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3个月前 作者： 费正清
学术机构不仅教育后代，而且创造、引进和传播技术与文化。现代国家的学校和学院、图书馆和实验室，通常通过履行这些重要的职能，对国家以及一般对社会起着重要的中心作用。而在中国，从很早的年代起，教育就一直是政府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它注定要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同时，在20世纪上半叶，教育在多种国外的影响和参与下，以各种形式在中国急剧发展起来。大量的资料散落在各处，人们刚刚开始进行研究。[1]例如，新的研究表明普通人当中的职务性学识比过去设想的要普遍得多。20世纪中国教育的许多重要方面需要注意——从在晚清发挥作用的成千个书院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时尚和教育方法，现代学校制度和通过报刊的城市公共教育的成长，妇女的正规教育，出版社的兴起（如商务印书馆，1896年创立于上海，是一所很大的出版机构，出版刊物和教科书），以及建立教育协会和作为改良与革命温床的新学校。[2]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中，本章的中心限于高等教育。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民国时期对重要的初级和中级教育史在学术上过于忽视。它也反映了中国的教育革新者对创立能造就新的上层领袖的高等学术机构所做的努力更为引人注目。
1911年后，中国政府长期软弱无能，为中国的教育革新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是热情的爱国者，并且仍然是享有学者声誉的一个阶层，得以率先创立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学术机构。他们的新作用既有知识方面的，也有制度方面的。在知识方面，他们面临的是必须把中、西文化传统调和起来——就其广度而言，大多数思想家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艰巨的任务。这一知识问题的巨大规模以及它被如何对待曾经在本丛书的其他卷中加以评估。[3]所以本章只集中讨论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及其机构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在这里面临一个极为复杂而大半未探讨过的问题，包括三个主要方面。首先，中国的思想史超越了其学术机构史，相比之下，我们对新儒家思想的晚清学派——宋学和汉学，今文和古文，甚至桐城派——的了解超过对学院、图书馆、印书馆网络以及孔学研究的赞助人的了解。第二，在中国对日本的关系上，政治大大地掩盖了学术情况。几千名到东京去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回国服务，他们并非都成了革命家，很多人无疑在晚清繁育起来的新式法政学堂任教，但教授的内容和范围，同日本对中华民国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一样，大量仍是未知的。第三，从欧洲和美国流入中国的教育影响构成了种类繁多而且有些部分尚未探讨的广大领域。几乎所有国家和所有学科都被卷入这场规模最大的文化移动之中。例如，各种各样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使团是中国教会学校的后台，但它们只是一方挂毡里的若干细线而已。现代西方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而中国本身也开始了多方面的变革。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科书和教育制度都为教育的旋涡添加了刺激因素，在这个旋涡里中国旧式文人学士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功能都经历了逐渐适应现代需要的过程。鉴于需要发现的领域超过了已知的领域，本章仅试图对新领域的主要方面加以概述。
然而，有一个特点是清楚的——面对日本的扩张，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体制结构保持下来了；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高涨，外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达到了很高的地步。20年代尤其是中美两国在科学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显得生气勃勃的时期。
现代教育机构的出现，1898—1928年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依次考察人员培训，某些主要教育机构的形成，以及研究和财政资助。对每一情况，我们的探讨都试图从尚未充分考察的领域把有代表性的例证提供出来。省办和市办的教育机构以及技术、职业教育机构大都处于我们的视界之外。[4]
人员：海外培训的精英
高等教育建设的领导者们是真正杰出的一群，他们对非常时代的需要作出了反应。当中国的现代变革需要创立一个可以与出现在其他国家的新制度相比的高等教育制度时，这意味着培养学贯中西的新的学者阶层——一种对悠久传统的真正革命性的决裂。中国人能够而且确实必须向外国人学习，这一观点极富革命性，但与日本和印度等国相比，1860年后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却显得比较少而收效不大。清政府无法在国内提供现代学校，也无力控制派往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这成为清朝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新的教育精英从而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成熟起来。在建立新学校的过程中，他们感到自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决不是现有机构的维护者。当缠足作为保持妇女顺从的一种古老方法，仍在中国广泛流行时，不难想象那些涉足高等教育的中国妇女的冒险精神和决心。
多种因素塑造了这些教育家。首先，他们一般都是在外国受教育的男子和妇女。以梁启超</a>（1873—1929年）为代表的一代到日本寻求西学，以胡适</a>（1891—1962年）为代表的一代则到西欧和美国。这次留学的规模有多大还不完全知道，因为，举例来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大大超过毕业生。据估计，1900—1937年的注册生为13.6万人，而1901—1939年从日本各类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的最适当数字是1.2万人。[5]留日学生所作的政治贡献在1911年的革命史中极为突出；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却普遍受到忽视。1915年后日本的扩张政策导致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日益上升，都掩盖了中国在学术上受惠于日本；今后的研究无疑会发掘这一问题并予以评价。[6]
中日对抗有助于共和中国的学者转向西欧和美国。中国学生长途跋涉来到西方，需要更多的经费，因此选拔得更加仔细，具有更明确的义务，也更有可能完成学业。有一个估计数字是1854—1953年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达2.1万人。[7]
然而，这些数字可能需要进一步推敲和分析，很明显，20世纪从西方回</a>国的两万左右中国留学生是一个人数甚少但颇有能量的群体。他们在大约四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旧政权的进士一样少。他们的前辈三年一次在北京考试，习惯地接受对皇帝——他名义上主持殿试——效忠的人身约束，而这些民国的学者们则觉得，他们的国外经验坚定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忠诚。这些新的“留学生”精英更加铭记宋代改革家范</a>仲淹的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8]留学生涉足政府、工业、自由职业、艺术和教育等领域的比例尚不清楚，但显然他们都享有从旧习俗和现代革命得来的特殊地位。他们在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中发挥作用。那些选择从事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人坚持传统，认为学者并非仅仅是技术专家，他必须像政治家那样代表整个社会——亦官亦民——去思考。这种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从欧美回来的新的领导者建立起来早期共和国的学术机构——一个20世纪的国家所需的学院、大学</a>、图书馆、实验室和研究所。
他们是遴选出来的（或自我选拔出来的）少数在学术上达到了最高水平的人，然而他们的这种特殊地位并非完全是幸事。他们的国外经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通常需要几年时间——导致了这些自由化的知识分子陷入世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状态。[9]同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人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双重文化，既熟悉中国的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他们作为学者的精英地位，加上熟悉异国方式，使他们与乡村中国愈加格格不入。他们建立了与西方人文学科传统的共同纽带，这一事实保证了新文化运动在教育方面不仅促进传播技术，而且它尖锐地引出了一些问题，即在事实上，也在（同等重要）中国的军政要人的眼中，如何使他们在外国受到的训练发挥作用，并切合中国的实际。正是这些要人被要求给予教育家们以不断的支持。[10]同时，有些学者感到他们的外国倾向有使他们脱离自己背景的危险，即一种游离于祖国社会的失落感，简言之，即精神上的颓废和情感上的疏远。双重文化的经历能搅乱一个人的个性。这一问题的程度有多深尚不清楚。它对于许多“五四”运动的一代人可能更为突出，他们事实上具有三重教育背景：中国的（传统的和早期现代的），日本的和欧美的。
因此，引进外国知识（技术方面的和价值观方面的）的任务无论在内还是在外都很复杂。在内，他是受过外国训练的教育家，必须设计出如何作出最大贡献的自我形象。同时，处于他的环境，他可能面对他应该如何作为的十分不同的期望。[11]现代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是行政负担。住宿学校和不久出现的男女同校是一种新现象，有一种能诱发导致罢课和政治运动的学生舆论和组织的无限能量。共和国的新学生与教师一样关心民族命运并负有责任感。他们时常要求采取政治行动。教育精英们从事的活动从注表可略见一斑。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潜心追求纯学术。维持学校运转始终是个问题。
教育家作为一个群体迟早也会面临他们与政府当局的关系问题。持续了1200年的政府考试制度到1905年才被废除，受西方训练的教育家在它的阴影下劳动，他们继承了多少代以来困扰着中国旧学者的价值观和问题，同时他们又有在国外遇到的新的价值观和新模式。到30年代，他们成功地创造了较为自主的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较少直接受到政府和官方正统观念的控制。然而这只是军阀混战年代既无中央政府也无正统观念的暂时情况。由于学者一政府的传统，中国的教育一直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高等教育过去一直是为统治阶层的，不是为平民百姓的。要使它从国家的正统观念解脱出来是不容易的。这就不难理解脱离政治的较为独立的教育形式的成长为什么时断时续，游移不定了。
此外，民国初年教育不仅得益于中央政权的软弱，也得益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多元化影响。外国人在华利益包括通过基督教教会院校以及设立自主的教育基金二者来扶植现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权保护。1912年至1949年中国的学术发展可以被看作世界范围的现代知识兴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人、俄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迟或早全转向西欧寻求启蒙。然而受过教育的中国精英们涉足国际世界的一个副作用是他们易遭排外者的攻击，被指责为受外国指挥。这些在外国受过教育的接受双重文化、能讲两种语言的精英所付出的代价是，在祖国有时感到或显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雇于外国的人。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和国外的经历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压力，使他们一代中某些有政治头脑的一翼转向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学术的一翼也需要新的信仰体系、新的指导原则。许多教育家强烈地信仰科学的功效。确实，19世纪90年代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曾占重要地位，这种真理成为中国赶上外部世界的法宝。中国的教育家寻求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解救祖国，这种方法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文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几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条。一位教育家王风喈教授，表达了20年代颇为流行的态度，声称：
旧的教育体系和旧的民族习惯被破坏了，新的教育——根据科学的教育——已经开始……我们必须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过模仿得来，必须从思考与实践中得来。西洋教育不能整个的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所以我的结论是，新的教育必须以科学为指导，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12]
民国初年作为教育现代化基础的主要命题是：随着帝制的崩溃，旧秩序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国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和“科学方法”将证明是新制度得以建立的最坚固的基础。[13]
大学：机构的建立
让男女青年进入由系里职员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亚于工业中出现工厂制度。同样，这在中国漫长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虽然其连贯性还缺乏研究。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识地要模仿外国模式。然而选择哪种模式恐怕要受制于外国模式能否与中国的传统或需要共鸣。遗憾的是，传记材料虽很丰富，但校史却至今不多。下面我们将先看北京大学，然后是私立学校、技术学校和教会学校，最后是外国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学 1912年新共和国从退位的清王朝继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规模小而且颇不稳定的称为京师大学堂的机构。京师大学堂诞生于1898年的改良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务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在1898年慈禧政变中，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1902年这所学堂经改组增加了师资培训部，同时合并了同文馆，并在原有的课程中又增加了基础科学和五门外语。[14]
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予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15]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闻名。另一些人则在观点上较为进步和大胆，虽在轻薄和放荡的环境里，他们真正关心当前的问题，并在校园内展开生动活泼的讨论。[16]然而政府这一层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立教育体系的各级相应机构方面没取得进展。
1912年蔡元培</a>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他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作为“国家教育改革的起点”。各省代表于7月在北京开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相应的法规。[17]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需将它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以及提高到现代水平。高等教育第一次成为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纸上）。
在以后的20年内，在中国普遍出现了一批国立、省立和原来私立的各种学院和大学，目标各不相同。然而，这些学校呈现的经历显示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构成了国家建设这一重大任务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未来领导者的训练基地；同时，那些积极参加发展高等教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在晚清现代学校读过书，并曾与政治运动有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许多人为共和革命工作过。他们开始相互视为不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标的同志。因此，没有人反对1912年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的第一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8]
1912年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学院和理学院实施，另设商、法、医、农、工等职业学科。一个机构要取得大学资格，必须有文、理两学院，或文学院和法学院和/或商学院，或理学院和/或医学院、农学院或工学院。京师大学堂在严复</a>任校长时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从1912年至1916年底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的国立大学。[19]
处于新的地位的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五年间学潮迭起，校长频繁更换，而校园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这些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20]蔡元培就任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蔡身为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20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1916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1917年1月就职。在50岁时，他得以实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21]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22]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在校期间他们应当“把致力于学习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23]他还支持娱乐和学术社团以及校园刊物，认为这些都是可取的课外活动。第三，北大结构合理化。到1923年北大完全摆脱了从过去时代承袭下来的“预科学校”的基调。它的三个主要部分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学。1919年开始采用选修课程，1922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1920年北大还率先准许女生来到一向是清一色男生的校园。[24]公立小学</a>曾于1911年录取女生，到1920年已成为全国性潮流。据中国国立大学报告，截至1922年，在10535名学生中有405名女生。[25]
其他革新还包括1918年起草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制定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学计划。蔡元培不得不使这些新的教学计划与有效的方法相适应。例如，组建法律系时，当时中国的司法制度正</a>在着手修订，高质量的教师非常难得，蔡决定以“比较法律”为起点。首先应聘的两位讲师是王亮畴和罗文干，他们都是司法部的成员，不能受聘为专职教授。如蔡元培后来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使开设每一门法学课都极为困难。只是好几年后，出现了王世杰和周鲠生</a>这样的法学家，一个合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26]在注意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蔡元培深受他在德国的经历的影响，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学和它的创始人威尔海姆·冯·洪堡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热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师质量高，部分也由于师生有讨论学术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时代，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有一定学识的成年人。[27]
北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学者和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20年代初，北大作为一所大学，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北大作为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
私立学校：南开 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各种类型和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1876—1951）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时他只有18岁。然而1898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极度的羞辱给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28]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体生活和活动而出现的涣散，自私自利。张后来在南开制度中所订的综合教育计划，就是为适应中国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而设计的。[29]
张伯苓漫长的教育历程，开始于谦</a>逊地担任严修——一位杰出的天津绅士，与蔡元培一样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师。张也曾在天津另一位著名绅士王益孙家任教。在这两个关系的基础上，张伯苓得以建立他的第一所学校。1904年，严、王二人联合资助建立一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校。第一届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于1906年，第一届中学学生毕业于1908年。虽然当地士绅子弟大量出现在第一批学生中——韩、严、陶、卞和郑等姓在最初的学生名册中都很突出——但学校的新课程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注册。1908年当地第三个捐助人郑菊如慷慨地捐献了土地，而严修又再度捐款，学校得以迁入“南开洼”的永久校舍，南开学校因此得名。[30]
清末政治动荡，然而张伯苓思想专一，不允许他和他的学校卷入革命活动。他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学校。1917—1918年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一年后，得到严修和范源濂的赞助，他们支持他办大学的计划。通过发动他与天津上层社会（如严家和郑家）和国内知识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密友）的关系，还有与国际教育团体（张于1909年皈依基督教，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联系）的关系，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得以建造南开大学的第一座校舍。第一批四十余名新生于1919年秋入学。[31]南开大学开设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届学生于1923年毕业后，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的更为宽敞的校园直至今日。当南开大学迁到这处郊外的校园时，一座新的科学大楼同时启用，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礼物。[32]
张伯苓曾几</a>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筹集资金。1928—1929年出访归来后，他将南开大学改组为三个学院：文学院由政治、历电和经济三系组成；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四系；而商学院包括财务管理、银行、统计和商业四系。[33]
张伯苓的双重文化的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其他教育活动家的成就尽管不那么著称，但可相提并论。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是由一所天主教学校的退学生于1905年建立的一所学校发展起来的；这所天主教学校便是震旦大学。在这些发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马良（马相伯，1840—1939年，见后）。还有另一所私立学校厦门大学是华侨实业家和慈善家陈嘉庚于1921年建立的，他已经成为新加坡橡胶、菠萝和海运业的百万富翁。从1921年到1937年，厦门大学在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主持下发展起来。林文庆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新加坡医生，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学位，并且也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和记者。[34]中国私人赞助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值得进一步研究，更不用说近代海外华人对教育的影响了。厦门确实曾经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一个主要货物集散地，“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这在第12卷中讨论过。
技术学校 教育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这在早期大学的课程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考生是凭书本知识鉴别的，铁路建筑之类的实用技能，无论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获得书本知识那样的声誉。然而清代末年，随着现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一些专门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确实出现了，其中许多学校达到学院或大学水平。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表明现代中国一些最著名的技术学校有不同的起源。1895年盛宣怀赞助建立天津中西学堂（亦称北洋西学堂），课程偏重于电气、矿业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的专业。八年后重新评价国家教育制度时，这所学堂被改组为北洋大学堂，并迁到天津城外的新校园。[35]另一所盛宣怀赞助建立的学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开始时偏重政治学，但最终发展成声誉卓著的交通大学，[36]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视为天津北洋大学堂在南方的对手。
除公立技术学校外，现代教育的倡导者们在私人资助下，偶尔也能建立这样的机构。工业和社区的开发者张謇</a>顺应时代潮流，于1906年在江苏建立了南通大学，试图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农业、纺织技术、工程和医学，并与一个纺织厂、一所医院以及供农业实验用的1.6万亩土地挂钩。[37]技术学校的另一资金来源是外国在华现代工业部门内获得的商业利润：1909年一英国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这一正在发展的现代煤炭工业所在地开办了焦作路矿学堂。在1912年政治动荡中短期关闭后，于1914年恢复，改名福中矿务学堂。1928年后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学校又改组为焦作工学院，[38]声誉日隆，直到1937年中国的学术进展因战争再次中断。上述例证只是加速走向技术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这类教育将受到进一步重视。
教会学校 它们大多数是从中学水平开始的，原来的目的是帮助传播基督教。然而，后来它们在人文科学方面作出主要贡献。有记载的最早一所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可追溯到1845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早期自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所教会学校。19世纪末旧秩序在中国的崩溃不可避免地给教会学校一个机会，在科学和外语等几个非传统教学领域采取主动。这些学校从而展示了新型的学识。1900年后，由于对现代教育的需求增长，一些教会学校通过扩设课程和合并这一复杂过程逐步演变成具有学院水平的学校。1906年新教传教士拥有2000多所小学和近400所中等水平的学校，而到20世纪20年代已有12所（最后是16所）学院或大学逐渐从其中出现。[39]然而，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例如，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学校应保持小规模，这不仅为了保持教员与学生接触的质量，而且因为“不信教学生成分过大会冲淡学校的基督教气氛”。他还把宗教课程和礼拜定为必修，并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学校。[40]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启</a>的老家）特别设立的耶稣会奖学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气同时不乏权力的人物马良长期任耶稣会传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员，又是一位改革家。他于1903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天主教大学。1905年他建立复旦公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这在前面已经提到。[41]
教会学校学术质量参差不齐。[42]有些大学在教学、计划改革和教员业务成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员是国内或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学有个新闻系，它从全国各地招生，而这个系的教员包括下列著名学者，如中国史方面的洪业（威廉·洪），顾颉刚</a>（民俗学），徐淑希（政治学），吴文藻（社会学），文学方面的许地山</a>、谢婉莹（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教方面的赵紫宸</a>。燕京由于地处北京，知名度高。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教会学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状态。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识也是可取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43]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事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44]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45]
表3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1922年
续表
注：37所大学有40个校园。
资料来源：《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99—100页；卢茨：《基督教院校》，第531—533页；中国基督教院校一览表。
*交通大学属交通部，向不列入国立大学。——译者
**原文如此，疑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译者
***系哈同设在爱俪园内规模很小的大学。——译者
****30年代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译者
到20年代早期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曾达到顶峰。如表3所示，1922年它们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学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甚至在教会学校数目增长时，它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改宗发生冲突。1922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在全中国青年学生中触发了一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运动。如胡适于1925年在燕京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华教育面临三种新的困难。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人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列强的恐惧消失了，而自我意识已逐渐增强”，因此出现了恢复主权的运动，同时相信“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传播宗教和开办学校”。第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新认识的理性主义”会向基督教信条本身提出挑战，要求“拿证据来！”[46]最后，胡适认为整个传教事业充满内在弱点。（中国的爱国者们注意到，从学院的历史发展中看，它们是由一批有时主要资格是在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学术方面的人员创办的。）因此胡适极力主张教会的教育家要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少数真正优秀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47]
胡适和与他气味相投的其他学者直言不讳地反对传统的教会教育，他们认为宗教宣传危险地缺乏理性，并为之困扰。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理性主义以科学的名义对天启教的攻击相一致，并且也与儒家不可知论的学术传统相一致。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新“社会科学”的中国人，也参加了爱国反基督教运动，把它作为一般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一部分。到1920年，在某些教会的圈子里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绪的增长归咎于孙逸仙和他在广东的“激进分子的温床”[48]。
科学与研究的开端
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种现代科学机构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大步前进。参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参加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1916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见后）。开始强调科学知识则是另一个里程碑。1918年12月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的地方。”[49]
一般都同意，新知识要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到20年代这已成为一种信仰，即视科学观点为粉碎传统秩序，并为中国达到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利器。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成就，开始相信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几十年后他们仍然真诚地说：“科学是西方文明的源泉。”[50]“如果我们真地希望发展新文化，我们就应该特别注意发展科学。”[51]
民国初年科学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认为是由于许多教师在日本接受的训练不充分。除了少数例外，总体条件直至20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进。[52]20年代中期，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比较大的进步：一些大学，如南开、清华和交通，开设了较有分量的科学课程，由欧美留学生任教；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了科学，并随之建立起高级的研究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其中最积极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科学社。它是由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于1914年在康奈尔建立的。[53]它的英文全称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cience”，以便与类似的美国组织相应，但其中文名称为“中国科学社”。“社”是一种志愿的组合，一种由活动家、精英分子领导的团体。过去士绅们常常组织这样的团体以建立地方学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军或广州的美国侵略军，后来着手“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科学社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而且它希望用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的整个社会和文化。[54]科学社在美国草创时期有成员55人，1918年随主要创建人回国而迁至上海，到1930年成员曾增加到千人以上。社员包括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归国学生和在中国培养的青年科学家。科学社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除1915年创办刊物《科学》外，科学社还召开会议宣读研究论文，出版科学译著，并建立科学图书馆；1931年这家图书馆从初址南京迁至上海，它一直是那里的一份主要财富。同时在1922年，科学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
促进科学在中国面临着两线作战：既要复制和扩大从国外获得的知识，又要让它适合中国的现状。中国青年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国际学术界，他们也试图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同时。他们又面临将科学思想与实践引入中国人民生活的任务，以减轻中国的落后程度。依赖和</a>落后二者后来都有可能被污蔑为殖民地的症状。[55]
提供基金与美国的影响：清华
考虑到中国古代强调高等教育要为国家服务，1916—1928年军阀混战时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美国，当时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微不足道（农学例外，它受到拨土地给各州立农学院的补助），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高等教育当时仍由私立大学而不是由州立大学领导，实际上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教派学院曾经是在华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的样本。但美国的影响是通过一些不寻常事件的结合而形成的，远远超过了基督教会的努力。
1901年自清政府强索的庚子赔款中，美国要求从中分到2500万美元，当时美国负责官员私下认为数量过大，可能比正当数目高出一倍。然而它只占整个赔款33000万美元的一小部分。[56]这是一个使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的数目，而且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的可耻标志。1908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了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计11961121.76美元。这笔款子将被用于在美国教育中国人，而且它创造了一个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机制。1909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送了第一批庚子赔款学生47名，1910年70名。到1929年总数达1268名。[57]领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学生名单中不乏才华洋溢的青年。
同时，政府也拟订了训练计划，为学生赴美学习作准备。1909年一个配备外国人员的大学预科被建立起来，1910年举行了入学考试，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于1911年正式开学。[58]它成功的秘诀在于每年的预算有保证，当时其他院校则依赖军阀政权，毫无保障，此外，直至1929年它一直强调要为在美国大学学习做好专门的准备。一个通过入学考试的11—13岁的小学生必须学习五年初级部课程和三年高级部课程，以后才会被送往美国院校学习。第一批学生是1912年入校的，经学习八年标准现代中学课程（如英语、法语、德语、历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学以及一些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后于1920年毕业。[59]1926年清华的预科地位结束，改组为达到学士学位的四年制的清华大学。
至此美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已达到顶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渠道实现的。许多有能力的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经在那里与约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杜威在华讲学的两年（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恰与英国数学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罗素的访问（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重合。杜威在11个省讲演大约70场，由胡适翻译，但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对狂热的中国爱国者来说并不是政治上的灵丹妙药。后来他的同事孟禄教授也访问了中国，而主要大学的校长们——北大的蒋梦麟</a>，国立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的郭秉文——都自称是杜威的信徒。然而杜威的通过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国式的教谕，很少提供在寻找中国教育道路的过程中能立竿见影的东西。留美归国学者从1919年到1924年领导了一场教育改革运动，他们既利用最初由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也利用中国国家教育促进会；但这些计划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动荡中烟消云散。郭秉文被夹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浪潮与国民党在江苏与军阀的对抗之间，他被迫于1925年1月辞职。独立于执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难预见。在军阀时代，高等教育只能在当地军阀的支配下发挥作用。[60]
然而，就清华而言，这株美国移植的植物生了根。1928年北伐胜利结束后，国民政府将清华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61]，罗家伦</a>——北大校友，曾留学英国和美国——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1928 年9月他在就职演说中，赞扬清华取得国立大学地位是国民政府“在华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的结果。[62]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学院，并加强研究生学习和高等研究。他还建议从国外邀请有成绩的学者担任较长时期的客座教授，“不要一时轰动，而要教学”；不要“像前几年那样，将国外著名学者（显然是指杜威和罗素）请来只讲课几个月或一年”，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63]在罗家伦和他的继任者梅贻琦的管理下，清华在规模和实质上都稳步发展，成为以后十年中杰出的高等学校之一。
美国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以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基金会）的出现为序幕的，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924年美国国会根据联合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于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大约12545000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几个月内中国政府任命了由10 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事会，中华基金会于1925年6月正式成立。[65]10名中国董事中有3人是高级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贻春（清华校长）和丁文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任）。5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禄（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贝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66]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基金会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中国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任鸿隽担任行政秘书。[67]
中华基金会执掌的不仅有1924年归还的庚子赔款，还有1908年归还的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它又被授权掌管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金以及其他学术捐款。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资助学术机构的高质量活动，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机构的新项目，如合作事业；第三，基金会本身开发新项目，[68]所有申请项目必须按现代方式得到董事会或专门委员会的批准。[69]范源濂和任鸿隽意识到中华基金会的革新任务，认为它不应仅仅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也应是现代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者。[70]基金会坐落在北京一所以前的亲王府内，1926—1927年批准把研究补助金给予13所院校、3所研究所、5个文化教育组织以及一个未归类的领款单位，总金额达419906元。[71]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政府当局而由少数几个人处理大宗款项时，任回答说，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它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打内战。[72]总有一天，当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教育活动经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时，[73]人们可能在较为宽阔的范围内评价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和其他科学的支持。英、法、意退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尽管20年代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非政府事业的成长已经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外国人为发展中国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见的活动程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渴望建立完全主权国家的一切爱国者关心的根源。国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74]时，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难得的间歇期。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名义上的和平和统一给了青年知识分子较大的机会，他们曾经作为新文化的开路先锋开始其生涯，而现在已经臻于成熟。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场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从3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地有一个补缺的过程，学者正在进入政界。多年来这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们奋斗的一切领域——不管是促进科学和现代医学，社会改革，研究中国经济，或发展新思想和新文学——他们感到现在终于抵达真正的国家发展的门口。他们认为，军阀时代的结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的积极成果，他们自己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个过程。
中央政府的领导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绩至今还没有得到评价。这当然涉及识字、学校、师资培训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问题。从1928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标是表现新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并开展“恢复教育权”运动，即要求一切外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在教育部登记，以及所有这些院校中的领导人都必须是中国国民。一个结果是维护国家在教会学校中反对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权威——这一目标既体现了自由主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也表现了现在掌权的国民党独裁制唯恐丧失的民族主义。对教会院校这一世俗性的挑战是在1925年首次提出的。1927年后这一政策延续下来，而且执行得更加严格。它不仅涉及外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世俗的价值观或宗教福音的价值观究竟谁应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在中国比较有远见的西方教育家们，如在燕京大学，能预见这一政策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因为
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它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75]
结果，燕京于1927年2月第一批服从登记。政府对教会院校的法令之一是禁止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因而燕京将所有宗教课程改为选修。然而，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顺利解决。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把国民政府要求变宗教课程为“自由”选修视为登记的主要障碍，学校领导并且强烈抵制政府和国民党在校园活动的前景。圣约翰大学持拖延态度——无疑在上海这样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为在上海外国利益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国院校与中国环境较为协调。例如东吴大学是在中国校友的压力下向教育部登记的。到1933年，所有主要教会大学和学院都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登记。[76]不久，国民党有关孙逸仙的三民主义</a>的政治教育进入院校，并要求开设有关课程和训练。
国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会学校应有中国理事占有优势的理事会和中国校长，这些要求导致燕京大学有一个二元系统：在纽约美国理事们在校长司徒雷登领导下，掌握预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国教员，而在中国的管理委员会（1928年后中国人占多数）在中国校长领导下负责其他政策事务。吴雷川于1929年就任后一职务，因政策分歧于1934年辞职；1934年后校长职务主要由陆志韦担任。[77]因此，尽管还有一些局部问题，学校的传道意向被削弱了，它们都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正式结构之中。
另一项政策是在全国加强或建立国立大学，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监督。例如，1928年清华被指定为国立大学后，校长罗家伦立即着手重大改组和改革，如终止清华作为美国院校预科的功能，并将它改为能提供四年正规大学课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学。他还使清华脱离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状态，将它置于教育部单独管辖之下；一个新的建设计划也在开始了。[78]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1931年，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便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政府还进一步下令该省的盐税岁入应当拨归该校。[79]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满洲后五个星期采取的，并成为所谓“大后方建设”长期计划的各种步骤之一。这项计划要在几年之内把政府的国家建设功能与全面战争所要求的活动结合起来。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不仅应当有专业才能，在学术界有影响并能与新知识界共事，他还应当理解作为南京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桥梁的附加作用。1935年政府请任鸿隽（当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担任四川大学校长。[80]考虑到西南不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极端紧迫，任鸿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着手数项工作，在两年中进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拨款300万元开始一项建设计划；改进师生的教学态度；而最重要的是从全国各地聘请著名学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81]虽然任鸿隽任期不长，但他首倡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在未来的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当时在中国内地发生的双重过程：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方面，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这种努力包括推广华语的标准华北（主要是北京）发音作为“国语</a>”。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标准词汇，以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从1933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82]虽然到1937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30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1.7万人，而农、工、医、理合在一起只有8000多一点，[83]但到1937年，文科的人数为15227人，而理、工科则为1.52万人。[84]
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1933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有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各系有自己的主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85]然而在事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缺陷。[86]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20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费有90%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10%。1934年，中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15%应当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这只是一个实际上从未达到过的目标。例如，1936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4.5%的高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32.5%，公债还本付息占24.1% 。[87]
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88]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请看1929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学生1000至2000人，月拨款为15万至16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注册学生为3500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9万元……”[89]
省级大学和学院在获得公家拨款方面还遇到其他障碍。1929年后，国民政府集中国家财政的努力，是一个时间拖得过长的过程。在税金的收支上，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必须解决手续问题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导致了几个省有临时拨款的必要，而自然灾害之类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省税岁入。[90]
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学校）的资助来源十分广泛，从中央政府拨款到私人捐赠和学费、杂费，而以后者最为重要。依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面临困扰公立大学的同样问题，而那些主要依赖私人来源的学校则受国内外经济状况的影响。[91]于是财政上缺乏保障对学术界构成了持续不断的挑战。
学生们在特有的经济危机中烦躁不安，他们还被指责为“过分热衷于政治争端”，他们常以闹风潮和罢课发泄不满，校园里的行政危机此伏彼起。[92]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1932年接着在上海不宣而战，而国共关系则进一步恶化，发展为30年代初期长期的反共军事围剿。在这样一个时期，这种“热衷于政治争端”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的失落感。他们的骚动为爱国热情所激励，势必在1935年和1936年的学生运动中得到表现。[93]
1934—1935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和类型（表4），表明高等教育自1922年以来有了大幅度增长（表3），但也显示了它的局限性。最引人注目的是国立部分的增长，1928年后从5所增加到23所；增长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院校和技术专科学校，以及私立专科学校。然而这种发展大都出现在少数地区，集中在东部城市和沿海省份。到1934年，上海在全国110所高校中占24所（21%），北平次之，占17所（15.5%）。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学校数量最多，以9所（8.2%）居首位；广东以8所（7.2%）居第二。在地理分布的另一端，是新疆、陕西、甘肃和云南等边缘省份，1934年各省只有各类高等学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学或技术专科学校，而贵州竟一所也没有。显然，这些地区只是刚开始计划建立高等教育。但是安徽，一个总是积极从事进步运动的长江下游省份，表现之差令人惊讶。它的落后向我们表明了30年代早期中国许多地区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首先，该省资源贫乏，与更东面的太湖区域完全不同。太湖区域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安徽则是长江下游的一个穷姐妹，境内丘陵起伏，淮河横贯其间，自然灾害频仍。安徽的边际经济妨碍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第二个因素是由于一方面省内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引起政治不稳定。安徽省内反复无常的政治斗争造成了极度的动荡，在1929—1930年间省主席换了六任，外加一次军事暴动，这些事件导致了省立大学的人事变动；此外因为高等教育在省城地位低下，[94]大学仅领到预算的一半左右。同时，中央政府企图实现在安徽的真正权威，开始通过国民党机构和政治教育计划把省立安徽大学与国家的权力结构结合起来，使形势更为复杂。
表4[97] 中国大学院校分布，1934—1935年
* 中央政府直辖市。（1928年6月，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译者）
资料来源：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图1和统计表9。
有助于解释安徽高等教育窘况的一个深层次因素，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大量地区性流动。学生们往来于各地，如果认为当地的学校不合适，较有抱负的学生就赴外地就读于知名度较高的大学。资金不足的地区经常会看到他们的青年学生投向较大的中心城市。1934年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国大专院校学生省籍的报表表明，有945名安徽学生在全国各地注册，44%在省外国立大学就读，另一大部分分布在私立大学和教会院校。[95]最后，还有全国范围的教师流动。例如，闻一多</a>在1926—1930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大学安顿下来。他如此迁动的原因，主要是学校的经费困难和学生的骚动。[96]
在民国成立后的1/4世纪里，中国的教育仍然规模甚小。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学生注册人数是42710名，1933—1934年增加到46785名。[98]3 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是7311名，1934年为7552名，难以与政府的发展保持同步。就国家的规模而言，这些成果太不足道了。在教育部1935年编制的26个国家高等教育对比一览表里，中国排在最后，1934年每万人中只有0.88名大学程度的学生。[99]正在中国前面排在第25位的土耳其，1928年（凯末尔政权的第5年）每万人中有3名大学生。总之，居于共和中国之巅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依然构成顶上的薄薄一层现代精英，其人数几乎不超过往昔士绅阶级中的高功名获得者。同时，现代高等教育的详细资料、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质量迄今知之甚少。学校的记录几乎全部来自教授和行政人员，而不是来自学生。我们至今对实际进行的讲授，它对中国当时需要的适合程度，甚至达到的数字，几乎没有概念。
高级研究
随着国民政府的来临，学术界为创办中央研究院即中国科学院的希望所鼓舞。建立国家研究院的计划在1927年，最初由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和李石</a>曾讨论过，他们都是在现代教育界服务有年的国民党元老。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中国创立多年前蔡在德国受到如此强烈印象的政府资助的高水平研究模式。随后一些较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包括胡刚復、王琎、王世杰和周览（周鲠生）被邀请参与筹划。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宣布正式成立，蔡元培由政府任命为院长。[100]研究院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设三部分：研究部，由各研究所组成；管理部，由总干事负责；以及一个称为评议会的顾问机构，由当然评议员和特邀评议员两部分组成。[101]研究所一成立，学者和科学家在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对世界知识积累做贡献的鼓舞下开始了他们的研究项目。[102]有两个特征很突出：大多数研究所属于自然科学，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领导人曾积极投身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以及兴办各种专业协会。
然而，中央研究院并未独揽最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学者。由于蔡元培和李石曾（李煜</a>瀛，他曾在法国接受高级训练）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合理结构上分歧扩大，李离开了原来的中央研究院，并于1929年建立了国立北平研究院。这是一个独立实体，在它的领导下，后来20年中，有六所科学研究所从事高级研究和出版。后来李书华作为副院长加入了这个机构。[103]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一个重要新发展，是年轻的归国学者坚持实地调查与实验室分析和资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但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实地研究，必须向只受过文献训练的中国老派学者展示其价值。这种展示开始于精通史前青铜器铭文的中国古文献专家于19世纪90年代发现安阳地区出土的“卜骨”上刻有史前汉字。这些学者从商人那里收集了成千上万的卜骨，开始破译史前文字并着手进一步发掘。实地考察的另一促进因素来自工商部[104]于1916年建立中国地质调查所，以绘制全国地图并调查国家的自然资源。[105]在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人（他们主要在英国受过训练）的强有力领导下，绘制地图和勘探设立了新的标准。该所还赞助古生物研究，终于发现了“北京人”。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一个新生代实验室，它在20年代显示了从纽约州（葛利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顾问）、加拿大（步达生）、瑞典（安特生）、德国（魏登瑞）和法国（德日进）来的考察者和科学家如何能帮助训练新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领导了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发掘，并于1929年发现“北京人”。
继“北京人”之后最著名的发现是对以前仅出现在传说中的河南安阳商代都城的发掘。傅斯年</a>曾是北大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在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增加考古学于其历史和语言工作。傅邀请李济——1923年曾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领导安阳项目。从1928年到1937年在那里进行的发掘，李济的杰出著作《安阳》一书作了描述。该书详叙了一个英勇的传奇——他们如何在十多年战争和混乱之中圆满地进行了实地工作、实验分析以及对成果的科学研究。这是一项伟大的学术成就。[106]
北京协和医学院树立了医学教育的最高标准，它经传教士在医学方面一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从1915年至1947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成为一个从事研究兼培训的医院。它的三百多名毕业生，在1924年后帮助国家公共健康机构配备了人员，同时该学院的研究工作，特别在寄生虫学以及治疗血吸虫病、钩虫和黑热病等传染病方面做出了贡献。[107]
大学也有助于拓宽知识领域。第一个是1921年在沈尹默领导下建立的北大国学研究所。虽然它在北大的计划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讯研究员，但该所事实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与个别教授一起独立工作完成所给课题。[108]进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学位，而是由提交以前的专业出版物决定的。
撇开理想、热情和专家计划不谈，20年代学术界的工作仍遇到一个经常性的障碍，即财政支持不足。当时的记载不止一次实事求是地谈道：“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公立院校的经费时有拖欠……”[109]一些教授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同时在两所以上院校授课。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研究拨款是困难的，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资助至关重要。
有关知识的社会学可望从推动中国现代学识的私人组合、群体、小集团和派系的详细研究中得到好处。首先，留学国外的为数不多的精英，按照传统组织了学生互助会互相支持。这些互助会的目标和方式与唐人街商人之间的秘密会社（堂）全然不同，它们挑选新会员，向他们提出建议，在避暑地开会并建立以后在国内可能有用的信任和友谊的个人联系。在几个这样的组织中最有名的是“成志会”（也称“十字架与剑”）。[110]
年轻的博士回国后成为教授，像所有的教授一样，他们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少数幸运者能在大学研究所里继续从事他们的专业，给他们当助手的比较年轻的学生同时接受了训练。例如，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和燕京以及广州的中山和岭南等大学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成果通常是高质量的，刊登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刊物上。
这类突出的研究所中有南开经济研究所，它在何廉领导下建立于1931年。何作为南开大学财政和统计学教授，开拓了南开对华北工业的系统研究。这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指出了新的方向；这种对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根据从国内收集的数据，而不是利用西方的经验和实例。何利用他在美国作研究生时建立的个人联系，包括成志会的成员（张伯苓也是其中一员），并能吸引其他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的经济学者。例如，方显廷是1928年的耶鲁博士，他在1929年加入了南开的教师队伍，并成为由经济研究所演变而成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委员。[111]吴大业、李卓敏、林同</a>济和丁佶不久加入了何和方的行列，他们都成为知名的经济学研究员。
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它具有财政独立和行政稳定的优点，然而它的财力仍不足以适应何仿照伦敦经济学院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研究所计划。为了办成研究所，何个人捐赠500元和自己的藏书，而1929年太平洋学会的2000元赠款使研究所得以生存。这也标志着南开研究所图书馆的开始，这个图书馆后来以中国经济方面的藏品丰富而闻名。[112]这时伦敦的托尼教授来到南开大学从事研究，并在1929—1930年间的冬天讲学。[113]这样获得的国际知名度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中有高学术水平的证据，导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2年给予一笔为期五年的资助。研究所得到这些帮助后，在1937年战争爆发及南开校园被破坏前，出版了大约20种颇有见地的专著（包括大量的实地数据）。[114]
康乃尔大学开创的土地利用研究，在20年代由卜凯等人在金陵大学继续进行，他们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抽样数据展示了农艺技术的全部领域。从1934年起，这项工作由沈宗瀚等人在中国中央农业实验所继续进行。[115]
社会学在燕京大学得到发展，从社会调查开始，起初这是受基督教青年会一位干事的启发，这位干事在1912年组织了北京学生社会服务俱乐部，使会员更多接触中国生活的现实。到1915年，这个团体已对北京320名人力车夫进行了首创性研究，这是对人类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小说家老舍</a>使之永垂后世（参看第9章）。1928年燕京社会学系的“社会调查之翼”，在北京西北燕京大学新校址以北三英里的清河农村建立了农村研究站。[116]受西方训练的中国社会学家以这次社会调查为起点，在燕京继续为中国的这门科学奠定基础。它在燕京的成长是由192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吴文藻领导的。吴在该校遇到步济时，并研究社会学。吴文藻的领导和规划以及派遣学生出国培养了一批发展本专业的主要人物。美国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访问燕京，并在那里授课也刺激了它的成长。[117]
社会研究往往需要历史知识和制度知识的基础。陶孟和（1912年获伦敦大学文学士学位）于1928年负责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的北平社会调查所。[118]该所研究人员除其他事务外，开始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史查阅新开放的清朝档案。1934年该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中国营造学社也从事实地考察。该社于1928年由一位杰出的前官员（朱启铃）建立，但在1930年前主要从事图书资料研究，此后才由两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a>，以及另一位由日本培养的同事刘敦桢领导该社的实地调查，以发现古迹——庙宇、塔、桥。在这里，得到了引进的方法帮助的新的科学兴趣又一次导致了历史性的发现。[119]
研究的资助
30年代早期，研究和出版事业迅速扩大。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的所长（见表5）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严肃地肩负起了他们的责任。由不同的研究和专业机构主办的科学杂志及其他出版物（见表6）增加了好几倍；在主要期刊中有9种属地质学和古生物学，6种属生物学，两种属气象学，两种属化学和化工，还有一种属物理学。[120]这些科学家的终极目标是把中国科学放在与其他现代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并对科学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同时在地质学、有机和无机化学以及营养学等先进领域中，其进步受到工业化目标的直接鼓舞。[121]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其特刊树立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学术研究的高标准。
表5 1928—1940年蔡元培主持期间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员
续表
引自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33—36页。
* 紫金山天文台，不是气象台。——译者
* * 傅斯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是中央大学。——译者
表6 主要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1916—1944年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88—189页；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7页。
这里不可能评价南京教育部的非常广泛的工作（前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1933—1937年间曾任教育部长）。该部负责推行全国学校体制，开展识字运动，以及制定中学毕业和大学入学的标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教育部无关，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得以从中央政府获得稳定的资金，负责资助高级训练和研究。由于基金会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活动不断扩大并渗透到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基金会的资助计划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基金会在1926—1945年的20年间拨款一览表显示，有96个机构，包括大学和学院、研究机构和文教组织，得到总数达24250893元和392795美元的资助。
由该基金会发起或资助的项目有下列数类。[122]（1）从1931年到1937年与国立北京大学直接合作，每个项目每年由此捐赠20万元以补助教职员薪金并支持他们腾出时间从事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大幅度减少了在其他学校兼职的教授人数；而教授们因薪水增加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北大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进，有多位杰出的学者被吸引来任教。（2）按照地理差异在沈阳、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选定6所主要高等师范学校，并设立理科教授职位。（3）向高级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资深造；这些资助（表7）是长期的，给予专业成就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数量有限的个人。（4）向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基金，以便在国内或国外接受高级培训。在1928—1945年共拨研究基金723笔，特殊奖金3笔（表8），其中327名研究人员在国内从事高级研究；在出国的研究人员中，208名去美国，64名去法国，56名去德国，39名去英国。他们的专业分布甚广，从农业和考古学，经植物学、化学，以及数十种其他领域，到动物学。值得注意的是土壤技术，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在这期间收到15笔研究基金，而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一个领域超过10笔。战争开始后，工程学作为颁奖领域崭露头角。（5）在中华基金会赞助下建立了一些机构和组织，其中有几个逐渐演变为科学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1928年为纪念基金会首任干事长范源濂 而建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年与中央研究院一个研究所合并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在美国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华美协进社。
表7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基金，1930—1945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8页。
表8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1928—1945 年
资料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0页，表1。
教会院校的教师根据特长可获得该基金会的支持，而另一个基金会，即哈佛燕京学社，则特别支持教会学校中的汉学研究。这个以哈佛为基础的机构于1928年由燕京大学负责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学院负责人（沃利斯·B.多纳姆）发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学洪业领导下的汉学经典文史方面的学术培训和研究计划。目的是按照欧洲汉学采用的方法运用现代标准和装备（如索引）以促进在中国的研究。拨款还帮助其他教会学校研究汉学；基金还提供给中国学者在哈佛接受训练。
1931—1949年间为大众所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起初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个特别项目，后来发展为一项中国文化的主要财富。[123]
1928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1923年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137.4万元建造了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并；后一机构于1909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图书。这样，1931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124]袁同礼使北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125]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1925年协助建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126]袁和30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1933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了250篇论文，其中大约60%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构所做的工作。[127]
到1937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128]从表面看，中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30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1927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具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129]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1928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130]
1933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3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1898—1933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1919—1922年任科学社干事，自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1933年6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1940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1933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131]谋杀杨铨后，国民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1937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骞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分城市居民，而且1928年后职业学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132]30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a>、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a>（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领导下刚刚开始。[133]蒋廷黻</a>，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1935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134]。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30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骕、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30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言人的作用。[135]
对日战争的威胁形成了爱国的大团结。以前避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现在接受了蒋介石</a>下面的职位。翁文灏和蒋廷黻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秘书[136]（蒋梦麟战后也担任同样职务）。胡适出任战时驻华盛顿的大使，而其他人则在重庆任职。
同时，平津地区的学生带头唤起国人反抗日本侵略。1935年12 月9日和16日反对成立由日本授意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137]的示威，再次使清华、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138]日本人发现大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他们召唤北大校长蒋梦麟到使馆区的日本兵营，并指责他进行“广泛宣传”反对日本。蒋指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反日情绪自然会消除；蒋被迫表示个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139]恐吓的努力失败了，但它预示了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大学校园的野蛮破坏。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1937—1949年
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战争迫使就高等教育应否给军事工作让路，或应否继续追求它的学术目标展开争论。但是到1938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徙——包括迁移计划，为目的地校址谈判，为运送教师、学生、职工、图书设备筹措资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准备等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传奇。它的实施需要决心、组织技巧、协调和适应。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学术界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现代教育带进比较不发达的内地。
东部各省的迁移路线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几年前张伯苓已在重庆获得一块校址，以建立南开系统内的第二所中学；因此天津的南开中学毫无困难地迁到了它的重庆新校园。另一方面，南开大学由教育部命令与北大和清华合并，起初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然后从1938年的晚些时候开始在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他北方大学，包括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组成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成为其他七所教会大学的家园。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单独迁移，每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山城遵义单独办学，国立中央大学则在重庆郊区。[140]
表9 战时教育机构的损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随他们的学校迁移，教师也是如此；战争的破坏使1937—1938年成为受挫和损失之年。1938年全国学生注册总数比1936年减少约2万人，而教师数量减少约2000人，分别降低约50%和30%，当时高等院校的数量则减少到91所。[141]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蓄意行为。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用，而蒙受财产损失。据教育部汇编，到1940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9。[142]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1940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92441020元。[143]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1937—1938年的低点91所开始上升，超过了1936—1937年的水平，在1940年达到113所。1945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145所，同年注册学生增加到73669名，[144]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素。1937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11月1日开课。校舍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1938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300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月，行程近1000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145]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1940年，注册学生增加到3000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1940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1938—1939年仓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146]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切断了与华北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一个长期的难题是怎样获得图书和设备。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别在1940年滇越铁路中断之后。1939—1940年国民政府提供了100万美元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1945年“仍未全部到达”。政府下令中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措施远远不够。[147]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同时，图书馆书本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的大米。[148]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1941年1.6万多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149]补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其他必需品了。1941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季抵押书本赎冬衣。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现政权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青年转向共产党。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的冲突。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得到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支持，他阻碍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1940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分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150]这个声明显示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研究。1941年9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油燃料的利用。[151]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
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后的岁月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当1945年11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护了学术界。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龙被斗败，重庆政府以卢汉取而代之，卢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学生的反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11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于11月25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12月1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152]
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1945年12月1日那样强烈的结果。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于1946年7 月11日被害，而闻一多于7月15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害。[153]10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a>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154]
在这种变化莫测、忧虑和对现权力结构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境况中，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速。例如，1946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园重新开学。八百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那里70%的建筑已被毁坏，但一年后恢复工作就完成了大约30%，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政府继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学，包括南开在内，变为国立。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例如，北洋工学院战后从陕西迁回，1946年重新命名为北洋大学，人员被配置在两个部分，即一个理学院和一个工学院。几所教会大学从四川迁回后联合组成华东大学，设在上海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155]
1944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180亿元（1937年为3000万元），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1937年期间的180万元。40年代末期学生人数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156]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从1941—1942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157]
1946年9月一份新周刊《观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20世纪中期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最后抵抗。主编储安平得到来自像十几年前曾向《独立评论》投稿的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为第一期《观察》写作的名单是一份高等教育和现代专门职业界领袖的部分点名册：王芸生，《大公报》总主笔，该报当时是一份最受重视并广泛传播的日报；伍启元，清华经济学教授；蔡维藩，南开历史学教授；冯友兰</a>，清华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东荪</a>，燕京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之迈，政治学家，当时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卞之琳，诗人，南开大学文学教授。[158]
储安平宣布《观察》是“一个发表政论</a>的刊物，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份杂志“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广大人民群众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储提出了可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159]在这样的逆境中，战后年代的学术界只能试图保留过去10年军事、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到1949年，中国自由的或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学者和政治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共和国辩论和斗争的主题，今后也不会松弛或放任。然而新中国</a>的建立，包括国家权力的重建，不会减少对学术创造力的需要。
* * *
[1]江勇振、柯文、默尔·戈德曼、贾祖麟、威廉·J.哈斯、约翰·伊斯雷尔和苏珊·佩珀等人对本章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深表谢意。教育这一课题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舒新城的早期主要文献汇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4卷，1928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3卷，1962年）以及多贺秋五郎编的最近文献汇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第3卷，1976年），都将在下面参考书目中提到。
[2]关于识字教育，见伊夫林·S.罗斯基的《清代的教育和民众识字》。关于书院，见蒂尔曼·格林：《广东的书院与城市制度》，载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75—498页。关于1911年前的新学校制度，见萨利·博恩威克：《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变迁：现代时期的开端》。关于商务印书馆在教育方面的业绩，见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它包括了1897—1972年该馆的大事、出版物和报告书等。关于一个省份（山东）的教育变迁，见戴维·D.巴克：《济南教育的现代化，1899—1937年》，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的《两种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第171—212页。现代中国教育的综合问题将由苏珊·佩珀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4章论述。
[3]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和《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7章和第8章。关于更近的新成果，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叙事史》。
[4]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会的调查报告全国有职业学校1553所。到192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由一百余个教育团体组成。《中华年鉴，1926年》，第423页。
[5]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M.詹森著第6章，引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这是这位研究中日教育关系的日本第一号专家的主要著作。
[6]汪一驹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综述的主要内容，实际包括晚清努力向日本学习以及关于这个题目的以后许多方面的大量资料。中日学术关系各个方面在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7]有多少人毕业不明。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119—120、167、185页引用华美协进社的资料。
[8]刘子</a>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a>》，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111页。
[9]这种矛盾心理已由李文森特别加以说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阶段和中国阶段》。
[10]为获得民国革命一代的教育家所受训练的形式的印象，我们考察了75人的经历如下：
上述资料根据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全8卷）中名人的代表性抽样。不可避免在分类时有重复。对《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参加过各种自由维新运动的全部名人的社会背景的进一步调查，表明1/3以上是学者官僚阶级出身。弗吉尼亚·E.雷诺兹：《社会运动：中国领导阶层分析，1895—1927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部分VB：数量综合。
[11]为获得1912—1949年学术界名人事业活动的印象，我们统计了173人所从事的工作的类型。大约1/3的人从事一种以上的活动。
此表根据《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173人的传略，他们的专业活动范围从部分从事（如仅短期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到毕生从事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诸方面工作。人们公认这群人是有选择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积极地影响近代教育界发展的人物。
[12]王风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第5页。王是时在长沙晨光大学任教。
[13]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各种见解，见史华慈在《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8章中的概括；又见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14]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清代轶闻》卷5，第1—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59—160页。关于同文馆，见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在1901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后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如谷如墉领导下的山西大学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第1部，第295页。然而，H.S.布伦纳特和V.V.哈格尔斯特罗姆1910年在所著《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中记载，只有一所新大学设在北京（第223页）。在20世纪20年代，年鉴列举6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年》列举这些大学设在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434b页）。
[15]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160页。
[16]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第268页。
[17]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96—297页。
[18]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在《大学令》中，“宗旨”在1917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671页。
[19]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1页。
[20]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0—271页。中国共产党对北京大学校史的看法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
[21]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473—474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的忠告相反，引用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斯集》，第55页。
[22]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6—279页。1920年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尹默，语言学教授钱玄同，英国文学教授辜鸿铭</a>，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授化学。
[23]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80页。
[24]同上书，第291—296、297—298页。
[25]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第136—137页。
[26]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6—297页，和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自述，同上书，第276页。
[27]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57、64—65页。
[28]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83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1卷，第101页。
[29]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页。
[30]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7—9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1906年停办，所以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31]同上书，第8—10、13—14页。
[32]同上书，第14—15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形成鲜明的对照。
[33]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17页。
[34]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35]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6—67页。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
[36]《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8页。
[37]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38]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2页。
[39]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531—533页，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6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11章（柯文著）和《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3章（费维恺著）；又见威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年》；和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40]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65页。
[41]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42]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8卷第1—2期（1921年1—2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103页。
[43]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只有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44]属30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30—333页。
[45]关于1935年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第一手报道，见参加过抗日示威宣传的燕京大学美国学生休伯特·弗雷恩所著的《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又见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
[46]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3辑第4卷，第728—733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年7月），第395—416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详细情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于反教会运动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年）。
[47]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48]1927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注意收回教育权”。戴：《之江大学：简史》，第56、59—60页。参阅卢茨：《基督教院校》，第225页。
[49]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49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12月）上蔡元培的发刊词。
[50]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年）。
[51]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297页。
[52]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1页。
[53]中国科学社9名创办人中有4人（包括胡适）起初曾在农学院学习。9人内有任鸿隽（1908年曾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在美国攻读化学前曾于1912年在南京协助孙逸仙）和杨铨（1909年在上海一所新学堂时曾经是胡适的学生，以后在美国攻读工科前也曾于1912年任孙逸仙的秘书）。
[54]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94—95、169页。
[55]同上书，第216—226页。
[56]迈克尔·亨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3期（1972年5月），第539—559页。
[57]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第210—212页上的数据。
[58]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关于该校1949年前多达500页的校史，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
[59]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第3—4页。
[60]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在中国》第5章，指出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军事当局之间派系纠纷的极端复杂性。1921年6月3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师欠薪数月后，学生和教师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被开枪驱散，多人死伤。《教育杂志》第13卷第7期（1921年7 月20日）第2—4页报道了这一事件。
在运用美国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国的道路上的困难，可从一系列著名的传记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劳伦斯·A.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a>》；贾祖麟：《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斯蒂芬· N.海：《亚洲东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批评者》；又见R.W.克洛普顿和欧俊臣（音）编译：《杜威在华讲演集，1919—1920年》和孟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61]陈之迈：《求学与治学》，载《蒋廷黻的治事与生平》，第19页。
[62]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年9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集》，第7页。
[63]《逝者如斯集》，第9—12页。
[65]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页。
[66]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物，其中有赵元任、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67]任鸿隽后来回忆，自1918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如今有了这个有赠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25年”项下）。1929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68]《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4页。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载《现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68页。
[69]1981年8月15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2—1978年），助理司库（1935—1978年）和理事（1962—1978年）。
[70]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年”。
[71]《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72]《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卷，第221页。
[73]例如，1922—1923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汉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讲演形而上学，而主持人张君劢</a>挑起关于“生命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论战，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94—135页；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135—160页；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190—196页。
[74]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译者
[75]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29页，又130、149—151、155页。又见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第3章。
[76]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106—109页；又见下列中国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史：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L .埃塞尔·华莱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77]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91—109、129—135页；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30、209、120—211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在1930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78]《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卷，第430页。
[79]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54页。
[80]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81]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年”一节。
[82]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239期（1982年4月），第125页。
[83]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39页。
[84]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6页。
[85]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5页。
[86]《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25、138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130页；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载《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503页。
[87]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3—176页。
[88]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5—177页。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1928年至30年代初国立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89]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9页。
[90]同上书，第183—190页。
[91]同上书，第191—201页。
[92]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年6月27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a>辞职；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63页。
[93]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第5章；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94—170页。
[94]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73—75页。杨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1931年），该校学生注册人数约为400人。
[95]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表60，第100—101页。可惜，该表未单独列出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
[96]梁实秋</a>：《谈闻一多》，第73—101页。
[97]注：（1）“私立”类包括教会大学院校；（2）数字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册并得到教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3）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数据在官方数字中缺；（4）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第504—514页给出稍微不同的一组数字。在黄建中的表中，院校总数达108所，未给出确切年份；然而，各类的相对规模与教育部的1934—1935年数字相同，因此：国立，24所；公立技术，2所；省立，28所；市立，2所；私立，52所。这些总数可同1928—1931年院校86所的官方数字比较，该数字包括大学59所，其中国立15所，省立17所和私立27所；技术学校27所，其中公立21所和私立6所。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年8月至1931 年7月）》，表1。
[98]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4页。
[99]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2部分“表”，第2—3页，其中表1《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所列年份从1928年到1934年；与中国和土耳其对比，美国（1932年）居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73人，而日本居第22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9人。
[100]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页。
[101]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7页。全国科学评议会在1935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11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该院10个研究所的所长，同上，第9—11页。
[102]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载《近代史研究集刊》第7集（1978年），第33—36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国科学社矢志不渝的成员。
[103]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17页。
[104]应为农商部。——译者
[105]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190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3卷，第67页；李济：《安阳》，第34—48页。
[106]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版，1977年，第3—18页综述中国考古调查的发展。
[107]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除大量医学事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民教育、农业研究、图书馆及其他方面的事业，特别是在30年代。
[108]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397页。
[109]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1页。
[110]“成志会”出版了会史和会员名录，现在已不再是秘密。会员有冀朝鼎、蒋廷黻、蒋梦麟、方显廷、何廉、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邹秉文、翁万戈、晏阳初。据1979年8月翁万戈私人通信。
[111]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6、39—40页。方显廷指出，张伯苓为南开大学聘请了许多有能力的教职员，“特别从他自己的团体成志会的会员中聘请”。同上书，第38页。
[112]同上书，第41—42、45页。
[113]同上书，第45页。托尼的研究写成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2年）一书。托尼又同C.H.贝克尔 [柏林]、M.法尔斯基 [波兰]和P.郎之万 [巴黎]一起写了一份国际联盟报告，题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报告提出许多问题，包括美国教育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
[114]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5—47页。赠款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增聘六名刚从美国回来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
[115]见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 又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这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的本领域的带头人的著作。
[116]在这项调查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项目代表步济时同许世连（音）一起工作。步济时和甘博在1921年出版《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见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919—1945年》（未刊论文，1984年，得到著者同意引用）。又见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117]吴文藻的学生有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的著者）、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的著者）和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的著者）、又见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
[118]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的档案。
[119]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为梁思成著：《中国建筑画史：其结构方式的发展和其形式演变之研究》写的序。
[120]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1—198页。
[121]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122]这一说明根据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6—16页；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16—1936年》，第221、224页。
[123]到1926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册），清华第二（87000册），岭南第三（68000册），金陵第四（61000册），以下是交通、南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年》，第430页。
[124]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13页。袁成（音）：《袁同礼：赞颂》，第53—54页。
[125]《袁同礼：赞颂》，第55页。
[126]同上书，第56—57页。
[127]《袁同礼：赞颂》，第234页。
[128]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卷，第583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a>先生》，载《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129]见《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130]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23—224页。
[131]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年回忆录》，第71—76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大学院个案，1927—1928年》，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776页提到蔡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132]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第157—174页。
[133]见孔斐力在本书第7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第3、5、6章；和查尔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
[134]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年7月14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8、9章。
[135]《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1919—1937年》中有分析。
[136]翁文灏于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
[137]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138]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
[139]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页。这个情节罗家伦在《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斯集》，第98—102页。
[140]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3页；又见《教育杂志》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特辑。
[141]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3页。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29页。
[142]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22—26页。因为得不到10所院校的数据，而且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143]《战时中华志》，第189页。根据另一计算，1936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39275386元，不及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a>：《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7页。
[144]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朱家骅：《抗战第八年之教育》，载《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2页。
[145]见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146]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载《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之一），第25—39页。
[147]《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3页。
[148]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见梁实秋：《谈闻一多》，第109页，引自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吴晗</a>：《悼亡友闻一多》。关于战时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和身体虚弱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
[149]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0页。
[150]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钱端升后来的一部研究专著《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分析了国民党军国主义的成长。
[151]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7—198页。
[152]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44—50页。又见本书第13章。
[153]《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第22—24页。
[154]同上书，第24页。关于全情，见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育》。
[155]《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108页。
[156]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
[157]关于战后两年来的中国教育状况，见《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12—13页；又《中华教育界》新2卷第1期（1948年1月15日）和新2卷第2期（1948年2月15日）的特辑。关于高等院校的损失、人员、现状和1947年可望实施的补救措施之详情，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中国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国的机构为满足这些需求的计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同一作者的《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实验，1942—1949年》是一部官方的40年代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史，顾临任国务院顾问，是计划的设计者之一。
[158]《观察》第1卷第1期，第3页。68个知识分子的姓名作为“投稿人”出现在《观察》创刊号的扉页上，其中有些是学术界最著名的人士。
[159]同上书，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