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正常和病态的几个问题的论文

    （1943）


    Essai sur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


    （1943）


    第二版序[1]


    这是我的医学博士论文的第二版。它完全是1943年初版的复制品。这绝不是因为我对它感到完全满意。只是，一方面，斯特拉斯堡大学</a>文学院出版委员会——我要衷心地感谢其同意重印我的著作——无法承担修订此书的相关费用。另一方面，相关的修订和增补，会在今后的一本更全面的著作中出现。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对于本书的第一版来说，本来还可以从哪些新的阅读材料、哪些已经作出的批评和哪些个人思考中获益。


    首先，就在1943年，我本来可以指出自己当时能从莫里斯·布拉丁（M. Pradines）的《普通心理学》（Traité de psychologie générale）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行为的结构》（Structure duportement）这类著作中发现有益于本书中心议题的东西。但我当时只能指出第二本书，它是在我的书稿付印时才发现的。第一本我当时还没有读过。只要回顾一下1943年图书流通的条件，就能理解那个时代收集文献资料的困难。另外，我得坦白承认，自己并不必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我更喜欢与同样真诚的另一个人达成默契。这种契合的偶然性，更加突出了认知上的必然性所具有的价值。


    假如这些论文是在今天写的，我将会给汉斯·薛利（Selye）的著作，以及他的机体报警状态（l''état d''rme organique）理论更高的评价。这篇文章也有助于调和勒利希（Leriche）和戈尔德斯坦（Goldstein）两人那些粗略一看差别很大的论文。我对他们的论文同</a>样有很高的评价。薛利证明，行为的失败或者失常，就像它们所引发的情绪和疲劳那样，通过不断的反复，在肾上腺的皮层上产生一种结构性的修正，这类似于引起大量纯或不纯的荷尔蒙，或者有毒物质进入内部环境的那种状况。障碍性紧张的每一种机体状态，每一种报警（rme）和悲痛（应激）行为，都会引发肾上腺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正常的”，就机体内肾上腺酮（corticostérone）的行为和效果来说。另外，被薛利称为适应反应（réactions d''adaptation）与报警反应（réactions d''rme）的这些结构性反应，也同样与甲状腺、脑垂体或肾上腺密切相关。然而，这些正常的（即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利的）反应，在诱发报警反应的各种条件非正常的（即在数量上非常频繁的）重复中，最终损害了机体。在某些个体身上，失调的症状就出现了。肾上腺酮的重复释放，要么引发功能障碍，比如血管痉挛和高血压，要么引发形态的损伤（lésions morphologiques），比如胃溃疡。正如人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上次战争中遭受空袭的英国村庄里，村民中出现了数量惊人的胃溃疡病人。


    如果根据戈尔德斯坦的观点来解释这一事实，那么，人们会把它归入到灾难性的（catastrophique）行为中，而如果根据勒利希的观点，人们会认为这是由生理障碍引发的组织异常（anomalie histologique）决定的。这两种观点远非相互排斥。


    同样，如果今天来谈畸胎发生问题，我会大大受益于埃蒂安·沃尔夫（Etienne Wolff）在《变性》（Les changements de sexe）和《畸形学》（La science des monstres）上所做的工作。我会更多地强调通过对畸形的认识来认识正常形态的可能性甚至必要性。我将会更加坚决地提出，本质上，在一个成功的生命形式和一个失败的生命形式之间，并不先天地存在本体论的差异。而且，我们能够谈论一个失败的生命形式吗？在还没有确定生命必然要具有的性质时，又怎么能发现一个生命的缺陷[2]是什么呢？


    比起那些赞赏和肯定——它们不仅来自医师、心理学家，比如我的朋友、索邦大学教授拉加斯（Lagache），也来自生物学家，比如阿尔及尔医学院的萨比亚尼（Sabiani）先生和科尔（Kehl）先生等——我本来更应该考虑到斯特拉斯堡大学自然科学部的路易·布努尔（Louis Bounoure）先生宽容而又坚决的批评。在《生物的自主性》（L''autonomie de l''être vivant）里，布努尔先生带着智慧和诚恳，批评我向“进化论的执迷”妥协，并且，可以说，他独具慧眼地把生命的标准化（normativité）这一观念看作是人类的超越性倾向在所有生命体上的投射。把历史引入生命（在这里，我想到的是黑格尔以及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所带来的问题）是否合法，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既是生物学的问题，也是哲学的问题。可以理解的是，我不可能在一篇序言里讨论这一问题。至少，我想说，它并未逃出我的注意范围，我希望在以后来处理它，而且，我很感谢布努尔帮我指出了这一点。


    最后，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在今天对克劳德·贝尔纳（ude Bernard）进行阐释，我就不可能不考虑1947年由德卢姆（Delhoume）博士负责出版的《实验医学原理》（Principes de médicine expérimentale），在这部著作中，贝尔纳比在其他地方更为详尽地考察了病态现象的个体相对性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我对贝尔纳的观点的判断，会在根本上被修正。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某些读者因为我的结论很简短，以及它们向哲学大门保持敞开这一事实，而感到震惊。我必须说，这是有意为之的。我曾打算为将来的一篇哲学论文做些铺垫。我知道，在这篇医学论文中，我为哲学的幽灵所做的牺牲，即使不算过多，但至少也已经够多了。因此，我特意将我的结论，以简洁而适当的方法论性质的命题这样的形式来呈现。


    导论


    在人身上，病态结构与病态行为问题大量存在。先天性的畸形足、性倒错、糖尿病、精神分裂等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最终都会指向解剖学、胚胎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然而，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不应该被割裂开来，而且，如果从整体上而不是局部细节上来考虑它们，我们仍然有机会把它们解释清楚。然而，目前，我们还不能够以一个文献充实的概括来支撑这一观点，但我们希望终有一天可以做到。然而，发表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不仅是为了反映出目前的这种不可能性，同样也是为了给这项研究的下一阶段作一个标识。


    哲学是一种思考。对它来说，所有的新材料都是好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说，所有好的材料都必须是新的。在结束哲学研究几年后，我在讲授哲学课的同时开始了医学研究。我必须对自己的意图作一些解释。一位哲学教授之所以对医学产生兴趣，并不一定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精神疾病，也更不必然是为了进行某项科学训练。我明确地希望医学成为人类一些具体问题的导引。对我来说，医学是且仍将是处于几种学科交界处的一种技术或者艺术，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在我看来，为了精确定位和清楚阐发我所关心的两个问题，即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标准与正常的关系问题，就必须从直接的医学文化那里得到帮助。如果将一种所谓的“非成见的”精神运用在医学上，在我看来（尽管它为了把科学的理性化方法引入其中而付出了很多值得尊敬的努力），最根本的还是临床和治疗，即一种建立或者恢复正常的技术，而这是不能够完全或者简单地被降格为一种单纯的知识的。


    因此，这部著作试图把医学上的某些方法和成果引入到哲学思考中。必须说明的是，这完全不是给读者上课，或者对医学活动作出某些标准性的评价。我们也没有傲慢到要把形而上学引入到医学中，以对其进行革新。如果医学需要革新，那也应该由医师们来冒这个险，并以他们的名声做担保。然而，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联系一些医学信息来调整对某些方法论概念的理解，从而有助于革新这些概念。希望人们不要有超出我们意图的期待。医学经常受到某些伪哲学著作的攻击，成为其牺牲品。对此，可以说，医生们并不陌生。在这中间，医学和哲学都没有得到好处。我们无意为这种事再添一个例子。我们也同样无意去做医学史家的工作。如果在本书第一部分我们从历史的视野中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也不过是为了降低理解的难度。我们绝不是要冒充在生物学方面很博学。


    再说说我们这一主题的界限。正常与病态的一般性问题，从医学的角度说，可以被明确为畸形学或者疾病分类学问题，而后面一个问题本身，又可以被明确为躯体疾病分类学或者病理生理学的问题，和精神疾病分类学或精神病理学问题。我们希望把目前的考察严格限定在躯体疾病分类学或者病理生理学问题上，然而，我们也不会禁止自己借用畸形学、精神病理学上某些有助于推进这项研究或者说明某些结论的数据、观念。


    在提出我们的观点时，我们同样还联系了在19世纪被普遍采纳的一篇文章中所进行的批判性研究。它也涉及了正常和病态的关系。根据这篇文章，病态现象与相应的正常现象，除了量的变化外，是同一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希望服从这样一种哲学思考的要求，即重新开启问题，而不是封闭问题。莱昂·布伦士维格（Léon Brunschvicg）在谈到哲学时说，它是有关已经解决的问题的科学。我们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做出这一简单而深刻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