来之后又强压下来，并且由于这种压抑变得更加炽烈的感觉，他总是怀着一种廉价的兴奋匆匆陷入新的艳遇。


    “我该做什么，脱掉衣服吗？”他觉得难以启口，只是点了点头。他见她从卧铺上站起身来，走到一个角落里，开始缓慢地、有条有理地脱衣服，她把上衣、裙子、紧身围腰、背心一件一件地折好，整整齐齐地摆在对面的座位上。他注视着她那冷静的、专心致志的动作，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是多么不相宜。他说：“你真可爱极了。”他感到一种异样的激动，说话都有点儿结巴了。当她从对面朝他走来时，他发现自己弄错了：她的冷静有如一张紧绷的皮，其实她激动得满脸通红，眼睛充满恐惧，看上去像是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他们很自然地在两排座位之间的狭小空地上相遇了。“我希望把灯熄了。”她说。她紧紧地贴着他站着，他用手抚摸她，两人随着列车的行进轻轻摇摆着。“不，”他说，“我喜欢让灯全亮着。”


    “关了更方便些。”她说，低声笑了起来。在列车的哐当声中，她的笑声化作一团难以分辨的低音。他们无法窃窃私语，只好大声地、一板一眼地讲亲昵的私房话。


    甚至这些通常的姿态也未能完全消除那种生疏感。她躺在卧铺上，显得尴尬笨拙而又天真得不可思议，这使他颇为吃惊。她的笑声停了，不是逐渐停住的，而是戛然而止。他几乎怀疑这笑声是他幻想出来的，或者是车轮滑行时的怪声。她突然急切地说：“耐心些，我可不会。”随后她痛苦地叫出声来。即使有个鬼魂穿着蒸汽时代以前的古老服装经过，恐怕也不能使他更吃惊了。若不是她搂着他，他就会脱身走掉。透过火车头的喧嚣，她的话语断断续续地传来：“别走，对不起，我不是想……”火车突然停了，两个人被晃得分开了。“怎么回事？”她说。“到站了。”她苦恼地抱怨说：“为什么偏偏这会儿到站？”


    迈亚特把窗子稍稍打开一点儿，探出头去。一排昏暗的灯火照亮了铁路旁几英尺远的地方。雪已经积了好几英寸厚，远处，一点儿红色的火星飘忽明灭，有如风雪中的一盏转灯。“这不是车站，”他说，“是信号灯让我们停车。”车轮不再旋转，只有一声汽笛划破了分外寂静的夜；这里那里的人们醒了，把头探出窗外，彼此谈论着。列车尾部的三等车厢中传来了提琴声，那曲调坦直、诙谐、准确，但穿过黑夜、飘过雪地之后，听起来却有点儿游移不定了，以致最后在迈亚特心中唤起了一点儿不安和懊悔。“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料到。”现在他们俩在车厢隔间里已经相当暖和了，于是他连窗户也没关，跪在卧铺前，把手伸到她脸上，用好奇的手指轻轻抚摸她的面孔。那种新鲜的想法又一次使他心醉神驰：“多温柔，多可爱。”她静静躺着，由于疼痛或是激动而急促地喘着气，身体也微微抖动着。


    三等车厢里有人用德语骂那个提琴手，说噪声吵得他睡不着觉。但他似乎没去想自己一直在列车的轰鸣中安然大睡，正是悠慢清晰的乐曲之外的那万籁无声的静寂使得他醒过来的。小提琴手反唇相讥，继续拉着琴，一些人议论起来，还有人大笑。


    “你失望了？”她说，“我笨极了吧？”


    “你很可爱，”他说，“但我以前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呢？”


    她开了口，音调如小提琴一般轻柔，但已足以使别人释然：“姑娘家早晚得学。”他再次摸摸她的脸。“我弄痛你了。”


    “这可不是郊游野餐。”她说。


    “下一次。”他开始许愿。但她插嘴问道：“还有下一次？这么说我顺当通过了？”她那郑重其事的口吻使得他不禁失笑。


    “你希望有下一次吗？”


    “是的。”她说。但她现在想的不是他的拥抱，而是君士坦丁堡的公寓，是她自己的卧室以及十点钟就上床睡觉。“你要在那儿待多久？”


    “也许一个月，也许更长一点儿。”她遗憾地嘟囔着：“太短了。”而他开始大许其愿，尽管他很清楚，天亮以后自己会为此而懊悔的。“你可以和我一起返回。我在城里给你找间公寓。”她的沉默仿佛在强调这许诺是荒唐无稽的。“你不信我的话吗？”


    “哦，”她用完全信任的语气说，“太好了，真让人不敢相信。”


    她一点儿也不忸怩作态，这使他很感动，于是他又突然激动地记起自己是她的第一个情人。“听着，”他说，“明天你还愿意来吗？”她怀着真诚的担忧反对说，这样不等到达君士坦丁堡，他就会厌倦她了。他没理睬她。“我要举行个庆祝酒会。”


    “在哪儿？在君士坦丁堡？”


    “不，”他说，“我在那儿无人可邀。”他突然想起来埃克曼先生，使得他的愉快心情蒙上了一道阴影。


    “怎么，就在火车上？”她又一次大笑起来，但这一次笑得很舒畅，毫不惧怕。


    “为什么不呢？”他变得有点儿洋洋得意了，“我要邀请所有人。要像结婚宴席似的。”


    她冲他打趣说：“没有婚礼的结婚宴席。”但他对自己的想法越来越着迷了。“我要邀请所有人：医生，坐二等车厢的那个人，那个好打听闲事的人，你还记得他吗？”他犹豫了一秒钟。“还有那个姑娘。”“哪个姑娘？”“你朋友的侄女。”可是，想到那姑娘可能不接受自己的邀请，他自吹自擂的兴头便低了几分；她可不是歌舞团里跑龙套的姑娘，不是好看、随和、普普通通的姑娘，他想着，一边为自己的薄情感到羞愧，她是一个美人，是我想娶的那类女人；但一想到她可望而不可即，他心里顿时又酸溜溜的。随后他的情绪又恢复过来。“我还要请那个提琴手，”他夸口说，“让他在我们吃饭时演奏。”


    “你不敢请他们。”她目光灼灼地说。


    “我敢。只要是由我付钱，他们就不会拒绝这种宴请。我们要喝车上最好的酒。”他说，心里飞快地计算花费，故意忘却火车上的酒其实都是寻常的货色。“一个人花两镑。”


    她赞同地拍了一下巴掌。“你不会告诉他们为什么。”


    他对她微微一笑。“我要对他们说明，这是为我情人的健康祝酒。”半晌，她静静躺着，玩味着那个字眼，它意味着舒适的生活、稳定的关系，甚至某种有头有脸的地位。然后她摇了摇头。“这太美了，不会实现的。”但她表示不相信的话语被长鸣的汽笛声和开始转动的车轮声淹没了。


    车厢之间的挂钩拉紧了，闪着绿光的信号灯徐徐摇晃而过，这时约瑟夫·格伦利希嘴里正在说：“我是共和国的总统。”正当他梦见一位身穿燕尾服的绅士向他献上城市新保险金库的钥匙时，他醒了过来，并且马上清醒地记起了自己的处境，对梦中的细节也记得一清二楚。他把手搭在肥厚的膝头，放声笑了起来。共和国总统，这可不赖，对吗？我也能编出蛮不错的故事来。一天之内克鲁伯和那个医生全让我哄住了，他给了我五英镑，因为我很机灵，他一说“警察局的密探”，我就闻出味儿来了。约瑟夫·格伦利希的特点就是机敏麻利。“您瞧那边，克鲁伯先生。”一抽绳子，瞄准，开火，一秒之内就完事大吉。我脱身也是凭着这一手。他们抓不着约瑟夫。那个教士说什么来着？约瑟夫不禁暗暗捧腹而笑。“你们德国人打板球吗？”我说：“不，他们教我们跑。我当年还是个赛跑名手呢。”这就叫机敏，而他一点儿也没听出其中的玩笑，还一个劲儿谈什么“索伯斯啦，赫格利希啦”。


    但是那毕竟是挺悬的，约瑟夫眺望着窗外的飞雪，心里想，当那个医生发现箱子被人动了的时候，我已经拉住那根绳子了。如果他喊列车员，不等他出声肚子上就会挨枪子儿。约瑟夫又高兴地笑起来，觉得左轮手枪正轻轻摩擦着大腿内侧的肿疼处；我会把他的五脏六腑都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