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戏剧：抑制种种

    一


    只有依靠命运的某种让人瞠目结舌的盲目播弄，美国才会在未来的二十五年里出现大致算得上健全的戏剧——结构完整，制作讲究，演技精湛。当前，剧作家们与演员们只能听任环</a>境摆布，环境会必不可免地把一切具有想象力的人——他们的判断力不至于一下子不知偏到何处去——全都驱赶到自以为轻松的各种状况中去；厚着脸皮往弗兰克·克莱因的市场上拉皮条——端着只精神上的痰盂，比方说吧，为某个阶层，不幸的是，在这个国家里就数这阶层的人有钱——上欧洲去；还有就是奔有假冒威士忌的地方去。


    写点东西的人全都悲惨地受到两种力量的撕扯，一种是想在世界上当个人物，另一种则是对自我的带病态的兴趣——那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民族混杂会引起精力混乱这一理论移植产生出来的恶果。而且，因为存在着颇具特色的全国性的不安感，有想象力和多少有些才能的人会感到无法忍受。奥尼尔背对美国去写大海。马斯登·哈特利去探究蒙马特尔复仇性的爆竹，艾尔弗雷德·克雷姆堡上意大利去了，而艾兹拉·庞德则在伦敦疯狂地倒卖青铜赝品。他们全都发现美国在美学上已无可救药；不过既然是美国人，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有少数人会遁入消化不良的自我流放，其他人则会兴高采烈地去写电影脚本。


    二


    在美国，我们有戏剧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有两个题材是任何人都会想到去采用的：旧时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以及铁路带浪漫色彩的发展历史。不过，一提到密西西比河，只有马克·吐温一个人会浮上人们的心头：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个死用功的写家，放在欧洲，连第四流都排不上的，他玩弄花招，翻造出几个文学骸骨，那都是累试不爽“稳操胜券”的老花样，再添加些乡土色彩，自能勾起浅薄、懒惰的人的兴趣。


    但是，健全的艺术，并不依赖现成材料的质量与数量；一个有真正能力的人总能发现足够多的专属他自己的第一手材料。对于那些创作原动力不足，难以从自己脑子里生产出鲜活人物形象的人来说，材料是能帮上一些忙的；材料丰富，比他乞灵于其他方法，总还是多少有用些。不过，在美国，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写东西能完全摆脱掉美国的文学切口和种族屠杀的；写出有价值的作品的人孜孜不倦，但这在成果中并不一定能显现出来，因为他们必须克服种种的自我折磨，必须首先得杀掉他们自己豢养的恶龙。我这儿有一个恰当的例子，那是纽约一家杂志的剧评作家告诉我的，他说：罗伯特·艾德蒙·琼斯，一位舞台布景设计师，发现好些时候以来，他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毛病。他发现自己工作的水平神秘地下降，他的睡眠与胃口也都受到影响。一个朋友——也许就是帮他发现他情况不妙的那一位——劝他到一位新的心理分析治疗方法的专家那里去看看。他去了，也经过“心治”了，胃口、睡眠立刻就变得正常了，舞台设计方面原来的精力也得到恢复。这样的征象正是每一个受到美国流行文学倾向侵袭的作家都必须抗争的；而且，只要社会主义、心理分析和唯美主义既能生出利润又能是受到欢迎的情形存在一天，那么，与之抗争的状态就得持续一天。


    在我们戏剧的地平线上有一弯彩虹：用美国口语写成的台词。与之相比，英国的台词就是星期天晚上面包加茶那样的夜宵了——是在修剪过的规规整整的树篱里唱歌的夜莺，挺悦耳只是有点单调。别的语言的台词这里就不说了：北欧人基本上是诗人和戏剧家，一如</a>法国人是画家，德国人是音乐家。根据健全的规律写作——也就是说，语言上简洁有力，对素材能彻底掌握以及结构上力求清晰——其结果并不总是能够写出一部好戏；如果真能如此，写剧本就是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了。（对于萧伯纳，语言根本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不是恰好出生在某地，他也很可能会用法语写作的。）不过，在美国，由于心理平衡上有所欠缺，语言便成了我们天然的救世主了。只有极少数几位作家才会让他的角色简简单单地说话；这些极端主义者在几位过时的风格家的写法之间变过来换过去——也从而学得了一种大可用来做肥皂与香烟的广告的文笔——其实也就是痴人在说梦。那些懂得语言是我们手中最好的王牌的人，想用俚语和我们“硬气十足”的口语建起一幢大厦，情况很像一个石匠想盖摩天大楼，他打算只用砖头，却忘记砖头里面还需要钢筋结构的。


    我们语言上的财富与我们的词不达意（亦即没有能力从语言里汲取到任何物质利益）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种族上的动乱不安以及我们本能上总是急于想实现我们比较简单的要求，并且用种种办法来使其得到成功。从国民性来说，我们是勇于行动的人（电影工业的惊人发展即是一例）；就连我们的语言，与其说是思想交流还不如说是行动工具呢：那些能够被公允地称为思想家的人一本正经地进行思考，这对他们来说是心智活动灵活性的一种锻炼，也就是颠倒过来的瑞典健身操，而他们还坦率、天真地招呼近旁的人围过来欣赏与崇拜呢。


    这是我们养痈成患的九头蛇，在它面前我们成了悲观主义者或是白痴屠杀者；我们，拥有现代最丰富的语言的基本条件；这种语言对于新来到的外国人来说，是一大堆多余的副标题，因为那仅仅是实际行动不可能采用或不宜采用时所用的一种安慰人的工具，所有的阶级都用它，上到哈佛教授，中到爱好园艺的高傲的年轻自由主义者，下到最低贱的在人们跳舞的公园里卖爆玉米花的摊贩。


    （原载《密西西比人》，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七日与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