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的歧路

    在中国广州虎门，站立着一尊威武不能屈的林则徐塑像。被誉为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晚清重臣林则徐，在这蓝天白云之下，闲看月圆月缺，静听潮起潮落，


    在日本浦贺的街头，也站立着一尊威风凛凛的塑像。奇怪的是，他不是亚洲人的相貌，反倒是一个高鼻、凹眼、卷发的西方人。他就是美国海军将军佩里，是第一个用舰队叩开日本国门的、不折不扣的侵略者。


    十九世纪中期，是远东局势激变的时代，中日同为遭受西方列强凌辱的弱国，共同面临新的危机，处境相若，利害相近，回应办法却有天壤之别。


    一百多年后，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而日本人却牢牢记住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异邦人佩里。


    这两尊截然不同的塑像，留给后人几多的悲喜，几多的思考。


    这两尊迥然不同的塑像，背后其实已经隐藏了中日两国近代历史的歧路。


    一种伟大的文化形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创造的智慧，二是收容的能力。数千年以来，中国文化虽然以创造为主，也吸收了不少外来的成分，所谓“有容乃大”。在辉煌的治世，中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吸取其他文化的优长，中国人也以开放的心胸应对其他文明的挑战；而在衰微的末世，中国文化则以严重的惰性拒绝与外来文化平等对话，中国人也以保守的姿态惊恐地注视着强敌的来临。


    元明以后的中国文化，逐步进入了静止的状态。近代之前，华夏文化没有遭遇过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挑战，即便是夺取了中央政权的异族统治者，也不得不接受汉族文化的同化。久而久之，中国人的自信心膨胀为自大感，以为华夏文化至高至善，只要坚守不渝、墨守成规，就可以战胜强敌。


    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在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如同春蚕化蝶，一日千里。在政治上，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继兴起，如英国的议会政治和内阁制度的确立，美国的独立革命，法国的大革命，自由和人权的观念在欧洲、美洲生根发芽；在科学技术上，自牛顿之后种种重大发明都在这个时期出现，生产技术随之改进，工业革命更是空前的大事，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生活。


    而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却继续维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国际大势的变化一无所知。无论是中国的满清统治者还是掌握着日本政权的幕府首脑，都在国内实行严厉的思想控制和专制统治，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被禁锢于考据学的范畴之内，与实际生活脱节，普通民众更是丧失了创造力和想象力。


    一八零八年，英国军舰闯入日本长崎，负责长崎地区军政事务的佐贺藩没有能够及时制止，长崎地方官员松平康英因此引咎自杀。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力的德川幕府命令加紧海防。此后数十年间，英、美捕鲸船不断出没日本近海，外强中干的幕府颁布了“外国船驱逐令”。


    一八四零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在此之前，日本文化阶层和普通民众心目中，中国一直是天朝大国的形象。如今，中国在船坚炮利的西方面前居然不堪一击，这令日本联想起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来。于是，幕府开始聘请军事专家高岛秋帆制造枪炮、改革兵制，以应对时局变化。


    一八四八年，美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大获全胜，由此美国决心向太平洋扩张，使用武力逼迫日本开放港口。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美国总统费尔摩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远赴日本交涉。一八五三年六月三日，四艘漆成黑色的军舰驶进日本江户湾浦贺港。佩里要求幕府接受美国总统国书，并威胁说：“若不受理，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随即给使者两面白旗。幕府被迫收下美国国书，约以明年答复。佩里率舰队示威，并测量江户湾后离开。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黑船事件”。


    一八五四年一月，佩里率军舰七艘再度驶进江户湾。幕府不得不与美国签订了《美日亲善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伊豆下田和北海道函馆两个港口，美国在两港口设领事，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日本的国门从此被打开。


    此后不久，英国、俄国、荷兰等国也与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这样，晚于中国十多年之后，日本也被迫走进近代国际政治，并陷入西方列强无所不在的罗网之中。


    在被迫门户开放之前，日本像中国一样闭关锁国，仅仅在长崎的出岛一处，允许少数荷兰商人从事贸易活动。虽然日本官方禁止平民与居住在出岛的荷兰人有任何接触，但日本人还是勤奋地寻找他们所能得到的零零碎碎的西方学问。他们努力学习荷兰语，吃力地翻译有关医学、数学和航海技术的文章。他们钻研并利用耶稣会传教士为中国人翻译成中文的欧洲科学教科书。日本人用这种方式零散而准确地把他们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拼接在一起。


    这就是日本寻求西学的先声——把荷兰当作老师的“兰学”。可以说，“兰学”的肇始直接为明治维新提供了思想资源。从此，“兰学”取代“汉学”，成为日本知识分子学习欧洲先进文化的一扇窗口。


    在明治维新前夕，幕府政权已经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在面对外部挑战时，日本统治者比满清统治者表现出了更强的适应和进取性，而日本普通民众的应对也是敏捷而坚定的。


    一八五五年和一八五七年，在幕府的主动请求下，荷兰先后派遣海军军官佩尔斯雷根与军医鲍姆培赴日，帮助日本人开设海军讲习所与军医讲习班。一八五五年，幕府还设立了洋学所。洋学所的兴盛，使日本很快涌现出一大批通晓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


    幕府还从国外聘请大批技术专家，创办了许多近代工业，如浦贺造船所、石川造船所和关口制造所等。以萨摩藩为首的各强藩也积极进行藩政改革，其重点就是整顿洋学设施、开展洋学教育、创办近代工业。一八六六年，幕府不但准许国民出国学习或进行贸易，而且还与各藩一起，向英、美、法等国派遣留学生。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五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李鸿章就观察到了日本政局的变化，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到：“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言语之中，充满了对日本人善于学习、发奋图强的敬佩之情。


    日本人在阐述从幕府到明治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时候，经常提及一段有关爱国志士坂本龙马的故事。


    侩垣直治是土佐的勤王党成员，也是一位剑道高手。有一天，正当他腰插长刀得意洋洋地阔步于街头时，恰巧遇到坂本龙马，龙马看到他的这副模样说：“今后在室内乱打乱斗的情况会多起来，所以短刀要比长刀有用。”边说边把自己腰间的短刀给侩垣看。


    侩垣想，说得有理。后去后立即换上短刀又去见龙马。龙马没有说什么，突然从怀里掏处手枪，“叭”地开了一枪。手枪的威力让侩垣大惊失色。


    过了几个月后的又一天，侩垣带着手枪再次去见龙马，这次龙马微微一笑，却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给侩垣看，并说：“那已经过时了，从现在开始，统治世界的是这个了！”那本书是《万国公法》，是一本国际法方面的书。


    这个小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日本向西方的学习是比较全面的、毫无保留的。从科学技术到政法制度，从服装历法到生活方式，日本人都主动地拿来为我所用。


    在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二十一年，满清王朝才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尽管这个机构比近代国家通常设置的外交部小，但它标志着中国统治者放弃原来那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即把一切外交事务都交给“礼部”来处理，以维护这个国家只接受其他国家朝贡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总理衙门之下，思想开明的恭亲王奕訢设立了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这一常识性的建议，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由《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提出。当时，魏源充满忧患地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二十年之后，魏源已经被他的同胞所遗忘，而在日本知识界《海国图志》却成为人手一册的经典著作。


    在北京，外国使节觐见皇帝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讲究天朝面子和君臣关系的高官显贵们，坚持“夷人”必须向至高无上的皇帝下跪。而这是经过近代文明浸染的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屈辱条件，他们在自己的国王面前也不会下跪，更不用说要向一个被他们打败的老大帝国的皇帝下跪了。


    而在日本，一八六八年初，明治天皇政府刚一成立，政教合一、地位尊崇的明治天皇就亲自接见法、荷、英各国驻日公使。这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引发多大的波澜。天皇迁到东京之后，于一八六九年又相继接见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美国、普鲁士等六国的公使，并接受各国的国书。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抵达日本。二十八日早晨，何如璋来到东京的皇宫晋见日本明治天皇。事后，何如璋在日记中写到，明治天皇身着西服，伸出两手恭敬地接受国书，以鞠躬为礼。他评论说，这些仪式“于泰西同”。而在何如璋这样思想还算开明的满清高级官僚心目中，虽然承认中国“兵船各制，亦事事讲求”，但又坚持“政治之大者，如礼乐文章之类，则自有圣教可遵，千古不废者也。”这种抱残守缺的顽固思想，可以看出中国的洋务与日本的维新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被迫开放国门之后二三十年间，满清的决策层依然对于派使节出洋充满踌躇。在统治者心目中，西方文化就好像传染病毒一样，如果外出的使节沾染上了这种病毒，就有可能将它传遍纯洁而宁静的中央之国。


    而日本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几年间，就毅然决定派遣使节到西方世界观察动静，学习先进文化。日本统治者愿意遵守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让自己尽快跻身其中，由一名被凌辱者转而变成平等的一员。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却要等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明白过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曾经打过一个很好的比喻：“要参加奥运会篮球赛首先就必须承诺遵守篮球赛的规则，而不能一进球场就说：‘篮筐太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设定的，得把那篮筐降下几厘米来适应我们，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然后才能谈改变规则的问题。”这一“恍然大悟”，比日本足足迟到了一个半世纪。


    一八五九年，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与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就上一年所签订的条约交换批准的问题。


    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都规定，应当在中国的首都办理此事。满清王朝对此顾虑重重，当然更不会同意派使节到对方的首都去展开外交活动。


    相反，在与美国的外交中，日方却主动要求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换约地点，并及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使团，远渡重洋出访美国。日本使者不仅完成了既定的任务，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国家利益，而且还在一八六零年会见了美国总统。这种勇于迈出国门、到对方的政治中心去展开外交活动的做法，同满清统治者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八六八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新政权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五条誓文》，明确提出要“求知识于世界”。


    一八七一年，日本决定派遣“欧美使节团”，以岩仓具视为正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新政权中大藏、工部、外务、文部、司法等部门的主要官员几乎倾巢出动。他们先到美国，然后转向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日本政府认为这次出访意义重大，“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


    岩仓使团的官员们参观了西方各国的政府机关、议会、工厂、法院、报社、医院、学校等。“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回国之后立即写出《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他指出：“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


    木户孝允格外关注西方的教育，他在给文部省官员的信中写道：“我国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与使团随行担任记录的久米邦武将沿途的笔记整理成书，标题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该书中的许多内容成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课程。


    然而，满清王朝直到三十年之后，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惨痛教训，才开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问题。这些皇亲国戚丝毫没有日本维新官员的见识和胸襟，他们走马观花的考察并没有对中国国内的变革产生任何积极作用。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几个从欧洲欧洲游学归来、深入地研究了现代西方政治体制和哲学的精力充沛、坚定不移的知识分子，开始成为“明治维新”的年轻设计师。他们领导朝气蓬勃的天皇政权进行了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财经改革，并实施“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两大政策。


    一八九八年的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与其说是王朝主动进行的一次大变动，不如说是少数知识分子力图证明改革正确的一次孤注一掷、损失惨重的尝试。中国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日本同行那么幸运，他们的命运是斩首、放逐和流亡，他们遭到了大部分同胞的嘲笑、辱骂和唾弃。短暂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天，像是黑暗夜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火箭烟花，其光亮消失后留下的夜空比先前更黑暗。


    一八八九年，日本政府颁布明治宪法。这是一个深受近代德国政治理论家君主立宪观念影响的文件。在这十年间，东京的人们把“君权”和“天赋人权”的意义作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而专横顽固的满清统治者，一次又一推迟立宪的时间表，直到满清王朝灭亡也没有实现真正近代意义的立宪。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在阅读卢梭的著作《社会契约论》，在东京和大阪的书店里能够找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而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们才开始得到日本人这种文化冒险精神的好处。


    日本在进行自强运动的同时，也企图仿效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策略。当年，在外部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签署了日美、日俄等修好条约之后，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对此评论说：“吾方决不毁约，失信于戎狄”。但在另一方面却宣称，应当“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


    明治维新初见成效，日本政客就宣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毛之扰，外有英法之侵……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武勇于宇内。”


    明治维新百年来，日本的近代史清晰地划出了这样一道弧线：在“脱亚入欧”的近代思潮的刺激下，日本在亚洲率先成功地转向了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处于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又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狭隘的岛国心态，使日本的发展道路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历史悖论：源于反感并抗争西方强权的心理，却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利己情势的合成下，最后选择了模仿西方殖民者强势扩张的经历，催生出了东方式的帝国主义殖民道路。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尽管让西方人惊讶不已、让中国人羡慕不已，但日本的近代化是一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近代化。


    所谓“先天不足”，是说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蔑视生命的观念等，并没有在这场洗礼中得以清除和更新；所谓“后天失调”，是说日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仅仅着眼于军事和技术层面，并没有深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基本价值观之中。因此，“明治维新”产下的是一个畸形的婴儿。作为最早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亚洲国家，日本未能确立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的观念，也没有建立稳定的文官政府，其政权很快被一群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军官团掌握了。


    由“明治维新”而建立来的日本近代化军队，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组织形态、战略部署等方面确实与西方军队不相上下，但日本统治者却拼命向士兵的头脑中灌输武士道精神的毒素，使得这支军队成为虎狼之师、恶魔之师。


    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死去。在多次对外战争中“荣沐皇恩”的乃木希典大将夫妇，在家中剖腹殉葬。在二十世纪初竟然还出现如此野蛮和愚昧之举，这一事件验证了日本历史学家高桥龟吉的论点：“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着指导性的地位。”


    明治维新一开始，天皇为了让日本拥有铁甲舰队，不惜花费血本向英国等海军强国购买。因为国库空虚，他毅然宣布：哪天资金没有到位，哪天自己就只吃一顿饭。视天皇为神明的日本国民大受刺激，纷纷省吃俭用捐钱买军舰，甚至出现了妙龄少女不惜卖身筹款的新闻事件。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大肆挪用海军军费筹办自己的生日庆典。这个残忍而工于心计的女人，虽然控制了中国政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却始终不明世界大势和文明走向。她的智慧仅仅限于厚黑学和权谋术，她的骨子里还是一个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的、顽固而守旧老太太。


    颐和园的莺歌燕舞，一时间似乎遮掩了几百公里外威海卫北洋海军基地深深的危机。然而，破冰的那一刻很快就要到来了。


    与日本相比，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充满了更多的变数和坎坷。二十世纪初，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引发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却出现了袁世凯的复辟和军阀的混战；然后是张扬民主和科学的五四运动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国民国民军的北伐。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固然与中国本身的问题有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日本的破坏和干扰。


    当武昌起义、革命成功在望的时候，日本舆论高唱干涉之论，日本政府希望将中国一分为二，北方维持清廷，而以东北为交换条件；南方建立共和，但必须置于日本保护之下。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向京津汉口等地出兵。后来，利用承认民国政府的问题，夺取了满蒙五条铁路的修筑和管理权。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远东列强的势力均衡被打破，日本认为这是扩大其在华势力百年不遇良机。在日军占领山东期间，侵略中国的秘密组织“黑龙会”已经草拟好了“使中国自愿投依日本”的方案。八十天之后，日方向图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提出酷烈的《二十一条》，企图一举摧毁中国的命脉。


    一九一七年，沙俄崩溃，日本失去了北方的敌人，更是产生了独吞中国的野心。经济侵略与军事控制并进，西原借款与防敌协定纷来，大规模地制造中国内乱。


    一九一八年，日本看准段祺瑞想借参战扩充私家军队，立即借款支持段祺瑞参战，从而获得在中国驻扎军队的特权。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召开，虽然在一战中中国与日本同为战胜国，日本却在盛气凌人地夺取了昔日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上海、青岛等地日资企业的老板公然开枪杀害中国工人，制造了“五卅惨案”。


    一九二六年春，当奉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时，日本派遣军舰出关南下，轰炸大沽炮台，是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的缘起。


    可以说，中华民国创建以来，日本一直在不顾一切地戕害中国的新生力量，阻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步。民国初年长期的军阀混乱，无一不与日本有关。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向北方顺利推进。为了破坏中国的统一，日本出兵山东，血洗济南，枪杀中国军民四千余人。当军阀张作霖败退关外之时，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将不愿完全充当日本傀儡的张作霖炸死。日本政府公然阻止东三省归附中央，威胁张学良说，日本“已具强固决心，将取自由行动，即干涉内政，也在所不辞”。


    当国民政府实现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之后，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黄金十年”。这十年间，中国的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左右；这十年间，中国兴建了八千公里铁路；这十年间，中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翻了一番。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化浪潮，中国出现了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和武汉五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国从西方引进外资兴建大量的外资企业，自己的民族工业也蓬勃兴起。中国的教育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公务员制度的建设也逐步走向正轨。


    就在中国逐渐治愈内战和外辱的创伤、步入现代化正轨之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感到，不能给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机会。侵略中国是日本军部的长远规划，是天皇政府的基本国策。一九三一年，关东军迫不及待地发动“九·一八”事变，提前实施了这个计划。


    日本通过对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百分之三十的煤、百分之七十一的铁、百分之二十八的电力和百分之四十七的水泥。获得这些资源之后，日本的战争机器的运转更加快了。


    紧接着，日本又于一九三七年制造“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爆发仅一年多，在工业资产方面，上海损失了百分之五十二，南京损失了百分之八十，杭州损失百分之二十八，广州损失百分之三十一。


    在这次残酷的战争中，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大半都丧失掉了。“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彻底打断，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的工业化至少延误了二十年时间，而民主化更是遥遥无期。中国失去了走向民主和富强的机遇，中国被逼进了农民革命的深渊。


    日本学者久保亨一语道破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根本原因：“中国工业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


    ，因此日本反对中国工业化，并发动了侵略战争。”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外族入侵，从未像日本侵华战争这样，规模如此之大、入侵时间如此之长、涉及地域如此之广、损害中国各阶层利益如此之深。


    已经近代化的国家并没有协助落后国家的义务，但是如果为人类久远的幸福着想，协同并进毕竟是相处的正道。退一步而言，纵使不愿积极地提携启迪，也不应当阻挠、破坏，让落后者长期落后，永远不能实现近代化。而对落后国家来说，它的近代化最好能够在一个比较安定的条件下进行，除了自力更生以外，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然而，以日本为代表的先进国家却将中国作为案板上的鱼肉，有意制造中国的动乱，干扰中国的进步。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的内战，如果没有外来武器及贷款，就很难持续和蔓延。中国国内也有若干无知自私的军阀、翻云覆雨的政客，为了一己之私利，甘心为其利用。当国民政府逐步走上正轨、日本失去了可以利用的工具之后，日本军部的骄兵悍将们便孤注一掷，赤裸裸地发动了这场卑鄙的侵略战争。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许早已融入了文明世界，中国人民也许早就过上了富裕、自由、民主而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日本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日本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使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由高峰跌落到了低谷。而一场关系着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也由此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