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之饮

    茶，始于药，而后为饮。在8世纪的中国，茶就作为一桩风雅之事而进入一个诗意王国。而日本则在15世纪将其尊崇为一种美的宗教——茶道。茶道，是在日常染污之间，因由对美的倾慕而建立起来的心灵仪式。茶道教人纯净和谐，理解互爱的奥义，并从秩序中挖掘出浪漫的情怀。它是一种温柔的尝试，试图在我们所知的生命无穷尽的不可能中，来成就那些微小的可能，因而本质上是对不完美的崇拜。


    茶之哲学，并非像我们通常对此理解的那般仅是一种唯美的趣味，它同时融合伦理与宗教，表达了我们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全部见解。茶是保健学，因为它要求洁净；茶是经济学，因为它显示了朴素中的舒适而非繁复昂贵的乐趣；茶是精神层面的几何学，因为它定义了我们对于宇宙自然的分寸感。它使它的信奉者成为精神上的贵族，故而代表了东方民主的精髓。


    长期的与世隔离，使日本民族崇尚内省，这对于茶道的发展极为有利。日本的起居习俗、服饰饮食、瓷漆两器、绘画艺术，乃至日本文学，无一不受茶道影响，任何日本文化的研习者皆不会忽略它的存在。它既存于金闺雅阁，又遍于市井民巷。山野农夫因之学会侍弄芳华，最粗鄙的劳工也会表达对山岩流水的敬意。倘若有人对这庄谐参半的人生之戏心无所动，那么我们会将其称为“心中无茶”；同样，倘若有人无视世间疾苦，沉湎于信马由缰的不羁情绪，我们则称这类放浪形骸的唯美主义者“茶气太重”。


    圈外人可能无法真正理解这看似小题大做的游戏。他会说：小茶杯中能有如此大境界[1]？但当我们在杯盏享尽之后，了知人类的欢愉何其渺小，眼泪的涌溢何其迅速，将无限的不熄渴望饮干喝尽，只残留些时光的渣滓又何其容易，我们就不会责备自己沉湎其中了。人类不是已经做得更糟了吗？对酒神巴克斯的崇拜，使我们献出太多的祭品；对战神玛尔斯的景仰，让我们抹去了他身上的斑斑血迹。那何妨拜伏在茶仙子的裙裾之下，陶醉于她甘露瓶中涓涓而出的仁爱暖流呢？从象牙白瓷杯内的琥珀色琼浆里，那些新入门的茶者或可一品孔子</a>的温雅含蓄、老庄的辛辣快意，还有佛陀的空灵缥缈。


    人们如果无法察觉自身伟大中的渺小，那便容易忽略他人渺小中的伟大。在志得意满的西方人眼里，东方充满着诡异而幼稚的怪行，而茶道不过是东方人一千零一种怪行之一。当日本沉湎于宁静平和的艺术时，他们惯称之为蛮夷之国；而当日本开始在满洲战场上大肆杀戮[2]时，他们则呼之文明之邦。西方近来涌现出对于“武士道”——我们军人在自尽中实现圆满的“死之艺术”的诸多评论，却鲜有评论关乎茶道这一“生之艺术”。如果我们所认领的文明基于可憎的战争的荣耀，那么还是继续当我们的野蛮人吧。我们将欣然等待艺术与理想得到应有尊重的那一天。


    西方，将于何时理解或试图理解东方？那张由事实与幻想织就的好奇之网，常常令我们亚洲人惊骇不已。我们要么以老鼠蟑螂为食，要么靠吸食莲花的香气过活；要么无能狂热，要么卑劣淫逸。印度式灵性被嘲笑为无知，中国式节制被认为是愚昧，日本式爱国被当作宿命论。据说日本人因为神经组织迟钝，才对痛楚和伤口麻木无感！


    是啊，为何不拿我们取乐呢？亚洲也会以礼还礼呀！要是你们知道我们如何想象和描述你们，娱乐的素材就更多了。除了因视角不同产生的光华，以及对奇迹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敬意，还有对新生的未知事物的沉默敌意。你们的美德光芒四射，无法艳羡；你们的罪行优美动人，无可指责。过去我们博学的智者曾写道，你们的楚楚衣冠之下，藏着一条茸毛尾巴，你们还将新生婴孩炖汤而食！不仅如此，关于你们还有更糟的说法：我们一直认为，你们是地球上最言行不一的种族，因为你们宣讲教义，自己却从不实行。


    误解很快便在我们中间得以澄清。商贸往来迫使欧洲各国语</a>言在东方的港口流传。亚洲青年学子涌入西方大学</a>以接受现代教育。我们虽未彻悟你们文化的深层核心，但至少我们愿意去学习。我的某些同胞已受你们风俗礼仪的过分同化，以为拥有硬领衫和高丝帽便拥有了西方文明，如此装模作样真是可怜可悲可叹！他们卑躬屈膝地表明了向西方靠拢的愿望。不幸的是，西方对东方的态度仍未转变。传教士来到东方，向东方传播文化，而非接收东方文化。你们对东方的了解，仅仅来自我们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一些粗拙的翻译，甚或来自旅行者那些浮光掠影般的趣闻轶事。像拉夫卡迪奥·赫恩[3]，或《印度生活之网》的作者[4]那样，用正义之笔唤起我们情感之炬照亮东方暗夜的，真是少之又少。


    或许我的多言泄露了我对茶的无知，言所应言才是礼仪之道。但我不想做一名知礼</a>的茶者。新旧两个世界的诸多误解已造成了巨大伤害，挺身为促进双方理解而略尽绵薄之力又有何失礼？倘若俄国愿屈尊尝试理解日本，那在20世纪之始就不会有这场血腥的战事[5]。对东方问题的轻蔑忽视，让人类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从不耻于将“黄祸”[6]的谬称强加给亚洲，却仍未意识到亚洲也可能从“白灾”的残酷中苏醒。你们或许会嘲笑我们“茶气太重”，但难道我们就不怀疑你们西方人“心中无茶”？


    还是让我们停止大陆间彼此的谩骂与讽刺吧。为了两个半球共同的利益，即便不能变得更为英明，也应更宽容相待。我们依循不同的道路发展，却仍可相互增益补充。你们以内心安宁为代价，来换取地盘的扩张；我们面对侵略虽然弱势，却营造出一派祥和。你们相信吗？在某些方面东方确实比西方更为优越！


    奇妙的是，人性在茶杯里交融了。茶道成为唯一博得普遍尊重的亚洲仪式。白种人曾嘲笑我们的宗教与道德伦理，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琥珀色的浆液。下午茶成了西方社会里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深盏浅碟的轻声碰撞中，在好客的女主人衣裙的窸窣作响里，在有关糖奶的寻常对答间，对茶的崇拜已经毋庸置疑地确立起来了。面对这来路不明的液体，宾客在哲学意义上对其命运的顺从，就已经表明了在此刻，东方精神至高无上。


    欧洲关于茶最早的记载，据说来自一个阿拉伯旅人的描述。记载中说</a>，公元879年以后，盐税和茶税已是中国广东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而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写道，1285年时曾有一名中国财政大臣，由于擅自增加茶赋而被罢了官。欧洲人开始对远东有更多的认识，是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在16世纪末，荷兰人带回这样的消息：在东方，人们用一种灌木的树叶制成了非常好喝的饮料。乔凡尼·巴蒂斯塔·赖麦锡[7]（1559）、阿尔梅达[8]（1576）、马斐诺（1588）、塔雷拉（1610）等旅行家也在各自的旅行笔记中提到了茶[9]。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首度将茶带到了欧洲。于是，法国人在1636年闻到了茶香，俄国人也在1638年品到了茶。英国人是在1650年迎接茶的到来的，他们这样评论它：“这中国饮料美妙绝伦，医生们也极度认可。它的名字在中国叫作茶（Tcha），其他国家叫它Tay，或者Tee。”[10]


    正如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茶的传播遭遇了反对之音。如反对者亨利·萨威尔（1678）斥责饮茶是肮脏的习俗。乔纳斯·汉威[11]在《论茶》（1756）中说，男人饮茶会丧失身材威仪，女人饮茶则容颜尽失。在初期，茶的不菲价格（一磅约十五或十六先令）让平民百姓望而却步，而成为“王权贵族特殊待遇和消遣的标志，或馈赠王族大公的礼物”。尽管如此，饮茶的风尚还是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在18世纪前叶，伦敦的咖啡馆事实上成了茶馆</a>，像艾迪生[12]和斯蒂尔[13]这样的风雅之士也沉醉于这些咖啡馆的茶香之中。不久之后，茶便发展成生活中的必需品，成了税赋的对象。这让我们想到，茶税在世界近代史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当英国人向美国殖民地征收更高的茶赋时，殖民地人民终于按捺不住，决定揭竿而起。要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始于波士顿倾茶事件。


    茶的滋味拥有一种微妙的魔力，令人无法抗拒，并被覆上一层理想之光。西方的幽默作家们[14]毫不耽搁，迅速地将茶的芬芳融入了他们思维的灵光之中。茶既无酒的傲慢自负，又无咖啡的清高自我，也没有可可那种傻呵呵的天真。早在1711年，英国《旁观者》杂志就如此谈到茶：“在此，我向所有治理有方的家庭郑重推荐，每天早晨留一小时享用一顿有茶与面包黄油的丰盛早餐，并热心地建议您请准时订阅本刊，以便在饮茶时配读。”[15]萨缪尔·约翰逊[16]曾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无耻茶客，20年来只靠这种奇妙植物的浆液佐餐而食；以茶消磨黄昏，以茶慰藉长夜，以茶迎接黎明”。


    查尔斯·兰姆[17]，这个公开的追随者奏响了真正的茶道乐章。他写道，世上最大的愉悦是悄然做一件善事，然后让它无意间被发现。而茶道便是这样一种艺术，它隐藏美，又期待人发现；暗示美，又不敢让你明察。它是一种高贵的秘密，一种平静彻底的自嘲，它是幽默本身，是哲学的笑意。在此意义上，所有真正的幽默作家皆可称为茶哲，如萨克雷[18]，当然还有莎士比亚。


    颓废时代[19]（世界几时不曾颓废？）的诗作，在其对物欲世界的反对声中，在某种程度上却打开了茶道之门。而现如今，茶道或许成为我们对这不完美世界的一道谦卑凝视，让东方和西方在相互慰藉中融合。


    道家说，自太初无始之始，灵与物有一场殊死之战。最终，天庭之日神黄帝</a>战胜了黑暗与大地之神祝融。祝融是个巨物，在临死前痛苦挣扎，一头撞向天宇，将碧玉制成的蓝色苍穹撞成了碎片。从此群星流离失所，月亮只能漫无目的地在暗夜荒凉的罅隙之间流连。束手无策的黄帝四处搜寻补天之人。他的苦心自然没有白费。一位女神自东海翩然而起，角冠龙尾，身披焰甲——她便是女娲</a>。女娲从神炉中炼出五彩霓虹，重新撑起了中国的天宇。但据说巨大的蓝色苍穹，她仍旧忘补了两个小小的缝隙。这样，便产生了爱的阴阳和合——两个灵魂游走于天际，永不停歇，直到它们彼此结合，去构建整个宇宙。难道每个人不该打碎陈旧的自我，重建一方希望与平和的天空吗？[20]


    现如今，对财富与权力的竞相争夺已同古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般残酷激烈，人性的天空已土崩瓦解。世界在一片唯我与庸俗的阴影之中摸索前行。泯灭的良心以学识作面纱，功利假借慈善之名招摇。东方和西方，如同两条在汹涌浪涛上翻腾的龙，徒劳无功地挣扎着，想重获生命的珍宝。我们仍旧需要一位女娲，来修补这人世间巨大的破败，我们等待着天神的下凡。但与此同时，还是让我们再啜一口茶吧。午后漫漫的光照亮了竹林，泉水欢快地涌动，茶炉中传来松涛的阵阵声响。那么，就让我们憧憬这转瞬即逝的风景，逡巡于这世间事物美妙的愚行。


    * * *


    【注释】


    [1] a tempest in a tea-cup即a tempest in a teapot，该英文谚语的意思是“小题大做”，这里有双关之意。


    [2] 应指1904年，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控制权，爆发的日俄战争。最后俄国战败，被迫退出南满。


    [3] 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又名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生于希腊，长于英、法，19岁时到美国打工，干过酒店服务生、邮递员、烟囱清扫工等，后成为记者。1890年赴日，此后曾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开讲英国文学讲座，与日本女子小泉节子结婚，1895年加入日本国籍。小泉八云共在日本生活了14年，是著名的作家兼学者，写过不少向西方介绍日本和日本文化的书，主要著作有《陌生日本的一瞥》《心》《怪谈》等，为日本现代怪谈文学的鼻祖。


    [4] The Web of Indian Life，作者尼维蒂塔（Nivedita，1867—1911），本名为玛格丽特·伊丽莎白·诺贝尔（Margaret Elizabeth Noble）。她出生于爱尔兰，1895年遇到访问英国的印度著名哲学家、宗教改革家威埃卡南达，从此醉心于印度的社会、文化与哲学宗教，并于1898年来到加尔各答，成为威埃卡南达的弟子，改名尼维蒂塔。天心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访问印度时结识了威埃卡南达和尼维蒂塔，并在尼维蒂塔的协助下出版了他向西方传播东方文明的第一本著作《东方的理想》。


    [5] 见P004注释1。


    [6] “黄祸”（the Yellow Peril）是欧美国家出于对亚洲民族（尤指中国与日本）崛起与渗透的恐惧与不安，对亚洲的歧视性谬论。著名案例有威廉二世赠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世界各民族，保护你们最珍贵的财产》（亦称《黄祸图》），以及马修·希尔（Matthew Phipps Shiel）189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黄祸》。


    [7] 乔凡尼·巴蒂斯塔·赖麦锡（Giovanni Batista Ramusio，1485—1557），意大利威尼斯学者，著有著名地理日志《航海记》。在他死后两年，即1559年出版的《航海记》第二卷中，首次提到茶叶。


    [8] 阿尔梅达（Luis de Almeida，1525—1583），葡萄牙医生、传教士，曾在中国与日本传教。


    [9] 根据作者原注，以上关于茶的史料出自保罗·克兰赛尔（Paul Kransel）1902年在柏林发表的学位论文。


    [10] 世界上关于茶的读法大致可分为三类，这大概是由于茶传播路径的区别造成的。“chai”的发音经由波斯商人从丝绸之路带到了俄罗斯、中东、土耳其和印度；葡萄牙从广东人那里继承了“cha”的发音；而福建闽南语系中“tee”或“tay”的发音则经海路传播，为欧洲大部分国家所用。


    [11] 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1712—1786），英国旅行家、慈善家和作家，他也是将雨伞引入英国之人。


    [12] 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家、诗人、剧作家以及政治家。在好友理查德·斯蒂尔创办文艺刊物《闲谈者》（The Tatler）时，他便为该刊物的重要投稿人，后又与他共同创办《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


    [13] 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英国散文家和剧作家。


    [14] “幽默”一词为林语堂</a>音译，其英文概念与目前广为接受的词义有所偏差，英文词义偏“睿智、丰富、机敏”，中文词义偏“诙谐、滑稽、有趣”，在口语中尤其如此。英文中所指的幽默作家，不同于喜剧作家，他们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的讹谬和不通情理之处。幽默作家的作品往往不是捧腹之作，而是更加微妙、更为理性，常能引起人们会心一笑，触发心底的幽默情怀。


    [15] 这段文字摘自1711年3月12日的《旁观者》杂志，作者为艾迪生。


    [16]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评论家、辞书编纂家，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曾花费九年独立编纂出版了《约翰逊字典》。


    [17]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著名散文家，著有《伊利亚随笔》等。


    [18] 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著名作家，因其代表作小说《名利场》与狄更斯齐名。《名利场》以辛辣讽刺的手法，真实描绘了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没落贵族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生存状态与伦理问题。


    [19] 这里应指欧洲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颓废主义文艺思潮。颓废主义是欧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表示不满，而又无力反抗所产生的苦闷彷徨情绪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它最早表现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马拉梅的创作中，因而后人往往视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为一体。


    [20] 本段中，作者对中国传说作了相当大程度的发挥与改编。女娲补天的前传应为祝融与共工之战，而非黄帝。女娲也并非来自东海，并且乃人首蛇身，而非角冠龙尾，身披焰甲；补天材料应为五彩石而非虹彩，虹彩为补天之后彩石发出的辉光。而补天有漏缝之说及爱的阴阳之故事，盖以《红楼梦</a>》第一回为原型，由作者所自创。参见《史记</a>·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当其末年，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氏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女娲乃炼五色石</a>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