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寻找日本的良心

    当我们笼统地说日本人如何、如何的时候，这种说法往往会造成对某些真相的遮蔽。正如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因为在中国人中间，既有像张自忠那样一心抗战、英勇捐躯的英雄，也有像汪精卫那样卖国求荣、遗臭万年的汉奸。同样，在日本人中间，既有像石原慎太郎、中村粲那样肆无忌惮地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政客，也有像村山富士、东史郎那样坚守良知、真诚道歉的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中日友好这一艰难的工作，战后六十年来，一直有无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默默地努力着，在无私地散发着他们微弱而宝贵的光与热。他们辛勤地播种，却不奢望自己拥有丰硕的果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着眼于未来，是为子孙后代而播种，为子孙后代而耕耘。


    我们不能武断地排斥和否定所有的日本人，否则我们自己也就成了我们所要批判的种族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者。


    让我们踏上日本的国土，去寻找那一颗颗散落在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之间的日本的良心。这些日本的良心与中国的良心一起交相辉映，中日两国的和平与友好将在他们的手上缔造。


    日本画家丸木位里夫妇用十五年的时间绘画了巨幅的广岛原爆图，生动地展示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惨状。这幅作品在美国和欧洲展览的时候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是，有一次，一位美国教授对丸木位里说：“丸木先生的广岛原爆图画得很好，但据我所知，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进行过一场惨烈的大屠杀。你为什么不画一画南京大屠杀呢？”


    丸木位里并没有对美国教授的质疑感到生气，相反，他本着艺术家的良知开始搜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他这才发现被日本政府淡化的南京大屠杀是那样的血腥和残暴。作为一个日本人，丸木位里感到了耻辱和羞愧；作为一名画家，丸木位里决心把这段不为一般日本百姓所知的历史用画笔表现出来。


    于是，丸木位里前后耗费了八年的时间，终于画出了一幅“南京大屠杀图”。在这幅巨大的图画上，我们听到了惨叫，我们闻到了血腥，我们也看到了日本艺术家勇敢面对历史的艺术良知。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在靖国神社社务所一侧，一位穿着胸前写着“反对靖国法案”背心的男性在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因为是战争死难者家属，所以要反对！战争不是什么伟大的事业！”


    这个老人名叫小川武满。他于一九四二年加入日本军队，从一九四三年开始，作为华北方面的军医，先后在石家庄医院和北平第一陆军医院工作。


    那天，小川武满不知道自己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攻击，但仍然敢于一个人站出来，豁上命来前往靖国神社。他决定不是与反对靖国神社的同伴们一起，而是独自背负着许多他曾亲眼看着死去的官兵的遗志，去向所有将战死者捧为英灵、把战争看作伟业的人们诉说历史的真相。他的心超越了二十多年的岁月，与那些未经治愈而死去的人们的心灵伤痛共鸣着。


    站在东京的街头，小川武满含着眼泪对那些被蒙蔽的同胞说：“靖国神社法案把战死者尊崇为英灵，歌颂他们的遗德，要将他们的伟业永传后世，以此把战死者偶像化，把战争美化为伟业。我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弟弟，我自己也准备战死而写了遗书。作为军医，我还照看过因战争营养失调症变得像木乃伊一样死去的人们，目睹了对阵前逃往士兵的枪杀，看到了想逃避战争歇斯底里者、自杀者和发狂者，亲身感受到了战争的现实是多么悲惨，多么非人道。因此我不得不呐喊‘不要再制造英灵了！！’‘不要使战争的悲剧重演！！’”


    作为一名军医，小川武满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在北京的土地上，就在他的面前，他看着七个中国农民在自己挖的坑边被斩首，落入坑中。一个头颅被砍伤的中国人掉进坑里，还带着满头鲜血大声喊叫“日本鬼子！”宪兵们站在坑上向这个中国人射击，然后命令小川说：“军医先生，请确认一下死亡。”宪兵们站在坑上，坑底部是七个中国人的躯体和头颅，小川不得不下到坑里确认被杀害者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


    很多年以后，小川武满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


    一九八一年，小川武满在北京参加了首都教会举行的共祈和平的中日共同礼拜。在祈祷的时候，小川武满用并不流利的中国话说：“我们只能道歉，不能说‘让我们彼此原谅吧’这样的话。应该是救助人命的医生，却协助杀人；本来必须拯救人的牧师，却见死不救。我是同罪者。你们在为和平而祈祷时，不会不思考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吧。现在最该负战争罪责的是我自己。我不告白这一点，就不能去谈《圣经》上的语言。”


    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小川武满一直矢志不移地坚持着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和平的呼吁。他相信，爱和良知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品质，只有爱和良知可以化解仇恨。


    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政府从苏联方面接管了九百六十九名日本战犯，包括将官、佐官、尉官、下士官，他们都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烧、杀、抢、掠等滔天罪行。


    这群杀人魔鬼对未来的命运忐忑不安，他们担心中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同样残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中国政府本着“恨罪不恨人”的改造政策，在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对他们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改造。


    昔日，这群战争恶魔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完成了从人到魔鬼的嬗变；如今，他们在和平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重新完成了从魔鬼到人回归。这群战犯被释放回到日本之后，成立了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许多人成为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维护中日友好、同日本种族主义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和平卫士。


    在日本众多的民间社团中，“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是一个多来来孜孜不倦地从事中日友


    好事业的社团。在这群“从人到鬼”又“从鬼到人”的和平卫士中，有昔日日军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前陆军大本营中将参谋远藤三郎等高级将官，他们的转变具有象征意义。


    从回到日本土地的第一天起，这些侵华战争中发号施令的高级将领就决心带动“中归联”会员们，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和立场，积极参加日本国内的反战和平活动。虽然已经步入高龄，他们依然不辞辛劳，带头参加反战演讲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情来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九五八年，刘连仁在北海道的深山中被当地猎人发现。这位山东省高密县草泊村村民，一九四四年被侵华日军抓到北海道当奴隶劳工，一九四五年逃到深山中，在仅能容身的洞穴中穴居十三年。当时的日本岸信介政府不仅不向刘连仁道歉和赔偿，反而污蔑他是“间谍”。


    “中归联”的成员们挺身而出，为刘连仁主持正义，一方面批评日本官方的冷漠和残酷，另一方面积极与中国政府联络。最后在各界的努力下，终于顺利将刘连仁送回中国。


    当日本教育部门企图修改教科书并扭曲历史的时候，奋不顾身地与这股逆流进行斗争的是日本学者家永三郎。


    家永三郎是日本东京教育大学的教授，他编写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叙述史实比较客观、公正，战后一直被日本学校广泛使用。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文部省突然宣布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审定不合格，没有肯定日本祖先的努力成果、没有提高国民的民族自觉和民族精神。文部省要求家永三郎修改对“南京大屠杀”和“七三一部队”的记述。


    家永三郎对这一结果莫名惊诧。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他就文部省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行径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希望用法律来捍卫历史的尊严。


    万万没有想到，这场马拉松式的官司一直拖了三十二年，历经三次起诉和日本地方、高等和最高法院的十次判决。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家永三郎把他的后半生全部倾注到了这场艰苦的官司当中。在三十三年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孤单的个体面对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啊！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日本最高法院对“教科书诉讼案”作出最后判决，判定教科书审订机构在删掉“七三一部队”的记述是违法的，同时认定教科书中关于日军暴行的记述合法。总的来看，这场官司以原告家永三郎胜诉而告终。


    家永三郎的身上体现出了一位历史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良知，他对日本教科书严肃认真、客观公正的态度，启示着作为受害国的我们更应当重视自己的历史教科书。


    在日本，总是有一批坚守正义和良知的人，无论是面对保守势力的攻击和辱骂，还是面对普通国民的冷漠和嘲笑，他们依然矢志不渝地诉说真实的历史，锲而不舍地反思战争的罪恶。


    他们中间，有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侵华老兵东史郎，有直言“天皇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的长崎市市长本岛等。东史郎陷入一场荒唐的官司之中，因为说真话而受到惩罚；本岛等则遭到右翼恐怖分之的枪击而身受重伤。他们付出的是名誉和生命的代价。


    长崎是日本受到原子弹轰炸的两个城市之一。作为长崎市的市长，很容易陷入一个自我悲情的心理圆圈之中。然而，担任长崎市市长十六年之久的本岛等，却由长崎的悲剧命运开始了对日本的天皇制度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本岛等市长在议会上公开批评天皇的战争罪行说：“日本侵略中国十五年，日本军队就是天皇的军队，理所当然天皇应当承担战争罪责。”


    一九九零年一月十八日，一名杀手在市政厅前向本岛等开了一枪，本岛等身受重伤。凶手当场被抓获。当时，枪手距离本岛等只有一点五米，而且对准其心脏。因为子弹射中了第五肋骨，本岛等得以幸免于难。


    后来，警方查出凶手是极右翼团体“正气塾”成员，好多重要的日本政治家都与此组织有联系。


    本岛等跳出了长崎市孤独的个案来看待原子弹的问题，他指出：“日本人强调原子弹不应该使用，但在当时原子弹的使用是免不了的。日本军队干了太坏太坏的事情，如屠杀和性暴力等。在南京被活埋的中国人，他们的痛苦难道就比广岛、长崎死于原爆的人小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爆中的死难者许多是在一瞬间死亡的，而南京那些被强迫自己挖坑埋自己的平民，内心的压抑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原爆固然残酷，但我们日本人不能说只有原爆最残酷，日军的暴行就不残酷。”


    身材矮小的本岛等是一位真正的勇敢者，他赢得了有良知的长崎市民的尊重，成为长崎任期最长的市长之一。当年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后，长崎市民自发组成保卫市长的守护会，并在全国发起签名活动，共有三十万人签名反对暗杀事件。新闻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媒体报道的重点不是本岛所谈的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而是保护言论自由，即不能用暴力扼杀言论自由。


    退休之后，本岛等四处演讲，北到北海道、南至冲绳。他说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和平运动。


    在多宗中国民间赔偿案件中，活跃着一个日本律师团。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已是满头银发，却依旧健步如飞。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早已是日本著名的律师，处理一个案件就可以获得巨额的收入，但却选择了这些不仅得不到律师费、甚至还得自己掏钱帮助原告的索赔案件。他们接手这样的案件无疑是在冒险，既冒律师这一职业生涯的风险，更冒被日本保守势力辱骂为“卖国贼”的风险。


    他们是日本人、是成功人士、是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父母或者亲人，跟当年的侵华战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站出来，与那些衰老不堪的慰安妇、劳工们和细菌战毒气弹受害者站在一起呢？


    律师团团长小野寺利孝认为，他们的这种选择既不是出于政治，也不是出于法律，而是出于良心。十多年来，这个最初只有三十多人律师团已经发展到六百多人。他们说，自己才是日本真正的爱国者。


    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律师、同时也是为中国性暴力受害者万爱花辩护的律师川口和子，时常奔波在从日本到中国和从中国回日本的路上。通过对一系列诉讼案件的研究，她发现了天皇在战争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川口和子认为，尽管日军在投降之后迅速烧毁了档案材料，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天皇命令士兵屠杀和强xx的，但是可以找到诸多的间接证据。例如，天皇是“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负责人，理应知道有慰安所的存在，他要阻止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天皇的弟弟是军人，直接在前线指挥作战，当然会知道日军的暴行；同时，天皇身边的侍从官在日记中也记载了发生在南京的屠杀和强xx，很难想象他不向天皇汇报。战时天皇十分重视西方媒体对日军行动的报道，而当时的西方媒体对日军的暴行有大量的报道，天皇也能从其中知道日军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因此，从以上这些证据可以认定，天皇犯有不可推卸的战争罪行。


    正义的声音不在庙堂之上，正义的声音总是在民间。


    松冈环，大阪一名普通女教师。一九八八年，她第一次到南京，接触到大屠杀的幸存者。从此，她每年八月十五日在日本举办南京大屠杀牺牲者追悼集会。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教育日本青少年，她不辞辛劳、不怕威胁，利用业余时间到日本各地采访曾经亲历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终于完成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一百零二人的证言》一书。每一次的采访都是一次艰难的心灵之旅，要打开老兵们锈迹斑斑的心锁，需要一把灵巧而坚韧的钥匙。


    吉冈数子小时候曾在朝鲜和满洲生活过。战后回国，当了三十二年的老师。在教学中，她感到应当把日本加害亚洲各国的历史告诉孩子，“自己作为‘在满少国民’，也参与了加害”。


    退休之后，吉冈数子创办的“和平人权儿童中心”，这是一间搜集历史教科书以及各种与战争有关的资料文献的图书馆。吉冈数子发现，今天的日本教科书正在像战时的教科书回归，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趋向。战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卢沟桥事变的原因是“日军演习受中国军队的攻击被迫还击”；在如今的一种教科书中，则表述为“日军演习受袭击”。虽然不敢像战时教科书中那样明目张胆地说是受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但对历史真相的有意歪曲是显而易见的。


    在长崎有一家小小的“和平资料馆”。长崎大学教授、法国文学专家高实康稔是这个资料馆的支持者之一。他介绍说，资料馆的创办人是牧师冈正治。冈正治曾经担任过日本海军的下士官，从军时间长达十一年。当长崎原爆的蘑菇云升起之后，冈正治开始思考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然而，当冈正治开始表述这一观点时，却遭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围攻和殴打，在脸颊上留下了一块终生都没有消除的伤疤。战后，冈正治决心赎罪，以议员身份为那些在原爆中死难和受害的的外国人、主要是朝鲜人和中国人呼吁。


    一九八四年，冈正治开始深入调查这段被埋没的历史，主持出版期刊《原爆与朝鲜人》。一九九四年，冈正治去世之后，大家为了纪念他，便加紧了资料馆的建立。一九九五年，这家特色鲜明的“和平资料馆”终于正式开馆了。


    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存在于它的自我批判精神之中。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固然有不愿反省、逃避罪责的一面，但是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弊病，也有不少日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一样，勇敢地说出了真话。


    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多年来致力与中日友好工作，他是一位敢于揭自己之短的日本人。在外交界工作多年，中江要介发现，日本没有向世界敞开胸怀，日本仅仅把外交看作获取本国利益的舞台。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从亚洲人看来，日本确实提供了资金和技术，但对亚洲国家的事，根本不像亲人那样给想办法，而只是看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因为看不出有什么政治信念，所以既得不到亚洲各国的信赖，也得不到尊重。在太平洋战争中那样狠狠地蹂躏了近邻各国，却不从加害者的立场反省，诚心诚意地进行谢罪，因此被大家厌弃，被人视为傲慢的令人讨厌的家伙。”日本政府的官僚中，有多少人倾听到了中江要介的肺腑之言呢？


    日本著名活动家宇都宫德马，有一次在回答记者“你为什么喜欢中国”的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说：“如果喜欢日本，那一定会喜欢邻居和邻国，不是吗？”这是宇都宫德马拒绝一切官职而投身中日友好事业的原因，他堪称真正的“无冕之王”。在自民党内，他像堂吉诃德似的，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能够分析战前、战后日本的第一人，非宇都宫德马莫属。


    宇都宫德马所主张的“必须实现全体国民的、按照国民意志的、一切为了国民的政治和民治”，是对青年一代迫切的诉说。宇都宫德马认为，致力于批判日本现实状况和促进中日友好事业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那些打着爱国旗号的极端分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害了日本也害了亚洲各国。他曾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由于我的父亲宇都宫太郎是陆军大将的关系，我从小就在陆军少年学校学习，因为有这一经历，所以很详细地知道官僚与军阀勾结的情况。我曾经在旧制度的水户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曾经一度也很热衷于社会主义。因此，对官僚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和强行建立战争经济体制的内情也了解得很清楚。”


    宇都宫德马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没有民主主义，也不是民主国家。”他在《官僚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天皇的官僚”、“明治的官僚”是半封建的官僚，这一半封建的官僚沾上了社会主义的影响，结果把日本引向“全体主义同盟”，使之毁灭。而且，还形成了战后重建日本时的最大毒瘤。


    森村诚一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就在创作的高峰时段毅然放弃小说写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求日本细菌战部队罪行的人证、物证，耐心说服七三一部队成员吐露真相，终于完成了揭露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恶魔的饱食》一书。


    森村诚一在书中写道：“真正可怕的是，犯下这种残酷罪行的人和我们一样并非另一种人这一事实。绝对不能忘记：我们也是在七三一部队延长线上的人。万一再发生战争，处于同样条件下，我们也会不断地干出同样残酷的恶魔行径来。”他所要做的事业，就是斩断恶魔的爪牙，让和平成为生命的基石。


    森村诚一坦诚地说：“揭露祖国犯过的错误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忍受着痛苦把这些错误的事实告诉下一代，使他们不要随着记忆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过宝贵的牺牲而应该学到的东西。我执笔写《恶魔的饱食》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暴露侵略军的残酷性，并揭露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传给下一代人，以防止日本人重蹈覆辙。我相信这就是战争体验者的义务。”


    《恶魔的饱食》出版之后，森村诚一连续收到多封暴力团伙的恐吓信。他出门的时候不得不穿上防弹背心。尽管如此，森村诚一表示，他并不害怕和后悔。


    除了揭露具体的战争罪恶之外，还有不少日本学者更是对日本的近代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竹内好是日本知识分子当中罕见的一位具有反省精神的学者，他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是近代日本颓废主义的一种反拨，在这个意义上说，“悲剧的主体在近代”。另一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发展了这一观点，进而指出，日本之所以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更根本原因在于明治以来总体的日本近代“文化”。日本人将西洋看作“先进国”来崇拜，而将中国看作“后进国”来蔑视。两位学者的反省已经触及了日本人的“奴隶”、同时也是“奴隶主”的精神结构。在强者面前，许多日本人甘愿当奴隶；而在弱者面前，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奴隶主。


    在日本这个民主制度尚不稳固，皇道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里，为民主、自由、和平而奋斗是艰巨的，也是必要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以自己羸弱之身，在二十世纪，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的苦难……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大江健三郎的演说词是《我在暧昧的日本》，他把二十六年前在同一地点演讲的川端康成心目中的“美丽的日本”置换成“暧昧的日本”，其中充满了深刻的寓意。在东西方文明的夹缝里张惶失措的日本、既成不了白种人也不愿做黄种人的日本、泯灭个性和死爱面子的日本，难道不是“暧昧的日本”吗？


    大江健三郎明确反对天皇体制，认为天皇犯有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当天皇要给他颁发文化勋章的时候，大江健三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许多保皇分子因此在他家门口示威和谩骂。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共生”是亚洲的希望。他充满忧虑地说：“以后的日本作家，还能作为友好的客人来到中国、并受到热情的欢迎吗？”大江踏上曾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的土地，心中充满了和平的期盼。


    据说，在当年的侵华战争中，许多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背包里居然装着《源氏物语》和鲁迅的著作。大江健三郎认为：“这种可怕的矛盾今天必须加以解决。”他呼吁，处于“第四次闭关锁国”时期的日本，应当有更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声音。“我不希望中日之间再发生战争，更不希望未来的日本士兵在背包中带上我的作品。”文学能不能打破心与心之间的坚冰，达成沟通和交流呢？这是大江留给中日两国国民的问题。


    中日友好，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业，也是日本人民的事业；不仅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事业，更是普通国民的事业。只有充分的信息交换，才能避免误解和猜忌。只有双方不断的互动和交流，才能创建永久的和平。


    中日建交三十多年以来，许多日本民间社团、企业和个人，都在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添砖加瓦。也有许多日本友人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扶贫、环保、希望工程等公益项目，有的人甚至无私地捐献出了一生的积蓄。他们是日本的良心，他们是和平的使者。这些日本人爱日本，也爱中国。他们深深地知道：要面向邻居，把邻居当着自己。他们也深深地知道：那些拒绝让日本人在精神上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保守势力，最终带给日本的将是难以想象的危害，带给亚洲人民的则是新一轮的大悲剧。


    认识历史，展望未来；诚心认罪，携手进步。这项工程决不仅仅是为了邻居，更是为了日本、为了日本人民。这才是亚洲和世界和平唯一的出路。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被鲜血遮住视线的民族，中国人民愿意成为一切为和平而奋斗的人士的朋友。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为之而奋斗。


    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