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西西比

    密西西比发源于田纳西州孟菲斯一家酒店[1]的大堂，朝南伸展，直抵墨西哥湾。它一路上为一些小镇所点缀，那里游荡着马匹与骡子的幽灵，早年间，这些骡马总</a>是给拴在县法院四周那一个个拴马桩上的；而且几乎可以说，这条河只有那两个方向，也就是北和南，因为就在没多少年之前，你都无法走水路朝东朝西行进，只能靠徒步或是骑那些骡马；即使是那孩子的少年时期，要去距离三十英里的东边或是西边毗邻的县城，都是非得朝三个方向，顺着不同的三条铁路，坐上九十英里的火车，方能到达。


    最初，那儿是一片荒野——往西，沿着那条大河，是一片片淤积的沼泽地，由一条条黑黢黢、几乎纹丝不动的臭水沟镶边，这里密不通风，长满了芦苇、藤蔓、柏树、梣树、橡树与橡胶树；往东，是阿帕拉契亚山脉逐渐消失处，是野牛在那里啃啮青草的阔叶林山脊与大草原；往南，是长有松树的贫瘠土地，那里还有挂满苔藓的栎树和面积更大、地更少水更多的沼泽，处处潜伏着鳄鱼与水蛇，日后，路易斯安那州将在这里开始形成。


    在这里，最初出现的是携带着简陋器具匍匐前进的先民，他们垒起了土墩然后就消失湮没了，只留下了土墩。在这些土墩里，接踵而来有史可稽的阿耳冈昆族裔会留下他们战士、酋长、婴儿和猎杀的熊的头颅，瓦罐的碎片和斧头、箭镞，偶尔还会有一只沉甸甸的西班牙银马刺。那时，成群麋鹿不加警觉地如烟雾般飘忽而至，在矮树丛里和溪谷的底部，则有熊、狼、美洲豹以及各种小一些的动物——浣熊、负鼠、河狸、水貂和沼鼠（不是麝鼠，是沼鼠）；二十世纪初，这些兽类仍在那儿出没，有些地方仍未开发，当时，那男孩自己也就是在这地方开始打猎的。但是，除了偶尔在某张白人或黑人的脸上可以寻见印第安人的一些血统之外，奇克索人、乔克托人、纳齐兹人和亚祖人都如先民一样迁走了，现在和男孩一起匍匐前进的是沙多里斯、德·斯班和康普生家的后裔，这几个家族曾经指挥过马纳萨斯、夏普斯堡、夏洛、奇克莫加这几个团，匍匐前进的人中还有麦卡斯林、艾威尔、霍尔斯顿与霍根贝克家的后裔，这几个家庭的父辈祖辈曾经充当过那几个团的兵员，匍匐的人里偶尔也会有个把姓斯诺普斯的，因为到二十世纪初，斯诺普斯家的人已经是无处不在了：不光是站立于开设在湫隘小街主要由黑人光顾的小铺的柜台后面，而且也坐在银行董事长办公桌、食品批发公司经理办公桌的后面，身居浸礼会教堂的执事席中，他们买下许多所摇摇欲坠的乔治式住宅，把它们分隔成一个个可以单独出租的套间，而在自己弥留之际，又立遗嘱将加出来的披屋与洗礼盆捐献给教会，好让大家记得他们，不过这也许纯粹是出于恐惧。


    他们也参加打猎。他们也进驻打猎营地，在那里，德·斯班、康普生、麦卡斯林和艾威尔家的人按门第的高低次序当头儿，他们射杀母鹿，既不管法律，也不管头儿说这样干是要不得的，他们射杀母鹿甚至都不是因为需要鹿肉，他们把肉扔下，由森林里的食尸禽兽来享用，他们之所以屠杀，只是因为母鹿躯体大、会移动，是样稀罕物件，与湫隘街巷的小铺及那里的蝇头小利相比，是更早时代的产品；男孩如今已长大成人，论资排辈当上了营地的头儿，现如今他得操心，不是为猎物越来越少、地盘越来越小的原始森林，而是为姓斯诺普斯的那伙人，他们正在把留下的不多的东西毁灭殆尽。


    他们选举比尔波家的人并且不遗余力地为姓瓦达曼的人拉票，在这两人下台后又推举他们的儿子上台；他们的出发点是对黑人的刻骨仇恨、恐惧以及经济上的冲突对抗，那些黑人紧挨着他们的地块种着不大的田地，因为黑人记得自己根本未曾获得自由，因此能够珍惜已经得到的那些，去斗争以保留住不多的那一些，并且教会自己如何凭借不多的东西去获得较多的东西——花不多的钱，吃不多的食物，用较少较差的生产工具来种植较多的棉花；一直要到姓斯诺普斯的逃离农田进入湫隘支街上开设的小铺，他才能不再与黑人在耕作上较劲，在小铺里，他可以不再紧挨着黑人生活，却可以依赖他们为生，靠了以次充好，抬高价格，把劣质的肉、粮食、糖蜜卖给黑人，黑人反正是连价码上的数字都认不得的。


    最初，那个过时的人，明天他还要遭到已经过时的人的剥夺：那个原始的阿耳冈昆人——也许是奇克索人、乔克托人、纳齐兹人和帕斯卡戈拉人——他从密西西比河旁高高的悬崖绝壁上往下俯望，盯着一艘载有三个法国人的奇珀瓦独木舟——这印第安人几乎来不及旋过身子看背后有一千个西班牙人从大西洋那边横穿大陆而来，他还余下一点时间有幸看到各种外族人交替进进退退，速度快得像魔术师手中那些转瞬即逝的纸牌：法兰西人待了一秒钟，接着西班牙人待了大约有两秒钟，然后法兰西人又待了两秒钟，接着又轮到西班牙人了，然后又是法兰西人了，他们在这里还没来得及吸进最后的半口气，盎格鲁-撒克逊人又来了，他们是要在这儿待下去死活也不走的了：那个高高的汉子，高声吟诵新教经文，散发出浓浓的威士忌酒气，一只手里捏着《圣经》和酒壶，另一只手里，让人想象不到的是，竟握着一把印第安战斧，他吵吵闹闹，脾气暴躁，对女人倒是百依百顺，还主张一夫多妻：可以说是个结过婚却不屈不挠保持着独身的男人，他只知行进，却不明白目的地在哪里，让他那腆着大肚子的老婆、丈母娘的大半个家庭紧随在他的身后，进入连车辙都没有的荒野，让他的孩子在树丫支着的来复枪后面呱呱坠地，在他们再次出发之前又让老婆怀上另一个，与此同时，还把他永不枯竭的其他种子下在三百英里黑黢黢的腹地里——也同样是既不贪婪，又无热情与预谋——他砍倒一棵需要二百年才能长成的树，仅仅为了把一只熊撵下来或是往帽子里盛满野蜂蜜。


    他活了下来，即使在他自己也成了过时人物之后，在弗吉尼亚与卡罗来纳种植园主的小些的儿子们[2]前来取代了他之后。他们是赶着大车来的，车中满载着黑奴与靛蓝种子，走的倒仍然是他当年用印第安战斧（他也没有其他工具可用）砍伐出来的道路。接着，有人给了某位纳齐兹巫医一颗墨西哥棉花种子（没准里面已经潜伏有棉虫了，因为这害虫跟斯诺普斯家族一样，也是把南方整片土地全都占领了的），从而改变了密西西比的面貌。奴隶们现在很快把处女地清理出来——那里当时（一八五〇年）仍然出没着默雷尔、梅森、黑尔和哈普两兄弟[3]的幽灵呢——使它变成能生财致富的种植园，而那个已经过时、被取代的人，对这片土地所打的主意，仅仅是打几头熊和鹿，弄些蜂蜜甜甜嘴巴而已。可是他仍然留了下来，仍然好歹活着；甚至一直到那男孩进入中年，他仍然待在那个地方，住在不断缩小的原始森林边缘处的一所原木、木板或铁皮搭成的小屋里，完全是靠了种植园主的容忍，有时甚至是慷慨大度，才能赖在这儿，对于他们来说，尽管他桀骜不驯并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尊严与独立性，实际上也只是个会阿谀奉承的无赖而已，如今熊与美洲豹已基本上绝迹，他打的便是浣熊和沼鼠了，他仍然是暴殄天物，仍然会放倒一棵有二百年历史的老树，虽然如今树上只有一只浣熊或是一只松鼠了。


    时间到来时，他参加进去，不是进马纳萨斯和夏洛团，而是加盟非正规的帮派团伙里去，这些帮派团伙并不忠于任何人与任何目标，之所以纠集在一起仅仅是为了一件事、一个目的，那就是从联邦纠察线那里盗窃马匹；他们还是抓空当干这件事的，主要的时间还是用在袭击（或打算袭击）种植园上，那些房子就属于他原来靠了几句阿谀奉承的花言巧语得以投靠的种植园主，而且以后他还是会去投靠的，倘若战争结束，假如老爷会从他在夏普斯堡或是契克莫加的少校、上校或是别的任何什么军职上退役回来的话；他打算袭击种植园，那就是说，在少校或是上校的妻子、姑妈姨妈、丈母娘（她们把银器埋藏在果园里，庄园还留下了几个上了年纪的黑奴）阻止了他并把他赶走之前，必要时这些女眷甚至会朝他开枪，用的是离家的丈夫、侄子、外甥或是女婿所留下的猎枪或是决斗时用的手枪——这些女人，她们才是不屈不挠、没有被征服、从来没有投降的，她们不让人把北军的流弹从走廊柱子、壁炉架或是窗框里挖出来，也正是南方的女人，在七十年之后，在看电影《乱世佳人》时，一听到谢尔曼[4]的名字，便会站起来退出影院；她们仍然是不可妥协、怒气难消的，仍然对这事说个没完，其实打过仗输掉了的疲惫不堪、心灰意懒的男人早就连叫她们闭嘴都懒得说了。即使到了那男孩的时代，早在他记得别人大谈圣诞老公公之前，他自己就已经对维克斯堡、科林斯如数家珍，也知道第一次马纳萨斯战役中他祖父所在的团驻扎在何处了。


    在那些日子里（一九〇一、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和一九〇四年），圣诞老公公只在圣诞节那天才出现，可不像现如今，在一年的其余日子里孩子们都能玩他们找得到的、想得到的或是做得到的一切，虽然他们也跟今天，跟一九五一、一九五二、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一样玩，仍然是模仿显示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听到、看到或是最受震动的那些事，只是规模缩小了许多而已。我们笔下的这个孩子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况正是这样的：那些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老太太在三十五和四十年之后仍然抱成团，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干家务活的老黑奴，也是女的，她们像白人老太太一样，拒绝、坚决不愿放弃旧的生活方式，不愿忘记古老的痛苦。那孩子自己就记得她们当中的一个：卡罗琳，解放那么多年了却仍然不肯离去。她也始终不愿意在星期六收下她一周的全部工资，这家人始终也弄不懂她干吗非得这样不可，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她仅仅是乐于让全家人经常记得，她可是他们的债主，她迫使孩子的祖父接着是孩子的父亲最后是轮到孩子自己，不仅得当她的银行家而且还需为她管账，不知怎么搞的八十九这个数字进入了她的脑子，虽然这个数字也会起变化，有时候多些，有时候少些，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星期她自己又会成了欠债的一方，但这样的情况倒是始终不会改变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大抵是家里大部分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会有个小孩，白皮肤的或者是黑皮肤的，跑来带上这样的口信：“大妈说让你别忘了还欠着她八十九块钱呢。”


    即使在那时，对于那个孩子来说，这黑妇人好像已经比上帝还要老了，她管他的祖父叫“上校”，但是对孩子的父亲、叔叔、姑姑，则除了他们的教名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叫，即使他们自己也都已经当了爷爷和奶奶：卡罗琳自己也当了祖奶奶，下面的子孙有二十个之多（此外大概还有十个她也记不得了，或是先她而死了），其中之一也是个男孩，到底是曾孙或者仅仅是孙子</a>连她自己都弄不清了，那是和我们的这个白人男孩在同一星期出生的，起了同样的名字（用的是白人孩子祖父的名字），都吃同一对黑色乳房的奶，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玩也在一起，玩的游戏要算是那个白人孩子当时所知道的最最重要的事情了，因为在四岁、五岁和六岁时，他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女性的世界，他记忆中就没听说过还有别的方面的事情：用几个空卷轴、一些残渣碎片和小树枝，再挖出个小沟，里面灌上些井水权当是那条大河，一次又一次地玩微缩的战争游戏，打那几场无法挽回的战役——夏洛战役、维克斯堡战役以及布赖司十字路口战役，那个路口离孩子（两个孩子）出生地不远，那孩子因为自己是白人，便硬要当邦联军的将军——彭伯顿、约翰斯顿或是福雷斯特——反正他当两回，黑孩子当一回，要是三回还轮不上的话，黑孩子就压根儿不跟他玩儿了。


    说的不是那个高个子男人的事，他仍然当他的猎人，当他的森林之子；也不是那个奴隶的事，因为他现在是自由人了；而是说那颗墨西哥棉籽，是某个人给了纳齐兹巫医的，它现在快快地为自己清理好土地，犁开地面，那上面覆盖着东部大草原的牛草和中部丘陵地带沟底河床的荆棘与芦苇，并且把那条大河，也就是老人河边上三角地带整片整片的淤积土变成干地：人类筑起尽可能长的堤坝，时间尽可能长地把大河挡开以播种和收获庄稼：不过人类在旧的河床里把它阻拦一英尺，它就会在新的领域里开拓出另外的一英尺：于是装载了打成包的棉花运往孟菲斯或新奥尔良的汽轮便仿佛是径直朝天上爬去似的。


    另外也还有小一些的轮船在小一些的河流里爬行，它们沿着塔拉哈奇河直抵杰弗生北边的怀利渡口。不过从那个地段以及东边一些的地段运棉花并不能得到经济回报，从那里运更便捷的走法是继续往东去到通比格比，然后往南去到莫比尔，然后走陆路用骡车拉到孟菲斯；怀利渡口的一处悬崖绝壁上有一处驿站——一座乱七八糟的小客栈、一家铁匠铺和几间东倒西歪的小木屋——正好在从杰弗生出发或是继续行进的一辆或一队装了棉花的大车必须要停下来过夜的那个地方。或许连小客栈都算不上，不如说是个兽窟，里面的居民白天无影无踪，他们隐匿在河床的荆棘矮树丛里，只是在晚间出来，而且也只是在打尖的赶棉花大车的车夫毫无戒心地坐在炉火前时，他们才短暂地出现在客栈的厨房里，于是车夫、大车、骡子和棉花便会统统不见：尸体没准给扔进了河里，大车一把火烧了，骡子几天或是几星期后在孟菲斯一处牲口市场给卖掉，而身份不明的棉花则已经走在去利物浦棉纺厂的路上了。


    与此同时，在杰弗生十六英里之外，有一个前斯诺普斯时期的人，其实是高个子男人里的一个，事实上就如巨人一般：这是个虔诚的未获神职的浸礼会牧师，但他热衷的不是梦寐以求要进入天国乐园，甚至也不主张有</a>什么统一圣职的做法，更反对用大写的“O”[5]字来标明了，他只主张简简单单地让公民的安全得到保障。每一个人都警告他别上那儿去，因为他不仅仅是什么都不能完成，他试着去做时还很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可是他却去了，单身一人，不宣讲福音也不提上帝甚至都不说道德的事，而光是挑选那里个头最大、最凶狠，一看就知道是最为歹毒的人，对这人说：“我要跟你打架。要是你打败了我，你可以把我身上的钱全都取走。要是我打败了你，那我可要给你洗礼，让你入教。”接下去便把那人打败，揍得体无完肤，让他改邪归正，变得老老实实，然后再挑战下一个个头最大、最为凶狠的人，接着又收拾再下一个；下星期天来到时他已经把河边整个无法无天的地区收编进教会了，从此棉花大车可以靠人力船只摆渡过怀利河，安全通过并毫无阻挡地直达孟菲斯了，一直到铁路通行，火车开来从大车上载走一包包的棉花。


    那是七十年代的事。黑人现在是自耕农与政治上的实体了；有一个黑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却在杰弗生当上了联邦警察局长。后来，他成为镇上正宗的私酒贩子（密西西比州和缅因州一起，是最早从事这一高贵试验的地方里的一个），而且也恢复了——他从来就未真正割断过——对老主人的忠诚，并且从一棵巨大的老树那里取到了自己做生意时用的姓——马尔伯雷（桑树），那棵树矗立在哈伯瑟姆大夫的药店的后面，在树根之间那些包厢般的一个个地洞里，他藏匿他商业上的瓶装货物。


    很快，他（那个黑人）在经济竞争中甚至会领先斯诺普斯家族，这个家族即将把成群的族人打进三K党——不是内战混乱、无望的结束阶段那个老的、原始的组织，以当时无望的时代背景来衡量，那至少是个有自己无望目的的诚实、严肃的组织，而是一个二十年代沿用了老名称的后来出现的卑劣组织，它与老组织的共同点也就是那个名称了。此时，地方上出现了用很少的钱修铁路的事，引进的是六六年当过“毡包客”[6]的一个人，此时他已然是规规矩矩的公民了；他的子孙日后将用一种柔软的、不发辅音的黑人腔调说话，就跟父母从约翰·史密斯上尉的时代起便生活在波托马克河与俄亥俄河以南的那些孩子一样，这些孩子总是要吹嘘自己的南方遗产。在杰弗生，便有那样的一个人，他姓雷蒙德。他找来了资金，而沙多里斯上校则用这笔资金修起支路，和从孟菲斯到大西洋的主路联通了起来，从而使本地的棉田走向欧洲——这是一条窄轨，跟玩具似的，有三辆小机车头，也跟玩具似的，以沙多里斯的三个女儿的名字命名，每个机车头的油罐上有一块银牌，分别刻着三位小姐的教名。那些标准规格的货车在枢纽站上像玩具似的被千斤顶顶起，然后落放到窄轨上，此时，小火车头被它拉的货遮盖住，让人看不见，因此，一辆辆货车是以这样的程序出现的，在它们为之服务的棉田里被一股傲慢的羽毛状的黑烟和一声傲慢的汽笛发出的尖叫，拉扯着往前行进——那个雷蒙德，在一场不可避免的争吵之后，终于开枪把沙多里斯打死在杰弗生的一条街道上，他之所以做出这样极端的事，大家相信，是因为傲慢与不宽容，也正是因为这同样的傲慢与不宽容，才使沙多里斯上校那个团的官兵在第二次马纳萨斯和夏普斯堡之役后的秋季选举时把沙多里斯从上校的职务上拉了下来。


    因此，现在陆地上有了铁路；原来得坐马车去大河码头乘轮船并按老习俗去新奥尔良度蜜月的新婚夫妻，如今便可以搭乘火车上几乎任何地方去了。而且很快这儿也有了普尔曼式卧车了，一路从芝加哥和那些北方城市开过来，那里有的是钞票现金，使富有的北方人能舒舒服服地南下，而且是认真地开发起这片土地来了：用他们北方佬的金元在南方松木林地带开设了巨大的伐木场与工厂，也使五十年来都没有任何变化的由小村落组成的小镇一夜之间发达起来，在一片星星点点般布满树桩的荒瘠土地上膨胀成大都市，这里本来会一直荒下去的，除非当地人出于简单的经济垂死挣扎，自己学会了种植松树，一如</a>在其他地区人们已经学会了种植玉米、棉花一样。


    在三角洲上也出现了北方人开的伐木场：现在是二十年代中期，在三角洲，棉花业还有伐木业都很蓬勃。但最为蓬勃的还是金钱本身：金钱滋生出一种穴居人，而他又繁衍出一对双胞胎的穴居人：欠债与破产，这三者如此迅速地让金钱在这片土地上大逞淫威，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它旋风般使你窒息之前赶快将其摆脱掉。直到出现某种几乎像是自我保卫的手段，不仅是为了有地方可以花钱，而且还为了把单纯要花掉的钱所衍生出的钱可以赌掉，在七八个较大一些的三角洲地区的镇子里形成了一支棒球联队，很快，它就同样四处远征——而且也大获成功——对投球手、游击手和费劲的外场手来说都是如此，就像那两个主力联队一样，那个男孩，现在已经是个青年了，与这个联队以及一家北方人开的大伐木公司关系都很熟，不仅是凑巧跟这两者都熟，而是因为跟一家熟了自会促使他跟另一家也熟悉起来。


    此时，那个年轻人的心态与世界上大多数别的年轻人的心态是一样的——这些年轻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正好是二十一岁光景——虽然间或他向自己承认他也许用那天自己十九岁这件事作为借口，认为自己应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正越来越清楚，这还将永远成为他真正的正业，那就是：当一名流浪汉，一个与世无争、一无所有的漂泊者。反正，他已经足够成熟，能和一个律师交上朋友了，早先，这律师住的镇上，一家伐木公司正好想消消停停地宣布破产，这位律师被委派为破产事宜的仲裁人：这人的家庭和那年轻人的家庭素来相稔，他比年轻人稍大几岁，可是却喜欢上了这年轻人，于是便邀请年轻人搭乘自己的车子出游。他正式的身份是充当译员，因为他略通法语而那家快要倒闭的公司恰好与欧洲有些关系。但是从来没见他干过什么翻译工作，因为这名随员并未被派去过欧洲，他去的倒是孟菲斯一家酒店的某一层楼</a>，在那里的所有人——包括那位翻译——都有特权可以签个字便免费取得食品、戏票甚至是私酿的酒（当时田纳西州正值禁酒季），只要那些小厮有本事弄得来，当然不是从几英里外刚过密西西比州界处那几处挤在一起的外表十分老成持重的房子里弄来，那里的轮盘、骰子和二十一点都是要玩就有得玩的。


    接着，塞尔斯·韦尔斯先生也突然参加进来了，并且把棒球联盟也随之带了进来。那个年轻人始终不知道韦尔斯先生跟破产有什么关系（如果有的话），他也不真正费心去琢磨，更不用说去关心与打听了，不仅是因为他已经对业余爱好——他知道这是他真正的爱好——培养出了一种noblesse oblige[7]的观念，这作为理由已经算得上是很充分的了，而且还因为韦尔斯先生本人在三角洲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了。他是个庄园主，这庄园不以英亩而是以英里来计量，而且被认为是棒球联盟里的一个球队的独一无二的老板，至少是绝大多数球员，肯定包括接手、偷垒的游击手和点三四〇打击的外场手的老板，据说这个外场手还是从芝加哥兽崽队里挖来或是抢来的呢，这个韦尔斯先生一星期七天照例不变的打扮是：两三天都不剪的胡子、一双糊满泥浆的高筒靴以及一件灯芯绒外套，流传的那个故事或是传奇里说，一天深夜，他就以这副打扮进了圣路易的一家时髦酒店，要开一个由穿晚礼服的侍者伺候的房间，那侍者一见那把胡子、那双沾满泥浆的靴子，不过主要还是看到了那张脸，便说酒店已经全部客满：一听这话韦尔斯先生便问买下这家酒店得多少钱，对方非常傲慢地告诉他，得多少多少万，于是——那故事是这么说的——他从灯芯绒后屁股兜里掏出一叠千元大钞，足够买下开价一个半酒店的，接着便吩咐那侍者十分钟之内把楼里的每一个房间都给他出清。


    这自然是启示录般离奇的故事，不过下面这件事倒是那个年轻人亲眼看见的：韦尔斯先生和他某天中午在孟菲斯的酒店里正懒洋洋地吃着早餐，突然间韦尔斯先生记起他私人的打球俱乐部那天下午三点钟就要在六十英里之外的一个小城里进行一场至关重要的球赛，他打电话给火车站，要求三十分钟里准备好一次特别列车，包括一辆机车和一个守车。列车大约三时抵达科厄霍马，那儿离球场还有一英里的路：有个老兄（那个钟点火车站前是不会有出租车的，而且那会儿全密西西比州哪儿都没几辆出租车）坐在一辆脏兮兮但总算还完整的凯迪拉克的驾驶盘后面，韦尔斯先生开口了：


    “这玩意儿要卖多少钱？”


    “什么？”车子里的那人问道。


    “你的汽车。”韦尔斯先生说。


    “十二又五十。”


    “行啊。”韦尔斯先生说着便去拉车门。


    “我的意思是一千二百五十元。”那人说。


    “行啊。”韦尔斯先生说，接下去的话是对那年轻人说的：“跳进去。”


    “是拦路抢劫吧，先生。”那人说。


    “车子我已经买下了。”韦尔斯先生说，自己也爬上了车子。“去球场公园，”他说，“要快。”


    年轻人此后再也没有见到那辆凯迪拉克，虽然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当联队三角旗赛进行得越来越激烈时，他对那机车与守车倒是变得很熟悉了，韦尔斯先生经</a>常调用孟菲斯调车场的这辆特别列车，就像二十五年前住在城里的一个百万富翁头一点随时拦下一辆两匹马拉的出租马车一样，因此在那年轻人看来，他们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再次朝三角洲另一场棒球比赛冲去，回孟菲斯去消停消停的念头暂时就作罢了。


    “我什么时候也该有点发言权的吧。”有一回他说。


    “那你就发言吧，”韦尔斯先生说，“就说说这混账的棉花市场明天会有什么走势，这样我们俩都可以不再紧着去追赶这个没一点、没有一点点希望的业余球队了。”


    棉籽与伐木场横扫着三角洲其余的地方，把残余的原始森林更深、更深地朝南边挤压，一直挤到大河与丘陵的V字形地带。当那个如今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初次被允许参加日后他按辈分将成为首领的那个狩猎队时，坐骡子拉的大车去鹿、熊和火鸡满地跑的猎场，走上一天或一个夜晚也就到了。可是现在他们坐汽车去：他们得走上一百英里接着是二百英里，往南再往南，而原始森林已经退缩到亚祖河与那条大河（亦即老人河）的交汇处了。


    老人河：也包括所有给它提供水源的被河堤拦起的小支流，它们和大河一起，只要老爷子犯了脾气，便将那些堤坝全然置之不理，它们差不多每一代都涓滴不弃地收集水源，从蒙大拿一直到宾夕法尼亚，让滔滔洪流冲入它的受害者那可怜巴巴、毫无希望的人工内脏，水一点儿一点儿升高，速度倒不算很快：只是很坚决，毫无妥协的余地，留出足够多的时间让人测量它的浪峰有多高并且往下游打电报，甚至还能准确预报几乎是具体到哪一天洪水会冲进屋子，把钢琴冲出去，把墙上挂的照片、图画统统冲掉，甚至把房子本身也都冲走，如果它跟地面不是联系得非常紧密的话。


    既无情又是不慌不忙地，洪水泛过一条条给它供水的小支流，把水往它们的河道里挤压进去，以致一连好多天，小河里的水会倒流，往上游涌去：一直要抵达杰弗生还要过去的韦利渡口。小河也筑有堤坝，但偏僻处住的都是单干户：是那个高个子男人的后裔或遗孤之类的人物，现在以务农为生了，还有就是姓斯诺普斯的那些人，他们比个体户还要个人主义：他们是斯诺普斯族人，因此当大河边上那些占地千亩的庄园主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和他们的黑人佃户和雇工在用沙包和机器对付灌涌与豁口时，这里的一二百亩大小农场的主人是一手挟着只沙袋一手持枪巡视他的河段堤岸的，免得住在他上游的那个乡邻会炸毁他的河堤以保全自己（在上游）的那个农场。


    大河把水往上挤涌，与此同时，白人和黑人轮班肩并肩地在泥和雨里苦苦奋斗，为他们助战的有汽车车前灯光、汽油火把、小桶小桶的威士忌以及在刷干净并煮过消毒的五十加仑的汽油桶里煮沸的咖啡；河水拍溅着，试探性地、几乎是没有恶意地、仅仅是坚定不移地（它可不着急哟）在那些惊恐万状的沙包的下面和中间拍打着，最后还是从上面翻越而过，仿佛它唯一的目的仅仅是让人类再次得到一个机会去证明，不是向它而是向人类证明，人的身体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忍受、坚持与苦熬；这以后，让人证明了这一点之后，便做出这几个星期以来任何时间里只要想做它都能做到的事情：像蜕皮时的有气无力的蛇那样，既不匆忙也不特别邪恶与愤怒地把一两英里长的防洪堤、咖啡桶、威士忌罐、火把一下子全扫个精光，然后，有一小会儿，在棉田休耕地之间闪着沉闷的光，直到田地消失，同时消失的是大路、小巷，最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城镇本身。


    消失了，进入到一大片苍苍茫茫无声无息的黄色广袤之中，从那里只伸出来一些树顶、电线杆和人类居所的首级，像是肮脏镜面上出于神秘莫测、无法揣摩的设计而呈现的谜一般的物件；还有几座先民垒的土墩，上面，在散乱的鹿皮鞋之间，熊、马、鹿、骡、野火鸡、牛以及家养的鸡都在相互休战的状态中耐心地等待着；至于防洪堤本身，那里，在恋老婆的男人般黏成一团的漂浮物当中，小孩继续出生，老人照常死去，不是因为生活在露天里，而是简单、正常的时间次序与生死规律，仿佛说到底，人和他的命运还是要比河流更强，即使河流曾经剥夺过他，他毕竟是在变化中所不可改变与征服的呀。


    这以后，对这一点也做过证之后，它——那条老人河——要后撤了，可不是退却：是归于平息，告别陆地，慢慢地也是坚定地，让支流和沼泽退回到它们古老的引以为豪、满怀希望的脏腑中去，不过是那么的慢那么的徐缓，仿佛不是洪水后退而是平坦的陆地自身在上升，它整个平面成片地重新爬回到阳光与空气中来：在电话杆与轧棉机厂房、房舍、店铺的墙壁一个恒定的高度上留下一条黄褐色的印记，这条线像是某只大手一笔划成的，只是当中有些间断而已，土地本身因淤积物而增高了一英寸，肥沃的泥土也深了一英寸，在五月灼热阳光的炙晒下干得龟裂：但是这情景不会维持多久，因为几乎紧接着犁头来了，犁地与下种已经迟了两个月，不过这也不打紧：棉花到八月仍然会再一次长得像人一般高，到摘棉桃时自会更白更密，仿佛那条老人河说了这样的话：“我想怎么做，什么时候想做，便那样做。不过我可是为了我的所作所为出了价的。”


    自然啦，还有那些小船。它们把影子投落在那片黄黄的稀湿土地上，甚至还在它上面移动：渔夫和猎人用的小筏子、管理防洪堤协会的美国工程师学会的汽艇以及一艘吃水浅的汽船，荒唐地在棉田之间来来往往，它的船员可不是河工而是一个知晓水底下何处有围栏的农民，桅顶瞭望处则是个手持钢钳的机械师，他见到电话线就把它们剪断，以便船能从烟囱群之间穿过去：其实也算不得是荒唐，因为这种船在大河上本来就很像是一所房子，现在来到这里跟所穿过的周围那些没有底部的房子也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它还要让轮机把马力开到最大一挡以便超过别的房子，那模样活像急于要追上飞逃的母野鸭的一只公野鸭。


    不过光这样是不够的，眼看就不够了；老人河这一回来真格的了。于是此刻从海湾[8]好几个港口调来了捕虾的拖网船、娱乐用的游艇和海岸警卫队的小艇，这些船的底部过去只认得咸水与咸潮河口，船还是由原先的海上水手来掌管，但怎么走还得请教知悉水底下哪儿是路哪儿有围栏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些人一辈子都在顺着这些标志或是以它们为终点赶骡拉犁，这些船航行在马、骡、鹿、牛和羊的涨肿的尸体之间，从树木和轧棉厂房、棉花仓库、漂浮的小屋、房舍的二层楼窗户与办公室楼房之间，去捞取老人河上很有耐心的漂浮物，那就是黑人与白人的尸体了；接着——这些习惯与咸水打交道的人，对他们来说，陆地或者是毫无特色、不长树木的盐碱沼泽地，或者是蛇与鳄鱼出没的湿地，都因长满了喇叭藤与西班牙苔藓而无法穿透；这些人之中，有一些甚至都从未见过支撑他们所住的房子的木桩所敲进去的土地——这些人仍然留了下来，即使这里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了，仿佛要等着看从水里冒出来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片土地，他们所拯救的人——男人和女人，黑人与白人，黑人甚至比白人还多，十比一恐怕还不止——赖以生存的经济活动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面进行的；赶紧看看这片土地，再晚骡子和犁头可就要改变它们的面目直至洪水退却的边线了，然后便回到大河上去，否则那些拖网船、巡逻船和小艇也会跟废弃的鸡舍、牛棚与茅房一起，变成歪歪扭扭、没法再用的垃圾的；回到老人河上去，这条河已经再次缩回到它往常的堤岸里去了，在打瞌睡，甚至还显得很清白无辜，仿佛改变了，至少是在某个短暂时期里改变了毗邻地区全部面貌的不是它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似的。


    他们此刻是在朝回家的途中行进，经过了一些河边城镇，有一些在南密西西比是一片西班牙统属的蛮荒之地时很有点儿名气：像格林维尔、维克斯堡、纳齐兹以及大小海湾（现今已经消失不见，连遗址亦都采用了别的名字），那地方曾使梅森和哈珀兄弟里的至少一个威名赫赫，而雷尔[9]也曾以此地为据点发动他那场流产的黑奴起义，企图把白人从这片土地上清除干净，剩下他一个当皇帝，那片土地已经沉落在防洪堤之外，如今你已经无法说清原先水开始于何处陆地止步在什么地方了：只知道这片草木葱茏茂盛、阳光灿烂的热带草原再也承受不了你的体重了。一条条河流如今不再往西，而是往南流淌了，不再是黄色或褐色的，而是黑色的了，穿越好大的一片黄色盐碱沼泽地，从那里乘</a>着一股吹向海洋的微风，一团团蚊子像云雾一般飞来，在发痒与感觉疼痛的苦恼心态里，你似乎觉得确实能见到蚊群隐隐约约怀有越过陆地去与潮水然后是无法消解的盐分相遇的愿望：倒还不是真想飞向墨西哥海湾但至少是要去列岛——船、号角与小森林的列岛——长长屏障后面的那片海峡，拖网船、巡逻船等等此刻都已回去，待在灯塔、运河标志与船坞之间，在晒网和维修机器，准备去捕鱼。


    我们所说的那个人从他年轻时起也记得那件事：在几艘小船里好端端地被风刮了整整一个夏天，因为他们家已有好几代是在密西西比北部腹地出生与长大的，在他遇到此次风暴之前他根本不知风暴边缘为何物。第二年夏天他又回来了，因为他发现他喜欢有这么多的水，这一次他是作为一个拖网船的渔民而来的，他记得：前甲板上安放着一只烧得通红的煤炉，上面架着只四加仑大的铁锅，里面煮的是揪去脑袋的虾，汤里撒进去一把把盐与黑胡椒，里面从来没有空过，也从来不洗，光是不断地往里面添虾，因此你便成天随便吃，就像是在吃花生米似的；他还记得：破晓前的那一刻，眼看就要让强烈得几乎像能听到的爆炸声似的近亚热带的黄红色的白天所打破，但暂时还会黑暗上一瞬间，此时，那条幽黑的船偷偷地潜入虾群出没的地区，船尾磷光般不出一声地转动着，活像乱哄哄的一团昏昏欲睡的萤火虫，那少年脸朝下躺在船头上朝黑黢黢的水里望去，只见受惊吓的虾飞快地如逐渐隐退的扇一般往四下射出去，划出了小火箭般的轨迹。


    他对屏障般的列岛也有了些认识；作为五个半内行水手中的一个，他驾了艘大单桅帆船参加出海比赛，他不仅学会了怎样让船壳不脱离它的龙骨往前行驶，而且也弄明白了怎样让船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再把它带回来：于是，作为一个老水手，他如今住在新奥尔良，当了一条机动小艇的拿工资的船长，船是属于一个私酒贩子的（当时是二十年代），船员包括一名黑人厨子兼甲板工装卸工，以及那个私酒贩子的弟弟：那是个二十一二岁的瘦瘦的意大利人，有一双猫一样的黄眼睛，穿一件丝衬衫，衣服有点儿鼓出来，因为胳肢窝底下挂了把手枪，口径太小干不了什么大事也就够杀尽他们哥儿几个的，即使船长或是厨师在万一可能出事时梦想过反抗或是讨厌惹出什么麻烦事儿，他们也只会把枪从皮套里抽出，尽快地藏起来（也并非真的隐藏起来：仅仅是扔到机器底下油污的积水里，即使皮特很快就发现枪在何处，那也会很安全，因为他是怎么也不愿意把手和胳膊伸到油污的水里去的，而只会躺到舱位上去生闷气）；把小艇开过庞恰特雷恩湖，沿着利戈莱兹河直达墨西哥海湾与海峡，然后停下，一点灯光都没有，直到海岸巡逻队的汽艇（它几乎总是按规定时间来的；那些大兵的工作也未免太平淡了，甚至于，相对地说，是太没有干头了）趾高气扬地朝东飞快驶去，是去莫比尔参加舞会的，哥几个总是倾向于这样认为。接着，哥几个仗着指南针的点拨来到岛上（它只比沙嘴大上一点点，上面有一行松树，那模样真是惨不忍睹，在岛外缘真正的海湾强风的呼啸抽打下，树的枝条时时刻刻都在不断地挥动），在这里，加勒比的纵帆船会埋下一箱箱绿玻璃瓶装的酒精，而住在新奥尔良的私酒贩子的母亲则会更换包装，贴上标签，将其转变成苏格兰威士忌、波旁威士忌或是杜松子酒。岛上还有几头野牛，那倒是他们不得不防的，那黑人负责挖掘，皮特还在生闷气，绝对拒绝帮忙，因为他有那把枪，而船长则时刻注意着牛的进攻（他们可不敢冒险点灯），每上三四回货，总有一回得挨牛的进攻——那些枯瘦凶狠、看不真切的形体会突然向他们冲来，事前丝毫没有警告，他们转身就在噩梦</a>般的沙滩上乱跑，一蹿身跳进了小艇，接着让船与岸边平行行驶，那几只牲畜则亦步亦趋，追随在后面，直到他们敲钟让它们知道船已走远，然后让黑人再次回到岸上去搬剩下的箱子。接着他们就再次停航，一动不动，直到汽艇回来往西开去，仍然是横冲直撞不可一世，舞会这时显然已经结束了。


    那儿也是密西西比，虽然与孩子从小所熟悉的不是一回事；这儿的人是天主教徒，他们的西班牙、法兰西血统还可以从他们的名字与脸庞上显现出来。但是影响不算深，如果你不把大海与小船计算在内的话；一片弯弯的海滩，一行细细的绵延不绝的房产与公寓旅馆，那是来自芝加哥的百万富翁所拥有与居住的，与这些大房子背靠背的是一行稀稀拉拉的建筑，这可是廉租住宅了，里面住的是黑人但也有白人，他们驾驶小船或是在鱼品加工厂里干活。


    接下去开始接触到的便是年轻人熟悉的那个密西西比了：在败落中的城市边缘住着一些人，这是年轻人很熟悉的，因为在他的家乡也有这样的人：是高个子男子这类人的子孙，至少是精神上的后裔，他们不在工厂里干活，不种地，甚至连卡车般大的菜地都不种，他们不依靠土地而是依靠那上面生长的东西为生：当捕鱼的向导和专业的捕鱼个体户，当设陷阱逮麝鼠和鳄鱼的猎户，还偷猎麋鹿；如今土地升高了，再次成了干地而不是一半是水的沼泽，这里不久将像花毯似的布满长叶松树，有了北方来的资本，它们会转化成存进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银行里的钞票。虽然并非全都如此。有一部分会把本地的村舍和集镇变为城市，甚至还会一夜之间在平地上造出些崭新的城市，起的是密西西比的名字，但那格局可是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的，因为它们比密西西比的集镇规模要大，今天还升起并屹立在缔造了它们的高大松树之间，到了明天（是那么的快，那么迅速，那么的似箭如梭），与周围的矮壮的老树一比，它们便成为高耸云天的纪念碑了。因为这儿的土地生产了一种庄稼：此处的土壤太细太软，种棉花并不真的合适；后来人们发现这里可以栽种别处的土地不宜栽种的作物：番茄、草莓和制糖的甘蔗，不是北边和西边的县份里的那种高粱，在真正种甘蔗的地带，人们是把这种高粱称作猪食的，而是真正的甜甘蔗，人们把这种庄稼提炼成家用糖浆。


    在密西西比人看来是大集镇，而我们则管它们叫城市：哈蒂斯堡、劳雷尔、默里迪恩和坎顿；还有些城镇名字起得与俄亥俄关系更加远了：科西阿斯科，这名称是从一位波兰将军那里来的，此人认为希望自由的人都应该得到自由，还有个地方竟起名叫埃及，因为在老太太们仍然不肯认输的上一次的那场战争中闹饥荒的岁月里，别处都没有粮食唯独这地方有，还有个地方竟叫费拉德尔菲亚，在这里，尼肖巴（这里的县仍然沿用这个名字）族印第安人没有迁走，道理很简单，他们认为他们不在乎与别的民族一起和平共处，不管别人的肤色或是政治信仰如何。下面说的便是丘陵地带了：有个县叫琼斯县，这里有个老纽特·奈特，是本地的大地主、第一公民或曰固定居民，你爱怎么叫都悉听尊便，他在一八六二年脱离了邦联，在美国的疆界内竟然建立起第三个共和国，直到一支邦联军队在他那个破败不堪的木头堡垒首都里将他剿灭；还有沙利文谷：一个长而狭窄的幽谷，在这里几个有北爱尔兰与苏格兰高原姓氏的家族按照旧时卡洛登[10]战役前的那种方式彼此明争暗斗，不过也是按卡洛登战役之前的方式，一遇任何外来者便立即联合起来共同御敌：按照有关缉私官员搜索非法威士忌蒸馏器的传说，他们把抓到的犯人关在一个马厩里，让他们像一对拉犁的骡子那样干活。没有一个黑人会让自己天黑后仍然留在沙利文山谷里的。事实上，这一带黑人极少：这是一条延伸到我们那个年轻人自己家乡的狭长地带，是个偏僻的处所，黑人极少经过，要走也是匆匆穿过而且只有在大白天才肯出行。


    这片土地并不宽阔，因为再往东马上就是草原地区了，那里的河水都流入亚拉巴马和莫比尔湾，此处有古老、紧凑、各户人家相互通婚的市镇与庄园大宅，房子有柱子和门廊，是按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那种传统的乔治王朝样式盖的，与纳齐兹受西班牙、法兰西影响的房屋迥然不同。这些市镇起的名字是哥伦布、阿伯丁、西点和舒克拉克，这里很重视对鹌鹑射击的训练，也培养出了优秀的叼鸟猎犬——还有马匹，当然还有猎人；“跳舞的兔子”[11]也是出在这儿的，在这里签订了乔克托人与美国之间的条约，该条约剥夺了土著对密西西比的统治权；这些市镇之一里住着年轻人的一个亲戚，如今已不在人间，但愿他能安息：这可是个坚持到底、不可救药的单身汉，是跳高替洋舞[12]的班头和冥顽不灵的外出就餐者，因为不论何时但凡还缺一位单身男客，女主人首先想到的总是非他莫属。


    不过他也真是位人中之人，不只如此：他还是年轻人中的顶尖人物呢，他与本地的单身汉、婚姻上的变节分子（年岁仍然不算太老，对婚姻牢笼还能抗上一阵）一起玩牌，一起拼酒；他外出散步时不仅穿上鞋罩，拎上手杖，戴上黄皮手套与一顶洪堡礼帽，而且还摆出一副愤世嫉俗、决不信神的架势，直到有一天他不得不最终还是祈祷能救自己一命：一天晚上，用过晚餐后他与一帮旅行商人一起坐在吉尔默酒店前便道的椅子上，等着看那天晚上是否会有什么（万一真有的话）热闹出现，这时有两个年轻的单身汉开了辆T型福特车经过，他们停下邀他一起越过州界上亚拉巴马山区弄一加仑私酿威士忌来。他们还真的去了也弄到手了。不过他们要找的那个蒸馏器并不在山区，因为那地方并非山区：而是阿巴拉契亚山脊的残余尾部。可是由于T型车的引擎非得开得很大才能让车头灯亮起来，对于上山这倒是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一件事，特别是在他们不得不用了好一阵子低速排挡之后。作为前汽车时代的一员，他从来没有想到回来时会有什么两样，直到他们弄到那加仑酒喝了一口掉转车头往山下走时，他才反应过来。也许是威士忌的关系，他说的时候这样插了一句：那辆小汽车在一层淡淡的、比两只萤火虫发出的光大不了多少的光亮的后面越来越快地往前冲，绕过一个又一个凸出的巉岩，车速愈快，遇见的巉岩也愈多，而且还愈加尖利，愈加凸出，一直到车子几乎以九十度拐过弯路，面对一堵直立的峭壁，而另一侧则是几百英尺深的空荡荡的夜空，这时，他也只好祈祷了；他说：“上帝啊，您很清楚，我都有四十多年没打扰过您老人家了，只要您平平安安把我送回哥伦布市，我保证下一回再也不惊动您老人家了。”


    如今，那个年轻人，他现在已是中年人了，至少是正在走向中年，他也回到了家乡，在那里，那些改变了他少年时沼泽与森林的人现在又在改变土地本身的面貌了；他记忆中的密不通风的河床上的莽林与肥沃的农田如今成了一片二十五英里长的人工湖泊：有一个可控制的浇灌装置，是为大土堤坝下面的棉田服务的，湖面上每年都会有几艘马达安在船尾外的渔船来此游弋，最后竟还驶来了一条帆船。在从家里前往镇子的路上，那个进入中年的人（如今是个职业小说家了：他是想继续当他年轻时想做的流浪汉与无业游民的，可是时光与成就还有动脉的硬化打败了他）会从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家的后院穿过，这朋友的儿子在哈佛大学</a>念书。有一天，那个大学生拦住他，请他进去，让他看一艘二十五英尺长的单桅帆船尚未完成的外壳，并且说：“等我把船做成了，比尔先生，我可要请你帮我一起驾驶它的呀。”这以后，每回他走过，大学生都会重复地说：“记住了，比尔先生，等它一下水，我就会要你帮我开船的呀。”对于这样的请求，那正进入中年的人总是这样说：“行啊，亚瑟。通知我一声就成。”


    接着有一天他从邮局出来，有个声音叫住他，声音发自一辆出租汽车，在密西西比州的小市镇里，哪个不愿受拘束又想开车的年轻人如果想拥有一辆汽车，那就必定是一辆出租汽车了，他授予自己一辆出租汽车，就像拿破仑授予自己大皇帝的称号一样；和司机一起坐在车子里的还有个年轻人，其父亲不久前在西部某处失踪，因为他当董事长的那家银行倒闭了，车子里那第四个年轻人则是个到处都不缺的那类人：本城的小丑和滑稽演员，他的幽默倒不带恶意而且经常是机智与妙趣横生的。“它下水了呢，比尔先生，”那个大学生说，“你现在准备好能上船了吗？”他准备好了，那艘单桅帆船也准备好了；大学生是用他母亲的缝纫机把一张张帆缝拼起来的；他们费了不少劲儿把船弄到湖上去，把索具什么的都装好拉紧，突然之间，那个正进入中年的人觉得自己的一部分不再在船上，而是在大约十英尺之外，在看着他所看到的那些：一个哈佛大学生、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一个逃亡银行家的儿子、一个小地方的小丑，还有一个正进入中年的小说家，他们驾驶一艘家制的小船航行在密西西比北部小山之间的一个人工湖上，他想：这种事倒是不会在你一生中遇到两次的呀。


    又回家了，回到他的故土；他是这里出生的而他的骨殖也将在这儿的泥土里沉睡；爱这里即使同时也恨这里的某个部分：爱河边的莽林和四周的群山，在这里，当他还很小时便已坐在马背上父亲的身后，跟着系了铃铛的猎狗去追逐乱窜的野猫、狐狸、浣熊或是任何别的猎物，在这里，当他已成年，别人放心地交给他一支枪后，他便单独去打猎，此时泥泞的湖底每年都逐渐升高，因为积淀了又一层的啤酒罐、瓶盖和丢失的软木塞——一大堆杂物，在林子里生活的两个星期，住宿野营，吃粗粝的食物，胡乱睡上一阵，人和马和猎狗生活在人和马和猎狗当中，不是去猎杀野兽而是去追赶它们，接触一下便放它们走，从来不会贪得无厌——如今得越走越远了，得超过那片低地、那个平坦的三角洲，因此那列足足有一英里长的火车似乎在这片土地上一气儿就会越过两三个起了印第安名字的小村落，火车在田野上奔驰，几英里以外都看得清清楚楚，田野上种的是棉花，二月里抵押出去，三月里种下，九月里收获，十月里申请农场借贷以便还清二月的抵押金，这样明年才能有资格再作抵押，那个年轻人年纪够大，可以放心地把枪交给他了，他便参加了一年一度对老班的朝拜：那是只老龄的大熊，一只脚被兽夹夹伤，因此替自己获得了一个外号、一个头衔，好像它是个大活人似的，它威名赫赫，因为流传着许多故事，说它如何捣毁陷阱与捕兽夹，杀死过多少条猎犬，身上中过多少发子弹，最后，它终于被少年的父亲所雇的马夫领班布恩·霍根贝克杀死，为了救一条心爱的猎犬，这个马夫领班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用猎刀将大熊送上了归途。


    可是，他最最痛恨的还是不宽容与不公正：是对黑人的私刑处死，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他们皮肤黑（他们在这里的人数正变得越来越少，很快就会一个都没有了，可是罪行已经犯下再也无法取消，因为今后再也没有可以补偿的对象了）；是那种不平等：他们当时所上的可怜的学校，如果他们还有几所的话；他们不得不住的小屋，除非他们愿意露宿野外；他们可以崇拜白人的上帝只是不能在白人的教堂里；在白人的法院里交税可是却不能在里面投票也不能为它投票；按白人的钟点干活还必须得按白人的计算方法领工资（乔·汤姆斯上尉是三角洲的一个种植园主，虽然不是大种植园主中的一个，他在某年的一次歉收之后从银行里领出一千个银圆，把他的佃户一个一个地叫进他的餐厅，餐桌的灯下散乱地摊放着那笔钱里的二百元，他说：“哎，吉姆，这些就是咱们今年的所得了。”于是那黑人说：“好上帝呀，乔上尉，这些钱都是我的吗？”于是汤姆斯上尉说：“不，不，只有一半归你。另外的一半是我的，你不记得了吗？”）；我们能够在送往华盛顿某些参议员、众议员的含有偏见的报告里主张在不比杰弗生大的地方建造五座不同教派的教堂，可是却划不出一平方英尺的地方来让儿童玩耍并让老人坐着看他们玩耍。


    可是他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他的，他记得：试图并且必须待在床上直到破晓的第一丝亮光带来圣诞节以及别的几乎与圣诞节同样美好的日子；三点钟被人叫醒在灯光底下用早餐为的是驾四轮马车进城上车站去孟菲斯待上三四天，在那里他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汽车，而在一九一〇年那阵子，当时他十二岁，他看到约翰·莫伊桑[13]将一架装了自行车轱辘、没有副翼（你得扭曲整个翼尖使飞机斜飞或是保持平飞）的布莱略特单翼飞机降落在孟菲斯跑道的内场上，那以后他就永远地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必须得单独驾机飞行；还记得：他的第一个心上人，才八岁，长得胖乎乎的，一头蜜色头发，端庄大方，名字叫玛丽，他们俩紧紧挨着坐在厨房的台阶上吃冰淇淋；还有另一个心上人，这回的名字是明尼了，是个老山民的孙女儿，他长大后就是从这老山民手里买私酿威士忌的，他十七岁时进城找到一份工作，是在药房苏打水柜台后面卖东西，瞅着她那么童贞、那么天真、那么不自觉地把可口可乐糖浆往举起的玻璃杯里倒，她把大拇指钩进缸子的把手，那只举平的上臂以一个不停顿的动作将缸子前后晃动，姿势跟他见到她祖父一千次从一只缸子里往外倒威士忌时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


    即使有时也恨这个地方，因为尽管有那么些有二百银圆的乔·汤姆斯和那么些将睡袍套在脑袋上[14]的斯诺普斯，这里还有这样的事儿呢：他记得纳特，一八六五年出生于后院的一所小木屋，那还是这人的曾祖父正进入中年时候的事儿，纳特活得比他们家三代人都要长久，他不仅因为那么多年、那么经常和这三代人一起说话、走路，以致在说话、走路上都与他们相像，而且他还有两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那三代人穿过的衣裳——不仅有带铜纽扣的蓝呢子礼服和高顶礼帽，那会儿他是曾祖父和祖父的马车夫，而且还有曾祖父自己穿过的黑布料外套，祖父时代流行的燕尾服，以及父亲时代的短外套，那中年人还记得，这些衣服都是度着那几个人的背部裁制的，此外还有八十年的风气嬗变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帽子：因此，在懒洋洋地朝书房窗外上下打量时，那个中年人能看见那个背部、那种步姿、那件外套和那顶帽子在步下车道朝大路走去，此时，他的心里就堵得发慌甚至翻江倒海起来。他（纳特）如今已八十四岁了，这几年里头脑开始稍稍有点不清楚了，不仅会把这中年人叫成“老爷”，而且有时还会叫成“默雷老爷”，这可是对中年人父亲的称呼呀，有时还叫“上校”，大约一星期有那么一回，从厨房走进客厅时，或是已经在客厅时，他会说：“这儿正是我打算躺一会儿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可以面向那扇窗户。我也希望今天天气晴朗，阳光就可以照进来晒在我的身上。而且我还希望你能宣讲那段布道词。我要你给我倒一丁点儿威士忌，你自己也躺下，然后宣讲你最为得意的那段布道词。”


    还有卡罗琳呢，这也是那中年人从阶级制度那里继承下来的，无人知悉她到底有一百零几岁，不过她可不糊涂：她什么都没有忘记，仍旧叫这中年人为“妹咪”，这可是五十多年前他那几个弟弟对“威廉”发不准音时对他的称呼；他的小女儿，也就是四五六岁的样子吧，会跑到屋子里来说：“爸爸，大妈要我告诉你别忘了你还欠着她八十九块钱呢。”


    “我不会忘记的，”中年人会说，“你们都在忙什么呢？”


    “在拼一条被面呢。”女儿回答说。她们确实是在干这个活儿。她的小屋现如今已经通了电了，可是她不愿用电，坚持要点她一直很熟悉的煤油灯。她也不用眼镜，只是在用作装饰品时把它架在脑门前面一块洁白无瑕的包头布上——其实她现在已经没有头发了。她也不需要眼镜。不论冬夏，炉灶里都用草木灰煨着小火，里面烤着甜薯，炉子的一边，一把小型摇椅里坐着那个五岁大的白人小姑娘，那个比她个子大不了多少的黑人老太太坐在另外那把摇椅里面，她们之间放着一只篮子，里面是颜色鲜艳的碎布头布条，在那样微弱的光线下那个中年人不戴眼镜是连自己的名字都看不清楚的，而那一老一小两个却凭着微光不厌其烦一针针一线线地把灿烂的星星、方块与菱形拼缀成别致的花样，以便叠起来夹在香柏木薄片里收进大箱子。


    接着七月四日来到了，早餐后厨房门就关上好让厨子与男仆打理出一顿丰盛的野餐来，在酷热的小晌午，黑老太和白人小女孩到菜园里去采集青西红柿，蘸上盐吃，那天下午，在后院的桑树底下，把大半只十五磅重的冰西瓜吃掉的也正是这一老一小，就在那天晚上，卡罗琳第一次中风。那本该是她最后的一次，医生是这么判断的。可是天亮时她竟然好起来了，那天上午，她生下的那一代开始来到，从她自己的七十、八十多岁的儿女，一直到他们的曾孙、曾曾孙——中年人从来都没见到过那些脸，人多得小屋里再也挤不进了：于是妇人与小姑娘睡室内的地板，男人和小男孩则在房前空地上睡，卡罗琳时不时会变得清醒并且在床上坐起来：她什么都没有忘记：她是祖奶奶，君临一切，不仅如此，她还变得专横跋扈起来：深夜十点甚至十一点了，那个中年人已经脱掉衣服躺在床上看书了，一点儿不错，他又听到穿袜子或是连袜子都不穿的光脚慢慢、轻轻地登上后扶梯；紧接着一张陌生的黑脸——绝对不是一两晚之前或是两三晚之前那同一张——会从门口探进来看着他，于是那文静、彬彬有礼却绝不是卑躬屈膝的声音会说：“她要冰淇淋呢。”于是他只好起来，穿上衣服，开车往村子里驶去；他甚至会直直地穿过村子，虽然他很清楚那里的店铺全都打烊了，他前天晚上来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他一直在主干道公路上开了三十英里接着又前前后后到处搜索这才找到一个还在营业的快餐店或是热狗摊子，买到一夸脱的冰淇淋。


    不过，这次中风还不是致命的那一次；不久以后，她又站起来了，甚至，她不理那个男佣下的不让她接近汽车的“死命令”，居然和他的母亲，亦即那中年人的母亲，一起坐车直奔市镇，一边滔滔不绝，中年人捉摸必定会是这样，讲那些陈年旧事，他的父亲、他自己以及三个弟弟旧时的事情，有两个弟弟娶了媳妇，那两个弟妹加在一起都未曾超过二百磅，却和五个男人挤在一幢房子里吵吵闹闹：不过没准她们并不觉得自己在吵吵闹闹，因为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她们学会了仗着那种感情主义简单地生活着。不过，好像卡罗琳自己知道，夏天的那次中风，就好像是子夜或中午敲响之前，那座老祖父钟内里的那阵嗽嗓子似的声音，因为她再也没有去动那张没有拼完的被面。很快，被面也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天气转凉，白昼越来越短时，她开始越来越长久地待在屋子里，不是她的小木屋而是大房子，坐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那原来是厨子和男佣待的地方，接着又在中年人的妻子做针线活儿的那个房间里，一直待到全家人聚在一起用晚餐，男佣把她的摇椅搬进来让她坐在这儿，看着大家吃晚饭：接着突然之间（这时眼看圣诞节就要到了），她非得在做晚饭的时候就要坐在客厅里，直到晚饭做好，谁也不明白干吗要这样，直到她终于通过中年人的妻子告诉大家：“海斯特尔小姐，在那帮黑小子把我埋进土的时候，我可要你让我有一顶新帽子戴，一条新围裙围的呀。”那就是她的告别演说词了；圣诞节过后两天，又一次中风，这回可是真的了；两天之后，她戴了新帽子，围了新围裙，这些她自己可看不到了，躺在客厅里，而那个中年人果真摆好样子念起布道词即悼词来了，希望轮到他自己大限来到时，世界上会有某个人感激地提起他曾经写过这篇悼文，这篇文章完全是为她而作的，她曾经是，如他自己从孩提时起的那样，生活在忠诚、挚爱与正直的氛围与尺度之内。


    深深地爱着这里虽然他也无法不恨这里的某些东西，因为他现在知道你不是因为什么而爱的；你是无法不爱；不是因为那里有美好的东西，而是因为尽管有不美好的东西你也无法不爱。


    （原载《假日》一九五四年四月号，此处文本系根据福克纳打字稿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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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据卡尔文·S.布朗（Calvin S.Brown）的A Glossary of Faulkner''s South一书称，这家酒店指的是Peabody Hotel，这是孟菲斯市最豪华的一家旅馆。密西西比河自然并非起源于此处。福克纳这样说可能与他起念写这篇文章于该处有关。


    [2] 按照当时的习俗，产业由长子继承，小些的儿子得离开老家另打天下。


    [3] 这几个是当时在这一带横行不法的歹徒。


    [4] 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美国内战时北方将领。


    [5] 代表“order”一词，“圣职”之意。


    [6] 毡包客（carpetbagger），拎毯制手提包的投机家（指美国内战后重建时期到南方去投机的北方人）。


    [7] 法文，贵人行事理当高尚。


    [8] 指墨西哥海湾。


    [9] 这里提到的几个人都是曾活跃在纳齐兹小道上的不法之徒。


    [10] 卡洛登（Culloden），一七四六年此地发生了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詹姆斯党人的军队惨败于英格兰军队之手。


    [11] 跳舞的兔子（Dancing Rabbit），一位印第安酋长的名字。


    [12] 高替洋舞（cotillion），十八世纪一种流行于法国的轻快舞蹈。


    [13] 约翰·莫伊桑（John Moisant，1868—1910），美国早期的飞行表演家。


    [14] 这是三K党的通常装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