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埃德蒙特·胡塞尔

    Eine Erinnerung an E. Husserl


    1959


    1919年春季，我按照我的老师莫里茨·盖格尔（M. Geiger）和亚历山大·普凡德尔（A. Pf?nder）的建议，为在胡塞尔的指导下继续深造而从慕尼黑去了弗莱堡，那时我结识了他的助手马丁·海德格尔。40年后的如今我问自己，在弗莱堡的这三年间我从胡塞尔那里学到了什么，这时的答案无法令我自己满意，更无法令他满意。我还记得，当时有一天他曾失望地找我谈话，因为我在最初的学期所实现的飞速“进步”，现在一下子停滞了。他的质朴心灵猜不出来的这种缺乏继续进步的原因就是，和很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对年轻的海德格尔感兴趣得多。更年轻、更适应时代的人激励我们面向的种种激动人心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越来越引人入胜，胡塞尔的“还原”到纯粹意识的学说就在同样的程度上失去了关注。


    但人们仍对年长者和更有智慧者怀有最大的感激。他是这样一个人，他以现象学分析之精湛、讲课之清醒明晰以及科学训练之人文的严谨，在一切内在外在持存之物崩溃的时代教我们站稳脚跟，他的方法就是强迫我们避免一切大话和俏皮话</a>、用现象学的直观检验每个概念，在回答他的提问时不给大钞而给出可用的“零钱”。令我难忘的是，当人们担心法国军队占领弗莱堡，讲堂变得空空如也的时候，这位最平凡的大学</a>者如何以一种日益增长的冷静沉着继续着他的讲解，似乎理论研究的肃穆庄严不可能被世间的任何东西所打扰。而在1933年政治颠覆之后不久，其接替者[1]任校长职位期间，当我在胡塞尔的寓所中——如今他自己还原到了这里——拜访他的时候，我能够从他身上获得的印象，还是一种不受这侵袭一切的时代之破坏力影响的，向着智慧蓬勃发展的精神自由。


    1936年秋，我离开了欧洲，去日本的一所大学任职。胡塞尔把1935年秋天在布拉格演讲、1936年在贝尔格莱德出版的论文《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Die Krisis der Europ?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nomenologie）的第一部分送到了我那里去，因为他不再能够出席德国的公开场合及使用德国的刊物。我得到了他一同写来的如下这张明信片：


    布莱斯高地区弗莱堡市洛雷托街40号　1937年2月22日


    亲爱的同仁君，我祝贺您在仙台：在我的老朋友中间安顿下来！[2]您的亲切祝福我答谢迟了，因为在一月初，我曾希望能够将我的《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一文的第一部分单行本送给您。您仍然总是不在。但愿您不属于“早年成名者”，不属于已经达到精疲力竭状况的人，以至于仍拥有内心的自由，给您自己的人类学“加上括号”，并且在我的新的、最成熟的表述的基础上理解，为什么我把一切人类学当作是哲学上无知的实证性，为什么我认为只有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是哲学的方法，是唯一的、普遍的存在认识，更准确地说，是在现实的具体中达到自身思义。也许您会理解到，舍勒、海德格尔——以及所有较早的“学生”都没有理解现象学——作为唯一可能的现象学的先验现象学——的本真和深刻的意义，以及有多少东西依赖这种意义。它当然不易接近，但我认为种种努力都是值得的。也许您成功地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我不是出于固执，而是随着种种最内在的必然性，走着这条在一个新的提问和决断的维度上将会高举的孤独之路——以及为什么我必须把时兴的生存哲学以及显得那么占据上风的历史相对主义的消沉秘论，评价为变得无力的人类的软弱失败，这些人逃避了整个“新时代”的瓦解曾布</a>置给他们并且仍在布置的重大任务，他们就是我们大家！第一部分仅仅是缓慢地往上引，接下来的部分在第二卷或者第三卷中，才带来了现象学的还原，可惜出于偶然的原因，后面的重头是一些片段。最亲切的问候与祝愿，祝您的哲学天赋有纯粹的、出色的发挥。


    衷心问候同仁和朋友


    您的埃德蒙特·胡塞尔


    这张写得密密麻麻的明信片，其内容显然围绕着其中预告的论文。“科学的危机”并不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蔓延着的对科学怀有敌意的气氛中表现出来。看起来，似乎自然科学因而还有我们“生存”的整个“新时代”都无法说出任何更多的东西了。从这种历史境况中，胡塞尔的大范围尝试，即对科学的“剩余概念”（Restbegriff）进行一种基本的批判，并借此奠定和贯彻一种科学性的哲学的真正方法，得到了解释。“这种危机并没有损害专门科学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然而却彻底动摇了它们的整个真理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作为欧洲文明中的其他诸种文化形式当中的一种文化形式的特殊的文化形式——‘科学’或‘哲学’的事情，因为……新哲学的最初奠立就是近代欧洲人性的奠立，而且是作为这样的人性，它与此前中世纪的和古代的人性相反，希望通过它的新哲学，并且只通过这种新哲学，得到彻底更新。因此，哲学的危机就意味着作为哲学普遍性的诸环节的一切近代科学的危机，这是一种最初是潜伏的，但后来就越来越显露出来的欧洲人性本身在其文化生活的整个意义方面，在其整个‘实存’方面的危机。”处于胡塞尔思路的核心位置的不是对向来本己的历史生存的操心，而是“世界问题”，是对一种由理性所奠基的世界的追问，“到最后，这个在意识中显露出来的有关理性与一般存在者之间最深刻的本质联系的世界问题，这个一切谜中之谜，一定会变成真正的主题”。[3]因为：“以此才能决定，这个自希腊哲学诞生起欧洲人就固有的目标（Telos），即想成为由哲学理性而造就的人，而且只能作为这样的人而存在……是否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历史上-事实上的妄想，是否只不过是在许多其他文明和历史性中的一种偶然文明的偶然获得物；或者相反，是否人类本身本质上包含着的隐得来希（Entelechie）最初没有在希腊人那里显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是否欧洲人自身中有一种绝对的理念，而不是像‘中国’或‘印度’那样是一种纯粹经验的人类学上的类型。另外，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是否将所有其他的文明欧洲化的壮举本身表明一种绝对的意义的统治，这种绝对的意义属于世界的意义，而不属于历史上无意义的胡闹。”[4]至此，摆在胡塞尔面前的、他无疑曾借助于某种“按部就班的工作哲学”去实现的目标，就得到了设定。


    凡是从1936年的最后这部著作回顾了1911年胡塞尔在《逻各斯》杂志上的文章《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的人，都能够怀着惊奇与欣喜地发觉，胡塞尔是何等地不为一切时兴和不时兴的东西所动，坚持认为一，尤其是科学的一，是真实的、必要的和有益的，因为哲学的不只想“理解”还想认识的特性，如果缺了对静观（Theoria）的最高等级的信念，就是不可想象的。《逻各斯》杂志上的文章一开始就说，“自最初的开端起，哲学便要求成为严格的科学，而且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这个要求时而带着较强的力量，时而带着较弱的力量被提出来，但它从未被完全放弃过，即使是在对纯粹理论的兴趣和能力处于萎缩危险的时代，或者在宗教强权禁止理论研究自由的时代，它也从未被完全放弃过。”[5]与这种对理论研究自由的坚持相称的，是胡塞尔的授课一直表现着的、附属于这种坚持的信念，即哲学能够作为科学来教和学，而如果它为私人的“意见”“世界观”和“立足点”提供空间，那么它就不再是科学的了。在这个对哲学之科学性的提问上，“各种精神必定会分道扬镳”。胡塞尔把从希腊哲学起到康德为止的这种对科学方法的意向看作是有生命的；它遭到了来自浪漫主义哲学——尤其是谢林，以及导致了历史主义“世界观哲学”的黑格尔——灾难性的削弱和歪曲。笼罩着这两人的是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中，对科学性的意向尽管是有生命的，却是有短缺有错误的，因为它把意识自然化了，另一方面，对持怀疑态度的历史主义而言，各种哲学都是某个特定历史境况的思想，与这两者相反，胡塞尔的文章反转过来，以便从它那方面，在意向性的意识中建立起作为一切科学之科学基础的，关于存在者的本质上被给予方式的现象学。不过，这样一种科学性的哲学的观念是与静观的习惯（das Ethos der Theoria）息息相关的。但如果就像很久以来的情况一样，尤其是在科学中，最宽泛意义上的“实践”动机变得极其强大，并且使得作为种种原则之理论科学的哲学枯萎，那么这种理论习惯的失败本身就成为了对当今人类的一种突出的实践性提问，当今的人类一方面通过并依靠其科学而活着，另一方面在其最高的意识形式中不再相信科学或误以为能够从科学旁边闪过。早在《欧洲科学危机》的25年以前就说过，“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事实上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如果这只是一种打扰着我们的安宁的理论含糊性，也就是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所探讨的‘现实’之意义方面的理论不明晰性——即：在这些现实中，最终意义上的存在得到何种程度的认识，什么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绝对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究竟是否可以被认识——那么也就罢了。但这里所关系到的毋宁是一种我们所遭受的最极端的生活困境，一种在我们生活的任何一点上都不停足的困境。任何生活都是执态，所有执态都服从于一个责任、一个关于有效性或无效性的裁决，都依据于带有绝对有效性要求的规范。只要这些规范是没有争议的，没有通过任何怀疑而受到威胁和嘲讽，生活问题便只有一个，即如何在实践中去满足这些规范。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所有的和任何的规范都受到争议，或是在经验上受到歪曲并被剥夺了观念的有效性。自然主义者们和历史主义者们在为世界观而战，但他们是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从事这项工作：将观念转释为事实并且将所有的现实、所有的生活都转变为一个不可理解的、无观念的‘事实’混合物。他们两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对事实的迷信”——即便时间历史的命运被看作是最高的事实。然而：尽管困境如此巨大，人们也愿意以这种方式去缓解它，即由于时间性的缘故而放弃永恒。“世界观可以争执，唯有科学才能决断，而它的决断带有永恒的烙印。”科学性的哲学，正如胡塞尔毕生所理解的那样，带有智性的真诚感受和正确理解的非个人性或实事性。哲学被称赞的“深邃”就是它的“不完善性”！“深邃是混乱的标志，真正的科学要将它转变为一种秩序，转变为一种简单的、完全清晰的、被阐明的秩序。真正的科学在其真实的学说领域中不包含任何深邃。深邃是智慧的事情，概念的清晰和明白是严格理论的事情。”为了达到这种明白和清晰并放弃深邃的模棱两可，人们必须无成见地准备好，不把任何预先给予的和流传的东西作为开端，就算它由历史上一个个伟大的名字以权威的幻象换上了马甲。“对于一个无成见的人来说，一个确定是源自康德还是托马斯·阿奎那，是源自达尔文还是亚里士多德，是源自赫尔姆霍茨还是巴拉塞尔苏斯[6]，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研究的动力必须起源于事实与问题，而不是源自各门哲学。”但这几句话的简单真理也尤其证明了哲学的历史；因为对伟大名字的回忆将会表明的无非这一点，即这些名字是被那些如今对我们来说仍然一样的实事性问题所驱动的，并不单单是在历史学和历史性上着手的。


    就像胡塞尔或许总是低估经由黑格尔得到普及的“历史意识”的思想深度，并错认为思想的历史在内在上属于思想的实事性的疑难问题那样，也没有人能够忘记，当胡塞尔遵循着一种“科学的冲动”，坚持原则性科学的伟大传统是纯粹的静观时，他是以怎样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耐心等待一个失去了的岗位的。到头来，导致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怀疑或教条的历史主义以及一种受时间历史状况所迫放弃了科学静观的观念和“无所需要的需要”[7]的哲学的，真的就是“变得无力的人的软弱失败”。


    * * *


    [1]即海德格尔。——译注


    [2]胡塞尔有日本学生当时在仙台和京都的大学任教。


    [3]参照海德格尔，《根据律》，第171页及以下。在那里，同样的问题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成为了主题。


    [4]本段的几处引文出自《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第5、6节，此处译文引自《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另外，该译本在书名和内文中将transzendental译为“超越论的”，引起了一些讨论，此处暂沿用较早的译法。——译注


    [5]此处译文引自《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译注


    [6]赫尔姆霍茨（H. L. F. von Helmholtz, 1821-1894），德国生理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巴拉塞尔苏斯（Ph. A. Paracelulius,1493-1541），瑞士医学家、化学家。——此处所引译文注


    [7]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 2.982b；黑格尔，《逻辑学》（即“大逻辑”——译注），第二版序言，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