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说

    川端康成的少女情结与少女小说


    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千只鹤》等作品最早进入中国读书界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因其唯美的文字和新感觉派的技巧，还有东洋式的虚无色彩和冷艳的官能描写等，不仅风靡了中国读书界，也成为中国作家争相模仿的对象。而事实上，除了这些笼罩着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纯文学作品，川端还创作了大量面向中小学</a>生的少男少女小说。比如，此刻读者们手中的这本《挚友》就分明在提醒我们，川端文学有着另一张常常被漏视的面孔：温暖，甘美，平易近人，满满的少女趣味。其中的主人公就是我们每天在门前的街角所遇见的邻家少女，不，甚至就是青春时代懵懂而美好的我们自己。


    《挚友》于1954年连载于小学馆发行的《女学生之友》上，翌年出版单行本后便被埋没在了悠长的时光隧道中，以至于现代读者鲜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直到2017年由小学馆复刻后才重见天日，被誉为“幻影般的作品”，也是其创作的最后一部少女小说。通过《挚友》走进川端的少男少女小说世界，会发现那既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瑰丽天地，又与川端康成的整个文学宇宙连成一片。换言之，对川端文学而言，其少男少女小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还能从中寻觅到破解川端文学奥秘的钥匙。


    一


    日本评论家古谷纲武认为，川端的少男少女小说创作大致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并持续了约10年之久，但作为具有少男少女小说特点的作品，则可以追溯到川端写于1928年3月的《山茶——致南国少女的信》、1929年3月的《班长的侦探》、1932年12月的《爱犬艾利》、1934年2月的《蔷薇之家》。而儿童文学作家打木村治更是认为，川端于1925年8月发表在《文艺春秋</a>》上的《十六岁的日记》中，其实也凝聚着少年小说的要素。7长谷川泉则在《川端康成的儿童文学》一文中，论及了川端康成的《美好的旅行》《蝗虫与金琵琶》《夏天的鞋子》《少女的港湾》《班长的侦探》《山茶》《万叶姐妹》《花与小铃》等。而《蝗虫与金琵琶》和《白色的鞋子》（后改名为《夏天的鞋子》）等既可以被归入川端所擅长的“掌小说”的范畴，也具有少男少女小说的特点。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川端康成的掌小说和《十六岁的日记》中去寻找其少男少女小说的原型。这些以少男少女为阅读对象的作品，被赋予了一种浓郁的青春色彩。其数量之多，在日本近现代纯文学作家中当数首屈一指。


    除了纯粹的创作活动，川端康成还以另一种方式积极介入了少男少女小说领域。1939年当他年届40岁时，与大宅壮一、坪田让治等人结成了“少年文学恳谈会”，并由中央公论社刊行了《模范作文全集》。同年7月，他又亲临日本女子大学</a>进行有关作文的演讲，并从该年1月到1943年11月为止的近5年时间，参与了《新女苑》读者征文作品的评选，写下了大量的评语，还与藤田圭雄一起，在热海开展了“作文运动”。尽管这一运动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纸张紧缺而暂停一时，但战后不久，又于1946年4月再度复活。他与大佛次郎、岸田国士、丰岛与志雄、野上弥生子等组成了“红蜻蜓”会，发行了《红蜻蜓》杂志，并积极参与《红蜻蜓》的审稿工作，从1946年6月至1948年10月发表了大量的评语。同时，他还参与策划出版了面向少男少女的文学全集，而他自己为少男少女所创作的作品也得以结集出版单行本。再联想到《挚友》出版于1954年的事实，不妨认为，川端康成的少男少女小说创作持续了近20年。


    或许我们有必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川端康成从1916年17岁时所写下的作文《肩扛恩师的灵柩》（后以此为基础，于1927年发表了《仓木先生的葬礼》）开始，到1968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为止，他为少男少女所创作的小说、儿童文学作品，始终贯穿于川端文学的底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既是川端那种“孤儿的感情”的产物，也是他进行自我救赎的尝试，同时又化作了对纯真与温情的呼唤。


    二


    作为日本文坛泰斗式的存在，川端康成为什么对儿童文学，特别是少女小说倾注了如此持久而热烈的情感呢？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其一是川端文学的美学在少女小说中的贯穿和体现；其二是他在“作文运动”中所倡导的创作理念使然。


    在川端康成的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中，占绝对主流的依旧是少女小说，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正如吉行淳之介在《川端康成论断篇》中指出的那样：“川端康成与少女，这在探讨川端康成文学时，乃是一个重大的课题。”8其证据是，川端作品中常常有“少女”或“处女”作为主人公闪亮登场，并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三岛由纪夫在《永恒的旅人》一文中写道：“他的爱欲与其说是他自身官能的流露，毋宁说是对官能的本体，即生命所进行的一种并不遵循逻辑归宿的不断接触，抑或接触的尝试。它之所以在真正的意义上是充满爱欲的，乃是因为其对象，即生命，处于一种永远无法触及的机制中，而他之所以喜欢描写少女，乃是出于对处女那种机制的兴趣：只要还停留在处女的范畴内，那她便永远不可触及，而一旦受到侵犯，她便不再成其为处女了。”①川端这种对“少女”或“处女”的无穷兴趣无疑是他创作大量少女小说的原动力之一。而川端康成本人在《致父母的信》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更为感伤和详尽的说明，即他喜欢的少女并不是那种生长在幸福家庭中的少女，而是远离了骨肉至亲、与不幸搏斗的少女。这一点也贯穿在川端康成少女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身上。如《少女的港湾》中的洋子，《花的日记》中的英子，《学校之花》中的清水，还有《挚友》中的霞美等，无一不是在逆境中与不幸和孤独搏斗着的少女。在这帮孤儿式的少女身上既可以寻觅到）川端少年时代的影子，也寄托着他理想中的少女形象。我们不难从这些主人公与川端童年生活的重叠中，发现他热衷于少女小说创作的秘密。它们既源自他那种自幼便根深蒂固的“孤儿的感情”，也是他在文学世界中所进行的一种自我救赎和补偿。


    而且，从《少女的港湾》《花的日记》和《挚友》等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特点：川端喜欢描写少女时代那种炽烈的友情，以至于这些作品被某些人称之为“百合小说”的鼻祖。在那种彼此倾慕的同性友情中，少女们经历了种种纠葛和误解，最终走向了成熟。无疑，那种精神上的相互依恋和爱慕只有在少女时代尚未真正涉足异性爱的短暂时期内才是可能成立的，并散发出紫罗兰一般的芳香。它是如此微妙，既不可能萌生得更早，也不可能持续到更晚，具有一种十足的青春性和时间上的紧迫感，而这无疑也与川端那种对美的感受性一拍即合。而且，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川端在中学五年级时与一位低年级少年之间那种近于同性恋式的友情。1948年，当川端已年近50岁时还这样写道：“我被这种爱所温暖，所洗濯，所拯救。清野（此处川端使用的是化名，真名为小笠原义人，是与川端同室的二年级学生——引者注）是一个如此纯真的少年，很难让人感到他是此间之物。打那以后，直到50岁为止，我似乎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爱了。”尽管川端康成并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他却在自己恋爱经历的第一页上记录下了“清野”这个少年的名字，这无疑是饶有兴味的事实。正如吉行淳之介指出的那样，“如果说这个少年只是’女性的替代品’，似乎还不能贸然下此结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川端那种恋爱形式的独特性”9。不管怎么说，正如川端自己所坦言的那样，和“清野”之间的“友情”毕竟在他一生“爱的阅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一点是颇为有趣的，在川端的几部少女小说代表作《少女的港湾》《花的日记》和《挚友》中，都对那种少女之间的热烈友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和大肆渲染。或许其中正好有着他自己少年时代那段情感的投影吧——只是在《少女的港湾》中，把中学五年级的他和低年级的“清野”置换成了高年级的洋子和低年级的三千子这两个少女；在《挚友》中被置换成了同年级的惠美和霞美这两个少女。正是通过这种性别的置换，一是满足了川端那种近于少女情结式的审美观，二是超越了作者个人情感的简单再现，使其获得了一种普遍性的升华。不过，只要看看川端康成在日记中对自己与“清野”之间那种爱的细节的描写，再对照《少女的港湾》和《挚友》等小说中对少女之间那种情感的描写，就会对其中的差异一目了然。


    上床后，我握着清野温暖的胳膊，抱紧他的胸脯，拥住他的脖子。清野半梦半醒地让我的脖子放在他脸上。我脸颊的重量压在他的脸颊上，我干渴的嘴唇落在了他的额头和眼睑上。我因自己的身体过于冰凉，有些可怜他。清野不时天真地睁开双眼抱住我的头。我久久地凝视着他紧闭的眼睑。（1926年12月4日的川端日记）


    这种关于身体接触的描写在川端的任何一篇少女小说中都踪迹难寻。他只是着力描写那种相互倾慕的心理，而从不曾掺杂带有官能色彩的描写，使那种同性的友情一直保持着健康向上的明朗色彩。这似乎可以归结为川端康成在作为一个少女小说家时所抱有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使然。在此，还不能不联想到他在回复为什么要写少女小说这一问题时的答案：“我想，或许这会成为给自己艺术小说的不健康带来治愈作用的一步吧。”尽管在他的成人小说中不乏对官能的描写，并通过对官能的探究来挖掘人性爱欲的终极形式，可一旦进入少女小说的天地，他便马上意识到了自己所面对的读者群乃是少男少女，因而在作品中强化了小说的教化作用，并希望借助少女小说的阳光与健康来治愈其成人小说中的“阴郁”与“病态”，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其在成人小说中的敏锐性和彻底性，而没能完全摆脱一般少女小说的那种通俗性。而川端康成如此自觉地强调作品的教化作用，或许也与《少年俱乐部》《少女俱乐部》（川端康成曾为它们创作了大量作品）那种主张少男少女小说应兼有“娱乐与教化”这两重作用的方针有关。无疑，川端康成也赞同这一主张并在少男少女小说中加以身体力行。


    三


    川端康成在积极创作少男少女小说的同时，也参与了“作文运动”，两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这是他在战争体制之下对战争的一种应对方式。他试图在那种非常形势下，奏响人类纯粹的乐音，甚至把“作文运动”看成是对“日本人”本身进行反思的一种手段和方法。所以，当1939年《模范作文全集》出版时，川端康成这样写道：


    我们要从作文中倾听我们民族纯粹的声音，从中找出宝贵的象征。在所有的文章中，作文成了最真正的文章。它既揭示了文学的原点，也标明了某种终点。


    儿童的作文与远古的诗歌一脉相通，大人之所以能从作文中找到自己幼年时的身影，并依靠作文来医治心灵的创伤，或许是因为接触到了这种朴素而纯洁的幸福吧。


    （中略）


    作文的宝贵首先在于那种“率直的心灵”，孩子们尽管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却依靠那种率直的心灵而放射出纯洁的智慧之光。我们在作文中发现：人生原本是善良而美丽的，而语言乃是为了再现人类的善良和美丽。大人依靠阅读作文来回忆幼时的光阴，心生眷恋之情，但仅此却远远不够，更需要回首我们一生都不应丧失的本心，反省真正的人性，将此作为一条途径。


    从上述文字中随处可见“朴素而纯洁的幸福”“率直的心灵”“纯洁的智慧之光”“人类的善良和美丽”“真正的人性”等词语。川端认为，通过语言来表现人类之“美丽”的东西，便是“作文”，便是小说。这无疑也是川端康成对少男少女小说所抱有的理念，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川端康成的文学观吧。所以，他在那种黑暗的年代里一边提倡“作文运动”，一边创作了大量的少男少女小说。1949年川端在《新文章讲座》中指出：写文章并不是作家的特权，作家的天职在于写出“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文章，毋宁说文章的神髓正好在于少年时代那貌似毫无意义的“歌声”之中。


    战后川端对文章所抱有的这种理念，无疑也与他创作少男少女小说的理念一脉相承，更与他积极推进“作文运动”的理念同出一辙。他认为，在不是依靠理论，而是依靠直观的精神来捕捉的物象中间，正好蕴含有闪烁着生命光辉的、纯粹的、率直而无瑕的东西。


    可以说，作为成人小说而创作的《雪国》《抒情歌》《花的圆舞曲》等等，是贯穿在《汤岛温泉》《美好的旅行》等少男少女小说和作文中的那些纯真之心的升华所孕育出来的作品。他在少男少女小说、“作文运动”中所寄托的理念，分明与他的大多数长篇和短篇处在同一次元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正是以这些东西为原点而展开的变奏，构成了他丰富多彩的成人小说。比如，可以把《伊豆的舞女》等也视作诞生在少男少女小说延长线上的杰作。


    我们不妨说，川端的少男少女小说是一扇朝南敞开的窗户，当阳光照射进去的时候，我们透过它看见了川端文学那间堆满家具的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