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论《物种起源》中的观点与有机界现象原因完整理论之间的关系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position of"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In Rtion to the Completd Theory of 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a of Organic Nature·


    各位必须明白，那不是一本想象中让人读起来心旷神怡的书。第一次读的时候，你感觉像是读小说，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第二次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知道得更少了。第三次读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你对它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实在懂得太少了。我可以肯定地跟大家说，每一次我拿起它，都能发现以前遗漏掉的新观点、新见解或者新建议。这是一本全面深邃的著作所具有的最佳特征。我相信《物种起源》的这个特点说明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不顾那些纯粹是浪费纸张的评判和批判而去研读它的。


    形态多样的达尔文雀为进化论提供了关健线索。


    在前五次讲座中，我给各位介绍了一些事实以及如何利用它们来研究有机界现象背后原因的推理过程。尽管和其他以后谈及这个话题的所有人一样，我时不时地要引用达尔文先生的著作《物种起源》，但是你们必须记住，每次我所引的都不是他的理论观点或某一假说的陈述</a>，而是正巧出现在他的著作中，由他转述的或亲自收集的客观事实。如果有人想就一个问题著一本书或一本百科全书的话，那我恐怕就帮不上忙了。


    既然有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各种理论的不同结论，我会尽量公正地把达尔文先生的观点呈现给大家，并且尽量公正地告诉各位，按照我前面提出的判断、所有理论和假说的准则来判定他的理论处于怎样的位置。


    我已经说过，关于有机界现象背后原因的探究可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一是生命或有机体的起源问题，二是生命起源以后的改变和维持问题。第一个问题达尔文先生就没沾边儿，他根本就没理这回事儿。但是他说道：“在假设有了有机体、它的创造过程已经完成的前提下，我的目标是说明什么规律、有机体的什么特性和环境造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有机界现状。”你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命题。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设定他研究的范围。最为奇怪的是，在对《物种起源》众多常常是无知的攻击中，这个研究范围界定问题居然备受攻击。人们在无法对该著作进行攻击时，就会说：“你们看，说到底，达尔文先生关于物种起源的解释并不太好，因为最终他还是承认了他不知道有机体是怎么来的。但是如果你接受第一个有机体是特殊创造出来的，你当然可以接受其他所有的有机体都是同样创造出来的。五百或五千次不同的创造跟一次创造同样容易理解和接受。”对于这些挑剔的回应有两点。首先，所有人类的研究都是有个限度的。我们所有的知识和研究都不会超出我们自身能力的限制，也不会完全消灭与纷繁芜杂的现象形影相随的未知数。其次，我斗胆说一句，人类活着的目的和最高目标不是去创造那么一个能够消灭所有未知的怪物，而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点点儿地扩大我们活动的范围。


    我在想，是否可有历史学家曾经遇到这种反对，说没事儿去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没法确切知道罗马城的起源及其第一座建筑的任何信息！牛顿或开普勒这些伟大哲学家的伟大发现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跟他们说：“虽然你们能够说出行星是怎么运转的、它们怎样维持在轨道上，但是你们却无法说出太阳、月球和星星起源的原因。那你们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公不公平？但是《物种起源》所遇到的反对和诘难的荒谬程度丝毫不比这些差。达尔文先生完全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划定自己的探究范围。现在我们唯一的问题和有限的探究就是确认他的探究方法是否合理，他是否遵守还是打破了所有的研究都必须遵守的规范。正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基本上都限于这个问题，我才在前面的讲座中不厌其烦地跟大家讲科学探究总的方法和性质（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最好把时间花在别的话题上）。现在我们可以把我前面所提出的原则派上用场了。


    我用事实而不是空话向大家说明，不管我们要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小问题，还是哲学家所要面对的抽象复杂的大问题，每当有一大堆复杂的现象需要探究时，我们解开复杂现象链条、寻求其背后原因的过程和步骤总是一样的。任何情况下，我们总是必须提出假设，在我们面前摆上几个多少可能的有关其原因的猜想，然后通过下面三种实验，一方面努力地去证明我们的假设，另一方面努力地推翻和排除我们的假设。首先，我们得准备去证明假设中的原因在自然界是存在的，它们是逻辑学家所谓的真正原因（vera causae）；其次，我们得准备去证明假设的原因能够产生我们想要解释的现象；最后，我们应该能够证明没有别的已知原因能够产生这些现象。如果能够成功地满足这三个条件，那就成功地证明了我们的假说，或者说已经在最大的可信度上证明了我们的假说，因为说到底，没有一个我们坚信的信条会不被推翻或者随着知识的积累无须修正。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些条件，我们才相信前面案例中有关茶壶和勺子失踪的假设。我们认为我们的假设是站得住脚的并且合理的，因为假设的原因在自然界存在，因为假设的原因能够解释那些现象，也因为没有别的已知原因能够解释那些现象。任何你提出的假说在科学中能处于类似的状态，就会被认为是站得住脚和合理的，从而为人们所接受。


    那么，达尔文先生的假说是什么呢？我所领会的——因为我把它转化成了常人更易理解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完全照搬它著作的原文——就是有机界所有过去和现在的现象都是由于有机体中的返祖性和变异性与生存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假定有了有机体的存在、它具有遗传其特征的倾向、还具有偶尔变化的倾向，最后还伴之有机体周围的生存条件，所有这些即共同构成了有机界过去和现在状况背后的原因。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达尔文假说。现在我们来看看它是怎样通过我刚才设定的各种检验的。首先，这些假定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在自然界存在吗？有机体的性质——返祖性和变异性——和我们所谓的生存条件这些现象是否真正存在？如果它们不存在，那我前三四个讲座中的内容当然就是不正确的了，因为我一直在试图证明它们是存在的，而且我相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们确实是存在的。因此，达尔文的假说至此还是能够成立的。


    但是检验下一条就没那么容易了，那就是，是否有证据表明这些原因能够造成这些有机界的现象？我怀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容置疑的。正如我向大家所展示的那样，它们完全有能力造成自然界的所有种族所表现出的所有现象。而且我相信它们能够解释所有自然界的种表现出的我们称之为“结构”的现象。这一点上我稍微有所夸大。还有，我认为这些假定的原因能够解释种的大多数生理特征。我不仅仅这么想，而且我认为它们能够解释很多其他假说中完全无法解释、说明或理解的东西。要想得到关于这些信念背后原因的详细阐述，你们必须参考达尔文先生的著作。我现在能够做的只是从中随机地挑出两三个例子来证明我的看法。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要大家注意我们的分类系统中所体现的事实，这个分类系统是对动物界不同成员进行观察和相互对比的结果。我提到，整个动物界可以分成五个亚界，每一个亚界又可以分成门，每一个门又可以分成纲，纲又可以进一步分成更小的分类单位目、科、属和种。


    在每一个类群中，随着类群变小，类群成员之间在结构上的相似度不断增加。这样，一个人和一条蠕虫同属动物界的成员，是因为它们拥有虽然很少但却是非常根本的相似性。一个人和一条鱼是属脊椎动物亚界，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似度比它们与蠕虫、蜗牛或其他亚界成员之间的相似度更大。同理，人和马被一同放在哺乳动物纲中；人和猿同属于灵长目。如果有什么动物更接近于人而不接近于猿，但是与人之间却有着重要而稳定的组织上的区别，我们就应该把它当成同科或同属中的不同种。


    能够把所有的动物类型放进这种独特的、具有上下隶属关系的类群中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但是达尔文先生说，如果他所陈述的原则是正确的话，这个结果就是理所应当的。那些通过返祖倾向、变异倾向以及限制和改造这些倾向的生存条件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种族，例如以我带来的那些鸽子为例，已经表明它们能够被归类放进五个主要类群之一，在这些类群中还有次一级的类群存在。就如同科下面有属，目下有科，纲下有目一样，这些类群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这些类群都和野生的岩鸽有着相同的结构上的关系，就像任何自然类群中的成员和它的现实或想象的模式类型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知道，所有各种类型的鸽子变种都是由一个共同的血统——岩鸽通过选择性繁育而来的。由此可见，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是由一个共同的血统而来的话，那么它们结构上的关系以及我们用来表达这种关系的分类系统就会跟我们所发现的一模一样。换句话说，到此为止，达尔文假设的原因能够产生和真正的原因类似的效果。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组明显的事实，即所谓的残余器官的存在。这些器官按照动物经济学来说，我们找不到它的明显用途，但是它们还依然存在。


    例如你们在这儿看到的马腿上的掌骨，它对应于人类手的指骨和脚中的趾骨。在马的身上它们属于残余器官，马既不长指骨也不长趾骨，所以马的前脚中只有一个“手指”，后脚中只有一个“脚趾”。但是奇怪的是，与马亲缘关系较近的动物的趾骨数目都比马的多，例如犀牛就有更多发育良好的趾骨，但是解剖学证据清楚地表明它确实跟马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在跟马有密切的解剖学关系的动物身上充分发育的器官，在马身上却成为残余的器官。


    还有，羊和牛没有门齿，只是在上颚有一个硬的垫。这是反刍动物中常见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在小牛的上颚有一些从未发育的牙齿的残余，它们从来就没起到牙齿的作用。如果你追溯历史，就会发现从前已经灭绝的反刍动物的同类在上颚有着发育充分的门齿，现代的猪（在结构上与反刍动物密切相关）在上颚也有发育完善的门齿。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在一个动物身上充分发育且十分有用的器官，在另一个亲缘关系密切的动物身上却变成没有任何用途的残余器官。还有，须鲸在嘴中有角质的鲸须板，没有牙齿；但是幼小的胎鲸在出生之前颚上却长有牙齿，但是这些牙齿从来都没有用过，也从来没有长成过。但是鲸所属类群的其他成员却上下颚都长有发育充分的牙齿。


    我认为，按照创造论的说法，这类事实完全是没法解释的，但是有了达尔文先生的假说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长须的鲸和长牙的鲸都是从曾经长牙的鲸那里发源的，胎鲸那胎生牙齿只是已经消失的器官残留，也许可谓之痕迹。在马和犀牛的例子中，假设二者都是从同一个曾经长有正常数目脚趾的祖先经过变化而来，那么马身上还有不再起支撑作用的残余脚趾骨这个现象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在英格兰语言和希腊语言中，单词的组成中有相同的词根或元素。只要我们认为英语和希腊语是独立发明的语言，那么这些事实就会变得无法理解。但是一旦知道这两个语言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源头——梵语——来的，我们就能够解释这些相似性了。同样，外观上形式各异的各种动物在组成上有着完全相同的结构元件——如果我可以这样叫的话，也是支持这些动物都来源于同一祖先的一个明证。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种证明。前面提到整个系列的层状岩石的巨大厚度高达六七万英尺，虽然它们代表的很可能只是过去时间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们却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唯一记录。在一系列岩层中你会看到动物一群接一群地不断兴起又消亡，你从一套地层走到另一套地层就跟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似的。你会发现这种持续的类型演替——它们的踪迹只有搞科学的人才能够识别。当你看到这些奇妙的历史，追寻其背后的意义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一切都是神创造的”，那就是用敷衍了事的话搪塞你呢！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把这些各式各样的生物看成是由一个原始类型经过逐渐变异的结果，那么这些事实就变得有意义了，那些过去的存在必然是现在的先驱。按照这种观点，古生物学的事实就有了意义，而按照任何其他的假说，我都无法从这些事实中看出丝毫的知识和意义来。与此相关的还有保存在地层中的不断演替的动物群和植物群独特的相似性：除非你有理由相信二者之间有漫长的时间间隔或巨大的条件变化，否则你在两个紧紧相邻的动物群或者植物群之间不会发现任何巨大的差异。例如在世界各地最新形成的第三纪岩石中，动物都毫无例外地和现在生活在当地的动物密切相关。例如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现存动物有犀牛、河马、大象、狮子、老虎、牛、马等等；如果你考察一下最新的第三纪的沉积物，其中会有很多现在就生存在当地的动植物，虽然从中你不会发现巨大的食蚁兽和袋鼠，但是你会发现与犀牛、大象、狮子、老虎等动物亲缘关系接近的不同种。如果你转到南美洲，那里现在生活着大型的树獭、犰狳之类的大型动物，那么在最新的第三纪沉积物中又能找到些什么呢？从中你会发现大型像树懒的大懒兽（Megatherium）、大型的犰狳、雕齿兽（Glyptodon）等等。如果转到澳洲，情况也是一样的，历史中最近的生物也许在属种上和现代的有所不同，但大的类群和现代生物是相同的。


    除非引用逐渐变异这一假说，否则这些事实对于其他假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世界上任一时间的生物群落是之前群落逐渐变异的结果，这就容易理解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期望巨型哺乳动物经过变异就应该产生像大象这样的结果，犰狳之类的哺乳动物经过变异就应该像犰狳一样。按照这个假设，这些事实都是可以理解的；按照别的我所知道的假设，这些事实就是难以理解的。


    至此，古生物学的证据几乎完全是与逐渐变异的原则相吻合的。这些证据并非和马耶（De Maillet）粗糙的假说或者拉马克（Lamarck）勉强让人可以接受的假说完全不符。但是达尔文先生的观点有它独特的优点：它能完美地解释让其他渐变论假说束手无策的事实。达尔文先生假说的一个明显优点是，它不需要持续不断的连续变化，不管经历多长时间，它总是与某一个原始类型的延续及其在时间上的变化完美吻合。例如，我们回到家养鸽子品种的例子中，舍鸽（Dove-cot pigeon）跟岩鸽非常相似而且是由后者演变而来的，它们恰是与其他品种同时存在的。如果种在自然界是按照同样的方式形成的，那么原始类型和它的变型常常很可能各自都会找到适合它们的生存条件。尽管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互间会形成竞争，但是派生的种不一定会完全根除掉原始的种，反之亦然。


    现在古生物学的证据显示，很多事实与达尔文先生假设的物种形成过程的实际效应完全吻合，但是却与任何其他已经提出的假说格格不入。在化石世界里，有很多的动植物类群被人们叫做“持续类型”，因为它们在周围的生物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候还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有很多科的鱼，它们的结构从二叠纪一直到白垩纪都维持不变，还有的则在从里阿斯［1］到老第三纪的几乎整个中生代都未发生变化。这些事实确实非常惊人——想象一下，一个属历经如此之漫长时间，在周围的一切几乎都发生了改变和改造的情况下，却依然维持着原貌！


    因此我毫不怀疑，人们会发现达尔文先生的假说能够解释自然界的种所表现出的大部分现象。但是我在前面的讲座中曾经谨慎地提到，在解释种的生理特点时有它的限度。


    实际上，现有的选择性改造理论无法完全解释某些特点，那就是我在谈到杂种时提到的一组现象，问题在于某些种在杂交后它们的后代会不育。问题的关键和这种不育性是否广泛存在没有丝毫关系。每一个假说都应该解释它所针对的全部事实或者无论如何不能与之冲突。如果有一件事实与假说不相吻合（我不仅指无法解释而且还指截然相反），那么这个假设就变得站不住脚了，它就一文不值。在否定一个假说的时候，一件绝对的反例和五百件反例具有同等的价值。如果我这么定义一个假说的条件是对的话，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免受各种可能的攻击，达尔文先生应该能够证明，两个相互不育的类型或者两个杂合体相互不育的类型，通过选择性繁育可以培育出一个特有的血统来。


    因为你们看到，如果不这样做，你就没法达到前面提出的所有严</a>格的检验标准，你就没有证明你所假设的原因能够造成自然界所有的有关现象。杂种的现象就摆在你面前，你却不能说：“通过选择性改造我就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现在大家公认，现有的实验数据还没发现通过选择性繁育能够产生这么大的生理上的分歧。我曾经说过现在又来重复，是因为一旦能够证明这件事情不但没有做而且不可能做的话，一旦证明从任何一个血统都无法选择性地繁育出一种类型，它与来自同一血统的另一类型无法杂交，如果这是所有实验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我认为达尔文先生的假说就会土崩瓦解。


    但是人们对此已经做了什么？或者说对此的研究现在实际处于什么状态？现有情况只是；在目前我们所进行的繁育中，我们还没有从一个共同的血统中繁育出某种程度上相互不育的两个品种来。


    一方面，我还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事实可以让人有理由说，两个绝对是从同一个血统经过选择性繁育培养出来的品种之间有某种不育性。另一方面，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事实可以让人有理由说，这种不育性即使经过适当的实验也没法达到。就我来看，我有理由相信这种不育性是有可能、也将会达到的。因为正如达尔文先生恰如其分极力主张的那样，当我们考察不育性时，我们发现它是最为善变的，我们还不知道决定不育性的因素是什么。有些动物在被捕获的状态下是不育的，是不是仅仅由于它们被关起来丧失了自由造成的，我们尚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它们肯定不生育。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啊，动物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竟然被简单的囚禁给剥夺了！


    已经有例子表明，有些已被博物学家认定为是不同种的个体，却会交配并生育完全可育的杂种，同时还有现在大家都以为是变种［2］的个体，相互之间倒是多少有些不育。还有其他真正奇怪的情形，例如有一个经过仔细考证的情况：有两种类型的海藻，其中海藻A的雄性成员能够使海藻B的雌性成员受精，同时海藻B的雄性成员却不能够使海藻A的雌性成员受精。所以第一个实验看起来好像表明它们是两个“变种”，第二个实验却使人坚信它们是两个“种”。


    鉴于不育性如此善变和不确定，以及我们对于其影响因素的无知，我想我们没有权利来确认这种状况将来不会逐渐改善，我们没有理由设想我们不能够通过实验得到我前面所说的关键性结果。因此，尽管达尔文先生的假说现在无法让我们摆脱困境，但是我们决没有权利说它将来也不会。


    在你不能解释的事情和那些会推翻你结论的事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假说能够解释所有的相关事实，但是这和有事实完全反对你的结论是两回事儿。这种情况下，你只能说你的假说和其他很多假说的处境是一样的。


    下面检验第三条——没有其他的原因能够解释这些现象。我曾经解释过，你得能够说，除了你假设中的原因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已知原因能够造成这种现象。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达尔文先生的观点很有优势。我完全相信除了达尔文主义理论外别无选择，因为除了达尔文的假说之外，我找不出任何一个在科学中能占据某种地位、关于有机世界的合理理念或理论来。我想不起任何一个力图解释有机界现象的主张，其拥有的证据量能够达到支持达尔文先生论点的千分之一。不管达尔文的观点遭遇什么样的反对，有一点是确定的：所有其他的理论绝对不是它的对手。


    以拉马克的假说为例。拉马克是一个伟大的博物学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并对有机界某些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提出了看法。他说过，由于意愿和随后相应的行动，动物本身多少会有所改变是一个经验事实。因而一个人如果像铁匠那样锻炼，他的臂膀肌肉就会健壮发达，这种身体上的改变是特定行为和锻炼的结果。拉马克认为，通过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的一个简单假设，他就能够解释动物不同物种的起源：例如靠捕鱼为生的短腿鸟，为了能够抓到鱼而不弄湿身体，经过几代个体不断拉伸的结果，就会变成长腿。如果拉马克能够通过实验证明，哪怕动物的种族是可以这样形成的话，那么他的假说就有成立的基础。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的假说被人们丢弃和遗忘了，这是它应得的命运。在前面的讲座中，我说过有太多各种各样的假说。当有人跟你说达尔文先生证据充分的假说只不过是对拉马克的假说稍加改动而已，你就会知道这些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能力有多少了。


    但是你们必须记住，当我说除了达尔文的假说之外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接受他的观点，整个自然界就会变成一个无法理解其意义的谜团时，我的意思是，我暂时接受他的论点，就跟我接受其他的假说一样。从事科学的人不会把自己抵押给任何信条，他们不受任何条款的限制。每一个信念他们都会巧手呵护，但一旦发现它与不管多大的事实相冲突，他们就会欣然放弃。如果以后我发现需要这样做，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们面前坦陈我观点的任何改变。只要它对我们有所帮助，能够服务于我们的伟大目标——提高人类的素质、扩充人类的知识——我们就会像接受其他观点一样接受这个观点，并且保留它。一旦这个或其他的观念不再服务于这个大的目标，那就让它随风而去吧。我们才不管它会怎么样呢！


    但是实话实说，尽管我一直在密切关注达尔文先生著作的发表所激起的各种争议，但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不育性问题外，人们提出的大量反对意见和质疑没有一件具有真正的价值。剩下的都是由于偏见、知识匮乏、还有缺乏耐心或细心去仔细研读专著等等造成的误解。


    各位必须明白，那不是一本想象中让人读起来心旷神怡的书。第一次读的时候，你感觉像是读小说，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第二次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知道得更少了。第三次读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对它那博大精深的内容实在懂得太少了。我可以肯定地跟大家说，每一次我拿起它，都能发现以前遗漏的新观点、新见解或者新建议。这是一本全面深邃的著作所具有的最佳特征。我相信《物种起源》的这个特点说明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不顾那些纯粹是浪费纸张的评判和批判而去研读它。


    结束这些讲座之前，我必须再谈一点。虽然达尔文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人类，这个话题跟我的关系比跟他的关系更大，但是我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强烈表示，如果达尔文先生的观点是合理的话，它就应该像适用于低等动物一样适用于人类，因为事实表明人和猿之间结构上的区别并不比猿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更大。毋庸置疑，那些关于从原始马到马或从一种猿到另一种猿的变异的论点，同样适用于从更简单更低等的血统到人的改良。从功能、结构、道德、智力直到本能，没有一样是没法改良提高的。没有一样能力不是依赖于结构的，因为结构会变化，所以这些能力也就能够相应得到改良。


    我曾经多次费尽心机想证明这一点。我也努力想去满足那些反对者，他们认为人和低等动物之间结构上的差异如此巨大，因此哪怕达尔文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也无法想象这种改变会发生在人身上。但一方面，实际上很容易证明，在结构方面，人和其下紧邻的动物之间的差距并不比这些动物和同属一目的其他动物之间的差距更大。另一方面，没有人比我更加高估人的尊严以及人和整个动物界之间在智力和道德上的鸿沟。


    但是我发现有人激烈地辩驳说：“你说人是通过某些低等动物的改变而来。你竭尽全力证明人脑中所说的结构差异实际上并不存在。你宣称所有的智力、道德和其他的功能最终都是结构和它们施加的分子力的表现或结果。”一点儿没错，我确实说了这些话。


    “但是”，有一次有人沾沾自喜地说，“你也同样说过人和低等动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道德和智力上的差距。你怎么可能一方面声称道德和智力的特征取决于结构，另一方面又说人和低等动物之间在结构上不存在这种差距？”


    我想这种反对是由于对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机制和功效之间关系的误解造成的。功能是分子力和分子排列的表现，这一点没错。但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由于功能的变化取决于结构的变化，因此前者总是和后者成正比呢？如果没有这个关系，如果结构变化引起的功能变化比结构变化本身大得多的话，这种反对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拿几块手表来放在桌上。这些手表出自同一个制造者，尽可能完全相似。每一块手表的功能，也就是它们的走速，是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完成的，你在它们之间不会看到任何区别。但是我现在拿一把镊子，如果我的手够稳当的话，我只轻轻地挤压一下平衡轮的轴承，或者把其中一个摆轮上的齿轻轻地弯个角度，当然你们知道这么一弄手表马上就会停摆。但是这里结构上的变化和功能上的后果是什么样的比例关系呢？难道明摆着的不正是，尽管结构变化微不足道，但是它却在这两个仪器的功能上产生了迥然相异的区别？


    现在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是什么构成了人、又成就了人？是人的语言能力，是它使得人可以记录下自身的经验，使得一代比另一代更加聪慧，与宇宙确定的秩序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正是这种言语和记录经验的能力，使人能够在蒙昧中通过前因后果来理解美妙宇宙的运转，使人成为人。除了它，还有什么能够把人和整个荒蛮的世界区分开？我认为这一功能上的差异是巨大的、深奥的，其影响也是无限的。同时我也认为这可能依赖于我们现有探测手段绝对无法测定到的结构上的差异。我们所说的言语是什么呢？我现在正在说话，但是如果你对现在正在控制我嗓门肌肉的两根神经的力度比进行最轻微的变动，我马上就会变成哑巴。只有在声带是平行时，才能发出声音；只有在某些肌肉完全对等地拉紧时，声带才会平行；而肌肉的对等拉紧又和我所说的两根神经的行为上的对等性有关联。因此这两根神经之一在结构上、神经发源部位上、这些部位的血流供应或者神经所分布的肌肉上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可能使我们变哑。被剥夺了与会说话的人们进行交流的权利的聋哑一族确实就离野蛮不远了。虽然博物学家在他们身上发现不了一丝特殊的结构差异，但他们和我们在道德及智力上的差别实际上是无法估量的。


    让我们放下这个话题吧。总结一下，你们可以把下面的话当成我最终的信念：达尔文先生的著作是自从居维叶（Cuvier）发表《动物界》（Règne Animal）、冯·贝尔（Von Baer）发表《发育史》》（History of Development）以来生物科学中最伟大的成就。我相信，即使去掉其中的理论部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物学百科全书。我相信，作为一个假说，它将注定成为未来三四代人生物学和心理学假说的指南。


    老年时候的赫胥黎夫妇。


    祖孙三代


    赫胥黎、伦纳德、朱利安。1900年，伦纳德（Leonard Huxley, 1860—1933）出版了父亲的传记《托马斯·赫胥黎的生活和书信》。这部书的成功使得伦纳德升职为校长，并从此步入文学界。


    赫胥黎的女儿Marion，她嫁给了著名画家科利尔（John Collier, 1850—1934），此油画即为科利尔所作。


    赫胥黎写给女婿的信。


    朱利安在爷爷赫胥黎的画像前。


    朱利安（Julian Huxley, 1887—1975）从小被父母教导说，要“像伟大的爷爷那样，要给爷爷争气……”。


    赫胥黎与朱利安合影


    朱利安后来成为一名科学家，并担任地位很高的公职官员——教科文组织第一界总干事。


    孙子</a>奥尔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


    1895年，赫胥黎逝世时，奥尔德斯还不到一岁。但由于赫胥黎是整个家族的骄傲，所以他留给孙子的影响从来不曾消失过。奥尔德斯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他以小说和大量的散文作品闻名于世。奥尔德斯在1932年发表的赫胥黎纪念演说中对爷爷进行称颂，用引人注目的词语赞扬他那“明晰得令人惊奇的”风格。


    孙子安德鲁·赫胥黎（Andrew Huxley,1917—　），荣获1963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1864年，赫胥黎发起组织了“×俱乐部”，这是英国此后近30年里最有影响的科学团体。参加的成员有植物学家胡克，物理学家延德尔，数学家卢伯克，哲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等等。“×俱乐部”每月开一次会，主要讨论和批判当时学术上的偏见。


    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 1817—1911）


    斯宾塞（Herbeert Spencer, 1820—1903）


    赫胥黎


    延德尔（John Tyndall, 1820—1893）


    卢伯克（John William Lubbock, 1834—1913）


    赫胥黎正直的品格和在科学上的贡献，使他获得了科学界的普遍称赞。他除了在英国担任多个学会的会长之外，先后还被53个外国科学学会授予多种荣誉称号。赫胥黎一生获得很多荣誉和奖章，《新大英百科全书》给予他高度评价：“尽管有些科学家的成就比他更伟大，但是，在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同时代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方面，几乎没有像他那样广泛而深刻。”


    1852年，赫胥黎获皇家学会金奖（Royal Medal），他是获得该奖最年轻的一位。


    1888年获得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


    1890年获林奈学会奖章（Linnean Medal）。


    1876年获得沃拉斯顿奖章（Woston Medal）。


    1894年获得达尔文奖章（Darwin Medal）。


    赫胥黎奖章（Huxley Memorial Medal）


    赫胥黎奖章是1900年为纪念赫胥黎而创设的，是国际人类学的最高学术荣誉奖。


    赫胥黎一生发表过150多篇科学论文，他编写的许多教科书在英国的学校中被广泛使用。


    赫胥黎的墓地


    1895年6月29日，集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演说家于一身的赫胥黎在伊斯特本逝世，享年70岁。


    拉马克是第一位在其成熟的作品中明确提出生物进化思想的博物学家。


    莱伊尔在其《地质学原理》中对拉马克的理论进行了评析，“进化”一词也首次在此出现。有趣的是，莱伊尔在书中介绍拉马克的同时也尽力地打击他。这种思想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


    华莱士几乎与达尔文同</a>时理解了进化论。1858年在马来群岛工作的华莱士将自己的一篇关于“自然选择”的论文寄给达尔文，当时他不知达尔文也正在写他的鸿篇巨作《物种起源》。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虽然在本书中没有讨论到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尽管关于人类的暗示很明显），但在其后出版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毫不犹豫地把人类确定为猿的亲属。


    进化论与人猿同祖说的提出使得神学界一片惊慌，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在赫胥黎的另一本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得到更显著的阐述。


    “人类在放大的瓶子里”——赫胥黎、欧文、尤其是达尔文创造了人类是一种动物的新见解。


    达尔文的思想在当时往往成为笑谈，关于他的漫画更是常见，人们以此嘲弄他们不能理解的“进化论”。但赫胥黎却在读完《物种起源》之后，立刻接受了进化论，并成为其主要支持者。


    2009年，英国政府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暨《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而发行的邮票。


    《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译本由北京大学</a>出版社出版。


    《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英文版封面


    达尔文在该书中把进化论进一步扩展到对人类起源问题的探讨，很明显，这个科学领域比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更直接地威胁到了传统观念，成为19世纪最有争议的思想。


    赫胥黎（右二）带领团队进行野外考察，主要从事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工作。他在实践中感到，古生物学的论据有助于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


    赫胥黎用进化论研究人类的起源，他根据有关现代人、原始人和类人猿形态以及大脑解剖的丰富资料，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人和猿“由同一祖先分支而来”，从而彻底否定了上帝造人说。


    这幅画表现的是赫胥黎一行在考察Rockingham Bay时穿越荆棘丛生的密林。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英文版扉页。


    1861年，赫胥黎在英国皇家学会作了题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报告，后来，包括赫胥黎的其他论文一起出版成书。进化论的确立以及科学的人类学都离不开人类起源的问题，《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在进化论的确立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赫胥黎在本书第一部分是对类人猿的描述，也疏理了人类发现史。书中对类人猿的解剖学构造有细致的描述，读来生动有趣。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的丰富性被不断探测和揭开，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得到了更好的认识，进化论提供了一个有序的原则：生命形式彼此相关。这个原则也直接导致了人类学的产生。


    今天，我们认为人类进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是类似于猿的猎手。今天的人类学家也普遍认为：人类开始是猎人和采集者，进步到发展农业，然后是复杂的城市生活，在每一个阶段，艺术、科学和政体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注　释


    ［1］早侏罗纪。——译者注


    ［2］我有理由这么想。但是如果有人反驳说，我们无法证明这是人工或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我们还是接受这种虽然是极端可疑的反驳。在科学中，怀疑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