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

    精彩看点


    希腊民族的延续——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影响——东正教在保护希腊民族中的作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希腊人的状况——农民生活相对富裕——阿尔马托利游击队和希腊游击队——希腊人的海上力量——《库斯丘克-卡纳尔吉条约》——法纳尔人——文学运动——古文字的复兴


    希腊人再次奋起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下简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进行抗争，同时再次为实现民族独立而高声呐喊</a>。尽管欧洲各国政府态度并不友好，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们也发出了警告，但这呐喊还是唤起了全体欧洲人民富有同情心的回应。与其说这种亲希腊式热情是刻意为之，倒不如说是天性使然。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都是以一种近乎宗教崇拜的方式接受古文化教育，实在无法忘记这片本是科学的发源地和艺术的摇篮的土地曾经赋予它们的一切。虽然指出这点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在经历二十个世纪的变化和机遇后，现代希腊人与伯里克利[1]和柏拉图时期的希腊人已经没有太多共同之处。人们对建立希腊王国寄予深厚期望，随后这一期望却破灭了。


    群山瞩目马拉松，


    而马拉松凝望碧海。[2]


    乔治·戈登·拜伦勋爵


    欧洲依然随着乔治·戈登·拜伦[3]勋爵对希腊的梦想而燃起熊熊的热情之火。人们幻想着将希腊从奥斯曼帝国的野蛮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艺术和科学将重新在它们古老的发源地崛起并繁荣昌盛。在严肃的政治中，也许这个空洞的梦想根本无法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无论多么空洞，影响广泛的希腊自由主义情感都是政治家不可随意忽视的一个因素。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辛辛苦苦地建造在马基雅维利式[4]权谋术之上的所有政策，尽管在欧洲获得多数支持，却在他一向鄙视的对“希腊人悲惨命运”的第一次强烈呐喊中土崩瓦解。


    希腊民族的历史延续性问题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政治实践领域。在希腊第一次起义的历史阶段中，它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即使是现在，当人们普遍地将希腊解放事业与被压迫的东方信仰基督教的民族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时，他们能体会到希腊解放事业对人们思想的巨大影响。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


    人们普遍认为希腊遭受的多次入侵及中世纪时期北方民族的多次迁徙已经使纯正的希腊种族灭亡。事实上，今天所谓的希腊人是具有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血统的人，他们只有一点儿希腊血统。与此同时，人们也认为除了犹太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如希腊人一般如此坚守自己的民族特性。尽管希腊一次又一次地被武力征服，但希腊精神总能潜移默化地对征服者产生影响。先是马其顿人，接着是罗马人，在他们在将希腊置于政治枷锁下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渐渐臣服于希腊文化。尽管随着古代文明的衰败，这种文化逐渐消失，但所有的证据都倾向于证明希腊比任何其他现代欧洲国家都更成功地吸收了众多的外国文化元素。而在那些动荡混乱的年代，这些外国文化元素势必已经和希腊文化混杂在了一起。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5]占领君士坦丁堡，几乎消灭了希腊民族的最后剩余力量。几个世纪以来，外族的野蛮入侵已经逐渐将残存下来的希腊文化禁锢在了这仅存的帝国都城的城墙内。如今，古代文明最后一道堡垒的坍塌引发了一个远远超出预期的结果，因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希腊学者逃散各地，这直接引发了希腊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艺复兴，而这是一场注定要在现代社会通过希腊自己的文学领袖来对希腊产生影响的运动。


    穆罕默德二世


    君士坦丁堡陷落


    事实上，在希腊人自己看来，最后一根将他们与古典传统文化连在一起的绳索被斩断了。尽管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幸存下来，但连接他们的纽带不是他们古老伟大的记忆，而是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由于这些侵略者都是异教徒，希腊人自己的宗教信仰就变得更强大，也更有影响力。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野蛮侵略者已经信奉了被征服民族的信仰。这些侵略者逐渐融入了被征服民族中并发展成一个全新民族。伊斯兰征服者不愿和被征服民族拉亚[6]混在一起，由于民族特有的排他性，这些伊斯兰征服者尽力保持被他们征服的基督教民族的民族特征，除了要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被征服者的少数场合，他们尽量避免与这些基督教教徒待在一起。


    1453年后，一个东正教的组织将分散的希腊各部联系在了一起。土耳其人确实很高兴能够使用一种现成的政府统治工具。凭借自己的权威，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取代了拜占庭恺撒，成为土耳其宫廷的希腊基督教臣民的官方首领。由于当时的处境不稳定，大牧首本人就是苏丹的傀儡，主要利用朝廷宠臣的任性和反复无常，而且通过巨额贿赂来获得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王宫治下的基督教臣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被苏丹的政策赋予了巨大的现世和精神力量。作为统治整个希腊世界的大牧首，在每个教区，大牧首成了精神和现世权威的化身。不仅是基督教教徒之间的争端需要由他来裁决，甚至当穆斯林与基督教教徒发生争执时，也会找大牧首进行裁决，而不是通过办事效率低下的卡迪法庭[7]。然而，正是通过职位较低的神职人员，东正教的组织才与人民的生活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作为已婚的男人[8]，教区牧师与教区教众的感情和愿望紧密相连。尽管教区牧师的职务神圣不可侵犯，但在文化和学识上，他们与教众们几乎没有区别。


    这样一来，在西方，即使是外族野蛮人入侵的动乱时期，罗马教会都保留了帝国统一的思想。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希腊统一的神权基础在政策上得到征服者的刻意维护。创造或容忍这样的“国中国”，似乎从一开始就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智慧。事实上，从苏丹的角度来看，只要大牧首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种做法就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败，苏丹的基督教臣民开始向国外寻求支持。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能够指望来自国外的支持时，这种制度的危险才显现出来。


    随后，通过信仰和民族感情的双重纽带，希腊人开始依附于自己的宗教。不过，希腊人只效忠于自己的宗教及宗教领袖。在与凭武力统治他们的苏丹的关系中，没有任何忠诚的成分。一旦土耳其严苛的暴政松懈下来，非伊斯兰教信徒的土耳其人就没有义务服从一个再也不能推行自己指令的政府。因此，将希腊人的反抗归咎于土耳其人的暴政的观点是错误的。所有的历史和经验确实证明，一个民族往往会默默地承担着最沉重的压迫。只有当绳索松开，负荷减轻时，被压迫者才会奋起反抗。正是由于路易十六政府对改革尽心尽力，才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正是土耳其统治压力的减轻，以及希腊人口的日益增长，才使希腊起义成为可能，并且不可避免[9]。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所以有危害，与其说是因为它做了什么事，倒不如说是因为它没做什么事。比起实际做了的事，它将要做的事更令人难以忍受。即使在奥斯曼帝国与欧洲诸国签署停止敌对协约前，苏丹的基督教臣民也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宗教，积累财富，并按自己的心愿选择接受教育。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提升自己，在教堂或州政府担任高级职务，成为土耳其宫廷的外交译员，或者成为一个省的省长。18世纪，农民的地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比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都高。整个基督教世界中几乎普遍存在的农奴制已经消失。此外，在土耳其统治下的许多地区，土地的耕种者们享受着连一些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的农民都从来没有过的繁荣。令民众感到痛苦和不满的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反复无常，而不是任何有意识的压迫。虽然理论上收取耕种税收和以实物偿付赋税的习俗可行，然而事实上，收税常常演变为对农民的勒索。因为在有些地方，除非估税员已经巡视过，否则庄稼就不能随便收割，这就给贿赂和敲诈勒索提供了无数的机会。的确，这一制度的可恶之处在于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都难以幸免。然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出于宗教和种族的骄傲，基督教教徒们成了征服者的奴隶，任何穆斯林都可以侮辱他们而不受惩罚。为了能够活下去，基督教教徒们不得不每年缴纳人头税[10]。与每日遭受的温水煮青蛙般的迫害相比，人们更容易原</a>谅一次较严重的迫害。所有暴政中最不能容忍的不是仅有一次的暴力行为，而是在制度中常见的轻视、冷漠。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在对付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时，要么让他们投降，要么彻底毁灭他们。然而，土耳其人并没有这么做。虽然土耳其人并没有摧毁希腊民族的组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允许希腊民族保留自己的武器，但土耳其人的统治不断地挑战希腊人的民族自豪感。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开始，塞萨利附近乡村的一些村野山民加入了一个名为阿尔马托利[11]的非正规民兵组织，目的是保护道路及保障正常通行。苏丹延续并加强了这一制度。根据土耳其宫廷的特别政策，这些希腊山民世代都习惯使用武器，并都在山地战的战术方面受过训练，因此山区民兵与路边劫匪并没有太大区别。17世纪末，当苏丹开始削减基督教民兵的数量时，为了削弱首领的权力，这些人成了不再需要他们来保</a>卫的秩序的敌人。从那时起，匪徒盗贼或者希腊游击队员就发展成为在社会和政治上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长久存在的部分[12]。当政府完全不尊重正义时，在其追随者的支持下无法无天的人往往会通过报复的手段纠正不可容忍的社会罪恶。到目前为止，有组织地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苗头还没有出现。然而，由于厌倦了对土耳其人的卑微和屈从，农民中那些更大胆、更鲁莽的人就跑到山上做了强盗。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占山为王做一名盗贼是一种荣耀，而不是耻辱。独立战争前的几十年，在同胞眼中，这些希腊游击队员一直是希腊民族信仰和故国的捍卫者，率领民族同胞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不过说实话，他们戴着令人称道的公正面具无情地劫掠民众，无论是基督教教徒还是穆斯林们都没能幸免。秉着“见到帕夏[13]就不要吝惜用剑，见到大维齐尔[14]就不要节省子弹”的理念，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奴隶”同样没被希腊游击队员们放在眼里。所有的传说都关于希腊游击队员的勇气、残忍或慷慨。无数的民谣里传唱着这些希腊游击队员抗击土耳其人的英勇事迹。人们充满敬畏地将一群著名的领袖口口传颂。事实上，尽管在教育和知识方面，这些希腊游击队员除了好勇斗狠所知甚少，但就勇气和体力而言，他们都不亚于古代的英雄。这些希腊游击队员只怕一件事，那就是活着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他们惯用的祝词是“科克索夫”，这颗颇受欢迎的子弹应该能让他们逃离被俘的命运。然而，如果子弹击中他们，只能击垮他们的身体，却击不垮他们的精神。下面的故事就极具代表性。


    由于被出卖，安东尼斯·卡桑托尼斯酋长和他的弟弟乔治落入他们的对手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15]之手。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宣判用大锤逐段砸碎他们的四肢。首先遭受酷刑的是安东尼斯·卡桑托尼斯。由于身体虚弱，他无法忍受痛苦。当锤子落在他的膝盖上时，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呻吟。乔治惊讶地转向他：“什么，安东尼斯·卡桑托尼斯？你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号叫？”轮到乔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既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呈现出一丝痛苦的神情，从臀部到脚踝的两条腿都被砸成了碎片。


    青年时期的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


    这个时期的故事还有很多。下面的故事令我们愉快地想起了希腊的“罗宾汉[16]”和“塔克修士[17]”。在品都斯山脉一带的盗贼团伙里有一位牧师。这个盗贼团伙的栖身之所是一棵巨大的空心橡树。每当抓到俘虏时，这个盗贼团伙会将俘虏带到树旁，牧师就在树洞里。随后，团伙首领就冲着大橡树问：“我们的祖先所尊敬的圣橡树啊，你说我们该怎样处置我们的囚犯呢？”“树”问：“他是基督教教徒还是异教徒？”“我们神圣的树，他是一个基督教教徒。”“那么，让我们的兄弟在接受和平之吻后，欢欢喜喜地上路，将他的钱袋捐给他可怜的弟兄们作为救济金吧！”而如果囚犯是穆斯林，“树”的答案就是：“将这名异教徒挂在我神圣的树枝上，没收他所有的东西，供我们的教会和它忠实的孩子使用。”


    在这个爱国的盗贼团伙里，对俘虏采取宗教制裁的情况并不少见。东正教很乐意原谅那些因信仰和爱国犯下的罪行。与此同时，这些盗贼也可以真心实意地向上帝之母帕纳吉娅·克莱夫特里娜[18]祈祷，她护佑着海上和陆地上的所有行动。


    这就是在希腊独立战争中那些无论所作所为是善是恶，都产生过极其重要作用的盗贼们的真实写照[19]。另一种更有威力的由土耳其宫廷的保护政策促成的武装力量，将用于希腊独立事业，那就是希腊诸岛的海上力量。早在希腊起义前，许多岛屿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了很大程度的独立。实际上有些岛屿是自治的，其对苏丹的屈从仅表现在每年义务向奥斯曼帝国海军提供一定数量的水手。由于从小就习惯面对海上的危险和机会，希腊群岛上的居民都是杰出的水手。此外，得益于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这些居民还迅速建立了强大的海上贸易。1774年，《库斯丘克卡纳尔吉条约》极大地推动了海上贸易发展。通过这份条约，俄罗斯帝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航行中获得了一些特权，包括一些心照不宣的对苏丹的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从这时起，希腊商人在船上挂着俄罗斯帝国国旗开展贸易。以前他们的船主要是小型的滑行船，而现在越来越大。起初他们的航行只是小心地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现在却开始从切尔森一直延伸到直布罗陀，甚至更远。由于经常遭遇阿尔及利亚海盗，这些船必须配备武器。出海前，船员们不光接受驾驶训练，还要接受战斗训练。于是，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希腊的海上力量逐渐建立。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这支海上力量为希腊的自由事业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签订《库斯丘克-卡纳尔吉条约》


    同海上一样，在陆上，土耳其政府也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在摩里亚半岛的帕夏领地，整块领地被分成二十三个区。虽然赋税通常由这二十三个区的区长负责收取，但乡村社区依然可以选举自己的首领，俗称德莫格隆茨，或者乡村元老。除了收税和管理自己村庄的事务，乡村元老们还在一个区议会中与城镇的代表举行会议，选出普罗斯托伊[20]来决定每个社区应该承担多少赋税。随后，乡村元老们会再选择一名被称为普赖米特的希腊军官，以及一名被称为阿亚的伊斯兰教信徒，住在的黎波里，代表的黎波里并参加摩里亚的帕夏会议。在维护同胞自由方面，乡村元老们的贡献很小，而且他们自己往往是奥斯曼帝国征服、压迫民众的工具。后来这些普赖米特成了希腊贵族，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民的领袖。在战争的头几年，这些普赖米特管理钱财的经验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在没有任何其他组织的情况下，只有社区组织才能在内战无政府状态下保护希腊人免遭荼毒。


    与此同时，另外一类希腊人也有必要提及，他们在起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法纳尔命名的法纳里奥，或称为灯塔，是君士坦丁堡的一部分。君士坦丁堡的宫殿就坐落在这里。周围有众多的办公场所和法院，构成了一个面积十分大的希腊殖民地。宫廷官员主要来自居住于法纳里奥的希腊人，各辖区首领也多来自这里。虽然地位并不高，但他们培养出众多有杰出能力和对希腊事业真诚奉献的人。作为希腊独立战争中的法纳里奥领袖，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和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也属于这个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欧洲文化背景和更广泛的事务处理经验对坦率野蛮的希腊土著酋长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在结束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民族现状的简单描述前，我还想对那场对现代希腊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的文艺运动[21]再啰唆几句。时光流逝，古希腊语，这门曾经令柏拉图和德摩西尼[22]妙笔生花的语言目前在俗世生活中已经基本绝迹。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教会和学者们的语言，只不过对古希腊语的学习本身已经局限于无趣的神学讨论。因此对于现代希腊人来说，古代文学的经典杰作已经基本不被人知晓。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要么完全忽视教育，要么只能从修道士那里接受教育，而这些修道士也不比他们所教的学生博学多少。一些热血人士自愿承担起复兴希腊人的语言和文学的任务，其中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站在了复兴运动的最前列。事实上，得益于富有的法纳尔人的慷慨捐助，在希腊各地及岛屿已经建立了许多学校来教授经典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然而，由于各种意图和目的，古希腊的语言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因此希腊过去辉煌的知识很难得到复兴，也难以成为人类真正的力量。于是，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着意为自己的同胞重建一种文学语言。这种语言应该将古今两种希腊语的最佳元素尽可能地结合在一起。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既反对那些鄙视日常使用的俗语、希望保留古典希腊语作为学习者使用的语言的人，也反对那些希望将粗俗的方言提升到文学语言的尊崇地位的人。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的计划是将新希腊语建立在普通语言的基础上，同时消除所有的外来语，并尽可能恢复所有还没有完全过时的古老而纯净的语言形式。正如马丁·路德对德意志所做的一切一样，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出版了经典文学的新版本，并用现代希腊语为它们写了序言，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希腊。


    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古今混合的方言仍然是民众生活的语言。在报刊上和学校里，人们开始使用一种新的希腊语，而这种新语</a>言与荷马语言的差异不是在种类上而是在发音上[23]。由此，希腊壮丽的文学古迹被保存下来，成为全希腊人的共同财产。古希腊已逝荣耀的恢复，为不断觉醒的希腊人的民族意识增加了一种新的动机和力量。如今希腊人不仅梦想恢复东方希腊帝国，还梦想让古代希腊帝国重生。希腊人不再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自称罗马人，而是恢复了他们古老的名字“希腊人”。在继续信奉他们的上帝的同时，普萨拉岛和伊兹拉岛的船长们开始用古老的异教英雄的名字命名他们的船。


    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


    注解：


    [1]　伯里克利（Pericles，前495—前429）：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培育了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的民主力量。他的时代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最辉煌的时代，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名思想家。


    [2]　摘自乔治·戈登·拜伦勋爵《哀希腊》。


    [3]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他积极而勇敢地投身希腊民族独立战争，为它奉献了自己的金钱及生命。


    [4]　马基雅维利式：指“在治国之道或一般行为中运用狡猾和口是心非策略的主义”，源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官、思想政治家、历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君主论》《论李维》等。


    [5]　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30—1481）：奥斯曼帝国苏丹。他以征服君士坦丁堡而闻名于世。


    [6]　拉亚：奥斯曼帝国中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底层民众。


    [7]　卡迪法庭：伊斯兰教历史上国家司法机关的统称，也称卡迪法院、伊斯兰法院或者沙里亚法院，主要审理穆斯林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商事、刑事诉讼。


    [8]　根据东正教教义，有了家室的基层神职人员将没有机会升迁到主教及以上职位。


    [9]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59页。“经验表明，通常一个错误的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我们耐心等待的邪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刚果人的想法是……邪恶变得更小。它是真实的，但感觉更有活力。”——原注


    [10]　人头税：一种向每一个人定额征收的税种。被征服区域的基督教教徒不能得到土地，而且必须缴纳人头税。


    [11]　从15世纪开始在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希腊武装雇佣兵。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许多阿尔马托利士兵成为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独立游击士兵。


    [12]　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7页。查尔斯·艾伦·法伊夫：《现代欧洲史》，第1卷，第246页。——原注


    [13]　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相当于总督、将军或同级高官。


    [14]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对宫廷大臣或宰相的称谓，是苏丹以下最高级的官员。


    [15]　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Ali Pasha of Ioannina，1741—1822）：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时期鲁米利亚地区西部的一位帕夏，统治中心位于约阿尼纳。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于1820年纠集希腊各处势力武力反抗奥斯曼帝国，并持续了三年。后来中计，被土耳其人诱杀，时年80岁。


    [16]　罗宾汉：英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是一位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


    [17]　塔克修士：罗宾汉手下的绿林好汉。


    [18]　帕纳吉娅·克莱夫特里娜即圣母玛利亚。


    [19]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400页。“希腊人应该对他们早期对山贼首领的偏爱态度表示悔改。这些山贼首领因恶行而臭名昭著。当然，穷苦的农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远远超过他们从土耳其人那里遭受的。”——原注


    [20]　普罗斯托伊：社区代表，主要负责决定每个社区的赋税数额。


    [21]　指文艺复兴。


    [22]　德摩西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民主派政治家。


    [23]　现代希腊语和古典希腊语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在于是否有重读音节。公元4世纪的古希腊史诗诗人诺努斯是第一个考虑发音的作家。吉尔伯特·默里教授：《古希腊文学》，第395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