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二十八、邵荃麟与冯牧

    应我的请求，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与我见了面。我给他的信里附上了我的旧体诗。诗中有“疾首煎肠忆旧时，风花雪雨曾相欺”“肩挑日月添神力，足踏山川闹自然”之语，无非是接受教训，努力改造，并无二心之意。


    邵荃麟的接见本身就表现了极大好意。他一见先称赞我的旧体诗写得真挚。他说，经过一番惊涛骇浪，愿意与我谈谈心。他说，已告《人民文学》杂志向我约稿，还要介绍我成为作协会员。他说丁玲对说她反党想不通，这里可能有一些下意识的东西。他的下意识反党论固然奇特，但他说这些事有一种客观感和距离感，确实这也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我想起他在批判丁陈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毁损作家的问题来了。后来形势的发展恐怕早就超出了他老的想像，大火烧，小火炖，浓烟薰，吐沫淹的结果越来越不像是挽救帮助，更与今后写出好作品无涉了。


    但是他主要与我谈的是一个观点，不但可以写先进人物，也可以写中间人物，写人物的转变。


    我已经记不清是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我看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头题，西戎的《赖大嫂》。写一个农村妇女，从赖皮厚颜到提高觉悟的故事。


    当时正在搞什么文艺八条、十条，从政策上试图搞得合情合理一点，把反右派以来左了又左的文艺思想稍稍规范一下。邵的中间人物论也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无法从更大的方面调整政策，只能说点中间人物之类的小打小闹，无非是让文学创作松动一下。


    邵荃麟的好意决无怀疑，但是他能做的也有限，我还得自己努力。


    这期间传出了海默的电影《洞箫横吹》受到老革命家保护的消息。《洞》片挨了棍子，后由于李先念同志看后觉得无大问题，乃转危为安。


    《文艺报》上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使一篇已经被戴上了人性论帽子的小说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


    刘绍棠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滑稽梯突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多么不可思议，刘整成那个样子，反而变得笑声不断了。


    燕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诗《夜耕》，使我想到他在北大荒的劳动生活。为了避免麻烦，我没有与他们当中任何人联系。


    从韦君宜的《月夜清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等作品中，都折射出他们几年来下放农村的经历，他们都以最美好的心情概括与回味农村劳动的生活，在苦水中培育出怡人情性的鲜花。汪的作品还运用了点心理独白，视角转换的手法，在那时已属空穴足音，令人感动了。


    那个年代我最着迷的是茹志鹃与李準，后来才知道了浩然。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们是少数能够歌唱的天之骄子，他们明媚春光，他们欢声笑语，他们紧随时代，他们宣扬先进，他们独领风骚，他们是文学的骄子，时代的宠儿。李準的《李双双小传》本来是歌颂公社的食堂化的，但是在不搞食堂之后，他仍然能起死回生，写出性格生动火红的李双双来，拍了电影，得了奖。他的《耕云播雨》《龙马精神》都使我羡慕，心向往之，知自己实不能至。毕竟对农村生活没有李老兄熟悉呀。


    而从阅读上给我以满足和亲近感的是茹志鹃，她仍然多情，她语言如歌如诗，她变成了我的唯一，既符合大跃进精神，也保持着语言与人物，题材与叙述的细腻的艺术感。我决心向茹志鹃学习，用心血歌颂时代。但不久她也受到了（老是写）家务事儿女情的非议。那确实是一个你想尽办法歌功颂德，想尽办法靠拢跟随，就是不让你歌颂得成，就是不要你靠拢跟随的时代。


    那一段我读到艾芜的《雨》，同样歌颂大跃进，但写得丝丝入扣，多情多姿。法捷耶夫的一篇评论里高度评价安东诺夫的《雨》，说是像这样的小说，如果契诃夫有知也会称赞的。我找来了安的《雨》，果然精彩，而且比咱们放得开。


    我读到了欧阳山的《在软席车厢里》，题材新颖，竟然写到了一个干部因写作而放弃了官职，最后失败的故事。我读到了菡子的《前方》，写解放战争，写战斗英雄、死难烈士，通篇用第二人称，如信如诗，直扣心扉，实属佳作。


    我也读到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我只觉得作者有一种寂寞的心趣。回忆起来，他老也是批胡风的积极分子呢。


    浩然的《喜鹊登枝》我是从《北京日报》上看到的，我佩服他的轻盈多姿，只是觉得浅得近乎廉价，更像极优秀的命题作文。


    那一段我喜欢读的还有柳圯写抗日战争的《长城烟尘》，《王汶石》写大炼钢铁的《黑凤》，丁玲的长篇选载《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有秦兆阳的长篇选载。但所有这些长篇都未有完工。王汶石的写大跃进的中篇，开头极吸引人，写下去却不知所云，不知所终了。


    《青春万岁》的出版事宜重新提到了日程上，令我不胜唏歔，却根本不敢相信其可能实现。中青社请了当时文艺报的负责人冯牧代审，冯对此稿印象颇好，只要我把太多的写到苏联文艺作品对于那时的中国青年的影响的地方删一删。这是我第一次到冯牧家里拜访，他眉清目秀，口齿清晰，忙忙碌碌，随随便便，他一直是这么一幅风度，不太像文人，更加不像领导。


    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反右关口的黄秋耘对我关心备至。我常常到大雅宝胡同他家去看望他。每次他都是唉声叹气，无法可想。他在此年十月告诉了我“精神又变了”消息，他指的是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强调。他回顾了他亲历的整风反右时期的同样场面，他在邵荃麟家中，见到邵接了一个电话，立刻神情一变，紧张地说：“要收了。”他还说到邵荃麟的匪夷所思的想法，说是六十年代初期，作家们想写大跃进中的种种画面与教训，又不敢写，他设想能不能出一个内部文学刊物，只限于领导干部阅读参考，文学内参？旷古未闻。


    他的说法令我产生了更加古怪的念头，不，不是念头，只是一个调侃罢了。我想说的是，如果阅读文学作品有级别限制的话，能不能搞个上限，即办一个只准二十三级以下员工和农民看的刊物？当然，我没有敢多说，我流露了几句，黄秋耘也没有听懂。


    黄秋耘早年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喜爱文学，喜爱罗曼罗兰，尊崇人道主义。五十年代中期，他写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刺在哪里》为一些人和事不平，后来又写了《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为一篇揭露阴暗的作品张扬。六十年代，我得到了他老的极大的关心友谊，我永远忘不了他住的那套房子，他始终忧心忡忡，无可奈何，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无法帮我发表什么新作。


    从此，昙花一现地发表了一点小文字的摘帽右派们再次销声匿迹。我的姐姐告诉我，上面已经传达，摘帽右派，就是右派，仍按右派掌握。姐姐唯恐我再找不素净，每次见面，不忘猛浇冷水降温。形势一变，文艺十条八条之类，偃旗息鼓，就跟没有发生过那回事一样。我的所有稿件都被退回。《青春万岁》再次搁浅。黄秋耘不断地给我出主意，一会儿说辽宁的《鸭绿江》开明一点，一会儿说天津的《新港》可能方便一些。但是我的稿子寄去，都没有戏。


    这里有趣的是并没有文件或口头传达说什么什么人从此不要再出现了。一切决定于精神与气候，精神一变，气候一变，一切自然改变，谁都不愿意往枪口上撞，当然。同时谁也不会正式告诉你根据什么你就歇着吧，你就名存实亡吧……没有通知，没有禁令，胜似通知，胜似禁令。你已经无法可想。邵燕祥刚刚在上海发表了一篇《小闹闹》，写一个襁褓婴儿，也受到德高望重的老评论家唐弢的猛烈抨击。


    甚至连说过《青春万岁》的好话的好人冯牧，当形势一变，别人问到他对王某长篇的看法时，据说他甚为尴尬。