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一


    白驹过隙，岁月悠悠。一场旷日持久的荒诞运动终于偃旗息鼓了。


    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两辆黑色的上海牌小轿车同时出现在七二八农场场部招待所的门口，军区马副政委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梁必达和陈墨涵还是感到了突然，一时间竞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马副政委是受军区党委和军区首长尤其是军区政委王兰田的委托，来向梁必达和陈墨涵表示慰问的。随同马副政委一道来的，还有K军代理军长朱预道——从即日起，他又退回到副军长的位置上了。而且，下一步究竟是个什么结局，眼下还是个未知数。


    几年不见，朱预道疯狂地胖了起来，滚圆的肚皮滚圆的脸膛，再也见不到当年在凹凸山让洛安州日伪汉奸闻风丧胆的风采了。朱预道腆着肚子从车子里钻出来，一见到梁必达，话没说出口，就老泪纵横了，说：“军长，我对不起你啊，对不起啊，我是上了贼船……”


    倒是梁必达显得雍容大度，把手一挥，大大咧咧地说：“说这些干什么?从上到下都乱了，上贼船的不是你一个，没上贼船的也不是我们两个。能让我们出去工作，天高地厚，是同志还是同志，是敌人永远是敌人。只要你朱预道真诚反省，还是那句话，既往不咎，团结工作。”


    话虽然说得有风度，但里面还是有机锋的。


    阳春三月，梁必达走马上任，再次回到了K军军长的位置。


    窦玉泉由于在“文革”中没有随风倒，而且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还保护了几个老干部，深得军区首长、也包括王兰田的赏识，已于半年前升任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朱预道离职参加了“说清楚学习班”。陈墨涵复任K军参谋长，不再兼副军长职务。三个月之内，该归队的都陆续归队了，该出现的陆续都出现了。姜家湖调回K军担任副军长，陶三河担任K军副参谋长。在西藏某地藏匿了四个年头的曲向乾大难不死，也回到了部队，改行升任军里的副政治委员。


    在党委分工会上，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梁必达第一次坚决地提出，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一职由总部下来的新任政委章光辉担任。


    有一天，梁必达和陈墨涵在一起研究工兵处呈报的训练大纲，公事办完了，‘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陈墨涵突然笑了起来，说：“梁军长，现在那件事情可以兑现了。”


    梁必达莫名其妙，瞪着眼珠子问道：“搞什么鬼?”


    陈墨涵说：“关于柳芭啊。你说过的，要是重新回到军长的岗位上，同意我写大字报，向全国人民介绍梁大牙拒腐蚀永不沾的光荣事迹啊，也包括你和蔡秋香、柳芭的事。”


    梁必达一愣，哈哈大笑，一拍脑门说：“我的个天啦，你这个刁德一还记着这本账啊?我赖账，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半点风声，我就诬陷你在七二八农场写过反动标语。”


    陈墨涵说：“那就再等等，等给你开追悼会那天，我向与会者个别透露。”


    梁必达说：“那可以，那时候就是彭德怀和张普景在场我也不怕了。”


    令陈墨涵始料不及的是，恢复工作之后，他接待的第一个上访人员竟是崔二月的亲属。这天上午刚刚上班，军务处便打了电话，说是有个男人在大门口跟岗哨纠缠，要见梁必达军长，请示怎么办。陈墨涵问是个什么样的人，军务处的一个参谋说，说是来上访的，是凹凸山崔家集的人，别的他不说，说是非见梁必达军长不可。


    陈墨涵心里一惊，就有些预感了——这件事情恐怕同李文彬事件有关。


    关于李文彬事件，陈墨涵不是目击者，详细情况不太清楚，但基本脉络是知道的。在七二八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后期，梁必达曾经说过，李文彬叛国投敌，死有余辜，但是那个女人死得冤枉，据说那个女人是个妇救会的干部，之所以同李文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是看在共产党的面子上，是李文彬毁了她，而且她也没有投敌，是被汉奸打死的。就是因为同李文彬有那层不明不白的关系，所以对她的死不了了之，当地政府不愿意多


    事，军队也顾不上管。


    陈墨涵当时揣摩梁必达的意思，似乎大有恻隐之心。可是那时候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况且战争年代遗留的问题多如牛毛，还错综复杂，说了也就说了，徒发一番感慨，表达一下怀旧之情和忧国忧民的态度而已。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估计是那个女人的家人找上门来要求落实政策。


    陈墨涵让军务处的参谋把那个人请进门岗接待室里，然后亲自下楼会见。


    果然是崔家集来的，男人有五十多岁，满脸沧桑，一见到陈墨涵就反反复复地搓手，好像那两只破绽百出的手没地方放。


    他说他是崔二月最小的弟弟，陈墨涵这才知道，这个看起来有五十大几的男人其实不过四十来岁。


    男人搓了一会手，想起了什么，便从肮脏的裤兜里摸出同样肮脏的纸烟，是陈墨涵在凹凸山劳动改造的时候见过的那种劣质草烟。陈墨涵挡住了递过来的纸烟，问男人有什么事。男人便一五一十地讲开了，说他的姐姐崔二月死得冤枉，活着的时候参加了抗日工作，还是妇救会的干部，而且是让日本鬼子打死的，说起来应该定成烈士，可是村里和公社都不理睬，村长还说崔二月是婊子，是叛徒的破鞋，弄得崔家几十年都抬不起头。崔二


    月还留下一个儿子，从小上学的时候，别的孩子说他的娘是汉奸破鞋，跟人家打架，耳朵根都被打坏了，傻掉了，斜眼不说，嘴里还老是淌哈喇子。


    “首长你说造孽不造孽?”


    陈墨涵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造孽，怎么不造孽?陈墨涵对崔二月的弟弟说：“军长到军区开会去了，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先回去。等军长回来了，我向他汇报。要相信政府，我们既然知道了，就一定会解决。”


    男人却没有走的意思，似乎不相信这么简单就把问题解决了，又提出来，见不到梁军长，能见到江古碑书记和窦玉泉司令也行：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江古碑书记和窦玉泉司令还到崔家集去过，说好了要解决这件事情，可是人走茶凉，走了之后就没有影子了。”


    这样一说，就引起了陈墨涵的重视。“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和梁必达都在凹凸山劳动改造，江古碑是“文革”的红人，他去崔家集干什么?莫非还是不放过梁必达，还要做文章?更让陈墨涵狐疑的是，窦玉泉在“文革”之初虽然摇摇晃晃，但是终归没有被打倒，咬紧牙关还在副军长的位置上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跟江古碑一起去崔家集是个什么意思?


    陈墨涵问：“江书记和窦司令去崔家集都说了些什么?”


    男人回答：“他们找了崔二辫子家里的人，还找了很多人，还到我家里找我姐姐的遗物，听说他们还去了江店集找我原来那个姐夫，说了很多，记不得了，只记得说要给我姐姐定成烈士。首长你帮帮忙，我姐姐定成烈士了，每月国家补助烈士抚恤金十二块，也好给外甥看病。我们老崔家也就有脸面了。”


    陈墨涵想了想，一般地说，这个男人的要求实在不算过分，像这样的情况，军队出面，跟地方政府交涉一番，不是个难事，尤其是由梁必达或窦玉泉出面一说，更加权威，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但是这件事情有点复杂，牵涉的背景很微妙，他自然不会擅作主张。


    陈墨涵没有对男人说江古碑已经被逮捕的事，也没有说窦玉泉上调军区的事，只是说：“江古碑和窦司令都不在此地，你相信我的话，我们会尽快给你答复的。”


    男人说：“实在不行，就见见岳区长，她对我姐姐的事情更知道底细，只要她凭良心讲话，事情就清楚了。到时候首长你们给我一个条子，盖上公章，我回去自己找公社。”


    陈墨涵知道，这个男人说的岳区长就是岳秀英，让他见见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岳秀英在朱预道当年对梁必达反戈一击的时候，同朱预道大闹一场就分居了，转业到了地方，在一个兵工厂当党委副书记，后来也被造了反，又被兜出了国民党军官遗孀的老底子，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了，前不久才补开了追悼会。


    陈墨涵此时真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看看那些老战友吧，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坏的坏了。可是这些事情，跟这个凹凸山的农民、跟这个革命房东的后代怎么说呢?没法说，只好一再解释，并让军务处的参谋操办，跟政治部群联处商量，先补助给男人二百元钱，再安排他吃了饭，给他买好火车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打发走。


    第二十五章


    二


    崔二月的弟弟来访，又勾起了陈墨涵的一桩疑问。


    当天中午，陈墨涵没在军部小灶就餐，回到家里，同俞真说起了这件事情，说：“我们原来没想到还会有出山的一天，既然出来了，我们就要为那些在战争年代里死难的人办好事。崔二月的事情好办，还有一件事情不好办。”


    俞真云里雾里，不知丈夫所云，问道：“什么事?”


    陈墨涵说：“关于你干姐妹的事。”


    俞真大叫惭愧，说：“我原来幻想有这一天，我要去洛安州找她，可是忙得晕头转向，竟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陈墨涵说：“我看这事有点玄乎，我们在明处，她在暗处，以她那样的秉性，该找来的时候她自然会自己找来，她不找来，也许是有什么隐情。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陈墨涵之所以这样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七二八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见到了那个由“某某阿姨”派去的小伙子，他就分析过“她”的处境。建国之后，先是“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然后是“反右”，再然后是“文化大革命”，五湖四海全民动员捉拿“四类分子”，根正苗红的人都险象环生朝不保夕，她那个身份，就更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潜藏了，露面之日，也就是大祸临头之日。就是如今，虽然已经叫响了“拨乱反正”的口号，但有些政策还不是很明朗，这时候倘若请她浮出水面，仍然不是明智之举。


    俞真说：“这些年来，可真是苦了她了，我多想见到她啊。不是她，哪有我的今天啊。”说着，眼圈就红了。


    陈墨涵说：“你也用不着伤感，她是死是活都很难讲。我们只不过是捕风捉影地猜测，也许根本就是个幻觉。我现在在琢磨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到底是谁派人去追杀她?”


    俞真惊问：“那还有什么疑问?当然是刘汉英。”


    陈墨涵说：“的确，这种可能性最大。抗战初期，刘汉英在蒋文肇的授意下，同日军有交易，就是通过川岛长崎。眼看抗战快要结束，刘汉英怕暴露这个丑闻，派她去杀川岛长崎，这是符合逻辑的。但刘汉英又知道她是莫干山的人，莫干山不明不白地死了，她又要向刘汉英讨还血债，刘汉英先下手为强，派人杀她，也是符合逻辑的。但还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李文彬也是她除掉的。我们知道的事实是，除掉李文彬，是凹凸山分区委托刘汉英帮忙的，她是在杀了李文彬之后被杀的。这里面就有新的疑点了。据造反派说，她的手里有李文彬临死之前留下的一封遗书，李文彬在信里披露了当时凹凸山分区有人向敌伪透露了他的行踪，有杀人灭口的动机。追杀她的人，还不仅仅是刘汉英派去的，还有另外一路。”


    俞真惊呆了，脸色都变了，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说……”


    陈墨涵做了个手势，制止了俞真的失措，说：“她的最后一段时间是跟你在一起度过的，你回忆一下，除掉李文彬的过程。”


    俞真镇静下来，开始点点滴滴地回忆，说：“她的手段是化装成一名伪军的军官太太，我是她的佣人。我们是在一次酒会上同李文彬接触的，后来李文彬认出了她，但是李文彬没有说出来，记得她曾经跟我说过，李文彬之所以没有暴露她，是想报复一个人，李文彬好像还说过逼上梁山之类的话。但是，他没想到，我们那时候对他的报复不感兴趣，还是把他杀了。我们两个人都开了枪。”


    陈墨涵顿时振作起来了，问：“李文彬有没有交给你们什么东西?”


    俞真说：“没有。至少我是没有看到。但有没有交给她，我就不清楚了。”


    陈墨涵击案脱口而出：“俞真，现在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如果她当真还活着的话，那么，上次到凹凸山七二八农场找我的那个小伙子就是她派去投石问路的。她有话要跟我们讲，而且不是针对刘汉英的，是冲着我们内部人的，这个人也许现在还身居高位。”


    俞真再次震惊：“难道……梁……他真的……?”


    陈墨涵挥了挥手：“嗨，你想到哪里去了!关于当年凹凸山分区委托刘汉英下令给高秋江除掉李文彬的事，就是在七二八农场劳动期间梁必达告诉我的。我们那两年说的话车载斗量，没想到还会复职，也没有顾忌了，说的都是真话，他连他后来在丹东跳舞的时候把一个苏联女人的……他咬人的事情都说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梁必达这个人，粗中有细，该智慧的时候智慧，该坦率的时候坦率。智慧的坦率和坦率的智慧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就是他的魅力所在。我跟你讲，凭我的判断，在李文彬这个问题上，梁必达是清白的，张普景也是清白的。别的你就不要多问了。没有事的栽赃也栽不上，有事的跑也跑不掉。”


    这以后，俞真几次要去洛安州坐镇寻查，都被陈翠涵制止了。陈墨涵坚持一条，她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她既然不出现，就自有不出现的道理。如果她已经不在人间了，找也是徒劳，还是把这个悬念留到离休以后去解比较妥当，那时候无官一身轻，没有顾忌。


    第二十五章


    三


    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窦玉泉在离开两年之后首次回到K军，是来参加张普景追悼大会的。


    清晨五时许，天色刚刚见亮，梁必达和K军政委章光辉、参谋长陈墨涵、副政治委员马西平以及上述人员的夫人，K军司、政、后各部门处以上干部四十余人便守候在军部第一招待所小红楼的门前。


    这支队伍里少了个朱预道。


    本来，朱预道现在的身份还是副军长，作为张普景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实际的筹备负责人，陈墨涵拟订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是有朱预道的，但是被梁必达圈掉了。


    陈墨涵觉得不合适，说：“按约定俗成的惯例，哪一级的首长逝世了，同级党委和首长都是治丧委员会成员。老朱现在还是副军长，还是应该出面。”


    梁必达冷笑着说：“朱预道同志现在学习很忙，这种事情就不要分散他的精力了吧。”


    陈墨涵再三争取，梁必达再三驳斥，别的什么也不说，就一条，说朱预道学习忙，不分散他的精力。


    所谓的学习，就是参加“说清楚学习班”，军里先办，军里结束了军区办，什么时候“说清楚了”什么时候“毕业”，梁必达自任学习班的班主任，朱预道的检查写了几十份，梁必达说，没有一份是清楚的。


    陈墨涵设身处地地替朱预道想想，也觉得挺可怜，在那种环境里做的事情怎么能说得清楚啊?全看班主任的好恶了。最后，陈墨涵搬出了当年朱预道“借礼堂”的事情，说：“老朱有错，可是在张普景的问题上，他没使坏啊，不让他参加追悼会，张普景也会有意见。”


    这样一说，梁必达才勉强同意朱预道参加追悼会，但是规定，其它活动概不参加。


    “不给他饭吃，有他在，他尴尬，我们也尴尬，大家无话可说，难堪。”——梁必达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五点半后，梁必达不时看表，不时询问身后的参谋火车是不是准点到达，显得有点浮躁。


    陈墨涵很注意地观察着梁必达的一举一动，他今天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觉得梁必达有些反常。按说，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同一个军长级别相当，从某种意义上讲，副参谋长只是一个部门副职，是职能机关首长，而军长却是一方封疆大吏，是实权派，梁必达这个人的傲慢是众所周知的，按照“文革”前的惯例，即使是军区副司令员一级到K军来，梁必达也不会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惟一破例的一次是被打倒以前，老副政委王兰田到K军来


    那一次，梁必达亲自到车站了。而在昨天接到窦玉泉要来的通知之后，梁必达不仅亲自过问接待事宜，而且还提出了要亲自到车站迎接。陈墨涵提醒说，上次军区赵副司令和林参谋长到K军来，军长都没有亲自去接，这次窦副参谋长来了，倘若超过了规格，恐怕不大妥当，对窦副参谋长本人也不是很有利。这件事情很微妙，还是低调一点好。这样一说，梁必达才放弃了亲自到车站迎接的打算，而改派副军长姜家湖和副政委曲向乾前往车


    站。


    但是，一大清早，部队还没有起床，梁必达却已经出现在小红楼门外了，还不到听新闻联播的时候，手里攥着个哑巴收音机，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各位副职和机关首长也只好提前起床过来相陪。


    对梁必达和窦玉泉的关系，陈墨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用梁必达的话说是有斗争有团结，团结大于斗争。战争年代，梁必达参加八路之初，吃过窦玉泉的暗亏。但是后来又配合得比较默契，彼此之间没有大的分歧，但是好像也没有更深的感情，这一点，在七二八农场劳动的时候从梁必达的话里可以听得出来，梁必达从来没有像回忆张普景那样回忆窦玉泉，谈起窦玉泉的时候很少，可谈的话题也不是很多，这就可见关系十分平淡。而


    且，在过去，自从梁必达担任分区司令员之后，窦玉泉一直都是梁必达的副手，就算现在窦玉泉当了军区的副参谋长，同梁必达地位相当了，梁必达也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诚惶诚恐地迎接。难道这是梁必达在农场劳动改造的结果?是重新恢复工作后变得温和了人情味多了?


    当然，陈墨涵也想到了更深的一层。虽然大家都是刚刚复出，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复出的干部一般很快都要调整，能干的上去接着干，年龄大的不能干的也多数晋级，然后休息，这也算是个补偿。下一步，军区副司令员的人选跑不掉的就是由梁必达和窦玉泉这些人来角逐了，彼此都是心照不宣，或许，梁必达这次对窦玉泉的隆重接待正是为了体现一种姿态?终于，身后的对讲机传来了叽里哇啦的喊叫——窦副参谋长的车子快进大门了。


    只见梁必达精神一振，把腰杆挺起来了，抬起一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向副军长以下的所有官员一一扫视。大家赶紧摸摸风纪扣，再次检查了军帽、鞋带、裤扣、口袋盖，然后自动分成两排，呈夹道欢迎之势。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就有表演的性质了，就可疑了，不知道梁必达又在玩什么战略战术。陈墨涵情不自禁地这样想。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当窦玉泉下车、梁必达迎上去之后，他们二人会是谁首先举手敬礼呢?谁先敬礼的问题，这在别人身上不是个问题，但在梁必达和窦玉泉身上恐怕就要算一个问题。过去的情形是，梁必达职务高而资历浅，窦玉泉反之，现在的情形是，梁为主，窦为宾，梁为下，窦为上，按说还是应该梁必达主动，但梁必达面对一个过去一直是他配角的人，未必就能有那么高的姿态。


    想到这里，陈墨涵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言状的心理。别的他已经不关心了，他要把眼睛瞪大了，他就是要看看今天梁、窦之间敬礼的这场戏。


    随着第一辆越野吉普车的出现，由三辆黑色伏尔加组成的小型车队鱼贯驶入视野，迎接的队伍有了小小的骚动。车队速度缓慢，沙沙而来，第二辆车子恰到好处地停在梁必达的面前。陈墨涵的神经绷紧了——好戏就要开始了。


    车子还没有完全停稳，坐在副驾驶座上的K军军务处长已经敏捷地跳下来，拉开了后排的车门，露出了窦玉泉的脑袋。与此同时，梁必达向前火跨三步，等待窦玉泉钻出车rJ并．凡站稳。陈墨涵就在这个时候屏住了呼吸——天啦，他们准也没有抬起臂来，他们在对视，无语，等待，他们谁也没有打算给谁敬礼——就在陈墨涵这样想的时候，又一个意外出现了，他真真切切地看见了，梁、窦二人都开始有动作了，起先缓慢，但紧接着就是


    大幅度而迅速的动作——两个人同时抬起了右臂，但那不是敬礼的动作，在右臂抬起的同时，他们还往下移动了左臂，两个人相向而立，那四只胳膊便交叉成了一个巨大的X形状。倏然，X不见了，四只胳膊骤然收拢，彼此扑向对方，两副庞大的身躯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对于陈墨涵来说，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这甚至还有可能是永远难忘的一幕。


    拥抱还在继续。


    梁必达拍打着窦玉泉的后背，泪流满面：“没想到啊没想到老窦，我们还能活着见面，还能这样见面。”


    窦玉泉也是热泪纵横：“老梁，万幸啊万幸啊，活着是应该的啊，活到现在才知道活着是个什么滋味。”


    梁必达说：“我们都没当李文彬，也没当江古碑。我们这样活着问心无愧。”


    窦玉泉说：“我们也都没有当张普景，老张啊老张，我没能保住他啊。我还是愧对故人啦。”


    梁必达说：“我都知道了都知道了，那时候能那样就不容易了，那比战争还要残酷啊!”


    太阳照常升起，从东方流淌过来一束玫瑰色的朝霞，沐浴着人们，浸润着两位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老军人……


    这场拥抱至少持续了三十秒之久，这次拥抱里没有政治、没


    有军事、没有哲学、没有外交、没有历史、没有将来，从那两副微微颤动的男人的身躯里，只涌动着一种东西，那就是——感情，是跨越了战争和历史的感情，是跨越了漫长的艰难岁月和严峻考验的患难与共的感情。凡是在场目睹这一情形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拥抱结束了，窦玉泉又和前来迎接的K军其他同志一一握手，梁必达跟在后面介绍，二人的眼睛依然潮湿朦胧。


    接见完毕，依序进入了休息大厅。


    在进入到张普景追悼会话题的时候，梁必达突然向分工主持追悼会的章光辉提出来：“章政委，我看是不是这样，追悼会还是由窦副参谋长主持，我们都是老张的老战友了。”


    章光辉当即表态：“可以，完全可以。”


    第二十五章


    四


    张普景追悼大会于当日上午九时召开。进行中，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致悼词的时候，梁必达泣不成声，先是照着稿子念，泪水很快就濡湿了稿纸，老眼也被模糊了。


    后来梁必达就扔掉了稿子，哭一声讲一句，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说：“张普景同志是个真共产党员，没想到你这个真共产党员不得好死。你没有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却死在了阴谋集团的无情摧残下，死在了无知青年的皮带拳头下面。张普景同志．不是病逝的，他是被坏人迫害死的。张普景同志犯过错误，张普景同志是诚心诚意地犯错误，因为他不知道那是错误。张普景同志党性原则坚强，人格高尚。张普景同志跟我搭档一起工作


    了几十年，我们有斗争有团结，斗争是工作需要，团结是主流。我对不起张普景同志，我对不起你啊我的好兄弟……我现在悔恨已经来不及了，我只能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张普景同志的遗志，发奋工作，以慰张普景同志在天之灵。张普景同志你原谅我吧，你虽然走了，但是你在我的心中没有走远，你还在我身边看着我、监视着我、批评着我、提醒着我……我的好同志好老哥好老伙计啊……张普景同志在是非混淆的岁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张普景同志没有见风使舵攀龙附凤，没有迫害同志。我号召K军全体共产党员要向张普景同志学习，学习他同梁大牙军阀作风家长作风坚决抵制的斗争性，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学习他高压下面不弯腰不低头的大无畏精神。张普景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的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是我梁必达的良师益友。张普景同志永垂不朽。张普景同志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尽管逻辑混乱，条理不清，而且有些话说得文不对题，同追悼会气氛很不协调，但是这些话从梁必达这样的硬汉子嘴里说出来，并且是声泪俱下，自然是感人肺腑。追悼会上哭声一片，唏嘘不已。


    陈墨涵抽空注意地观察了一下，朱预道也来了，但是他没有站在军首长的行列里，而是隐蔽在一堆参谋干事助理员中间。朱预道瘦了，原先肥胖的脸一旦减少了脂肪，就显得格外松弛，两眼无神且又卑琐，躲躲闪闪。但朱预道的泪水似乎比别人的要多得多，偶尔，失声掩面，或者木然地把目光投向某处，但脸上的泪流却始终不断。此泪为谁而流，就只能是他自己清楚了。那情景让陈墨涵大为不忍，这毕竟也是从抗日战场上从枪林弹雨里同一条血路杀出来的啊，没想到会落到这步田地，真是沧桑难测啊。


    梁必达没有看见朱预道，或者压根儿就不看他一眼，他被真实而巨大的悲痛淹没了。


    到了向死者家属致哀慰问的时候，张普景的夫人汪成华握着梁必达的手，竟然冰凉，惊骇在一瞬间挤走了这位遗孀的悲痛，反而老泪潸潸地连声劝梁必达：“军长节哀，军长保重。人死不能复生，有梁军长这样高的评价，老张可以瞑目了。”


    站在汪成华身边一直搀着母亲的张原则泪流满面，扑在梁必达的怀里，放声大哭。


    梁必达老泪纵横，抚摸着张原则的肩膀：“孩子……孩子啊，还是把名字改过来吧，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张原……吧!”


    第二十五章


    五


    陈墨涵陪同窦玉泉回到小红楼，大家的心情长时间沉重。


    窦玉泉把身子埋在沙发里，很长时间一言不发。这一瞬间，窦玉泉真的现出了老态，不知是旅途劳累，还是在张普景的追悼会上悲痛所致，气色很差，很长时间还长吁短叹：“腥风血雨腥风血雨啊。打打杀杀一辈子，革命成功了，该甩开膀子干了，可是，走的走了，倒的倒了，老的老了，不堪回首啊。”


    陈墨涵说：“窦副参谋长太累了，稍事休息，恢复一下情绪。今天中午开了三桌，都是凹凸山老战友，首长恐怕有一场鏖战。”


    窦玉泉看着陈墨涵，欠了欠身子，慢吞吞地说：“这么个情绪，还喝什么酒啊?”


    陈墨涵说：“凹凸山上二下来的，活着的，没倒的，没跑的，都在这里了。梁军长说，上午把眼泪哭干，中午把酒瓶倒干。这是革命者的作风。”


    窦玉泉淡淡一笑，说：“这家伙，倒是会动员。他也不怕张普景九泉有知骂他贪杯忘义……老梁现在还能喝多少酒?”


    “你是知道的，梁军长海量，八两是不在话下”


    “哦，”窦玉泉坐正_了，“这个老梁，虎威不倒雄风仍健啊。今天我倒是要跟他比试比试。不过，恐怕还不是他的对手。”


    陈墨涵心里一动，这话好像有什么潜台词呢。陈墨涵说：


    “我说的八两是号称八两，是有虚头的，吓唬别人。我跟老首长交个实底，他现在也就是三四两了，他的胃不好，上个月体检，医生给了他严重警告。”


    其实，陈墨涵还知道，梁必达的心脏也有问题，但是这个他不能乱说，这属于保密范畴。


    窦玉泉又看了看陈墨涵，说：“那就要注意了，你们要监督。老梁这个人是个干才，要保护好，你们几个人联合起来，看能不能抵过一个张普景。他比我小几岁，但怎么说也是过了五十奔六十的人了。”


    陈墨涵说：“我们哪有张政委那种魄力?谁敢夺他的酒杯?你跟他说，要注意身体，不吸烟少喝酒，他骂你，他说我们这些人谁没个这病那病?谁都有。肝啊肾啊肺啊，要是听医生的，早就被吓破了胆。不听，酒都不能喝了，要命鸟用。”


    窦玉泉说：“这个老梁，总是出语惊人。这个我得管管他，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说完，转过话题：“夫人和孩子都还好吧?”


    陈墨涵说：“都很好。谢谢老首长关心。”


    陈墨涵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想弄明白，就是关于张普景的事。大家恢复工作以后，有人传说，张普景并没有疯，也不是在“作报告”之后死于心肌梗死，问题出在他面前的茶杯上，他是有备而为之，茶杯里装有氰化钾。但这个问题直到目前还是民间演义，今天终于有了机会，陈墨涵也想知道一二，便试探着说：“老首长，梁军长一直念叨一件事，说窦玉泉不简单，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窦副参谋长还敢把张政委保护起来，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


    窦玉泉笑了，扬起手向脑后捋了捋稀疏的头发：“如果你有那个条件，你会不用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之常情也。要是梁必达，他可能比我做得更好。”


    陈墨涵说：“张政委最后的时光，都是跟老首长在一起，而且后事也是老首长一手料理的，您肯定知道……我们一直疑惑，张政委他真的疯了吗?”


    窦玉泉怔了一下，看了陈墨涵一眼，又转过脸去，从桌上拿起一根香烟，却不点燃，放在眼前把玩，许久才说：“墨涵老弟，你说，疯与不疯有什么明显的界限吗?”


    陈墨涵居然一时语塞，想了想才说：“区别应该还是很清楚的，思维正常与否，言谈举止正常与否，就是界限嘛。”


    “那么，什么是正常的，什么又是不正常的?我的体会是，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在这个环境里是正常的，在那个环境里又是不正常的，在这段时间是正常的，在那段时间又可能是不正常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谈这个问题是正常的，明天坐在那个地方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大家都是疯子。”


    陈墨涵愕然，他觉得窦玉泉在回避什么，在绕圈子。


    “如果从医学的角度看呢?”


    窦玉泉断然说：“同样。”


    陈墨涵动了动嘴巴，又把话咽下了。


    窦玉泉说：“希特勒发动战争是疯子，某某某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就不是疯子，但某某某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又搞大清洗大屠杀，这不是疯子又是什么呢?当年，百万红卫兵涌向天安门，我不说这百万人都是疯子，但在那个时刻他们确实都疯了。一说‘反右’，全国几亿人都在反，有的连右派是什么都不清楚，也起劲地反。一说搞‘文化大革命’，全国涌现了亿万个工农兵诗人，造反派五湖四海铺天盖地，祖国山河大江南北一片红。你能说这仅仅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几十几百个人疯了?不是。这就好比吃药，有病的没病的这个病和那个病一起吃一种药，你说这是不是疯子?我的看法是，疯子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疯子，这些疯子住在精神病院里或者在街头胡闹。还有一种不正常的疯子，就是你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里开会或者聊天。好了，不能再说了，我从你的表情里看出来了，你正在想，你面对的也是一个疯子，是不是?对的，我这样看问题确实也是精


    神病症状。”


    陈墨涵惊呆了，他没想到窦玉泉会发表这样一番离奇的高论。但有一点他明确了，关于张普景究竟是真疯还是假疯，从窦玉泉的嘴里，他休想得到片言只语。


    离开小红楼的时候，陈墨涵还在担忧，看窦副参谋长这副状态，今天中午的招待会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他是多虑了。


    第二十五章


    六


    中午的招待会上，梁必达首先向地上倒了三杯酒，说：“老张，我们今天要学老百姓了，办丧事大吃大喝唱大戏。对不起了，大戏我没法、也不敢给你唱，不是怕运动，是怕你。可是酒你不能不让我们喝。你要是想找茬，你就显个灵，你打我我都不还手。你要是不出面，那你就是同意了，我们老同志聚在一起，你不能光让我们喝水。”


    做完这一套，梁必达转过身来，宣布：“我跟张普景同志商量了，他说他今天请假缺席，他要查‘四人帮’的问题，他忙得很啊，要我们自便，下不为例。”


    梁必达来这一手，就把气氛改善了许多。


    然后，就“把酒酹涛涛”了。


    席间，窦玉泉和梁必达等人互相照顾，并没有出现“比试”的局面。大家回溯这些年的经历，故事各有千秋，经历千奇百怪，心潮难平，感慨万千，虽然不甚热闹，却有另一番滋味在心头，苦酒喜酒掺着喝。


    这时候陈墨涵才明白，梁必达说“不给他饭吃”的确是明智之举。看眼下，朱预道是很悲惨，可是，在此之前，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要比朱预道悲惨得多，包括他陈墨涵自己。朱预道如果出现在这里，今天这里许多人会缄默不语的。但陈墨涵换个角度，又觉得还是朱预道最悲惨，这里的人受过罪吃过苦是不错，可这些人是修成了正果否极泰来，而朱预道则是四十年德行毁于一旦，前功尽弃了，没有出头之日了。


    在主宾席将要进行到高xdx潮的时候，窦玉泉制止了，让人把酒撤了下去。


    窦玉泉对在场的陈墨涵、姜家湖、曲向乾、陶三河和马西平等人说：“行了，到此为止吧。你们也别灌我了，心意我领了。今天这个桌子上，都是从凹凸山走出来的老同志，我说几句话，就说个酒的问题。我们这些人从战争年代囫囵着活过来了，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挫折，终于胜利了，就算把一生的酸甜苦辣都尝遍了。和平时期，又在‘文革’中活过来了，又箅是活了第二遍人生。一辈子活了两辈子的内容，值是值了，但是还不够。现在是三度青春，一个革命者应该活三遍，我们要珍惜，要把第三辈子活好，把最后这一辈子完整地交给我们的事业。我提醒K军的同志注意，要控制梁军长喝酒，岁数不饶人啊，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大家也多保重。我们这些老骨头还要多做点事。”


    陈墨涵当时想，这话倒是真有点像疯人疯语了。但紧接着，梁必达也站起来说了一通颇像疯话的话：“窦副参谋长说得好。我们虽然老了，但要老得明白。党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是要我们继续革命。我接受老窦的臀告，以后，我自己也控制。不过，我一年要放三次量，都是在老战友老首长聚会的场合，其它场合象征性地应酬，我节制。王兰田政委来了我放一次量，窦副参谋长来了我放一次量。还有，清明节我醉一次。”


    窦玉泉动情地说：“一言为定，老梁，这三次要醉我们大家一起醉。”


    霎时，气氛又有点异常前兆，梁必达一看这态势，怕重新引起大家伤感，便对窦玉泉说：“老窦，听你的，散了吧，中午大家都休息一下。”


    第二十五章


    七


    崔二月的问题最终解决了。


    这件事情由梁必达亲自过问，陈墨涵具体同地方政府交涉，崔二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一次性补给抚恤金五千元，其独生儿子由当地民政部门负责安排治疗。梁必达还派出安雪梅和俞真等人赶到凹凸山崔家集，代表部队首长和当年在凹凸山战斗过的老同志，向崔二月的遗属和过去的老房东们进行“梳篦式”的走访慰问，此举在凹凸老百姓的心目中引起极大震动，就差没有山呼万岁梁青天了。


    恢复工作的第三年，梁必达升任D军区副司令员，姜家湖接任了K军军长，原政委章光辉调走，曲向乾接任了K军政治委员一职。


    朱预道从军区的“说清楚学习班”毕业之后，一纸命令下来，病休。


    宣布命令的当天，朱预道跑到陈墨涵的家里，老泪纵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我有什么病啊?我他妈的除了心病，连感冒都是临时性的。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我离六十岁还差好几年呢，就不让我工作了，不让我工作，我除了等死，别的还能干什么呢?我只有等死了。太无情了啊。”


    陈墨涵安慰说：“老朱你要想得开，当年我们这些人被斗的被斗，被流放的流放，工作的权力不也是被剥夺了吗?我们不也是等死等了好几年了吗?但我们不是消极地等死，我们在等死的过程中乐观地活着。你看梁必达同志，现在都是书法协会的理事了，就是在等死那几年里练出来的。”


    朱预道恨恨地对陈墨涵说：“我这一辈子做的最大的错事，就是不该翻梁大牙的眼皮子。我哪里是他的对手啊?这些年来，我算看明白了，谁都不是他的对手。李文彬不是，江古碑不是，张普景和窦玉泉不是，连你老兄也不是。你听说了没有，凹凸山的老同志中间有个说法，说窦玉泉一时手软，终生为副，张普景一招失手，到死都没有当过党委书记。”


    陈墨涵说：“老朱你这样讲不合适，大家都是同志，什么对手不对手的，你确实是有点狭隘了。”


    朱预道说：“我反正是靠边了，但是我给你提个醒，梁大牙这个人，了不起啊，有本事。你别看他五大三粗的，他肚里有牙。你不是他的障碍便罢，只要你对他构成威胁，他就能把你搞掉，而且手段绝对高超，一点痕迹都不露。谁都不是他的对手。你要当心。”


    陈墨涵笑道：“老朱，谢谢你的提醒。不过，你是多虑了。我也是快六十的人了，我吃多了撑得难受要去给他当障碍啊?”


    朱预道说：“我是不服这口气。梁大牙对我是不公正的。我是犯了错误，可我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过，那时候风声那么紧，我还安排让张普景作了一次报告……你总得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吧?就这么一棍子敲死?窦玉泉来了，连饭都不让我吃，我寒心啊，我看他还能蹦跶几年?”


    陈墨涵见朱预道牢骚满腹，劝慰说：“老朱，这话我劝你不要瞎说了。既然离休了，未必是坏事。无官一身轻，颐养天年，何乐不为啊。”


    朱预道直愣愣地看着陈墨涵，嘴巴张了几张，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只顾自己唉声叹气。


    第二十五章


    八


    这一年，D军区司令员到了离休年龄，七个副司令员当中，最具有竞争实力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常务副司令员窦玉泉，一个是分管训练的副司令员梁必达，还有一个是少壮派参谋长林长征。林长征是红军后代，是年五十五岁，从年龄上讲，既占优势也是劣势。而梁必达六十有二，窦玉泉六十有四。后二者年龄均不占优势，全看工作需要了。


    从现有位置上讲，窦玉泉似乎更具有竞争实力。虽然自从抗战后期以来窦玉泉的位置一直屈居梁必达之下，但是进入高层，窦玉泉的理论修养就日显优势，而且在动乱时期受到的冲击不大，始终都在领导岗位上，不仅没有随风倒犯错误，还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保护同志的好事。同时，对于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和部队情况熟悉，在总部很受重视，在军区机关也是根深蒂固，加之为人随和，上上下下的关系都理得比较顺畅，有相当的实力基础，出任新司令员的呼声很高。


    梁必达在七二八农场当了几年改造对象，书倒是读了几本，毛笔字倒是练得有些功夫了，张牙舞爪但是别具一格气势恢宏，大言不惭地自诩为“梁体”——想当初，在农场时没有几个人说他的字写得好，“梁体”之所以成为“梁体”，已经是他当上军区副司令员以后的事了。一旦地位上来了，不是“体”也水到渠成地自成一体。但是，字写得好不等于水平高，隔离几年之后，对于部队情况相对就掌握得少一点，更不用说看文件吃透上级精神了。恢复工作之后，尤其是到了军区领导岗位上，仓促之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近年建树甚少。然而，行将离休的军区老政委、顾问组组长王兰田则大力举荐梁必达，认为梁必达实际工作经验丰富，思维敏捷，而且思路开阔，不因循守旧，接受新事物快，符合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D军区，王兰田自然是德高望重，不说一言九鼎，但在总部和军区机关说话都是相当有分量的。角逐到最后，由于参谋长林长征拟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军区新任司令员的人选实际上就将要从窦玉泉和梁必达两个人中间产生了。


    就在D军区司令员人选欲定未定悬而未决之际，有人从暗处打了一个横炮，在上级决策人的手里，出现了一份来路不明的材料。材料说，在抗战时期，凹凸山根据地某县县委书记李文彬之所以被俘，事出有因，是当时的分区司令员梁必达为了排除异己、打击内部与其意见相左的同志而一手制造的阴谋，李文彬在身陷图固之前，对此似有察觉。日伪将李文彬的行踪掌握得天衣无缝，疑点甚多，系内部人员故意透露。李变节后，凹凸山分区和国民党军刘汉英部联合锄奸，分区政委张普景要求活捉，弄清李被俘原委，但某某某禀承梁必达的意图，没有执行张普景的指示，要求执行者高秋江将李文彬击毙，造成死无对证的局面。


    李文彬在预感死期将至之际，曾试图致函组织，揭露梁必达的阴谋，就在被杀之前，还误将一份揭露材料交给了高秋江。但高秋江因欲报私仇同上司刘汉英反目，遭到刘汉英派遣的特工人员追杀，同时，在追杀高秋江的几路人马中，也有凹凸山分区派遣的锄奸人员，分析认为是梁必达杀人灭口之举……材料最后说，张普景曾写过《关于李文彬被俘的几个疑点》一文，对此有翔实的剖析，可惜“文革”期间张普景受到迫害，文件资料也尽数佚散。


    这份匿名材料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


    陈墨涵在获悉这个情况之后，情不自禁就想起了当初他和梁必达在七二八农场“改造”的时候，围绕一个“我”字展开的那场讨论——那简直就是一段谶语——看来梁必达现在是要“升”了，而且是最后的冲刺，但是，右边的“那条腿”也果然出现了，出其不意地来了个“扫堂腿”，打了梁必达一个冷不防。


    那么，梁必达的右边是谁呢?


    陈墨涵不是唯心主义者，但他还是注意了一下，这一注意，就又生出许多疑惑。


    这件事情显然不是小事，挑起事端的人可以说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孤注一掷，背水一战。无论是出于对史实的严肃性考虑，还是出于对个人名誉的负责态度，这件事情都是非查不可了。一查，就查了个水落石出。


    “文革”期间，造反派抄了张普景的家，但资料并没有毁掉，那篇文章几经辗转，现在在军部保密室收藏。但张普景的文章自陈证据不足，只是怀疑，无法定性，而怀疑的重点并不是梁必达，反而是窦玉泉。虽然那时候中央已经明确规定不再纠缠历史问题，但这件事还是给窦玉泉竞争司令员一职带来了很大的阴影，姑且不论张文对他不利，单就匿名信的锋芒直接冲着梁必达这一点，也似乎有理由怀疑是窦玉泉所为——这么大的首长了，还用这种鸡鸣狗盗的手段对付同志，的确有失君子风度。如此一来，窦玉泉的分数就大大地打了折扣，用旁观者的话说是“偷鸡不着蚀把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